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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默曼的《回忆录》

1840年霍夫曼和康培出版社汉堡版第1卷。
［注：Immermanns　Memorabilien．Erster　Band．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1840．——编者注］



　　伊默曼逝世的消息对于我们莱茵区域的居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个人，——虽然同作为诗人的伊默曼相比，作为人的伊默曼更是刚刚才开始展现出来。他同不久前在莱茵河流域和威斯特伐里亚出现的比较年轻的文学力量有着特殊的关系；威斯特伐里亚和下莱茵尽管在政治方面直到目前还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在文学方面却有着紧密的联系，无怪乎《莱茵年鉴》成了两省著作家的联合中心。以前，莱茵区域那么回避文学。现在，莱茵的诗人们又那么力图成为自己故乡的代表，即使不是按着一个计划行动，也是朝着一个目标努力。这种努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作中心，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比较年轻的诗人既服从这个中心，又丝毫不能丧失自己的独立性。看来，伊默曼是要成为莱茵诗人的这个中心了。他虽然对莱茵区域的人民抱有某些成见，毕竟逐渐地归向他们，他还公开同全体青年所属的现代文学流派和解了；一种清新的思想支配着他，他的作品开始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因此，聚集在他周围和从邻近地区到他那里去的青年诗人也越来越多；例如，弗莱里格拉特，当他还在巴门开发票和记流水账的时候，不是常常就“啪”的一声阖上了日记账和总账本，陪同伊默曼和杜塞尔多夫的美术家们度过一天或者两三天！因此，各地散见的关于创造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诗派的设想中，伊默曼就占有显要的地位；在弗莱里格拉特成名以前，伊默曼是地方文学和全德意志文学之间的一条纽带。对于能看出这种相互关系和联系的人来说，这早已不是秘密了；还在一年前，莱茵霍尔德·克斯特林和其他一些人就在《欧罗巴》上指出，伊默曼将获得歌德在晚年所享有的那种地位。[131]可是死神打破了所有这一切对于未来的梦想和希望。
　　伊默曼逝世后几个星期，他的《回忆录》出版了。他这么一个正在壮年的人是否已经完全成熟到能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了呢？对这个问题，他的命运作了肯定的回答，他的书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我们也不必把《回忆录》看作是老年人借以宣告走完了人生之路而作的一生总结。不如说这是伊默曼对自己早年极端浪漫主义时期的活动所作的一次清算，因此在他这本书中当然就打上了同他那一时期的作品不同的另一种精神烙印。加之最近十年来发生的那些巨大变迁把他书中所描写的事件推得很远很远，甚至他和他的同时代人都觉得似乎这些事件是历史的陈迹了。但是，我仍然觉得，我有权利说，要是在十年以后，伊默曼在把握自己的时代以及对待他作品的轴心即对待解放战争的态度上将会更高瞻远瞩、更自由。不管怎样，目前必须按照本来的面貌看待《回忆录》。
　　如果这位早年的浪漫主义者在《模仿者》中力求攀登歌德的表现力和宁静境界的顶点，如果《闵豪森》[132]完全是采用现代作诗的手法写成的，那么伊默曼的这部遗著就更清楚地表明他多么善于评价文学上的最新成就。他的风格以及观察事物的方式完全是现代的；只是那些比较深思熟虑的内容，比较严谨周密的布局，鲜明刻画的性格特征，以及作者怀有的尽管相当隐蔽然而是反对现代的情绪，才使得这本书从目前充斥于我国渴望健康的诗的活力的文学中那些大量的描写、述评、回忆、谈话、情景、情况等等中间脱颖而出。同时，伊默曼很有分寸，不怎么思索探讨那些应当由不同于赤裸裸的理性判断的另一种判断来决定的东西。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卷取材于“二十五年前的青年”和在青年中占统治地位的影响。卷首的《致读者》最确切地说明了整个作品的性质。一方面是现代风格，现代流行词语，甚至现代原则，而另一方面是作者那些对广大读者来说早已失去意义的特点。正如伊默曼相当直率地指出的，他是为现代德国人、为那些同德国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这两个极端保持同样距离的人们写作的。他完全按现代的意义来理解民族并且提出了前提，这些前提在逻辑上必定会导致把主权的确立作为人民的使命。他坚决反对德国人所犯的毛病：“缺乏自信、曲意逢迎和卑躬屈节”[133]。此外，伊默曼对普鲁士主义抱有说不出所以然的偏爱，在提到德国立宪运动的要求时采取冷淡的、不关痛痒的态度，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他还根本不懂得现代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统一。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这一概念很不合他的心意，因为他对“现代”的很多要素是抵制的，但是同时又不能弃之不顾。
　　回忆录本身是从《童年的回忆》开始的。伊默曼遵守自己的诺言，只谈“历史通过他来实现自己进程”[134]的那些时刻。世界事件随着儿童认识能力的增长而增长。大厦正在建立起来，而他竟成了这座大厦崩溃的见证人。最初在远方咆哮的历史波涛，在耶拿会战中冲垮了北德意志的堤坝，席卷了踌躇满志的普鲁士，确证大帝使用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即使现在对于伊默曼的国家也是千真万确的，而且首先就淹没了他的故乡马格德堡。[135]这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伊默曼长于叙述而拙于思索探讨，他极其成功地描述了世界大事在个人心中的反映。而且，这正是他公开地，——诚然，仅仅是暂时地——向进步事业靠拢的起点。他和1813年的所有志愿军人一样，认为1806年以前的普鲁士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旧制度，但是又认为——现在人们是不大同意的——1806年以后的同一个普鲁士是完全复兴了的具有新秩序的国家。然而普鲁士的复兴是一个特殊问题。弗里德里希大帝搞的普鲁士第一次复兴在去年的纪念会上受到高度的颂扬，简直使人不能理解，二十年的空位时期怎么会造成第二次复兴的必然性。[136]可是，后来《回忆录》肯定地告诉我们，虽然经过两次炮火的洗礼，旧亚当最近又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征兆。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章中，伊默曼并没有向我们赞扬现状，只是在下面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更清楚看到伊默曼的道路同新时代的道路之分歧所在。
　　“青年在进入社会生活以前，受到家庭、学校、文学的教育。对于我们谈到的这一代人来说，还要受到第四方面即专制制度的教育。家庭宠爱青年，学校使他们孤立，文学又把他们带入广阔的天地；而专制制度则使我们开始有了性格。”[137]
　　这本书中思索探讨的那一部分就是根据这个模式构成的。我们不能不赞成这个模式，因为它的最大优点是能够按照阶段的时间顺序来解释意识的发展过程。书中关于家庭这一章，谈到旧式家庭时写得非常精彩；唯一令人遗憾的是，伊默曼没有着力把光明面和黑暗面联成一个整体。他在这方面的所有评论都非常精当。但是他对新式家庭的观点又一次表明，他仍然不能摆脱昔日的偏见和对近十年来各种现象的不满情绪。当然，“保持古风的安适”、对家庭乐园的满足日益让位于对家庭生活乐趣的抱怨和不满。但是，古朴生活的庸俗习气，睡帽上的光轮也在日益消失，而抱怨的理由——伊默曼提得几乎完全正确，只不过太尖锐了——恰恰是还在战斗着的、尚未结束的这个时代的表征。外国统治前的时代已经结束，而这个时代本身打上了安宁的但也是无所作为的烙印；这个时代怀着崩溃的萌芽在苟延残喘。我们的作者本来可以说得很简明扼要：新式家庭所以不能摆脱某种不安适的感觉，是因为它还不善于把向它提出来的那些新要求同自己的权利结合起来。正如伊默曼所承认的，社会变了样，社会生活作为崭新的因素出现了；文学、政治、科学所有这一切现在都深入到家庭中去，家庭却很难安置所有这些陌生的客人。全部问题就在于此！家庭里旧习惯还太深，它不能同外来客人取得谅解，友好相处。因此，在这里当然要发生家庭的更新，总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而我以为旧式家庭确实需要这样的过程。但是，伊默曼恰好就在德国最活跃最容易接受现代影响的地方即在莱茵河流域研究了现代家庭，因为这里最明显地表现出转变过程所引起的不安。在德国中部各地方城市，旧式家庭依然在庸碌无为这件神圣的睡衣的保护下继续存在。这里的社会还处于公元1799年的水平；人们平静地、沉着地对待社会生活、文学和科学，谁也不允许别人打破自己的安闲的生活常规。——作者为了证实他对旧式家庭所发表的意见，还引用了“教育轶闻”，然后用描绘旧时代的典型人物《伯父》这一章来结束该书的叙述部分。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的家庭教育结束了，青年人投入学校和文学的怀抱。这本书写得不太成功的部分就是在这里开始的。伊默曼度过的学生时代，正是一切科学的灵魂即哲学以及提供给青年的基础即古代知识处于飞速变革的过程。对伊默曼不利的是，他作为一个学生，没有能贯彻始终地参加这次变革。当变革结束时，他早已中学毕业了。起初伊默曼仅仅指出那几年的学习是狭隘的，只是后来才在单独的一些章节里补充谈到了当代最有影响的学者。他在讲到费希特时才谈点哲学，这在我们哲学思想界的代表人物看来可能是十分奇怪的。他在这里对于那种单凭机智和诗人的眼力所无法彻底理解的事物详尽地作出机智的判断。我们那些严肃的黑格尔主义者读完在这里用了三页篇幅来阐述的哲学史之后将会大吃一惊！所以必须承认，象这样来谈论哲学是最外行不过了。他的第一个论点认为，似乎哲学总是在两点之间摇摆，不是在事物中就是在“自我”中探求确切可信的东西，这显然是为了迎合那追随康德的“自在之物”的费希特的“自我”而写出来的；这一论点如果说还勉强适用于谢林，那么无论如何不适用于黑格尔。——苏格拉底被称为思维的化身，正因为如此，并不认为他有能力自成体系；在他身上，纯粹的教义同直接渗入经验似乎结合起来了，而既然这样的结合已经超越概念范围，苏格拉底就只能作为一个有名人物而不能作为专门学说的创始人出现。这不就是那些必定会使在黑格尔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陷入极端混乱的观点吗？在思维和经验的一致性已经“超越概念范围”的地方还能存在什么哲学吗？如果把缺乏体系看作是“思维的化身”的必然属性，那还谈得上什么逻辑呢！
　　但是，何必跟着伊默曼进入连他自己也只想一笔带过的领域里去呢？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正如他不能把过去几个世纪的哲学原理搞清楚一样，他也不大可能把费希特哲学同费希特这个人联系起来。但是他还是出色地描述了向德意志民族呼吁的演说家费希特的性格以及体操的热情宣传者雅恩的性格。这些性格描述比冗长的论述更有力地阐明了对当时的青年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和观念。甚至在伊默曼谈到文学的地方，我们更爱读的是他有关“二十五年前的青年”同伟大诗人们的关系的叙述，而不是那种根据不足的论证：德国文学不同于它的一切姊妹文学，它有现代的、非浪漫主义的根源。如果想从高乃依那里探索中世纪浪漫主义的根源，或者在莎士比亚那里，除了他取自中世纪的素材，还想把他的另一些东西归为中世纪的东西，那就不能不认为这是牵强附会了。昔日的浪漫主义者保留了隐蔽的浪漫主义，却又想逃避别人对他的指责，也许这里就表露了他的不完全纯正的良心。
　　论述专制即拿破仑的专制这一节，同样不能令人苟同。海涅对拿破仑的崇拜是和人民的意识格格不入的。但是，自命为具有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的伊默曼讲起话来却象一个受侮辱的普鲁士人，这也未必会有人感到满意。他确实感到在这里必须超越民族的—德意志的观点，特别是超越普鲁士的观点；因此，他用词非常谨慎，尽量接近现代的思想方法，只敢谈论细节和次要的东西。但是他逐渐大胆起来，他承认自己没有完全弄懂为什么人们把拿破仑列为伟人，他描绘了专制主义的完整体系，并且指出在这方面拿破仑是一个大笨蛋和无能之辈。但是用这种方法是不能理解伟大人物的。
　　因此，撇开那些决定伊默曼信念的个别思想不谈，他无论如何基本上是和现代的意识相距甚远的。但是也不能把他列入代表德国精神现状的派别中的任何一个派别。他毅然拒绝似乎是他最接近的那个倾向——条顿狂。在他的思想方法中，著名的伊默曼二元论一方面表现为普鲁士主义，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浪漫主义。但是普鲁士主义在伊默曼这个当过官的人身上逐渐形成最呆板的、具有机械节奏的散文，而浪漫主义又使他极端敏感。只要伊默曼停留在这种立场上，他就不能获得真正的承认，而且必定越来越深信，这两种倾向不仅是针锋相对的，而且对民族的心情也越来越漠不关心。
　　最后，他在诗歌方面大胆地前进了一步，而且写成了《模仿者》。这部作品刚刚离开出版商的柜台，就使作者看到，妨碍民族和比较年轻的文学普遍地承认他的天才的，正是他以往的倾向。《模仿者》几乎到处都获得好评，同时也使作者的性格遭到尖锐的批评，而伊默曼在此以前是不习惯于这种批评的。青年文学——如果可以这样称呼某种一直都未成为整体的东西的片断——首先承认了伊默曼的作用，并且真正把这位诗人介绍给全民族。由于普鲁士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还由于自己的作品都不大受欢迎，伊默曼深受刺激，因而他的作品就不自觉地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十分孤立的标记。现在，他有了某些进步，因而获得了公认，同时也有了另外的、更自由、更愉快的精神。往日的青年人的热情又活跃起来了。它使伊默曼在他的《闵豪森》中转而同自己性格上的实践和理性协调起来了。他通过写《吉斯蒙达》和《特里斯坦》使一直牢牢地影响着他的浪漫主义的同情感平息下来了；然而，同以前的浪漫主义作品相比，是多么不同啊，特别是同《默林》相比，是多么富有表现力啊！[138]
　　总之，在伊默曼看来，浪漫主义只不过是形式而已；普鲁士的冷静态度挽救了他，使他摆脱了浪漫派的梦幻，但是，另一方面，普鲁士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对现代的发展没有好感。我们知道，伊默曼虽然在宗教方面完全是一个自由思想的人，但是在政治方面是政府的非常热诚的拥护者。真的，由于同青年文学的关系，他开始接近当代的各种政治倾向，并且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这些政治倾向；同时，正如《回忆录》所表明的，普鲁士主义在他身上还十分顽强。也正是在这本书中还可以看到不少言论既同伊默曼的基本观点尖锐对立，又紧紧依赖于现代的基础，这就不得不承认现代思想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回忆录》清楚地表明作者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作出的努力。谁知道历史的洪流是否会逐渐冲垮伊默曼藏身的保守主义和普鲁士主义的堤坝呢？
　　还要指出一点！伊默曼说，他在《回忆录》中描写的那个时代的性格主要是青年人的性格：青年人的基调响起来了，青年人的情绪表达出来了。这难道不是跟我们的时代所见到的完全一样吗？文学界的老前辈都去世了，青年人掌握了发言权。我们的未来比任何时期都更多地取决于正在成长的一代，因为他们必须解决日益增长的矛盾。的确，老年人非常抱怨青年人，青年人也确实很不听话；可是，让青年人走自己的路吧，他们会找到自己的道路的，谁要是迷了路，那只能怪他自己。要知道新的哲学是青年人的试金石；他们要以顽强的劳动去掌握新的哲学，同时又不丧失青年人的热情。谁害怕思想之宫所在的密林，谁不敢持利剑冲进密林又不敢以热吻来唤醒沉睡的公主，谁就得不到公主和她的王国；他可以到他想去的地方，可以成为一个乡村牧师、商人、法官或者他希望要做的人，顺应天意娶妻生子，但是时代不会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你们不必为此而成为老年黑格尔派，到处抛出“自在”和“自为”，“整个”和“这个”等术语，但是也不要害怕开动脑筋，因为只有这样的热情才是真正的热情：它象苍鹰一样，不怕思辨的乌云和抽象顶峰的稀薄空气，朝着真理的太阳飞去。就这个意义来说，现在，青年人已经从黑格尔学校毕业了，从体系的干壳中脱落的好几粒种子在青年人心中茁壮地发芽了。而这就是对现代赋予最大的信任，相信现代的命运不取决于畏惧斗争的瞻前顾后，不取决于老年人习以为常的平庸迟钝，而是取决于青年人崇高奔放的激情。因此，只要我们还年轻、还富有火热的力量，我们就要为自由而斗争；谁知道当暮年悄悄来临时，我们还能不能进行这样的斗争！


弗·恩格斯写于1841年初
载于1841年4月《德意志电讯》杂志第53、54和55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31]指德国诗人莱茵霍尔德·克斯特林的文章《德国诗人和他们的读者》（《Die　deutsche　Dichter　und　ihr　Publikum》），载于1840年《欧罗巴。知识界纪事报》杂志第1卷（斯图加特）。——第168页。
　　[132]指卡尔·伊默曼的小说《模仿者》（见注105），《闵豪森。短篇故事集锦》（《Münchhausen．Eine　Geschichte　in　Arabesken》），共四部，1838—1839年杜塞尔多夫版。——第168页。
　　[133]卡·伊默曼《回忆录》（《Memorabilien》）1840年汉堡版第1册第27页。——第169页
　　[134]卡·伊默曼《回忆录》1840年汉堡版第1册第30—31页。——第169页。
　　[135]据说这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讲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1782年10月18日给普鲁士亲王亨利的信中引用了这句话。
　　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会战中，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击败，导致普鲁士向拿破仑的法国投降。——第170、302页。
　　[136]1840年5月31日在普鲁士举行了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一百周年纪念。恩格斯把1786年（弗里德里希二世逝世的年代）到1806年（耶拿会战中普鲁士被击败的年代）之间这一段时期叫作二十年空位时期。——第170页。
　　[137]卡·伊默曼《回忆录》1840年汉堡版第1册第95页。——第170页。
　　[138]指伊默曼的诗《吉斯蒙达，或沉默的牺牲品》，载于《戏剧手稿集》（《Ghismonda，oder　die　Opfer　des　Schweigens》．In∶《Taschenbuch　dramatischer　Originalien》），弗兰克博士出版，1839年莱比锡版第3年卷；《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Tristan　und　Isolde》），抒情诗，1841年杜塞尔多夫版；叙事诗剧《默林》（《Merlin》），神话，1832年杜塞尔多夫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