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马克思逝世之际——1883年世界对他的评论》（1973）
俄国
俄国社会主义者致词
《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
1883年3月15日
尊敬的同志们：
我们受日内瓦和苏黎世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委托，通过出席你们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向德国社会民主党转达他们最深切的慰问，同时，他们衷心希望这次代表大会为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取得丰硕的成果。
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借这个机会对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卡尔·马克思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悲痛。我们的同志彼·拉·拉甫罗夫在这位伟人的墓前所表示的高度的崇敬和敬仰，也最充分地表达了我们的感情。我们还深信，这位聪明的无产阶级的英明领袖的不幸逝世，是先进国家工人运动的损失，同样也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重大损失。因此，我们希望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作出努力，为这位现代社会主义的伟大先驱者发起国际性的募捐，以建立一座纪念碑来表达各国社会主义者对他的崇敬之情。我们希望这笔基金也用来出版他的文集的普及版。
最后，我们保证以极大的注意力注视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我们以高兴的心情祝贺党在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
向各国社会民主党致敬！致以
敬礼！
普列汉诺夫〔42〕
维拉·查苏利奇〔43〕
巴·阿克雪里罗得〔44〕 |
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
《世界画报》〔45〕圣彼得堡
第742期第283—286页
1883年4月2日
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作家之一，卡尔·马克思于3月16日（星期四）去世了。人们通常认为他是两种类型的人的结合：书斋里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正是由于他的政治活动，迄今为止很难公正地评价他的科学著作。大多数人只是把他看作是国际协会的创建者和被许多国家驱逐过的鼓动家。因此，很少有人愿意对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详尽的评论，以为只能找到关于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虽然这种偏见在经济学领域内与事实相矛盾，然而马克思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动部分地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
卡尔·马克思是矿业职员的儿子，1818年生于特利尔。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就学时，他成为一个热情的黑格尔派，参加了自由资产阶级派。马克思与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报》合作，并在1842年成为该报主编，发表了一系列揭露掠夺森林和莱茵省议会的不正常的活动的文章。结果报纸被封闭，马克思迁往巴黎。他在那里发表的第一部著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登在他与卢格合编的《德法年鉴》上，这个刊物的宗旨是汇编法国和德国的批判性观点。此外，他还写了几本抨击普鲁士政府的小册子，为此在普鲁士的要求下被驱逐出法国。迁居比利时后，1846年他在那里发表了《自由贸易的辩论》，数月后，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写了《哲学的贫困》。其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开始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因而被勒令离开布鲁塞尔，迁居科伦。马克思开始出版《新莱茵报》，他在报上呼吁市民拒绝纳税。由于该市戒严，他被迫逃到巴黎。但是他在巴黎也没有住多久，因为当局发现他同与发动1849年6月19日起义的人有联系，就威胁说，要把他送往布列塔尼。
迁居英国后，马克思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英博物馆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这位年轻的学者为了谋生，替一家美国报纸《纽约论坛报》撰稿，偶尔也在其它报刊上发表文章。在这段时期的作品中，人们至少能指出两本引人注目的小册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揭露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然而，他在1859年出版了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名作品，该书后来经过改写后成为《资本论》的第一章。
然而，马克思的写作活动并没有妨碍他献身于政治鼓动工作。由于马克思的努力以“国际”的名字出名的“国际协会”，于1864年建立。他被选为协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并起草了协会章程的草案。由于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活动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我们只想指出，他始终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巴枯宁的理论，结果在协会内部出现了分裂。
1867年，这位德国经济学家的全部著作中最杰出的作品——《资本论》问世，1872年译成了俄文。马克思提出如下的观点作为他的理论基础：各种经济制度仅仅是暂时的现象，经济学家如果认为劳动的分工、信贷和货币都是永恒的范畴，那就错了。标志各个国家发展的社会生活的形式和现象的变化，取决于物质生产条件的变化，这些物质生产条件决定了法律关系和国家结构。作者指出了封建经济如何过渡到手工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又如何过渡到工厂经济，后者的明显的特点是，商品的生产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与生产商品无关的人的需求。商品本身的价值，是由花在生产上面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并且表现为商品的价格。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出卖他的劳动能力，得到那段时间中为了维持他和他的家庭的生存所必要的必需品的价值。工人的工资与他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形成了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过程中不发生变化的那部分资本被称为不变资本，发生变化的那部分资本被称为可变资本。通过劳动的分工，工人劳动时间的延长，机器的使用，资本家能够增加他所得到的剩余价值量。资本不是依靠节俭，而是依靠生产某种大量所需的商品积聚起来的，只是由于劳动力的不足，生产才受到限制。
为了系统地阐述这种诡辩的观点，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的农业导致农民的破产和土地肥力的减退。在工业资本方面，马克思设想消灭私有财产。按照他的观点，消灭这种有害的后果的最好办法是自由劳动者的联合，实现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这种理论的实质就在于此。它是以专门的黑格尔派的辩证法精巧地阐明的，反映了作者极为渊博的学识。尽管如此，马克思的诡辩也不能逃脱严肃的经济学家的批评，其矛头一直是指向他的。但是，即使这些批评家也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了许多正确的观点以及大量的统计资料和历史资料，他运用这些资料来论证他的结论。也许已经准备付印的《资本论》第二卷将回答对他的批评，但是必须等到这一卷出版之后才能对此作出判断。
总而言之，否认马克思经济学的巨大意义是不可能的。他发展了经济学，他的崭新观点迫使人们对涉及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展开争论。人们可以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责难他的政治活动，但是不能否认他的信念，也不能否认他的雄辩才华。
马克思在晚年实际上停止了政治活动，致力于科学研究，研究俄国和美国的经济形势。不幸，导致他去世的疾病妨碍他以从前那样充沛的精力进行工作。
现代经济学最伟大的代表之一
《司法通报》〔46〕，莫斯科
1883年4月，第15卷，第4册，第715—720页
当代经济学界最伟大和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卡尔·马克思于俄历2月20日在伦敦逝世（3月4日）。他的名字和著作在学术界享有巨大的声望，引起了极不一致的评价。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热情的评论，称颂他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开辟了一个时代。另一方面，人们千方百计贬低他的著作，完全否认其科学意义，指责他的思想是抄袭来的等等。但是，正是这种猛烈的攻击与热情的评论，说明我们这里评论的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一位杰出的伟人，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者……
马克思的研究不仅在论点上，而且在方法论上都颇具特色。就方法而言，他出色地运用了黑格尔学派的辩证法。马克思把一切经济现象都看作是暂时的，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们认为基本的经济关系是永恒不变的，并且把当代欧洲经济制度的原则，运用到野蛮部落的生活方式中去。按照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经济学的任务在于研究事物的连续性和发现各个特定的发展阶段的经济关系的规律。早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就提出了社会生活现象是发展变化的观点。他是受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才提出这个论点的。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支配世界的不是观念，而是经济关系。在这些方面，他承认经济关系对道德、习俗、家庭、宗教和思想的影响。如果说马克思关于事物的连续性的观点是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提出的，那么，关于规律本身支配社会关系运动的思想，则是卡尔·马克思的独创。他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说明被称作资本主义的当代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阐明它的固有规律。马克思一步一步地阐明了从中世纪的封建经济过渡到手工业经济，从手工业经济过渡到当代工厂经济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现代经济的一个特点是交换关系占统治地位。每一个私人经济单位生产商品不是为了满足它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商品的交换价值的规律，取决于生产这些商品时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规律也决定了在我们社会中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取决于工人生活资料的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资本家在市场上按照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购买劳动力，然后占有其全部的使用价值，即这个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它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形成了使资本家致富的剩余价值（利润）。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于工人劳动的时间超过了用于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需的时间，也就是说，这是由于无报酬的劳动的结果。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和改进劳动的组合和分工，尤其是通过使用机器，资本家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他的利润。劳动成果超过生活费用之间的剩余，按理说不应该属于资本而应该属于劳动力自己，这只有通过把必要的生产条件（土地和劳动工具）从私人所有转变为全社会所有才能达到。马克思认为，正是当今生产的发展为这个转变奠定了基础。在竞争的驱使下，小生产让位于使用最先进的生产方法并把工人集中在一起的大生产。资本的逐步集中加强了市场，并把它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集中达到顶点时，资本主义生产的末日就来临了，生产资料从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转变到社会本身手中的时代将会来临。此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相联系的所有国家的工人应该认识到，在资本的面前，他们的利益是休戚相关的，应该手挽着手团结起来。
因此，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这种思想就出现了。但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依靠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固有关系的发展，这种转变必然会发生，所以正如他所指出的，“只有在孕育着新社会的时候，暴力才是旧社会的助产婆[1]。”因此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暴力是改变经济关系的唯一手段的学说。这就是他在逝世前四天写信给维也纳的一位朋友强烈抗议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原因。那时，无论如何，马克思再也无力自己写信了，他口授了那封给他的朋友托马斯·桑德斯的信，然后用颤抖的手亲自签名。他逝世后，这封信发表在《市郊报》上，信中写道：
朋友！我这个年迈多病的流亡者的信想必会使你感到惊讶。但是要向与我观点相同的朋友倾诉衷情的愿望使我不能平静。如今在维也纳有许多关于我们的议论：几个恶棍或糊涂虫正用荒唐的犯罪行动来……啊，天啊！我活得这么长，难道仅仅是为了看到我的绝大多数同胞对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如此缺乏了解？一家巴黎报纸最近刊载了来自维也纳报纸的消息说：“据传，对著名的默斯奇塔利格
[2]强盗式的袭击是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干的。”这是捏造！事情的真相是，行凶者不可能是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好心的人们真能把无政府主义同我的理论混为一谈吗？可悲的是，我恐怕真是如此。任何一个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疏远无政府主义者并同他们进行斗争。就在那同一张巴黎报纸上，我还在其中读到这样一个古怪的词：“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我对此捧腹大笑。在我看来这正如有人谈论共和的君主制一样……向你的同胞致以最热烈的问候。我感到十分疲乏。
卡尔·马克思
这样，在此信中，卡尔·马克思在逝世前再一次赶紧明确地划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
除了上面提到的卡尔·马克思的理论的基本原则外，《资本论》通篇还有许多其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合作社运动的意义和起源，英国的工厂法；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人口规律。
对于统计学家来说，马克思的著作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因为他掌握了运用统计资料来证明和阐述经济规律的熟练方法。
在俄国学者中，马克思理论的最好的解释者是尼·季别尔〔47〕，他的《价值与资本的理论》一书论证了卡尔·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他的先驱者的理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中对这本书表示赞同。[3]
失去了强大的动力
《1883年民意党日志》〔48〕
日内瓦，1883年，第177—180页
……马克思于1883年3月11日在伦敦逝世。来自各方面的无数的声明都生动地表明，社会主义革命者感到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动力。在这些声明中又加进了我们的声音，我们俄国人也必须回顾一下，马克思曾经满怀同情之心评述我们的社会革命运动，我们也回想起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在他的晚年“应圣·彼得堡委员会的要求”（正如马克思在他致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所说的[4]）决定专为俄国写一本关于我们的公社的发展可能性问题的小册子，这是一个对俄国社会主义者至关重要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马克思是否已经完成了这部著作。
他的思想失败了
《公民报》〔49〕：圣彼得堡
1883年3月13日
第11期第13—14页
……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使用的方法纯粹是推理性的。他阐述的一些原理，其实对其他任何人来说，都不过是荒诞不经的假说。这些原理推论出解决社会问题的离奇的方案，而他却认为这些方案都是无可辩驳的真理。就事实而论，用不着动用高度发达的批评头脑，就可轻而易举地对这些假说作出分析。
《资本论》的基本思想是经马克思加过工的蒲鲁东的格言‘财产就是盗窃”。马克思说：“资本必然是掠夺的结果”。
他还说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5]
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把他的观点贯穿到底。确实，1870年，当公社在巴黎宣告成立时，马克思建议当时的国际的会员们不要参加起义，而要尊重法律“直到理性的力量和非法的迫害赐给我们胜利”。〔50〕但是就在第二年，在《法兰西内战》这一小册子中，马克思改变了他的态度，开始鼓吹斗争，结果国际遭致迫害。
马克思的全部学说是以广为流传的斯密〔51〕、李嘉图〔52〕、巴师夏〔53〕和凯里〔54〕的价值理论为根据的。
按照《资本论》的说法，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就价值而论，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不过是具体化了的劳动。劳动的计量单位是平均工作日。体现在一个产品中的价值量，是以生产它所耗费的时间即小时和天数来计算的。一件物品的价值量就是在一定时期的正常的生产条件下，以平均的速度和平均的技术熟练程度为标准，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经过修改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同一理论〔55〕！人们可以大胆地断言，无论在这些平均计算单位方面，还是在科学抽象的意义上，这里都毫无科学的严密性。事实上，每一种劳动都有它自己的价值。泥瓦工的工作日价值难道与细木工、艺术家、金饰匠、铜匠或一般的非熟练工人的工作日价值完全一样吗？显然不一样。那么，难道又不需要承认工人的工资与他所耗费的劳动的价值是成比例的吗？因为如果劳动的价值量不是根据所付的工资，那么又是根据什么来比较的呢？
但是，这正是马克思所要否定的。事实上，如果说，用所花费的时间来估价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的话，那末，在相同的一段时间内一起制造出来的商品就不能体现巨大的价值了。根据这些抽象的概念进行严格的逻辑推理，我们将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一切科学发明和工业进步，即使它们能够生产更多的生活必需品，也不会增加这些产品的价值总量！
马克思关于资本来源的理论也同样经不起批评。按照他的观点，资本不是来源于节省和节欲，不是来源于商品交换，而是来源于劳动力的使用。换句话说，我们刚才批驳过的同一个理论还要进一步的发展。最终，这个理论必然会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必须迫使资本家把所有的工作时间（即已付给工人的工资）还给工人，而他自己得不到任何利益。也就是说，这就堕落到多次受到批驳和嘲弄的臭名昭著的无偿信贷。
马克思最主要的错觉是经他发挥过的价值的观点，按照他的看法，价值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与劳动成比例的。此外，在他的书中没有讨论过竞争。他忽略了经济关系中这个重要的因素。他认为资本是死劳动，资本家个人的创造是毫无价值的，诸如此类一系列错觉。
马克思的坟土未干，就对他的可悲活动进行总结，时间和场合都不合适。然而，可以也必须指出，马克思借助于似乎是政治经济学的几条主要原则来摧毁当代社会基础的鲁莽的尝试已经完全失败，因为他拼凑了一大堆抽象的公式，这些公式和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也不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证据，他对事物的本质不甚了解，甚至没有深入地作过研究。
科学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有机体，真理通过科学得以发展，这一点似乎是无可辩驳的。但是，至今人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科学，这种怀疑是一件好事。人们尽管认识不甚清楚但确实相信科学必然能解决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然而，他们也亲眼看到学者们大都沉溺于琐碎而空洞的争论之中，甚至更多地醉心于缺乏任何生命力的问题之中。他们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粗野的语言谈论许多问题。特别是人们看到这些学者为社会的未来提供的是一种模糊不清的、不可思议的，枯燥无味的和纯实利主义的公有的生活方式……人民对科学感到失望，正如学者们对人民和生活感到失望一样……
卡尔·马克思就是一个这样的学者。
K.
一位无与伦比的学者
《莫斯科电讯报》〔56〕
1883年3月19日
经济学界蒙受了异常巨大而无可弥补的损失。作为学者，很少有人能与卡尔·马克思相匹敌。他学识极为渊博，然而并没有在他所搜集的浩瀚的原始资料中迷失方向（例如象罗什特那样）〔57〕。因为他始终是这些资料的主人，并以敏锐的洞察力去阐发这些资料。由于马克思锤炼了辩证法思想，即使在研究黑格尔的时候，在运用演绎法进行科學研究的逻辑构思的艺术方面也颇有造诣，同时，每一个推论都是以大量的历史的归纳为根据的。马克思犀利的，富于表现力的和完全独创的语言，是难以仿效的……
对悲观主义者来说，人类的利益是十分珍贵的，他们与他一道观察资本主义的非人道的历史，但是马克思本人驱散了悲观主义。他指出，由于工人群众的联合，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产生出自我灭亡的酵素，在资本主义时代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制度。
犹太人最有才华的儿子
《黎明纪事周刊》〔58〕，圣彼得堡
1883年，第11期，第270、272页
今年，死神夺走了世界上很多最杰出人物的生命，现在又夺走了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是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作家和名人之一，也是犹太人的最有才华的儿子。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最新的社会学说的创始人，为此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也是工人运动的鼓舞者和向导。卡尔·马克思以他全部深邃的见解和钢铁般的毅力，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了第四等级反对第三等级的统治、穷人反对富人、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的斗争。他竭尽全力把工人组织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阶级，他们在政府里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影响。根据他们的反抗情绪和联合的朦胧要求，马克思尽力为新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全新的社会里，没有冲突，没有穷人和富人的阶级区分，没有一些人享有特权而另一些人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相反．将建立起真正平等、人人都劳动、所有的人和民族都兄弟般友好的国家。然而，要达到这个和平和幸福的理想境界，正如马克思所教导的那样，人们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斗争的磨炼。这里，向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实际任务：即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比如说组成一支战斗的队伍。
当然，马克思在世时没有看到他的理想的实现，但是，马克思的精神无疑对欧洲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把它的力量和影响部分地直接归功于马克思，虽然最初应归功于它的卓越的追随者和解释者斐迪南·拉萨尔。
马克思除了对人民群众、对欧洲工人阶级的直接的和巨大的影响外，他的学术著作对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的研究）当前的发展方向，甚至有更大的影响。大家知道，现代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德国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和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早期的原理有本质的区别。
迄今为止，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派，即所谓的曼彻斯特学派认为，社会基本的经济结构在于大规模的生产；总收入划分为资本、利润和工资；自由竞争；国家不干预经济活动。如果说当代经济结构的这些基本特征一直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神圣的和永恒的条件，那末，人们可以说，最近德国学术界已经以多少修正的形式提出了许多社会主义学说。这可以从所谓的学院社会主义学派〔59〕的兴起中可以看到，这个学派虽有千差万别，但当前在欧洲却占支配地位。现在，学院社会主义者正要求工人分享利润，从私有制中收回某些财产，政府资助小生产，政府监督工厂或所谓工厂立法等等。这个科学革命的荣誉，大部分属于马克思及其学派，即主要是他的合作者恩格斯以及他的追随者拉萨尔。甚至当代政治家的立法和活动，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的理论和学说。这一点在德国特别明显，那里几乎所有的所谓社会经济改革和俾斯麦首相的方案，都不过是社会主义结论以某种俾斯麦式的“方式”的再版。这些方案有：政府购买铁路，对工人保险实行津贴，各种各样的工厂立法等等。在这方面，俾斯麦直接受到了斐迪南·拉萨尔的影响，拉萨尔曾与这位德意志帝国的首相多次交谈。人们都还记得，俾斯麦首相在一次议会开会时如何大肆吹捧拉萨尔的非凡才能和他对祖国的热爱。俾斯麦从两个闪米特[6]——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和斐迪南·拉萨尔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而正是这个俾斯麦支持（当然是偷偷摸摸进行的）鼓动反对犹太人。同样，反犹太主义的主要工具——普鲁士保守党就是在犹太人弗·尤·施塔尔[7]的思想和纲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时至今日，这个党还从他的思想和纲领中吸收营养。几乎所有在马克思生前就不停地攻击和迫害他的人，如今也承认他的极端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甚至连《科伦日报》也坦率地指出，现代德国的全部生活，几乎都是建立在经过修改的马克思思想之上，该报奉行相当温和的路线，同时靠拢政府，是德国最有影响和拥有最广泛读者的报纸之一〔60〕。
无须多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人类有规律的和循序的发展的倡导者马克思，同那些自称社会主义者，却对它的意义一窍不通的“基础动摇者”毫无共同之处，因而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将作为最光荣和最受后世敬仰的伟人之一，永远载入德国的史册。马克思的名字将同亨利希·海涅〔61〕、路德维希·白尔尼〔62〕和斐迪南·拉萨尔的名字一起，犹如一群灿烂的明星，照耀着并将永远照亮德国黑暗的天空。舆论公认，这些富有才华的犹太人给德国民族的生活注进了新的精神，并为德国的民族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虽说象马克思这样的人，在生活和工作方面与犹太人和犹太人问题相去甚远，但是由于那种笼罩在阿伯拉罕[8]的最远房的子孙们身上的不可抗拒的命运力量，他们或迟或早总会这样那样地卷入犹太人问题之中。社会主义的流亡者卡尔·马克思也没有逃脱这种命运。早在活动一开始，他还在巴黎流亡的时候，就在1844年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文。那时著名的德国作家布鲁诺·鲍威尔攻击犹太人对公民权的“要求”，这种攻击是以犹太人的宗教信念和民族隔离为依据的。马克思的文章回答了布鲁诺·鲍威尔。马克思关于犹太人的观点在摩古利斯先生的文章中（1881年第1期《黎明》）〔63〕讨论过了，因此我们这里只是简单地提一下。在现代社会里，政治的和公民的自由决不能限制社会上的等级或阶级的划分，马克思从这一前提出发，认为拒绝给犹太人以公民权是最奇怪的事情，因为公民权同宗教信仰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然后从犹太人的政治和市民的解放问题，转向他所说的人类解放问题，显然，这是指彻底消灭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和社会成份的犹太人，可以说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当代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社会消灭了犹太教的基础——商业主义及其环境，才能解放犹太人。换句话说，犹太人所特有的缺陷，实质上也是我们时代和我们社会的普遍的缺陷，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的犹太人，只不过是这些缺陷的最鲜明的例子。因此，只有根本变革目前的社会结构才能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这就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
我们不准备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分析和评论，只想提出下面一点，即如果有人经常指责犹太人是资本和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那么他们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的最强大的敌手——马克思（部分地还有拉萨尔）也同样来自犹太人的行列……〔64〕
为马克思募捐花圈
《大学生社团》圣彼得堡中央大学
小组的地下机关报
1883年4月，第4期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理想、观念和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举例来说，让我们首先回忆一下，大约早在1693年，天主教僧侣加布里莱·富格利就曾幻想过一个没有权力机构的国家，它的全部生活建立在财产公有的基础上。且不说著名的托马斯·莫尔和康帕内拉了。当然，从那时以来，又经过了许多岁月。科学知识得到了巨大的增长，在各个知识领域里，科学的研究方法发展到相当完备的地步。但是，可以说，社会科学至今还未获得其应有的完全合法的地位。由于社会科学的极端复杂性，也由于这种或那种主观主义的干扰，经济学的命运是极为可悲的。这里完全成了偏激狂的天地。“人不能只靠面包生活”，但是没有面包你就无法生存，况且各人所得的面包数量也不一样。
每个人都对经济问题感到兴趣，但是看法却各不相同。欧洲的阿里奥珀格斯[9]似乎因其在经济领域里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而洋洋自得（在这一领域里，象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伟大学者起了非常杰出的作用），但是很明显，他在某种意义上却变得有些居功自傲了。法国的经济学派对“古典”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表示反对，其实只是对一些有关一般的经济学原理的这个或那个编者的解释有所怀疑。它并没有超出对资本生产的强烈兴趣。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试验，对以上提到的强大的阿里奥珀格斯来说不过是对“真正科学”的世界观的完整性的一些无谓攻击。事实是：在如此急切需要的时候，却仍听不到来自社会主义反对派的声音。诚然，有时可以听到傅立叶的热情洋溢的说教，这里面充满着极为光辉的思想，并打开了一个极其广阔的新天地。但是遗憾的是，傅立叶的社会主义著述，不过是些华丽的经济哲学一类东西，还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傅立叶的某些思想有启发意义：热情地吸引人们从事生产劳动；指出在生产中，多样化的劳动与高尚的竞赛、联合和劳动分工等等的重要性。然而，他缺乏一个明确的科学世界观来解释这些思想，并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此外，那些养尊处优者（阿里奥珀格斯）的宁静被高贵的比·约·蒲鲁东嘈杂的呐喊声所扰乱，他对正统的经济学作了精湛的批判。但是这位蒲鲁东也只是因为他对经济现状所持的否定态度而得到我们的爱戴，他同样也没有一个系统的经济学体系。
要使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为人所知，必须以一种惊人的逻辑（如果可以用这个字眼的话）批驳一个主要的论点，打击其薄弱之处，目标对准一系列现存的现象。一个具有此种能力的人终于找到了。当然，这个人就是马克思。他的铁一般的逻辑力量（这一点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是不得不承认的），他学术著作中渊博的学识，他哲学上的坚定性——这一切都证明马克思更为坚强有力。因为他并不同时在各个方向出击。他沿着一条直路前进。正统派经济学家一味关心生产；把贫穷归咎于“经济和谐”的愿望。马克思搜集了反映〔65〕各阶级状况的全部材料，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繁荣的基础。形形色色的自由经济的崇拜者，被当代资本主义的信条冲昏了头脑，并多方滥用它，既把它引伸到遥远的过去，又要让人相信它也能保证未来的一切幸福。卡尔·马克思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精确性和客观性，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来加以剖析。所谓经济基础的保护者，在资本对全人类的重要性上流下了许多温柔的泪水。卡尔·马克思以数学家的冷静，创立了著名的剩余价值理论……〔66〕
这个原理概括了目前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全部现象。没有这个原理，你就很难分析经济的发展史。只有借助这个原理，你才能在严密的演绎推理的基础上认识现代经济制度的整个畸形发展。我说的是认识，因为你一定早已感觉到了这一点。
有人指责马克思有片面性。但是，事实上，他从未宣称自己是一个创新的哲学家，人们可以要求他作出社会学方面的概括和提出囊括一切的理想目标。他的经济理论科学的方向难道真的有片面性吗？科学能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破除使人胡思乱想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幻想，所以它自然不是我们的敌人。在1848年，当那些美妙的社会主义的浪漫狂热达到顶点时，马克思反而更少片面性，他和恩格斯发表了光辉的《宣言》。我们最近刚读过俄文版的《宣言》，它论述的明快、概括的有力、科学的冷静和独创的预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能认为《宣言》的作者有片面性，他充分肯定经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并不忽视政治的作用。当然，如果说一个人全力以赴地去完成他所引为己任的伟大事业是片面的，那么，这就是马克思的片面性。
让我们简要地谈谈他的生平。他是一个上层官员的儿子，与一位大臣的妹妹结了婚。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有利于他建立起自己的“功名”？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为外界的优越条件所诱惑。他献身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正如一个德国作家所说的（总的说来，他是企图对马克思的形像投下某种阴影），“早在他年轻时，便以无私的热情献身于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斗争，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斗争”（这位作家写于1877年）。对马克思的这种“片面性”，人们只能加以羡慕。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纯科学”的高级说教者们也必须羡慕马克思。马克思的博学与勤奋是罕见的！我们认为，德国社会民主问题的“历史论文”的作者梅林〔67〕非常正确地指出，以他们的世界观和学识的价值来衡量，欧洲没有哪一个文明国家（也就是说，除德国以外）产生过象拉萨尔和马克思这样第一流的社会主义者。然而，学识渊博的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单纯的学术活动。迄今为止，各种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他们的公众职责与学者义务之间作出抉择。马克思言行一致地热爱他的理想。按照拉弗勒的说法，当1864年9月28日各国工人大会召开时，马克思是这次集会的鼓舞者。按照梅林的说法，民族社会主义被国际共产主义所融化是无法抗拒的历史的必然。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异常坚定地发表了共产主义的言论，“在当时来讲这是很有远见的”。许许多多“学者”无论过去和现在一直想弄清楚，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者能用最激进的“阴谋活动”给这个社会运动以真正的生命力。况且这个社会主义者竟是一个学者！一个学者与社会主义者！这个问题本身是毫无意义的、虚构的和没有根据的。这是时代的一个令人惊异的迹象1这位博学的《资本论》作者，以他一贯的自觉和热忱同时将自己置身于政治之中。毫无疑义，他一刻也没有放下为被压迫者而斗争的神圣旗帜。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协会的成员中间出现了分歧，马克思发表了一项正气凛然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至于我个人，我将继续为这个事业工作。我决不会退出国际。我已经把我的全部精力献给了为使社会主义思想获得胜利的事业，我将继续为这个事业服务，直到生命终止。我们深信，胜利的时刻和无产阶级的统治一定会到来！”[10]
然而，马克思十分懂得政治上的妥协。举一个例子，1871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代表会议上，曾就宣传活动的必要性问题展开了辩论。在另一些问题上，会议甚至建议工人参加政治活动，不回避同资产阶级激进派联合。从记录上看，这次会议主要是在马克思指导下进行的。因此，马克思并不反对同资产阶级激进派联合，这就是一种妥协。难道不是这样吗？但是，可以说，这是一种政治策略的妥协，并不影响社会主义事业本身，因为严肃的政治活动一刻也不会放弃它的原则和指导目标。
拉弗勒利用当时某种情况，以一种得胜者的姿态称马克思为经济历史学派的代表。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姑且不论，我们只能说，由于马克思的现实主义眼光，只是对某些人来说，他似乎是一个不够彻底的激进派。然而，正是这同一个马克思，与拉萨尔分道扬镳了。早在1862年，马克思同拉萨尔在伦敦会见时，就能觉察到他们之间产生了某种隔阂。充满共和思想的世界公民马克思，不喜欢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民族主义！无论如何，马克思早在1847年就宣布自己是一个自觉的，严肃的共产主义者！所有这一切都十分清楚并富有教益！事实上，社会主义运动只有在一个广阔、坚定和明确的目标的始终不渝的指导和鼓舞下，并有时作为工人运动的某种策略作出一切必要让步，才能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因此（顺便提一下），在我们俄国，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才有前途。
上面我们试图一般地指出不久前去世的马克思作为一个博学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重要地位。也许，只是由于某种纯属偶然的情况，我们得到了他的不朽著作《资本论》的俄文译本。必须指出，任何一个想认真地研究那些我们正在热烈讨论的经济问题的人，都必须精通这位才华卓著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当然，由于《资本论》的内容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只希望能尽可能广泛地发行和最大限度地普及这部著作。研读《资本论》之后，读者将会懂得马克思在他的书中提供了为改造当代社会制度所必须的全面的、扎实的和具有永久意义的论证。
最后，我们为马克思墓地购置花圈而进行募捐一事说几句。无疑。这个主意非常值得赞同。另外，这也体现了那些活跃而有思想的俄国人的易动感情的性格。马克思对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同胞以及其它国家的有教养的人，只看到东方国家深信宗教的白痴们的嗜血成性，或者最多也不过是只看到为了私利而反对他们开明政府的一群野蛮人，而马克思却看到了俄国人民充满活力和进步的心灵。德国哲学家杜林（他的观点是颇为吸引人的）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敌意对待俄国的反对派。据某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甚至从心底里不承认俄国的进步人士。然而马克思对这个东方专制大国的人民表现了伟大的仁爱。马克思把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为杰出的俄国批评家和学者。
对我们俄国人来说，这里还没有出现象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那样的组织，更不必说以马克思为“灵魂”的国际了。但是，这决不是说，我们就毫无希望了。马克思在这里将永远受到纪念！让我们向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为了消除社会经汫问题上的有害的偏见和建立坚实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作为一个学者，马克思并没有放弃社会活动。我们的某些学者热衷于关在书斋里冥思苦想，其中一些人稍遇危险就放弃斗争，马克思的一生对他们是一个有力的谴责。
一切业已觉醒的俄国力量！一切蒙受异常的严酷的现实之苦的人们！一切愿为社会主义理想而艰苦斗争的人们！让我们团结起来，发出我们的心声：被压迫人民的朋友，精神上的兄弟和高尚的导师，愿您的英灵永世长存！卡尔·马克思永垂不朽！
先生们，请为马克思购置花圈捐款！
在各个学院里进行募捐的团体，可以把募集的经费送交《大学生社团》，我们将负责把此款递送给适当的人。
〔尾注〕六 欧洲对马克思逝世的反应
〔1〕《年鉴》，伦敦，1883年3月第137页。
〔2〕亨利·迈尔斯·海德门（1842—1921），英国律师，新闻记者和社会主义者。厄内斯特·巴尔福特·巴克斯（1854—1926），英国社会主义者，唯心主义哲学家，后为《正义报》和《今日》编辑。海德门和巴克斯后来都成了改良主义领袖，民主联盟后来改为社会民主联盟。
〔3〕恩格斯1884年7月19日致考茨基的信，[11]《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1846—1895）》第425页。
〔4〕这三家报纸是：《天主教徒报》、《巴黎电讯报》和《政治和社会行动报》。
〔5〕这些报刊是：《巴黎人民呼声报》、《公益报》、《公民报》、《阿瓦斯通讯报》、《共和国通讯报》、《世界通讯报》、《旗帜报》、《两个世界报》、《法兰西新闻》、《当代》、《舆论报》、《祖国报》和《巴黎改革报》。
〔6〕这些报刊是：《再生报》、《人民舆论报》、《人民战斗报》、《马赛报》和《世界通报》。
〔7〕普拉迪普·邦迪奥帕德依：《法国马克思主义面面观》，载《社学与社会》第36卷，1972年夏季版，第132页。
〔8〕除了本部分中收录的外，还有荷兰工人总同盟出版的报纸和一家天主教日报发表了讣告，阿姆斯特丹一家商业资产阶级的报纸《荷兰同盟》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葬礼的简短报道。
〔9〕纽文胡斯的一篇文章收录在本部分中，其余的文章见第七部分。
〔10〕恩格斯1872年1月24日致库诺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致美国人的信（1848—1859）》第99页。[12]
关于马克思逝世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的评论，参见理查·霍斯泰特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第一卷：起源（1860—1882）》，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58年版。
〔11〕]罗马的《舆论》和米兰的《坚持》，这两家保守派报纸和罗马的一家倾向于民主派的报纸《导报》在1883年3月17日都登载了这样简单的消息：“社会主义者卡尔·马克思于阿尔让台逝世”。显然它们都从同一个电报中得到了同样的错误消息。
〔12〕参阅阿布拉姆·拉扎维列奇·罗雷尔《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报纸关于卡尔·马克思逝世的反应》第八章，也可参见《言论自由报》，日内瓦，1883年4月1日。
〔13〕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下面这篇发表在1854年4月15日《纽约论坛报》上对耶路撒冷犹太人状况的评论，具有特殊的意义：“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遭受的贫困和痛苦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最肮脏的地区，即锡安山和莫里亚山之间的一个叫做哈莱特——厄尔——雅胡德的地区（那里有他们的教堂），他们经常遭到穆斯林的压迫和排斥，他们受到正教徒的侮辱，受到天主教徒的迫害，仅仅依靠从他们的欧洲弟兄们那里获得的微薄的施舍为生。”[13]
〔14〕这本杂志于1882年12月第一次出版，总共出了8期（《为马克思募捐花圈》，卡托加·伊·斯锡尔卡，第3册，莫斯科1933年，版第166—167页）。
〔15〕《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与俄国政治家的通信集》第263页。在罗雷尔书中再次刊载，引自前面提到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报纸关于卡尔·马克思逝世的反应》第3章第365—366页。
〔16〕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1831—1915），伦敦大学著名的激进派人士，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在美国内战时期，积极支持合众国的事业，其后又支持巴黎公社。他是1864年9月28日召开的圣马丁堂会议的主席，会上宣告成立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虽和他有分歧，但还是写道，抛开他信仰奥古斯特·孔德思想这一点，他是“一个很能干而勇敢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1846—1895》>第306页）。[14]
〔17〕“蓝皮书”是英国的专门调查委员会，例如工厂调查委员会、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以及其它的政府报告书，马克思对它们进行了研究，并在《资本论》里把它们融合到自己的研究成果中，但他没有只限于研究英国的“蓝皮书”。1877年10月19日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说：“几年（不太久）以前出版了一种关于宾夕法尼亚煤矿工人状况的蓝皮书（不知是不是官方的）之类的资料，众所周知，这些矿工对他们的雇主现在还处于封建式的依附狀态……。我特别需要这本书，要是你能给我弄到这本书，我就寄去书款……”[15]（《马克思恩格斯致美国人的信（1848—1895）》，第117页）。
〔18〕这时《进步》杂志由爱德华·艾威林博士编辑。他似乎出于一时需要来到了马克思墓边，后来也自称曾向马克思的遗体告别，不过这和他这篇关于参加葬仪过程的报告一样不准确。
〔19〕同样的社论在同一天出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外的机关报）和《工人呼声》（瑞士社会民主党和全国工会联合会的机关报）上。不过，最后这句话只出现在《工人呼声》上。在此之前，《社会民主党人报》有这样一句话：“他的思想将永垂不朽。”署名“《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20〕这种例外情况是指巴黎《无产者报》上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可能派的一个领袖保尔·布鲁斯（1854—1912）对马克思的恶劣态度（见本书第142—143页）。
〔21〕马克思在世时，曾一再遭到指责，说他的思想是抄袭来的，特别是剽窃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威廉·汤姆逊的“剩余价值”理论。
〔22〕显然，《福斯报》编辑不了解在1879年1月5日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篇访问记中，马克思就一个问题对拉萨尔所作的评论：“拉萨尔抢先使用了我们的基本原则。在1848年的反动时期之后，他开始从事鼓动工作的时候，自以为提倡在工业企业中组织工人合作社就能更成功地复活运动，这样就能鼓动他们积极行动起来。他仅仅把这一点看作是达到运动的真正目的的手段（这就是他给我的信的大意）。
“你可以把它称为江湖郎中的灵丹妙药。
“一点不错，他拜访俾斯麦，把他的方案告诉俾斯麦，当时俾斯麦也尽可能地从各方面鼓动拉萨尔的做法。”
指责拉萨尔秘密地为俾斯麦效劳是有根据的。1928年发现的俾斯麦与拉萨尔之间的通信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信中，拉萨尔答应德国工人支持俾斯麦。
〔23〕除了在这里重印的这些文章外，《新时代》也刊登了巴·瓦·安年柯夫的《不平凡的十年》的选录作为歌颂马克思的一部分，这篇文章原文发表在1880年俄国的评论性刊物《欧洲信使报》上。选录包括安隼柯夫和马克思的联系和通信，特别是通信中马克思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评论。在《新时代》上，这部分选录的标题是《一个俄国人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1883年第1期第236—241页）。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写给安年柯夫的关于蒲鲁东的信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1846—1895）》第5—19页。[16]
〔24〕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理查·瓦格纳（1813—1883）与马克思同时去世，大量报纸为他开辟了专栏，但是没有登载马克思逝世的消息。
〔25〕对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文章的评论见本书第175页。
〔26〕在这篇文章的所有歪曲宣传中，宣称马克思“从来没有陷入贫困”是最明显的歪曲。马克思离开德国后，一家经常过着艰苦的生活。他的妻子曾经回忆说：“我们总是陷入困境，债台高筑。”冬天家里常常没有煤，也没有钱去买燃料，而且马克思经常患病，使他不能长时间地坚持工作。
〔27〕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为了防止国际落到巴枯宁分子的手里，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与巴枯宁进行斗争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议将总委员会迁至纽约，在那里，国际一直存在到1876年7月正式解散。然而，在这段时间中，国际作为一个实际的组织已经停止了活动，大多数支部也已经解散了。
〔28〕列奥·弗兰克尔（1844—1896），匈牙利人、首饰匠，社会主义者，他在法国居住期间，是第一国际里昂支部的创建者之一和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之一，在公社中任劳动委员会负责人。公社失败后，弗兰克尔居住在伦敦，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匈牙利通讯书记。回到匈牙利后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
〔29〕《新鹿特丹报》是鹿特丹的商业资产阶级报纸。
〔30〕马克思对这本书的评论见本书第204—205页。
〔31〕文章由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撰写，但没有署名，其中一部分内容与后面刊登的关于马克思的一篇更详细的评论重复，这里就节略了。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生于1846年）最初是一个牧师，1879年脱离教会，走上了许多欧洲社会主义者所走过的从自由思想家转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是荷兰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之一，该同盟于1881年由一批社会主义团体组成。他由于从事激进活动而遭到监禁，但荷兰工人阶级把他作为英雄来欢迎，并在1888年成功地被选入议会。由于他无力实现社会改革立法，对政治行动日益丧失信心，1892年在普选中失掉议员席位后，他越来越转向无政府主义。虽然他热情地称赞马克思，并和马克思通信，但最后在1896年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
〔32〕《人人权利报》是一份社会主义报纸。
〔33〕在《社会主义：空想和科学》[17]一书中，弗·恩格斯把罗伯特·欧文和查理·傅立叶等人的学说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这些学说对历史和社会的真正发展过程缺乏理解。
〔34〕丹尼尔·马尼恩（1857—1904）是意大利政治家，在1849年威尼斯沦陷后逃到巴黎，他的保皇观点与马志尼发生了争论，但赢得了加里波弟的支持。他是民族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在1859年开始的争取意大利解放的成功的斗争中起了显著的作用。
〔35〕本杰明，迪斯累里（1804—1881），英国政治家、著作家，帝国主义的忠实维护者，1868年、1874年至1880年间任首相。
〔36〕这篇文章的作者显然是霍赛·梅萨—伊—列奥姆帕特，他以西班牙工人党（马德里联合会）的名义发的一份唁电曾在马克思葬礼上宣读。
〔37〕《民主同盟报》是由阿尔伯托·马里奥编辑的一份日报，马里奥是“复兴”时期加里波弟志愿军的领导人，一度追随巴枯宁。3月20日，这家报纸刊登了另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内容有传记材料，还简略地讨论了马克思与拉萨尔思想的区别。
〔38〕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是一篇简短的传记。
〔39〕克劳德—昂利，德·罗·孔德·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主张产业家和工人合作来实现较好的社会制度。
〔40〕弗朗斯瓦—查理—马利·傅立叶（1772—1837），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发展了“法郎吉”的概念[18]，从中产生新的社会制度。他的追随者包括霍拉斯·格里利和阿尔伯特·布里兹布。傅立叶主义在美国的拥护者把他提出的原则运用在象布鲁克农庄和霍普代尔这样的移民区。
〔41〕罗伯特·欧文（1771—1858），一个白手起家的英国产业家，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希望劝说产业家和他一起建直合理地组织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公社。在印第安纳州根据他的原则建立了一个为时很短的新协和村。欧文是工人和其他被压迫群众权利的维护者。
〔42〕格奥尔基·瓦·普列汉诺夫（1856—1918），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开始是民粹主义者，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1883年他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由前民粹主义的“黑分党”[19]的成员在瑞士成立。他被认为是列宁之前俄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他有这些贡献，列宁还是认为他已变成了改良主义者，背叛了社会主义。
〔43〕维拉·伊凡诺娃。查苏利奇（1849—1919），俄国革命家，曾在1878年1月24日开枪打伤圣彼得堡警察头子特列波夫。由于特列波夫曾下令鞭笞一个政治犯，陪审团宣布她无罪。1880年她逃往瑞士，是“人民志愿红十字团”（一个声援俄国政治犯的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她同普列汉诺夫一起组织了“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俄文。
〔44〕巴维尔·鲍里素维奇·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8），1872年参加民粹主义运动，1880年是“黑分党”的创始人之一，1883年与普列汉诺夫一起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社”。
〔45〕圣彼得堡的通俗周刊，起先专门采用图画形式，由德国出生的格·德·戈普（海尔曼·霍普）出版。
〔46〕莫斯科法律协会出版的月刊，1880年以后由法学家、法学教授、杰出的俄国自由派人士谢·安·穆罗姆采夫编辑，此人后来是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之一、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议长。杂志的经济学部分经常刊有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文章。
〔47〕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季别尔（1844—1888），俄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其父为瑞士人，本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定居瑞士。他几次去伦敦，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司法通报》经常的撰稿人。他是俄国笫一批“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利用新闻检察处的允许在学术刊物上讨论并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辩护而得名。
〔48〕民意党人在日内瓦出版的年刊。民意党人是一个政治恐怖主义者集团，他们对俄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进行暗杀活动，包括1881年3月1日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
〔49〕在圣彼得堡由弗·彼·美舍尔斯基公爵出版的一家保守派周刊，美舍尔斯基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反动分子、反犹太主义者，受到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宠爱（还有津贴）。杜斯托耶弗斯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为美舍尔斯基编辑该报，并在长篇连载专栏中发表了他的《作家日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美舍尔斯基自己任编辑。
〔50〕这里指国际发表的由马克思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但并不准确。事实是，在第二篇宣言中，国际警告工人不要举行不成熟的革命，它的结尾指出，“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国家的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仍然采取消极态度，那末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会成为将来发生新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预兆，并且会在每一个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霸王们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20]（《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论巴黎公社》；纽约，1971年版，第49页）
〔51〕亚当·斯密（1723—1790，苏格兰哲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创立者，《国富论》的作者，1868年4月30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作为以往一切经济学的支柱的亚当·斯密的谬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1846—1895）》，第245页）[21]
〔52〕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马克思称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是他认为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毫无意义”。
〔53〕弗雷德里克·巴师夏（1801—1850），法国经济学家，曾在法国普及亚当·斯密的理论。马克思称他是“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中最浅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
〔54〕亨利·查理·凯里（1793—1879），美国书商、经济学家，他反对李嘉图的地租理论，鼓吹阶级利益调和论。马克思评论他是一个狭隘的经济学家。
〔55〕这是批评马克思时常用的罪名。
〔56〕《莫斯科电讯报》是一家非政治性的日报。
〔57〕这里可能指路易·罗什特，法国作家和学者。
〔58〕圣彼得堡一家维护俄国犹太人利益的文学和政治评论月刊《黎明》的每周增刊。该刊由俄国的犹太新闻工作者阿道夫·朗道出版和编辑。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不定期地出版一份《犹太人丛刊》，1881年，他创办《黎明》以代替《犹太人丛刊》。
〔59〕指讲坛社会主义者或大学教授社会主义者，其说教适用于象阿·瓦格纳，古·施穆勒等这样一些德国政治经济学家。
〔60〕参见本书第123—124页。
〔61〕亨利希·海涅（1796—1856），德国犹太诗人和激进主义者，他的诗歌和散文富有浪漫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一生大部分时间流亡在巴黎，是普鲁士专制主义的尖锐的批判者。他的诗歌《纺织工人》鼓舞了许多革命者。
〔62〕路德维希·伯尔尼（1786—1837），德国犹太作家，新闻工作者和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先驱。1830年移居巴黎，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他通过作品为德国的启蒙，为犹太人的平等权利，为人类解放而斗争。
〔63〕这篇文章刊登在第1期《黎明》周刊上，摩古利斯是《黎明》周刊的撰稿人。
〔64〕文章的其余部分简要地评述了英国一位重要的犹太人乔治，杰西尔爵士（1824年—1883年3月23日）的逝世，以及对伦敦犹太人同盟的创始人之一、伦敦犹太法学博士和著名人士阿伦·莱维·格林（1821年—1883年3月23日）的逝世发表的简短评论。
〔65〕这是漏了一个词。
〔66〕下面七行阐述剩余价值学说。
〔67〕弗兰茨·梅林（1846—1919），著名的马克思传记作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德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
[1] 参阅《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页。——译注
[2] 原文为the Merschtallinger。——译注
[3] 该书全名为《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写道：“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资本论》第l卷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4] 1881年8月8日马克思致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几个月前，我已答应彼得堡委员会（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译注）就同一题目（指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问题）写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59页。——译注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页。马克思原著中有“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一句，引文中没有这句话。——译注
[6] 近代闪米特人主要是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译注
[7] 弗·尤·施塔尔（1802—1861），德国法学家和反动政治家，普鲁士保守党创建人之一，1840年起为柏林大学教授。——译注
[8] 据圣经传说，阿伯拉罕是古代犹太人的祖先。——译注
[9] 阿里奥珀格斯，古希腊雅典的最高法院，转喻为最高法官、最高裁判者。——译注
[10]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译注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7页。——译注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89—397页。——译注
[13] 马克思：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86页。——译注
[14]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的信（1870年1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7页。——译注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2页。——译注
[16]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9—331页。——译注
[17] 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注
[18] “法郎吉’一词来源于希腊文Phalanx，原意是古希腊重型装备的步兵方阵。傅立叶把他所设想的组成未来社会基本单位的自治协作社称做“法郎吉”。——译注
[19] “黑分党”是俄国民粹派组织，成立于1879年8月，领导成员有普列汉诺夫等，主张剥夺大地主的土地，平分所有土地给农民。普列汉诺夫等不久转向马克思主义。——译注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1页。——译注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75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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