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 第九章 普鲁士宪法纠纷 一 新纪元和俾斯麦内阁1859年的事件对于德国的尤其是对于普鲁士的状况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人们希望普鲁士亲王摄政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安宁，而1859年的事件使这种希望成为泡影。 今天人们很难理解资产阶级对这位六十岁的亲王的欢呼，1848年以前，这位亲王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的最顽固的代表，在革命时期这个称号完全得到证实。人们甚至不能责备他本人假装具有自由思想。他在担任摄政时发表的施政纲领中的确宣布，同过去一刀两断是决办不到的，而只有在出现专横和违背时代需要的情况时，才应该加以注意和改善。可是自由派内阁连这个修补工作也没有做。一切照旧，同曼托伊费尔担任首相时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些王室的新顾问个人没有腐败行为，并且不过分恶毒地使忠实的臣民受苦。他们的个人的正直性同政治上的正直性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当青年作家威廉·艾希霍夫在他的文章中大胆揭开了掩盖着警察国家的无限腐朽的面纱，甚至柏林高等法院里也有一个国家检察官，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敢于对国家救星施梯伯因极严重的失职罪起诉的时候，恭顺的法庭受命判处施梯伯无罪。人们给了他一笔可观的退职金叫他退休，可是对他提起公诉的检察官也被免职，而艾希霍夫则被同一个恭顺的法庭判处很重的徒刑，理由是艾希霍夫“破坏”了施梯伯的脆弱的名誉。由于相信自由派执政时期普鲁士的正义性，他受到了流亡的惩罚。 自由派的大臣们不敢碰一碰仍然盘踞在贵族院里的容克地主的一根毫毛，也不敢得罪资产阶级。只有两三个太使普鲁士亲王本人生气的反动官吏不得不下台。在摄政开始后立即改选邦议会时，地方长官的行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恶劣。如果说，他们在曼托伊费尔内阁时期以无比的技巧执行选政府派当候选人的计划，而现在他们却把同一个计划当作对合法的选举自由的可恶限制加以反对，内阁做出好像它在纯洁的立宪制度下不理解辛辣的嘲弄的样子。 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对于缺乏忠君思想更感愤怒，它也有充分理由这样做。因为它自己表示，上帝曾大量赐给它这种禀赋。它用各种欢呼的声调庆祝“新纪元”，虽然或者因为它知道（正如瓦列斯罗德嘲笑说），在普鲁士不是根据宪法而是根据摄政王的命令应该实行一点点立宪制度，它知道奥尔斯瓦特、帕托夫、施韦林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自由主义而是因为他们的自由主义无害而被任命为大臣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的内阁也不过是对曼托伊费尔内阁的一个修正。1848年的拒绝纳税派马上撤销了政治障碍，除少数例外都大大发挥了他们爱国的牺牲精神，竟把三级选举制当做立宪政体的无价之宝加以珍视，正是由于这个制度，他们曾退隐九年之久。 他们一面决心参加选举，一面又宣布自己没有被选举的资格。瓦尔德克、洛贝尔图斯、舒尔采—德里奇拒绝当候选人，为的是不让他们过去的议员，在反动派面前，给自由派大臣造成困难。当1848年曼托伊费尔恶毒地讽刺他们以后，这些正直的人装出，仿佛他们真是政治煽动者和谋杀国王的凶手的样子。甚至约翰·雅科比也拒绝当候选人，赞扬摄政王执政是“真正果敢的、合乎宪法的”，并且声称他的“充分的真诚的信念”是，在整个民主党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普鲁士采取君主国以外的国家形式，至于追求其他国家形式只有在做梦时才会想到。虽然他在坚持“平等的选举权”方面是只白乌鸦，可是他否认，他是以“分期付款”，以“应该立即实现的要求”，以“不适当的逼迫”，以一个“确定的时间或提出的条件”为目标的。当时最激进报纸《人民报》以同样的精神宣称，民主派的首要问题，即平等的普选权过几年就实行。在这无比信任的陶醉状态中，只有少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瓦列斯罗德和齐格勒保持清醒的头脑。 尽管地方长官做了种种鼓动工作，选举结果还是对内阁有利。在三百五十二名议员中，拥护内阁的分子占二百六十三人，其中大多数人在曾在联合议会上利用所谓法制基础施展过骗人的口才的、威斯特伐里亚的芬克男爵的领导下，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因此自由主义有着自由活动的天地，可是在它没有能够走进这片天地的时候，1859年的战争就爆发了，战争使摄政王丧失了唯一的威望，他的自由派的名声就是利用合法的外表建立在这种威望的基础上的。当他在法奥战争中暴露了普鲁士政策的弱点（就是他的浪漫主义的哥哥也没有这样做过）的时候，事情就更糟了。国民运动在普遍懊丧中结束，这种懊丧心情化为普遍的争吵。北德和南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民主派和立宪派互相争吵。因为没有一个争吵者愿意接触祸害的根源，即德国的王朝的多头政治，所以从沸腾的魔女锅里只出来一个鬼魂，说得更确切些，是一个鬼魂的鬼魂，即已故的1849年的帝国宪法。 1859年秋天成立的、以中小邦的资产阶级为主要支柱的民族联盟团结在帝国宪法的周围。该党主席是汉诺威的自由党人卞尼格先。剥去一切冗长的词藻的外壳，联盟的纲领要求德国以资产阶级精神进行统一。民族联盟想把哥达派和拒绝纳税派，立宪派和民主派在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更高统一中融合起来。它要求他们放弃一切空洞理论，它对帝国宪法的空论也毫不考虑。主要问题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以德意志议会代替邦联议会，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依靠普鲁士的主动性。为了宣布“普鲁士领导”是德国的救星而选择的时机很不适当，因此还需要作某些保留，因为普鲁士政府应该表明给它的荣誉，它可以当之无愧。但是像卞尼格先先生这样一些老练的政治活动家希望，只要普鲁士在德国的混乱状态中先建立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需要的秩序标准，他们就愿意协商。民族联盟在政治上同国民经济学家会议在经济上得的是同一种病症。 这时普鲁士本国产生了更大的忧虑。1859年，新邦议会第一次会议在欧洲危机的压力下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就散会以后，1860年自由派内阁在议会第二次开会时提出了第一个重大措施，即要求实行广泛的军事改革，这一改革使国家每年增加开支约一千万塔勒。围绕军事改革的还有关于民法婚姻、新市区法规、选区的合法分配等一些有限改革的法令。这些法令草案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废除封建的土地税免纳权，整编军队的费用主要来自这个方面。 大家知道摄政王个人支持军事改革，1859年动员军队的经验证明军事改革是必要的，因此在这个范围内它也是无可非议的。军队在三月革命前的专制制度的财政困境中所受的严重损害已经在1850年的动员以后表现出来，在曼托伊费尔内阁时期，这些损害大部分已经被消除了。可是最近一次动员表明，纯防御性的旧后备军制度已经过时，不能适应以现代军队进行的战斗了。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严重的意见分歧。从军事技术观点来看，整编的方式是无可厚非的，从把普鲁士军队看做德国统一应该锻造的剑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来看同样是无可厚非的。政府的提案使普遍兵役制接近于实现，普遍兵役制是普鲁士唯一的民主制度，虽然这个制度只是纸上的制度。政府要求每年的征兵额由过去的四万人增加到六万三千人，这个要求同1815年到1860年的人口增长数字差不多完全适应。因为在这段时期中，普鲁士财富的增长比人口的增长还要快，而且欧洲其他大国在同一时期内大大加强了它们的军队，所以普鲁士军队的增加数字并不显得太大。毫无疑问，如果在军队中的服役期限提高到五年至七年——现役三年，预备役四年——，相应地缩短第二次征集后备军的义务，军队的作战能力必然大大提高。虽然自从三十年代以来实际上现役期仅为两年，可是法律规定仍为三年，对三年现役期，人们有理由提出抗议，说这个要求不是根据军事技术上的原因而是根据反动的政治原因提出的。 到那时为止，军事改革是符合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愿望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终于认识到，没有一支能打仗的普鲁士军队，它所希望的统一是不会实现的。但是谁向它保证，它磨快的武器将被为它自己的目的而使用呢？摄政王肯定不会做这种保证。如果说他在1859年的危机中表现得动摇和犹疑不决，那么现在他甚至拿出最枯瘪的正统原则来反对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完全像拉萨尔所预言的那样，这个运动摆脱了波拿巴的监护，利用加里波第的革命的英雄力量摧毁了那不勒斯的腐朽王权。每天都可能被把自己捧上台的手推翻的自由派内阁现在又能提出什么保证呢！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浪漫主义国王的庄严许诺：军队要宣誓遵守宪法，却在禁止军队宣誓遵守宪法这一宪法条文上得到实现。当时拉萨尔给马克思写信说：“法律是可耻的！完全地，只是隐匿地取消1810年那个时期的最后的民主残余——后备军，为专制制度和容克地主创造一个无限的权力是同一个目的的两种说法”，这是一个普遍的印象，拉萨尔的看法是正确的。关于“后备军不能打仗”的叫嚷并非第一次成为反动新阴谋的序曲。1819年伴随着这种叫声的是自由派陆军大臣博伊恩的下台，现在却是自由派陆军大臣博宁下台，一个道地的反动分子罗恩将军接替了他的位置，作为一个爆炸物挤进了自由派内阁。摄政王也没有忘记，后备军在革命年代的态度减低了军队对于政变目的的价值，将来还要更加降低这种价值。他在进行“最特殊的工作”时最后才考虑资产阶级的目的。除了个人喜爱军队以外，加强他对内和对外的实力地位是他的推动因素。每年为此花费一千万塔勒，自由派资产阶级决不会感到兴趣，姑不论上百种其他原因，这些原因必然使他们内心对这种“非生产的”支出感到气愤。 因此自由派资产阶级处在两难境地，但是还没有因此而处在没有出路的死胡同里。摄政王不能考虑，不得到邦议会同意就实行同群众利益有这样深刻关系的措施。贵族院虽然不反对能使容克阶级得到新的权力的军事改革，可是却极力反对这一改革的经济基础，即调整土地税，这时摄政王就更加依靠众议院的好意了。贵族院对于内阁的这个提案以及其他小改革法案一律采取否定态度。众议院中的多数议员在一定条件下赞同摄政王整编军队，这些条件主要是促使他们达到目的，而不是保证摄政王和普鲁士的议会政治终于得到一部分实力。看来这件事变成了一桩长期拖延下去的买卖，但是，如果自由派资产阶级在讨价还价中还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那么它在什么时候还能做到这一点呢？情况是这样明显，甚至头脑决非过分聪明的曼托伊费尔当时也说，如果自由派有才于，他们就用军事问题永远把我们推下台。 可是他的顾虑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正如内阁对摄政王那样，众议院对内阁也选择了一个不顾死活的口号：就是别推！容克的果敢必然给资产阶级的怯懦起了掩盖作用。众议院借口贵族院否决了土地税提案以后，军事改革问题已被推迟，就对这个问题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作为对“有名望人士”——大臣们投的“信任票”，同意九百万塔勒的特殊拨款，以便在危急时机维持“进一步的战争准备”。当然摄政王和他的反动的陆军大臣所理解的“进一步的战争准备”无非是实行革事改革。由于一个真正神话般的愚蠢行为，众议院放弃了斗争。对摄政王来说，违背人民代议机关的意志实行军事改革是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对众议院来说，军事改革一旦存在，要想制止它也是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普鲁士议会政治的呵气达不到这么远，不能把两三百个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从活生生的现实中又吹进有名无实的存在中去。 1861年1月，疯癫的国王死了，摄政王即位称威廉一世。一个可怜的充满政治奸计和政治条款的大赦充分证明，新统治者学到的和忘记的东西是多么少。对于德国的统一来说，对一个把可耻地镇压巴登起义当做一项荣誉的君主还能期待什么呢？那些勇敢的战士——军事法庭的报复性的判决证明，他们为德国的统一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只有屈辱地请求赦免，祖国的大门才对他们开放！容克地主知道，他们的时代已经来到了。现在他们用封建的赋税免纳权换取国王的好话和纳税人的大量金钱，并以此证明，王权只有依靠他们才能站稳脚跟。他们又把内阁的几个小改革法案扔到字纸篓里，而无损国王的恩典。相反地，众议院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期间，除了再一次同意整编军队的经费以“进一步的战争准备”的名义在特别会计预算中开支以外，不知道有更好的办法。众议院休会了，芬克发表了关于众议院的英勇行为的响亮的长篇讲话，其实这些行为就是自由派的改革等于没有实行，而军事问题却发生了严重的纠纷，国王和容克地主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选民们渐渐看清了自由派的这种壮举。他们的不满情绪至少同国王的厌恶心情同样迅速地增长。被芬克讽刺为青年立陶宛人的少数东普鲁士议员已经在邦议会里反对多数派的自杀政策。议会休会以后，他们同至今不愿当选的1848年的老议员为改选组成一个统一的组织。1861年6月9日，新党的纲领公布了。它取了德国进步党这个忸怩的名字，也有一切理由不采用民主派的光荣名称。它的原则完全局限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不但资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也很重视的民主要求根本没有提到，这是很有意义的。首先是普选权，在预备会议中由于柏林、科尼斯堡和科伦的代表反对而被否决了，其次是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新党的纲领没有用一个字对反动派破坏这两种自由宣战。纲领要求“恢复陪审员审判政治犯罪和触犯出版法的罪行的权能”，因此它只想保证资产阶级使用这些曼托伊费尔式的法宝。 纲领的全部要点是：对国王和宪法的忠诚，德国的紧密团结（没有集中在普鲁士手中的强大力量，没有共同的德国人民代议机关，这种团结是不可想像的），贵族院的改革，大臣责任制，限制官僚的全权，取消领地警察，在军事上进行最大节约，现役期规定为两年，解放经济力量等等，这些都是矛头指向官僚制度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片面要求。甚至工人阶级的最起码的要求也被冷酷无情地忽视了，仿佛这些要求根本不存在似的。从本质上看，新党同芬克的党团没有什么差别，新党也只责备芬克党团做得不够。它想多“推”几下，此外对“新纪元”的内阁并不作“原则性的反对”。那些还有某些理由可以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的1848年的老议员也不肯给这个刚生下来的婴儿洗礼。纲领上没有布赫尔、洛贝尔图斯、齐格勒的名字，甚至也没有瓦尔德克的名字。1848年柏林议会的领袖中只有翁鲁和舒尔采—德里奇签了名。在同他们一起签名的新进的政治上的大人物中，菲尔肯夫教授尤为出众，他在专业科学方面所得到的荣誉没有妨碍他保持一切资产阶级的偏见。 尽管新党没有任何恶意，可是在把3月18日牢记在心的受过惊的国王看来，新党会使地上长出街垒。他好像发了热病，胡说什么能够引起“从前的不幸的混乱状态”的“企图”。7月8日他发布了一个文告作为对付手段。他在文告中宣称，他要通过在科尼斯堡举行的隆重的加冕，给神圣的、在任何时候也不消失的秉承天命的王权作证。这完全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做法。只是先行者对于这种伪装比后继者有更好的了解。聪明的浪漫主义者在这种场合经常找到这个或那个迷人的词句，而平庸的军事教练却以最粗野的挑战姿态出现。在加冕典礼上他号召军队反对“不管来自哪一方面”的一切敌人，他叱责邦议会的代表说，“王冠只是上帝赐与的”，他将“从主的桌上拿起王冠，戴在自己头上”。他补充说，邦议会应当“给国王出主意”，他宽大仁慈地答应“听从这种忠告”, 这不是缓和而是加强了对邦议会的合法职能的攻击。于是选民们的虔诚心情渐渐消失了。在改选中，进步党一下子就得到一百六十一个议席。迄今的政府多数派只得到九十五个席位，其中大多数为多数派的比较坚决的分子所得。格拉博夫代替没有被选上的芬克担任这一派的领导，他曾任1848年议会的议长，对进步党颇有好感，这时也被选为众议院议长。 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以后，1862年1月召开邦议会时，这个党就大胆地“推”起来了。它首先决定比较认真地对待迄今完全是幻想的众议院批准预算的权利。从曼托伊费尔时期以来，就有这样一种不正当的行为，即每年年初邦议会开会时，才向它提出当年预算，当众议院讨论这项预算时，钱已经被用掉了，此外预算上只列几个大项，在这种掩盖下，大臣可以违背人民代议机关的意图进行种种欺骗活动。前一种弊端暂时不能消除，后一种弊端却有消除的可能，进步党议员哈根提出一个扩大预算分类的提案，3月6日以一百七十一票对一百四十三票通过。自由派内阁对于这一“不信任投票”感到十分气愤，于是就解散了议院，可是几天以后，它自己也痛切感到自己没有价值而下台了。不体面的新纪元就这样不体面地结束了。 随后，国王任命了一个反动内阁。它的成员大多是无用的官僚和封建地主；除去陆军大臣罗恩以外，它的灵魂是上届内阁的贸易大臣，本届内阁的财政大臣海特，他靠着符佩尔塔耳的伪善者的厚脸经历了从旧曼托伊费尔主义到新曼托伊费尔主义的新纪元。这时开始了一场激烈的选举战。反动派聚集在“王权还是议会？”这面旗帜周围，但是它正确地估计到这句高尚的口号只有很少的吸引力，因而同时它还大量使用皮鞭和甜面包。为了天授的王权而进行的贿选行为，甚至在曼托伊费尔时期都没有见过。可是人们也答应减税、缩减军事预算，特别是答应实现构成解散众议院的原因的要求：及时提出预算并列出项目。相反地，进步党却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声，说宪法将被废除了。选民们使它得到明显的满足。在1862年6月的选举中，它大获全胜，得到大约二百五十个议席。格拉博夫党团完全瓦解了。其中一部分人转入进步党，另一部分人作为从前的哥达荣华的忧郁的残存者过着漠不关心的退隐生活。封建党更加缩小了，它的成员只剩下十来个人。 进步党起初希望选举的结果足以使反动内阁垮台，但是它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邦议会在6月里一召开，它就必须决定自己将来的策略。它的最迫切的要求实现了：1862年的预算列出项目，1863年的预算及时提出来了。政府也遵照自己的诺言，缩减了军事费用，减低了赋税负担。进步党现在必须决定，它批不批准政府在1862年预算的正式开支中提出的军事改革经费。它终于开始认识到，它所要求的在普鲁士尖顶盔下的德国统一不经过军事改革是办不到的。它自己内部就有人提出警告说，不要作出它自己不愿看到它实现的决议，尤其是柏林市法官卡尔·特韦斯腾这样说。特韦斯腾由于对军事内阁的首脑进行一场尖锐的、最后以手枪解决问题的斗争而博得政治声誉，而人们不怀疑他过分迷信军队。加之有关的经费，属于1862年的已经大部分使用了，政府可以把邦议会两次同意这笔开支作为根据。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事后勾销这笔开支，这就可以说是迫使内阁同宪法决裂。政府内部的类似考虑接近这些谨慎的考虑。海特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节操，可是他是一个道地的资产者，因而睨视日益增长的军费，同时也真正害怕自己的政府成为没有预算的政府。 在一个短时间内，似乎在两年现役期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进步党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在这一方面是很坚决的。谁都知道，两年现役期对于军队训练作战能力来说已经够了，而且就改革这一方面来说，两年现役期比三年现役期更为合适，第三年只是激励“尚武精神”，没有这种精神的军队就不能用于政变。如果国王在这一点上让步，那么众议院就得到一个重大的胜利，进步党把大大减轻军事负担当做礼品送给了选民。 可是进步党眼里的丑八怪，到了国王眼里却成了美人。国王在大臣会议上宣称，他宁可退位，也不肯放弃三年现役期。根据国王的半官方传记作者的说法，大臣们继续反抗下去，王位也确实让给了王太子，可是王太子拒绝接受，理由是即位之初就伤害了“尚武精神”的普鲁士国王，他的地位是不可靠的。这件轶闻即使不是真的，从当时乃至今天的情况来看也是编得很巧妙的。不管怎么样，陆军大臣又对众议院表现了粗暴的一面，财政大臣施展了最后的绝望手段，威胁说，如果议院不让步，就会发生宪法上没有载明的事件。当然他用这种手段得不到他所期望的东西，反而得到了相反的效果。国王的顽固态度使得任何进一步的让步成为不可能。1862年9月23日，众议院把军事改革经费列入1862年预算的特别开支项下，然后又以绝大多数否决了这项支出。随后，国王免除了财政大臣的职务，把普鲁士驻巴黎大使俾斯麦召回柏林担任首相。 俾斯麦出生于老马尔克一个没落的容克世家，十四世纪以前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富庶城市施滕达尔的一个城市贵族。后来俾斯麦为了文化斗争的更高荣誉，想把这位祖先变成一种显示预兆的精灵．他硬说，这位开明人士由于同天主教僧侣发生争执而被逐出施滕达尔。如果他真的感觉到隔世遗传的刺激，那么他就不应该在宗教领域内寻找这种刺激。假如是同天主教僧侣发生争执，尼古劳斯·俾斯麦就可以安安静静地生于施滕达尔，死于施滕达尔。把他永远逐出他的故乡的是一次行会暴动，这次暴动是他同几个同伙残酷地压迫老百姓，自私自利地掠夺本城钱财而挑起的。可是他善于同不义的财神成为好朋友。欠他很多债的当时的维特斯巴赫选帝侯给了他一块城堡领地，把他列入老马尔克小贵族的行列。这样发迹的情况在十四世纪不像今天这样多见，毫无疑问，俾斯麦的这位祖先一定是个很狡猾的商人。他所获得的庄园由于有很好的猎场在十六世纪被当时的霍亨索伦家族夺去了，霍亨索伦家族从掠夺来的教会和修道院领地中拿出一部分给俾斯麦家族作为赔偿。对于俾斯麦家族是否被它的合法的王族所欺骗这个问题，这个家族的最出名的子弟十分果断地给予肯定的答复，不管这是真的还是出于对自己祖先的可敬的孝顺。不管怎么说，他的祖先只给他本人留下两三块耕地，十九世纪他必须在这几块土地上辛辛苦苦地过着适合正式乡村贵族身分的生活。 因此他在革命年代扮演了容克中最有容克本性的角色，用一个好胃口、饿肚子的人的一切才智争取封建特权，厌恶资产阶级的德国统一，把它看做是对普鲁士容克主权的致命伤。反革命不会不把桂冠授与这样崇高的斗争。俾斯麦对奥里穆茨的日子的明显热情使得浪漫主义的国王把他看做是被屈服的普鲁士驻在恢复了的邦联议会的最合适的代表。这个穷容克在富庶的贸易市场法兰克福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虽然用一切可恶行为使一个真正容克心惊胆战，可是它也提供了一个十分迷人的前景，这种前景使得在易北河东的不大的土地上对人的封建压迫，看来好像是一种非常可怜的生计。俾斯麦同路德希尔德家族交了朋友，这个家族在柏林的代理人布莱希勒德使他拮据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他并不因此而不是容克，他从内心深处仍然憎恨资产阶级的政权要求。他从来没有理解自由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历史联系。在他一生中，这对他是一个谜，当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按照中世纪容克的方式，用火与剑攻击它们。 这个容克卓越地继承了本阶级的遗产：强烈的欲望，毫无顾忌地进行干涉的意志，同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历史的局限性——处理事务时目光敏锐，但完全看不见人民生活的推动力。俾斯麦不把波拿巴主义看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世界历史性阶级斗争的一个暂时的插曲，而看做为了用暴力压制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而发展了资产阶级的巨大生产力的现代专制主义的典型形式。早在克里木战争时期，俾斯麦就痛骂本阶级中的一些人装模作样，这些人出于封建的或者正统主义的考虑，拒绝同塞纳河畔的天才政治家做生意。他本人没有产生这些怀疑，他越看清波拿巴的治国之术，他就越疏远了陷入长期的财政困难不能自拔的哈布斯堡的政治。他在邦联议会中的官方职务使他清楚地看到，德国的分裂状态对于资本主义造钱机器的运转起了多大的阻碍作用，不久他就学会咒骂“德国王侯的完全非历史的、无法无天的主权欺骗”。这里是指那些其天授权利妨碍普鲁士容克阶级的统治利益和德国资产阶级的金钱利益的王侯，虽然这种权利和普鲁士王室在同一时期这样坚决依靠的天授权利是同一类型的。 这个小容克逐渐变成一个大外交家。五十年代，俾斯麦小心翼翼地以他的才干在官僚—封建反动派的内部倾轧中周旋。他学会克服容克地主对官僚制度的天生憎恨到这种程度，以致他同曼托伊费尔的友谊并不次于同格尔拉赫兄弟的友谊。他既是国王的宠臣，也是王位继承人的宠臣。他也懂得同“新纪元”妥协，因而只把他“贬”到涅瓦河畔，让他当上一向被认为是普鲁士外交界的首要职位的驻彼得堡的大使。俾斯麦在这里研究了俄国外交的不道德的实践，在自由派执政期间，执行独立的政策。当时他还不知道外交界的教条：大使应该像军士那样旋回进入。新国王对俾斯麦保持着旧日的恩宠。他愿意倾听俾斯麦的大胆的未来计划，虽然国王是一个胆小而多疑的人，不会毫不考虑地服从他的“勃兰登堡选侯国的臣子”的专横意志。国王把俾斯麦看做是最紧急关头使用的后备军，“新纪元”垮台以后，这个事业欲很强的容克又没有得到他垂涎的职位。他利用这个拖延期间，以驻巴黎大使的身分在波拿巴主义的权术中作最后的磨炼。到了1862年9月23日，最紧急关头随着众议院的决议到来的时候，他的日子也就来了。 在把俾斯麦召回柏林的时候，容克地主们欢呼说，买卖人的插曲演奏完了，进步党人叫喊说，这是政变。可是俾斯麦本人却从“更高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任务。他想按照波拿巴主义的榜样诱惑资产阶级，但是，只要可能就不伤害它，因此他向它提出和平建议。在关于军事改革的争论中，资产阶级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们只要确知这个工具是用于统一德国的！于是他就答应资产阶级，整编军队的经费一经批准，他就用“铁和血”解决德国问题。进步党的回答是够无礼的：你这个穷鬼能有什么办法呢？人们毫无道理地责怪它当时“忽视了天才”。它对这位“天才”是有认识的，但是舒尔采—德里奇立即在众议院发表意见说，封建党决不会执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一年以后，菲尔肯夫用骄傲自满的口吻讽刺说，俾斯麦已经不是抱着推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的意图进入内阁的人了。俾斯麦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无论哪里他都应该停留，因为自由派诸神不听他的祷告，所以他委身于保守党的地狱。进步党很了解这位“天才”，可是它一点也没有看清支持这位“天才”的力量。 俾斯麦不是由于他的德国计划而被任命为首相的，而是尽管他有这样的计划仍被任命为首相。他从国王和容克手里得到领导一个无预算、无宪法的政府的全权，但是他的对外政策是他个人的事情，决没有得到国王和容克阶级的批准。进步党人并不是这样不中用的买卖人，他们不会为了在某个不可思议的未来可能付给他们的一点代价而在现在放弃自己的政治要求，他们不会为了一个可疑的“天才”的靠不住的支票而付出他们的通用的证券。在国王通过任用俾斯麦表明了他粉碎众议院批准预算的权利的意图以后，进步党不能再退让了，它必须进行斗争，现在的问题只是：它想用什么办法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它侥幸地碰到了一个给它指出走向胜利道路的开路人。 二 拉萨尔的战役计划拉萨尔在新纪元的日子里感到越来越不耐烦。有一次他写信给马克思说：“谁要是现在住在柏林，没有因为自由主义而死去，他就决不会气死”，另一次他用更为尖刻的话谴责自由派明里和暗里掩护腐朽的司法的“报刊阴谋”。 那时候，《国民报》要想诋毁马克思的人格而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普鲁士法官却不愿过问。马克思在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对于这种拒绝审理的粗暴行为表示惊异，拉萨尔回信说：“你似乎把普鲁士的司法看得太好了。我从这些家伙身上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经验……当我想到这十年我每天所遭受的司法迫害，我的眼睛里就冒金星，我就觉得好像有一场怒火要把我烧死！现在我早已克服和熬过了这一切，从那以后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足以使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但是当我听人说到法官和法律的时候，我的唇边仍然挂着最轻蔑的微笑。在我看来，同我们的法官相比，那些重刑犯人是很值得尊敬的人。”马克思认为，这些普鲁士人向他提供了一件材料，这个材料的可爱后果，他们不久在伦敦报纸上就可以看到，拉萨尔对马克思的这种看法回答说：“不，亲爱的朋友，他们什么也不会看到。虽然我不怀疑你将在伦敦报纸上描绘他们和歼灭他们。但是他们不会知道，一点也不会知道，结果就好像你根本就没有写一样。因为我们这里的人不看英国报纸，我们的德国报纸中也没有一家会注意这种事，也不会有一家哪怕只刊载这方面的片言只语。它们决不这样做！我们的自由派报纸更是如此！这些蠢货只要提到他们神圣的保护神——‘普鲁士的法律状态’就喜欢得咂嘴，他们哪里会说一句反对它的话呢（他们在说这个词的时候总是鼓起两个肥胖的嘴巴），他们对于这位保护神尊敬得五体投地！哦，他们不会谈到这方面的问题，而是从多瑙河到莱茵河，以及只要‘有德国人说话’的地方，干脆就讳莫如深！对于这种报刊阴谋又有什么办法呢？哦，我们的警察（不管人们怎么说）仍然是比我们的报刊更自由主义的机构！”这些极为沉痛的话证明拉萨尔对普鲁士的情况比马克思了解得更为正确。 当时拉萨尔计划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在柏林出版一个大型民主派报纸，同自由派的腐朽报刊对抗。还在1862年1月，他就企图使莱比锡的布罗克豪斯老人对此发生兴趣。可是这个计划始终是个不能实现的幻想，这也是不值得惋惜的。在这样一些人领导下的这种报纸从资本主义出版商身上得到的体验将比《新莱茵报》从它的股东身上得到的体验痛苦得多。而且算盘也没有打对，也就是没有考虑自由派大臣施韦林的话，他在解释大赦的反动性保留条件时说，要是马克思回到德国，他将被看做是外国人，警察可以任意对待他。 只要资产阶级仍然陶醉于信赖之中，在德国就什么也干不成。1861年夏天，拉萨尔出版了他的法哲学著作以后，就到瑞士和意大利作较长时间的旅行。他在苏黎世同海尔维格和威廉·吕斯托夫过从甚密。吕斯托夫是著名的军事作家，他为了民主信念而牺牲了普鲁士少尉的职位，后来在瑞士参谋总部供职并升为少校，参加了加里波第向那不勒斯的远征，带着荣誉回到瑞士。由于吕斯托夫的介绍，拉萨尔认识了意大利爱国者集团。他在卡普里拉岛上拜访了加里波第，对于意大利行动党计划对奥地利进行一次新的打击，似乎很感兴趣。可是从拉萨尔分散发表的意见中以及他关于这一插曲的其他言论中看不出，他期待这一牵制攻击对于德国的发展发生什么作用。根据一个很不可靠的材料，根据给布赫尔写传记的半官方作家的说法，拉萨尔希望加里波第对达尔马提亚的攻击引起匈矛利的革命，据说拉萨尔曾“口头上”对布赫尔说过：“佩斯的革命就是维也纳的革命，而维也纳的革命就是柏林的革命。”但是这个所谓的拉萨尔的看法同他对于德国庸人的革命欲望的冷静判断存在着极尖锐的矛盾，甚至人们剥去这种说法的幼稚形式（俾斯麦的雇佣文人利用这种形式来理解革命政策）也是这样。拉萨尔欢迎一切革命行动，但是他是一个考虑周到的聪明的政治家，不会对一个完全飘浮在空中的、大家都知道决不会成功的计划寄予很大希望。1862年2月9日，他相当冷静地写信给吕斯托夫说，他要求意大利人给他一个确实的消息，这一年春天准备不准备行动。可是三星期以前，他在给布赫尔的一封信中以大不相同的热情谈过一些计划，同这些计划的革命意义相比，意大利义勇军向达尔马提亚的进军只是一件相当次要的事情。 1862年1月初，拉萨尔回到柏林，他发现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月以前进步党在选举中得到第一次胜利，现在开始“进逼”。拉萨尔起初对此没有寄予很大希望。他写信给吕斯托夫说：“在我们的议院里，旧日的苦恼依然存在！这些大人先生不知道应该背着风还是迎着风转帆桁！建一条最小的船也不会驾驶，却想驾驶国家这条大船！”假如拉萨尔真的存在幻想，那么“新纪元”的三年也给他彻底打消了。他同进步党和民族联盟的某些领导人的私人友谊一刻也没有使他迷惑。这种关系就同一百年前，莱辛同柏林启蒙运动者的关系相似。同莱辛一样，拉萨尔也没有扮演一个狂信某种见解的无知角色，隐藏在这种角色身后的通常是精神上的局限性。他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亲切的伙伴，喜欢开有趣的玩笑，甚至喜欢放荡不羁，他也没有掩饰自己的这种才能。同他交往的人无疑是相当复杂的，他终于在这个圈子里感到比在个人虚荣心较少的场合舒服些，但是这个环境对于思想家和战士拉萨尔的影响比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对他的影响还小得多。这种影响事实上等于零。拉萨尔同进步党的权贵谈政治，同哲学协会的衰老的黑格尔主义者谈哲学，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什么东西把他同一切可爱的中庸之道分开。 相反地，他把对进步党的看法同他没有很大差别的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看做身分相同的朋友，这些人是齐格勒和布赫尔，稍晚一点，洛贝尔图斯也成了他们一伙。拉萨尔有一次写信给齐格勒说，诺尔丽[1]在他们诞生的时候，扔给他们相同的命运，另外一次他给洛贝尔图斯写信说，他们好像是作为暹罗双胞胎[2]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但是布赫尔比这两个人更像是第二个拉萨尔，如果没有拉萨尔的硬骨头和在他身上奔流着的热血也能有一个拉萨尔的话。 布赫尔同拉萨尔一样具有法学和哲学的修养，他的目光也很尖锐，能够看到事物的现实性。拉萨尔的许多得意的思想都是首先由布赫尔提出来的，他的提法不像拉萨尔那样明确，但是已经具有初步的明确性。早在1848年普鲁士议会中，他就提出既得权利的理论和宪法理论，根据他的理论，宪法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权力问题。后来布赫尔在他论英国议会政治的才华横溢的小册子中叙述了进步的分工对资产阶级的影响与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完全不同。分工越细，人就越成为不完全的，大小商人越是企图垄断各个商品，他们就在这种资本主义投机中变得更愚蠢，相反地，工人的精神解放，工人的全部精神力量的释放进行的程度同机器的改进把人的辅助降低为机械式的活动的程度相同。这个思想本身已经由马克思在他反驳蒲鲁东的著作中阐明了，但是布赫尔通过自己对英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实际观察独立地说明了这种思想。他的论点：“在社会梯子的最外面的两级，即在只靠自己的教养生活的绅士和通常被称为‘手’的工人之中能够找到最正确的判断”，成了贯穿拉萨尔的整个工人鼓动工作的主要旋律。 当德国自由派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统治这个光辉榜样而晕眩、惊异的时候，布赫尔已经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内情。这也是他同拉萨尔接近的一个重要之点。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钦慕法国资产阶级，而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则钦慕英国资产阶级，从实际情况上看，这是一个十分反动的转变。资产阶级反法主义的矛头不是对着波拿巴主义（德国资产者不久就同它亲善友好了）, 而是对着法国的“政治发展”，拿《人民报》的话来说，德国资产者想从这种发展中“解放”出来。这种“政治发展”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人们以为阶级斗争在英国已被克服了，从而传播一种有害的观念，仿佛英国资产阶级不是通过革命行动，而是通过议会演说取得政权的。 布赫尔在他给《国民报》写的伦敦通讯中指摘英国资产阶级说，外交和政治被国民经济吞噬了，崇高的权利、历史传统和神学的套语必须咬着牙屈服在税率表的权威之下，英国的外交政策是没有任何思想动力和目的的纯粹的贸易政策。这同德国资产者的骗人勾当当然是不相适应的。它决不愿意让人在自己心爱的报纸上破坏自己心爱的妄想。当布赫尔在大赦令发布以后回到祖国时，受到他旧日的同志的很不客气的接待。《国民报》解了他的职，这家报纸的老板沃尔弗认为用一点微薄的薪水雇布赫尔在他的电报室里“润色”电报，还是一件宽容的奇迹。沃尔弗说布赫尔是一个可恶的异端者，这种说法足以使“自由党”（后来翁鲁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对布赫尔的命运不负任何责任。德国资产阶级从来就比英法两国资产阶级更渺小，更卑贱，它对敢于在它内部怀疑它的光荣伟大的人进行饥饿迫害的手段从来也更凶恶、更残酷。这就彻底摧毁了布赫尔的越来越弱的生活勇气。当拉萨尔在哲学协会中同他真诚相见时，他以胆怯的不信任的态度回避拉萨尔，后来他逐渐改变了这种态度，但是始终没有完全克服。 拉萨尔在同布赫尔的详谈中，考察了1862年初的政治局势。他很少依赖进步党所应允的英雄行为，但他却渴望为了革命目的利用群众的活跃生活。他同布赫尔的第一次谈话是在1月21日进行的。拉萨尔从意大利行动党准备对奥地利进攻谈起，但是正如布赫尔所证实的，后来他就从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上。对他说来，这个计划只是一次原则性讨论的实际起点，这次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德国推翻和压制现存秩序（或无秩序）有没有可能。布赫尔认为推翻是可能的，压制是不可能的。第二天他写信给拉萨尔说：“您想代替（资产阶级制度）的东西不能使我满意。您所谓的一切措施又只是政治上的（可以说是法律上的）措施，处在旧的社会基础之上，只能创造新的资产者。这种不是通过占有的化学特性（用我的话来说），而是通过人事变动所形成的新的占有关系，只有通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小撮人的一种恐怖政治才能维持。我是根据统计数字和我对东部诸省的农村居民的精确了解这样估计的。”只要少数人能给多数人提供一种利益，至少提供一种信念，这才是可能的。“我再提一下我过去说过的话；人民缺少神，我们缺少我们可以为它光荣地死去的东西。”从布赫尔的这封信可以看出，拉萨尔一定向他暗示了他后来的宣传活动的一般计划；布赫尔关于停留在旧社会基础上的政治—法律措施的话，基本上包括了他后来正确地反对拉萨尔的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的论点。 拉萨尔随即写了一封回信，坚决反对“他真正的社会纲领是由那些琐事构成的”这一误解。据说，那些小问题，只是他临时而且在对于经济没有任何比较深刻的了解的情况下仓促写出来并且特别强调的。人们不用置身于社会基础之上，只要从法制基础出发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又可以明显地看到，拉萨尔的思想意识在实际的行动上立即开始风化。他在这里清楚地说明，从法制基础出发解决不了当代的社会问题，这一点他在写《既得权利体系》时还不了解。布赫尔关于“占有的化学特性”的“十分确切的话”为他可靠地证明，他们彼此是会谅解的。布赫尔正确地深入最内在的起源，即社会纲领，对这个起源来说，一切政治问题只是结论和结果。“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者说来，我对您所作的观察只能是一种同情的观察，它的作用是，而且也只能是证实我是正确的，每个比较认真思考的人都以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自发地奔向我本人也只从那里吸取明确和解决、安心和确信的源泉。”布赫尔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只需要讨论科学批判的问题。 拉萨尔一面摆脱法律意识，一面还被哲学意识纠缠着。他说，马志尼关于神的神秘言论只是说明，他从未把什么东西看做是一种新的世界原则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也就是要挑明这种东西有力量由自己内部建立一个新社会，把政治形式作为它的结果并且建立一个新伦理学的基础。这样，拉萨尔就说明了他后来的工人纲领的基本思想。只有一个同时又是伦理原则的原则才能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世界状态，成为像科学一样的现实中的普遍性。“假如1793年的山岳党人今天，而且恰恰是为了今天从坟墓里爬起来，那么他们只是在自己的想像中是革命者。”人的思想很有力量发展成为这种整体。 拉萨尔在这封信里要求同布赫尔作第二次会谈，后来这次会谈也举行了。2月9日，拉萨尔写信给吕斯托夫说，在这历时八小时的第二次谈话中，他被迫阐明和领会经济学的“整体”，布赫尔承认自己被说服了，被战胜了。拉萨尔死后，布赫尔本人在呈给他当时的上司俾斯麦的一个报告中硬说，拉萨尔在那次谈话中没有说服他。因为布赫尔在这个报告中谈到他从前同拉萨尔的交往时，一定要显示自己，所以不能认为他是矢口否认。相反地，他的叙述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公正的，他说在他们之间有许多接近点，但也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对立；拉萨尔作为形而上学者和黑格尔主义者经常由普遍走向个别，由抽象走向具体，而他，布赫尔具有比较现实的素质，对学派体系的了解不够，而且在英国待了十年，经常喜欢走相反的道路。在那次会谈中也是这样。“结果是我们对于社会的本质和历史进程的认识基本上一致；可是我们之间的旧冲突马上又以这样的形式出现了，他从历史中的思想发展出发，期待最近的变化不久（还在他有生之年）实现，而我根据我对阶级和集团的各个类型进行的观察，根据这一个人的天生的利己主义和另一个人的怠惰，认为可以看到物质对思想的长期反抗，因而认为要过几十年才能看到新的经济形式出现。”布赫尔补充说，拉萨尔并不是很容易就接受了他的反对意见的，尤其是莱辛的一句话对他发主了影响，按照莱辛的说法，在任何时代都有人能够正确地看到未来，只是不能等待这个未来；为此历史要用几百年的时间，这应该在历史存在的时刻成熟。但是，这样一来另一个热情的人物的影响占了优势，拉萨尔抱着时常向他的朋友表示的对胜利的希望，进行他的宣传活动。 这段叙述带有真实的特征，它同拉萨尔的叙述也很吻合。布赫尔“基本上”被战胜了；使他们两人分开的，与其说是信念的对立，还不如说是气质的对立。两个人也本能地感到这一点。拉萨尔在向吕斯托夫报告他的胜利时补充说，他想先看一看，布赫尔的转变是否持久，而布赫尔对拉萨尔对他的不同意见的反抗只能用另一个热情的人物的影响来解释。 大家知道，拉萨尔对布赫尔的坚定性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这一思想斗争就其实际影响而言，不值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特别加以讨论。可是从这个斗争可以深入地了解拉萨尔的工人鼓动的根源，因此它是很值得讨论的。这一斗争彻底粉碎了拉萨尔是由于功名心受到损伤，或者由于其他卑鄙的动机而对工人进行宣传活动的鬼话。相反地，它表明工人鼓动一开始就进行了充分的规划，它的成绩和缺点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是由一个深刻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产生的。拉萨尔决没有轻易接受布赫尔的反对意见，这是可以相信的。只要布赫尔这样一个城府很深的人能够对某一个人有所偏爱，那就是对拉萨尔。布赫尔本人也承认，他要进行多大的克制才能做出这样客观的判断，不顾自己所有的一切理由，憎恨这个旧的世界秩序。他的反对意见也不是从表面上得来的。布赫尔不仅对易北河东的农业无产阶级，而且也对大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它的内部规律的作用比拉萨尔有更多的了解。在经济上十分重要的1850年到1860年这十年，他不是在杜塞尔多夫和柏林，而是在伦敦和巴黎度过的。只要对布赫尔的反对意见再进行一次审查，就可看到这些意见十分接近可以对拉萨尔的宣传活动进行客观的历史批判的论点。 虽然如此，布赫尔还是大错而特错了。他说，拉萨尔由于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或其他人的影响，对他的反对意见充耳不闻。拉萨尔的听觉比他好得多。只是不可遏止地奔腾而来的未来的响声较大，使他听不见现在的警告的声音罢了。拉萨尔的唯心主义的特殊的长处和特殊的弱点，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他同布赫尔的这一争论中表现得这样明显，后来他同齐格勒和洛贝尔图斯也进行了类似的争论。他的朋友们的“现实的素质”对他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拉萨尔比他们看得更尖锐、更深和更远。他说，尽管如此，形势已经成熟，人的手可以作有力的推动，使形势向前进展了。因此他不是一个幻想家，而是一个用可靠的眼光把握事物最内在核心的天才。一个完整的人同组成他的千百个细节始终有些不同，无论他在细节上犯多少错误，他仍然可以有自己这一方面的历史权利。 三 拉萨尔和进步党拉萨尔就这样开始了他的现实的政策。他从1862年春天到1863年春天所进行的战役是他的一切战役中最重要的和最有成果的，同时也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艺术上最圆满的和最合乎人情的战役，是革命战略的一个真正的杰作。这个战役是循序渐进的：开始用活泼的轻骑兵小战，然后以不可抗拒的逻辑的密集队伍进迫，运用经过冷静考虑的战术，但始终处在原则高度上，最后用铜锤敲开了大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将通过这个大门胜利地走进德国历史。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一样，拉萨尔在1862年同资产阶级运动的极端派发生联系。尽管他在新纪元时期，从自由主义那里得到痛苦的经验，但他仍然坚持在五十年代支配他的观点：只要还有一线希望，资产阶级能够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能够推翻封建专制的反动派，就不攻击它，削弱它，而是加强它，推动它。由于国王的顽固不化，进步党几乎得到全国支持，无论如何得到人民中政治上最开展的部分——除了工人阶级中觉醒的阶层以外，也有资产阶级的坚强和能干的分子——的支持。拉萨尔虽然没有任何幻想，但是他决没有忽视这一点。推动进步党前进是值得一试的，即使这种尝试毫无希望，也必须试一试。在进步党还没有在全体人民面前清楚地表明，它不能而且也不想完成给它提出的历史任务以前，对它不管不顾是不合道理的。 拉萨尔剑下的第一个牺牲者是由《边境使者》转到《柏林总汇报》的朱利安·施米特。新纪元的国务活动家的这个机关报对进步党怀着很大的敌意。它完全用半官方雇佣文人的态度指摘进步党关于预算中列出项目的提案是对财政大臣帕托夫的“怀疑”，它说帕托夫“在他的行政工作方面是一位行家，而且也是立宪自由的先锋战士，这是举国皆知的”。拉萨尔对“格拉博夫分子”朱利安·施米特的应有的打击同这一点有关，而不是像人们错误地认为的，同资产阶级反对派有关。在资产阶级反对派开始认真对待议会批准预算的权利的时候给它添麻烦，这同拉萨尔的意图是完全不合的。他在惩罚朱利安·施米特的同时，也就惩罚了一个因为进步党真正保卫人民权利而向它进攻的可耻的争吵者。 当然拉萨尔并不因此想做进步党的打手。他在很有份量的前言中说明了，他献给正直的朱利安的排字工古典旁注[3]要想达到什么目的。他想反对使德国资产阶级趋于堕落的精神上的无知和没有内容和行动的夸夸其谈。他拿朱利安·施米特当做这种文学和政治上的腐败的典型，而不讳言被召的只有一个，被选上的却有许多，而且也不隐瞒可爱的公众对于混乱状态负有责任。从这一点来说，拉萨尔的小册子也针对着，而且首先针对着进步党。但是这是符合它本身的利益的，在整个著作中没有一个字可以妨碍它对王室进行的斗争。拉萨尔谴责了哥达派的文学和政治的发言人，哥达派过去不对王室进行斗争，而现在却给进步党制造障碍。消灭自由主义的这个派别只能对王室有害，对资产阶级反对派有利。 拉萨尔驳斥朱利安·施米特的著作有资格进入德国文献的古典抨击性文章之列，虽然它，还不如说因为它（正如阿尔伯特·朗格在它出版以后不久所说），除了许多千真万确的东西以外，也有许多牵强附会的和不合理的东西。莱辛驳斥克洛茨和克洛茨分子的文章，歌德和席勒的警句，普拉顿和海涅的讽刺文也是这样。如果人们不想把斗争逐出文学和政治——逐出斗争就是扼杀一切文学生活和政治生活——，那么人们就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即战争就是战争。的确，这些斗争越正当，它们就必然在某种意义上越不公平。它们的正义性随着它们为了事业而对人进行斗争的程度而增长，但是它们越是把人只看做事情，它们就越侵犯人的私人权利。 人们可以十分尊重批判性的研究，这一研究事后证明，克洛茨和施米特并不完全是像莱辛和拉萨尔所描述的那样的坏蛋。这是一件正义的义务，莱辛和拉萨尔对此也不会表示异议。但是这并不证明他们是不对的。他们反对腐朽的东西，坏的东西，因为它腐朽，因为它坏，所以有理由不管它在后世的审判席前能否为自己找到这种或那种可以宽恕的情况。拉萨尔在这一方面甚至比他的有名的先驱者更为宽容。他公开说，朱利安·施米特的政论活动是普遍分解过程的产物。他对被他拖上法庭的被判处死刑的罪人表示了没落家族的国王应该享受的尊敬，他的排字工古典旁注的形式一开始就排除了这种假定，即他想按照字面来解释他对他的牺牲者的一切高傲的嘲弄。从事情的实质来看，他进行了一次正义的好的斗争，一切真正的科学工作者为了这一斗争都感激他。今天，谁要想了解朱利安·施米特的文学史怎样阴险和没有根据地嘲弄我们的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还应该感谢他。 布赫尔对拉萨尔的这一著作还给予了一些帮助，后来拉萨尔却独自前进，他发表了两个使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了解政治局势的演说。他在四个自由派的市区联合会中陆续发表的关于宪法问题的演说对进步党当时提出的号召拯救宪法的竞选口号作了必要的说明。 拉萨尔研究宪法的本质并且说明正如每个身体都有其体质一样，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宪法。因为每个国家必然存在某些实际力量对比，而这些实际的力量对比始终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宪法。拉萨尔十分明确地指出，一个掌握军队和大炮的国王，一个对宫廷和国王有影响的贵族，大工业和大商业，银行和交易所，在某种限度内还有一般意识，在极特殊情况下甚至人民群众都是宪法的组成部分。这些实际的宪法永远存在而且必然永远存在。近代所特有的，不是实际宪法而是成文宪法，或者是一张字纸。 对于成文宪法的要求是怎样产生的呢？显然只是由于在出现这种要求的国家里，实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实际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变化的社会，根本没有制定新宪法的需要。在近代，这种需要产生于其力量超过了王室和贵族力量的资产阶级的巨大发展。资产阶级不愿再做任人随意统治的群众。相反地，它想自己进行统治，并把王侯作为自己意志的工具。为了自己的统治，它想把国家的一切制度和管理原则确定和总括在一个文件内。可是它的事实上较大的力量没有组织起来，所以它不能同国王由于掌握军队和大炮而拥有的、虽然较小但已经组织起来的力量抗衡。只是在国王违背民族的意志和利益，继续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资产阶级决定用它没有组织的优势力量同有组织的力量对抗的时候，才发生了1848年3月18日的事件。 在这一天，国家的旧宪法被粉碎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制定一个新的宪法。那么应该干什么呢？柏林议会应该制定有利于资产者，改变国内的实际力量对比、把军队和大炮的有组织的力量变成自己的权力的实际宪法。然后它就可以在三天内制定成文宪法。它没有这样做，却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当它为了掌握军队，终于通过施泰因的提案，战战兢兢地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整个资产阶级和半个国家叫嚷说，不要干这种蠢事，不要非难内阁，而要不惜一切代价制定宪法！因此王室用它没有被摧毁的权力手段解散了议会。 王室方面对宪法的实质有较深的了解。当它取得胜利以后，它决不是想制定一个反动的宪法。相反地，它自发地颁布了一个相当自由主义的成文宪法。它的第一个实际措施却是解散市民自卫团，即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失败者的武装，是胜利者的大事，如果他不愿随时都会重新发生斗争的话。”只要胜利的王室手里掌握着实际力量，只要它知道实际的宪法将以重力法则中的必然性一步一步地对成文宪法取得胜利，它就乐意颁布一个自由主义的成文宪法。事实上也是这样。“任何一面在战事中用过百次的旗帜，也不会像我们的宪法这样破烂，有这样多的窟窿。”虽然如此，仍然十分害怕地集合在这面破旗的周围，这就等于发出一种悲鸣，等于承认在成文宪法中始终还有某种同实际的力量对比相矛盾的东西。 在成文宪法符合实际力量对比的情况下，一个党决不会紧紧抓住宪法，发出特别的喊杀声。每个人都自动地离开这种宪法三步远。可是，在实际力量对比同成文宪法存在矛盾的情况下，成文宪法——上帝和喊叫都不能帮助它——就不可挽回地消失了。它要么被向右修改，以适应已经组织起来的力量的实际力量对比，要么被向左修改，这样，没有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就再次证明，它比军队和大炮的有组织的力量强大。但是不管怎么样，成文宪法总是消失了。 拉萨尔把他的看法总括了一下；“宪法问题本来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权力问题。一个国家的实际宪法只存在于一个国家的实际力量对比之中。如果成文宪法是社会上的实际力量对比的精确表现，它才有价值，也才能持久。”他补充说，适用于有组织的权力手段中最有决定性的和最重要的手段——军队的东西，当然同样适用于司法官吏和行政官吏等等的组织。关于这一点，他一句话不说，他的听众也会知道军事改革是由于何种需要产生的。 他在结束这个报告时说：“先生们，王侯们有实际的仆人，不是空谈家，而是像你们所希望的实际的仆人。” 这个十分尖锐地刺中局势的有病神经的报告，对于它的对象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巨大影响，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但也更加清楚地证明了当时的混乱。拉萨尔在市区联合会所做的报告受到普遍的欢迎，为了对演讲人表示特殊的尊敬，在他讲话时，人们遵照他的愿望停止吸烟。此外，善良的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拉萨尔端给他们的是同他们所习惯的普通套语完全不同的东西。进步党的领袖当然不是用这样粗糙的方式所能欺骗的。拉萨尔的意图很难瞒过他们。但是当时他们已经掌握了在可能的情况下使他们不欢迎的人无声无臭的巧妙手段，只要他们的小绵羊没有捣乱，他们也就没有理由同拉萨尔争论。拉萨尔的演说在王室的“实际的仆人”那里，比在这些“空谈家”这里受到更大的主意。《十字报》声称，拉萨尔这个过去很有名的革命的犹太人以正确的本能打中了问题的要害，他还没有说出他所知道的和他所想的一切。这是希望王室尽快地，尽量不可挽回地同资产阶级决裂的容克地主的话。政府本身的态度比较谨慎一些。陆军大臣罗恩和半官方的《星报》责备拉萨尔的破坏意图。 如果说，拉萨尔在这个报告里警告资产阶级：别再干使你们1848年的活动归于失败的那些蠢事，那么1862年4月12日，他在奥腊尼恩布克郊区手工业工人协会对这个市区的机器制造工人所做的另一个报告中说：不要忘记，你们在一般的资产阶级的反对派中，代表着特殊利益。这个报告就是后来由拉萨尔定名的《工人纲领》。他想在这里面论述“现代历史时期同工人阶级的思想的特殊联系”。 为了解释他的题目，拉萨尔先谈了谈历史，谈了谈过去，如果了解正确，那么这里也同其他地方一样，过去说明现在的意义并且预先描出未来的轮廓。在中世纪，土地占有是主要原则，它植根于这个时代的农业经济状况，根植于它的生产状况。社会的力量、领地制度、公共权利、国家宪法、大地主的免税权和社会的歧视都以土地占有为基础，这种社会歧视是针对农业劳动以外的其他一切劳动的。 然后拉萨尔进一步指出，工业和资产阶级生产的进步、日益发展的分工的进步、由此产生的资本财富怎样使中世纪的社会组织瓦解。这段历史叙述基本上是以《共产党宣言》为根据，不过它不是抄袭，而是独立思考出来的。工业的不声不响、不知不觉地进行着的变革抑制了土地占有的势力。在法国爆发革命以前很久，革命就已经存在于社会内部。“先生们！所有的革命都是这样。人们决不能制造革命。人们只能对已经在社会的实际关系中出现的革命给予外部法律上的承认并坚决地进行这个革命。要想制造革命，是对历史规律毫无所知的、不成熟的人的愚蠢行为。正因为如此，要想压制已经在社会内部进行的革命，并想否定它的合法性，或者要想指责一个这样的社会或参加这一助产工作的个人是革命的，也同样是不成熟的、幼稚的。如果革命存在于社会之中，存在于社会的实际关系之中，那么它就必然要出头露面并且载入法令汇编。”摧毁了中世纪的行会组织，为自由竞争做好准备的纺纱机就是活生生的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第三等级取得了同他的实际力量相适应的合法地位。起初它认为自己就是全体人民，它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情况真是这样吗？还是这个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内部还有一个它又想正式推开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的第四等级呢？拉萨尔对资产阶级这个概念做了如下的说明，市民阶级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和今天都是由两个下层阶级组成的，一个阶级完全或者主要靠自己的劳动得到收入，在这方面完全得不到，或者只得到少数资本的支持，另一个阶级占有大量市民阶级财产，即大量的资本，在这个大资本的基础上生产或得到利息。这种大市民本身还不是资产者[4]。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为生活的安乐感到高兴，这是最简单、最自然、最合情理的。只有当大市民不满足于大量财产的实际上的安乐而想把这一事实变成政治统治的合法条件，大市民就变成了资产者。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法国革命取得统治权的第三等级当然把自己看做资产阶级，它把人民置于自己的特权政治统治之下。在中世纪，贵族把土地占有变成一切社会机构的支配原则，而资产阶级则把资本变成这种原则。 拉萨尔通过许多类似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利用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把纳税额从而把资本占有变成一个尺度，用它来规定被选进议院的权利以及个人参加国家政权的份额。它利用虽不是由它发明，但却由它发展成为一种空前的体系的间接税，给大资本创造了大地主在中世纪享有的免税权。这时，拉萨尔指出了下述做法的特殊矛盾和特殊的正义性，那就是把整个国家财政的需要都加在间接税上，即放在贫穷人民的身上，并把直接税变成选举权和政治统治权的标准和条件，在普鲁士一亿另八百万的整个国家开支中，直接税只占一千二百万这个很小的数字。拉萨尔说，遗憾的是，他的听众经常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体会到，没有资产阶级财产的人（不管他们在哪里以及怎样努力劳动）受到怎样的社会歧视。而且在许多方面，资产阶级还超过了封建贵族，它通过保证金和印花税把成年人的国民教育（这种国民教育在中世纪由教士进行，在近代由报纸进行），变成了资本占有的特权。 但是这个历史时期的气数也尽了，虽然从外表上还不大看得出来。“1848年2月24日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曙光。这一天在法国爆发了革命。在法国的巨大的国内战斗中，自由的胜负意味着全人类的胜负。这次革命把一个工人送进了临时政府，它宣布国家的目的就是改善劳动阶级的生活，它提出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使每个二十一岁以上的公民，不论其财产状况如何一律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共同决定国家意志和国家目的。”如果说1789年的革命是第三等级的革命，那么1789年还藏在第三等级内部，好像同它是一个东西的第四等级现在就想把它的原则提高为社会的支配原则，使这个原则贯穿一切社会机构。拉萨尔完全根据《共产党宣言》的精神说，社会上的这个最后的最低的等级，被剥夺了继承权的等级．不再提出而且也提不出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专门条件，在这个第四等级的内部不再含有新特权的萌芽，因此它同全人类就是一回事。事实上它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它的自由就是人类本身的自由，它的统治就是一切人的统治。谁把工人等级的思想称做社会的支配原则，他就不会发出分裂社会各阶级的叫声，而发出调和、联合和友爱的叫声，这个叫声自第一次从人民心里发出以后，就永远不失为真正人民的呼声，从它的内容来看，即使它作为人民的战斗口号呜响时，它还是一种爱的呼声。 拉萨尔根据以下三点，把工人等级的原则看做是社会的支配原则：关于实现这个原则的正式手段，关于它的道德内容，关于它内在的国家目的的政治见解。 实现这个原则的正式手段是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它不是防止一时错误的魔法杖，而是长期自动地消除它一时误用所能造成的过失的唯一工具。它是自己把自己刺开的伤口医好的投枪。长期下去，在实行普遍、直接的选举时，被选举的集团必然是选民的逼真的肖像。 工人等级的原则一旦进行统治，它的道德内容必然引起史无前例的道德、文化和科学的繁荣。很久以来，各族人民的发展，即历史的呼吸趋向日益废除保证上层等级占有作为上层和统治等级的地位的特权。因此上层等级的每个不能断然用远大的眼光完全超脱和无视个人存在的成员希望继续保持特权和个人利益，这种愿望一开始就使他在原则上同人民的发展，同教育和科学的传播，同文化的进步，同历史生活的一切呼吸和胜利处于敌对的地位。这种对立招致上层等级的严重的、必然的不道德行为。下层阶级却不一样。虽然在它们之中还有很大成分的自私心，而且比应该有的要多得多，但是在有这种自私心的地方，它只是个别人的缺点而不是阶级的不可避免的错误。一种十分平常的本能告诉下层阶级的成员，如果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只管自己，都只想到自己，他就不能大大改善自己的处境。但是，只要社会的下层阶级致力于自己的阶级命运的改善，它们的个人利益按其方向来说就同全体人民的发展，同思想的胜利，同历史的生活原则即自由的发展完全一致。“它们是幸运的，因为构成它们的真正个人利益的东西同历史的脉搏，同道德发展的推动的生活原则相一致。”所以工人们能够以个人的热情献身于历史发展，而且可以肯定，这里所说的这种热情越炽烈，他们的道德水平就越高。 第四等级的国家观同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的差别同这一点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无非是保证每个人能够不受阻碍地自己发挥自己的力量。假如我们大家都一样强壮，一样伶俐，一样受过教育，一样有钱，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观念看做是充分的、合乎道德的。可是我们不是这样，也不可能是这样，所以这种思想是不充分的，结果就必然导致严重的不道德行为。因为它使较强的、较伶俐的、较富的人剥削较弱的人，把手伸到他的口袋里。相反地，工人等级的道德观念是，不受阻碍地、自由地发挥个人的力量还不够，还应该在一个合理组织起来的公共团体中增加利益的一致性，发展中的共同性和相互性，”同这个差别相适应，资产阶级这样来理解国家目的，即国家应该专门保护个人的自由和他的财产。这是一种更夫思想，“说它是更夫思想，是因为它只能把国家本身想像为一个其职能只是防止盗窃的更夫”。如果资产阶级愿意下断语，那么它必须承认，一旦盗贼绝迹，国家也就完全是多余的了。 第四等级对国家目的的看法却完全不同，而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历史就是同自然的斗争，是同困苦、无知、贫穷、无权以及人类在历史初期所遭遇的各种不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不断地战胜这种无权状况就是历史所表现的自由的发展。如果我们各自为己、各自为战地进行，或者想这样进行这个斗争，那么我们在斗争中就一步也没有前进，而且将来也不会向前迈进。国家的职能就是完成这种自由的发展，完成人类向自由的这种发展。国家是个人在一个合乎道德的整体中的统一，这种统一把集中在这个团体中的所有个人的力量增加了几百万倍，把他们所有的人作为个人可以随意支配的力量增加了几百万倍。”工人等级通过它的成员作为个人所处的困苦境遇有了深刻的感受，它认识到国家的任务是，而且必然是通过一切人的联合帮助个人达到他作为个人不能达到的发展。“一个被置于工人阶级的思想统治之下的国家，不会像所有国家至今已经做过的那样被事态的性质和环境的强制不自觉地，甚至有时勉强地推动，而是以高度的明确性和完全的自觉，把国家的伦理性质变成自己的任务。它将随心所欲地、十分彻底地完成至今只是在最狭小的范围内零散地从相反的意志那里夺来的东西，因此，它也必然会促成精神的跃进，幸福、教养、健康和自由的总的发展，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甚至过去最受赞扬的状况也相形见绌。” 拉萨尔把他这样阐明的一系列思想称为工人等级的思想，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有义务采取一种崭新的态度。“这种任务的世界历史性的崇高荣誉必然对你们的全部思想提出要求。被压迫者的不道德行为，没有头脑的人的懒散的消遣，甚至没有地位的人的无害的轻率行为对你们都不再适合。你们是岩石，现代的教堂就要盖在这块岩石上。”拉萨尔用壮丽的词句表达了这种思想，哪怕只有两三个听众身上燃起这种思想的烈火，他就认为是一项丰富的报酬了。他警告工人不要由于丧失勇气，由于怀疑而不再努力。在科学的高峰上比在下面日常生活的混乱状态中更早地看到新的一天的曙光。每一天的自然景象中的一小时，在世界历史的日出的壮丽得多的景象中是十年或二十年。 拉萨尔在这个报告中，比在论宪法问题的报告中更多地表露出他的特点。材料的安排十分明确，逻辑推论谨严，语言动人，对无产阶级的深厚同情使报告明确而具有热情，它既没有蛊惑者的冷静的考虑，也没有感情用事的人的伤感的激情，并且明确认识到无产阶级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必须解决的任务。这一切使得《工人纲领》按自己的方式成为一部伟大的杰作，正如《共产党宣言》按自己的方式是一部伟大杰作一样。可以说，拉萨尔的《工人纲领》是反映德国状况的《共产党宣言》。 由此也说明，它比《共产党宣言》片面，但是在这种片面性中，也有它的优点。拉萨尔忽略了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忽略了在二月革命前很久就使普选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的宪章运动，他忽略了英国的资产阶级的典型。可是由于拉萨尔把他的观察限制在法国和德国的发展上，他的叙述虽然或多或少片面，但是决不是不真实的。拉萨尔对事物的看法确实同他写的一样，所以没有主观上的不真实性，他自己的教育过程和发展过程充分说明，为什么他对英国的发展总不如对法国和德国的发展关心。因为拉萨尔的观点在所及范围内都是正确的，它所及的范围很远，足以使德国工人明了，对他们来说现在和将来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所以这个纲领在客观上也不是不真实的。在现实情况下，《共产党宣言》对德国无产阶级群众必然是一本难懂的书。按他们当时的理解程度来说，它至多只在德国工人阶级必然要走的历史道路上投下暗淡的光辉。相反地，拉萨尔的《工人纲领》虽然只给德国工人阶级指出这条道路的最初几站，但指得却十分明确。 拉萨尔在《工人纲领》中阐述的是资产阶级历史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阶段。他只是在他自己认为很不重要的报纸保证金和报纸印花税这个问题上弄错了。报纸保证金和报纸印花税基本上是充当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一般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反对。他据以考察资产阶级统治的那些极重要的特征肯定是适当的。英国资产阶级在争取改革法案的斗争中，法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的革命中十分顽固地维护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不论过去和现在，选举权的任何扩大，都被这个阶级看做是动摇它的统治，因此必须从它手里夺来。在普鲁士，封建专制的反革命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也不顾它的书面抗议制定了三级选举制，可是在拉萨尔发表《工人纲领》的时候，资产阶级早已认识到自己的暂时错误，并且通过更加热爱有财产限制的选举而弥补了这个错误。今天，德国资产阶级对已有的普选权怎样敌视以及怎样顽固地防止它进入至今还不存在选举权的地区，是人所共知的。 间接税的情况与此相似。拉萨尔说，资产阶绝没有发明这种税，但却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体系，他所说的也就是马克思在反驳蒲鲁东的论著中已经说过的话：“消费税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5]历史事实完全证实了这种见解。有人反驳拉萨尔说，恰恰在普鲁士，“资产阶级”不负在十七世纪开征间接税的责任，这种反对意见只有当它说在十七世纪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时候，才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在1667年的勃兰登堡邦议会上，各城市违反骑士阶级的意志，决定征收消费税，它们说消费税“既符合上帝的意旨也符合自然”。城市的代表请求他们可爱的国君，倾听城市和乡村中成千上万人民要求减轻负担的呼声，在国内普遍征收消费税以代替当时的直接税，军税。反对拉萨尔的那个意见看起来越确切，它就越对拉萨尔有利。十七世纪的勃兰登堡城市越是今天的资产阶级的微弱的开端，它们对消费税的热烈要求就越证明间接税在资产阶级历史时期的特性中扎的根是多么深。 当然，正如拉萨尔后来所说，在间接税方面，只涉及“一种丰富的、镶嵌式的材料”。争取在其开征期间尤其也在背后处处损害贵族的封建捐税免纳权的直接税的斗争，既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进行，也在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进行。王侯和容克不久就对间接税发生了特殊的兴趣，而当它加强国库力量和封建力量，对资产阶级不利的时候，当它提高了土地税，减低了资本利润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激烈反对它。在这一斗争中，资产阶级经济学收集了一大批武器来反对间接税，这并不妨碍资产阶级的实践以专门或主要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形式，通过消费税把国家开支转嫁到劳动阶级身上。在拉萨尔的《工人纲领》论述这些事物的伟大历史联系中，毫无疑问间接税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体系，成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此外，考察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是《工人纲领》的一个优点。拉萨尔的意识形态在这里只好像是一张很薄的皮，通过它人们到处可以看到生命的鲜血在流动。他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中导出封建的“原则”，实际上，把“工人等级的思想”解释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甚至关于国家的论述，人们也只能从形式上而不能从内容上加以攻击。拉萨尔在写给布赫尔的信中，把建立一个新的团体——不是一个新的国家——称做原则的一个要求，在《工人纲领》中，拉萨尔不是根据国家的变革而是根据社会的变革来研究历史的运动。面对着当时支配舆论的曼彻斯特学派的关于国家的更夫思想，很有必要强调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解放需要国家。在这一点上，拉萨尔同《共产党宣言》完全一致，虽然他没有补充说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将使国家化为社会主义社会。他没有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那是因为《工人纲领》的任务是首先启发衰减的或者根本还没有觉醒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没有必要推测拉萨尔不同意《共产党宣言》的那个结论，或者故意不提它。他十分强调，国家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下才能完成它的文明使命，而它至今只是不自觉地，在环境的强制下或者往往违背领导人的意志或多或少地完成这个使命。这就证明拉萨尔努力防止关于国家概念的任何导致错误的观点。 拉萨尔的这个报告似乎也没有立即产生巨大的效果。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竞选上。1862年参加选举的盛况在实行三级选举制时期是空前绝后的。听拉萨尔的报告的机器制造工人是进步党的最忠实的拥护者，而这个报告的目的决不是要他们在这次竞选中背离进步党，因此他们更容易忽视演讲人的更深刻的意义。报告的唯一实际要点，即对普遍、直接的选举权的要求，对他们来说大概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当时柏林有一个国民选举协会，由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阿道夫·施特雷克富斯领导，在进步党内部为选举主张恢复普选权的候选人进行宣传鼓动。对进步党的领袖来说，这可能就是他们尽量不使人注意拉萨尔的异端的原因。他们决心赶紧解决普选权的问题，但却十分谨慎地不让这个崇高的企图过分公开地表露出来，而采取闪烁其词，绕弯子的十分狡猾的策略。在这种催眠方法的影响下，施特雷克富斯领导的宣传工作不久也就停顿了。 政府对拉萨尔的报告的意义了解得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深刻。同年6月，这个报告初版以后，国家检察官谢林立即下令加以没收，并雷厉风行地办理，在拉萨尔的住所里进行了既多余又非法的搜查。甚至对于一个普鲁士国家检察官来说，利用普鲁士刑法常有的富有弹性的法律条文，查禁严格科学性的学术论文，也是一道难题，所以拉萨尔后来的估计是很有道理的，他认为他被选做替罪羊，政府要想牺性他来同资产阶级和解。当时的首相海特一定很嫌恶拉萨尔的《工人纲领》，看来他想通过对拉萨尔进行法律迫害，向资产阶级担保，只要资产阶级同意政府进行军事改革，政府就为它约束工人。没收拉萨尔的报告是一种权术性的救国行为，起先没有对他起诉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在普鲁士司法界是十分罕见的，通常普鲁士的法官们在政治案件中总是尽力用迅速行动来弥补他们所缺乏的正确性。 这时进步党在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拉萨尔必须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等待资产阶级反对派表明它能否完成自己的任务。在这些日子里，他考虑了重新研究理论的可能性。他想写一本题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纲要的经济学著作。5月17日为了庆祝费希特诞生一百周年，他又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代表哲学协会发表了庆贺演说。在这个协会里，许多人主张学识是有特权的。当时它正对文化大臣米勒的不体面的选举阴谋感到十分愤慨，看来它想用选拉萨尔为致祝词人来表示抗议。无论如何，这一选择证明资产阶级集团对于拉萨尔至今的宣传活动还没有严重不满，关于费希特的演说和前不久在瓦列斯罗德的《民主研究》上发表的论莱辛的文章，标志着拉萨尔作为大众演说家和作家所达到的唯心主义的最后界限。可是两个著作之间存在着一个差别，那就是论费希特的演说按照它的任务必须在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大地上活动，致贺词的人要想穿着费希特的服装，带着他的色彩，而论莱辛的文章则有些苦苦拘泥于按照一个十分平庸的现实主义模型裁剪的唯心主义结构。在论莱辛的文章里，拉萨尔似乎受到普鲁士民主派的不确当的特性的传染，这在他的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而论费希特的演说表明他确实登上了古典哲学的高峰。同时这篇演说也是他向古典哲学的告别词。 1862年7月，拉萨尔到伦敦旅行，为自己的计划努力争取马克思。可是他们没有能够取得谅解，此后他们的通信也就中断，虽然他们并没有真正决裂。后来，马克思把他同拉萨尔的分歧总括了一下：拉萨尔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太深了。他选择了一个小小的出发点，他把国家援助当做自己的宣传活动的中心，同舒尔采—德里奇这样一个侏儒所宣传的自助相对立。这样，他就只是重新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了反对真正的工人运动而提出的口号。拉萨尔把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同要求国家对协会援助联系起来。他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条件是不同的。他也忘记了波拿巴主义对普选权的教训。他否认同以前的工人运动有任何自然的联系。他犯了蒲鲁东的错误，他不是在实际的阶级运动中寻找自己的宣传活动的真实基础，而是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因此他的宣传活动就带有宗派性质。[6] 这些反对意见的重要性，拉萨尔是不会认识不到的。可是这些意见没有说服他，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压力太大。那么现在还剩下一个问题，就是谁对德国的这些条件了解得比较正确，是马克思，还是像在1859年欧洲危机时期那样，是拉萨尔？这个问题又汇合成另一个问题，即普鲁士资产阶级怎样同王室和容克阶级进行斗争。 四 资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1862年秋天，拉萨尔回到柏林的时候，普鲁士的宪法纠纷达到了顶点。10月13日，政府结束了邦议会的会议。事先，众议院根据宪法第九十九条宣布，政府规定一项已被众议院的决议明确地、最终地否决了的经费，那就是违反宪法。贵族院否决了众议院建议的预算（它有权这样做），而通过了政府所提出的预算（这是公然违反宪法）。政府终于宣布，众议院根据宪法第九十九条得出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修改宪法的议院已经明确拒绝按照现在众议院所喜欢的精神解释这个条文。更确切些说，在讨论宪法时，明显地留下了一个问题，即如果任何预算案都得不到三个立法因素的一致同意，那么怎么办。因为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出现，所以政府无论如何必须维持现存的国家机构，也就必须确定被众议院否定的、用于事实上已经进行的军事改革的经费。 这时，俾斯麦毫不隐讳，他对这场纠纷一点也不感到高兴。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清楚地知道，钱包的钥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全国都反对他，在他认为真正重要的问题上，连王室和容克也不支持他。他按照他的容克本性，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大胆行动。当时他也像后来任何时候一样不了解，由于这些挑战行为，他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他想克服的阻力。他也立即施展了他的波拿巴式的伎俩，同时向资产阶级摆出一副笑脸一副苦脸。这时人们终于对拉萨尔的《工人纲领》进行毫无意义的控诉了，说他公然煽动没有产业的阶级仇恨和蔑视有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中有些可疑人物散布普鲁士王国政府对工人阶级友好的奇谈怪论。可是俾斯麦并不隐讳，他宁可今天而不愿明天同资产阶级和好。他“抱怨”必须“掌管没有在宪法中奠定基础的国家经济”的状况。他不遗余力地同他称之为立宪制的灵魂的进步党求得妥协。他认为事实上宪法并不限制三个立法因素确定预算的权利。这三个立法因素依赖相互间的让步。只有当一个部分由于“偏狭的专制主义”拒绝任何和解时，掌握权力的部分才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前进，因为国家生活是一刻也不能停止不前的。 不管俾斯麦的立场遭到怎样的反对，可是他也有一件功劳，就是把争论的问题看做是一个现实的权力问题，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不管人们怎样为资产阶级反对派辩护，可是它总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把争论的问题看做是一个形式的法律问题，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进步党仍然为宪法大叫大嚷，好像宪法是一件受到空前的阴谋加害的圣物。它把普鲁士宪法描绘为一个还没有受官僚和容克凌辱的纯洁的处女，这种虚构需要一种比玛利亚无垢受胎的教条更坚强的信仰。同时在反对政府的资产阶级中产生了一种认为俾斯麦的妥协论不无可爱之处的倾向。这种倾向在资产阶级的议会前卫中，比在它的经济—政治势力集团，民族联盟和国民经济会议中弱一些。显然，在冲突尖锐化以后，就不能再通过妥协攫取一部分政权，但是关于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俾斯麦是会充分考虑的，这总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是很重要的，而对资产阶级中的一大部分人来说，这就是一切。 这时，拉萨尔用他关于宪法问题的第二个报告：怎么办？来澄清这种混乱状态。他第一次在1862年11月，后来又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陆续在柏林的许多市区协会做了这个报告。他可以有根据地说，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他第一个关于宪法问题的报告的理论是正确的，宪法纠纷表现为一个实际的权力问题。现在必须从正确的理论中得出保证人民胜利的正确手段，事实的确是这样。 首先必须正确地提出问题。如果有人问，怎样才能维护确定的普鲁士宪法，这就是错误地提出问题。对这个问题不能作答，就像对通电流能否使一个尸体复活这个问题不能作答一样。维护有着无数后门的普鲁士宪法对人民没有什么好处。宪法纠纷提出的正确问题还不如说是：怎样能使人民的绝对权利，即批准预算的权利发生效力？甚至这个宪法也承认这个权利，不管什么时候，在将来的所有宪法中也应该包括这个权利。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拉萨尔首先指出不能选择哪种手段，不管这些手段表面上怎样可取。他说，许多人考虑到拒绝纳税。但是这个手段只适用于已经掌握实际权力，已经坐在要塞里的人民，如英国人民，而对只有一个成文宪法，刚想占领要塞即实际权力手段的人民是完全不起作用的。1848年的柏林议会由于在这方面缺乏明确的理论，而归于灭亡。在刚想夺取实际的权力手段的人民中，拒绝纳税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是有意义的，那就是它被用来发动一个普遍的起义，这在当时的条件下自然是办不到的。假如1848年，柏林议会继续坚决行动，发动全民起义，起义当然就会胜利，当时的拒绝纳税也就是聪明的举动。可是大家知道，由于翁鲁所发明的消极抵抗，这件事没有能够实现，这是一个痛苦的回忆。 如果这个手段不适用，那么议院仍然有一个不可抗拒的胜利手段，就是它说出真实情况，换句话说，就是摧毁假立宪，没有这种假立宪，专制政权就不能维持较长的时期。专制政权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的社会势力远远超过自己。它也清楚地知道，它不能坐在刺刀尖上过日子。不管它的态度怎样粗暴，它也决不满意同社会力量对比存在明显矛盾的不可靠的存在。因此，它需要假立宪尽量长期地延续自己的寿命。 拉萨尔用下面一段话来说明假立宪的本质：“专制政权颁布了一个宪法，在这个宪法里，它把人民及其代表的权利降低到极小的、没有任何实际保证的程度，通过这个宪法，它一开始就剥夺了人民代表对它采取独立地位的可能性和欲望。议员使人民反对政府的意志发挥作用的任何企图，专制政权都用议会制度这个名词加以谴责，就好像任何真正的立宪政权的实质不是确实存在于议会制度中，而且仅仅存在于议会制度中似的。一旦人民代议机关决定进行一个独立的、同政府的意志不符的表决，专制政权就在骨子里把这一表决看做是好像没有这回事，但始终不肯放弃立宪制形式的外部装饰。”不难看出，拉萨尔是根据普鲁士的情况对假立宪制作这番符合实际的叙述的。 假立宪不是人民的成就，相反地，是专制政权的成就，它大大延长了专制政权的寿命。专制政权用它不加隐蔽的旧形式不能长期经受同整个社会状态处于明显的、公认的对立的紧张状态。他用立宪制形式的空虚外表掩盖这种对立，使这种对立缓和、减弱、无声无臭。面对这种谎言及其权力，唯一有效的绝对的手段就是揭发这种谎言，强迫政府放弃掩盖物，在公众面前露出专制政府的本来面目。因此，根据政府继续动用被议院否决了的军事改革的经费这一情况，议院在开会以后应该立即决定，无限期地延长它的会期，也就是延长到政府证明被否决的经费已不再使用为止。 这样，政府就被打败了。如果它解散议院，新选出的议员也会提出同一口号，新议院会立即发表同一声明。长期没有议会，政府不能进行统治。看一看欧洲，就知道除去俄国以外（俄国的社会状况同其他国家确实大不相同），所有国家都实行立宪制。甚至波拿巴和哈布斯堡专制政权也不能缺少假立宪制。难道恰恰是有着强大的资产阶级的普鲁士可以没有立宪形式而存在吗？这是决不可能的。政府同本国人民存在公开的、持久的矛盾，不在任何纠纷中被其他政府高傲地、令人难以忍受地踩几脚，它就不能执行外交政策。拉萨尔否认这是一种不爱国的议论。同自然科学家一样，政治活动家也应该考察一切情况，考虑一切实际力量。如果不是自古以来各政府之间的妒嫉和对立就是一个强迫它们在国内求进步的有效手段，世界还会处在什么样的野蛮状态，这是几乎完全不能想像的。而且德国人的生存也不具有这样不可靠的性质，以致他们政府的一次失败也包含着民族生存的真正危险。在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中，个别政府，如萨克森政府、巴伐利亚政府、普鲁士政府可能瓦解，但是德意志人民将会像一只长生鸟那样由灰复生。 同样，由于国内的假立宪制遭到破坏，政府也就瘫痪无力了。拉萨尔谈到赋税负担的急剧增长，然后作出结论说，一个必须制定这样一个预算的政府，一个经常把手伸到每个人口袋里的政府，也就必须至少造成得到每个人同意的假象。他把说出事情真相叫做最有力的政治手段，正如费希特已经证明的那样，老拿破仑利用这种手段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切伟大的政治行动都在于说出事情真相并由此开始。一切政治上的浅薄都表现在隐瞒和掩盖事情真相。与此相联系，拉萨尔严厉批评了新纪元时期的盲目信任，在这些日子里，政府企图以实行立宪制欺骗“人民党的领袖”，但只是欺骗了人民，给假立宪制开辟了道路，最后提出了军事方面的要求。 但是，拉萨尔就这样结束了过去的和平这个偏向。只是在现在的艰苦斗争中，必须更热心、更严格地注意不再让欺骗的政策夺去人民的权利！选民应当通过不断的宣传活动强迫议员采取这唯一可以胜利的策略。议院利用继续开会这个办法不能制服政府。如果议院的第一次无疑合乎宪法的否决被践踏了，那么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四次否决也就不可能有较好的命运。政府和人民将会只习惯于把议院的不受欢迎的决议看做是没有公布的。更坏的恐恐怕就是妥协。根据事态的发展，立宪的基本问题首先是：政府已经被迫停止使用议院所否决的经费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妥协不是一种和解，而是完全放弃公共权利。 拉萨尔最后说，他的手段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没有坏处的。如果它不起作用，那么议院的延长会期就更不起作用，只会使政府能继续扮演假立宪的喜剧，使人民的思想发生混乱，并且像任何以谎言为基础的统治制度一样，破坏人民的道德。但是这个手段也是没有危险性的。要使用它，只需要明智和毅力，决不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于罢工的议员，国家检察官和法庭都没有办法。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放弃重要的官职。也许政府有一些时候仍然顽固，可是这对人民大有好处。如果后来政府不得不让步，它在人民的威严面前就更加恭顺，它就更加承认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是超过它的力量。“先生们！那时就没有调和的幻想了。现在你们积累了充分的经验，可以看到旧专制制度是什么东西。然后就不会同旧专制制度进行新的妥协，而是使它屈服！” 大家知道，拉萨尔建议的策略没有经过实际试验，所以对于这种策略议论纷纭。它所引起的反对意见，差不多有十分之九是由于批评者没有正确理解拉萨尔的思想所致。特别有才气的是最常提出的反驳：虽然发生了宪法纠纷，可是俾斯麦仍然胜利地进行了对丹麦和奥地利的战争。如果拉萨尔事先已经指出，同他的建议恰恰相反的策略不会削弱政府的力量，而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当然他就遭到了出色的反驳。这些批评家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俾斯麦在他全线胜利以后，在1866年7月3日整编好的军队摧毁了奥地利—萨克森的军队，普鲁士的选民打垮了议会的反对派以后，他不顾容克的强烈反对，提出追认没有预算的政府的问题，并且特别通过对外交政策的考虑来说明他的愿望。另一种反对意见的才气也不很小，这种意见认为．即使众议院根据拉萨尔的意见行事，政府还掌握着一个装备很好的机器，可以通过解散、竞选以及各种行政压力终于使反对派屈服，经常保持假立宪的形式。拉萨尔在自己的报告中的许多地方已经强调指出，政府利用这些手段还可以使自己的投降推迟一些时候，同时拉萨尔也正确地把这种情况看做是一个好机会。他所主张的只是像当时的进步党那样说大话的，的确也得到全国支持的反对派不应该“屈服”。如果进步党人不是像拉萨尔所认为的那样严肃认真的人，那么就更坏了！于是就更有必要建立一个工人党。四十年来工人党就指出，一个真正的反对党能够经受同当时俾斯麦用来对付进步党的微不足道的诡计大不相同的东西，而不“屈服”。 不管人们如何公正地无视这些目光短浅的反对意见，但是还有一个对拉萨尔当时的策略的评论值得考虑，这个评论的正确或错误使人对拉萨尔同进步党之间的关系有迥然不同的理解。社会主义方面有人说，如果尽快地引起一次革命，拉萨尔的行动就是正确的，同时拉萨尔也就被确定为一个革命者。但是，如果进步党从它还不想或者根本不想进行革命的立场出发，拒绝拉萨尔的建议，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进步党不对。在直接的后备军中没有革命，自愿放弃议会讲坛并不比有名的消极抵抗更有意义。因为拉萨尔从相同的推论出发，反对拒绝纳税的临时计划，所以他在自己的建议里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隐意。还不如说，他的真正看法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发生革命。他同进步党之间在这一点上，也同在拒绝纳税问题上一样没有意见分歧。过了一些时候，当约翰·雅科比提到这种想法时，进步党最有威望的领袖瓦尔德克完全根据拉萨尔的精神宣称，为了能够有效地拒绝纳税，人们必须有像约翰·汉普敦当时的机构，尤其是要有在法庭上反对强制征税的可能性。 拉萨尔的建议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可能性的基础上。它是完全适合资产阶级的内在本质的。拉萨尔是善于从历史中学习的少有的人中的一个。他的要求并不高于四十年代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能够以差强人意的成就和态度做到的事情。要求特维斯腾和瓦尔德克在六十年代有利得多的条件下做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在四十年代做过的事情，这并非过分。把拉萨尔的策略用一句明确而通俗的话总括起来，他不过是要求资产阶级堵塞专制政权的财源，使它就范。自古以来，原形毕露的普鲁士专制主义在欧洲的货币市场上的信用小得可怜。两三年以后，恩格斯写道：“这些先生们”——指欧洲的金融巨头——，“只贴现有三个签名的支票，如果除了政府以外只有贵族院没有众议院签字，或者只有一个做摆设的众议院，他们就把这看做是使用空头支票，不做这笔生意。”[7]这正是拉萨尔的建议的真正核心，资产阶级按照拉萨尔所提的办法，可以十分可靠地逼迫专制政权投降。 即使没有这种可靠性，拉萨尔说他的计划还是比相反的策略符合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利益，这也是对的。关于这一点，最好是从反面来证明。拉萨尔所预言的议院延长会期的不良后果字字应验了。众议院妄想通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否决打垮政府对第一次否决的反抗，这就使得议会批准预算的权利完全成为幻想。像拉萨尔所预言的那样，人们习惯于把议院的不受欢迎的决议看做是没有公布的。亨·伯·奥本海姆——从1848年起他就是卢格的追随者，宪法纠纷时期他是进步党．承认是它可谓“科学的”机关刊物的《德国年鉴》的主编——关于这一点写道：“讨论预算不久就成为一项空洞的、几乎可笑的工作，因为政府在军事费用以外的其他方面也不考虑第二议院的否决（比如在秘密基金方面），贵族院当然否决了修改的预算案，公然违反宪法，恢复了政府的提案。这种情况甚至对于会议的严肃性也有不良影响。国家生活的最现实的职能被贬低为一种空洞的示威。人们从这一点出发，越走越远，以为自己是在执行议会的职能，比如人们毫不犹豫地不断向受到鄙视的大臣递交请愿书，请他了解、考虑甚至解决他们的疾苦，向大臣说明自己的愿望和希求。”《德国年鉴》不过是说，议院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受到不体面的和可笑的咒骂”，因为它利用一种“天真的形式主义”，利用“作为法律假定的、在有次序的议会活动中的坚持”，“摆脱”一种存在的内在矛盾，人们对于这些矛盾的基本条件不断发生剧烈争论；但是不久事实证明，拉萨尔由于这种“天真的形式主义”（他虽然比较不客气，但比较正确地称它为实际情况的“歪曲”），有理由担心民族精神的混乱和民族道德的堕落。 还不到一年功夫，资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态度比较严肃，思想比较深刻的人就对进步党的行为感到愤慨，进步党在它软弱无力的抗议和决议中表现为一个能够像折断草茎似的折断普鲁士刺刀的巨人。不仅是像布赫尔、雅科比、洛贝尔图斯、齐格勒这些对1848年事件有些了解的政治活动家相当强烈地反对进步党的政策，而且较年轻的人物也是这样，比如阿尔伯特·朗格不久就看到，进步党在冲突的真正要点面前，在同王室的斗争面前吓得后退，再比如亨利希·冯·特赖奇克在进步党议员的狮皮下面发现了性情最温和的正直人，这些人明天可能成立一个社会拯救委员会，可是后天他们就会以贤人的平静心情过隐退生活，缴纳捐税并在猎兵面前脱帽。还不到两年，进步党的比较激进的报纸，如《莱茵报》和《柏林改革报》一本正经地宣称：“现在我们对于庄严的抗议已经厌倦了。发表演说和做决议在全德国连一片枯叶也动不了”，甚至最流行的自由主义的报纸，如《爱北斐特报》和《布勒斯劳报》也嘲笑“通常，当他们橐橐地走上可爱的讲台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的空谈家”。对进步党进行批判的决不是拉萨尔一个人，他十分尖锐地看穿了欺骗行为，他只做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所要求的事情，同时使工人阶级不再追随这个有趣的资产阶级政党。其他批评家做必要的事情不是迟缓就是拖延（如雅科比和朗格）, 或者终于陷入进步党的泥淖里（如齐格勒），或者投靠至少准备送给他们一小块统一的俾斯麦（如布赫尔、洛贝尔图斯和特赖奇克）。 拉萨尔的建议很明确，至少可以使柏林的选民，甚至进步党的议会党团大吃一惊。这一次不能再缄默不言了。1月10日，《人民报》对拉萨尔进行了攻击，虽然没有指名，可是它那毫无事实根据的攻击更为可恶，同时显然是害怕这一回有人听拉萨尔的话。1863年1月13日，邦议会开会的时候，东普鲁士议员马丁尼真地把拉萨尔的建议作为提案在进步党党团中提出来，至少有一个时期，意见似乎是不一致的。下述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改革报》和《福斯报》于1月13日和16日刊登了拉萨尔对《人民报》的攻击的尖锐反驳，并且以对拉萨尔颇有好感的精神报道了1月16日由于《工人纲领》而对拉萨尔提起的轰动一时的控诉。可是后来进步党议会党团除了马丁尼一人以外，其他人一致否决了他的提案，马丁尼在发表了一个相当有根据的声明以后放弃了自己的议席。1月27日，施韦林伯爵公开曲解俾斯麦的发言，在众议院声称，在普鲁士哪一次都是法律胜过权力，而不是权力胜过法律，这时进步党用无休止的欢呼来欢迎在伯爵嘴里三倍没有意义的长篇发言，这一欢呼，暴露出它准备大踏步地走向毁灭的心愿。 促使进步党否决拉萨尔建议的原因很多，但是大体上可以总括为三个方面。首先是议会迷这种病症全力反抗。拉萨尔知道他在跟谁打交道，他在自己的建议中对进步党议员说，在实行他的策略时，不必有性命之忧，这种策略要求他们作出的唯一牺牲——暂时放弃官职，并不怎么困难。可是对充斥于进步党之中的真正的庸人来说，官职就是一切，他们决不让“拉萨尔先生”碰一碰这个宝贝。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得到头发理得很好的被进步党报纸称为“民主派的盔上羽毛”的瓦尔德克的有力支持。瓦尔德克自从1849年被控叛国以后，成了对于拉萨尔的建议最感兴趣的比较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集团的最有名望的人物。可是正是这场官司使普鲁士王国民主主义者瓦尔德克受到了永远不会完全痊愈的创伤，起初他还怀疑进步党政策的正确性，可是这个创伤的剧烈疼痛很快打消了他的怀疑。如果说瓦尔德克在1848年就把议会议席变成了大祭司的职位，那么现在他就以妒嫉、怀疑的心情保护党团，反对一切外来影响，比如他相反地要求，议员在议院以外不要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瓦尔德克比任何人都坚决地声称：“我们继续讨论而不考虑后果，我们让上帝和人民来决定后果。”先同人民一刀两断，然后又把人民尊为对人民代表的一切愚蠢行为应该负责的最高裁决者，毫无疑问这是议会迷的顶峰。可是瓦尔德克到底是个老实人，后来他克制了高傲自负甚至痛心地承认，进步党把“拉萨尔先生”看做一个愚蠢的青年，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使进步党对拉萨尔的建议充耳不闻的第二个，也是比较深刻的原因是它的妥协性。它把“从贝克尔到施韦林”的一切反对派分子都团结在一个“密集的方阵”之内，这是它引以自豪的一件事。只可惜，从前的共产主义者贝克尔和顽固的君主主义者施韦林在上面并肩前进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拉萨尔说得对，他的策略虽然不要求特殊的勇气，但却要求毅力和明智，而进步党丝毫也没有这两种特性。正如阿尔伯特·朗格所说，进步党的著名的“团结”在于，它的优秀分子互相拆台。进步党的报纸狡猾地声称，拉萨尔宣传无所作为，而进步党的大人物则想采取实际行动。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丝毫也不能改变下述事实，即进步党这个混杂的组织不可能采取拉萨尔要求它采取的实际行动，而它永远也不停止的演说才是无所作为。为了使整个集团始终不致背离自己的旗帜，进步党在每个紧要关头都降下这面旗帜，它“不屈不挠地”离开正路越来越远，在泥沼里越陷越深。进步党的领袖们说，他们能够做出最英勇的行动，但是人民还不够“成熟”，不能对这种英勇行为作出正确估价。在他们仓皇退却的情况下，这种说法听来就更加可笑了。 进步党反对拉萨尔的第三个，也是最深刻的原因（虽然它懂得一点也不强调这个原因）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横亘于四十年代的资产阶级同六十年代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开端。从资产阶级立场来看，拉萨尔的建议是不可攻击的，他提出普鲁士宪法问题并论及它的根源，他不仅要求归还资产阶级被夺去的权利，也要求归还无产阶级被夺去的权利。可是进步党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把封建专制反革命诈取去的工人的权利归还工人。正是由于这些权利被人巧取豪夺，因此工人仍然喜欢普鲁士宪法。拉萨尔在谈到这面“残破旗帜”时所用的轻蔑方式，他的公开声明——同专制主义的跳舞必须从头再跳一回——使所有资产者的心中充满不可克服的厌恶。 对拉萨尔进行真正猛烈反击的是翁鲁。1862年12月22日，即拉萨尔发表他的演说的同时，翁鲁率领一个代表团向柏林进步党议员递交了一份有四万人签名的感谢信。翁鲁说：“但愿敌人们不想忘记或隐讳，我们现在的选举法是1849年5月制定的，也就是在1848年的国民议会被解散的时候制定的！1849年1月由普选权产生的第二议院在同年4月就被解散了。当时反动派取得了普遍的胜利。选举法不是由议院的决议产生的，而是解散上述两个人民代议机关的曼托伊费尔内阁根据国王的命令颁布的。三分之二的选举人由纳税最多的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选出，而这两个等级总共只占总选民人数的十分之一。由富豪构成的这个少数派对选举起决定作用。如果由这种选举产生的众议院不仅得到有产阶级，而且也得到不太富裕的人们，甚至也得到居民中靠双手劳动的人们的支持，那么这就充分证明在全体人民中产生了一种罕有的一致。”扯得真远，说得真好。人们也许应该期待翁鲁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无产阶级这样勇敢地维护资产阶级的被取消的批准预算权，那么资产阶级也应该同样勇敢地维护无产阶级的被取消的选举权。可是事与愿违！因为当时瓦盖纳和其他反动分子为了吓唬资产阶级而玩弄普选权思想，所以翁鲁继续说：“根据宣过誓的宪法第一百十五条的明确内容，1849年6月30日的选举法令——就是翁鲁本人认为非法的，根据三级选举制颁布的法令——成了宪法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对于以命令形式公布的选举法的任何修改不可否认都是违反宪法。我们不能认为政府在完全安静的、严格遵守法令的人民面前，会建议采取对普鲁士的法律意识和权力地位有这样严重后果的步骤，我们深信，国王陛下不会接受这种建议。”狡猾的政客和坚决的反对派领袖翁鲁在这里成了一个神秘主义者，同他的疯狂的幻想相比，整个反动的浪漫主义都黯然失色了。“国王陛下”的誓言颠倒了是非。普选权是正当的，它被三级选举制不合理地取消了。但是，因为“国王陛下”把不正当的三级选举说成是正当的，所以正当的普选权就不得不将就成为不正当的权利。假如翁鲁的演说不是全文登载在当时进步党的报纸上，透过几十年的灰尘还闪耀着听演说的议员流出的感动之泪的潮湿的光泽，人们就可能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恶毒的讽刺家对进步党当时的政策进行的一种讽刺。可是实际上它并不是什么讽刺，还不如说它是从资产阶级内心发出的叫喊。它同时指出，即使进步党是一个原则明确的、没有被议会迷这种病症感染的政党，也不会接受拉萨尔的建议。资产阶级只打算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把宪法纠纷进行到适合它单方面的阶级利益的程度，一步也不肯多走。它宁愿同“国王陛下”妥协，也不愿分给工人一份他们所期望的胜利果实。“用双手劳动”的阶级应该为有产阶级火中取栗，然后再走开，就像履行了义务的黑奴那样。 拉萨尔一直到最后一刻还为资产阶级把门开着。他在1月16日的辩护发言中还说：“我们资产阶级和工人都是人民的成员，在反对我们的压迫者方面是完全一致的。”进步党却不是这样。当它作出决定以后，它就力图利用“拉萨尔同俾斯麦志同道合，他要求先权力后法律”这个既恶毒又幼稚的谣言，破坏选民对拉萨尔的建议产生的好感。拉萨尔企图反驳这种不光采的中伤，可是这时《柏林改革报》和《福斯报》也不肯登载他的文章了。“封住嘴巴，禁止发言，压迫一切不合进步党心意的人”——正如拉萨尔沉痛而又真实地所说，现在资产阶级及其机关报的策略又变成这样了。拉萨尔设法把那些报纸拒绝发表的抗议印成了独立的传单出版，传单的标题是：权力和法律。对他来说，要证明历史研究不是伦理学论文是很容易的。他说明，先权力后法律，以及为什么是这样，可是当他列举事实的时候，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同这个证明毫不相干的问题，根据他的主观意识应该是这样的，他在应该先法律后权力这一点上，例外地同施韦林伯爵和《人民报》意见一致，但是只有老民主派有权利谈论法律，因为老民主派从没有同权力妥协过。施韦林伯爵、翁鲁先生、《人民报》没有这种权利，因为他们参与或者粉饰或者事后认可一系列的破坏法律的行为。他们牺牲法律，希望在这场买卖中得到一点权力，但是除了受践踏以外，从权力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这是理所当然的。 任何叛卖政策都使自己的主谋者承担最严重的后果，这一次也不例外。如果进步党不愿把宪法纠纷当做一个历史的权力问题，而愿意当做一个形式的法律问题来处理，那么它就必须回到1848年4月的法案上去。这些法案只是资产阶级的法，是为了从无产阶级手里夺取三月革命的成果而拼凑起来的。马克思在1849年就从革命立场出发反对过它们，拉萨尔后来也只是为了说明进步党的不彻底性才提到它们的。但是从进步党的立场来看，它们是形式的法律，而且仅仅是这种东西。因为随着它而来的解散柏林议会、钦定宪法和三级选举制都是违反宪法的行为，这些行为不可能由于由三级选举产生的议院事后认可它们，而成为形式的法律。从形式的法律观点来看，普鲁士宪法（正如拉萨尔后来再三说过的那样）连一天也没有合法地存在过。 但是进步党不愿回到4月6日和4月8日的法案上去，虽然这些法案最确凿无疑地承认人民代议机关有批准预算的权利。因为这些法案也承认普遍的，虽然是间接的选举权，它们也承认无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进步党根本不想触及反革命对工人阶级施加的不正当的暴力行为。它的不幸是，当它为了欺骗无产阶级企图紧紧依靠法制基础的时候，它自己失去了脚下的可爱的法制基础。在普鲁士宪法里，从它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从它经过修改宪法的议院讨论，并得到国王承认的情况来看，确实存在那个“缺口”，俾斯麦用它来偿付宪法纠纷的理论费用。如果普鲁士宪法的精神和文字起决定作用，那么众议院的批准预算的权利就是可疑的，正如根据1848年4月6日的法案这种权利是不可侵犯的那样。修改宪法的议院曾经明确拒绝按照这个法案的精神解释宪法第九十九条。它们故意使这个问题成为悬案，因为三个立法因素不能对预算法案取得一致意见，就必然发生这种情况。俾斯麦根据普鲁士宪法有理由说，他的没有预算的政府虽然不符合宪法，但也不违背宪法。资产阶级企图用来欺骗无产阶级的“法”就是给专制政权的纯利。 于是普鲁士的，在历史上也可以说德国的资产阶级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退出了政治舞台。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它又避免同国王和容克进行决战。尽管它企图用这种豪言壮语使自己看不见它的政策的结果，可是这些结果并不因此而不一一显露出来。自从四十年代以来，德国资产阶级就放弃了争取政权的斗争。它满足于以无耻的自私辩护本阶级的物质利益，也许从国王和容克手里窃取或骗取一点点政治统治权。如果资产阶级之中的一个人能够钻进内阁，他就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做国王的最忠实的臣仆，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甚至做容克阶级的最忠实的臣仆，比如从米凯尔的光辉范例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毫无疑问米凯尔还是德国资产阶级中政治上最明达的人物之一。 这种发展对拉萨尔肯定不是一种失望。因此他的政策也是正确的。只要能同资产阶级合作一天，他就坚定不移地执行这种政策。只有当资产阶级经常表现出不能同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进行清算的时候，当它因为想同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一起压迫工人阶级而不想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的时候，工人阶级才有理由采取独立的政策。事实本身在拉萨尔的政策上打上了印章。在资产阶级扯去了掩盖自己的内在本质的最后面纱的同时，工人阶级中发出了头几次呼声，宣告工人阶级准备而且能够履行本阶级的历史权利和历史义务。 在德国资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放弃了人民的权利的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拿起人民的权利，宣布了自己对政权的要求。 [1] 北欧神话中司命运的三女神之一。——译者 [2] 身体接合着的双胞胎，1811年生于暹罗，故名。——译者 [3] 原文是Setzerscholien，根据梅林写的注，应指《文学史家朱利安·施米特先生》一书。——译者 [4] 大市民，德文是der Großbürger；资产者，德文是der Bourgeois。——译者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9页。 [6] 梅林此处指卡尔·马克思于1868年10月13日致约·巴·施韦泽的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8页。——译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批判的其他重要总结载：卡尔·马克思1865年2月23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同上书第175—180页）；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以及恩格斯论哥达纲领的信）；恩格斯1891年2月23日致考茨基的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6—479页），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中有许多地方谈到这个问题，比如1862年8月7日的信，1865年2月13日的信等等（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原编者 [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党》，载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第2卷第8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