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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汉诺威
［注：信上盖有椭圆形图章：“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编者注］
1865年11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密勒［注：李卜克内西的化名。——编者注］：
　　自从代表会议[179]在这里开过以后，我又大病了一场。后来又为家务事离开了伦敦。[174]所以我一直就没有写信。至于你的报告[474]，我没有向代表会议宣读，因为关于我个人在其中谈得太多了。你在柏林演说中，犯了些令人很不愉快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只有你才能犯的，因为所涉及的事实只有你知道，但是这些事实被你讲错了，而且有一半也被你遗忘了。［注：见本卷第139页。——编者注］不过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我接到了一封柏林来信[176]，正准备回信。到柏林去，我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即使我能去，也谈不到做什么鼓动工作，这你知道得很清楚。普鲁士政府宣称，对我来说，大赦仍然不给我在普鲁士居住的权利，只准许我作为一个外国人路过俾斯麦的天下，[178]这不是无缘无故的。
　　这几天内我将给你寄去几号《工人辩护士报》。你可以随意用任何题目给它写点东西，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都行。目前这份报纸立意很好，但是还太平淡。当然，我本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时间为它撰稿，虽然我是它的理事之一[201]。（由于讨厌的病经常复发，我曾经不得不暂时停止去最后完成我的书［注：《资本论》。——编者注］，现在我只好把全部时间都放在这上面，而有一部分时间仍然被国际协会占去。）恩格斯曾经答应撰稿［注：见本卷第161、164页。——编者注］，但是还一点没有做。其他一些人也是这样。
　　代表会议决定5月底在日内瓦举行公开的代表大会。也批准了届时要讨论的问题大纲［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但是，只有属于同我们有联系的团体并由它们派出的代表，才能出席大会。我现在十分郑重地建议你（在美因兹我要通过施土姆普弗来建议，而且还要把这点写信告诉柏林人［注：奥古斯特·福格特、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泰奥多尔·梅茨内尔。——编者注］）带几个人参加协会，人数多少无所谓。我会把会员证寄给你，钱由我来付，这样你就可以把它们分发出去。但是现在就要行动起来！任何团体（不管它有多少人），只要付五先令就可以集体加入协会。可是那些每张收一先令的会员证就使你有权取得个人会员资格，这对于所有到外国去的工人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不要把这个金钱问题看得太重。主要的是在德国招募会员，既要个人会员，也要团体。在代表会议上，佐林根是唯一派了代表的地方（他们已经把代表权力赋予我们的老朋友贝克尔［注：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编者注］，如果你认为此人是哈茨费尔特这个泼妇的工具，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大纲（代表大会上要讨论的问题）我在下一封信里寄给你。在巴黎，所有的自由派报纸和共和派报纸都对我们的协会大事渲染。著名的历史学家昂利·马丁在《世纪报》上发表一篇关于协会的热情洋溢的社论[180]。
　　关于昆施特，我什么也没有听到[475]。
　　有一件事也许会使你感到奇怪：在收到柏林工人的信以前不久，我也从那个城市——当然也就是从“启蒙运动的中心和基地”——收到了洛塔尔·布赫尔的一封信，邀请我担任《普鲁士国家通报》的金融问题的伦敦通讯员，他向我示意，凡是一生中还想对德国有影响的人，就应当“投靠政府”。我已经给他写了几行回信，他大概是不会发表的。你当然也不必在报纸上公布这件事，但是你可以私下告诉你的朋友们。
　　弗莱里格拉特的伦敦的小铺子，也就是说，瑞士银行的伦敦分行，就要停业了，在1866年以前绝不会复业。
　　代我向你的夫人和阿利萨［注：厄内斯蒂纳·李卜克内西和阿利萨·李卜克内西。——编者注］衷心问好。

　　忠实于您的　威廉斯［注：：阿·威廉斯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我弄到几封有趣的信，这是伯恩哈特·贝克尔在很久以前住在伦敦时写给罗德博士的。
　　我又拆开了这封信（撕破了一些），想再写几句：今年春天我给库格曼医生寄去了一封信和我们协会的一些会员证。我连一封回信也没有收到。[476]你说的那封信，我也没有收到。请你写信把这情况告诉他。如果他要给我写信，就让他写“阿·威廉斯先生收”，不要再写别的称呼。


　　注释：
　　[174]1865年10月20日至11月初，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第155、168、487、490、494页。
　　[176]指的是柏林工人泰·梅茨内尔、齐·迈耶尔、奥·福格特于1865年11月13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他们在信中详细地报道了德国的工人运动以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分裂，并邀请马克思到柏林去领导联合会。——第158、159、160、490页。
　　[178]1861年1月12日，普鲁士因威廉一世即位而宣布大赦，蛊惑人心地准许政治流亡者“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1861年春天，马克思在逗留柏林期间曾经设法要求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但是遭到了拒绝，普鲁士当局借口他在1845年是“自愿”放弃普鲁士国籍的，“因此”“只能”被看做是一个“外国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67—685页）。——第161、458、490页。
　　[179]法国代表们关于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曾经发表于1865年10月8日的《民论报》、1865年10月12日的《民族未来报》、1865年10月14日的《世纪报》以及其他一些法国报纸上。
　　伦敦代表会议于1865年9月25—29日举行。总委员会委员和各支部领导人参加了会议。
　　代表会议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批准了它的财务报告和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程。马克思排除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终于把恢复波兰的独立这一要求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由马克思领导筹备和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在国际的建立和健全组织的时期起了巨大的作用。——第161、483、489、495页。
　　[180]在1865年11月18日的《工人辩护士报》第141号上刊载了彼·福克斯写的关于1865年11月14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见《1864—1866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会议记录》1961年莫斯科版第89—92页）。在这次会议上，法国通讯书记杜邦宣读了1865年10月14日《世纪报》上刊登的法国代表们关于伦敦代表会议的报道的前言。前言的作者是法国历史学家、国际的成员昂利·马丁。他对国际、它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以及将要在1866年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程作了高度的评价。
　　昂利·马丁列举了议程中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特别提出了议程中的第九点：“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并通过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64页）。在代表会议上和代表会议以后，法国蒲鲁东主义者托伦和弗里布尔竭力反对这一点，宣传无产阶级要放弃政治活动。——第161、491页。
　　[201]《工人辩护士报》从1866年2月10日起改名为《共和国》周报。它的编辑部虽然已经改组，但仍然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机关报，该报发表了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其他文件。马克思任工业报公司（参看注159）理事会成员直到1866年6月9日。但是工联的机会主义领导人使马克思的拥护者失去影响，以致1866年4月奥哲尔被任命为总编辑。该报从1866年9月8日第183号开始，宣布自己是改革同盟的机关报，而且实际上完全处于激进派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该报于1867年7月20日停刊。——第177、490、593页。
　　[474]指李卜克内西为伦敦代表会议起草的《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第490页。
　　[475]李卜克内西在1865年11月中写给马克思的信里说，有一个来自柏林的昆施特，准备通过书面形式请马克思帮助在一些学术性杂志上发表关于《资本论》的批评文章。——第491页。
　　[476]指马克思于1865年2月23日写给库格曼的信（见本卷第454—459页），库格曼在1865年12月20日才写回信（马克思在1866年1月15日写的对这封信的回信，见本卷第497—499页）。——第4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