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四十一卷
说明
本卷收入了恩格斯早期的著作、书信和文学习作等。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1838年至1844年的著作；第二部分是1838年至1842年的书信；第三部分是1833年至1841年的几篇文学习作；第四部分是附录。这些著述和书信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和第二十七卷的补充。它们反映出青年恩格斯的思想政治观点发展的过程，他在1844年同马克思合作以前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初步过程。
恩格斯从十八岁起就开始为一些报刊撰稿，发表了不少通讯、政论文章、文学评论、哲学论述以及诗歌等等。《贝都英人》这首诗，是恩格斯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写于1838年9月），诗中闪耀着作者憧憬自由的精神。
1839年春天，恩格斯感到“青年德意志”作家们提出的关于实行宪政、出版自由、反对宗教强制、妇女解放等要求，同他自己爱好自由的思想是相通的。他开始为“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机关报《德意志电讯》撰稿。《乌培河谷来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是他撰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他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中提出文学要用来教育人民群众的思想，反对文学纵容伪善、对贵族卑躬屈膝、姑息虔诚主义。他指出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适应自己的时代，使人民有明确的道德感，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人民的勇气和唤起对祖国的热爱。
以后，恩格斯又相继撰写了《卡尔·倍克》、《普拉滕》、《伊默曼的〈回忆录〉》等文章。这些文章表明恩格斯已经意识到文学同社会生活的关系。他在谈到卡·倍克的诗歌时，强调指出诗歌的特征不应当是表现无益的悲伤厌世的情绪，而应当为争取自由，反对专制制度进行斗争。他对于这种“时髦的”悲观主义曾不止一次地加以嘲笑。他在1840年3月至5月写的《现代文学生活》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对“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批判。他指出“青年德意志”的作家思想上不统一，彼此之间进行无原则的争论。
恩格斯于1839年秋后，开始自修黑格尔的哲学。他如饥似渴地读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且注意从黑格尔的博大精深的体系中汲取精华。从《时代的倒退征兆》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比黑格尔前进了一步。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进程到君主立宪制就结束了，而恩格斯则把历史的进程比作螺线。他认为螺线在运行时不时擦过自己的旧路程，又不时穿过旧路程，每转一圈就更接近于无限。他坚持历史是不会停滞不动的，不会是旧事物的简单重复，人类的进步是无止境的。
1840年4月发表的恩格斯的《为德国〈贵族报〉作的追思弥撒》反映出他接受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实现这一思想，同时表明他不同意黑格尔的等级观点。例如，他嘲笑《贵族报》提出的“贵族应该打仗，市民应该思考，农民应该种田”的反动等级制思想。他坚决抨击维护等级制和贵族特权的德国封建君主立宪制度。
《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这篇文章表明恩格斯在思想上、政治上更趋激进，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日益坚定。他赞扬了阿伦特这一代爱国者在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坚决谴责德国贵族们对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原则所抱的褊狭的仇恨心理——条顿狂。他以较多的篇幅分析了条顿狂的民族局限性，他深刻地指出，条顿狂由于力图使德国摆脱一切外来的政治、精神和道德的影响，而把德意志民族拖进了民族偏见的死胡同。条顿狂的“整个世界观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这种观点，整个世界就是为德国人创造的，而德国人自己早就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他强调民族平等，认为每一个民族都对世界文明作出过自己的贡献。恩格斯在批判这种把德意志民族置于同其他民族对立的地位的做法时，也注意批评那种无视民族差别、民族利益和民族要求的世界自由主义倾向。此外，恩格斯在文章中还提出了在德国进行民主改革的纲领（见本卷第159—160页）。
1841年秋，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同时作为旁听生在柏林大学听哲学课。当时，柏林是不同哲学派别的斗争场所。恩格斯参加了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柏林小组。不久，他就积极投入了在柏林开展的激烈的思想争论，主要是反对谢林哲学的争论。谢林当时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转到右翼，在哲学上宣扬神秘主义的反动“启示哲学”，并接受普鲁士国王的聘请，到柏林大学讲学。
恩格斯这段时期主要是针对谢林的哲学，先后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以及《谢林——基督哲学家》等三篇论文。恩格斯在前两篇著作中，满腔义愤地揭露谢林妄想贬低黑格尔哲学的企图。他既维护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方面，也指出黑格尔的“非静止的辩证法”同他那带有复辟时期烙印的政治观点之间的矛盾（见本卷第211—212页），指出黑格尔的哲学，正如他自己曾经断言的，“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这时，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有关早期基督教史的许多著作以及费尔巴哈著作的影响下，已经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宗教观，站在激进的无神论立场，批判了谢林晚期哲学中反动的宗教神秘主义。他在《谢林和启示》一文中指出，谢林在柏林大学讲课的内容是“自从1831年以来就以同样的方式”在慕尼黑宣讲过的启示哲学，是“源远流长”的神话哲学。他揭示出谢林的思维方式缺乏逻辑性，谢林的学说缺乏牢固的基础，时而在随心所欲的、没有意义的思维中寻求支持，时而在毫不真实的、遭到批驳的神的启示中寻求支持。恩格斯称这种学说是“撒但学”，即魔鬼学。在《谢林——基督哲学家》一文中，恩格斯摹拟基督教徒的口吻，以辛辣的笔触批判谢林把科学同宗教信仰调和起来，讥笑谢林是基督哲学家，指出谢林为普鲁士专制制度的需要而维护自己的体系，使自己的哲学成了神学的奴仆。
总的说来，恩格斯这时还是站在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上的。但是，由于受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影响，他在谈到理性同自然的关系时已经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恩格斯在柏林期间还同埃·鲍威尔合写了论战性的讽刺长诗《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积极参加了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反对普鲁士的神学教授的斗争。与此同时，恩格斯已经感到青年黑格尔派中不少成员多尚革命空谈，不能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他认为，仅仅进行理论批判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从根本上改革现存社会制度的实际斗争。从这首长诗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当时真正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是另眼看待的。例如，他在诗中对还没有见过面的青年马克思的描述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见本卷第363—364页）。
1842年春，恩格斯陆续为《莱茵报》撰写了许多篇文章，如《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一个旁听生的日记》、《时文评注》、《普鲁士出版法批判》。这些文章表明恩格斯同“青年德意志”运动已经彻底决裂，坚决主张改革现存社会制度，维护言论出版自由，反对自由派的保守思想。
1842年秋天发表的恩格斯《集权和自由》一文，表明恩格斯坚信自由主义思想有其局限性，他认为这种自由主义无论对德国以至对欧洲各国都是有害的。他在文章中强烈反对基佐政府践踏人民主权、出版自由、司法独立等原则，他历史地分析了官僚集权同专制国家的联系，说明了集权和自由的关系。
本卷第一部分以1844年恩格斯给《新道德世界》编辑的两封信作为结束。这时，恩格斯的思想经历了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已经初步站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上。
本卷第二部分是恩格斯给同学格雷培兄弟、妹妹玛丽亚以及作家莱文·许金的书信，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出，青年恩格斯的精神世界十分丰富，他思想敏锐活泼，对生活有广泛的兴趣，对文学艺术有强烈的爱好。
从恩格斯给格雷培兄弟的书信中，我们看到恩格斯为了寻求真理、摆脱自幼接受的传统宗教观念的束缚，怎样通过阅读神学、基督教史等著作，特别是阅读大卫·施特劳斯《耶稣传》这本书，通过同格雷培兄弟的讨论、探索，终于认识到，宗教信仰原来就象海绵一样漏洞百出，圣经中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信仰和理性是不相容的。
恩格斯在书信中，比较自由地谈论自己的思想政治观点的发展，表述自己的革命情绪。他向格雷培兄弟谈述自己对“青年德意志”作家们的看法，对施特劳斯、黑格尔等人的学说的认识。他毫不隐讳地表示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仇恨。他坦率地表明他对革命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的认识。他在1839年底—1840年初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可以给你讲一大堆关于国君爱自己臣民这一主题的滑稽故事。只有国君被人民打了耳光而脑袋嗡嗡响时，只有他的宫殿的窗户被革命的鹅卵石砸得粉碎时，我才能期待国君做些好事。”（见本卷第550页）
恩格斯1838年至1842年的书信，使我们看到他爱好文学，博览群书，好学不倦。他喜欢写诗，有的诗还具有革命意义。如1839年夏天，恩格斯在给弗·格雷培的信中就写了一首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诗，歌颂人民的力量。恩格斯还翻译诗。他给作家莱文·许金的信中，曾谈到出版英国诗人雪莱诗作译文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从恩格斯给妹妹玛丽亚的书信中，我们还看到他酷爱音乐，甚至尝试谱曲。他对贝多芬的交响乐更是推崇备至（见本卷第595页）。
青年恩格斯在语言学方面的非凡才智，在书信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当时，他已通晓多种外语。1839年4月底，恩格斯在给威·格雷培的一封信中就使用了九种文字（见本卷第487—492页）。
这些书信使我们能具体地了解青年恩格斯热爱生活的性格。他对骑马、击剑、游泳、旅行等活动无不爱好。书信中的不少插画，说明他对绘画也很有兴趣。
本卷第三部分把恩格斯的早期文学习作，作为遗稿收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恩格斯早期在文学创作上的尝试。在《科拉·迪·里恩齐》这一未完成的歌剧手稿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在探索如何歌颂人民的力量。
第四部分收入的传记材料，有助于我们了解恩格斯青少年时代生活和学习的情况。
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一卷为依据，一部分著作是根据原文译校的。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