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8月21日于伦敦

　　阁下：我决定给您写信，是为了告诉您有几份关于公社事件的文件，并请求您同意利用您的职业所享有的特权和您作为被告之一的辩护人的地位使这些文件能提交给法庭。
　　4月15日前后，巴黎一家报纸转载了某人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此人在信中声称，他访问了马扎斯监狱里的人质，并指责公社野蛮地对待他们。由于感到必须检验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我到了这座监狱。我可以证实情况恰恰相反。那一天，我同达尔布瓦、邦让、德盖里三位先生，还有主教管区的秘书佩蒂先生谈了话。佩蒂先生要是还活着就能够向您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后来，我常常访问他们，而且在公社垮台前几天，达尔布瓦先生和邦让先生还把他们的手稿交给了我，现将手稿的大致内容转述于后。
　　这是达尔布瓦文件的概要。这个文件的标题是：《我的被捕、监禁和在马扎斯的思考》。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除了他指责公社逮捕他之外，他认为他未能获释出狱全怪凡尔赛政府。他特别指责凡尔赛政府的是，它为了保留一点将来进行报复的权利而牺牲人质。同时，他还多多少少谈到他曾试图写信进行交涉，多多少少谈到他的朋友们曾向梯也尔先生提出过请求，进行过斡旋和谈判，但是除了遭到拒绝，特别是拉加尔德先生的拒绝之外，没有任何结果。他说，交换人质问题不仅是要交换布朗基，而且还要交换杜瓦尔将军的遗体。此外，他声称他受到良好待遇，并且对马扎斯监狱长加罗公民的举止大加称赞。他已经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因此他写道：“人所共知，凡尔赛既不想交换，也不想和解；另一方面，有权逮捕我们的公社却无权释放我们，因为在目前不进行交换就释放我们，会在巴黎引起一次推翻公社的革命。”
　　至于邦让先生，他把在狱中写的关于农业经济的长篇文章、两封家信和一本类似狱中日记的东西交给了我。虽然这个文件对辩护来说不象达尔布瓦先生的文件那样有价值，但是它可以证明马扎斯监狱对待人质是人道的。
　　光强调这些文件的重要性，是没有用处的，因此我现在想向您说一说，这些文件是在怎样情况下从我手里弄走的。
　　5月22日星期一早晨，我不得不离开公共工程部，躲进坦普尔街上唯一的一家开门的旅馆。我把自己的皮箱和文件保存在那里。5月25日星期四，凡尔赛军队已经占领这条街，我决定在回家之前设法把文件放在可靠的地方。我认为可以信赖的那个旅馆主人把二楼一个房间的壁橱腾给我，钥匙我随身带着。除去上面已经提到的文件以外，我保存在那里的还有警察局长转交给我的麦克马洪的五封信、许多官方文件，其中包括一份证明我是4月25日停战时派往讷伊的代表的证件，两个交换符号、一封来自伦敦的给梯也尔先生的信和几张公社委员的照片。
　　5月27日，我派两个人到坦普尔街，让他们取回我的皮箱和放在壁橱内的文件。旅馆主人在答复他们的要求时说：因为他的许多邻居曾经好几次说他那里藏着公社委员，所以他认为撬开壁橱烧掉文件是明智的。
　　皮箱拿回来了，它也被撬开，我收藏的文件以及证件和其他文件都被窃。现在，尽管旅馆主人亲自向我证实这些文件被销毁的事实，但是我仍不以为然，而且我从巴黎收到的消息使我确信，我委托保管文件的那个人，现在仍掌握着这些文件，或者不久之前刚刚将文件转交给警察局。
　　接下去是寻找上述文件的必要线索和通常的问候语；此信已于1871年8月19日转交比果先生。［注：这一段显然不是欧·丰德维致比果信中的原话。——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