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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6年]4月16日于伦敦
……前天为《人民报》[1]的创刊纪念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宴会。这次我接受了邀请，因为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我一个人（象《人民报》所披露的那样）被邀请，而且还让我第一个举杯祝酒，即由我提议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主权而干杯。因此我用英语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但是我不让它刊登出来[2]。我想达到的牡丹已经达到了。塔朗迪埃先生（他不得不花两个半先令买了一张入场券）以及其余一切法国的和其它的流亡者伙帮都确信：我们是宪章派的唯一“亲密的”盟友；虽然我们不做公开的表示并且听凭法国人公开向宪章派献媚，我们仍然有能力随时重新占据历史上已属于我们的地位。使这点变得更加必要的，是在前面已经提到的2月25日由皮阿主持的群众大会上，德国大老粗谢尔策尔（老滑头）发表了演说，并且以实在骇人听闻的行会狭隘精神指责德国的“学者”、“脑力工作者”抛弃了他们（大老粗），从而使得他们在其它国家面前丢丑。你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知道谢尔策尔。我又和朋友沙佩尔见了几次面，我发现他是一个正在痛心忏悔的罪人。他近两年来所过的闭门幽居生活，看来对他的智力有相当大的磨练。你知道，有这个人在手边无论如何是好事情，尤其是把他从维利希手里争取过来。沙佩尔现在对磨坊街的大老粗非常恼怒。[3]
你给施特芬的信我一定转交给他。勒维的信你本来应当留下。凡是我不要求退还的信件，你全都这样处理吧。信件愈少通过邮局有愈好。我完全同意你对莱茵省的看法。对我们说来糟糕的是，遥望未来，我看到某种带有“背叛祖国”味道的东西。我们是否会被迫处于美因兹俱乐部派在旧革命中所处的境遇[4]，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柏林情况的转变如何。这将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是多么了解莱茵河彼岸我们那些英勇的兄弟呵！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录入者标记黑体。这是马克思最早提出这样一个革命思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融合在一起，即在将来的德国的全部问题——即民主革命（土地、国家统一、民主宪制等）问题取决于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而农民革命者作为同盟者，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起支持作用）
[1]《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是宪章派的周报，1852年5月由革命的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办。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人民报》除了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为该报撰写的一些文章外，还转载了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最重要文章。在这个时期，该报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琼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接近，曾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使他们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8年6月该报转到了资产阶级实业家的手中。
[2]《人民报》编辑部于1856年4月19日发表了马克思的演说记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80页）。
[3]马克思指的是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首领、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前委员奥·维利希和卡·沙佩尔的分裂活动。这一集团是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在同盟的队伍中出现的。分裂的原因是，在共产主义同盟盟员当中，随着反动时期的到来在策略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纠集了少数分裂派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得到共产主义同盟伦敦区部的盟员和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多数会员的支持（这个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它人于1840年2月在伦敦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同盟的支部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由于协会的多数会员支持维利希-沙佩尔集团，1847年和1849—1850年曾经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协会，直到五十年代末才恢复同协会的联系。
五十年代，协会的会址是在伦敦索荷区磨坊街。
[4]美因兹俱乐部派——1792年10月法国军队占领美因兹以后，在当地按照法国雅各布宾俱乐部的样子成立了自由平等之友会（美因兹俱乐部）。该会要求取消封建负担和建立共和国。1793年2月进行了选举并召开了法国莱茵地区国民议会。国民议会颁布了废除为数众多的僧俗王公的法令，并宣布美因兹及其邻近地区为共和国。
1793年3月，国民议会宣布共和国并入法国。这样一来，美因兹俱乐部派不仅遭到来自反动贵族势力方面，而且也遭到来自资产阶级势力方面的非难，说他们犯有“背叛祖国”罪。美因兹俱乐部和国民议会也没有得到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必要支持。虽然法国国民议会发布法令废除了封建依附关系、贵族和僧侣的特权，以及原来的赋税，大同时它却规定要向法国缴纳捐款。这一点是造成这些阶层愤懑和不平的重要原因。
1793年7月普军占领美因兹，美因兹共和国遂告解体。美因兹俱乐部的成员的成员被逮捕入狱并遭到残酷的虐待。
关于马恩书信集的价值
托洛茨基在其自传中声称，自他1907年在维也纳生活后（尽管多数奥地利社民党领导尽是一些学究式的市侩庸人），他就反复阅读马恩书信集，以此检验他的世界观。托洛茨基认为马恩书信集对他的思想成长有极大的帮助。
左翼朋友们如何从马恩书信集中汲取营养？
我试摘抄列宁1907年2月为《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写的序言中的几段话，也许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马克思在通信中间，关于他自己私人的事情讲得很多，原是理所当然的。这对于一个写传记的人是异常宝贵的材料。但对于一般读者大众，特别是对于俄国工人阶级说来，这些书信内含有理论和政治材料的那些地方，却更加重要得多。正是在我们这里现今所处的革命时代，特别必须细心研究那些表明马克思直接响应工人运动和全世界政治所有一切问题的材料（当今中国等国家与地区不也正似20世纪初那样的‘前革命时期’吗？——录入者注）。‘新时代’编辑部说得完全对：‘认识那些在大变革时代形成其思想和意志的人物的面貌，就能提高我们自己的意识’。……书信中另外一些理论上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马克思对于各个作家的评论。当你读到马克思这些写得非常生动，充满热情，表明他对一切重大思潮都异常注意考察分析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耳谛听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
原单行本 版本信息：
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 编译 人民出版社 1973年9月第2版 1975年9月北京第3次印刷 书号1001·638
P.S. 除了我未注明处，黑体字部分均由原单行本标记。
——录入者 红草
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