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九卷

5.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3年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今天寄给你两号现已停刊的旧的《柏林人民论坛》报,其余的在圣诞节前后的忙乱中丢失了;如果找到,再给你寄去。迟迟没有寄给你的原因是,一篇关于巴枯宁的文章,迫使我终于不得不给以回答;因此,我只好把这几号留在手头,以备可能发生的论战。在最后一篇(第十三篇[注:原稿为第十二篇。——编者注])文章中(可惜这篇文章找不到了),重复了更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谎言,而且作者写出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个叫艾里提埃的人(老约·菲·贝克尔一手培育起来的年青的日内瓦人);他满口谎言,企图针对我的回答为自己辩护。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我要回信给他并指出,如果他在所宣布的新的大作中继续耍这副腔调,我将给他点颜色瞧瞧。[4]
  在这里,在布莱得弗德,召开了独立工党[5]的代表会议,你从《工人时报》上可以得知。无论是社会民主联盟[6]还是费边派[7],由于它们的宗派主义的态度,都没有能够吸收外省大量涌来的社会主义力量。所以,成立第三个党是很好的。而现在在北部工业地区,这股力量已变得十分强大,以致这个新党在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显得比社会民主联盟或费边派都要强大,如果不是比它们加在一起还强大的话。由于大多数党员确实很好,由于党的重心是在外省,而不是在派别林立的中心——伦敦,它的纲领的主要之点和我们一致,所以艾威林加入该党并在它的执行委员会中担任委员,他做得对。在这里如果能把伦敦那些风头人物的卑微的个人野心和耍手腕的行为加以抑制,而策略上也不出太大的偏差的话,独立工党也许能从社会民主联盟手里,在外省从费边派手里把群众吸引过来,从而促成统一。
  社会民主联盟已把海德门完全推到后面。由于他耍弄权术的政策而把联盟的事情弄得很糟,结果——在外省代表的压力之下——海德门在自己人面前也完全名誉扫地了。他曾企图用吹嘘自己的革革革命性(虽然他个人的怯懦连他最好的朋友也都很清楚!)的办法恢复他在失业工人委员会(其中还有其他组织参加)里的声望,但结果却只是使杜西和艾威林在这个委员会里取得更大的影响。社会民主联盟仍在夸耀它的老资格——这里最老的社会主义组织,但总的说来它对别人已经容忍得很多了,它停止了谩骂,觉得自己虽然比自己现实的样子重要得多,但毕竟比自己过去所想象的渺小得多。
  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不应当归国家所有,而应当归公社所有,至少是在开头应该这样做。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作敌人来坚决地进行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拿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人相对抗,而是要把他们塞给自由党人,强加给自由党人,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他们当选。他们这样做不是使自己受欺骗和受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当他们一回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杀阶级斗争时,那就糟糕了。他们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主张阶级斗争。
  费边派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信徒,所以也有钱。在外省,他们拥有很多干练的工人,这些工人根本不愿同社会民主联盟沾边。这个组织在外省的成员,却有六分之五在不同程度上同意我们的观点,并且在转折关头会坚决离开费边派。在布莱得弗德(他们的代表也出席了),他们一再坚决表示反对费边派的伦敦执行委员会。
  你可以看到,这是这里的运动的一个转折点,新的组织是可能有所成就的。有一个时期,它差一点为秦平——他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托利党工作,正象费边派在为自由党工作一样——及其同盟者马耳特曼·巴里(你在海牙[8]见过)所控制(巴里自己承认,他是托利党永久的雇佣代理人和“保守党人社会主义派”[9]的头目!——请看11月和12月的《工人时报》)。但是秦平最后还是重新出版了他的《工人选民》报,从而使自己同《工人时报》和新党处于对立地位。
  凯尔·哈第担任起这个新党的领导人,这是明智的,而约翰·白恩士由于完全不在他的选区以外进行活动,本来已使他自己受到很大损害,这一次仍然置身局外,是又干了一件蠢事。我担心他要陷入一种完全难以支持的境地。
  至于在这里,象凯·哈第、肖·马克斯韦尔这样一些人,也在追求各种各样怀有个人野心的目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由此产生的危险,正随着党本身变得更具有群众性和更强大而逐渐减少;由于在互相竞争的党派面前必须自重,这种危险确实已经减少了。最近几年,社会主义已深入到工业地区的群众中去,而且我指望这些群众能管住自己的领导人。当然,还会干不少蠢事,也还会有种种倾轧,只要能控制在适当范围内就行了。
  在最坏的情况下,新党的建立也有这样一个好处:有三个互相竞争的党派,比只有两个完全对立的党派更容易达到统一。
  关于你12月23日来信中提到的波兰问题:自从喀琅施塔得以后,普鲁士人就在准备同俄国开战,因此他们对波兰人表示友好(而且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10]波兰人则颇愿利用这一点来挑起一场在德国的帮助下使自己获得自由的战争。可是在柏林却完全不希望这样,如果干起来,卡普里维是会坚决把他们抛弃的。对我们来说目前绝对不需要战争。我们有更可靠的办法前进,而战争只会妨碍这一点。
  考茨基夫人也向你的夫人和你衷心问好,她星期六曾写信给你,可惜未来得及在邮局关门前写完。

你的 弗·恩·


  找不到的那一号《柏林人民论坛》报,原来考茨基夫人已经寄给你了。



  注释:
  [4]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柏林人民论坛》从1892年8月份起,发表了瑞士社会主义者路·艾里提埃的一组题为《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Die Juraf?deration und Michael Bakunin》)的文章。这组文章几乎全以巴枯宁派的材料为根据,凭空捏造在瑞士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为巴枯宁派,尤其是为无政府主义的汝拉联合会的分裂主义破坏活动辩护。这组文章重复了对总委员会,对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尤其是对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许多诽谤性的杜撰,毫无根据地胡说什么1871年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是在马克思的家里举行的。恩格斯决定不等所有文章刊完,就予以驳斥。恩格斯把声明寄给柏林的倍倍尔,让他转交给《柏林人民论坛》编辑部,并在1892年11月15日写给倍倍尔的信里请他关心这件事,以便使声明能在该报下一号上刊登出来,因为“不能容许这种谎言继续编造下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515页)。恩格斯的声明发表在1892年11月19日的《柏林人民论坛》上,标题是《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05—408页),而1892年12月24日,该报除了刊载最后一篇(第十三篇)文章外,还刊出了路·艾里提埃的答复。艾里提埃在答复里,以及在1892年12月2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里大放厥词,企图驳倒对他歪曲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所作的谴责。1893年1月20日,恩格斯写了一封回信给艾里提埃(见本卷第10—12页)。——第7、10、24、427页。
  [5]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6]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9),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见注5)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7、54、57、72、211、224、229、236、266、272、274、277、280、293、317、343、429、444、476页。
  [7]费边派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成立的、机会主义的费边社的成员。它的主要首领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费边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分子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第7、54、57、72、77、163、211、224、272、430页。
  [8]指1872年9月2—7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巴枯宁等被开除出国际。——第9、300、427页。
  [9]指的是主要由工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作家、律师等)组成的保守党左翼,他们曾提出一个蛊惑人心的社会改良纲领,企图在选举运动期间(1884年改革以后)获取工人的选票。——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