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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363]
俄国人做了一件好事：他们毁坏了英国的“伟大的自由党”，使它长时间不能成为执政党；而执政的托利党也竭力通过卖国贼得比和索耳斯贝里（后者是内阁中真正的俄国工具）来自己杀死自己。
由于1848年开始的腐败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完全落入了卖身投靠的工联首领和职业鼓动家手中。这帮家伙跟在格莱斯顿、布莱特、蒙德拉、摩里之流以及工厂主恶棍等等的后面，为了各族人民的解放者——沙皇的更大的荣誉而大喊大叫，可是自己的阶级兄弟被南威尔士矿主逼得快要饿死了，他们却无动于衷。[363]卑鄙的家伙！为了把这一切做得更彻底，在下院最近投票时（2月7日和8日，“伟大的自由党”的大多数台柱——福斯特、娄、哈尔科特、戈申、哈廷顿甚至（2月7日）伟大的约翰·布莱特本人——为了避免表决使自己过份丢脸[366]，在投票时丢下自己的队伍不管而逃之夭夭），下院中仅有的工人议员，而且说来可怕，是直接代表矿工的议员而且本人就是血统矿工的伯特和卑贱的麦克唐纳，竟然同颂扬沙皇的“伟大的自由党”喽罗一致投票！
但是，迅速展示出来的俄国人的计划立即驱散了魔力，破坏了“机械的鼓动”（一张张五英镑钞票就是这种机械的主要推动力）；在这种时候，莫特斯赫德、豪威耳、约翰·黑尔斯、希普顿、奥斯本之流以及所有这些坏蛋要是敢在任何一个公开的工人群众大会上讲话，就会有“生命危险”；甚至他们的“凭票入场的非公开的会议”也被人民群众用暴力冲垮和驱散。
但是迟钝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觉醒得太晚了，至少从当前的事件来看是如此……
俄国的外交远不是支持“基督教”对“新月”的无理的仇恨。它认为，土耳其虽然在欧洲已被压缩到君士坦丁堡和鲁美利亚的小部分地区，但是在小亚细亚、阿拉伯等地却有巩固的内地，因而应该通过攻守同盟使之受制于俄国。
在最近的一次征讨中，十二万波兰人在俄国军队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要做的是把土耳其人同波兰人合并到一起，于是欧洲的两个最骁勇的、渴望向欧洲复仇雪耻的民族，就都将站到俄国的旗帜下，——主意倒不错！
1829年普鲁士的作法和现在正好一样，但当时它充其量还只是欧洲小国中最大的一个，而且显然是在俄国的庇护之下。
吉比奇使俄军在越过巴尔干（1829年7月）之后陷入了绝境，对此毛奇作了很好的描述。[367]当时只有靠外交手段才能解救它。
第二个战役的结局几乎和第一个战役同样糟糕[368]，此后会是finis Russiae——会是俄国的末日。因此沙皇尼古拉以参加普鲁士亲王威廉（如今是德国皇帝）的婚礼为名，于1829年6月10日到达柏林。他请求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戴着胜利的花冠”[369]）对土耳其政府施加影响，让它派出代表，以便开始议和。这时吉比奇还没有越过巴尔干，他的大部分军队被阻截在锡利斯特里亚城下和苏姆拉［注：保加利亚称作：锡利斯特腊和苏门（现在称作：科拉罗夫格勒）。——编者注］附近。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按照同尼古拉的协议，正式派遣缪弗林男爵为驻君士坦丁堡的特命公使；但他在那里应当作为俄国利益的代理人进行活动。缪弗林简直是个俄国人，正象他本人在《我的一生》这本书中所说的一样；1827年他拟定了俄国进军计划，他极力主张吉比奇不惜任何代价越过巴尔干，而他自己则以调停人的身分在君士坦丁堡进行阴谋活动；他自己说，被这次进军吓坏了的苏丹［注：马茂德二世。——编者注］将会求助于“他这位朋友”。
在保障欧洲和平的幌子下，他把法国和英国拉到自己方面来；对于后者，他的办法是通过英国大使、亲俄的罗伯特·戈登对他的哥哥阿伯丁伯爵施加影响，又通过阿伯丁对威灵顿施加影响，威灵顿后来对此懊悔万分。
吉比奇在越过巴尔干时，于7月25日（1829年）满意地收到列施德—帕沙关于开始和谈的书面邀请。同一天，缪弗林初次同罗伊斯—埃芬蒂（土耳其外交大臣）［注：括号内的说明大概是威·李卜克内西加的。——编者注］会谈，他以自己的（罗伊斯亲王般的［注：亨利希七十二世。——编者注］）激烈讲话吓倒了对方；其间他还提到了戈登等等。在普鲁士公使（在英国大使戈登和法国大使吉埃米诺支持下；二者都已被缪弗林说服）的压力之下，苏丹接受了下列五项和平条件：（1）奥斯曼帝国的完整；（2）保留土耳其政府和俄国之间原有的条约；（3）土耳其政府参加法国、英国和俄国之间（1827年7月6日签订的）有关调解希腊问题的伦敦公约[370]；（4）切实保证黑海航行自由；（5）土耳其和俄国代办进一步会谈有关双方赔偿的要求及其他一切要求。
8月28日，两名土耳其全权代表，萨迪克—埃芬蒂［注：穆罕默德—萨迪克—埃芬蒂。——编者注］和阿卜杜—喀德—贝伊，在居斯特尔（普鲁士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武官）陪同下到达阿德里安堡［注：土耳其称作：爱德尔纳。——编者注］，俄国总参谋部设在这里已经将近一星期。9月1日，俄国全权代表（阿列克寒·奥尔洛夫和帕连）刚刚到达布加斯，吉比奇没等他们到来便开始了谈判。
但是在谈判期间吉比奇一直把自己的军队向君士坦丁堡推进。他（不顾自己的困境，或者说得确切些，是由于这种困境）骄横无耻地要求土耳其全权代表在八天的期限内同意下列条款：
布来拉、茹尔日沃［注：罗马尼亚称作：朱尔朱。——编者注］和卡拉法特的要塞应当拆毁，这些地方本身划归瓦拉几亚。土耳其把黑海上的阿纳帕和波提与阿哈尔齐赫帕沙辖区割让给俄国；七十万“布尔斯”（约一亿二千万法郎）的军事赔款，缴纳赔款的保证是，将锡利斯特里亚和多瑙河各公国留给俄国人作抵押。给俄国商人大约一千五百万法郎的赔款以补偿他们的损失，赔款应分三期缴纳，每付款一次，俄国军队就后撤一步，先撤到巴尔干山麓，然后撤到这个山脉以北，最后撤到多瑙河彼岸。
土耳其政府对这些条件提出抗议，这些条件同沙皇［注：尼古拉一世。——编者注］关于不提过分要求的保证是显然矛盾的。新任普鲁士公使罗伊埃尔（缪弗林，这位“土耳其政府的朋友”和和平天使干完自己的刽子手勾当以后，于9月5日溜走），和受缪弗林欺骗的吉埃米诺将军以及罗伯特·戈登爵士一道支持土耳其政府的抗议，因为这种蛮横态度违背了约定的条件，这甚至使得“戴着胜利的花冠”的人也感到走得太远了。吉比奇知道，他在军事方面处境困难，于是作了虚假的让步：同意从正式和约中删掉关于军事赔款数额的条款；缩减赔偿俄国商人的第一期付款额，因为正象土耳其代表声称的，“最无知的人也知道，土耳其政府无力支付”。和约终于在9月5日签订。[371]
欧洲反应强烈，英国非常愤慨；威灵顿大发雷霆；连阿伯丁也从紧急报告中看出，和约的每一项条款都包藏着危险，因而力图缔结一项普遍盟约，由所有大国（包括俄国在内）保证东方的和平。奥地利没有反对；但普鲁士破坏了这个计划，拯救了俄国，使它摆脱了欧洲会议对它的威胁。（当时，法国由于查理十世准备实行政变，打算同俄国订立秘密协定；还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规定法国应该取得莱茵河各省。[372]）
这种情况使涅谢尔罗迭感到可以放手地干；他给英国大臣们发了一封蛮横无礼和口吻轻蔑的电报，也就是发往伦敦给利文伯爵（俄国大使）的那封电报。
这就是普鲁士当时的所作所为，而如今它又以更大的规模重复了同样的作法。这班霍亨索伦真是好样的霍亨施陶芬！俾斯麦在他处理奥地利和法国事务时[373]毫不费力地表现了国务才略；反对奥地利时他依靠波拿巴和意大利人，而在反对法国时他得到整个欧洲的支持。此外，他所追求的目的是由形势提出并做好了准备的。
现在形势复杂化了，才能就完了。［注：在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中，这封信后面刊有下面一段话，这段话没有确定是马克思信中的一部分还是李卜克内西本人写的：“俄国内部并不平静。温和的亚历山大想在新地岛为政治犯建造苦役监狱。这是la mort sans phrases——真正的死刑。最好是在最近一两年内奠定和平。这首先有利于俄国内部崩溃的进一步发展。俄国政府的第一个步骤会是（按照1815年以后普鲁士的样子）迫害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动者。[374]需要他们时就利用他们；军事上的忙乱一停止，惩罚立刻接踵而至。”——编者注］
注释：
[363]马克思就东方问题给李卜克内西的两封信（1878年2月4日和11日），是为了答复李卜克内西1878年1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的请求而写的。李卜克内西请求用一篇或几篇文章的形式给他提供评论东方问题的材料。马克思的这两封信作为下述小册子第二版的附录发表（未注明作者）：威·李卜克内西《论东方问题，或欧洲是否应该是哥萨克的？对德国人民的警告》1878年莱比锡版（W．Liebknecht．《Zur orientalischen Frage oder Soll Europa kosakisch werden？Ein Mahnwort an das deutsche Volk》．Leipzig，1878）。在第一版问世一个月之后出版的这本小册子第二版的跋注明日期为1878年2月27日。跋的末尾说：“作为结尾我要引用一位朋友的两封来信，他研究东方问题胜于任何别人。见解之深刻，观点之锐利，知识之渊博——这一切表明他是一位大师。见利爪而识雄狮。”——第294、297页。
[366]1878年2月7日和8日下院就英国干预俄土战争时给政府追加拨款问题进行了辩论。以福斯特和布莱特为首的自由党首领们，原先激烈反对拨款，甚至根本反对任何针对俄国的行动，这时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躲避不参加最后的表决，使保守党政府获得了可观的多数。——第298页。
[367]毛奇《1828年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Moltke．《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Berlin，1845）。1877年该书再版。——第299页。
[368]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期间，1828年夏（4—9月）进行了第一个战役，1829年夏（5—8月）进行了第二个战役。——第299页。
[369]“着胜利的花冠，你值得赞扬”—巴·格·舒马赫《柏林民歌》一诗的首句，这首诗成为普鲁士国歌的基础。——第299页。
[370]伦敦公约是俄国、英国和法国在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期间于1827年7月6日签订的，公约确认希腊有自治权，包括关于外交上承认希腊的协定，并规定了三国在调解希土关系方面的调停者地位。——第300页。
[371]阿德里安堡和约是俄土两国于1829年9月签订的，它结束了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根据条约，多瑙河口及附近诸岛屿，以及库班河口以南的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土地，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不得不承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给予它们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来保障，这等于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同土耳其的联系仅在于向苏丹纳年贡），遵守以前就塞尔维亚自治问题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并用特别敕令在法律上把这种自治固定下来。——第301页。
[37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40—541页。——第301页。
[373]指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第302页。
[374]暗指对于所谓“蛊惑者”——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内德国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的迫害。这个运动在知识界和大学生中，特别是在大学生学生会中得到了推广。十九世纪初德国出现的这些学生会积极参加了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但是它们没有摆脱民族主义的影响。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以后，学生会的许多具有反政府思想的参加者为争取德国的统一而斗争，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1819年大学生桑得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的代理人科采布，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蛊惑者”是1819年8月德意志各主要邦的大臣们举行的卡尔斯巴德代表会议的决定中对参加这一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