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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3年10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今寄去里夫斯出版的《妇女》一册。[133]在我看来,法律方面的问题(对于里夫斯这样的人,只有法律才有作用)是这样:
  (1)作者对于译者来说的国际版权,可以在原著出版后保留三年,但必须是在第一年内确实发表了经作者许可的译本的开头部分。因此,如果瓦尔特夫人的译本不是在对旧版本有重大修改和补充的新的德文版本出版后一年之内出现的(而实际情况未必如此),你就没有任何权利提起控诉。
  (2)剩下的问题就是亚·瓦尔特夫人的控诉权问题。她有没有这样的权利,取决于她在出英文第一版时是自己保留了版权,还是正式地或默许地把版权让给了出版者“现代印刷”。这一点应该弄清楚。如果她没有正式为自己保留这种权利,那末按照这里的法律规定,十之八九版权自然已经转到出版者手里,而她也就不再有任何控诉权利。
  (3)出版者是一个姓福尔杰的人,据我所知,他早就不得不结束他的业务了,大概很乐意同里夫斯订立某种协议。
  这样看来,几乎可以肯定,你是不能采取任何法律行动的,亚·瓦尔特夫人也不大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但这一点应当弄清楚。如果你能够给我弄到一份瓦尔特夫人和“现代印刷”签订的合同的副本,必要时我可以同律师商量一下。不过,如果这个问题不是十分清楚,对里夫斯这样的坏家伙就无可奈何。此人干起投机勾当来什么都不顾,要想从他手里弄出钱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糟糕的是,我也同他打过交道,就是吓唬他要去起诉也无济于事。这种人一遇到这类情况就把一切转到他老婆的名下,或者伪造一张抵押单据(把存货等等列出清单,列在虚构的或真实的债权人的名下)。
  昨天我们在这里收到两个非常好的消息。
  第一个消息是,煤矿工人罢工已近尾声。矿主于7月28日宣布同盟歇业,目的是(1)提高价格和缩减生产,(2)使自己可以不受处罚地撕毁那些对煤气厂及其他市政公共企业的年供煤合同——这是他们过去轻率签订下来的使他们大受亏损的合同,所有这些合同都规定发生罢工时违约可不受罚,(3)压低工资以及(4)使小矿主破产,并把他们的煤矿廉价买过来——最后一点已愈益成为一切大规模同盟歇业的通常动机。因此,在这次同盟歇业持续了两个多月,社会舆论(包括因缺煤遭受损失的资产阶级在内)开始转向反对矿主时,危机就出现了。矿主之间曾有这样一个协定:只有在降低工资25%(从1889年争得的原工资增加的40%中减去25%,也就是1889年的工资加15%)之后,而且在矿山委员会决定结束罢工的条件下,矿主们才能重开他们的矿场,否则就要承受一千英镑的罚款。这个协定从10月份的第一周开始期满失效,立刻就有一大批小矿场分化出来,按照7月以前的工资(即1889年的工资再加上40%)复工了。这时约克郡矿区和米德兰矿区的主要中心的市长们举行会议并提出了调解建议,实际上就是要降低工资10%。这是危险的;如果业主们同意这个办法,工人们就会处于困难的境地:要么也被迫同意,要么就使那种欢迎任何妥协的迂腐舆论再来反对自己。幸亏那些业主们——以大业主为首——在神智迷惑的状态下立即回绝了,于是在二十四小时内他们的瑞恩[注:资本主义最简单的垄断形式之一,即短期售价协定。——译者注]的垮台就很明显了。从昨天起已有三、四万矿工按7月以前的工资额(也就是说,在完全拒绝业主们的要求的情况下)复工,现在矿主们的瑞恩的垮台已成定局。这是第一个例子:业主们自己在他们选定的时刻挑起的一次大规模罢工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次罢工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他们现在不会很快就再来试试,但工人们由于吃了不少苦头,经受了不少困难,他们对“总罢工”的兴趣大概也会减少。
  (刚刚接到你和尤莉娅的来信。)
  第二个消息是关于奥地利的新选举法草案[138]。这是我们的人所取得的一次辉煌的胜利,为此我已立即向维克多表示祝贺。[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每日新闻》认为维也纳的选民数目将由八万增至三十五万,而《每日纪事报》则估计整个奥地利的选民总数为三百万——这自然是根据维也纳方面的消息所作的估计。维也纳的资产者现在已经在预计选二十个社会民主党议员了,不管怎样,这是一项已经可以接受的分期付款。
  很可能塔菲指望他的草案通过议会时修改得更坏,但这是一种冒险的打算,我们的人一定会设法加以干扰。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我们的人不得不维护首相使他不被他的议会和他本人的潜在自我所损害,那真是绝妙的历史讽刺!主要是石头已被推动,在奥地利,我们的运动已经强大到足以使这块石头不致中途停止下来。塔菲也不便于制止那些为支持他的提案而举行的游行示威。
  我从奥地利得到的印象概括说来是这样:我们在那里最近还会遇到许多令人高兴的事。所有党派普遍委靡不振,犹豫不决,陷于民族纠纷之中,政府从来不知道自己所想望的是什么,得过且过,法律大多是一纸空文,行政管理普遍混乱,这一点我是通过亲自观察才得到一个真实的概念。在上述情况下,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特别是在当前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它的一切要求都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正是这种经济发展的政治表现的话,那就更是如此。在奥地利我们的党[139]是政治领域中唯一生气勃勃的力量,其他政党只能进行消极的反抗或者进行越来越软弱的攻击,这就使我们在奥地利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此外,资产阶级政党的各种派别变化无常,有时使政府不能保守下去,而当它不再保守的时候,它的活动就真是不可捉摸的,因为它必须加以考虑的那些党派也同样是不可捉摸。还有一点,奥地利政府是一个大国的政府,尽管这是一个已经衰落的大国,但总还是一个大国,同普鲁士这个崛起的小国的政府比较起来,在保守主义和对现存秩序的直接维护对它来说已不可能的时刻,它总还能够作出采取比较重大的步骤的决定。我就是这样理解塔菲先生的“突然隐退”的。
  此外,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高涨正在酝酿一个危机,因此,在一个国家所获得的成功,反过来会对所有其他国家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争取普选权的运动已在比利时获得初次胜利[142],现在奥地利也接踵而来;这首先保证我们保持普选权,同时也激励我们在这里以及在法国和意大利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二月革命[144]通过瑞士的内部斗争和意大利的宪法改革,本来就已经准备好了,但直到宗得崩德战争[140]和墨西拿被那不勒斯人炮轰[141](1848年2月)才给巴黎革命的爆发发出了直接的信号。我们距离危机的到来也许还有五六年,但我看比利时特别是奥地利这次将起准备作用,而最后收场还是在德国。
  我们在奥地利的同志一定会设法使那里的事情不致沉寂下去。奥地利的帝国议会是一个道地的蛤蟆坑,比德国国会甚至比萨克森或巴伐利亚的邦议会都乱得多。有十二个社会主义者议员就能够在那里产生与我们这里完全不同的效果;而且我们特别幸运的是,我们有维克多这样一个人物,他对奥地利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得很透彻,并且能作很深刻的分析。最近一期《工人报》上他那篇演说的确很出色。[137]
  爱德和吉娜今天早晨到过这里。他还不是他应该是的那个样子。他总是喜欢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越来越象他那个在《人民报》的绝顶聪明的伯父,常常使我感到就是老阿伦[注:阿伦·伯恩施坦。——编者注]在我面前。瑞士的事情完全是他自己搞坏的;在伯尔尼人们对他说,他们大概允许一个人进去,但不能一下子进去两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他应该先把有病的尤利乌斯打发去,然后,过六个月,再援例提出请求。这时他不见得就会遭到拒绝,即或遭到拒绝,时间也不会太长。但他那种急躁脾气不容他这样做。最妙的是,他现在有时说,似乎他自己宁愿留在这里,倒是吉娜急于去瑞士。他的宿愿是回到柏林,他认为他实际上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和所有的法律家商讨过此事。等着瞧吧!
  如果施留特尔是个聪明人,他就应该替自己和自己的妻子做点好事,同意办理离婚手续。以恶意离异为名对妻子进行缺席诉讼,这对双方都可以少一些不愉快,而他自己大概是想得到充分的自由。其实他不这样做也已享有他所能享有的自由了。一般说来,当人们听到一个自己认识的妇女取得独立地位时,总是感到高兴的。她在下决心与海尔曼离婚之前,大概内心作过很长时间的斗争,因此她的性格以前显得是优柔寡断的。这种资产阶级的婚姻是何等浪费精力:最初为了达到这种婚姻费了很长时间,后来这种无聊的麻烦事又拖了很长时间,最后解脱这种婚姻又花费很多时间。
  我们刚从公园散步回来,秋日的天气好极了,在万里晴空和树叶的优美色调的衬托下,落日的景色十分宜人。楼下正在摆餐桌,有按烤野味的做法做出来的威尔士羊腿,还有很好吃的面条。因此我得赶快停笔。路易莎和我感谢尤莉娅的那些亲切来信,最近即写回信。我们衷心问候你们夫妇,还有辛格尔和他的妹妹,李卜克内西全家以及所有各位朋友,他们的名字我不能一一列举,否则烤肉就凉了。

  你的 弗·恩格斯




  注释:
  [133]1893年伦敦的出版者里夫斯出版了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的英文版,事先他既没有同本书作者商量,也没有同本书第一个英文版(1885年由“现代印刷”出版社在伦敦出版,书名是《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译者亚当斯-瓦尔特商量。——第126、136、152页。
  [137]1893年10月2日,在维也纳一个大厅——施文德尔的“科洛西姆”举行了有四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维·阿德勒在会上发表演说,反对塔菲政府于9月12日在布拉格及附近地区宣布的非常状态。这篇演说发表于1893年10月6日《工人报》第40号。——第132、140页。
  [138]九十年代初期,奥地利国内开展了争取选举改革的广泛运动。1893年7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在维也纳和全国其他城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人示威和群众集会,要求普选权。在群众的压力下,首相爱·塔菲于1893年10月10日向帝国议会提出了奥地利的选举改革草案。草案虽然扩大了选民范围,但仍规定保留等级选举制度以及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特权。反动政党反对这一法律草案,塔菲内阁被迫在1893年10月辞职。改革在1896年才实行。——第132、138、145、153、159、163、174、207、259、309页。
  [139]1888年12月30日至1889年1月1日在加因斐(下奥地利)举行的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通过了基本上以《共产党宣言》原理为依据的“原则宣言”作为纲领。宣言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无产阶级、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争取把生产资料变成公共财产、使所有劳动者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消灭劳动者在政治上的无权状态和提高他们的精神水平等等作为党的任务。宣言宣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党的组织基础和活动基础之一。此外,宣言的内容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宣言中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没有提出废除君主制和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实质上没有触及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解决对发展奥地利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第133、139页。
  [140]宗得崩德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在1843年缔结的单独联盟,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四十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代表会议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年7月,瑞士代表会议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成了宗得崩德11月初向其他的州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第134、140、289页。
  [141]1848年1月,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由于他在同年秋季残酷炮轰墨西拿而获得了炮弹国王的绰号)的军队炮轰了巴勒摩,企图镇压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1848—1849年意大利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信号。——第134、140页。
  [142]1890—1893年在比利时开展了争取实施普选权的斗争。1893年4月,比利时工人党(见注107)总委员会宣布政治总罢工,要求重新审查当时的选举法。由于群众性的发动和罢工,众议院于1893年4月18日通过了在比利时实行普选权的法律(4月29日由参议院批准),但是作了一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限制。按照这一法律,在比利时实施了以年满二十五岁,居住期限满一年作为限制条件的男子普选权。此外,该法律还规定了多次投票制——对某几类的选民,可以根据他们的财产状况、教育程度和在国家机关供职情况,多给一两张选票。——第134、139、153、160、289页。
  [144]指法国1848年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