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年轻人正坐在桌旁用一只沉甸甸的银杯饮酒。有一次，他就借助一支歌曲把派来反对绿色自由莱茵的自由的女河神的二十个法国炮兵连击溃了。他用四韵脚的抑扬格诗使已经到达安德纳赫的法国先头部队的好几个骑兵团望风披靡，一直逃到提翁维耳。由于英勇可嘉，他被奖给一只银杯和一册分词构成法，这种分词构成法比他的歌曲更大胆，而且累赘得出奇，使得所有的德国中学教师大惊失色，而三年级学生从座位上纷纷跳下来，高兴地叫道：‘我们的假期终于来到了！’”[178]

　　“在我们面前的是书报检查官的面具。如果它发现我们手指上留有未经书报检查机关通过的墨水污点，我们就要遭殃了。书报检查官看上去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但是他的职业却高人一头。他指挥着人们的智慧和思想，掌握着只有永恒的正义才能使用的天平。在文学方面，他的任务是执行法老的王法。按照这种王法，新生的男性文学婴儿应当被扼杀，或者至少应当阿伯拉尔化［注：即阉割。暗指中世纪哲学家阿伯拉尔的传记。——编者注］。古罗马的书报检查机关是对共和国国民起诉的十分严厉的道德法庭。正如西塞罗说的，当书报检查机关除了使人羞得脸红就毫无作为时，它的作用就停止了。只有当整个民族象一个人一样会为书报检查机关而脸红的时候，我们的书报检查机关才停止起作用！”[179]

　　这一讲谈到：“德语生来就是自由的语言，共和国的语言；它登上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和诗歌艺术及思维的冰川，以便象雄鹰一样冲向太阳。但是，它和瑞士人一样，为专制制度效劳，成为专制制度的御林军。汉诺威王［注：恩斯特-奥古斯特。——编者注］哪怕用最流利的英语也表达不出他用最蹩脚的德语向自己的国民讲过的话。简言之，我们的语言，象莫里逊氏药丸一样，适用于一切人，可是它只有一点不足，而这一点却十分必要，这就是政治格调！的确，在最危险的时刻，当科伦宗教会议倒映于莱茵河水时——它只有在紧要关头才习惯于这样做，得到政府的最高许可的德语就获得某种政治气魄，于是，每块马铃薯地被称为一个‘区’，所有老实的外省人都成了‘君子’，而每一个女裁缝转眼间也成了德国‘小姐’。但是，这只是防卫性的政治格调，通常这种格调是和民军同时登上舞台的。我们的语言还没有成为进攻的语言。当一个德国人想要求自己的最起码的政治权利时（这些权利在印花税纸上按各项法律条文确证是属于他的，正如他的妻子根据婚约是属于他的一样），他给自己的要求附上了大量的保留条件，用讲求辞藻的公文笔调描述这个要求，用没完没了的百般恭维、尊敬、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忠诚的语句粉饰它，这与其说它是合理的要求，不如说它是裁缝学徒的很有礼貌的求爱信。这个德国人缺乏追求权利的勇气，因此他为自己过去敢于思考、敢于设想、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或敢于坚持向当局表达再提一项政治要求的愿望而千百次地表示歉意。例如，大部分这种关于出版自由的呈文难道没有使你们想起全身戏装的波扎侯爵，他跪在菲利浦王的脚下恳求说：‘陛下，求您赐给思想自由吧！’［注：席勒《唐·卡洛斯，西班牙王子》第三幕第十场。——编者注］此后，如果这类请求被菲利浦王斥之为‘荒谬的空想家！’［注：同上。］而不予理睬，那还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有少数德国人，他们作为自己祖国的辩护人敢于象男子汉那样用简洁有力的语言陈述它的政治权利，他们所以成为国家审讯的牺牲品，只因为我们的政治格调懦弱无能。因为，哪里懦弱是正常的现象，那里大胆就等于犯罪！我们时代的政论作家，只是由于纯粹格调上的错误，只是由于他说出了赤裸裸的真理，没有把自己的话和思想套上典礼官规定的服装，他们就会受到车裂的威胁，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权利。当需要利用政治权利时，德国的格调变得跟宦官一样的胆怯，而对当今世上的强者也只会笨拙地阿谀奉承。只要某个公爵说：‘我将坚持权利和正义！’报上立刻就出现大量的报道，就象追逐几滴蜜的野蜂一样兴高采烈地叫嚷说：在空旷的政治原野上发现了珍贵的宝藏。如果所有的报纸都只是把公爵说的要履行执政者的首要任务这一愿望——不这样他就会象尼禄或布西里士一样——作为一种独特的、闻所未闻的公爵美德来吹嘘一番，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使公爵感到被侮辱呢？而且这是在政府的报纸上，在书报检查官的眼皮底下，在联邦议会的庇护下发生的！对这类笨拙的赞颂者难道不应当根据刑法第九十二条予以严惩吗？”[180]

　　“正如荷马已经说过的那样，公爵是各族人民的牧人，因此，各族人民就是公爵的羊群。牧人热爱自己的羊群，给它们套上彩色的丝绳子，使它们不致失散，而羊群也十分欣赏这条精致的彩虹色的绳子，它们没有觉察到这种装饰物同时也是它们的锁链，所以如此，正因为它们是一群羊”，云云。[181]

　　“以殉难者的自我牺牲精神承担了所有职务中最可憎的这项职务，使它不致落入乐于承担这种职务的人手中”。[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