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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价
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
编者注：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Г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опатин，1845—1918）是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译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这是洛帕廷写给尼·彼·西涅尔尼科夫的信的片断。
1873年2月15日
……我在国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巴黎和伦敦度过的，在那里我也像在俄国一样靠写作维持生活，并利用闲暇时间来研究工人运动和外国社会生活的其他有趣的现象。
我在伦敦遇到一位叫卡尔·马克思的人，他是一位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的作家，是全欧洲最博学的人。五年前他想学俄文；学会俄文后，他偶然看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的著名论文的注释[1]以及这位作家的其他一些文章。马克思读了这些文章，深深地敬佩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现代所有经济学家中惟一真正具有独特见解的思想家，而其他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编纂者罢了；他的作品具有独到的见解、说服力和深刻的思想，是目前经济学著作中惟一真正值得阅读和研究的；俄国人应该感到惭愧，因为至今竟没有一个俄国人想到把这样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介绍给欧洲；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政治上的死亡，不仅是俄国学术界也是整个欧洲学术界的损失，等等。虽然我早就非常重视车尔尼雪夫斯基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但是我在这方面学识浅陋，不能在他的著作中区分他本人的思想和他受其他作家影响的思想。显然，这样一位权威评论家的评论只能使我更加敬佩这位作家。当我把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作家的评论同对他的高尚品质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评论（这是我偶然从熟悉他的那些人那里听来的。他们一谈起他就非常激动）比较时，我就急切地想把这位伟大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位俄国应该引以为荣的政论家和公民还给世界。我简直不能忍受：一位优秀的俄国公民、一位当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一位确实值得记载在俄国光荣碑上的人物正在痛苦地虚度光阴，被葬送在西伯利亚的荒野。我发誓，无论当时或现在，我都会心甘情愿地毫不迟疑地去代替他，只要这是可能的，只要这种牺牲能使祖国的一个最有威信的活动家回来参加祖国的进步事业。我将毫不动摇地去这样做，准备像一个士兵愉快地以自己的胸膛去掩护敬爱的将军。然而这是无法实现的幻想。而且当时我觉得要帮助这个人还有另外一个更实际更容易实行的办法[2]。根据我个人对这种情况的经验，根据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我认为这样做也并不是不能实现的，只要有一些勇气、事业心和少量的金钱就行了。因此，我立刻写信给彼得堡的两位朋友请求帮助，他们愿意给我所需要的款子，并答应我，如果事成以后就把钱还给他们，失败就算了。当我路过彼得堡时，还有三个海关上的朋友给了我一些钱，一共凑到1085个卢布。
我离开伦敦时，除了对信上谈过并借过钱的这五个人以及日内瓦的艾尔皮金（由于某种用不着在此详述的偶然情况，他早就知道我的打算了），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的去向。甚至也没有告诉马克思，虽然我和他十分接近，非常爱戴他，尊敬他，但我相信他一定会认为这种打算是疯狂的行为，会劝我放弃这种打算，而我是不喜欢放弃我的既定方针的。
我既不认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亲戚，也不认识他“同时代人”的老朋友，甚至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由于在西伯利亚没有一个熟人，甚至也没有介绍信，我只好在伊尔库茨克住了大约一个月，直到我知道应该应该怎么办为止。在伊尔库茨克长时间的逗留，再加上我有些疏忽和我无法支配的情况，引起了地方当局对我的注意。我的失败，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是艾尔皮金的不慎重所造成的，因为他把我到达的消息泄露给一个住在日内瓦的政府密探。不管怎样，我被捕了，第四次被关进监狱。我看到事情已经败露，前途未可乐观，而且审判还在长期地拖延，并等着我的供词（而我认为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因此我决定逃跑，但是没有成功，我被关进伊尔库茨克监狱。[3]
[1] 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约·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第一部的补充和注释》1869年日内瓦版第3卷。——编者注
[2] 洛帕廷想营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逃出流放地。——编者注
[3] 洛帕廷于1871年6月3日第一次从伊尔库茨克监狱逃走，但立刻又被捕，在1873年7月10日第二次逃跑时才获得成功。1873年8月，洛帕廷已经到达巴黎。——编者注
载于《格·亚-洛帕廷自传、著述、通信、论文及诗歌集》1922年彼得堡版
译自《回忆马克恩恩格斯》1956年俄文版第204—206页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三），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