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八卷
191.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希望我9月初身体能恢复到哪怕是可以去柏林的程度，这当然同我的心愿是一致的。一旦我的健康有所恢复，我一定去柏林，而且直接去，因为那时住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人们都已纷纷离去了。
问题仅仅是，能否成行？对此我今天还无法告诉你。根据我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无疑需要静养三四个星期，才能恢复走动的能力，只要稍作过早或过多活动的尝试，就要再躺一两个星期。但是，这种尝试是否过早，活动是否过多，可惜到觉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
对此应该补充的是，我现在比上次发病时又大了五六岁，而且不管怎样，近一年来我喝的酒比通常三年喝的还多。因此，即使发炎现象不致引起机体的任何变化，如粘连、疝气扩大、硬化等，我也要准备进行更长时间的治疗。
总之，只有到最后几天，我才能根据我的身体状况判断病情究竟怎样。因此，你要随时把你的地址告诉我，以便我能给你写信或必要时给你去电报，尤其是要把维也纳的地址，而且还要把你在那里逗留多长时间告诉我，免得在我动身去柏林时路易莎已启程去伦敦。
上星期一［注：8月8日。——编者注］和星期二，我在伦敦呆了两天，见到了艾威林夫妇，并把自己的房子整理了一下，因此，星期三以前治疗曾一度中断。现在，我完全安静地躺着，当然觉得有一定的好转。但愿一个星期以后，至少可以稍作走动而不致引起不良后果。一有什么情况，我就告诉你。
当然，目前在饮酒方面我又不得不遵守“适度和禁戒”的原则。前些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喝了以后并不觉得怎么样，所以就放开喝了。好吧，但愿后果不致拖得太久。我不得不重新采取过去那个原则——定期戒酒两周至一个月。其实，戒酒和戒烟一样，只要我有充分的理由必须这样做，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很大的牺牲。
一个星期以前，我给路易莎写了一封信，但还没有接到她的回信。星期天这里的邮局工作很糟。
有一个好消息。宰德尔先生曾经企图消除该死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苏黎世代表大会[364]筹备工作的影响，他的这个阴谋看来已经彻底破产了。格雷利希以苏黎世筹委会的名义给杜西寄来一封信，请她为他们起草一份致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邀请书，并把筹委会所需要的一些材料译成英文。这封信刚好是在艾威林夫妇动身去挪威之前收到的，杜西当然马上就起草了这份邀请书，并表示她将听从筹委会的吩咐。格雷利希的信她是在上船以后寄给我的。
第二个消息。由于行情不好和工厂主要削减工资百分之十，郎卡郡的纺织工人突然从醉心于十小时工作日的迷梦中苏醒了过来，并且确信八小时工作日的优越性。连那些领袖似乎也转变了立场。这是八小时工作日在英国的胜利。来自那些实行法定的十小时工作日的工厂工人的阻力，曾经是资产阶级最爱谈论的话题。九月代表大会[363]将会结束这个状况。
附上艾威林夫妇文章中的几段话，这几段话卡·考茨基在《新时代》上没有刊登。[360]他来信说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这当然是可能的；但也可能是爱德对费边社分子[19]的那种可笑的尊重和巴克斯（他在苏黎世）同社会民主联盟[9]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起了一定的作用。不管怎样，这几段话你会很感兴趣，而且对于了解事情的全貌也是必不可少的。
你在《前进报》上可以提出下列问题：
（1）伦敦的“独立派”，即从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161]中被赶出来的那些人，是否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并为此租用了菲茨罗伊广场附近的一座大厦——格拉弗顿大厅？
（2）为了支付在这方面所需要的大笔款子，每周只挣三英镑工资的巴京斯基先生是否缴了五百英镑，即一万马克？
（3）霍赫居尔特耳先生，也是一个工人，是否也缴了五百英镑；问他的钱是从那里来的，他是否曾令人奇怪地回答说，他和妻子离了婚，因而得到了她的钱？
（4）向俱乐部供应啤酒的啤酒店老板是否还借给他们一千二百英镑？
（5）如果这一切都属实，那末这些钱又是哪里来的？谁向啤酒店老板作的保？否则任何一个傻瓜都不会借出这样一笔款子。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罗舍夫妇衷心问候你。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19]费边社分子，或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领袖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及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第15、260、328、371、392、418、423、429、442、455、511、519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360]指发表在1891—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45期上的爱·艾威林和爱·马克思-艾威林所写的《大不列颠的选举》（《Die Wahlen in Großbritannien》）一文。考茨基在编辑时，删去了作者批评英国社会主义组织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地方（见本卷第423和442页）。
考茨基在1892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辩解说，由于他不在，没有看这篇文章，这样就晚发表了一星期，所以不得不加以删节。——第418、423、435、442页。
[363]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于1892年9月5日至10日在格拉斯哥召开。大会研究了关于议会中工人席位、合作社、工厂检查和其他问题，并表示同意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同时大会拒绝参加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召开讨论八小时工作日的另一个国际代表大会。他们这样做是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筹备的第二国际例行的代表大会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
恩格斯坚决反对英国工联领袖们的分裂行动，他在寄往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法国的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86—387页和本卷第450—453、457—458、459—460和462—464页），建议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谴责英国工联主义者的行动。——第420、423、432、435、447、450、457、459、478页。
[364]指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20、422、432、436、447、458、464、476、531、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