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第四章 三十年代 一 七月革命的影响七月革命在比利时、意大利、波兰产生了巨大的反应，在德国也引起新的生活，但是并没有促成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因为德国还缺乏这种运动所需要的一切经济条件。七月革命震撼了德意志三十多个国家中的一些较小的国家，还推动了一次民族大示威。 这次示威同经过光荣的战斗以后被俄国沙皇打垮的波兰军队的残部有关。波兰逃亡者的送葬行列经过德国成了真正的胜利进军。一切资产阶级阶层都本能地感到，波兰人反对俄国高级专制君主的英勇斗争也就是反对德国低级专制君主的斗争。基于对波兰人的钦佩，从德国小资产阶级中出现了最大的鼓动家——罗伯特·勃鲁姆。与此同时，正在成长中的小容克俾斯麦的头脑里埋下了对波兰人的顽固憎恨，这种憎恨在半个世纪以后通过盲目的暴力政策爆发出来。后来的事实表明，拥护波兰人的行动是十分正确的：普鲁士军队为反对波兰起义，花费了近四千万塔勒的巨款，使专制政权的财政和军事遭到影响深远的打击。 德国资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发动一次民族运动，德国无产阶级同样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发动一次社会运动。在亚琛和奥伊本，工人被困苦的生活所迫，砸毁了机器和机器厂。商会、工业法庭，甚至行政区政府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骚乱的原因；他们要求废除实物工资制和禁止任意降低工资。但是柏林当局仍然充耳不闻。当裁缝帮工由于女缝工的可怕竞争而在国王窗外闹事的时候。柏林当局就更加吃惊了；可笑的是，外交大臣在外交急电中抱怨“不久能把全欧洲变成一个大疯人院的那种精神错乱的新症候”，人们感到武装力量没有配置大炮，只用刀剑就把裁缝骚乱镇压下去，是一个光荣的成就。这时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仍然没有动静。 不过德国北部的资产阶级比较活跃。在不伦瑞克，他们把一个可恶的小暴君赶出了国境；在卡塞尔，他们企图用共同摄政的办法多少减弱一个类似的废物的坏作用。比较重要的是，在德国北部的中等国家中，封建垃圾在一定程度上被清除了。在汉诺威是由于哥丁根的大学生掀起一次学潮以及农民表示了严正的态度而做到这一点的，在萨克森主要是由于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发生了暴动，起初这些暴动是为了反对城市当局的专横统治，而当国内普遍发生动乱时，就导致一些改革。总之，北德的运动表现得温和，它所取消的一些弊端也的确是令人不能忍受的，因此邦联议会也就好歹顺从了。 但是邦联议会对南德小资产阶级的骚乱就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南德运动的目的有一部分是为了取消封建的勤务、徭役和负担（如在巴登和黑森），但是主要问题则在于反对可耻的卡尔斯巴德决议，特别是要求扩大邦议会的权限和出版自由；最大胆的人甚至想建立“德意志的统一自由的国家”。这个运动带有十足小资产阶级的性质：除去不少干才外还有许多空谈家，顽强的男儿气概往往显得非常幼稚，大吵大嚷，正好暴露了而不是掩盖了十分模糊的看法，总之，雷声大，雨点小。运动的中心在巴伐利亚的莱茵普法尔茨，这不仅是因为法国的法律使运动在这里有可能自由活动，也因为当地小农和小资产阶级所受物质贫困压迫十分沉重。他们被巴登、黑森、普鲁士和法国的关税壁垒所封锁，虽然物产丰富却不能销售出去。一索彭[1]葡萄酒只卖一个铜币，面包和肉类的价格也很低。农民和手工业者无力缴纳地方税和国税以及抵押利息；城市和乡村都盛行强制拍卖。同时普法尔茨还要向巴伐利亚国库缴纳几百万的余款，它对这个沉重的负担决不会感到愉快，因为普法尔茨在历史、习俗和风俗方面同巴伐利亚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可能对慕尼黑怀着莱茵普鲁士居民对柏林的那种“好感”。 领导普法尔茨的鼓动工作的有几个作家，其中法兰克尼亚人威尔特最有才能也最活跃。他的手摇印刷机被查封以后，他就带着他的报纸从普法尔茨的这个城市跑到那个城市，他确实利用法国的审判程序逃避了巴伐利亚警察的几次迫害。他创立了一个出版协会，目的是“以民主的精神，组织一个德意志国家”，1832年5月27日，他同他的同志发起到汉巴哈宫举行全德人民大会，庆祝“德意志的五月”。德国和波兰的国旗在空中飘扬，两万多人在这里集会，以激动的心情倾听有时非常激烈，但一般都很平和的言论。这个“全德人民大会”给反动派造成实现蓄谋已久的计划的机会；四个星期以后，公布了六项法令，把南德邦议会置于邦联议会的控制之下，并且设置了一个邦联警察委员会监视南德邦议会。 这样一来，南德运动的基础就垮了；它只是还能作最后的挣扎。少数激进分子，主要是大学生，秘密组织起来继续反抗。他们五十多人进攻法兰克福的哨所，以打击邦联议会。但是在这个不成熟的暴动发生之前很久警察就得到了消息，暴动还没有正式开始就悲惨地失败了。奥地利—普鲁士反动派毫不怠慢地利用这种轻率的暴动。梅特涅在汉巴哈事件后叫嚣说：“如果很好地利用汉巴哈大会，它可以成为好人的大会，”而这时在柏林的安西隆写道：“如果人们及时利用法兰克福事件，它就可以挽救德国。”野蛮暴行泛滥全国，不受欢迎的书籍受到压制，不受欢迎的报纸遭到禁止，不受欢迎的人被赶出国境或投入监狱，由于莫须有的嫌疑或者一点可笑的原因就遭到残酷的审前羁押，受到刑讯，被指定的法庭判罪，到要塞的地牢或苦役监狱的牢房里去被慢慢地折磨死。 在黑森大公国爆发了最后一次南德运动。1830年，一个无能的君王在这里登上统治宝座，大臣杜梯尔在邦议会提出一项议案，要把新君为了接受崇高使命而借的二百万古尔登的债款列入国家预算之内。这个要求毫无道理，以致一向非常驯顺的邦议会也没有答应。这个小国的七十万居民已经被苛捐杂税压得够受了，赤贫的农民身受双重负担，特别是上黑森的农民在失去了统治权的贵族的封建压榨下破了产。1830年秋天，上黑森的农民蜂拥而起，成群结队地走过全国各地，在这里抢税所，在那里烧衙门。杜梯尔由于在邦议会碰了壁，在宫廷里的威信大大降低，这时他认为恢复自己威信的时机到了。他让大公的兄弟担任能征善战的军队的指挥官，这位英雄命令他的龙骑兵在胥德尔村附近砍杀手无寸铁的农民，由于事先没有劝导农民自行解散回家，因此有些正在用道理劝说起义的农民、使他们相信暴动没有成功希望的人也被砍伤、砍死。人民把这个事件叫做“胥德尔大屠杀”，它使杜梯尔又成了全权的大臣，但也激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恨。 黑森自由主义者的领袖是布茨巴赫的校长魏迪希，他是基督教德意志派的大学生协会的老会员，拥护皇帝和帝国，仇恨法国革命，但也是一个有强烈的正义感的性格坚强的人。在邦联议会的暴力政策使公开鼓动成为非法以后，他是留在国内、行动自由的南德运动领导人中唯一没有怯懦地借口合法而退缩的人。他在秘密社团中，在保密的传单上力图发动对杜梯尔的卑劣的专制主义的反抗。1834年元旦前后，格奥尔格·毕希纳参加了他的活动，当时毕希纳还是一个刚二十岁的大学生，在斯特拉斯堡学了两年自然科学。他是一个显著早熟的人物，不仅在宗教方面有自由思想，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政治有清楚的认识，当时德国一些在政治方面有卓越见识的人都不及他。这并不是说，他就是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所谓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者；他嘲笑圣西门主义，有一次他在斯特拉斯堡看见过圣西门主义的一个奇怪的样本。他同空想社会主义者完全相反，对法国革命很有了解；他从法国革命中得出的信念是：只有用暴力才能推翻专制政权，但是任何政治革命没有物质基础，没有广大群众的必然要求就注定会失败。他在从斯特拉斯堡写给父母的信中说，他决不过问吉森[2]的卑劣政治，也不参加幼稚的革命暴动；对于法兰克福起义的牺牲者，他衷心表示惋惜，但是他不了解这些人受了什么东西的迷惑，竟认为德国人民已经准备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由于是黑森的子民，毕希纳在1833年秋天不得不转到吉森大学读书。他在这个周围没有什么诱人的景致的小城里，心情非常忧郁；政治形势束缚着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为做一个同流合污的奴隶感到羞耻，为承认一个腐朽的王朝和一种奴颜婢膝的官吏贵族主义而惭愧。大学生协会的活动也使他厌恶。虽然吉森的大学生协会一向比较激进，但是它同样不愿意抛弃它的彩带上的浪漫主义的浮华饰品。毕希纳企图使大学生协会认识到，参加资产阶级解放斗争是它的义务，但是没有成功。大学生受幼稚的虚荣心的驱使，不愿跟手工业工人同坐一条板凳。毕希纳在给他的未婚妻写的信中说：“我的朋友离开了我，我们只能像鸽子似的互相耳语。”但是还是有几个大学生团结在他周围，同他最亲密的是神学系的学生奥古斯特·贝克尔，他是一个聪明人，只是生活非常放荡。毕希纳听贝克尔谈到魏迪希的密谋。由于渴望采取革命行动，他力图为秘密鼓动工作扩大地盘，树立更高的目标。关于这一点，他很快就同魏迪希发生了冲突，毕希纳写的唯一的传单《黑森快报》被掌握着奥芬巴赫的秘密印刷所的魏迪希做了恶意的窜改，并且引用圣经的重要章节歪曲了原意。尽管如此，这份传单仍然迸发着来自伟大的法国革命的烈火的密集火花。传单的语言没有当时的自由主义的夸张成分，它简单明白，由于有成功的对比而显得活泼生动，并且充满了革命的热情。但是它没有社会主义的和音。毕希纳号召黑森农民像法国农民用无数次的起义迎接1789年那样摧毁压迫者的堡垒。 传单没有产生效果。密谋的自由主义分子认为这个传单“太激烈，甚至令人不快”，而农民的反抗精神又由于受到杜梯尔的压迫而完全瓦解。他们诚惶诚恐地把夜间塞进他们的门窗的传单《黑森快报》交给官厅，剩下的一部分也由于告密而落到政府手里。布茨巴赫的一个市民库尔是个奸细，他在1833年3月就同杜梯尔以及大公本人订了密约，但是这个小商人很有耐性，他把密谋者一个一个地慢慢出卖，并且以坐探的身分在他们之中工作。直到1835年春天，才开始拉起捕大鱼——毕希纳和魏迪希——的网。毕希纳在达姆斯塔特同父母一起过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秘密组织，晚上在花园的一间小屋子里开会；毕希纳在受到杜梯尔的马快的层层包围下，写成了他的剧本《丹东之死》，这是一个粗犷有力的作品，各场并不连贯，但充满煽动性的热情，在宏伟的构思中表现了恐怖统治的伟大规模。毕希纳在最后关头终于逃脱了，先到斯特拉斯堡，后到苏黎世，1837年2月，他还不到二十四岁，就因发高烧而死于苏黎世。 毕希纳死后没有几天，魏迪希就用可怕的手段自杀了。他没来得及逃走就被杜梯尔派人逮捕。杜梯尔对一切反动勾当都有经验，也善于用司法为暴力服务。他把这位崇高的空想家交给了一个经常发酒疯的酷吏，预审官格奥尔吉。经过无数次的拷问，魏迪希的精神力量被摧毁了。后来他的身体也被牛尾鞭打伤，这时他就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他用碎玻璃片割断自己的血管。当这种行为被人发觉时，本来还可以救治，但是格奥尔吉和他的助手却任凭这个不幸的人流血过多而死。杜梯尔奖给这个刽子手一枚勋章，并利用官厅的支持把他选进了议会。这种闻所未闻的罪行激起了被压迫人民的极度愤怒的呼声，血债要用血来还。魏迪希的命运决定了他的一个近亲，当时还是一个十一岁的男孩的未来：这男孩就是威廉·李卜克内西。 二 经济进步。新文学19世纪中叶，德国又笼罩着一片墓地的寂静。但是，当王侯们怀着政治家的满意心情，注视着他们的爱国行为的这一结果时很少觉察到，他们比所有煽动者都更为有效地断送了上帝赐给他们的光荣。1834年元旦，成立了普鲁士—德意志关税同盟，它给德意志国内大约有三千万人口、八千平方哩土地的一个地区带来了贸易自由，同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同外国进行贸易。一年以后，修筑了纽伦堡到菲尔特的第一条德国铁路。德意志虽然相当迟钝，却不可遏止地投身于世界交通的巨流中。 关税同盟成立以前的历史，是一个说明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如何制服无知的专制者的悲喜剧性的实例。差不多所有欧洲国家都利用关税保护自己的时侯，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却暴露在外国的优势竞争之下，特别是国内充斥着由于大陆封锁而长期积存下来的英国商品。下莱茵的工厂主在呈给普鲁士国王的一份请愿书中诉苦说：“关税壁垒使得我们的工业品不能在欧洲任何市场上出售，而欧洲的所有工业品却在德意志找到一个开放的市场。”因此德国工业没有国内市场，因为整个德国被无数的关税线切断，以致在法国人德·普拉特看来，德国人仿佛是一群只能经由栅栏互相来往的囚徒。受到外国人嘲笑的事情，却是德国专制君王的理想。他们的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都是根据王朝的利益，或者仅仅是由王朝的一些怪论决定的。但是他们都穷，甚至很穷，对黄金的渴望制服了专制独裁的抗拒。1818年，普鲁士出于财政的考虑，被迫拆除了国内所有的关税壁垒，而用一条关税界线把整个国家包围起来，不管在伸展很远的、断断续续的边界上征收关税多么困难。这样一来德意志的一些中小国家（它们差不多全都接触到普鲁士的关税界线）是逃出狼窝又入虎口。即使它们有几分看出，普鲁士—德意志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称霸的开端，它们也没有别的路可走。它们尽力互相抵抗，彼此争吵，很多年来还找了许许多多的借口，但是不断增长的财政困难起了决定作用，终于一个接一个地申请加入了关税同盟。因为所有政府只关心关税的收入，而不关心或者很少关心保护工业，所以税率比大陆上的任何大国都低。大多数工厂主都要求提高关税，但是当大地主由于出口粮食也成了热心的自由贸易者的时候，工厂主就更加无力同政府对抗了。 年轻的资产阶级是推动铁路建设的力量。德意志缺乏良好的陆路和水路；1831年，普鲁士公路还不到一千一百哩。像莱比锡和马格德堡这样的大商业城市当然知道铁路给它们带来的好处，莱茵和萨克森的工业更懂得这一点。起初专制君主及其臣仆对这件事还十分怀疑。普鲁士邮政总局局长纳克勒尔（他是“煽动者”的恶毒的迫害者，曾大批侦查信件）就激烈反对这“大受拘束的、从属性的交通工具”，他的这番话竟博得普鲁士国王的谛听，后者认为，如果他同自己的臣民同乘一列火车从柏林到波茨坦去，就会有损他的帝王神权。最多只有王侯中的幻想家，如巴伐利亚国王和普鲁士王储，才对新铁路有一点好感，其实他们对于铁路的巨大经济意义也毫无所知。专制君主的愚味无知往往对扩大德国铁路网起了破坏作用，但是不能阻止铁路网的扩大。铁路给各邦分立的偏见的坚固堡垒打开了第一个大缺口。不久卡尔·倍克就用一种值得怀疑的比喻，但颇有预言性地歌颂铁路是各国的新婚的合欢带，是光彩夺目的结婚戒指。铁路开发了德国煤铁的丰富宝藏。它有力地推动了德国大工业，使它开始进入南德，在奥格斯堡、纽伦堡、曼海姆安家落户。机器制造厂迅速发展起来，如柏林的博尔济希工厂和纽伦堡的克拉麦尔—克来特工厂。 但是手工业在德国仍占统治地位。它在30年代的经济繁荣中经历了最后的全盛时期。有的行业，如制肥皂、制革、做手套、做帽子、制锅等等由于大工业的竞争受到损失，却也有另一些行业，如机器匠、五金匠、石工恰恰从大工业给他们带来的工作中得到好处。在这方面得失可以相抵。总的说来，手工业是在发展；从事手工业的人数也比人口总数增长得快些，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最重要的行业——面包工人和屠宰工人上，而在往常，这两种行业是同人口的增减保持平衡的。但是现在行东和帮工之间的社会对立更加明显了。在20年代，手工业的缺口渐渐得到弥补；独立定居（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需要一定的财产；买卖扩大了，但是并没有增多。一部分帮工不得不放弃有朝一日成为行东的希望。在18世纪，如果手工业过多，多余的部分就转到雇佣军队里去；现在这种情况不存在了，也许换成了另一种形式，但对于参加过1830年以后的革命运动的、坚强的社会成员已经没有什么诱惑力了。政治和社会的苦难迫使他们出国，到英国去，到法国去，到瑞士去。由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个十年中移居到美国去的德国人大大增加，达十五万人以上，而在20年代还不到八千人。 自然科学的进步同经济的发展始终是相辅而行的。其中首先是化学，李比希成了这门学科的天才的先驱者，他在吉森建立了德国高等学校中的第一个实验室。在柏林，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埃林堡，多韦、两个罗泽、约翰奈斯·弥勒都聚集在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周围。在新兴的城市里，人们对于过去在德国大学和文科中学里讲授的历史科学开始厌恶起来；这些城市建立了多学科的技术学校、工业补习学校、商业学校。南德的几个政府采取了一些促进手工业的措施；普鲁士为促进工业发展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对大资本有利的。普鲁士专制政权不相信工业的革命作用，同时却又本能地把大资本当作一种剥削和压迫的新力量加以欢迎。 这时文学和政治领域上的冰块也开始漂动了。七月革命的炽热气息首先熏灼着死气沉沉的群众。普拉顿用坚强有力的诗句谴责屠杀波兰的刽子手，沙俄的专制君主及其帮凶，彼得堡的皮鞭，柏林的军刀。而白尔尼和海涅则向德国的专制主义发射猛烈的交叉炮火。他们都到了巴黎，怀着热烈的同情，经历了七月革命的最后的热狂和最初的失望。不久白尔尼就嘲笑君主立宪国是一个有两个背脊的怪胎，肯定两面都得挨打。他是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犹太区里长大的。在那个自由城市里，它的最伟大的儿子歌德的精神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中世纪统治的陈年垃圾而外，现代的政治惨象明显地体现在邦联议会身上，从世界上最脏的犹太人街巷中产生了那个世纪最大的金融王朝，在那里，卑劣的金融寡头善于把无情的压迫和腐朽的庸俗同无限的利欲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尖锐的对立很早就深深印在白尔尼的脆弱的心上，到了成年时期，他那敏锐的理智还不能消除这些矛盾。他热爱德国，热爱自由，他有力地打击侮辱自由的人。他曾骂歌德是押韵的奴仆，黑格尔是不押韵的奴仆，但他自己也不能拯救自由。海涅的资质比白尔尼丰厚得多。他出生在工业发达的下莱茵，是青年歌德以后德国最有魅力的诗人，是黑格尔的高才生。当他在赫耳果兰岛上听到伟大的七月革命的消息时，他全身是欢悦和歌唱，剑和火焰。他给浪漫主义唱过送终曲，在他的游记中，怀着对拿破仑崇拜的心情，反对普鲁士容克的封建野蛮统治，捍卫莱茵区的资产阶级文明；他以天才的理解力把握了法国社会主义的内在实质。他向法国人展示德国哲学的秘密，并且预言了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德国的手工业者和工人将是我们伟大的哲学家的继承人。 普拉顿、白尔尼、海涅都在外国进行斗争，在德国的书报检查制度压迫下，他们不能自由而大胆地说话。但是30年代中期，德国国内随着经济上的变化，在文学的冰层下面也涌现出许多大大小小的泉源。在德国建成第一条铁路的那一年，也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作品，如盖尔温努斯的《德国文学史》，它想利用我们的古典文学给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斗争提供武器。伊梅尔曼的《后裔》，描写了封建主义同工业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弗莱里格拉特的第一批诗歌，用热情、绚烂的文笔展现了世界贸易的领域，蒙特的《圣母》和谷兹科夫的《瓦莉》，都是想走哲学和宗教的弯路得到白尔尼和海涅那样的荣誉，最后还有施特劳斯的《耶稣传》。 但是只有士瓦本的神学家这部看来同当前的斗争相距最远的、精湛的著作起了一种革命作用。盖尔温努斯始终是荒漠中的呼声，因为他自己身上的庸俗气息太重，不能感化别的庸人；他常常错误地理解古典文学，而且根本不懂古典哲学。年轻的弗莱里格拉特生活在政治纯洁的环境中，年岁较大的伊梅尔曼自己承认没有政治才能；他以半是旧普鲁士官吏、半是歌德的后继者的高傲心情，蔑视贵族恢复中世纪的企图、第三等级的金钱、大学生的煽动主义、黑格尔化的大臣；他认为，行东某甲多缴了一个格罗申的税款，或者教授某乙的坏论文登不出去，同他完全没有关系。青年德意志分子蒙特、谷兹科夫、劳贝终于患了不彻底性的恶症。他们想恢复这个世俗世界的种种权利，但是正如谷兹科夫责备白尔尼那样，他们又不愿把一切事情都让国王去管。这就是说，把马驾在车子后面，因为当时在德国一切都是专制君王作主；格奥尔格·毕希纳明确地表示，他不能理解这种不彻底的努力。 事实上，在青年德意志派的作品中摇摇晃晃地学走的是北德的自由主义，它是天生的一团混乱，涂着黑格尔的色彩，混和着浪漫主义成分，带有圣西门主义的气息。在蒙特的作品中甚至已经出现了“普鲁士的顶点”；所谓的煽动家劳贝受普鲁士警察大臣的委托到斯特拉斯堡去旅行，以便报道波拿巴主义者的阴谋活动，他还写了一本浅薄的文学史来反对盖尔温努斯，因为他感到盖尔温努斯的“纯理主义”太突出了。谷兹科夫受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的启发写出《瓦莉，怀疑的女性》；这是一本软弱无力的作品，它的怀疑的倾向十分薄弱，因而为60年代柏林学校图书馆里反动的虔诚主义所容许，但是它的出版却促使邦联议会禁止了白尔尼、海涅和青年德意志派的著作。这样一来，白尔尼和海涅更为活跃，青年德意志派却已经病入膏肓。卡尔·谷兹科夫是青年德意志派最有才能、最忠诚的代表者，他在《哈雷年鉴》出版以后认识到，继续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所需要的武器，并不是他懂得使用的武器。 三 哲学和浪漫主义之间的斗争大卫·施特劳斯同伊梅尔曼一样（也许比谷兹科夫差些）缺少革命气质。他是士瓦本的一个教师，神学家，与其说是一个小市民还不如说是一个庸人，他专心细致，对于成长中的资本主义的不断增长的利润需求颇能理解，但是始终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诅咒无产阶级革命。他半是诗人，半是哲学家，先研究谢林的神秘的自然哲学，然后在磁学和梦游病的迷宫里徘徊，直到由于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思想，感情同理智的矛盾在他身上得到解决为止。他以辩证思想武装自己，写了对福音书的批判，故意用的是学派的晦涩语言，以便只让官方的博学之士能够理解。 但是他的这本书成了一件划时代的业绩。赖马鲁斯的圣经批判及其有力的证明和平易的结论，曾经推动莱辛的哲学思想去研究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经过深入研究以后，德国的宗教哲学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了归宿，以便把上帝纳入历史，把历史归于上帝。这时施特劳斯又用他的圣经批判对骄傲的精神堡垒发起了第一次冲击。18世纪的德国启蒙运动脱离实际的地方，19世纪的德国哲学又把它恢复了。但是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到底给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呢？施特劳斯本人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为这个令人苦恼的谜终身郁郁不乐。但是这个谜决不是不可解的。 七月革命像一道明亮的闪电使人认识到，黑格尔架在永恒的理性同普鲁士的现实之间的桥梁是用蜘蛛网织成的。甘斯转而反对法的历史学派不过是另一些事件的序幕。如果说没有别人认识这一点，那么当时已经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政党——封建政党是认识这一点的。它更加专横地树立起浪漫主义国家学的旗帜，亚当·弥勒和哈勒的旗帜；它得到普鲁士王储[3]的大力保护，雅尔克、利奥、亨格施坦堡这三个从前的大学生协会会员成了它的天才的代言人；它创立了影响很大的机关报——《福音派教会报》和《政治周刊》。它那强烈的天主教倾向是由它的中世纪的理想，也由法国浪漫主义的决定性影响产生的。在《政治周刊》的报头上印着梅斯特尔的一句话作为题词，这个刊物的编辑雅尔克公开地转向天主教会主义，这同亨格施坦堡的教皇正统主义和利奥的历史观点当然是十分接近的。南德的自由主义已被打垮，北德的自由主义还像在梦里活动，结果自然是：浪漫主义的反动首先侵入宗教领域。它使宗教属于国王和容克。与其说它同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结合在一起，还不如说它同自己的法哲学结合在一起。 对于我们的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说来，福音书的真实性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黑格尔自己曾经说过，至于单纯历史的、有限的、表面的东西，圣经的故事必须和世俗的故事同样看待，普通真实故事的知识同信仰毫无关系。但是反动的浪漫主义是以这些故事的现实性为依据的，它的兴衰视这种现实性为转移。这里必然发生哲学和浪漫主义之间的最初冲突。施特劳斯赞成对福音书的考察应该交给历史的批判去做，他彻底地进行了这一批判，使人永远也不会再相信福音书的历史真实性。他是黑格尔派，他所用的批判的武器同赖马鲁斯当时所用的根本不同，而他所得到的结果也完全两样。他同黑格尔一样，认为神的本性同人的本性是一致的。因此，在他看来，福音书虽不是历史，但也不是创作，而是神话，是民间传说，是教会无意识创造出来的产品，实际上这一点并没有说明任何问题，但也许震撼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施特劳斯从实体和自我意识这两个对立物（绝对理念是它们的更高的统一）中拿出神秘的实体作为教会神话的制造者。可以料到，自我意识不会这样轻易任人一脚踢开。 根据这两个观点，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出版后产生的巨大影响就可以理解了。这部著作对国王的事业进行了歼灭性的打击，它把世界历史在其中找到归宿的、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赶走。黑格尔的老一辈门人还在逐字逐句地阅读老师的著作，而年轻的黑格尔的学生们却已考虑到，黑格尔哲学的核心不是平静，而是不安，不是静止，而是发展，不是体系，而是方法。他们聚集在泰奥多尔·埃希特迈耶尔和阿尔诺德·卢格这两个年轻学者在1838年创刊的《哈雷年鉴》的旗帜之下。这个刊物的真正灵魂是阿尔诺德·卢格，他是波美拉尼亚人，生于吕根岛，是大学生协会的老会员，因而被当作“煽动者”而受到疯狂迫害，在克普涅克和科尔堡坐了六年的监狱。他具有优秀政论家的许多特性：有哲学修养，勤勉、活跃、有战斗性，对反动派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但是，尽管他经常骂这个笨蛋，骂那个傻瓜，而他自己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一个大吵大嚷、强词夺理的庸俗人物。由于一场幸运的婚姻，卢格过着舒服的生活，他以哈雷的房主，市议员，仲裁人和卫生委员的身分，甚至以受过迫害的煽动者的身分——如他自己所说，由于他的“种种法律上的纠缠”——对“长耳朵的抑郁不乐的人”宣称普鲁士国家政体是自由和正义的。他创办《哈雷年鉴》，只是想把新鲜水引到旧文学刊物的泥沼里去；他想同老年黑格尔派的枯燥无味的机关刊物《柏林年鉴》相对抗，又来介绍生活和科学。他在一次招募旅行中，在德国大学里召集了一批年轻的、但是非常复杂的人物；利奥也曾一度是《哈雷年鉴》的撰稿人。正如卢格自己所说，他的刊物这样快地同浪漫主义发生争吵是“很不对他的心思的”。 反动派本能地感到它的根基正在动摇，并利用野蛮的打击招来了它所畏惧的反抗。1837年秋，鄙夷招募者卢格的、哥丁根大学的教授们在年内就被世袭的国王驱逐出境了[4]，因为他们认为荣誉高于职位。但是自由和正义的普鲁士却支持汉诺威王党的暴行，当时冯·罗霍夫大臣说出一句得到广泛流传的话：臣民的智力是有限的，目的是使哥丁根七教授的勇敢行为在普鲁士各城市中博得的喝采声成为笑谈。普鲁士专制王朝虽然具有中世纪浪漫主义的倾向，但是在通婚问题[5]上同罗马教廷的意见不一致，而且执行反对天主教主教的宪兵政策，虽不是绝后，却是空前地把教皇全权主义的事情变成资产阶级自由的事情。因此普鲁士的浪漫主义者陷入某种窘境。当利奥听到科伦大主教被捕的消息时，他想像偷偷地打野免那样，攻击每个黑格尔派分子，于是不管愿不愿意只得写文章反对“汉诺威王党分子”哥列斯，哥列斯曾站在教皇全权主义的立场上对普鲁士国家极尽讽刺之能事。卢格选中了这个时刻从哲学出发对他的朋友利奥进行最彻底的批判，把他的怪论——当然是一车破烂罐子——打得粉碎。这时，在知识、才能乃至粗野无礼方面都大可同卢格抗衡的利奥就控告黑格尔派危害国家，因为它否认任何人格的上帝，说福音书是神话，反对永生的说法，宣扬唯有今世的宗教，虽然如此，却装出一付基督教党派的样子。从这时起，哲学同浪漫主义之间的斗争公开爆发了。 《哈雷年鉴》仍然是“黑格尔的基督教徒和黑格尔的普鲁士人”。它的理想是普鲁士的官僚和军人国家。卢格由于写了一篇评论海涅的庸俗文章，受到文化部的赞扬。官方的黑格尔派在文化部的大厅里找到它最后的安身之所。但是在王储及其浪漫主义的仆从面前，文化大臣阿尔坦施泰因和他的枢密顾问约翰奈斯·舒尔采太软弱，或者太胆小，除了怵怵忐忐地容忍青年黑格尔派以外不敢再有所作为。卢格恳切要求担任一项国家官职，作为对他的成绩的承认，文化大臣和枢密顾问不肯答应。于是《哈雷年鉴》逐渐转向政治反对派。它宣称，普鲁士国家的原则，一切结果都合乎理性的基督教，仍然是真理，但是普鲁士的现状从发展来看是不能持久的，从本质来看是不真实的。这时卢格要想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政治上“彻底追击”浪漫主义，但是这个“不切实际的老太婆”（他对浪漫主义的称呼）却比他下手得早，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登极，《哈雷年鉴》没能击败浪漫主义，自己倒被击败了。 [1] 德国液体容量名，约合半公升。——译者 [2] 吉森是兰河边上的一个城市，位于法兰克福之北，当时是黑森的首府。——译者 [3] 指当时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之子、1840年即王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译者 [4] 1837年哥丁根大学七教授（其中有著名的语言学家、童话收集者格林兄弟和盖尔维努斯等）为抗议汉诺威国王废除宪法而被撤职，其中有人被驱逐出境。——译者 [5] 指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通婚。由不同宗教间通婚所生子女的信教问题引起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会的冲突。1837年，科伦大主教因拒绝服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以叛国罪名被捕，冲突就此开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普鲁士政府向教会投降，这一冲突宣告结束。——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