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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345]


墨尔纳赫（法国）
1890年4月17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最尊敬的女士：
　　当我读别克的文章时，我预感到您和您的朋友们会讨厌这篇文章，我对伯恩施坦说，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就不发表这种毫无意义的东西。但是他回答说，他没有权利不刊登这篇毕竟是表达某一部分俄国青年意见的文章，他们没有别的出版物可以就前已发表的文章向《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读者作出答复。伯恩施坦接着说，他主要是给你们提供答复这个批评的根据，当然，他也很乐于发表你们的任何答复。[346]
　　《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和住在西欧的俄国人的关系方面，处于非常容易令人误解的地位。毫无疑问，人们都把你们看成是德国运动的同盟者和特殊的朋友。但是其他社会主义派别也有权利得到一定的尊敬。他们为了能够和德国工人交谈，几乎不得不找《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否应该完全拒绝接待他们？这样就会是干涉俄国人的内部事务，这正是无论如何应该避免的。譬如说法国社会主义者和丹麦社会主义者的内部斗争。《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对待可能派[12]的关系上，当有可能保持中立的时候，也就是在还没有触犯它本身的时候，曾经保持过中立；而在对待两个丹麦党的关系上它继续保持中立，尽管它完全同情“革命派”[184]。在对待俄国人的关系上也是如此。伯恩施坦对你们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意，这一点我向您担保。但是他非常强烈地想要公正和不偏不倚，他宁肯对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不公正十次，也不愿对敌人或是自己讨厌的人不公正一次。他的朋友们都责备他的这种过分公平竟变成了对自己的同盟者的偏见。伯恩施坦正是由于这个特点，以致在判断有争论的事情时总是比较姑息敌人。
　　再说，住在西欧的俄国人中，派别变动相当频繁，这种情况我们都很不了解，因此随时都有碰钉子的危险。伯恩施坦对这些派别知道得比我多得多，因为他至少在苏黎世可以仔细观察出某些东西。而我则相反，甚至连您谈到的那些报纸的存在和名称[347]我都不知道。伯恩施坦对我说，从别克的信中他看出拉甫罗夫拥护者的观点，我不知道他是否正确，但这是促使他发表这封信的原因之一。
　　他还对我说，他曾要求从巴黎把普列汉诺夫的序言［注：格·瓦·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谢也夫演说的序言》。——编者注］的译文寄给他，以便全文发表。这个译文已经收到，只要一有可能就发表出来。收到别克的信以后，伯恩施坦很快地着手进行这一切，这必然使您得到证实，他是想利用公开发表这封信，来让普列汉诺夫重新发表意见。现在我建议您对别克的文章作一答复，如果愿意的话，可用法文写，或者把它寄给我，或者直接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伯恩施坦的地址是：伦敦北区塔夫内尔公园科琳路4号）。您是了解这个别克先生的，而除俄国人外，人们都不了解他；虽然您认为同他论战对您来说有些不体面，但很遗憾这是经常不可避免的不愉快的事情之一，我是很了解这种情况的。
　　根据经验，我知道西欧少量俄国侨民中正在发生什么样的运动。大家互相都认识，互相之间的私人关系或是友好的，或是敌对的，所以，必然伴随着分歧、分裂、论战的整个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具有私人性质。这是所有的政治侨民所特有的情况。1849年至1860年这段时期我们也经历够了这些情况。但是我当时确信，党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首先超脱这种私人恩怨局面和不受这些纠纷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党比其他政党有很大的优越性。你们越是不受这些微不足道的刺激所牵动，你们就越能积蓄进行伟大斗争的力量和时间。既然你们相信能够直截了当地加以回答，那末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别克的文章或是别的什么人的文章，对您来说，归根到底不都是一样吗？要让西欧所有的社会主义刊物都不向你们的俄国对手开门是不行的。如果俄国运动能比较公开地在西欧广泛的舆论面前发展起来，而不是躲在与世隔绝的小团体内从而有利于阴谋活动和各种各样的诡计，难道俄国运动本身不会赢得胜利吗？当马克思发现有人对他搞秘密阴谋时，他正是采用这个最强有力的而且是他最经常采用的手段之一：把他的对手拉到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对他们展开进攻。
　　要打消你们的对手想在德国社会党人面前装腔作势的一切念头，最好的办法是你们积极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新时代》撰稿。只要你们的观点和德国人的观点达到公认的一致，那就可以让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谁也不会去注意他们。我相信，你们的消息会受到热烈的欢迎，普列汉诺夫写的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要在《新时代》上登出的消息，对我来说是出乎意外的。衷心问候普列汉诺夫以及您本人。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伯恩施坦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又聪明，性格又好，但是他有一个怪脾气，他对一个人的尊敬是以他登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别人对这个人的攻击次数来衡量的。他对你们越尊敬，就越是力求在对待你们的态度上不偏不倚。


　　注释：
　　[12]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分裂（见注25），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实际上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立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2、52、267、301、387、428、449页。
　　[184]指丹麦社会民主党（1876年成立）内两派即改良派和集聚在《工人报》周围的、以特利尔和彼得逊为首的革命派的斗争。“革命派”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派的改良主义政策，为把党变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而斗争。1889年革命的少数派被开除出党。他们在被开除以后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但由于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错误，该组织未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第189、268、321、387、468页。
　　[345]这封信是对维·伊·查苏利奇1890年4月10日左右的来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同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1951年俄文版第316—320页）的回信。——第386页。
　　[346]恩格斯提到的发表在1890年4月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别克的文章《答辩》（《Erwiderung》）是对3月22日该报一篇署名Zkw.的通讯《关于俄国运动》（《Aus　der　russischen　Bewegung》）的答复。1890年4月26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奥西波维奇（看来是维·伊·查苏利奇的笔名）给编辑部的信和编辑部的前言，题为：《关于在俄国工人中的宣传工作》（《Ueber　die　Propaganda　unter　den　russischen　Arbeitern》）。——第386页。
　　[347]维·伊·查苏利奇在信中列举了1888—1889年间在瑞士出版的很多俄国报纸：《自由》、《斗争》、《自治》、《自由俄罗斯》。——第3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