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八卷

244.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1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在22日告诉我，你们对党报进一步“国家化”持否定态度，我感到十分高兴。因此，关于这个题目，无须多费唇舌了。
　　至于五一节的庆祝问题，我认为你们的柏林决议是完全正确的。[430]不过，你们在布鲁塞尔无疑给所有的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你们今后也将庆祝五一节，而不是用那个允许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不这样做的决议作挡箭牌。因此，你们就不应该对柏林决议所引起的喧哗感到奇怪。但是，你们打算通过代表大会作出一项决定：今后把庆祝活动移到星期日，这仍然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除了英国人以外，所有的人都会反对，而且某些小党也会单纯由于矜持而表示反对。这将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倒退，正是那些不管这个决定宣布与否，自己暗中准备付诸实现的人们，最不愿意正式参与它的公布。
　　正好在昨天晚上，我接到博尼埃的一封威胁性的信（他根本不会写别样的信）。他读过了你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447]，并在信中以法国人的名义向我宣称：如果通过关于五月第一个星期日的决定，他们就将完全拒绝谈论任何有关五一节的事情。
　　“我们党永远不会同意（移到星期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断然决定不后退。”
　　他认为，你们在玩火。
　　我写信对他说［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1）他这是刚做出来的最烫的菜；（2）是谁授权他以法国党的名义讲话的？（3）到1893年5月，继而到1893年8月的苏黎世代表大会[364]，然后再到1894年5月，可能发生许多意料不到的事情；鉴于成熟中的三个尖锐的政治危机（德国的军事危机[442]、法国的巴拿马事件[432]、英国的爱尔兰问题[443]）和普遍的工业危机，我们可以给自己找更好的事情去作，而不是在怎样举行1894年五一节示威游行一事上争论不休；那一天，我们也许要从事全然不同的工作；（4）他打算允许英国人，而且只允许他们这些人在星期日举行庆祝，这怎么能符合法国人的逻辑呢？（5）我只知道有一个党有权责备德国人，这就是奥地利的党，柏林的五一节庆祝活动丝毫不比巴黎的逊色；（6）我把他的最后通牒转告你，但只是作为他个人的意见。
　　此人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渴望做一番事业的心情，既然如此，他就无须去牛津，同与世隔绝的红色沃尔弗［注：斐·沃尔弗。——编者注］离群索居。要从牛津——欧洲仅存的一个名符其实的中世纪孤岛——指导欧洲工人运动，真是绝妙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给我们带来令人烦恼的、多余的工作，因而我向巴黎表示坚决反对这位中介人。［注：见本卷第541—542页。——编者注］非常不幸的是：除了劳拉，只有他一个人懂德语，而劳拉又住在城外。
　　总的说来，代表大会开得很好；在决议上签名，对福尔马尔来说大概是一件相当为难的事[448]，尽管其中有不少荒谬的东西。
　　爱德曾来这里。他收到卡·考茨基的大量信件，考茨基也给我来了信，都是谈论《新时代》的，让我对此也发表意见。我的看法是，如果你们接受狄茨所建议的那种变动[449]，为了避免贸然行事，你们应该详加考虑并作好准备，1月份付诸实现。总之，我觉得《新时代》改为周刊以来，为了迄今未能充分实现的新特点，部分地放弃了它昔日的特点。目前杂志预定以两种读者为对象，但对任何一种读者都不能充分满足。
　　如果要使《新时代》成为一种象《民族报》那样的通俗杂志，既有政治的，也有文学艺术的，又有科学的内容，就必须把它迁到柏林。周刊的政治栏应该在中心地区并在付印的当晚编排，否则总是不能及时。而政治栏的撰稿人，除通讯员外，都应该在那里。在柏林和在伦敦编辑政治评论，而在斯图加特刊印，这样一种计划在我看来是行不通的。不管怎样，周刊在斯图加特出版较之在柏林出版，其订户数量至少要相差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我是单纯从出版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其他应当考虑到的情况我不了解，或了解得很肤浅，你们身临其境，应当更清楚。
　　《新时代》既然要发生这样的变化，那末，杂志将只以自己过去的一部分读者为对象，因而必须完全面向他们。这样，它就不可能刊载使它迄今具有极大价值和长远影响的那些文章，即连载三至六期的长篇学术论文。于是，就要办一份月刊，在不得已时，要办一份季刊——主要是学术性质的——来代替《新时代》。这个刊物的订户范围也会相应缩小，为了能够维持下去，就得提高售价，以弥补因定户减少而造成的后果。
　　总之，我认为，既然党的出版人愈来愈想掌握党的全部出版物，包括学术刊物，那就必须使他们不要总是期望大量发行，而不管它是否适合。真正的经济学著作首先应当是详尽研究的作品，因此不能期望大量出售。真正的历史著作、独立研究的成果也不宜一版再版。简言之，我认为必须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量发行的，另一类是较慢销售的，象通常售书那样，份数较为有限，售价也相应提高。
　　如果想不顾内容所决定的限度硬要大量销售，其结果如何，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尽管我的《反杜林论》已写得尽可能地通俗，但仍然不是每个工人都可以看的书。可是，狄茨却把苏黎世出版的一部分拿来强行推销，其办法是降低售价，同其他十一本五花八门的坏书配在一起出售。对此我丝毫也不会感到高兴，今后我要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这是我1845年以来写的一本唯一篇幅较大的书，这样对待它，简直是一种屈辱。不过你无须对狄茨提这件事，事情既已做了，也就不能改变了；如果这不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足以说明我想指出的那种错误的书籍经营方式，我也不会向你谈及此事。
　　总之，危机时刻正在到来。我每天早晨阅读《每日新闻》和收到的一些法国报纸时，又有全然置身于47年之感。当时，人们每天早晨也期待着有新的丑事被揭露，而且很少落空。巴拿马事件胜过了迄今为止的一切营私舞弊，无论是路易-菲力浦时期的，还是波拿巴第三时期的。筹办费用，包括用于新闻界和议会的花费在内，达八千三百万法郎。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会遭灭顶之灾，因为激进派[31]和机会主义派都同样深陷泥潭。当然，人们力图从各方面把事件压下来，但是欲盖弥彰。既然揭发业已开始，有些人又深受牵连，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就要供出同谋者，并证明自己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委员会现已获得使人如此声名狼藉的供词，要把事情停顿下来，已是不可能的了。个别人也可能幸而逃脱，但是大批已被点名；此外，损坏名誉的人愈少，资产阶级共和国沾上的污垢就愈多。自然，还可能发生许多意外的事，不过这已是结局的开始。幸而所有的保皇党派都已彻底破产，而第二个布朗热也不那么容易找到。
　　随函给《前进报》寄去拉法格来信的一段摘录。但是要注意，报上丝毫不能透露这封信是议员写的。[450]
　　李卜克内西谈及俾斯麦的爱姆斯伪造事件[441]时，完全忽略了这样一点：外交家们都是悄悄地做这些事的，而不是以此自夸。如果有人竟用来夸耀，那就是破坏礼仪的行为，因而使自己为别人所不容。这样一来，俾斯麦先生就永远不能再被任命为帝国首相，否则，任何一个外国政府都有理由拒绝同这样一个不仅不以采用这种手段为耻，反而引以为荣的人办交涉。如果俾斯麦再度出任首相，帝国政府就有招致普遍的国际抵制的危险。我想，在帝国国会的讲坛上说明这一点，是很有好处的。
　　多多问候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

你的　弗·恩·



［路·考茨基的附笔］


亲爱的奥古斯特：
　　我的命运大概已经注定了，从现在起将永远为我定出一定的篇幅，因为我有一次超出了社论所允许的限度。所以，我更想看的，不是你最近的那封来信，而是那个漂亮的墨水瓶——它可以引起愉快的想法，并且是用于校阅《资本论》第二卷的。为此多多致谢，你们两个人真好啊！看来，我现在就得立即着手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既然要做工作，就一定会受到申斥。算啦，老实说，我并不想写这些，只是想说一下，这个星期根本未能动笔；哎呀，真是忙得不可开交：玻璃工人、搬运工人、罗伊曼、维克多、失业工人大会，最后还有犹太人。你瞧，奥古斯特，他们没有收到《前进报》，你能否打听一下是怎么回事？此外，我曾请求你寄一份载有代表大会报道的《前进报》，你大概是忘了。如有可能，寄两份，不然就寄一份。我需要的是关于代表大会的报道，不是关于你们在大会上发言的报道。维克多来信说，他在你们那里感到很满意，一切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似乎可怜的奥地利人在寒冷和恶劣的天气里是处于前沿阵地，而你们尽管有斗争和战斗，却身在温暖的军营。还有一件事，我得把关于玻璃工人国际代表大会的报道的两份英文本散发出去，你要一份吗？这份东西很有意思，你应当就此写几句话，这样我就好交待了，望你把写的东西寄来。请你向费舍了解一下，他是否要给某家巴伐利亚报纸写点什么，——如果写的话，我就把另一份寄给他。当然，我本来可以寄给你们就算了，但我得有所交待，因为一切费用是由英国人承担的。所以，请你一定写信告诉我。该结束了，下次再多写一点。现在是截邮的时间了，就此搁笔。热诚地吻你和尤莉娅。

　　魔女


［恩格斯的附笔］

　　党团上星期日拍来一份盛情的电报[451]，请转达我真诚的谢意。


　　注释：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364]指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20、422、432、436、447、458、464、476、531、533页。
　　[430]189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77）上，德国代表投票赞成主张5月1日那一天凡是可行的地方都停止工作以庆祝五一节的决议。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见注388）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晚上庆祝1893年的五一节，因为那一天不能停工。
　　威·李卜克内西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马赛出席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378）。——第518、521、532、540、546、556页。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441]爱姆斯急电——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法国大使贝内代提于1870年7月在爱姆斯就提名霍亨索伦王朝的一位王子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一事进行谈判的报告。俾斯麦收到这份报告后，作了删改，使电文带有侮辱法国的语气。爱姆斯急电就这样公布了，这对法国是一个公开的侮辱，也就成了发动普法战争的口实。这一伪造的事实只是过了许多年之后才弄清楚。
　　1891年夏，李卜克内西在纽伦堡发表了一本小册子《爱姆斯急电，或战争是怎样发生的》（《Die　Emser　Depesche　oder　wie　Kriege　gemacht　werden》），他在这本小册子里收集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文件，并揭露了俾斯麦执行的战争挑衅政策。——第528、536页。
　　[442]指大规模扩充德国军队的军事法案。巨额补充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的不满；甚至还激起了某些资产阶级政党也反对这个法案，因而在1893年5月，这个法案被帝国国会的多数否决。但是，1893年7月，帝国国会被解散并进行改选后，帝国国会就批准了类似的军事法案。——第530、531、533、547、557、562页。
　　[443]恩格斯显然是指英国格莱斯顿的自由派政府企图向议会提出关于给予爱尔兰以自治（地方自治）的法案。1893年2月向议会提交了地方自治法案，经过激烈的辩论和春夏两季在国内的宣传，下院通过了这个法案，但是被上院所否决。——第530、531、533页。
　　[447]指奥·倍倍尔《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Der　Parteitag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一文。该文发表于1892—1893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0期。倍倍尔在文章中说明了哈雷和爱尔福特两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意义（见注166），介绍了柏林党代表大会的开会情况（见注388），并且强调了这次代表大会决定德国在5月1日晚上庆祝1893年的五一节的重要意义。——第533页。
　　[44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谴责国家社会主义的决议（见注388）。这个决议由威·李卜克内西和格·福尔马尔提出，1892年11月18日被党代表大会通过。——第534页。
　　[449]由于《新时代》杂志的发行量下降，狄茨建议，这个杂志要办得更通俗些，缩减理论部分，扩大艺术和时事政治栏的篇幅。——第534页。
　　[450]保·拉法格给恩格斯的信的摘录发表在1892年12月6日《前进报》第286号上。发表时没有作者署名，只注明：《巴黎来信谈巴拿马丑闻》（《Man　schreibt　uns　aus　Paris　über　den　Panama-Skandal》）。——第536页。
　　[451]1892年11月27日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给恩格斯发了一份贺电，祝贺他的生日。贺电是奥·倍倍尔、亨·麦斯特和保·辛格尔代表党团签发的。——第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