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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亲爱的摩尔：
附上李卜克内西寄来的一些东西以及附件，其中没有多少新东西，因此我没有急于寄给你。出于显而易见的考虑，我根本没有向希尔施提及整个这个邮件，最好是避免无益的争吵。
赫希柏格从什文宁根给希尔施写了一封信，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种来这里的邀请并能受到良好的接待，希尔施对此甚至未予理睬。对于赫希柏格随后寄来的明信片，希尔施也以明信片回复他说，你还没有回来，而希尔施他自己也打算到海边去。这样，想必此人就不会来打搅我们了。
此外，要是你能把材料给我寄回来，那就好了。我终究还得给倍倍尔回信[173]，首先，由于希尔施希望弄清楚他同倍倍尔的关系，他为此事有些急躁，其次，因为柯瓦列夫斯基给你捎去的那本《年鉴》使我们幸而得以直截了当地向这些人指出，为什么我们决不能给哪怕会受到赫希柏格最微小影响的机关报撰稿。我指的是下列文章：
（1）署名∵（赫希柏格，大概还有伯恩施坦和吕贝克）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174]；
（2）署名卡·吕（吕贝克）的几篇短评，特别是对柯恩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评论的结语[175]；
（3）署名马·施·（布勒斯劳的马克西·施累津格尔）的寄自德国的报告之一[176]。
赫希柏格直截了当地宣称，德国人犯了错误，他们把社会主义运动变成了纯粹的工人运动，并且由于不必要地挑逗资产阶级而给自己招来了反社会党人法[139]！他还说什么运动应当由资产阶级分子和有教养的分子来领导，它应当具有十分和平的、十分改良的性质，等等。你可以想象，莫斯特在多么起劲地攻击这些卑劣言论，并再次以德国运动的真正代表自居。[177]
简言之，在这件事以后，我们最好是表明我们的立场，至少要对莱比锡人表明，我想，这一点你也是会同意的。如果党的新机关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和赫希柏格唱一个调子的话，那末，我们也许还不得不公开地这样做。
等你把材料给我寄来的时候（我这里还有一份《年鉴》），我将草拟给倍倍尔的信，并且寄给你。你当然不必为这些琐事而中断你的休养。不过，应当迅速采取某种措施，否则，希尔施又要往各处写私人信件，这就会使整个事情带有过多的个人性质。
自从俄国外交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不得不考虑俄国内部事态以来，它就很不顺利。它的虚无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正在彻底破坏同德国的联盟，以致这一联盟至多只能在短暂的时期内表面上修补一下，就在这样的时刻，它的阿富汗代理人正在驱使英国在对德作战时投入俾斯麦的怀抱。我确信，俾斯麦正在尽力设法挑起对俄战争。只要同奥地利和英国结成联盟，他就会下决心这样干；英国可以保证丹麦，大概还有意大利，甚至还可能有法国对他保持中立。然而，最好是俄国本身快点发生危机，并由于内部变革而消除战争可能性。局势逐渐变得对俾斯麦极为有利。对俄国和法国同时作战将成为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因此，沙文主义就会大发作，这将使我们的运动受到好多年的摧残。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英国加入同盟，对俾斯麦将是极为有利的：这将是一场长时间的艰苦的斗争，但是最终结局有五分之三的可能性会象七年战争那样。
赛米·穆尔来信说，出售地产的事一般进行得很好。大部分按地租总额的三十九至四十倍的价格卖出。只有沼泽地和森林地未卖出，他们估计这些地连同林木的价值是一万一千六百英镑。他们认为这部分地产可以留到设菲尔德营业好转时再说，并希望到那时能卖上更好的价钱。
拉法格家情况如何？自从彭普斯上星期五［注：9月5日。——编者注］到那里去以后，保尔毫无音信。
肖利迈的风湿病还没有好，他仍在试用各种疗法。龚佩尔特建议他到巴克斯顿去，他昨天说，如果不很快见好，他本周末就前往那里。他、彭普斯和我衷心问候你们全家，并希望海滨生活对你有效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能住就住下去吧！你回来后，在这儿的变化无常的天气里会是一种什么情况，我是知道的。那就毫无办法了。
你的 弗·恩·
注释：
[13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实施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价，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76、102、340、374、390、395、409、421、445、447、457页。
[173]指对奥·倍倍尔1879年8月20日就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问题给恩格斯的信的答复。这封复信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通告信》（见本卷第368—384页）。——第101页。
[174]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的一篇基本纲领性的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该文作者是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第三部分《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中对这篇改良主义文章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毁灭性的批判（见本卷第376—384页）。——第101、367、389、397页。
[175]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的评论部分，刊登了卡·吕贝克对瓦尔特、柯恩、迈耶尔和弗兰茨等人的著作的四篇评论。——第102页。
[176]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社会主义运动成就的报告》部分，刊登了两篇寄自德国的报告，其中第一篇的作者是马克西米利安·施累津格尔。——第102页。
[177]在约·莫斯特出版的1879年8月30日《自由》（《Freiheit》）第35号和9月6日以《现在怎么样？》（《Was nun？》）为题的试刊上，刊载了两篇文章，从“极左”立场出发反对《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这两号《自由》中，前一号在“社会政治评论”栏内对《年鉴》登载的几篇文章作了总的评述，后一号在《也来回忆》一文中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这篇文章作了详尽的分析。——第102、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