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十章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是从《神圣家族》开始的，以后继续了将近四十年，它对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把他们两人联系起来的这种真挚的、经得起考验的友谊，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它完全没有彼此倾轧和互相不满的现象，而两个个性都非常突出的人，在进行无数的反复无常和胜败兼有的激烈斗争的时候，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这种现象的。这种友谊好象护有一层钢甲，防止外界对它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的一切引诱。现在，也许永远都不能严格区分，他们的共同创作哪一部分是属于马克思的，哪一部分是属于恩格斯的。不错，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时常把大部分功绩，而且是很大一部分功绩写在自己的亡友名下。同时毫无疑问，在他们两人中间，马克思的天才和智慧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说恩格斯有理由说，没有马克思他就做不到他所做到的一切，那末这句话还应该按照他去世的战友的意思加以补充，即马克思没有恩格斯也不能成为后来的马克思。这一点在他们合作的初期就已经表现出来。
　　卡尔·马克思在1818年5月6日生于特利尔。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律师，后来得到司法顾问的头衔。他在1824年率领全家由犹太教改奉基督教。正在成长的卡尔·马克思在年幼的时候，就引起父母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当然这种希望是注定不能按照他们的想法实现的。他的母亲是荷兰籍的犹太人，终生说着一口半通不通的德国话。她是一位慈爱而精心的妇女，虽然她似乎没有什么过人的才智。父亲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读过洛克、莱布尼茨和莱辛的著作，但决不是一个革命者，而不过是德意志的甚至是普鲁士的爱国者。他为人温柔和蔼，怀着忧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魔鬼”在爱子身上的最初活动。他在卡尔·马克思刚满二十岁的时候与世长辞，比在1863年才逝世的马克思的母亲幸福，因为这位老妇人恰好经历了天才同反对他的世界进行坚强斗争的几十年最艰苦的岁月。卡尔·马克思由于父母的关怀，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他所以能具有一开始就用来对抗犹太人习气的那种毫无偏见的精神，也应当感谢他的父母。我们从任何一位曾在历史上发生作用的德国籍犹太人身上，都没有见到过这种程度的毫无偏见的精神。甚至像海涅和拉萨尔这样一些同他气质相似的人物，或者像白尔尼和约翰·雅科比这样聪明的人物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雅科比利用宗教容忍的错误论据为犹太人辩护，而马克思早已理解了犹太人问题的社会性质。
　　东欧的犹太人和西欧的犹太人，在文化上处于非常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南部、英国以及荷兰，犹太人把精神寄托于伟大历史的传统，漂浮在资产阶级文化的激流上面；甚毛他们还有时遭到的迫害也在顽强的斗争中锻炼他们。在东欧，即在多瑙河沿岸各国、波希米亚和波兰，以及在德国，一直到亚尔萨斯和法国北部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地方的犹太人同荒淫无度的专制暴君和遭受奴役的群众生活在一起，这两者都需要犹太人，可是又轻视他们，而犹太人也瞧不起他们两者。这里的犹太人还完全依靠寄生性的买卖和高利贷维持生活。这种社会的对立性胜过了血统和信仰的共同性。比如在汉堡，一个具有高度教养的葡萄牙—西班牙籍犹太人集团，同另一个完全没有教养的德国—波兰籍犹太人集团并存，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法国革命的法制最初对“南犹太人”和“北犹太人”有所区分；它首先只从政治上解放了前者，后来才使后者有了同基督徒完全平等的地位。拿破仑法典坚持了这一点，但是后来的莱茵普鲁士在1808年就颁布了一道严格限制犹太人放高利贷的赦令。在这方面，莱茵河沿岸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资产阶级西欧和封建主义东欧之间的连结地点。在莱茵地区的城市里住着有教养的犹太人，他们的犹太性格被一般的资产阶级文化所保存和吸收，而在莱茵地方的农村里，并且恰恰在特利尔附近，犹太人的高利贷非常盛行，并用它在东欧封建制度解体过程中琢磨出来的恶毒方法扼杀小农。
　　有些官吏用鲜明的笔触在报告中描述了犹太人的高利贷压榨小土地占有者的情况。马克思律师正是同这些官吏交往，同他们保持事务关系和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特别有一项对卡尔·马克思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就是把马克思家同政府顾问威斯特华伦家联系起来的邻谊。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不是一个普通的普鲁士官僚。他的父亲菲力浦·威斯特华伦做过机要秘书，参加过七年战争，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军事史家曾称他是“斐迪南·冯•不伦瑞克公爵大本营中的智囊”，曾在五次战役和五次会战中把五个法国元帅打得大败，并且很有平民意向，甚至从来都不穿军服，英国国王为了给他荣誉，曾授给他军团副官长的头衔，他却一笑置之。他之所以愿意“升入贵族等级”，正和迫使席勒这样做的原因相同，是为了能跟一个姑娘结婚，她那精神和心灵的崇高特性同他不相上下，同他一样缺乏世俗的财富，但却是一个苏格兰男爵世家的小姐。这对夫妇的幼子就是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他虽不同他父亲一模一样，也有一部分像他父亲。
　　在拿破仑把王党赶走，建立了威斯特华伦王国以后，这位原来的不伦瑞克的顾问，担任了“威斯特华伦的职务”。“威斯特华伦时代”给它势力所及的普鲁士、黑森、不伦瑞克以及其他地区带来了许多改革，从资产阶级方面来说，这些改革早就是必要的，但被德国的诸侯所阻止。面对这个事实，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就把到底是像日罗姆·波拿巴这样的坦率的保护者，还是像臭名远扬的辫子选帝侯这样的“世袭”君主和人贩子在卡塞尔发号施令，看做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痛恨法国统治本身；1813年法国元帅达乌下令逮捕了他，经过严厉审讯后，把他关进了吉弗贺恩的监狱。滑铁卢战役之后，威斯特华伦立即由札耳茨韦德耳的地方长官升为特利尔的政府顾问；柏林政府至少在他身上证实了这一见解，即必须把最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最能干的、没有任何官僚—容克怪论的官吏派到新得到的莱茵地区去。
　　年轻的卡尔·马克思把这个具有自由思想的官吏的家庭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他跟老威斯特华伦学习阅读荷马和莎士比亚的著作，这两位作家成了他终生喜爱的诗人。威斯特华伦家的孩子们成了他的游戏伙件，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后来成了他的终生伴侣。燕妮在1814年生于札耳茨韦德耳，比马克思大几岁；她是一位高雅而勇敢的夫人，恐怕其他革命斗士很少有过这样的内助。早在1836年，他们就决定将来共同生活，而在1843年《莱茵报》被查封后，便于克罗茨纳赫举行了婚礼。从此以后，燕妮·马克思不仅分担了丈夫的工作、斗争和命运，而且以最透彻的了解和最炽烈的热情参加了这些活动。“最坏的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曾经说过，这段姻缘是上帝安排的。
　　卡尔·马克思的生活道路是在吉星高照之下开始的。早在幼年时期，马克思就已显出丰厚的禀赋。他不必浪费这种禀赋去反对外界的障碍；相反地，这种禀赋受到马克思从小在其中长大的整个社会环境的鼓励，得到了和谐的发展。在马克思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将来变成像无产阶级的死敌们迄今还想把他说成的那样的丑恶人物——冷酷如冰、心地恶毒、既厌己又厌世、血管里流着的不是血液而是硝酸的蛊惑家。在这种奇谈当中，也有一点点真理，那就是马克思不是出于一时的热情而是由于深刻地认识了事物的内部联系才成为革命家的，这一事实说明马克思的发展是及其和谐的。年轻的马克思是一个精神焕发、身体健康、力量充沛的人，一心向往丰富的现实生活。诗是他的最初的文艺作品。他所以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一首诗，想必是出于一个基本原因，即受形式束缚的语言是同他格格不入的。但是他甚至在阐述最枯燥无味的问题时，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描写无比突出，这就证明他具有真正诗人的一种特征。在海涅、弗莱里格拉特和维尔特的革命诗里，可以看到他们受过马克思影响的深刻痕迹。每当他评论美学问题时，都以感受的细致和深刻而显得与众不同。
　　卡尔·马克思，十六岁入波恩大学，遵照父亲的愿望在这里学习法学，但是在大学生活的第一年，似乎没有得到特殊的成果。这个渴望求知的青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习，以致在1836年秋天刚刚订婚以后，就迁往柏林去了。不错，他在这里也没有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大学生；在九个学期当中，他只选了十二门课程，而究竟听完了几门，也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如果有必要研究这个问题的话。根据马克思的文章判断，可以知道大学教师当中，只有甘斯一人对他发生过影响。当时，甘斯正同法的历史学派及其首领萨维尼经常论战。对于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具有巨大意义的事件，是他放弃了最初的毫无实现希望的掌握杂乱的大量科学资料的企图，走出自己的孤独的书斋，加入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团体。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正忙于清理自己老师的精神遗产，而且比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所做的清理更具有批判精神。在这个团体里，卡尔·马克思结识了布鲁诺·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科本。他们都比马克思大十来岁，已经在精神共和国取得了显著的地位，可是都在同志式的平等地位上同这个年轻大学生交往，并且切实感觉到，这里有一个强大无比的力量走上了战场。布鲁诺·鲍威尔认为马克思是他在工作和斗争中的最好的伙伴，弗里德里希·科本也把自己的充满战斗精神的小册子献给特利尔的朋友。
　　经过顽强的反抗以后，马克思才归顺了黑格尔哲学；然而在黑格尔哲学的无数信徒当中，谁也没有像马克思这样彻底研究和深刻了解这一哲学。关于马克思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似乎他的那种犹太法学家的，甚至是讼师的敏感可以充分地分析和解剖概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究竞是什么东西强有力地吸引他去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呢？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方法。不过，这一辩证方法的革命锋芒恰好被模糊不清的概念的影子遮盖起来了。马克思埋头研究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清除了这些概念。他很早就证实了把科学的皇帝同科学的苦力区别开来的东西，那就是无厌的求知欲和不倦的自我批判。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的朋友们就责怪他，说他彻夜工作，把铁一般的健康身体都搞坏了。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自己的孜孜不倦的勤勉精力用去琢磨鸡毛蒜皮的小书。诚然，他在青年时代，就有时由于自己的锐利而沉重的武器初露锋芒而有一种天真的愉快心情，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坚强而性急的青年来说也是应有的。但是只有软弱无能心怀嫉妒的人，才会认为这是令人讨厌的装腔作势和卖弄才气的涉奇猎异。
　　卢格在同马克思争论的最初阶段，对马克思作过比较正确的评论，当时对马克思的憎恨使他的眼睛变尖了，但还没有发花。卢格那时写信给费尔巴哈说：“他（指马克思——译者）读的书很多，工作起来非常紧张，他有一种批判的才能，这种才能有时变成退化为骄傲自负的辩证法，但是他没有完成任何工作，干了一阵就突然放下，而且每次都重新投入无边无际的书海。从他的学术爱好来说，他完全属于德国人世界，而从他的革命的思想方式来说，则应当从德国人世界把他开除。”青年马克思的这一形象没有为阿谀奉承所粉饰，但是也没有被歪曲。马克思把德国人的一切浮士德式的求学欲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以便永久控制它们。他既把生活带进了科学，又把科学带进了生活。这是一个只有德国教育还能做出的进步，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德国教育不希望历史发展的驱动轮变成没有头脑的庸人的脚踏轮，它就必须做出这一进步。由于马克思具有革命的思想方式而把他从自己队伍中开除出去的学术界，同时也把本身从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中开除出去，使自己成为为统治阶级的短暂利益服务的唯命是听的奴才。
　　1841年，马克思读完大学的课程，并由于提出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差别的论文，而得到了博士学位。这篇学术论文原定只是一部大著作——伊壁鸠鲁哲学、斯多葛哲学和怀疑论哲学总论的初步尝试。这些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在古代是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哲学产生的，正如现在的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小集团的自我意识哲学，是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中产生的一样。这部大著作没有写成，博士论文甚至也没有发表，马克思本想依靠这篇博士论文，取得波恩大学哲学讲师的职位。在波恩大学担任神学讲师的布鲁诺·鲍威尔被艾希霍恩赶走以后，马克思就没有再到普鲁士的大学里去找教职。一向狂妄自大的反动势力把这位天生的斗士推入斗争之中。根据马克思的初期写作活动，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一斗争怎样一步一步地推动他在认识的道路上前进，这一斗争怎样在他眼前把事物的观念外壳一个接着一个打碎，这一斗争怎样日益深入地把他投入现实生活的汹涌波涛中。
　　马克思在巴黎度过的1814年，毫无疑问是他青年时期最有成果的一年。大革命及其震撼世界的后果，使目光能够看到这一革命的最深奥内部和把第三等级的阶级斗争追溯到中世纪的重要历史著作，把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到极其细微地步并且正好通过卡贝的空想、路易·勃朗的社会政治宣传和蒲鲁东的宣言传播到工人阶级中去的大量文献——这一切使人得到许多变化不定的印象，甚至头脑聪明的人都可能被这些印象弄得糊里糊涂，但是也必然更要激发一位天才把新光源发出的四射的光芒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卢格在巴黎失去了任何依据，马克思却在这里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线索。
　　有一种越肤浅越装得艰深的思想意识诽谤马克思，说他在做轻率的报社工作的时候，产生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着它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思想，这种说法同事实不符。最初，马克思也跟一切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一样，没有接近物质利益的领域，但是斗争的毫不容情的必然性把他推进这一领域。他也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不能引起这一斗争，但是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深刻地了解这一斗争。他没有闭上眼睛，顽固地不看这样的事实：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观点，不能成为他在历史研究方面的可靠向导。他寻找并且找到了人类社会赖以活动的真正基础。这就是他的过错，如果说施特劳斯、卢格和鲍威尔在他们脱离现实的道路上未曾被任何经济障碍物绊倒，并且正因为这样，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在实践世界中找到出路，最后作为德国的不幸的牺牲品而死去，就是他们的功劳的话。
　　马克思在运用德国哲学的辩证法方面表现的技巧，使他能够在物质利益的领域内做一个迅速而可靠的概观。我们可以看到从1842年春到1844年秋，马克思有了长足的进步。1842年春，他全身还披挂着唯心主义的铠甲，投入实际斗争，而到1844年秋，他对社会关系的明确理解不仅超过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且超过了西欧的社会主义，超过了它的最先进的代表人物。当然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过渡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在他看来，经济范畴还披着哲学的外衣。例如，我们从他的一个己被六十年来的历史所证实的惊人敏锐的预言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他预见到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资产阶级将一事无成，而无产阶级却大有可为。但是，他在表达这一预言时是这样说的：德国可能实现的只是人类解放，而不是政治解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用来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双受过哲学训练的炯眼。马克思看到，资产阶级社会产生出发展更高的社会以后就必然灭亡，这个社会的肢体已经隐约地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活动。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从经济学的武器库，而是从哲学的武器库去取自己的证明。
　　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他做了十分重要而又有决定作用的补充。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也是一位天生的辩证法大师，在古典哲学中锻炼和加强了自己的天才。他没有受过马克思那样严格的哲学教育，但是他的清醒明晰的头脑使他牢固地抓住了黑格尔著作中的不朽的东西。他很早就被卷入实际生活的漩涡，所以这个优点充分弥补了他没有系统地受过教育的缺陷。
　　1820年11月28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于巴门市一个工厂主的家庭。“埃尔门—恩格斯公司”在莱茵工业史上享有很好的名声，因为它曾坚决反对过由来已久的工厂制品的尺寸和重量的欺骗行为。恩格斯家庭是巴门地方的大户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同马克思一样，推动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不是个人的困苦，而是高度的智慧。因此他同十分守旧和虔信宗教的家庭的精神断绝了关系。早在童年时期，他就不愿步入家庭希望他走上的宦途。巴门实科中学的物理和化学的直观教学，给恩格斯后来学习自然科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从这所规模不大的学校毕业以后，便升入爱北斐特高级中学，差一年没有毕业，就最后决定去当商人。他最初在巴门的一家商号，后来在不来梅的另一家商号当学徒。从1841年10月到1842年10月，他作为一年志愿兵在柏林的近卫炮兵部队服役。莱茵地方出生的人，当时没有一个人认为“王家的军服”是荣誉的服装，所以莱茵地方的资产阶级广泛寻找行贿的门路，以使自己的儿子不服可恨的兵役。可是恩格斯在库弗尔格拉班的古老兵营里，对军事科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而且后来一直把这种兴趣保持下来。这个事实更能证明恩格斯具有一种实践精神，甚至实际生活中的一些并不可爱的方面他也要把握。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荒废了他的哲学研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有力地吸引着他，他同鲍威尔兄弟友好地交往，有时还给《莱茵报》写通讯。1842年11月底，他在赴曼彻斯特——到那里的一家他父亲有股份的工厂去当职员——而途经科伦的时候，在《莱茵报》的编辑部里同马克思初次见面。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次会晤是相当冷淡的。当时，马克思正表示反对柏林的“自由人”的活功，并认为恩格斯是他们的同志，但恩格斯则由于同他通信的鲍威尔兄弟的影响，而对马克思产生了反感。
　　恩格斯从1842年12月到1844年9月，在曼彻斯特住了二十一个月。他在这里上了他的高等学校——生活在使资产阶级社会解体而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基础的大工业当中。他在这里既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也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也研究了这个世界历史过程的人道方面和非人道方面，而他的哲学修养，又使他能够认识英国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无产阶级还无法理解的这两方面之间的内部联系。恩格斯既给宪章派的机关报《北极星报》写稿，也给罗伯特·欧文的报纸《新道德世界》写稿。恩格斯从当时领导正义者同盟的鲍威尔、莫尔和沙佩尔身上认识了最初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且后来始终没有忘掉这三个真正的人给正想成为一个战士的他留下的深刻印象。马克思由于研究法国革命而认识到，不是国家组成资产阶级社会，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组成国家；恩格斯则从英国的工业中认识到，在过去的历史著作中根本没有谈到，或者谈得很少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构成现在的阶级对立的产生基础。在这种对立由于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特别是在英国，这些经济事实也是政党的形成基础、政党斗争的基础，从而也是整个政治史的基础。
　　他们两人通过不同的道路达到同一个目的。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哲学观点占主要地位，而在恩格斯那里，已经是经济观点占主要地位。马克思对所得到的认识作比较一般的叙述，而恩格斯则把对于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面突出地表达出来。马克思称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大纲》是一个天才的大纲；这个论断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恩格斯没有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他的评论带有概括的性质，因为当时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重要代表李嘉图只是间接了解的。但是这个热情的年轻人却正确地断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无法医治的弱点。他胜利地证实了它内在的不合理，接触到它必然流血的伤口。恩格斯第一个描绘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蓝图；他的这项功绩并没有因为他说他发现的东西，马克思自己也会发现而降低，因为历史判断所依据的主要是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是可能存在的东西。
　　恩格斯对于卡莱尔的批判，虽然本质上不如批判政治经济学那样深刻，却几乎更能代表恩格斯的个性。同马克思一样，真正的诗人情感同敏锐的批判力在他身上结合起来。他对英国工人诗歌和民间诗歌的卓越翻译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虽然敬仰卡莱尔，但是他并没有被这个神秘的预言家的迷人魔力所掌握。恩格斯能够理解这个孤独人物直到他独到的深处，但是他也看到了卡莱尔无法超越的界线。
　　当1841年秋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二次在巴黎会晤的时侯，他们在一切理论问题上意见已经完全一致了。他们的战斗的兄弟情谊最初就建立在这种一致上面。当然，后来由于这两个人的人品都达到了思想家和战士的高度，这种兄弟情谊又得到了一种毫不逊色的牢固结合剂。他们只使用最锋利的武器同压迫者进行斗争，因为他们知道，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怀着庸人们称之为恻隐之心和道德愤慨的那种簿弱无力和毫无成果的情感是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就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对于受苦人和被压迫者的同情。在他们身上，既没有伤感主义的痕迹，又毫无三百年来的可悲历史为德国的庸人所养成的那种假仁假义、昏庸愚蠢、懦弱无能和感情脆弱的品质。但是，他们也不是忧郁的狂热病者，他们没有装模作样地觉得自己十分了不起。他们的豪迈的，因而也是谦逊的自我意识轻视资产阶级的最高贵、最优秀的人物，这个阶级的公众领袖十分喜欢摆出的一切姿态。他们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时，可能有无情的表现，因为事实上必须这样，但是除此而外却是非常仁慈的。他们态度温和、宽宏大量，乐于帮助别人，充满对生活的永不耗竭的乐趣，他们都有坚毅而明朗的性格。他们常常由衷地捧腹大笑，并且喜欢孩子们的朗朗笑声。他们对圣经里的基督最感到满意的就是基督对儿童的爱。
　　他们在取得了第一次的谅解以后，又暂时别离了。恩格斯到巴门去，为了在那里把他论述英国工人状况的著作写完。马克思留在巴黎。^[2]当时祖国的大门对他已经关上；科布伦茨的最高行政长官以马克思的著作有害为理由给国境警察机关下了逮捕他的命令。可是不久他也不能在巴黎继续寄居下去了。普鲁士政府以值得表扬的热心，关怀着它最可怕的敌人的宝剑不要上锈。它像从德国把马克思驱逐出去一样，又把马克思逐出法国。一批德国逃亡者在巴黎出版一份小报，企图利用这份报纸继续同本国的压迫者斗争。马克思偶尔在这个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就成了把他赶出法国的表面借口。
　　这份小报就是《前进报》。它从1844年开始在巴黎出版。报纸由作曲家迈耶贝尔出资，由演员亨利希·秘恩斯坦创办，最初曾为创办人的多方面的、有时可疑的事务服务。作为一个贩卖文宇商品的商人，同时又作为一个头脑灵活的商人，秘恩斯坦在《德法年鉴》停刊以后想到，如果使自己的报纸变成德国流亡者的最后避难所，那他就能做一笔好生意，何况《前进报》即使安分守己，也难免要被德国各邦政府查禁。秘恩斯坦就这个问题同担任编辑的贝尔奈斯达成了协议。大约从1844年年中以后，《前进报》就开始进行政治斗争。当然报纸毫不留情地痛斥了德国各邦玫府，特别是普鲁士专制政府的丑恶行径。贝尔奈斯对德国反动派不讲什么客气。从此以后，海涅、海尔维格、巴枯宁、赫斯和卢格等人，由于没有其他报纸可以发表文章，也有时给《前进报》写稿，同时文责自负，与报纸的编辑部无关。
　　马克思为这家报纸写稿，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不得已。卢格在这个报纸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一部分是对普鲁士国王夫妇所作的并不高明的挖苦，一部分是对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所作的哲学训谕。卢格所，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社会甚至还没有对于自己的改革产生预感。在像德意志这样非政治的国家里，不可能把工厂区的局部贫困提高到一般意识，即把它看成与一切人都有关系的事情，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地方性的火灾或水患。国王认为这是行政机关办事不力或慈善事业办得不够的结果；归根到底，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基督徒之心的善良思想上面，认为这种思想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德国的穷人并不比可怜的德国人聪明些，他们除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厂、自己居住的地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整个这一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被洞察一切的政治精神接触到；然而，社会革命没有政治精神是不可能的。卢格的这篇文章以及其他几篇文章都是用“普鲁士人”这个笔名发表的，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马克思确实是普鲁士人，而卢格自从迁居到德累斯顿以后，便不再是普鲁士人了。他向法国官厅声明自己是萨克森人，并受萨克森政府驻巴黎使馆的保护。
　　卢格这种卑鄙的写作活动激起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了《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当然，并不是为了批判卢格对普鲁士国王夫妇所作的挖苦，而是为了批判他对普鲁士的社会改革所持的哲学幻想。马克思指出，不仅非政治的普鲁士，就是赤贫现象更具有普遍性质的政治的英国，都没有能够把社会的贫困理解为“与一切人都有关系的事情”。英国的济贫法表明，英国人认为赤贫现象之所以产生：第一，由于自然规律；第二，由于行政工作上的缺点；第三，由于工人的意志不好。因此，最近想出了设立劳动院的办法，在那里慈善和报复（资产阶级加于向它要求救济的贫民身上的）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由此可见，英国也同作为政治动力、政治势力和政治理智的顶点的国民公会当时未曾预感到自己的改革一样，仍然没有达到“关于自己改革的预感”。正同英国从穷人的意志不好中寻找赤贫的原因，而普鲁士国王则从富人的非基督教情感中寻找这种原因一样，国民公会也从私有者的反革命的思想方式中去寻找赤贫的原因。为了消灭赤贫，国民公会砍掉了私有者的脑袋，正像英国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惩罚穷人，而普鲁士国王为此规劝富人一样。
　　马克思用他在《德法年鉴》上已经用过的方式发表意见说，国家不管具有什么形式，都不能消灭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因为国家正是建立在这个矛盾之上的。“因为这种分散性、这种卑鄙龌龊的行为、这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是现代国家借以存在的天然基础，正如奴隶占有制的市民社会是古代国家借以存在的天然基础一样。国家的存在和奴隶制的存在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古代国家和古代奴隶制这两种赤裸裸的典型的对立之间的联系也并不比现代国家和现代商业世界这两种经过伪装的基督教的对立之间的联系来得更紧密些。现代国家要消灭自己的行政机关的无能，就必须消灭现在的私人生活。而要消灭私人生活，国家就必须消灭自己……”^[3]一个国家越是强盛，从而它的政治性越强，那末，它就越不想从国家的原理本身中，也就是越不想从现存的社会结构（它的行动的、意识的和正式的表现就是国家）中去寻找社会罪恶的原因，越不想理解社会的一般原理。政治理智之所以为政治理智，就是因为它是在政治范围以内思索的。政治理智越敏锐，越活跃，它就越没有能力去理解社会疾苦。典型的政治理智时代就是法国革命。法国革命的英雄们根本没有从国家的原理中去寻找社会缺陷的根源，相反地，他们却认为社会缺陷是政治弊害的原因。
　　马克思驳斥卢格对德国工人所作的轻蔑的判断。他说，卢格要求德国工人进行的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要末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话（如果把社会革命理解为同政治革命对立的革命，可是却斌予它以政治精神）；要末就不过是通常所说的政治革命或革命的同义语。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也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也具有政治性。“可是，如果说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不是同义语就是废话，那末具有社会精神的政治革命却是合理的理想。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而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组织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了政治的外壳。”^[4]马克思劝告“普鲁士人”暂时放弃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写作，以及关于德国状况的高谈阔论，而开始诚恳地把自己的情况检查一番。
　　卢格非常自负，当然不会接受忠告。他无力反对马克思用来批判他的暖昧论断的尖锐的辩证法，而骂自己的论敌是反复无常的发生腐蚀作用的诡辩分子，并用波美拉尼亚人的一切粗野手段对付《前进报》。在《德法年鉴》时期，他时常劝告马克思不要在谈话上花费许多脑筋，而要把所想到的一切勤勉地笔记下来，利用它写作；现在他自己再也产生不出什么新思想了，而是满足于一遍又一遍地重弹《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的哲学老调。
　　秘恩斯坦的算盘确实打对了。由于一些撰稿人暂时只能利用《前进报》作为他们反对言论自由的压迫者的武器，报纸便畅销起来，尽管禁令重重，仍旧日益在德国境内传播。因此柏林的合法的王朝请求巴黎的不合法的资产阶级王朝执行睦邻的警察性职务。基佐尽管思想非常反动，但还是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他似乎没有立即听从这种哀告，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有一定的困难。法国陪审员不能对据说侮辱了或者真正侮辱了普鲁士国王的人作出有罪的判决，而违警法庭以违反法国出版法为名对报纸的编辑贝尔奈斯判处几个月徒刑，还远远不能强制《前进报》停刊。只是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不体面的斡旋，才使基佐在1845年1月中旬命令把《前进报》的撰稿人，十几名德国作家在二十四小时内逐出巴黎，并尽快地逐出法国。
　　但是，起初毫无结果地打击过基佐的天使是一个不吉利的天使。法兰西的文明对普鲁士的野蛮表示愤慨；它珍视民族的好客美德，而瞧不起那种引起柏林大吵大嚷的问心有愧的担忧。独立自主的报刊强烈抗议基佐政府充当侩子手的角色。另一方面，秘恩斯坦深信这样一个真理，泥罐碰到铁罐的时候，必须知道后退。世界上不是没有善人的：秘恩斯坦自愿不再继续出版《前进报》，而法国政府为此收回了驱逐他出境的成命。秘恩斯坦使自己的同人受到了牺牲，不过其中也有几个人幸免。例如经过长期的登门哀求和多次请愿，卢格得到继续留在巴黎的许可，条件是今后的行为要规规矩矩。
　　作为普鲁士政府的主要打击对象的马克思当然不能采取这类办法。他迁居布鲁塞尔，在那里住了三年，大部分时间是同恩格斯在一起工作。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称做他们的治学和飘泊生活的后半期。

^[1] 本章可参阅古斯达夫·迈耶尔《恩格斯传》，共两卷，1934年海牙版，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1818年—1844年，1954年柏林版。这两部著作中有些材料是梅林当时所没有掌握的。特别是恩格斯的一些早期著作，如小册子《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的哲学家》（皆写于1842年），梅林还没有看到。——原编者

^[2] 1844年4月到8月，马克思在巴黎研究哲学和经济学，并写了一直没有发表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梅林还不知道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著作。这几篇文章1932年才第一次被编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历史批判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本第3卷，莫斯科版）中正式出版。——原编者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9—480页。

^[4] 同上书第488—4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