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也像在俄国一样，这样的青年人数量相当多，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多得无比。”（第7页）
　　“是的，社会革命在任何地方可能都没有像在意大利这样临近。”（第8页）
　　“在意大利，赤贫的无产阶级占着优势。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以及在他们之后的德国整个社会民主党人学派，对这个赤贫无产阶级都抱着极端蔑视的态度，这是完全徒然的，因为在它身上，而且仅仅在它身上，而决不是在上述那种工人群众的资产阶层身上，包含着未来社会革命的全部智慧和全部力量。”（第8页）

　　一方面可以依靠精良的和具有其他素质的军队，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忠君的爱国主义、民族的无限的虚荣心以及古老的、历史的、同样是无限的、对政权俯首听命和敬之若神的心理，这都是德国贵族、德国小市民〈bourgeoi-sie〉、德国官僚，德国教会、德国学者的整个行会的特点，而在他们的共同影响下——真可叹啊！——往往连德国人民本身也具有这一切特点”（第11页）。
　　“原来普鲁士鲸吞了德国。这就是说，只要德国仍然是一个国家”，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所谓自由主义、立宪主义、民主主义“甚至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普鲁士都必然是欧洲各种各样的专制制度的头等的和主要的代表与经常的根源。”（第11页）
　　从十六世纪中叶起到1815年，一切反动运动的主要根源是奥地利（idest〔即〕德国的代表）；从1815年到1848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分立，其中前者（梅特涅）占居优势（策12页）；“从1815年起，我们的鞑靼－德意志的、全俄罗斯皇帝的鞭子，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以狩猎者而不是以生意人的身分，参加了这个纯粹德国反动派的神圣同盟”（第13页）。
　　为了推卸责任，德国人竭力使自己和别人相信，神圣同盟的主谋者是俄国。《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的首要目的，是建立一个泛日耳曼国家。和他们相反，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力图首先完全破坏我们的〈俄罗斯〉国家》等等（第13页）。

　　“亚历山大来回奔波，忙碌异常，吵嚷不休；尼古拉疾首蹙额、盛气凌人。但是一切也不过如此而已。他们一事无成……因为他们无能为力，由于他们的朋友，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德国人不允许他们有所作为；他们只能起稻草人〈bange　machen〉的光荣作用，真正有所行动的只是奥地利、普鲁士和”《在它们领导下并得到它们允许去侵犯西班牙的法国波旁王朝》（第13、14页）。
　　俄国只有一次越出了本国的国境——在1849年，为的是把奥地利从匈牙利革命中拯救出来。此外，在本世纪，它曾经在普鲁士的帮助下两次扼杀了波兰革命，因为普鲁士同俄国一样与此是有利害关系的。当然，“没有波兰的独立和自由，人民的俄国是难以想像的”（第14页）。
　　俄国无论在智力、实力或财力方面在欧洲都不占有能用呼声来“解决问题”的优势地位（第14页）。
　　只有当某个西方大国叫俄国去做某件事的时候，俄国才能有所作为。（例如，弗里德里希二世叫叶卡特林娜去瓜分波兰，几乎还瓜分了瑞典。）
　　对于欧洲的革命运动，俄国在普鲁士政治家们手中起着稻草人的作用，往往还起着帷幕的作用，他们利用这种帷幕巧妙地把自己侵略和反动的行径掩盖起来。他们在不久前获得了那些胜利以后，就不再需要这些了，也就不再这样做了（第16页）。
　　住着俾斯麦的柏林是现在欧洲反动派的有目共睹的首脑和首都（第16页）。反动派（罗马天主教的反动派）在罗马有，在凡尔赛有，在维也纳和布鲁塞尔也有一部分；在俄国有鞭子反动派；但是有生气的、“聪明的”、真正“强有力的”反动派却集中在柏林，并且从新的德意志帝国向欧洲的所有国家扩张等等（第16页）。
　　“工人协作社、小组、公社、乡、最后是区域和各族人民的自下而上的联合组织，这个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自由的唯一条件，是和它们［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和银行投机活动。——编者注］的本质相对立的，正如任何经济自治都是和它们不相容的一样。”（第17页）
　　可是，代议制民主（nребсмавцмелъная　беmокрамuя）结合了它们成功的两个条件：“国家集中制，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真正服从那些管理他们、似乎代表他们并且不断剥削他们的少数劳心者。”（第17页）
　　“我们的鞑靼－德意志帝国的实质。”（第14页）
　　新的德意志帝国是好战的：它一定要征服别国或者被征服（第17—18页）：
　　它“本身具有一种不可抑制的要成为全球国家的意图”（第18页）。领导权只是这种意图的委婉的表现；这种意图的条件，是至少它周围的一切国家都软弱无力和表示服从。起这种作用的，过去是法兰西帝国，而现在则是德意志帝国，“我们确信，德意志国家是欧洲唯一真正的国家”（第19页）。

　　法兰西的“国祚”已尽了；凡是多少了解法国人的性格的人，都会像我们（巴枯宁）一样清楚，既然法国过去长期能够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国”，那末现在它绝不会甘居次等的、甚至同其他国家相等的地位。法国将准备新的战争，报仇雪耻，恢复丧失了的первенство（首位）（第19页）。但是它能否如愿以偿呢？绝对不能。最近的事件证明，爱国主义这种最崇高的国家美德（зmа　въlcwaя　locyбарсмвення　боброеmелъ）在法国已经不复存在了（第19页）。各上等阶级［注：巴枯宁的原文是：“各上等阶层”。——编者注］的爱国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荣心，但是，正如最近这次战争所表明的，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这些阶级可以牺牲这种虚荣心。法国农村居民同样也很少表现出爱国主义来。农民一旦成为私有者，就不再是爱国者了。只有在亚尔萨斯和洛林，好像是为了嘲笑德国人，法国的爱国主义才表现出来。爱国主义只有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保存了下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各有产阶级都对它恨之入骨。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那种爱国者，因为他们以社会主义态度待人（以兄弟般的态度对待所有其他国家的工人），并且已经开始武装起来，但不是要反对德国人民，而是要反对德国的军事专制制度（第20—22页）。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只过了四年，战争便开始了，国际的宣传“特别”在“拉丁部族”的工人中间激起了新的反爱国主义世界观（第22页）。1868年在维也纳群众大会上，为了回答《南德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的和爱国主义的“建议”：也表现出了这种新的世界观。《工人们回答说，这些人剥削他们、永远欺骗和压迫他们，全世界的所有工人都是他们的兄弟。国际工人阵营是他们唯一的祖国；国际剥削者世界是他们唯一的敌人。》（第22、23页）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会给作为“全世界工人解放”先锋的巴黎兄弟们拍了一封电报（第23页）。这个答复在德国引起了许多喧嚣；吓坏了所有市民民主派，包括约翰·雅科比，它《不仅侮辱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而且侮辱了拉萨尔和马克思学派的国家信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вера）。现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脑之一，但当时还是市民民主党（寿终正寝的人民党）党员的李卜克内西先生，大概是遵照马克思的意见，立即从莱比锡前往维也纳，以便就为这次争吵造成口实的政治上的冒失行为同维也纳工人进行谈判（лереговор）。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他的活动相当成功，过了几个月，即在1868年8月，在德国工人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奥地利无产阶级的全体代表都毫无异议地在社会民主党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纲领上签了字》（第23、24页）。这就暴露了《这个党的多少有点学问的、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的政治方向同德国的或者至少是奥地利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之间存在的深刻的差别》。诚然，从1868年以来，这种本能在德国和奥地利很少得到发展，可是在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特别是在法国，却有了了不起的发展（第24页）。法国工人意识到，他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是在为全世界而工作（第25页），《而且更主要地是为世界而不是为自己》（第25页）。这种梦想（зта　мечта）《成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本性，并且把国家爱国主义的最后残余从它的想像和心灵中驱逐出去了》（第26页）。法国无产阶级号召拿起武器来，它确信，它既是为德国无产者的也是为他们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第26页）。《他们不是为了尊严和荣誉，而是为了战胜被资产阶级用来作为奴役他们的工具的可恨的“军事力量”而斗争。他们所以憎恨德国军队，并不是因为它是德国的，而是因为它是军队。》（第26页）反对凡尔赛国民议会和反对祖国的救星梯也尔的巴黎公社起义……充分表现了目前推动法国无产阶级前进的唯一的热情。对于法国无产阶级等等说来，只有社会革命战争还存在（第27页）。在社会革命热情的促使下，《他们宣布彻底破坏法兰西国家，废除与法兰西各公社的自治不相容的法国的国家统一。德国人仅仅缩小了他们政治祖国的疆界和力量（сила），而他们却想使它彻底убитъ（丧命），而且似乎是为了显示这个叛逆性的目的，他们把作为法国荣誉的雄伟纪念碑旺多姆圆柱毁为废墟》（第27页）。
　　“于是，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社会革命。”（第29页）在法国，这个斗争最为坚决；在农民中间，至少在法国南部也已如此（第30页）。《正是两个目前不可调和的世界的敌对对立，是使法国不能重新成为首屈一指的、占优势的“国家”的第二个原因。》（第30页）当梯也尔宣布普鲁士军队撤退时，凡尔赛交易所、资产阶级等都完全不知所措了（第31页）。“可见，法国资产阶级的奇怪的爱国主义认为挽救自己的办法是让祖国可耻地屈服。”（第31页）
　　《法国工人对西班牙革命的同情现在表现得非常明显，特别是在法国南部，那里表现了无产阶级力图和西班牙无产阶级进行兄弟般的联合，甚至和他们结成以解放了的劳动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人民”联邦的明显意愿。》

　　——《我说，尽管有民族差别和国界的限制，这些同情和意愿证明，无论对于法国无产阶级本身，还是对于特权阶级说来都是一样，国家爱国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第32页）
　　像法国“这样一个衰老的、病入膏肓的国家，哪里能够同年轻的、至今仍然强壮的德国相抗衡呢？”（第33页）任何一种国家形式，即使是社会民主共和国，都不能给人民以它所需要的东西，《即没有任何自上而来的干预、监护、暴力的，符合自身利益的自下而上的（сниэу　вверх）、自由的（волъный]——任意的，而且也是毫无拘束的）组织，因为任何这样的国家制度（государ-ство），甚至最共和的和最民主的，甚至“马克思先生想出去的所谓的人民国家”（ мнимо-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实质上”都无非是通过似乎比人民本身更加懂得人民的真正利益的少数知识分子因而也是特权分子自上而下地对群众进行管理》（第34、35页）。
　　因此，由于有产阶级无法使人民的热情和人民的要求得到满足，人民便只有一种手段，即国家暴力（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силие），一句话，就是“国家”，因为“国家”也就是“暴力”（ Violence，Véhémence，force〔暴力，暴虐行为，强力〕），就是“凭借在可能的情况下是伪装起来的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肆无忌惮的暴力的统治”等等（第35页）。
　　在这里甘必大也是无能为力的；（法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殊死斗争《要求使用国家的（政府的）全部措施和力量，可是法兰西国家已没有任何措施和力量来维持它在欧洲各国间的表面上的优势》。“它哪里能够同俾斯麦的帝国争雄！”（第37页）法国应该服从德意志帝国的最高领导，接受友好保护的影响，正如意大利国家曾经服从法兰西国家的政策一样（第37、38页）。

　　“在三十年以前，它不会这样心平气和地容忍德国人占领莱茵河各省、俄国在黑海恢复优势、俄国人出征希瓦。”（第39页）作出这种让步等等的原因是：工人世界同剥削的、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斗争（第39页）。在那里社会革命正日益临近等等（同上）。
　　西班牙和意大利，没有什么可说的，它们永远不会成为有威胁性的、强大的国家，这不是因为它们没有物资，而是因为“人民精神”把它们引向完全不同的目的（第39页）。
　　顺便指出：西班牙在反对拿破仑的人民战争时期重新觉醒了，这场战争本身是愚昧无知的群众进行的。在1812年和1813年，在德国根本没有这类事情发生：只是当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以后，才有人发动起义。只有提罗耳是例外（第40、41页）。

　　“我们看见，拥有财产就已经足以使法国农民腐化堕落，并且扑灭他们心中最后一点爱国主义的火星。”（第42页）在德国（1812—1813年），年轻的公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哲学家和诗人们策动起来的臣民们（верноддан-ные），曾经武装起来保卫和复兴德意志国家，因为正是这个时候在德国产生了泛日耳曼国家的思想。然而，西班牙人民却个个（логоловно）奋起，再一次捍卫（отстоятъ）“祖国”的自由和“人民生活”的独立，抵抗残暴强大的奴役者（第43页）。从此以后，一切形式的政府——专制的、立宪的、保守共和主义的等等，甚至类似瑞士的那种小资产阶级联邦共和国的形式，在西班牙都遍试无效（第43页）。
　　《革命社会主义的魔鬼真正地掌握（控制）了西班牙。安达鲁西亚和埃斯特勒马杜腊的农民既没有向任何人请示，也没有等待任何人的指示，就夺取了以前地主的土地。卡塔卢尼亚，特别是巴塞罗纳，大声宣布自己的独立和自治。马德里人民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并且不同意使革命服从制宪议会未来的命令。甚至在卡洛斯派控制的北方，也发生了显然的社会革命：宣布实行fueros〔自治特权〕（фузросы），宣布各省、市镇独立，烧毁一切司法的和民事的文书契约；军队在西班牙全国各地都与人民握手言欢，把自己的军官赶走。社会经济革命的第一个条件——普遍的：公众的和私人的破产开始了。》（第44页）《再也没有财政、军队、法庭、警察；有国家势力，没有“国家”；只有目前仅仅被社会革命热情所激励的强大的、朝气勃勃的（свежий）人民。在国际和社会革命者同盟的集体领导下，人民正在团结和组织自己的力量等等。》（第44页）
　　在意大利人民中间只保存着一种活传统，即不仅области（省、行政区、郡）而且市镇（общины）也实行绝对自治。在“人民”中存在的“唯一的政治概念”中，还包含有历史人种学方面的“省的非同类性”，因为各省操不同的方言，甚至一个областъ（en　passant〔顺便说一下〕，也意味着权力、力量）的人都难于互通语言，有时根本不懂其他“地区”的人说的话；但是意大利“从社会意义上讲”并不是四分五裂的。相反地，有一种“共同的意大利性格和类型”，根据这种性格和类型，可以把意大利人同任何其他部族、甚至南方部族的人区别开来（第45页）。破坏最新的意大利“国家”，结果必然会出现“自由社会的联合”（第46页）。这一切都只是与“人民群众”有关。

　　同其他国家一样，在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上层”中，“随着国家统一的形成，剥削人民劳动的享有特权的阶级的社会统一也形成了，并且现在正在日益发展。这个阶级现在在意大利通称为集团：整个”官方世界，即官僚和军事的、警察和法庭的世界，大地主、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整个官方的和半官方的律师界和文化界、整个议会（第46页）。
　　然而甚至最可怕的贫困（贫穷），甚至伤害到“数以百万计的”无产阶级的贫困，也还不是革命的充分的保证（залог）……当人（一群人）被弄得陷于绝望的时候，他就很可能起来暴动……在绝望中甚至德国人也将不再是滔滔不绝的说教者了，但是要使他陷于绝望，要求有非常多的因素……无论“贫困”还是“绝望”都只能产生个人的，最多是地方性的“骚动”，而并不足以席卷“整批整批的人民群众”。为此必须有一个“永远”是历史地从“人民的本能深处”产生出来的“全民理想”。还有对自己权利的信仰（Ｂｅｐａ），“可以说，对这种权利的宗教的信仰”。

　　《意大利人民正处于这种状况中。》（第48页）

　　“它［注：国际的宣传。——编者注］向意大利人民指出了他们应当实现的目的，同时为它揭示了组织人民力量的途径和手段。”（第48页）
　　《绝妙的是，“马克思的国家共产主义的纲领”在意大利也和在西班牙一样，一点也不走运（不顺利），相反地，在那里人们广泛而热情地接受了尽人皆知的（лресловутый）同盟或“社会革命者联盟”的，对一切“统治、政府监护、上司和权威”无情宣战的纲领。》（第49页）
　　《在这种条件下，人民能够获得解放，根据一切人和每个人的“最广泛的意志”建立自己的生活，但丝毫不会威胁其他各族人民的自由。》（第49页）

　　《但主要地》，由于他们《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不威胁任何人（第49页），相反地，却有许多理由要《担心受新德意志帝国的侵略》（第50页）。

　　《德国人是“国家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他们可以说是生来就是一方面以自己的历史权利，即以侵略和“历史悠久”的权利，另方面以自己所谓的文化优势作为他们高傲自大的依据。》（第52页）近年来德国人被迫承认马扎尔人有独立“生存”的权利。居住在奥地利帝国境内的“一切部族当中”，除德国人以外，马扎尔人是“最具有国家观念的人民”（第52页）他们声明他们享有统治那些和他们一起居住在匈牙利王国境内的其他各部族的历史权利，虽然他们自己只占该王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即马扎尔人550万，斯拉夫人500万，罗马尼亚人270万，犹太人和德意志人180万，其他“部族”约50万人，共计1550万人）（同上）。于是，奥匈帝国分成了两个部分：有2050万人口（德意志人和犹太人720万，斯拉夫人1150万，意大利人与其他“部族”约180万）的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居住的息斯莱达尼亚部分；和马扎尔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德意志人居住的部分（第53页）。

　　《受马扎尔人统治的大多数居民都不喜欢马扎尔人，这些居民违反心意地忍受着他们的压迫，因此便经常不断地产生斗争（第53页）。马扎尔人害怕罗马尼亚人和斯拉夫人起义，因此就同俾斯麦结成秘密同盟，俾斯麦《预见到反对注定要灭亡的奥地利帝国的战争必不可免，便“奉承讨好”马扎尔人》（第54页）。
　　在息斯莱达尼亚帝国，事情并不见得好些。
　　在那里德意志人想统治占多数的斯拉夫人。《德意志人憎恨斯拉夫人，就像老爷通常憎恨自己的奴隶一样》（第54页），害怕他们获得解放等等。《像一切侵占别国领土、征服别国人民的人一样，德意志人在同一个时期里完全“不公正地”既憎恨又鄙视斯拉夫人。》（同上）普鲁士的德意志人指责奥地利政府，主要是说它不能把斯拉夫人德意志化。《他们相信，这是反对全德意志的爱国主义利益、反对泛日耳曼主义的滔天罪行，而事实上也是如此。》（第55页）（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为了和这个泛日耳曼主义相抗衡，奥地利的斯拉夫人除波兰人以外都提出了泛斯拉夫主义这种同样《令人讨厌的荒谬东西》、这种《反对自由、残害人民的理想》（第55页）。

　　在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土地上，竟然有由有教养的人和其他人组成的整个阶级期待俄国人来解放自己，或者甚至《在俄国沙皇的大国下面建立伟大的斯拉夫王国》这是怎么回事呢？（第57页）
　　这只是表明，《这种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而是“国家主义的”，可恶的德国文明侵蚀斯拉夫爱国者的灵魂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完全成了德意志人，虽然他们追求的目的是反对德国的；他们希望，他们想通过德国的途径和手段把斯拉夫人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为他们受到的是德国的教育，他们只知道用成立几个斯拉夫国家或者成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斯拉夫国家的方法，而不懂得用其他的方法来获得解放。因此，他们给自己提出的目的也完全是德国式的，因为类似新德意志帝国或“全俄罗斯”帝国的那种集中制的、官僚的、警察－士兵的“最新式国家”乃是纯粹德国的“产物”：在俄国，它以前夹杂有鞑靼人的因素，“但是说实在的，就是在德国现在事情也不会因为鞑靼人的盛情而延搁下来”》（第57页）。
　　《斯拉夫人按其全部本性，按其全部实质说来，决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即不是一个“国家主义的”部族。捷克人提到（ломинают）自己的大莫拉维亚王国，塞尔维亚人提到自己的杜善王国，都是徒然的。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的现象或者古代的神话。真实可靠的是，任何一个斯拉夫部族本身都没有建立过“国家”。》（第57页）

　　是斯拉夫人民（холол——农奴、奴仆）完全被波兰贵族奴役以后在日耳曼主义和拉丁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许多波兰的历史学家，例如“米茨凯维奇”认为，波兰贵族并不是斯拉夫族的后裔（第58页）。

　　是按照德国的模型和样式，在德国人的公开影响下粘合而成的，因此它很早就成了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有机部分。

　　鞑靼人的鞭子、拜占庭的祝福（благоловение）、德国式的官僚军事和警察的教育（第58页）。
　　《可见，毫无疑问，斯拉夫人从未自己主动地建立过“国家”……因为他们从来不是侵略的部族。只有侵略民族才建立“国家”，而建立国家必然是为了使自己获利而损害被征服的民族。》斯拉夫人是一个完全和平的、农业的部族，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公社中过着单独的和独立的生活，这些公社按照宗法制的习惯，是由“长者”根据“选举的原则”和土地公社所有制进行管理（улра-влять，也有统治的意思）的，没有贵族，没有特殊的祭司等级，大家一律平等，《以宗法制的因而是不完善的形式实现着人类友爱的思想》。各公社之间没有任何政治的联系，只有抵御外敌侵犯的联系；没有任何斯拉夫“国家”，但是在非常好客的一切斯拉夫部族之间有着社会的、兄弟般的联系（第58、59页）。《在这种组织中，他们对于好战的部族，特别是力图到处扩大自己的统治的日耳曼人的进攻和侵略，是无力自卫的。》（第59页）《斯拉夫人有一部分被消灭了，大部分则被土耳其人、鞑靼人、马扎尔人、而主要的是德意志人征服了。》（第59页）《从十世纪下半叶起便开始了他们痛苦的，但是也是英勇的受奴役的历史。》（第59页）
　　《对于波兰说来不幸的是，它的各个领导政党（руководящие　партии）——至今主要是贵族分子的政党——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国家主义的”纲领，它们不是通过社会革命去谋求解放和“复兴”自己的“祖国”，却固执古老的成见，忽而通过什么拿破仑的保护，忽而又同耶稣会教徒和奥地利封建主结成同盟，来谋求这种解放和复兴。》（第61页）
　　在本世纪，西方的和南方的斯拉夫人也觉醒起来了；西方斯拉夫人的集中点是波希米亚，南方斯拉夫人的集中点是塞尔维亚（第61、62页）。
　　“国家”的最新表现是泛日耳曼帝国：《它的寿命屈指可数了，各国人民都期待着它垮台从而使自己能够彻底得救……德国人遭到欧洲其他各国人民的憎恨，难道斯拉夫人对此竟感到羡慕！》（第63页）

　　或者不要任何斯拉夫“国家”，或者要一个庞大的、吞没一切的、泛斯拉夫主义的、“鞭子的、圣彼得堡的”国家（第64、65页）。
　　用类似合众国那样的泛斯拉夫联邦也不能与泛日耳曼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相对抗（第66页）。北美联邦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在美洲大陆上，与这个伟大的共和国相毗邻的，没有一个像俄国、德国或法国那样强大的“国家”。因此，为了抵抗正在“国家主义的”或政治的范围内获得胜利的泛日耳曼主义，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泛斯拉夫“国家”。
　　“全俄罗斯鞭子”下的普遍的斯拉夫人的奴役制（第67页）。但是，这也是不可能的。在欧洲，斯拉夫人在数量上几乎比德国人多三分之一。然而，泛斯拉夫国家在实力和真正的“国家军事力量”方面从来都无法和泛日耳曼帝国相抗衡。为什么？《因为在德国人的血液中，在德国人的本能中，在德国人的传统中，有一种“国家主义”制度和“国家主义”纪律的热情》；而斯拉夫人则相反：《因此，为了使他们循规蹈矩，就必须用棍棒来管束他们，而任何一个德国人都会信服地（с　убеждением）、自愿地忍受棍棒。他的自由正在于，他“受过严格训练”，并且“甘愿拜倒”在任何上司的脚下。而且，德国人是一个严肃而勤劳的民族，他们博学、节俭、“文雅、精明和谨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即在上司希望的时候出色地打仗。他们在最近几次战争中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他们的军事和行政的组织也达到了任何别的民族永远不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完善程度。因此，能否想像在“国家制度”方面同他们进行较量呢？》（第68、69页）
　　《德国人在“国家”中得到他们的生命和自由：而对于斯拉夫人说来，“国家”就是坟墓。他们是在“国家”之外，即不仅通过反对德意志“国家”的斗争，而且通过反对一切“国家”的“全民暴动”，通过社会革命来谋求自己的解放的。》（第69页）《但是，“国家”是不会自行垮台的；只有全民性的和全部族性的，国际的社会革命才能够推翻它。》（第69页）
　　反国家的本性至今都是他们［注：斯拉夫人。——编者注］的弱点，现在却相反，对于目前的人民运动说来，这反而是他们的力量了（第69页）。
　　“无知大众”获得彻底解放的时刻，《他们不受任何лравителъствнный（执政的、政府的）干预，依靠自由经济的、народные（属于人民的、公开的）союзы（联盟、同盟、协会、联合），“不顾”一切旧的国界和一切民族差别，在全人类的既千差万别而又完全团结一致的生产劳动这一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建立自由的社会组织》的时刻即将来临（第70页）。《民族性不是全人类的原则，而是一种历史的，地方性的事实，它和一切“现有的”、无害的事实一样，享有获得普遍“承认”的当然权利。任何一个民族甚至“小民族”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格、自己的风习，这种性格和风习正好（именно）构成民族性的实质、民族整个历史生活的结果和民族生活的一切条件的实质。正如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是一个人一样，每一个民族都“不由自主地”是一个民族，而且享有成为一个民族的当然权利。》由此就产生了全部所谓的“民族权利”（第70页）。
　　但是，由此不应该得出结论说，这个民族要提出自己的民族性作为“特殊的”原则，那个民族则要提出自己的个性作为“特殊的”原则。《它们考虑自己越少，“包含”全人类的“内容”越多，那末，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和另一个民族的个性就越生气勃勃和越具有意义。》（第71页）同样地，斯拉夫人也只有同别的民族一起深切关心世界利益，才能够在历史上和各民族的自由和睦的家庭中争得“自己的合法地位”（第71页）。
　　《在德国，宗教改革很快就失去了不合乎德意志气质的“暴动”性质，而采取了“和平的国家的”改革的形式，它立即成了“最正确的”、有系统的、有学问的国家的专制的基础。在法国，长期的流血斗争对于促进自由思想在这个国家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经过这场斗争以后，它（进行改革的愿望）被节节胜利的天主教压制下去了。在荷兰、英国，以及后来在美利坚合众国，它创造了一种实质上是“反国家的”，然而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和自由主义的新文明。》（第72页）

　　《在文明人类中产生了两个主要方向：经济的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方向（特别是英国，其次是美国）与专制“国家的”、实质上也是“资产阶级的”〈 bürger-lich这个词对他说来既指资本主义，也指德国中世纪的小市民〉和新教的方向，虽然这种方向是同贵族天主教分子，同完全服从“国家”的分子混合而成的。这个方向的主要代表是法国和德国——起初是奥地利德国，后来是普鲁士德国。》（第73页）法国革命为新的全人类的利益、最彻底的人类自由的理想奠定了基础，然而仅仅是在政治方面；矛盾，政治自由的不可实现性；在“国家”中的自由——是谎言。产生了两个主要方向。无产阶级不断受到剥削和少数人发财致富。在这种剥削人民的基础上，一个政党想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另一个更加彻底的政党想要建立君主制的、即露骨的“国家主义的”专制（第73页）。

　　因此，斯拉夫无产阶级应该大批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第75页）。《我们已经有机会提到，1868年维也纳工人庄严声明国际友爱》（第75页），反对泛日耳曼主义纲领。但是奥地利工人没有进一步采取必要的步骤，《因为在第一步就被李卜克内西先生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德意志爱国主义的宣传阻挡住了（拦住了），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大概在1868年7月到了维也纳，其目的正是要引诱（诱使）奥地利工人的正确的社会本能离开国际革命的道路，并把它导向政治宣传，以利于建立他们所谓的народноегосударство（人民国家），当然是泛日耳曼主义的“国家”——一句话，就是为了实现俾斯麦公爵的爱国主义理想，只不过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并且通过所谓合法的“人民宣传”来实现罢了》（第76页）。
　　《对于斯拉夫人说来，这就意味着甘愿承受德国的压迫，而这是“违背”一切斯拉夫人的心愿的（第77页）。因此，我们不仅不打算劝说斯拉夫兄弟加入受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以及跟着他们跑的倍倍尔先生、李卜克内西先生和几个舞文弄墨的犹太人的独裁专权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相反地，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来防止斯拉夫无产阶级自取灭亡地同这个党“结成同盟”，因为这个党根本不是“人民的”政党，按其方向、目的和手段来说，它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并且完全是德意志的、即“残害斯拉夫人的”政党。》（第77页）
　　斯拉夫无产阶级不仅不应该与这个政党结成同盟，而且应该疏远它，从而更紧密地靠拢国际工人协会。决不应该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混为一谈（第77页）。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爱国主义纲领同国际的纲领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相反地，是完全对立的。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强加于整个国际。但是这种企图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部分地区、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甚至部分地也包括美利坚合众国的部分地区引起了普遍的强烈抗议，结果，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除了德国人以外，谁也不要德国的纲领（第78页）。
　　斯拉夫无产阶级应该大批加入国际，成立支部，如有必要，也可以成立“全斯拉夫联合会”（第78页）。
　　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公国”：塞尔维亚人在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后建立了“国家”，这个国家的压迫比土耳其的压迫更加沉重（第79页）。它成了官僚“掠夺”和专制的牺牲品（同上）。在土耳其统治的塞尔维亚，没有贵族，没有很大的地主，没有工业家，没有非常阔绰的商人；形成了新的官僚贵族，他们大部分都是靠官费在敖德萨、莫斯科、彼得堡、维也纳、德国、瑞士、巴黎受过教育的（第79页）。
　　正如“克罗地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一样，保加利亚人根本不愿知道任何有关塞尔维亚的“杜善王国”的事情。所有这些国家只有一条挽救危亡和联合的道路——这就是社会革命，但是“决不是国家的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只能导致它们被俄国或奥地利之一或者被两国共同征服（第86页）。
　　在捷克的波希米亚，幸而文采斯拉夫的王国和皇冠还没有恢复；维也纳的上司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省来看待，认为它甚至不能享受像加里西亚所享有的那种特权，然而波希米亚的政党却和可爱的［注：巴枯宁的原文是：“任何的”。——编者注］斯拉夫“国家”的政党一样多。《的确，这种可恶的德意志的政客手腕和“国家制度”的精神严重地侵蚀了捷克青年的教育工作，致使他们有终于“丧失”“了解本国人民”的可能性的严重危险。》（第86页）《在一切有斯拉夫居民和德意志居民杂居的奥地利城市中，斯拉夫工人都最坚决地参加了无产阶级的一切共同行动。但是，在这些城市中，除了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那些工人团体以外，几乎没有别的工人团体了，因此，迷恋于自己的社会革命本能的斯拉夫工人，事实上被招募参加了这个以建立泛日耳曼“国家”即大规模的德意志“监狱”为自己直接的公然承认的目的的政党。》（第88页）

　　帝国仍然存在，只是由于普鲁士和俄国审慎忍耐，它们暂时还不愿着手瓜分奥地利帝国，因为它们都希望能在有利时机夺得更大的一块。

　　《对人民有利的宪法只能有一个——就是破坏（俄罗斯）帝国。》（第96页）
　　它是否拥有军事力量，以便同新德意志帝国相较量呢？这就是当前俄国的唯一的政治问题（同上）。《这个问题……是由于德国在一夜之间（за　однуночь）便“成长为庞大的、具有无限威力的国家”这种新形势而不可避免地必然要提出来的。但是全部历史都说明，而且理性逻辑也证实，两个势均力敌的国家不可能同时并存。其中一国必然要征服另一国。》（第97页）这对德国说来是必要的。《在长期经受了在政治上的屈辱之后，德国突然成了欧洲大陆上最强盛的大国。它能够容忍有一个完全不依靠它而独立的、还没有被它战胜并且敢于同它较量的大国站在它的旁边，甚至在它的鼻子跟前吗？况且这个大国还是“最可恨的”俄国！》（第97页）
　　《我们认为，只有很少的俄国人不知道，德国人，一切德国人、主要的是德国资产者，而——可悲啊！——在他们的影响下连德国人民本身都极端仇恨俄国。》（第97页）这种仇恨是德国最强烈的民族激情之一（第98页）。
　　最初是德国文明对鞑靼人的野蛮行为的令人尊敬的仇恨（第98页）。在二十年代是政治自由主义对政治专制主义的抗议（同上）。他们认为俄国对神圣同盟应负全部责任（同上）。在三十年代初，是对波兰人的同情，对镇压波兰起义的俄国人的仇恨（同上）。他们又忘记了，普鲁士曾经帮助镇压波兰；普鲁士进行了帮助，因为如果波兰人胜利了，整个普属波兰就会起义，而这《会从根本上葬送普鲁士君主国的“已经产生的威力”》（同上）。
　　在三十年代后半期，出现了仇恨俄国的新的原因，它使这种仇恨具有政治的民族的性质——提出了斯拉夫问题：在奥地利和土耳其成立了希望和期待从俄国得到援助的斯拉夫政党。泛斯拉夫主义共和联邦——十二月党人（彼斯节里、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等人）力求实现这个目的。尼古拉接受了这个思想，不过他把这理解为在他的铁拳统治下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的、独裁的“国家”。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初期，俄国代理人从彼得堡和莫斯科被派往各斯拉夫国家，有的是官方派遣的，有的是无报酬地自愿效劳的；后者属于莫斯科的亲斯拉夫派协会。在南方斯拉夫人和西方斯拉夫人中间展开了泛斯拉夫主义宣传。出了许多小册子，一部分是用德语写的，一部分是翻译的。泛日耳曼主义派的人士惊恐万状。波希米亚是俄国的！这使他们食不甘味，寐不成眠（第99页）。从此以后，就对俄国怀下深仇大恨；俄国人也不喜欢德国人。在这种条件下，“全俄罗斯帝国”和泛日耳曼帝国这两个国家能否相安为邻呢？（第100页）不过，维持和平的理由对双方说来过去存在过而且现在也仍然存在。第一，波兰（同上）。奥地利不赞成瓜分等等。对于奥地利说来，波兰是防御俄国和普鲁士的屏障。第二，奥地利，它们希望瓜分它。瓜分奥地利将使它们分手，但在瓜分之前什么也不会发生（第100—102页）。第三，新德意志帝国，它遭到了大家的仇视，除了俄国，也许还有合众国之外，它没有任何盟友。为了实现泛日耳曼国家的思想，还需要做许多事情：要从法国人手里夺取整个洛林，吞并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斯塔的那维亚半岛、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才能独霸波罗的海。它把匈牙利留给马扎尔人，把加里西亚和奥属布柯维纳留给俄国人，自己则占领直至的里雅斯特（包括它在内）的整个奥地利和俄国内阁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提出异议的波希米亚……《我们〈巴枯宁〉肯定地知道，关于稍微早一点还是稍微晚一点瓜分奥地利帝国的问题，在彼得堡宫廷和德国宫廷之间早已在进行秘密谈判了》，自然他们都力图欺骗对方。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不能单独实现这些广泛的计划：《因此同俄国结盟现在是而在很久的将来也还是“迫切必要的”》。对于俄国说来也是如此。《无论如何都要向四面八方进行侵略，是俄罗斯帝国的正常生活条件。》但是究竟向哪个方向进攻呢？是西讨还是东征呢？西讨的道路就是泛斯拉夫主义道路并与法国结成同盟反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联合军事力量，而英国和美国可能保持中立。另一条（东征的）道路是进攻印度、波斯、君士坦丁堡。走这条道路，遇到的敌人将是奥地利、英国，大概法国也会和它们一道；而盟友将是德国和美国（第102—104页）。
　　第一条道路（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对德意志帝国的道路）。法国的帮助毫无用处，法国的统一已永远被破坏等等；这是一条革命的道路，它使各国人民，特别是斯拉夫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合法“君主”，奥地利的和普鲁士德意志的“君主”。尼古拉出于本能，根据原则抛弃了这条道路等等（！）。
　　此外，“不能不承认，对于全俄罗斯的国家来说，波兰的解放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两种“国家”形式之间的斗争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波兰贵族的意志”还是《沙皇的鞭子》。波兰人常常好像是胜利在望了。但是一旦人民于1612年在莫斯科发动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在波格丹·赫梅里尼茨基”领导的小俄罗斯和立陶宛“农奴”的起义，一切都告吹了。《俄罗斯鞭子由于人民而获得了胜利。》

　　在贵族的波兰“国家”的废墟上，建立了鞭子的“全俄罗斯”帝国。《如果使它失去这个基础，夺走1772年以前属于波兰“国家”版图的那些省份，全俄罗斯帝国也就消逝了。》（第110页）这些都是最富饶，最肥沃、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它们一旦脱离出去，俄罗斯帝国的财富和威力就将减少一半。失去这个地方，接着就会失去“波罗的海沿岸边区”，如果波兰国家真的复兴起来，它就会从俄国手中夺走整个小俄罗斯，使之成为波兰的一个省或者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样一来，黑海边境也将丧失，结果俄国同欧洲的联系就会从各个方面被割断，并被赶入亚洲。
　　有人以为，俄罗斯帝国至少可以把立陶宛让给波兰。“不”。“莫斯科”和波兰为邻必然会促使波兰的爱国主义去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乌克兰。只要使现在的波兰王国获得解放，华沙立即就会同维尔诺、格罗德诺、“明斯克”、基辅联合起来，更不要说波多利亚和沃伦了。波兰人是一个不安分的民族，不能给他们留下一小块自由的地方；否则这个地方马上就会成为一切革命反抗的中心。俄罗斯帝国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即采取穆拉维约夫的那套办法来“扼杀”波兰……俄国人民同俄罗斯帝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利益是对立的。

　　而在尼古拉时代，泛斯拉夫主义的道路可能带来的好处比现在还多。那时还可以指望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举行起义反对奥地利。现在，意大利大约会保持中立，因为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会把它还占领着的一些面积不大的意大利土地自愿地交还意大利。马扎尔人考虑到他们自己对斯拉夫人的“国家的”［注：巴枯宁的原文是：“统治的”。——编者注］关系，会满腔热情地站到德国人方面来反对俄国。俄皇只能指望得到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或多或少的协助；如果他想把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也发动起来，那就会多加一个敌人——英国。但是，在奥地利帝国只有1700万斯拉夫人，除去加里西亚（在那里波兰人会使卢西人失去活动能力）的500万人，剩下的有1200万人，其中还应当减去被招募参加了奥地利军队并按照一切军队的惯例会向长官指定的敌人作战的那些人。

　　他们不是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地方，而是散居在奥地利帝国全境，操着各种不同的方言，同德意志人、马扎尔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杂居在一起。《为了使奥地利政府和全体德意志人经常处于惊惶不安的状态，这已经绰绰有余了，但是为了使俄国军队得到一个强大的支柱来反对普鲁士德国和奥地利联合力量的强大的支持，这就远远不够了。》俄国政府懂得这一点，并且也不想进行泛斯拉夫主义的战争来反对奥地利，因为这种战争必然会变成反对整个德国的战争。可是，俄国政府正利用自己的代理人在奥地利的领土上进行真正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在奥地利的一切地区都有这样一些盲目的信徒，对俄国政府是有好处的。《这正在麻痹、束缚、惊扰奥地利政府，并且不仅加强俄国对奥地利的影响，而且加强俄国对整个德国的影响。帝制的俄国在煽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去反对马扎尔人和德国人时非常清楚，归根到底总是要把它们们交给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去处理的。》（第112—113页）
　　走泛斯拉夫主义的西讨的道路，俄国就要同全体德国人，包括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德国人，同马扎尔人以及同波兰人作战。俄国在这一场为了所谓解放斯拉夫人而必须进行的进攻战中能否战胜哪怕只是一个普鲁士德国呢？俄国人民对战争丝毫也不感兴趣，正如世界各国人民对纯粹政治性的政府之间的战争不感兴趣一样；在现代史上只有拿破仑第一是一个例外，但是他被认为是革命的继承人；从实质上说，只有最近这次普鲁士反对第二帝国的战争是唯一的例外。当时在所有德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泛日耳曼主义的利益毫无例外地压倒了任何别的利益，这在目前构成了德国的特殊力量……
　　俄国人甚至在《不是侵略性的，而是防御性的》克里木战争时期对本国政府都不感兴趣。

　　俄国农民甚至不知道他是斯拉夫人……对于各斯拉夫民族说来反对一切“国家”的战争，起初就是与各拉丁民族结成同盟，因为拉丁民族也和斯拉夫人一样受着德国人的侵略政策的威胁……而与德国人结盟，却只是在德国人也成为反“国家主义者”的时候……但是，在此以前斯拉夫人与各拉丁民族结成同盟以反对德国的侵略政策仍然是必要的……《德意志部族的使命是多么奇怪啊！他们用惹得（促使）大家都害怕他们、仇恨他们的办法把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俄国人民也是道地的斯拉夫民族。》但是，这种敌对情绪还没有扩展得很远，以致俄国人民会首先发起反对德国人的战争；只有当德国人自己来到了俄国并且妄想在俄国称王称霸的时候，这种敌对情绪才会表露出来。但决不会参加反对德国人的进攻性战争……但是反对德国的政府经费、财政经费和军事经费是否足够呢？……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进攻），德国人就不得不在本国领土上作战，“在这一次”就可能发生德国一切阶级和全体居民都参加的真正“普遍的”起义（第114—120页）。
　　俄国的军官是比德国的……文明野兽要好的人……德国人，特别是军官和官吏，兼有文质彬彬和野蛮成性、学者风度和卑躬屈节这两种品格……但是，对于正规军说来，再没有比德国军官更完美的了；他的全部生活就是服从和指挥……德国士兵无论按其本性还是按其所受的奴化训练说来，ditto〔也是〕正规军的标准的士兵……首先是驯服士兵的肉体，从而也就驯服他的精神……纪律等等……德国军官优于其他各国军官的长处是：他们有知识，通晓军事理论和实践，狂热地而且是完全学究式地忠于军职，行动准确，办事认真，“沉着镇定”，善于忍耐（терпение），此外还比较诚实（честность）。德国军队的编制和装备是存在于现实之中，而不像拿破仑第三那样和我们将要做的那样，只是一纸空文。况且还有行政的、民政的、特别是军事的监督，使得长时间的欺骗成为不可能。
　　《相反地，在我们这里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大家都狼狈为奸，结果要了解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策121—128页）

　　即使俄国能够拿得出一百万士兵，也要把一半留驻国内看管被宠爱的人民。单是乌克兰、立陶宛、波兰，就需要多少士兵！（第128页）
　　德国将有一支真正的“百万”大军，按编制、“训练”、士气、科学、装备来说，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而在这支军队的后面是全体武装的人民。《如果在最近这次战争中获胜的不是普鲁士的弗里茨，而是拿破仑第三，德国人大概是不会起来反对法国人的，但是，对于俄国的“入侵”，他们却会一致奋起反对》……而俄国的百万大军在哪里呢？在纸面上……军官和装备在哪里呢？……没有经费……在德国人从法国人那里得到的50亿中，至少有20亿用在军备上。《的确，整个德国现在已经变成可怕的、威胁四方的军火库。》只要你们向德国跨进一步，你们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而你们的进攻性战争马上就会转变为防御性战争；德国军队就会开进全俄罗斯帝国境内。那时，是否会爆发俄国人民的普遍起义呢？《是的，如果德国人开进俄国“领土”，譬如直接向莫斯科进军；但是如果他们不做这种蠢事，而是向北挺进，经由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攻打彼得堡，在这些省份他们不仅将会在小市民、新教牧师、犹太佬、心怀不满的贵族及其子弟、大学生中间，而且还会在充满彼得堡和遍布整个俄国的无数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族将军、军官、高级的和下级的官吏中间，找到许多朋友，——不仅如此，他们还会鼓动波兰和小俄罗斯起来反对俄罗斯帝国。》（第128—131页）
　　波兰人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莫过于俾斯麦。《看来，他已把从地球上消灭（стереть）波兰人当做自己的终身任务，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在德国利益需要的时候号召波兰人举行暴动反对俄国。波兰人仇恨他和普鲁士，更不用说整个德国了，波兰人“虽然内心深处对德国人所怀的历史仇恨并不比其他一切斯拉夫民族少些，但是他们不想承认这一点”……尽管如此，波兰人无疑会起来响应俾斯麦的号召的。》（第133页）
　　《在德国和普鲁士本土，很久以来早就已经存在拥有大量党员的、严肃的政党，甚至有三个党：即自由进步党、纯粹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它们合在一起，在德国议会预普鲁士议会中占有显然的多数，而在社会上则占有更具决定意义的多数；这些政党预见到、多少也希望，而且好像还是在挑起德国对俄国的战争，它们知道，波兰的起义和恢复“在一定范围内”［注：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将是这场战争的必要条件。》（第138页）无论俾斯麦还是这些政党中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打算把普鲁士从波兰手中夺去的全部领土（无论是科尼斯堡还是但泽，甚至是西普鲁士的一小块土地）归还给波兰；而从波兹南公国划归波兰的那一块土地是非常小的。但是他们将把包括“里沃夫”和克拉科夫在内的整个加里西亚交给波兰人，因为这些地方现在都属于奥地利，并把波兰人自己有能力夺取的一切俄国领土都交给波兰人。此外，经费、武器和军事援助，当然，都是德国作保，以波兰贷款的形式交给他们的。波兰人将兴高采烈地抓住这些东西……除了少数场合以外，波兰人丝毫也不关心斯拉夫问题；对于他们说来，“马扎尔人倒是更容易理解和接近得多”……波兰人有许多政党；但是它们始终都以恢复1772年波兰“国家”的版图为基本原则。各个政党的差别只在于，一些政党认为这条道路，另一些政党则认为那条道路是达到这个目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俾斯麦要求它们正式放弃大部分现在已经属于普鲁士的原来的波兰领土……诚然，在俾斯麦伯爵保护下恢复起来的是一个étrange　Pologne〔奇怪的波兰〕。但是有一个“奇怪的”波兰总比没有好；此外，波兰人认为，以后还可以摆脱俾斯麦的保护……波兰将站起来，立陶宛ditto〔亦然〕，接着是一场不大的风暴，小俄罗斯也将站起来……波兰爱国者都是可怜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就是在本国也不从事社会革命的宣传；即使他们想宣传，俾斯麦也不会允许——“离德国太近了”；但是在俄国来反对俄国，这是可以的。俄国的农民“暴动”对德国人和波兰人是有利的，这对他们说来并不困难；在俄国散居着大量的波兰人和德国人，他们都是俾斯麦和波兰的盟友：《设想一下我们的处境吧：我们的溃败了的军队四散逃窜；德国人跟踪而来，正在进逼彼得堡，而在南方和西方，波兰正在向“斯摩棱斯克”和小俄罗斯进军，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外宣传的鼓动，在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爆发了节节胜利的农民总暴动》（这句话在第138页上）……德意志“国家”用这种办法会使俄罗斯国家和欧洲完全隔绝。

　　可见，对于全俄罗斯帝国说来，到欧洲去的道路现在是堵塞着的；俾斯麦伯爵保存着欧洲大门的钥匙，无论把世界上的什么东西给他，他也不会把这个钥匙交给哥尔查科夫公爵。但是，如果西北方的道路走不通，还有南方的和东南方的道路，即布哈拉、波斯、阿富汗、东印度、最后是君士坦丁堡。俄国的政治家们早就已经在讨论是否把帝国的首都和重心从彼得堡迁往君士坦丁堡的问题了。诚然，这些贪得无厌的爱国者是希望二者得兼，既要波罗的海，又要君士坦丁堡。但是，他们开始放弃这种希望了：近年来的一些事件，即《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汉诺威并入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王国直接由于这个原因而变成了北方海上强国》，特别使他们睁开了眼睛（第139页）。
　　《有一条众所周知的原理，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很长的海岸线，以保证它能够和全世界直接联系，并且使它能够直接参加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即政治和道德方面的（политически-нравственный）世界运动，它就不能够置身于头等强国之列》……缺少这一点很快就会发生停滞……中国……有许多不同的条件，使关闭（замкнутый）在“国家”里的人民能够参加世界运动；属于（принадлежит）这些条件之列的有“天生智慧和天赋毅力”、教育程度、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以及对于国家中的群众可以说是根本不能设想的最广泛的内在自由”。《但是，航海、海上贸易也肯定属于这些条件之列，因为海上交通，按其运价的相对低廉、速度和自由，（即谁也不能把海洋攫为己有）来说，比其他一切交通……包括铁路在内都要优越。可能，航空在各方面会更加便利，并且将会特别重要，因为它会使各国的发展条件和生活条件彻底均等化（уравняет）。》

　　当将来不再有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а），在一切国家的废墟上《完全自由地按照自下而上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毫无区别地（因为是自由地）包括操一切语言、属于一切民族的人的自由生产协作社、公社和“区域”联合会的自由兄弟同盟的时候，那时通向海洋的道路将对一切人都同等地开放：沿海居民可以直接出海，远离海洋的居民则可以通过彻底摆脱一切“国家的”попечения（保护、照顾、照料）、“横征暴敛”（ I'action　de　prendre）关税、限制、挑剔、禁止、准许和干涉的铁路出海。但是，即使到那时，沿海居民也将有许多自然的优越性，不仅有物质方面的，而且也有智力和精神方面的。同世界市场和一般世界生活运动的直接接触将使本来就不均衡的关系大为发展；然而，缺少这些优越性的内陆居民，将比沿海居民生活和发展得迟钝些和缓慢些。这就是航空为什么将会如此重要的缘故……但是，在那以前……沿海居民在一切方面将保持先进，并成为人类的贵族。》

　　普鲁士——今天德国的化身、头脑和双手——已经牢牢地屹立在波罗的海和北海上了（第145页）。汉堡、不来梅、卢卑克、梅克伦堡、奥登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整个普鲁士用法国的钱建设了两支大舰队：一支在波罗的海，另一支在北海，由于现在正在挖掘一条沟通两海的通航运河，这两支舰队很快将合而为一。这支舰队很快将比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强大得多。那时里加、列维里、芬兰、彼得堡、喀琅施塔得都要完蛋！彼得堡的任何影响都要完蛋！
　　本来在联邦普鲁士肆无忌惮地而且似乎是在我们的同意之下掠夺了我们的盟友丹麦的那一天，哥尔查科夫就应该问自己这样说。

　　《他应该懂得，自从普鲁士，它现在依靠着整个德国并且由于同德国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而成了大陆上的最强盛的国家；总之，从那时以来以普鲁士为霸主的新德意志帝国在波罗的海上占居了它目前的、严重威胁波罗的海沿岸其他各国的地位以来，彼得堡俄国在这个海上的优势就最后完蛋了，彼得的伟人政治勋业也就被消灭了，而“全俄罗斯国家”的威力也随之被消灭了，如果它在南方不能开辟一条新的海路以弥补它在北方所丧失的那一条自由的海路的话。》（第145—147页）

　　通路还在丹麦手中，但是丹麦起初将自愿组成联邦，然后将被泛日耳曼帝国完全吞没。这样一来，波罗的海很快就将完全成为德国的领海，而彼得堡的政治意义就会丧失。当哥尔查科夫同意瓜分丹麦并让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并入普鲁士的时候，他应当是知道这一点的。他要不就是背叛了俄国，要不就是得到了俾斯麦答应协助俄国在东南方壮大新实力的正式保证。

　　因此，俾斯麦才无所顾忌地敢于冒法国干涉的危险，发动了对奥地利和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战争，并且发动了更坚决的对法国的战争。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在最近这次战争期间，俄国在边境上进行一次规模极小的佯攻，也能制止普鲁士军队继续胜利进军。在最近这次战争中，整个德国，特别是德国北部根本没有驻军；奥地利只是在俄国的威胁之下才按兵不动；意大利和英国没有出面干涉，只是因为俄国不希望这样。如果俄国不表明它是普鲁士的坚定的盟友，德国人就永远也拿不下巴黎。但是，看来俾斯麦确信俄国不会背弃他。有什么根据能这样确信呢？俾斯麦知道，除了波兰问题以外，俄国和普鲁士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能有理由拖延时日，而且双方都希望在危机到来之前尽量利用这个并非出自本意的同盟。德意志帝国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远远没有巩固起来。国内还有许许多多的公国，国外有奥地利和法国。迫于内部的需要，德意志帝国正在策划新的投机冒险、新的战争。依靠支配了整个德国社会的爱国的泛日耳曼主义以恢复中世纪帝国的原来版图；把整个奥地利（不包括匈牙利，但是包括的里雅斯特和波希米亚）、整个瑞士德语区、比利时的一部分、整个荷兰和丹麦这些为建立帝国海上威力所必要的国家统一起来，——这些计划促使西欧和南欧很大一部分地区都起来反对德国，结果没有俄国的同意就无法实现这些计划。可见，对于新德意志帝国说来，同俄国结盟还是必要的（第148—151页）。
　　全俄罗斯帝国方面不同普鲁士德国结盟也是不行的。它必须向东南方找出路，代替波罗的海只有黑海；否则它就会和欧洲隔绝，为此就需要君士坦丁堡；否则随时都可以把它通往地中海的出海口切断，正如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发生的情形那样。可见，最终目的是君士坦丁堡。这是违反整个南欧包括法国在内的利益的，是违反英国甚至德国的利益的，因为俄国为所欲为地称霸星海，将使整个多瑙河“沿岸地区”直接从属于俄国。但是，普鲁士正式保证帮助俄国实行其东南政策；同样可靠的是，一有机会普鲁士就要背弃自己的诺言。但是，现在在刚刚开始履行条约的时候，还不致于发生这种破坏条约的行为。普鲁士曾经帮助俄国废除巴黎和约的条款；同样它也将支持俄国对待希瓦的态度。此外，俄国向东走得愈远，对德国人是有利的。俄国对希瓦作战的目的何在呢？……印度？没有这种考虑，如果是中国，事情就容易得多了；俄国政府也正在进行这种策划。《它显然力图使蒙古和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有朝一日我们会听到俄国军队入侵中国西部边境〈！〉的消息……中国人在他们的人口过剩的国家内住得太拥挤了；于是便向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移民；还有大批的人可能向北方和西北方移动。那时，西伯利亚、从鞑靼海峡到乌拉尔山脉和到里海的整个边区转眼之间就将不再是俄国的了。在这块比法国面积（528600平方公里）大20倍以上122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的土地上，现在只有居民600万，其中俄罗斯人只有260万人，其余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鞑靼人或芬兰人，而军队人数更是微不足道……中国人还会越过乌拉尔，前进到伏尔加河边；人口的繁殖使得中国人几乎无法在中国境内继续生活下去了。在中国国内都是一些坚毅好战的人，他们在连续不断的内战中成长，在这种混战中一次就要牺牲几万或几十万人……近年来，他们熟悉了欧洲的武器和欧洲的纪律，简言之，就是熟悉了欧洲的“国家的”文明。同时非常野蛮；没有任何爱好自由的或人道的本能。自从最近这次英法联军进攻中国（1860年）以后，美洲和欧洲的许多军事冒险家找到了插足中国的道路，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人现在已经逐渐联合成为各种匪帮；这就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天真得像小孩一样的我们的俄国政府却拿这种危险当儿戏……希望扩大疆土；而俄国至今还不能够——而且永远也不能够——使新近获得的阿穆尔边区住上居民，在这210万平方公里——几乎等于法国的四倍——的土地上，连陆海军一起总共只有65000名居民，而且俄国人民又非常贫穷，这促使它到处起来“暴动”……俄国政府希望把它的力量扩大到整个亚洲东部。俄国政府本来就应该彻底抛弃欧洲，——这正是俾斯麦所希望的，——把全部军队开往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并像塔梅尔兰一样征服东方，但是塔梅尔兰有本国人民跟着他走，而俄国政府却没有》……至于印度，只要英国人反对，俄国人是无法占领它的……《但是即使我们不能征服印度，我们也能够破坏它，至少能够大大动摇英国在那里的统治，办法是鼓动当地居民举行“暴动”来反对英国，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如有必要甚至不惜采用武装干涉。》《这将耗费我们的大量金钱和人力……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毫无益处地惊扰英国人吗？“不”，因为英国人妨碍我们。他们在哪里妨碍我们呢？在君士坦丁堡［注：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只要英国人保存着自己的力量，无论把世界上的什么东西给他们，他们也永远不会同意让君士坦丁堡在我们手中重新成为不仅是全俄罗斯帝国，而且也是斯拉夫帝国和东方帝国的首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俄国政府便在希瓦进行战争，以便然后按照自己的宿愿接近印度。《俄国政府正在寻找，在哪一个地方能够加害于英国，如果找不到别的地方，它就会在印度威胁英国。因此它希望使英国能够容忍这样一种思想，即君士坦丁堡应该成为俄国的城市》……波罗的海的优势一去不复返地丧失了……以刺刀和鞭子为基础的，受到所有人民群众，包括从大俄罗斯人民起的各斯拉夫民族的人民群众的切齿痛恨的俄罗斯帝国，已经萎靡不振、懈怠涣散等等……它无力对抗重新崛起的德意志帝国。因此，《必须放弃波罗的海，坐待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成为德国的一个省。只有“人民革命”能够阻止这种局面出现。但是这种革命对于“国家”说来就是死亡，我国政府是不会在这里寻找拯救自己的道路的。》

　　对于它说来，除了同德国结盟而外，没有别的活路。它被迫放弃波罗的海以后，应当设法在黑海求得补偿，即使是为了它的政治生命也要这样做，而要做到达一点就只有依靠德国人的帮助。《德国人答应过给予这种帮助。我们相信，在俾斯麦和哥尔查科夫之间已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诚然，德国人根本不想履行这个条约。他们不能把多瑙河口和自己的多瑙河贸易交给俄国随便处置；在欧洲南部建立大泛斯拉夫帝国，会成为泛日耳曼帝国的一种自杀行为。但是，《引导和推动俄国军队开进中亚细亚和希瓦，借口说这是通向君士坦丁堡的捷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俾斯麦像以前欺骗拿破仑第三那样欺骗了哥尔查科夫和亚历山大二世。可是事情已经做了，要改也不可能了。而且，俄国的薄弱力量（дряблые　силы）也推翻不了新的德意志帝国；只有革命才能做到这点，当革命在俄国或者欧洲获得胜利以前，“国家主义的”德国将会获胜并且号令一切，而俄国政府和欧洲大陆各国政府一样，今后将仰仗它的准许和“恩赐”才能生存……《德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我们的老爷了，无怪乎在俄国的一切德国人都这样兴高采烈、热闹异常地庆祝德军在法国的胜利，无怪乎彼得堡的一切德国人都这样隆重地欢迎新的泛日耳曼主义的皇帝。》《现在，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只剩下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这就是德国……主要原因是“社会性的本能”，它构成了德国人民的特征。一方面，盲目服从强者、无情压制弱者的本能。》（第151—163页）

　　后者使斯拉夫人遭受的苦难尤其深重，因为《历史使命》（德国人的），至少在北方和东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就是屠杀、奴役各斯拉夫部族并使他们《强行德意志化》。《这段漫长而“悲惨的”历史深深地铭刻在一切斯拉夫人的心上，如果社会革命不先使他们言归于好的话，这段历史无疑会在斯拉夫人反对德国人的最后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中产生反响。》（第164页）

　　《只是由于亚历山大一世的要求，才宽恕了普鲁士王国的政治存在（1807年）。》（第168、169页）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讲话。“但是，现代的德国人保留了自己这位爱国哲学家的全部奢望，却放弃了他的人道精神……对于他们，俾斯麦公爵或马克思先生的爱国主义更容易接受。”（第171页）

　　《因此，奥地利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放弃它原来想带着自己的全部领地加入德意志联邦以扼杀德国的打算，《不去扼杀德国，但是同时也不要让普鲁士成为德意志联邦的首领。奉行这种政策，奥地利就能够指望得到法国和俄国的积极支援。直到最近时期，即直到克里木战争之前，俄国的政策正是经常不断地支持奥地利和普鲁士去相互争雄，使它们谁都赢不了谁，同时在德国各中小公国煽起不信任和恐惧，庇护它们反对奥地利和普鲁士》（第183页）。普鲁士的影响主要是精神上的，人们对它抱有很多期望（在1815年以后）。因此，对于梅特涅说来重要的是不让普鲁士颁布任何宪法（已经许诺了的），而同奥地利一起成为反动派的首脑。《他的这些意图得到了由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国和受“阿拉克切也夫”挟持的俄皇亚历山大的最热烈的“支持”。》（第184页）
　　《德国人是不需要自由的。对于他们说来，如果没有政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最高意志、最高思想和“可以任意支配他们的”铁腕，生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铁腕越有力，他们就越感到自豪，他们的生活也就越是愉快。》（第192页）
　　1830—1840年。盲目摹仿法国人。《德国人不再吞噬高卢人了，但是把自己的全部仇恨转向俄国。》（第196页）《一切都取决于波兰革命的结局。如果波兰革命胜利了，脱离了自己在东部的支柱并且被迫》放弃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相当大一部分波兰领地的《普鲁士君主国，就不得不在德国本土寻找新的支点，而由于它当时还不能……用征服的办法……所以就采取了自由主义改革的办法》（第199页）。波兰人失败之后，为自己的女婿尼古拉皇帝大力效劳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撕下了假面具，变本加厉地迫害泛日耳曼主义的爱国者》（第200页）。
　　《由于确信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多少被历史所发展了的本能中，在自己的迫切需要中，以及在自己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企望中，具有未来正常组织的一切因素，所以我们》是在人民之中《寻找这个理想》（社会组织）；而由于任何“国家”权力，任何政府按其实质、按其地位说来都是被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的，因此它必然要力图使人民服从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制度和目的，所以我们宣布自己是任何政府权力、“国家”权力的敌人，是一切“国家”结构的敌人，并且认为，只有当人民“自下而上地”通过独立的和完全自由的联合（со-единение），“没有”任何官方的监护，“但不是没有某些个人和政党的各种不同的、同等自由的影响而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人民才能够是幸福和自由的（第213页）。这就是《社会革命者的信念，为此人们称我们为无政府主义者》（第213页）。《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实证主义者、拥护科学支配生活的人、教条主义的革命者，他们虽然各有不同的论据，但是都以同样的热情（жар）捍卫（отстаивают）“国家”和“国家”权力的思想，认为“国家”和“国家”权力是拯救社会的唯一方法，对于他们说来，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注：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完全合乎逻辑［注：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这是因为既然他们作为根据的“原理”是思想先于生活、抽象理论先于社会实践，而社会科学也就应当是社会变革和社会改造的出发点，那末他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由于思想、理论、科学至少现在只是为数很少的人的财富，那末这些为数很少的人就应该成为社会生活的领导者，不仅是一切人民运动的鼓舞者，而且是这些运动的指挥者，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新的社会组织就应当建立起来，但不是按照人民的需要和本能通过各人民组织、公社、“乡、区域自下而上地”自由联合的办法来建立，而只是由这少数（即使他们是由“全民意志”推选出来的）有学问的人的独裁的政权来建立。》（第214页）
　　因此，《教条主义的革命者》永远不是“国家”的敌人，而只是现今各国政府的敌人，他们希望以独裁者的身分占据这些政府的地位（第215页）。
　　《这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当反动派正在整个欧洲飞扬跋扈的时候，当各国政府等等正在俾斯麦公爵的率领下准备对社会革命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现在，似乎是当一切真诚的革命者都应当联合起来给国际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以反击的时候，我们看见，相反地，教条主义的革命者却在马克思先生的率领下到处站在“国家制度”和“国家主义者”方面反对“人民革命”（第216页）。在法国，他们站在“国家主义的”共和派反动分子甘必大方面，反对革命的Li-gueduMidi〔南方同盟〕。但是，只有南方同盟才能够把法国不仅从德国的奴役下，而且从更加危险的、目前正在得势的教权派、正统派、波拿巴派、奥尔良派的联合势力手中拯救出来；在西班牙，他们公开站在卡斯特拉尔、皮－伊－马尔加耳和马德里制宪会议那一边；最后，在德国和德国周围，在奥地利、瑞士、荷兰、丹麦，他们都在为俾斯麦公爵效劳，据他们自己招认，他们把俾斯麦看做是大有用处的革命“活动家”，并帮助他使所有这些国家泛日耳曼主义化。》（第216、217页）
　　（费尔巴哈还是形而上学者：《应当让位给自己“合法的”继承人、唯物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学派的代表，然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如毕希纳先生、马克思先生等人》，还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抽象思想的支配》（第207页）。）
　　《但是，起初秘密地，后来很快就公开地在德国宣传社会主义的主要人物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先生在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过去和现在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设法描述出他的一些真实的特点，是无法撇开这个卓越的人物的。按血统说来，马克思先生是犹太人。可以说，他的身上集中了这个能干的种族的一切品质和一切缺点。有些人说，他神经质（нервный）到了怯懦的程度，功名心和虚荣心太重、喜欢争吵、没有耐性，像他祖先的上帝耶和华一样专制，并且像他一样热衷于报复，到了疯狂的程度。无论谁，只要不幸地激起他的嫉妒或者仇恨（反正一样），他什么谎言和诬蔑都能够制造出来对付这个人。他不惜采取最“卑鄙”的阴谋，只要他认为，而且多半是错误地认为，这种阴谋能够用来加强他的地位、他的影响或者扩大他的力量。就这方面说来，他完全是一个政治“人物”。这就是他的不好的品质。但是，他身上好的品质也很多。他很“聪明”，非常“博学”。早在1840年左右在科伦的时候，他就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那时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先进黑格尔派团体的灵魂和中心了，他和先进黑格尔派一起开始出版一家反政府的杂志，这家杂志不久被内阁下令封闭了。参加这个团体的有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尔·鲍威尔两兄弟、马克思、施蒂纳以及后来柏林的第一个德国虚无主义者小组。这些虚无主义者以其昔尼克派的彻底性而远远超过了俄国最狂热的虚无主义者。1843年或1844年，马克思先生迁居巴黎。他在这里初次接触了法国和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团体，以及他的同胞、德籍犹太人莫里斯·赫斯先生。赫斯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是博学的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了，这时他对马克思先生在科学上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像马克思先生这样“见多识广”、博览群书而且“这样聪明地”读书的人，是很少见的。这时经济科学已经是他专门研究的对象了。他特别细心地研究了许多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些英国经济学家比其他一切经济学家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知识”是有用的，他们依靠英国经济事实培养出来的才智具有实际性，他们敢于进行严厉的批评，能够做出认真而大胆的结论。但是，除了这一切以外，马克思先生还增加了两个新的因素：一个是他从黑格尔学派那里得到的，并常常被他“弄到荒唐可笑甚至下流地步”的最抽象、“最奇异微妙”的辩证法；一个是共产主义派的观点。显然，马克思先生读遍了包括从圣西门到蒲鲁东在内的所有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大家知道，他痛恨蒲鲁东，他对蒲鲁东所做的无情批判无疑有许多正确的东西：蒲鲁东虽然尽力想站到现实的基础上来，但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他的出发点是抽象的法权观念；他从法权出发去考察经济事实，马克思先生则和他相反，说出了并且论证了为人类社会、各民族和国家过去和现在的全部历史所证实了的无容置疑的真理，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经济事实过去和现在都先于法律的和政治的法权。“阐述”和证明这个真理正是马克思先生的主要科学功绩之一。但是，最值得注意的而且马克思从来不愿承认的是，马克思先生在政治方面是路易·勃朗先生亲授的学生。和这位“矮小的、未能成功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相比马克思先生要无比“聪明”、无比渊博，但是，作为德国人，他不顾“自己的一表人材”而就学于这个侏儒似的法国人。不过，产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一个是能言善辩的法国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罗伯斯比尔的狂热崇拜者，一个是身兼黑格尔派、犹太人、德国人三种品质的博学的德国人，两个人都是顽固的“国家主义者”，两个人都宣扬“国家主义的”共产主义，不同的只是，一个没有提出论据，而是满足于高谈阔论，另一个却以一个有学问、有身分的德国人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利用黑格尔辩证法的种种诡计和自己的全部多方面的渊博知识来论证这个他同样心爱的原则。在1845年前后，马克思先生开始成为德国的共产主义者的首领，接着，便和他的忠实的（неизменный）朋友，同样“聪明”、虽然学问稍差、但实际得多而且在从事政治诬蔑、造谣和阴谋活动方面并不比他逊色的恩格斯先生一起，创建了德国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秘密团体。1846年他们两人被逐出巴黎以后，他们的中央委员会（他和恩格斯先生自然是中央委员会的首脑）迁到了布鲁塞尔，在那里一直待到1848年。不过，在这一年以前，他们的宣传虽然在整个德国传播得比较广泛，但仍然是秘密的，“因此还没有暴露出来”。》（第221—225页）
　　当时（1848年革命期间），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还没有受到马克思宣传的影响，还没有参加他的共产党的组织。这个组织主要散布在莱茵普鲁士的各工业城市，特别是科伦；它的分支散布在柏林、布勒斯劳，“最后”还有维也纳，但是都很薄弱。当然，德国无产阶级具有本能的社会主义的意向，但是决不是自觉地要求进行1848—1849年的社会变革，虽然“共产主义宣言”早在1848年3月就已经问世。“共产主义宣言”在德国人民身边瞬息即逝，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城市中革命的无产阶级还处在政治激进派政党，至少也是民主派的直接影响之下（第230页）。当时在德国还有一种现在在那里已经没有了的因素，这就是革命的、至少是能够加以革命化的农民……他们当时准备冒一切危险，甚至准备举行“全体骚动”。《在1848年，也像在1830年一样，德国自由派和激进派最怕这种“骚动”；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不喜欢这种“骚动”。斐迪南·拉萨尔自己承认是这位德国共产党最高领袖亲授的学生，可是这并不妨碍这位老师在拉萨尔死后对卓越的学生表示嫉妒的和艳羡的（завистливое）不满，因为学生在实际方面使导师望尘莫及。大家知道……拉萨尔好几次谈到过一个思想，十六世纪农民起义的失败以及继之而来的官僚“国家”在德国的加强和昌盛，是革命的真正胜利。在德国共产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农民，一切农民，都是反动派，而“国家”，一切“国家”，甚至俾斯麦的“国家”都是革命。请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是诬蔑他们。为了证明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我们可以指出他们的演说、小册子、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他们的通信，这一切在适当的时候将пред-ставлено（介绍）给俄国公众。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有别的想法；无论如何他们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必然要咒骂一切人民革命，特别是农民的，按本性来说是农民的［注：巴枯宁的原文是：“无政府主义的”。——编者注］，直接要求消灭“国家”的革命。作为想吞并一切的泛日耳曼主义者，他们仅仅由于农民革命是纯粹的斯拉夫族的革命这一个原因，就必然要否定这个革命了。》（第230—232页）
　　《不仅在1848年，而且在现在，德国工人仍然盲目地服从自己的领袖，可是德国社会民主［注：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党的领袖们、组织者们不是把他们引向自由和国际友爱，而是直接使他们陷入泛日耳曼“国家”的羁绊。》（第254页）

　　在1849—1858年，德意志联邦甚至《不为其他各大国所注意》。《普鲁士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成了俄国的奴隶……对彼得堡宫廷利益的忠诚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连普鲁士陆军大臣和普鲁士驻英国宫廷的公使、国王的朋友，这两个人都由于对西方列强表示同情而被撤换。》尼古拉因为施瓦尔岑堡和奥地利的忘恩负义而大发雷霆。《奥地利由于自己在东方的利益，是俄国的天然敌人，它公开站在英国和法国那边反对俄国。普鲁士甘冒整个德国的大不韪“矢忠到底”。》（第259页）《曼托伊费尔于1850年11月就任首相，以便在奥里缪茨会议所规定的使普鲁士大受屈辱的一切条款上签字，并使普鲁士和整个德国最终屈从于奥地利的霸权之下。这就是尼古拉的意愿……这也正好就是绝大多数普鲁士容克地主或贵族的愿望，他们连听也不想听到普鲁士和德国合并，他们对奥地利的〈？〉和全俄罗斯的皇帝的忠诚甚至超过了对本国国王的忠诚。》（第261页）
　　《这时（1866年前后）成立了所谓的人民党。中心在斯图加特。愿意与共和制的瑞士结盟的那一批人是Ligue　de　la　Paix　et　de　la　Liberté〔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主要创始人。》（第271页）
　　拉萨尔《主要成立了德国工人的政党，他按教阶制组织了这个党，使之服从严格的纪律和他的专制，一句话，他完成了马克思先生在后来的三年中在国际内想做的事情。马克思的企图遭到了失败，拉萨尔的企图却完全成功了》（第275页）。
　　《人民“国家”的第一件事情将是〈在拉萨尔看来〉向工人生产协作社和工人消费协作社发放无限量的贷款，只有这样，这些协作社才能够同资产阶级的资本作斗争，并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战胜它和吞没它。当吞没的过程完成的时候，激进地改造社会的时期就来到了。这就是拉萨尔的纲领，这也是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其实，这个纲领并不属于拉萨尔，而是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在他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有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充分“论述”了这个纲领。在马克思于1864年写的第一篇“国际协会宣言”中对这个纲领也有明显的暗示，这种暗示包含在这样一些话中：工人阶级的首要义务等等，或者像“共产主义宣言”中所说的，革命的第一步等等，最后是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即集中在“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手中。（第275—276页）但是，拉萨尔的纲领和他承认是自己导师的马克思的纲领毫无区别，这还不“明显”吗？拉萨尔在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一本小册子中……在阐明了自己关于现代社会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概念以后，直截了当地说，这些思想甚至术语都不属于他，而属于马克思先生……马克思先生在拉萨尔逝世后［注：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在关于资本的文集的导言中表示的抗议，更是“令人奇怪”。马克思痛心地抱怨说，拉萨尔剽窃了他的著作，把他的思想攫为己有。这种抗议出自一个共产主义者，是非常“令人奇怪”的，因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宣扬集体所有制竟然不知道思想一经发表就不再成为个人的财产了。如果拉萨尔是抄袭》“一页或者好几页……”（第276页），《那是另一回事》《马克思在理论方面，在进行幕后的或地下的阴谋活动方面都是能手，相反地，在公开的场合却失去任何意义和力量。与自己的导师马克思相反，拉萨尔天生就是要在实际方面进行公开斗争的。》（第277页）《整个自由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对拉萨尔都深恶痛绝；“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本人集中了自己居心不良的嫉妒（зависть）的全部力量来反对他。他们对他的痛恨像资产阶级那样深刻；当他活着的时候，他们不敢表示痛恨，因为他对于他们说来是太强了。》（第277、278页）
　　《我们已经表示深深厌恶拉萨尔和马克思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民国家（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即使不是把这看做最终的理想，至少也是最近的主要目的。按他们的解释，“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请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значит），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

　　《例如，大家都知道，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чернь，即贱农是不被马克思主义者赏识的，而且是文化程度最低的，他们大概要受城市工厂无产阶级的管理。》

　　《或者，如果从民族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那末假定对于德国人来说，斯拉夫人将由于同样的原因对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正如德国无产阶级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一样。》（第278页）

　　《如果有国家（гоударство），就必然有统治（господство），因而也就有“奴役”；没有公开的或隐蔽的奴役的统治，是不可想像的，这就是我们要与“国家”为敌的原因。》（第278页）
　　《“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整个无产阶级都将成为统治者吗？》

　　《德国人大约有4000万。难道4000万人全都将成为政府成员吗？》

　　《全民都将成为管理者，而被管理者也就没有了。》

　　《如果那样，就将没有政府，没有国家，如果有国家，就会有被管理者和奴隶。》（第279页）

　　《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解决得很简单。他们〈即巴枯宁〉所理解的人民的管理，就是人民通过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代表来实行管理。》

　　《由全民选举人民代表和“国家统治者”的普选权，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民主学派的最新成就，——都是谎言，它掩盖着少数管理者的专制，更危险的是，它好像是所谓人民意志的表现。》

　　因此结果是：《少数特权者管理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将是工人。》

　　《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

　　《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的工人：他们将代表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想管理人民的“野心”。谁怀疑这一点，谁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第279页）

　　（第279页）。《但是这些当选人将是具有坚定信仰的，而且还是博学社会主义者。》
　　《在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和演讲中经常使用的这些名词》

　　《本身就证明》，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管理人民群众。人民是没有学问的，这就是说，他们将完全从管理的操劳中解放出来，将完全被当做被管理的畜群。多么美好的解放呵！（第279—280页）
　　《马克思主义者感觉到了这个〈！〉矛盾，由于意识到：学者的管理〈quel-le　rêverie〔简直是胡说〕！〉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管理，它尽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将是实实在在的专政，因此人们便想这个专政是临时的、短暂的，以此来聊以自慰。》

　　《他们说，他们唯一的心愿和目的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教育人民，提高人民〈咖啡馆里的政客！〉，使人民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管理很快都将变得不需要，而国家本身在丧失了政治的即“统治的”性质以后，也将变成一个经济利益和公社的自由组织。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他们的国家真正是人民的国家，那末为什么要把它废除呢？如果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须废除国家，那末他们又怎么敢把它称为人民的国家呢？》（第280页）

　　《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任何“国家”，他们的人民国家也不例外，都是一种羁绊，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第280页）。
　　《他们说，这种国家羁绊、专政是为了达到人民的彻底解放所必要的过渡手段：无政府状态或者自由——是目的，国家或者专政——是手段。可见，为了解放人民群众，首先必须奴役他们。我们的论战就是以这个矛盾为基础的。他们断言，只有专政，当然是他们自己的专政，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我们回答说：任何专政除了“使自己永世长存”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它“能够在忍受这种专政的人民身上产生和培养的，只是奴役；自由只能够由〈永恒的citoyen〔公民〕巴枯宁的〉自由”，即“全民暴动”和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来创造。》（第281页）
　　《而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社会理论，则“坚决地”、直接地引导他们同一切政府、同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认为除了社会革命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而相反的理论，国家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和科学权威的理论，则在政治策略的借口下，同样“坚决地”把自己的信徒拉到和牵连到同各国政府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不断“勾结”中去，也就是把他们直接推向反动》（第281页）。《拉萨尔就是最好的证明。谁不知道他和俾斯麦的交往和谈判？自由派和民主派……利用这一点指责他卖身投靠。马克思先生在德国的各种［注：巴枯宁的原文是：“私人的”。——编者注］信徒也在相互间“交头接耳地说着”同样的话，虽然说得不那么明显。》（第282页）
　　拉萨尔对待普通工人群众，与其说像兄弟对待兄弟，不如说像是医生对待病人。《无论把世界上的任何东西给他，都不能使他背叛人民的事业》（同上）拉萨尔曾经对自由派、民主派公开作战，他痛恨他们，鄙视他们。俾斯麦对他们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这是他们两人接近的第一个原因。》《他们“接近”的主要基础在于拉萨尔的政治社会纲领，在于马克思先生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第283页）
　　《这个纲领的基本点是：通过“仅仅国家这一个手段”使无产阶级获得（虚假的）解放……两种手段……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革命以便掌握国家——英勇的手段……按照马克思先生的理论》……人民应当把全部政权交给他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银行，集中掌握全部工商业的、农业的，甚至科学的生产，并且将把人民群众分成为两支军队：工业军和农业军，由国家工程师们直接指挥，这些工程师将构成新的政治和科学的特权阶层。》（第283—284页）
　　可是，干革命——德国人本身并不相信这一点：《需要别国人民开始革命，或者某种外在的“力量”吸引或者“推动”他们。》因此，必须寻找别的手段，来掌握国家。必须赢得正在领导或者能够领导国家的人们的同情。在拉萨尔时代，同现在完全一样，领导国家的是俾斯麦……拉萨尔的天才主要地在于他具有马克思先生及其追随者所没有的实际的本能和“智力”。正如一切理论家那样，马克思在实践上是始终不渝的、“不可救药的”幻想家。他在国际协会中进行的不幸的运动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建立他在国际中的专政，而通过国际又建立对整个欧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专政。只有疯子或者完全脱离实际的学者才会抱定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先生在今年遭到了彻底的，也是应得的失败，但是失败未必《能使他摆脱（избавит）沽名钓誉的幻想》（第284—285页）。《由于这种幻想，并且也由于想在资产阶级当中罗致一批崇拜者和信徒，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经常推动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勾结。甘必大和卡斯特拉尔就是他“真正的”理想。》（第284、285页）《这种近年来在马克思身上暴露得特别厉害的、想同激进资产阶级勾结（сделка）的意图，包含着两种幻想：第一，激进资产阶级如果能够掌握政权，就可能“愿意”利用这个政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第二，激进资产阶级将能够对抗暗藏在它本身的反动势力。》（第285页）
　　《作为一个讲实际的人，拉萨尔懂得这一点》（即激进资产阶级既不愿意，也不能够解放人民，它只希望剥削人民）；而且，他还痛恨德国资产阶级；《拉萨尔非常了解自己的同胞，对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不抱希望》。对他说来只剩下了俾斯麦一个人。《联合点是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提供给他的，这就是统一的、暴力集权的国家。拉萨尔希望的是这种国家，而俾斯麦已经做到了。他们怎么会不联合起来呢？》《俾斯麦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他目前的活动表明，他既不是贵族封建政党的狂热信徒，也不是这个政党的奴隶》……《他的主要目的，同拉萨尔和马克思的一样，是国家。因此，拉萨尔不知要比马克思合乎逻辑和实际多少，因为马克思一方面承认俾斯麦是革命者，“当然是按他自己观点”，同时却又幻想推翻俾斯麦，大概是因为俾斯麦在国家中占据着在马克思先生看来应当属于他本人的首位。》《拉萨尔没有这种高度的自尊心，因而不嫌弃同俾斯麦结盟。》《拉萨尔完全是遵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先生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所阐明的政治纲领，只是向俾斯麦提出了一个要求：对工人生产合作社发放国家贷款。但是同时……根据这个纲领，他在工人中间发动了拥护实施选举权的和平合法的宣传。》（第288、289页）
　　在拉萨尔死后，《在马克思先生的朋友们和追随者的直接影响下》，成立了同工人教育协会和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并立的《第三个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这个党的是只能算полуработник（半个工人）的倍倍尔和一个十足的学者［注：巴枯宁的原文是：“亲授的学生”。——编者注］、马克思先生的代理人李卜克内西》（第289页）。
　　我们已经谈过了李卜克内西1868年在维也纳的活动。这次活动的结果是纽伦堡代表大会［注：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1868年8月），在这次大会上社会民主党最终组成了。《按照在马克思的直接领导下活动的这个党的创始人的决定（意图），这个党应当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泛日耳曼分支。》但是这种联合违反德国的法律、特别是普鲁士的法律。因此，问题只是被间接地涉及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只是在德国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同国际工人协会发生联系。》《毫无疑问，在德国建立这个新的政党，有一个秘密的希望，有一个隐蔽的企图，就是通过它把被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所摈弃了的马克思的全部纲领搬到国际中去。》《马克思的纲领成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夺取”《政权》是《最近的和直接的目的》，并补充了下面一句值得注意的话：《夺取政治权力［注：巴枯宁的原文是：“政治权利”。——编者注］（普选权、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是工人经济解放的必要的先决（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条件。》《这句话的意义就是：在进行社会革命以前，工人应当完成政治革命，或者，说得更合乎德国人的本性，就是通过和平宣传夺取，或者更简单地说取得政治权利。由于在社会运动以前，或者在社会运动之外［注：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这完全是一回事，——任何政治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所以结果就是这个纲领建议德国工人首先接受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的，并且为了激进资产阶级的利益去进行政治运动，而激进资产阶级以后为了表示感激，将不是解放人民，而是使人民屈服于新的权力之下，遭受新的剥削。》（第289—291页）
　　《根据这个纲领，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同人民党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行了动人的和解。》根据《纽伦堡代表大会，大会为此目的而委派的代表们到斯图加特去了，在那里受骗的工人的代表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头子们订立了正式的攻守同盟。由于这种同盟，这些代表和头子一起出席了9月间在伯尔尼开幕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但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在那个大会上，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同属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党的社会革命者发生了分裂》（第291、292页）。《在这方面（即在口头上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和人民的朋友而实际上是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这方面），马克思学派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实例，而且德国的独裁者在必须对他毕恭毕敬的条件下竟是如此殷勤好客，以致现在他就已经用自己的旗帜把很大一批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掩盖起来了，只要和平和自由同盟愿意承认他是第一号人物（человек），也可以在这面旗帜下找到栖身之所。如果资产阶级的代表大会那样行事的话，同盟盟员们的处境就会变得无比地困难；现在在他们与马克思之间进行着的斗争同样也会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与他们之间发生。但是，和平和自由同盟比马克思主义者愚蠢，不过也比他们老实；它否定了经济方面的平等〈胡说八道！〉。它脱离了无产阶级；灭亡了；只留下了阿曼特·戈克和圣西门主义者百万富翁勒莫尼埃这两个到处徘徊、抱屈喊冤的幽灵……这次代表大会的另一个事实是：来自纽伦堡和斯图加特的代表们，即由新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资产阶级士瓦本人的人民党的纽伦堡代表大会派去的工人们，同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多数一起一致投票反对平等……还有一个事实也值得注意。在伯尔尼代表大会前几天闭幕的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拒绝在任何方面与伯尔尼代表大会团结一致，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根据这个意旨说话和投票的。和前面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活动的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同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多数达到如此动人的一致呢？这一切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在整个1868年，甚至还有1869年，在“人民国家报”上也表现了同样的矛盾……在“人民国家报”上有时也刊登反对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相当有力量的文章；可是接着又出现无可置疑的温情脉脉的“声明”，有时是友好的责备。这家机关报似乎在恳求和平和自由同盟“抑制一下”它的过分露骨的资产阶级本能的声明，因为这种声明使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维护者在工人面前名声扫地。马克思先生的党的这种动摇不定的状况一直继续到1869年9月，即继续到巴塞尔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在国际的发展中开辟了一个时代。》（第293—296页）
　　德国人第一次在国际性的代表大会上露了面，而且是以一个与其说是根据人民民族纲领［注：巴枯宁的原文是：“人民社会纲领”。——编者注］，不如说是根据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组成的党的身分露了面。他们在李卜克内西的监视之下全体一致投了同样的票。不言而喻，从他的纲领出发，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政治问题摆在其他一切问题之前。德国人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巴塞尔代表大会保持了国际纲领的纯洁性，没有容许德国人通过把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政策增加进去的办法来歪曲这个纲领；于是在国际内部开始发生分裂，这个分裂是德国人造成的。他们想以强力把他们的狭隘资产阶级的、民族政治的、纯粹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的纲领强加于这个主要是国际的协会。《他们被彻底击溃了。社会革命者同盟，即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在不小的程度上促进了他们的失败。因此，德国人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切齿痛恨。在1869年年底和1870年的上半年，马克思主义者对同盟的人物进行恶毒的谩骂和更加恶毒的、常常是卑鄙的造谣中伤。》（第296页）
　　拿破仑第三的胜利都不会像德国人的胜利那样带来如此长期而有害的后果（第297页）。
　　全体德国人都毫无例外地为胜利而欢欣鼓舞，虽然他们知道，这个胜利标志着军国主义因素的得势；《没有一个或者说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感到害怕，大家都在共同的欢乐中联合起来了》。他们所热衷的是统治和奴役（第298页）。《而德国工人呢？德国工人什么也没有做，连一个声援和同情法国工人的有力声明都没有发表。只举行过几次群众大会，会上讲了几句话，在讲话中胜利的民族自豪感在国际团结的声明面前似乎有所收敛。但除了讲空话以外，谁也没有再前进一步，而在完全没有驻军的德国，当时本来是能够开始并且做出一些事情来的。诚然，大多数工人都被征召入伍了，在军队中他们出色地履行了士兵的义务，按照长官的命令大肆屠杀等等，甚至还进行掠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在这样履行士兵义务的同时，还给“人民国家报”写了许多悲惨的信件，生动地描写了德军在法国干下的野蛮罪行。》（第298、299页）可是，也有几个比较大胆地进行反对的例子：这就是雅科比、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抗议；不过这是个别的，而且是十分罕见的例子。
　　《我们忘不了1870年9月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明显地表露出泛日耳曼主义的欢庆胜利的心情。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由于德军获得的胜利，历史主动性已从法国彻底转到了德国；我们德国人等等》。》（第299页）
　　《一句话，可以毫无例外地说：对本民族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的心情过去和现在一直支配着全体德国人。这就是泛日耳曼帝国和它的大首相俾斯麦公爵的威力的主要支柱。》（第299页）
　　《你们知不知道，目前支配着每个德国人的意识或本能的是什么意图？是“辽阔地”、“遥远地”扩张（распространить）德意志帝国的意图。》（第303页）这种热情《现在也支配着社会民主党的一切行动。你们不要以为，俾斯麦真像他假装（прикидывается）的那样，是这个党的凶恶敌人。他非常“聪明”，不会看不见社会民主党在奥地利、瑞典、丹麦、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传播德意志的国家主义思想，是为他当先锋。传播这种德国思想现在也是马克思先生的主要意图，我们已经指出，他企图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国际中恢复（возобновить）俾斯麦公爵的功绩和胜利。俾斯麦控制着所有的党派，未必会把它们交给马克思先生》（第304页）。
　　《这个〈泛日耳曼〉帝国通过自己的大首相宣布对社会革命进行殊死战。俾斯麦公爵以拥护他和给他撑腰的4000万德国人的名义宣布了这个死刑判决书。他的竞争者和妒忌者马克思，而继他之后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体头目，也宣布对社会革命进行同样的决死战争。我们在下一部分将详细地阐述这一切。》（第307、308页）《目前它〈社会革命〉只是在欧洲南部即意大利、西班牙、法国集结了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希望，西北部的各国人民即比利时、荷兰而主要是英国，而最后是一切斯拉夫部族不久都将站到社会革命的旗帜下来。》（第308页）

　　俄国人民的《理想的主要特点》是：（1）《全体人民深信，土地，全部土地都属于人民，属于用自己的汗水灌溉它、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使它变肥沃的人民；（2）深信土地的使用权不属于个人，而属于整个“公社”，属于“暂时”把土地分给个人的“村社”；（3）仿佛绝对的自治，公社自治以及由此而来的“公社”对国家的坚决敌对的态度》（第10页）。
　　《三个阴暗面是：（1）宗法制度；（2）“村社”吞没个人；（3）信仰沙皇。这里还可以加上一点，（4）信奉基督教，包括官方东正教和其他教派（第10页），但这一点在俄国不像在西欧那样重要。》（同上）
　　第二点和第三点是第一点的《自然结果》，“宗法制度”——父亲、“村社”、沙皇（第15页）。《“公社”是他的世界。公社无非就是他的家庭、家族的自然扩展。因此，在公社中占优势的也就是在家庭中占优势的同一种宗法制的原则、同一种丑恶的专制和同一种普遍的顺从态度，因而也是同一种корен-ная（根本的）不公正状态，同一种对于任何个人的权利的彻底否定。“村社”的决定就是法律，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决定。“谁敢去反对村社呢？”——俄国的农夫“惊奇地”感叹道……在“村社”中，只有“长者”、家才有发言权……但是在“公社”之上，在所有公社之上的是沙皇，他是“总的”族长和始祖，是全俄罗斯的父亲。因此，他的权力是无限的。》（第15页）《每个公社都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整体”，因此，任何一个公社和别的公社都没有任何独立的有机的联系，而且也不感觉有这种必要。它们只有通过“父亲沙皇”，只有在沙皇的最高的、父亲的权力内彼此联合起来。》（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