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四十四卷
不列颠的金融。——普雷斯顿的骚动[182]
1854年3月31日星期五于伦敦
所得税法案通过了。[183]约·帕金顿爵士公开反对它，并且尽管十分乏味但却理由充分地指出，不久前公布蓝皮书即机密来往公文集[184]完全以新的方式使人看清了财政大臣过去的财政政策。格莱斯顿先生于1853年4月18日提出和平预算，那时他应当是完全确信战争已临近。[185]在他声明的前三天，联合内阁收到罗斯上校的一则消息，说
“缅施科夫公爵还没有让宰相知道他的使命和要求的性质，就硬想得到宰相的正式保证，要他不把缅施科夫的使命和要求告诉不列颠代表和法国代表。”[186]
联合内阁[187]也从秘密通信中知道了皇帝［注：尼古拉一世。——编者注］有意除掉“病夫”[188]，以便不让他从自己的手中溜掉。献殷勤的皮由兹派教徒[189]掌握了这一消息，还更进一步对议会说：
“如果你们把所得税的有效期延长七年，那么我请求前两年每英镑只收七便士，其后两年每英镑收六便士，而其余三年每英镑只收五便士，然后所得税应该完全取消。”
我们报纸的读者还记得[190]，格莱斯顿先生认为，所得税是战争的强有力的工具，而在和平时期则应该除掉它。他这样说时他知道，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而且不到一年每英镑收七便士的税就必然增加一倍。现在所得税是每英镑收一先令二便士。如果有人要说，精明过人的财政大臣自己错误估计了情况，那么我将回答说，上星期一［注：1854年3月20日。——编者注］国家有价证券已经下跌，因为按交易所经纪人的可靠说法，秘密文件的公布显然证实了沙皇坚决要实现他的计划，甚至对他最肯定的保证也不能相信。“群贤内阁”的成员应该有洞察力，至少要有证券交易所的成员那样的洞察力。
就在联合内阁的精明博士邓斯·司各脱[191]提出自己的国家有价证券变更条款的财政计划时，他不顾已经得到的警告而在“灾难”到来之前就这样地保证了国库的空虚。下面各个年份的国库平衡表是这样：
1844—6254113英镑 1849—9748539英镑
1845—8452090英镑 1850—9[245676]英镑
［注：方括弧里的数字是根据1854年3月31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帕金顿的讲话稿刊印的。——编者注］
1846—9131282英镑 1851—8[381637]英镑
1847—8457691英镑 1852—8[841822]英镑
1848—8105561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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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内阁的这种财政政策，在“感谢”沙皇的秘密瓜分计划时，完全[适应]内阁的外交政策；在经常向议会报告的[消息]与内阁掌握的消息直接矛盾时，完全[适应]内阁的议会政策；在强迫奥美尔－帕沙在沙皇没有做好入侵准备以前不得采取行动时，完全[适应]内阁的军事政策；它完全[适应]这一军事政策时的情况如下：用轮船调运部队，用帆船调运马匹，把军官留在伦敦，认为所有其他地方中最适于占领的正是君士坦丁堡，而不是敖德萨、克里木、芬兰、多瑙河口或者任何其他对俄国有危险的据点而让士兵在君士坦丁堡登陆，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打败哥萨克［注：尼古拉一世。——编者注］，而是为了在这一紧要关头让伊斯兰教和拜占庭的教士认识西方的权利和公民的平等。
尽管爱尔兰议员强烈反对，看来下院还是通过了决议，要审查钱伯斯先生的提案，并指定调查女修道院的活动和管理制度的委员会。钱伯斯先生的提案所依据的主要理由，是要把强行从父母和法定监护人身边夺走的女孩同外界隔绝开来。英国资产阶级一想到为修道院抢女孩的可能性就发抖。但是，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的正义感，到了为满足贵族的情欲和棉织业巨头的古怪念头而抢走女孩的时候，却非常迟钝。上周有人诱骗一个十六岁的少女离开了父母，把她勾引到郎卡郡工厂，昼夜扣在那里，如同锁在监狱一样，强迫在那里睡觉、吃饭。当父亲知道他的女儿出了事时，甚至不许他见她，而且警察把他撵出了工厂。这就违犯了工厂法、人身自由法、父亲有权保护自己未成年子女法，从而使人身保护法所提供的权利一文不值。出现了粗暴的令人发指的抢小孩的事。但是，当不幸的父亲到地方当局寻求正义时，它采取什么态度呢？回答是：“我们无能为力。”
托马斯·邓科布先生提交了一份在二十四小时内有七千六百多名普雷斯顿市的居民签名的请愿书，诉说该市地方当局在执行维持安宁和秩序法时的所作所为。他声称，复活节假期之后他将立即提出关于成立调查委员会的提案。
“普雷斯顿的鼓动者，有经验的罢工教唆者是一些妄想组成国内新阶层和培养出工人议会[193]的人，他们终于被制止了。他们之中约有十人被地方当局以阴谋罪逮捕、审讯，被保释并在利物浦的巡回陪审法院受审。”
《晨邮报》这样报道了[194]由于某些情况而使我没有较早报道的这个事件[195]。控告首领的根据如下：企业主们派人去曼彻斯特，说服那里的工人来普雷斯顿。这些工人大部分是爱尔兰人。普雷斯顿人在火车站迎接他们；来的人就象是贫穷和不幸的化身。大约五十四人同意去法默斯－阿姆斯[196]，他们在那里整天吃得很好，晚上当他们同意返回时，有一万五千人把这些工人热烈送到火车站。其中七人被企业主留下，送回普雷斯顿，为的是控告考威尔先生及其同事搞阴谋。现在如果我们来谈[真正的]事件，那么谁是真正的阴谋者[197]就毫无疑问了。
1847年普雷斯顿的棉织业巨头降低了工资，并郑重答应只要商业重新进入繁荣时期就恢复原工资。1853年生意兴隆，他们拒绝履行自己的诺言。四个工厂的工人罢了工，继续工作的工人捐款支援他们。于是，厂主们秘密商定关闭自己的工厂，而且为了实现这一阴谋，他们规定每人将交付五千英镑。［注：如果他（企业主）同工人妥协的话。——编者注］工人们向郎卡郡的其他城市呼吁，结果他们得到了支援。企业主们四处派遣特使，游说或怂恿其他城市的棉织业巨头向自己的工人宣布同盟歇业，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果。他们不以此为满足，还开始大规模募捐，以对抗工人的类似行动。当确信所有这些措施无济于事以后，他们派自己的代理人四出活动，怂恿工人及其家庭、女裁缝以及英国和爱尔兰的习艺所的贫民来普雷斯顿。他们发现这种补充办法没有尽快出现所期望的效果，就试图挑拨百姓骚乱。他们的卑鄙行动激起了百姓的愤怒。他们禁止在马尔舍集会，但是人民在黑石山脊以及其他禁止集会的地方举行了集会。他们招来上百名新警察，让特别警察宣誓，装备了救火队，让军队整装待发，而且竟然宣读骚扰取缔令[198]以挑起暴动。这就是厂主们的阴谋，但是他们丝毫未能得逞。有人不顾这些事实而控诉搞阴谋，但不是控诉厂主而是控诉工人。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对控诉企业主搞阴谋提供了机会。一个工厂的工人复了工。企业主委员会也好，工人委员会也好，都以各自的方式要求解释。工人张贴通知，说他们在一定的工资水平条件下复了工。企业主委员会威胁要对这家工厂的厂主［注：斯温森。——编者注］采取措施，要求罚金五千英镑，这笔钱是他支持同盟歇业应当支付的。厂主的声明直接与工人的通知相矛盾，这使企业主退却了。如果说根据法律这种付五千英镑的义务是阴谋，那么威胁强迫实现这种义务就更是阴谋了。但这还不是全部。对工人首领的起诉书本身是普雷斯顿法院的官吏们串通的结果。根据《泰晤士报》本身的报道，法官搜集证据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们用单马车把新增加的工人[199]不是送往拉屠沙，因为他们害怕在那里被人知道，而是送到审讯室，以便在那里议定工人的供词；然后在黑夜的掩护下扑向他们选中的牺牲品。
但是，工人既不受人唆使破坏社会秩序，也没有胆小得[屈服于]普雷斯顿暴发户的强制，他们的理智使郎卡郡的这些小拿破仑的计谋破产了。
星期三晚上，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公开集会，目的是让首都工人阶级有机会说出他们对普雷斯顿厂主的行为的意见。一致通过了以下两项决议：
“根据英国现任大法官罗尔夫［注：克兰沃斯，罗伯特·蒙西·罗尔夫。——编者注］男爵在他任法官时对法律所作的如下解释：
如果说服人们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只在一定工资条件下工作，而在其他的一定条件下不工作，并且用和平手段取得了目的，而不追求其他意图，那么这种行为是在法律范围以内的。
根据以下的情况：
普雷斯顿工人被卷进了同自己厂主发生的三十个星期的冲突之中，他们在整个这一段时间里完全遵守秩序，以最和平的方式行动；
尽管有这样一些事实，尽管对他们采取暴力和进行恐吓并没有任何证据，甚至也没有人在这方面控告他们，工人委员会的四名［注：《人民报》上是：“十一名”。——编者注］委员还要为阴谋罪受利物浦巡回陪审法院的审讯；
因此，会议认为普雷斯顿的厂主和地方当局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认为他们犯有滥用权力、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同时破坏人身自由的罪行，而且认为这样的行为应该受到人民的一致谴责。
考虑到联合王国整个工人阶级的同情和支援应是维护正义和巩固法制，会议有责任给目前处于困难条件下的普雷斯顿工人以特别的、经常的支援，热烈号召所有关心改善劳动条件的人都联合他们并支持他们的良好意愿。”[200]
伦敦大多数报刊都谴责普雷斯顿企业主的行为，但不是出自正义感，而是出自对可能发生的后果的恐惧。这些报刊担心工人阶级现在开始明白，在单个资本家即他们的剥削者背后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机器，为了消灭前者，工人阶级一定要清算后者。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3月31日
载于1854年4月21日《纽约半周论坛报》第929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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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82]马克思的1850—1854年笔记中有关于本文寄往纽约的如下记载：“3月31日星期五。其他事项：所得税，培恩斯先生、华盛顿·威尔克斯，普雷斯顿”。文章发表时，编辑部删去了马克思评论英国激进政论家华威尔克斯著作《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1854年伦敦版）（W．Wiks．《Palmerston in three Epochs：a Comparision of Facts with Opinions》．London，1854）的那一部分。关于马克思对这本书的批判意见，在他1854年4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略有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38页）。
文章是根据质量很差的报纸照像复制品刊印的。方括号内的词不能就理解为这一种意思。——第206页。
[183]所得税法案是指格莱斯顿因英国即将参加克里木战争而提出在六个月里把所得税率增加一倍的提案。1854年3月27日，英国向俄国宣战，所得税法案于30日三读后通过。——第206页。
[184]指英国政府公布了蓝皮书《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1854年伦敦版。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8—159、160—177页）中曾对这本书中的材料作过分析。——第206页。
[185]关于格莱斯顿1853年4月18日提出的预算的详细说明，见马克思的文章《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英镑、先令、便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7—70、72—76、78—85、87—95页）。——第206页。
[186]帕金顿的讲话的片断马克思引自1854年3月31日《泰晤士报》第21703号。——第206页。
[187]指1852—1855年乔治·阿伯丁的联合内阁。阿伯丁内阁（“群贤内阁”）内有辉格党、皮尔派和英国议会中爱尔兰议员团的代表。——第206页。
[188]“病夫”是尼古拉一世同英国公使乔治·汉·西摩尔在1853年1月9日和以后的几次会谈中用来指土耳其的（《来往公文集》第5部分第877页）。——第206页。
[189]“献殷勤的皮由兹派教徒”是马克思对格莱斯顿的称呼。皮由兹派是英国教会的一个教派，格莱斯顿属于该派；马克思在强调格莱斯顿的伪善时，常常称他为“献殷勤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83页）。下面一段话是马克思根据帕金顿的讲话（发表于1854年3月31日《泰晤士报》）援引格莱斯顿的发言片断。——第206页。
[190]马克思在这里是指他发表于1853年5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5—71页）。——第207页。
[191]马克思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的绰号——“精明博士”（“Doctor Subtilis”）来称呼格莱斯顿。——第207页。
[192]南海公司于1720年破产，它的破产增加了英国的国债。根据1853年财政改革计划，格莱斯顿打算把这家公司的股票利息从3％降到[2+（3/4）]％。对他的建议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1、59—60页。——第207页。
[193]由于1853年英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涨，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提出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的思想。该组织应当既联合工联也联合无组织的工人，首先是要使全国各地区的罢工统一步调。这个组织应当由无组织的工人集会和参加“群众运动”的工联的会议所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来领导。工人议会1854年3月6日在曼彻斯特开幕，1854年3月18日闭幕。它讨论并通过了“群众运动”的纲领，并成立五人执行委员会。
但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尝试未能成功，因为对政治斗争持否定态度的工联的多数领袖不支持建立统一的群众性工人组织的思想。1854年夏罢工运动的低落也对参加广大工人群众运动产生不利的影响。1854年3月以后，工人议会再没有召开。——第209页。
[194]马克思指1854年3月27日《晨邮报》第25033号的社论。——第209页。
[195]指1853年8月在普雷斯顿城开始的、当时英国工人最大的罢工事件中的一起。关于罢工的进程及其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74—375、467—470、493—495、520—521页；第10卷第253—254、687—688页。——第209页。
[196]法默斯－阿姆斯（Farmer’s Arms）是普雷斯顿织工罢工时工人委员会的所在地。——第209页。
[197]马克思接着引用了1854年3月25日《人民报》上发表的厄·琼斯的《普雷斯顿的棉花法。——谁是真正的阴谋者？》一文中的实际材料。——第209页。
[198]骚扰取缔令（Riot act）授权地方当局以暴力驱散“秩序破坏者”的集会，对集会参加者追究刑事责任。当众宣读解散命令，过一小时后不服从即可开枪。——第210页。
[199]指企业主为破坏罢工而招募到普雷斯顿的工人（1854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1694号）。——第210页。
[200]这个决议的原文马克思引自1854年4月1日《人民报》发表的文章《郎卡郡领导者的控诉》。按当时的实际情况，4月1日的《人民报》在3月31日晚上出版，所以马克思在这天晚上写的这篇文章中利用了这份报纸。——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