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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亲爱的弗雷德：
最热烈地祝贺你逃出了埃及的幽囚。
为了祝贺这件事，我喝了“不该喝的一小杯”，不过是在深夜，而不是象普鲁士宪兵那样在大清早。
附上威廉的内容丰富的信。你将从信中看到，他突然自封为我的监护人，并给我规定了各式各样“必须”做到的事情。
我必须出席他们的八月代表大会；我必须在德国工人中露面；必须立即把国际的会员证寄去（在这之前曾就此事问过他们两次，而他们整整三个月都没有答复）；必须改写《共产党宣言》；必须去莱比锡。
他在信里诉苦说，他不能偿还我那两英镑（我替他给埃卡留斯的），但又表示可以给我德国之行的旅费，真是天真到了极点！他的毛病改不掉了！
显然他对你义愤填膺！我已经给他回信，说他误解了你的信。这个人根本不能了解，信念与干练完全不是截然对立的，而他根据自己的办报经验却认为不是这样，同时在他看来，其他人如果不想丢丑的话也应该这样看。
我们的威廉是个多血质者和说谎者。所以在描述对施韦泽的胜利时他又言过其实了。不过这里总还有些东西是符合实际的。如果施韦泽在自己的联合会中的地位没有动摇，他是不会回到哈茨费尔特派教会去的。另一方面，他荒唐地发动了最近的政变[277]，从而加速了整个分裂。但愿德国工人运动通过这一事件将最后脱离拉萨尔的幼稚病阶段，这种幼稚病的残余则将由于宗派主义者完全遭到孤立而被铲除。
至于威廉的那些“绝对命令”，我对他回答如下：
我根本没有感到有必要在德国工人面前露面，我也不去出席他们的代表大会。只有在他们真正加入国际并且为自己建立起象样的党组织之后，——纽伦堡代表大会[132]表明，单纯的诺言、倾向等等是很难令人相信的——经过一段时间才会有这样做的理由。此外，必须清楚地了解，对我们来说，新的组织不大可能是人民党[87]，正象不大可能是拉萨尔派教会一样。如果我们现在去了，我们就不得不发言反对人民党，这当然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所不喜欢的！如果他们居然同意——这才是怪事——这样做，那我们就必须运用我们的全部影响来直接反对施韦泽及其一伙，而不是通过工人本身的自由发动来实现这种变革。
至于改写《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只要一收到他们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等，我们就对此加以考虑。
他那两英镑让他自己留着吧，他也不必为我的旅费操心。他们对贝克尔的态度我是赞成的。
这方面要谈的就是这些。
至于迈斯纳，当然最好由我同他面谈。不过你如果有时间准备点东西出来（特别是在不损害你的眼睛的情况下），那末，有稿子要比没有稿子更易于谈判。据我所知，迈斯纳认为五印张比两印张好。他自己对我说过，册子越小，销售越麻烦。
对于高尚的格莱斯顿和清教徒布莱特对待奥维伦德—葛尼公司案件[204]的态度，你有什么看法？
普鲁斯对于谋耳德开枪事件的解释也很妙[283]，这一行动并不象曼彻斯特各报所描绘的那样是无罪的。照他说来，骚扰取缔令[284]可以不必宣读。只要不领国家薪俸的民事法官中的一个猎狐爱好者凑到一个军官耳边悄悄说一声开枪，就行了。甚至连这样做也不必要。士兵们可以开枪自卫（自卫的必要性由士兵自行决定）。不过，那就连武器法[285]也该取消，每个人在遭到士兵袭击时都可以用自己的武器自卫。
葛尼案件，内阁对这个案件以及对谋耳德事件采取的行动，还有大臣们伙同拉穆达和其他畜生反对工联法案的行为，这一切大大损害了格莱斯顿—布莱特在伦敦工人中的声誉。
劳拉病了两个星期，一直躺在床上，听说现在好了。他们退掉了那所房子，将在10月份搬到一个空气较好的地方去（蒙马特尔或类似的地方）。
向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摩尔
注释：
[87]指1868年4月27日至5月23日举行的关税议会的第一次会议。
关税议会是关税同盟的领导机构，该同盟是在1866年战争和普鲁士于1867年7月8日同德国南部各邦签订条约以后成立的；根据条约规定，建立了这一机构。议会由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和德国南部各邦——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专门选出的代表组成。参加这个议会的工人代表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它本来只应当研究商业和关税政策问题；俾斯麦却力图逐步地扩大它的权限，把它扩展到政治问题上去，他的这种企图遭到了南德代表的顽强抵抗。
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与民族自由党相反，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坚持既包括普鲁士又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所谓“大德意志”计划。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是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倾向的代表者。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第69、143、236、262、277、310、312、315、321、360、426、459、609页。
[132]1868年7月23日，倍倍尔以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名义邀请国际总委员会出席纽伦堡代表大会，邀请书中写道：“列入议事日程的重要问题当中，……纲领问题占主要地位。我们……拟建议代表大会接受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并建议该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倍倍尔领导的联合会的纽伦堡代表大会，于1868年9月5日至7日举行。总委员会派埃卡留斯为正式代表，除他之外，还有国际的几个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六十九票对四十六票）通过了关于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并通过了承认它的基本原则的纲领。在代表大会上选出了一个由十六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实地执行这一决议；这十六人于1868年9月22日由总委员会批准组成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执行委员会。纽伦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组织工会的决议，并听取了李卜克内西关于军备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要求废除现有的军队。——第121、136、160、169、270、312页。
[204]指1866年英国大银行之一奥维伦德—葛尼公司的破产。这次破产使很多储户破产，在全国引起了愤懑。这一事件成了法院审理的对象，1869年12月结案时，公司经理均被宣判无罪。——第192、234、313、690页。
[277]1869年6月18日，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施韦泽和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影响下的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见注269）主席门德，在1869年6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70号上发表了呼吁书，号召两个联合会的会员在1863年拉萨尔派章程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要求就这一问题进行投票，选举统一联合会的主席。施韦泽利用两个联合会工人们渴望统一的心情进行了投机，通过被当时人称之为“政变”的这种手法，达到了如下的目的：取消了1869年春在巴门—爱北斐特举行的联合会大会确定的比较民主的领导原则（见注259），在其拉萨尔派章程的基础上改组了联合会（该章程赋予联合会主席独裁特权），自己当选为统一联合会的主席。这次“政变”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中引起愤慨，促使先进会员退出了联合会。——第305、312页。
[283]指英国矿工在登比郡的谋耳德附近同军警的冲突，工人们抗议降低工资和矿井主管人对他们的侮辱。1869年5月28日，一群工人试图搭救被逮捕的同志，结果遭到枪击。五人被打死，许多人受伤。法庭袒护了这次对赤手空拳的工人的开枪事件，并判处“暴动者”十年苦役。内务大臣普鲁斯在下院宣称，士兵有权首先向人群开枪自卫。——第313、316页。
[284]骚扰取缔令（Riot Act）于1715年生效，禁止十二人以上的一切“骚扰性集会”。遇到违法情况，当局有责任提出特别警告，如果集会者在一小时内不散去，则使用武力。——第313页。
[285]武器法（Arms Act）把一切未经许可携带武器的人看作是社会治安的破坏者，应依法惩办。乔治三世时期，即十八世纪末，曾颁布一项法令，也规定事先未经许可不得进行掌握武器的训练。——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