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七卷
70.
致康拉德·施米特
尊敬的先生：
您11月5日和12月28—31日两封信我都收到了，我很关心地注视您在德国一些大学所作的尝试的进展情况。[120]容克和资产者联合统治不同于1848年以前容克和官僚联合统治的地方，仅仅在于它有较广泛的基础。当时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态度[84]在庸人中间曾经引起普遍的愤慨，现在也以完全同样的态度对待杜林。[121]但是当所有的大学对您关闭时，正是这些庸人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
的确，对您来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从事写作，对于这个工作，柏林当然是全国最合适的地方。我很高兴，您（在您的第二封信中）没有再提去美国的计划，在那里您得到的将会是很大的失望。我知道，在非常法[10]的压迫下，人们会认为美国的德文社会主义报刊是不错的，特别是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这些报刊无论是从理论观点，还是从美国当地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多大价值。最好的是《费城日报》。《圣路易斯日报》充满了良好的愿望，但软弱无力。《纽约人民报》从经营方面说是办得好的，但是它首先是一个商业企业。德国党[14]的正式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纽约）很不好。对于关心理论的人们来说，目前在美国活动的天地很小。德国人（至少在自己的正式组织中）坚持仍然作为德国党的分支机构，他们带着纯粹拉萨尔派的傲慢态度，高高在上地鄙视“无知的”美国人，要求这些人加入他们德国党，也就是要这些人承认德国人的领导。一句话，他们表现了宗派主义的狭隘和浅薄。内地的情况好一些，但是纽约人仍然占优势。《芝加哥工人报》（现由克里斯坦森编辑）我只是偶尔看一看。总之，在美国只有在日报工作有意义，不过需要起码先住上一年，以便对人有一个必要的了解并使行动有把握。其次，必须照顾到当地的观点，这些观点常常是比较有局限性的，因为在德国被大工业消灭的手工业习气，在美国的德国人中间仍然能找到自己的代表（这在美国是很有趣的，在那里有最新最革命的东西，同时又有最落后最陈旧的东西安稳地残存着）。几年以后，可能而且肯定会好些，但是，想促进科学向前发展的人，会在欧洲这儿找到素养高得多的公众。
其实，在写作方面您也会找到足够的机会，做些有价值的工作。布劳恩的《文库》［注：《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编者注］、《康拉德年鉴》［注：《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编者注］和施穆勒的专题丛书[122]，您大概可以投稿。譬如，可以写在柏林成衣业中至少和伦敦等地同样盛行的中间剥削制度（榨取血汗的制度），这样的著作，作为和英国议会所属委员会的有关报告［注：《上议院特别委员会关于榨取血汗的劳动制度的第一个报告》。——编者注］的对照，毫无疑问是非常有益的。如果您想要这个报告，我愿意寄给您。在德国还有一系列需要研究和描述的经济现象，更不用说那些可能使您暂时不去过问应时文章的纯理论著作了。关于这个问题，等您到柏林开始工作以后，我们可以再谈。
如果说您的遭遇（确实值得一写）使人想起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期，那末霍赫的经历就直接使人想起蛊惑者[123]被迫害的最坏时期。要知道，1835年以来没有发生过有人由于其政治观点而被拒之于大学门外的情况。
关于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第一篇（共七章）已可付印，第二篇和第三篇我正在进行，希望很快完成。这个工作花费的时间比我原来预计的要多，而我却必须十分注意眼睛。12月的大雾一度使我的健康转坏，但是现在又好一些。除夕我们在彭普斯那儿，有我、肖莱马、赛姆·穆尔、杜西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些人。到他家有两英里地，但由于有雾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天气更坏，谁也走不了。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大家又吃又喝直到拂晓（天还很黑），我们就这样，可是玩得很高兴。到五点多钟才有几个人乘头班火车进城，我们剩下的人，七点钟在匆忙安排的床上躺下了，到新年的第一个中午才醒过来。伦敦的生活就是这样。
致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注释：
[10]由于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满，俾斯麦政府在1887年11月提出一个把反社会党人法延长五年并补充一些更厉害的新条款的法案。法案规定，散发社会主义文献和参加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要加重惩治，直至驱逐出境和取消国籍。
[14]恩格斯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该党是由于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而在1876年费拉得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联系很差。党内发生了以拉萨尔派为主的改良主义领导和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弗·阿·左尔格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的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主义政策，轻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的工作，党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第13、126、189、314、347页。
[84]布鲁诺·鲍威尔是波恩大学神学讲师，由于他的无神论观点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言论，于1842年3月被普鲁士政府撤职。——第94、125页。
[120]在提到的两封信中，施米特告诉恩格斯，他在莱比锡大学找工作的尝试由于他的社会主义观点而没有成功。并见本卷第180页。——第125页。
[121]欧·杜林当柏林大学讲师的时候，从1872年开始就在自己的著作中猛烈攻击大学的教授们。其中，他指责海·赫尔姆霍茨故意对罗·迈尔的著作保持缄默。杜林还尖锐地批评了大学的各种制度。由于这些言论，他遭到了反动教授们的迫害，迫害的结果是，1877年7月根据哲学系的要求，他被剥夺了在大学讲课的权利。杜林被解职促使他的信徒们发起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抗议运动。——第125页。
[122]指德国国民经济史专题丛书，总题目是《国家学和社会学研究》（《Staatsund social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en》），于1879—1910年由古·施穆勒主编出版。专题丛书中收集了丰富的具体历史材料，但是其中完全没有理论分析。在德国政治经济学中，以施穆勒为首的所谓青年历史学派，把收集国民经济史的实际材料当作经济学的主要任务，而把材料的理论分析留给后代。学派的这种倾向性也在专题丛书中表现出来。——第127页。
[123]蛊惑者是德意志反动集团从1819年起对德国知识分子和大学学生会会员中间参加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这些人在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以后的时期内，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了要求统一德国的政治性的游行示威。反动当局对“蛊惑者”进行了迫害。——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