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新的进军

一维登宫的检阅

　　《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它的试刊上就记载了党在萨克森邦议会选举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拉萨尔鼓动的发生史充分说明，为什么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首先集中于根据普选法进行的选举，即帝国议会选举。但是，随着党的成长壮大，党也在不妨碍一切原则考虑的情况下，怀着只要可能就夺取新的行动和斗争场所的不可摧毁的欲望，开始参加各邦邦议会和地方自治机关的纳税限额选举。这种欲望只有在不可能取得任何独立的成就的场合（如在普鲁士邦议会选举中）才受到抑制。在德国中小各邦，有时形势比较有利，这种形势常常得到利用，并且往往取得胜利，在萨克森王国也是如此。萨克森的市区代表中，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为了更换第二议院中的三分之一的议员，萨克森邦议会每二年选举一次，参加这一选举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渐渐增多，1877年，格里米乔人就把弗赖塔克律师作为第一个社会民主党议员送进了萨克森邦议会。无论如何，在反社会党人法公布以前，对参加纳税限额选举不太重视；可是，1879年9月10日，当萨克森邦议会进行改选，特别是在1878年帝国议会选举时党遭到失败的莱比锡郊区、开姆尼茨、茨维考等地区进行改选时，萨克森党员决定考验一下自己的力量。

　　社会民主党的帝国议会选举人，大约有三分之二由于纳税额限制而不能参加邦议会选举，虽然如此，李卜克内西和普特利希律师仍然分别在莱比锡郊区西半部和茨维考当选。就是在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落选的地区，所得的票数也比较多，尤其是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唯一可能存在的单线联系的秘密组织，显示出优越性。选举前三天，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还完全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意图。事实上，它们也预感到这是一场奇袭，警察当局接到了立即镇压社会民主党的一切选举运动的最严格的命今，为了先表示一下它的爱国的英勇气概，它查封了德累斯顿、开姆尼茨和格劳豪的三家报纸，这三家报纸林丝毫也没有违犯过反社会党人法。但是奇袭完全成功了。这年秋天，一个星期目的清晨，几百个党员从选举运动的各个中心四散开来，同一天傍晚，每个选举人都拿到了社会民主党竞选宣言和选票。只有在警官济普德腊特像一个土耳其总督一样进行统治的开姆尼茨，有二十个人（其中有帝国议会议员瓦尔特希和维麦尔）在折叠竞选宣言和选票时受到袭击，被用一根绳子捆成一束雪茄那样，带到警察局去。由于连表面上的犯罪事实也不存在，他们立即又被释放了，只有侯选人瓦尔特希被拘留到选举结束为止；由于这一非法行动，开姆尼茨“法律和秩序”的胜利也就得到了保障。

　　李卜克内西和普特利希在进入萨克森邦议会时进行的忠诚宣誓，虽然只是一种实洞的仪式，但在党内也引起一些骚动。且不谈莫斯特的恶毒攻击，就连卡尔·希尔施也因此而同哈森克莱维尔进行尖锐的斗争。不过这一争论很快就停止了。有产阶级使国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实现，依存于背诵一些浮夸的词句，劳动阶级一刻也不能因此而受到迷惑；莫斯特本人在参加萨克森国家同盟时，也做了完全相同的忠诚宣誓。一件悲惨事件很快而且也很彻底地表明，工人阶级在萨克森邦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是多么有利。11月27日，李卜克内西刚在德累斯顿邦议院里有力地谴责了对萨克森矿工的危害公共安宁的剥削，12月2日，茨维考布里肯贝克矿井的一次可怕的爆炸就夺去了八十九个人的生命，这完全是剥削工人的资本的过失，虽然通风设备发生了故障，它仍然不肯停止采煤几个小时。在这个惊人的灾难的影响下，一周以后社会民主党在马格德堡的一次帝国议会补选中取得很大成就。它的候选人菲勒克在初选中得了四千七百二十一票，在复选中得了七千三百十二票。随后，在埃斯林根的市区选举中，选出的七个参议员里有五个社会民主党员，在格劳豪-梅朗内和曼海姆的市区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普法尔茨小城兰布莱希特，一贫如洗的织工再一次占领了市议会。当然他们不得不再度退却，因为被选入市议会的十五个工人，受到他们的剥削者立即解雇的威胁；可是，既然社会和国家的拯救者的“胜利”比失败更为可耻，那么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荣誉可言！

　　这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开始了它的澄清思想和集合队伍的活动。瑞士党员赫尔特尔为编辑部和出版社作画，赫希柏格以一贯的牺牲精神给起初只能亏本的报纸提供了财政保证。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从一开始就是全党的机关报，而它也应该是这样。同德国党的紧密联系，使它没有遭到变成流亡者报刊的危险。第一年，该报还存在理论上的某种不确实性；可是当党内还存在这种情况时，该报就已经不再存在这种情况了；起初，斗争的不可避免的必要性，把一切理论推到次要地位。报纸的语言是严肃而庄重的，在必须正确地指出可耻行为的特点时，肯定说了一些不客气的话，但却毫无庸俗的嘲骂。

　　人们指责《社会民主党人报》一开始就为为党效劳的伪誓辩护，这种指责完全是捏造。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党员易卜生由于所谓的伪誓罪被陪审员宣告有罪，法院判他三年惩役，理由是他用虚假的证词庇护一个由于散布违禁出版物而被告的朋友。我们所以说“由于所谓的伪誓”，是因为易卜生被判刑是完全无辜的。撇开这一点不谈，《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哈森克莱维尔写的一篇论文中也没有一个字表示同意伪誓（假如有人做了伪誓的话）；这篇文章只是揭露当时盛行的良心压迫，迫使一个人要么出卖朋友，要么向法庭做伪誓，文章要求对在这种冲突中摔了跤、违犯了法律的人表示人类的同情：“在我们看来，这个人不是罪人，而是殉难者。”过去席勒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来写他的《失去名誉的罪人》的；由此就构成了对这种为党的利益而作的伪誓的辩护，这只证明说这种谎话的人的精神和道德上的堕落。

　　至少从表面现象上看，《社会民主党人报》做得不对的地方是，它不应把相当大的篇幅用在清除党内长出的杂草上。这是没有很大意义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劲风很快就把麸皮同麦粒分开，把哥达合并党代表大会后参加党的迅速胜利的行列的不稳定分子吹掉，甚至是大有好处的。有些久经考验的同志疲倦地扔掉了手中的武器，甚至当警察迫使他们二者择一——要么眼看着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遭到毁灭，要么成为背叛自己事业的叛徒一一的时候，他们却受了警察的诱惑，这件事是更为可叹的。但是这些情况也在许多不怕牺牲的忠实行为中消失了，敌人们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被开除出党者的名单的欢呼，只是证实党坚决在自己的队伍中保持铁的纪律。真正危险的却是莫斯特在混乱的第一年中赢得的影响。听伦敦的《自由》周报的话的，不都是最坏的、最落后的分子，也有勇敢倔强的人，他们受的压迫越厉害，他们就越听这个报纸的话。1879年11月，柏林又实行了小戒严，并且继续用于迫害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在那里，莫斯特争取到一部分信徒，在柏林的被逐者中，也产生了一种容易引起一切猜疑的激动情绪。因为警察禁止为被逐者募款，所以募款只得秘密进行，捐来的钱也只得秘密分配，由此产生了种种口舌和摩擦。莫斯特把这种募款叫做鄙俗的行为。自从由于党的机关报在国外出版而使他失去一切埋怨的严肃理由以来，他就完全走上了迷途，他警告工人不要参加选举，他颂扬赫德尔和诺比林的谋刺行为，他用不干不净的钱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革命的”党。打开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道路，往往是令人不愉快的、同许多琐碎的私人争执有联系的任务，但无论如何是一项必要的任务。

　　一般说来，《社会民主党人报》十分机智地胜任这项任务。尽管警察善于侦探，尽管在德国各地进行了千百次住宅搜查，尽管邮局检查信件，《社会民主党人报》仍然日益深入德国无产阶级之中，在这场小战中，同为被逐者募款结合在一起的组织的新线，编成一种织物，马格德堡的一个国家检察官早在1880年就抱怨过，也许能在个别孔眼上把这种编织物拆开，但是不能把它撕破。吃不饱饭和受轻视的无产阶级表现为现代生产力和交通力的真正主人，无产阶级利用这个武器能够不太费劲地战胜历史上早已过时的警察统治。任何事情都可以学习，寄送《社会民主党人报》或其他被禁止的著作，有时被中途截住，但是不久“红色战地邮局”就准确而及时地进行工作，在这个邮局面前，正式的国家邮局的被作了广告式的夸张的“智谋”可以心平气和地升起降旗。除去《社会民主党人报》

　　而外，散传单也是一件有效的鼓动手段；在禁令下达以前，传单通常已经散发过了。当德累斯顿警察局禁止倍倍尔对他的选民作口头报告时，他就利用一份传单做了这个报告，在一个星期日早晨七点到九点，七百人巧妙而迅速地散发了三万份传单，当警察赶到时，只抓到其中的几份。

　　工人们很快就对自己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有了信心，因而他们学会了像猫戏耗子那样，戏弄他们的迫害者。1880年2月，米尔豪曾的警察局督察卡尔滕巴赫想从一个苏黎世党员嘴里了解《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发送方式，这个党员假装同意，他把这位救国者和跟随他的警探赶到比利时边境，而这时一大批违禁印刷物却越过了瑞士边境，而且他还把警察给他的罪过钱交给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金库，账上记的是从“德意志帝国的尖鼻子和长耳朵”那里收到的。一个月后，兰道的税务局扣留了一大捆东西，这捆东西是从福腊耳堡的一个小地方送到法兰克尼亚的一个美茵河畔的小城的，据说是废纸，但是在这些废纸里藏着一包《社会民主党人报》。税务员为自己的收获感到骄傲，把报纸藏到地下室里，可是第二天早晨报纸却不翼而飞了，这包报纸又安然到达收件人手里。与此同时，在德国国内，马格德堡的警察也受到有趣的戏弄。一个爱国的书商在警察的同意下，用《社会民主党人的胜利或在德国建立共和国的理想，一个党的朋友的看法》这个诱人的题目，出版了一本红色封面的书。这本著作用激进的言辞开始，然后迫不及待地介绍服从警察的思想。可是很快就出现了另一本著作，外形同第一本完全一样，书名相同，引言也相同，但内容却是讽刺反社会党人法的。在有势力的警察当局的帮助下，这个著作销售了约二万五千份，两个月后，警察才发现自己帮了谁的忙。这时警察也没有了主意，是连自己的拙劣作品一起禁止呢，还是让私货同时流通呢？困难的窘境使警察的模糊的感觉变得敏锐起来，1880年5月9日，马格德堡的王国政府下令说，粉红封面的著作是警察许可的，浅红封面的著作是警察禁止的。也就是可以读德意志帝国公报，不可以读喜尔达地方的官报。

　　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因为这些有趣的玩笑而忽视了形势的严重性。警察当局通过有效地使用无限独裁的物质权力，来弥补自己道义上的一切失败，1880年春天，俾斯麦向帝国议会提出一个议案，要求把还有一年有效期的反社会党人法再延长五年。这个世俗人没有戒严已经不能进行统治了，而用加富尔的名言来说，有了戒严，任何蠢货都可以进行统治。

　　俾斯麦曾经断言，反社会党人法一定会取得美好成果，而事实表明这种成果是不存在的。据说由于社会民主党鼓动引起的困难状况，在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受到镇压以后，几乎比从前更不能忍受了。1879年和1880年之交，这种困难状况达到了顶点。根据资产阶级报纸报道，在德国许多地方，如施派札尔特、图林根、萨克森矿区、上西里西亚，甚至还有严重的饥荒。加之冬季奇寒，春天又闹水灾。可是，既然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并没有因此被摧毁，那么至今还信仰救星俾斯麦的贫苦人民就把眼睛睁得更大了。像他们这些被折磨得要死的人，加倍敏锐地感觉到财政关税和保护关税这两个新吸血鬼的厉害。实行保护关税不但没有使产业工人工资增加，在可能的情况下，工资反而降低了；由于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在这一方面，工人们也无力抵抗了！农村无产阶级受到了耕地警察法和森林警察法的启发，普鲁士富豪代表机关怀着不可遏止的利欲，通过这两个法令，吞下了穷人们从森林旁边的古老的公有地还能得到的越橘和松针。在这种情况下，像俾斯麦这样一个明白的政治家，除了实施戒严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在1880年春季会议上；要求帝国议会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并使明年满期的七年军事预算继续生效，同时增加平时兵员两万五千六百十五人。

　　军事议案被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多数派毫不踌躇地通过了。个别民族自由党人对军国主义的欲壑难填确实有些非议，可是毛奇的剑响了几下，他们很快就哑口无言了。俄土战争以后，三帝同盟受到一次不可挽救的打击；奥地利和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对立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不管俾斯麦在七十年代，尤其是在柏林会战上，多么热心地维护俄国的利益，沙皇仍然抱怨忠实的藩臣忘恩负义。欧洲列强的新组合使德国、奥地利、不久还有意大利，同俄法两国的同盟处于对立地位。现在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苦果成熟了。越来越多的军事要求最有力地证明社会民主党在色当战役所执行的政策的正确。政府断言，为了准备反对“两条战线”，反对法国和俄国，这些军事要求是必要的。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在它的宣言中所预言的正是这一点。倍倍尔从相同的立场出发批评军事提案，同时也不讳言，社会民主党也准备反对外国的侵略欲望，保护祖国的土地。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详细论证了受到莫斯特、但也受到个别忠实的党员攻击的观点。有国际思想的社会民主党并不是没有祖国的，祖国是处于外国统治之下，或者外因侵略者夺取了德国的一块土地，这对社会民主党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无产阶级为了能够大力进行解放斗争，也需要民族独立。这是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所运用的旧观点，在德国党的初期，拉萨尔和施韦泽也代表这种观点，只是在北德意志联邦的混乱年代中，才在某些地方变得模糊不清。

　　政府的反社会党人提案，无论是关于柏林实行小戒严的总结报告，还是要求把反社会党人法延长五年的法律草案，其内容无非是一些干巴巴的毫无意义的词藻。同下一个十年中提到帝国议会来的所有类似提案一样，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马考莱有一次把这个模子作为一切坏政府的逻辑，归纳成一条公式：“如果人民骚动不安，那么实行自由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人民安安静静，那么人民没有要求自由。”俾斯麦体系要么说：反社会党人法使无产阶级安定下来，因此这个法令必须延期，要么说：反社会党人法还没有使无产阶级安定下来，因此这个法令更需要延期。1880年以来，一切反社会党人提案的“论据”都在这两个天才的观点之间，像吃醉了酒似的左右摇摆。也许制定这些议案的枢密顾问在吃早酒时的确掷了一回骰子，要决定他们的词句应该适合哪一种类型，无论如何，这些文件同事态的具体发展没有任何联系。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机关报很快就声明，刊载这种东西是不值得的，一种历史著述更不可讨论这种问题。1878年，对反社会党人法的许多拥护者来说，这个问题还带有种种思想意识和道义上的成分，而到了1880年，这个问题早就成为一个仅仅根据实际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决定的、单纯的权力问题了。

　　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多数派准备延长这个法令的有效期。民族自由党人只提出了两个条件：不是延长五年，而只延长三年半，即到1884年9月30日为止，警察根据第二十八条拥有的放逐权，不应波及参加立法机关会议的该机关成员。政府同意了这两点；稍稍缩短期限，对政府没有什么关系，它以违犯禁令罪对弗里茨舍和哈赛尔曼的迫害，这时也已被法院驳回。全体民族自由党人中，只有拉斯克尔一个人绝对反对延期；当时拉斯克尔已经是一个垂死的人，他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罪恶，并企图赎回自己这一部分罪过，他老老实实地说，政府违背自己的诺言，粗暴地滥用委托它对付社会民主党的权力。他的党内同志用一句没有良心的话，来掩饰这令人不快的供状，他们说，除莠草的时候，难免要把好苗也一起拔掉。

　　在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中，教皇全权主义者现在已经安下心来，他们不会受到非常法的迫害了，他们也准备延长非常法的有效期，只是为了做出爱的假象，他们要求做一些“减轻”。文特霍尔斯特老人要求，小戒严只限在柏林一地实施，不要禁止为被逐者募款，选举集会不应受该法令限制以及其他等等。政府及其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多数派不接受这一要求：改邪归正的“帝国敌人”应当乖乖地接受一切考验；十四个教皇全权主义者也准备这样做。因为赞成法令的多数派已经充分得到了保证，所以进步党人就可以再一次充分享受自己的立场坚定的激烈言论了。

　　社会民主党议员中，瓦尔特希在一读时的发言很好，很有力量。敌人说，社会民主党仿效当时正处于全盛时期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恐怖，要想进行“暴力”革命，瓦尔特希反驳这种谰言说，在武器日趋完善，现代军国主义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使用街垒和类似手段的旧式革命，已经由于纯技术的原因而不可能进行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按其出身和目标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党派，因此也执行完全不同的策略。倍倍尔也对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表示了类似的态度。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利用修正案参加了二读，当然其目的只是，能有充分的时间发言，从各方面揭露可怕的警察统治。正如一个民族自由党发言人所说，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提案是这样写的，在接受这些提案时，只剩下蜗牛壳，而蜗牛已经不见了。哈赛尔曼在三读时发了言，总的说来并不拙劣，但却用了一些拙劣的挑衅言辞：他对他的一些同事否认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有任何共同之处表示遗憾，他承认有共同性，议会空谈的时代已成过去，行动的时代开始了。然后政府的提案以一百九十一票对九十四票通过。

　　哈赛尔曼为自己的革命宣言所选择的时机，没有比这一天更不利的了，这天，剥夺德国工人阶级权利的法令被延长了好几年。自从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以来，哈赛尔曼坚持他的反对派的、搞阴谋活动的立场，如果他不向工人的“长满老茧的手”献媚，就看不出他有什么原则。他作为《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精神领导人所获得的明显功绩，使他得到许多工人集团的爱戴，尤其是在他个人活动的地区，柏林和爱北斐特-巴门更是这样，但是他并没有组成哈赛尔曼派。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他的帝国议会同事们想了种种办法，吸引他为了党的利益毫无保留地参加工作，可是由于他多疑而拘谨，他们的努力没有效果。相反地，他却煽动党内出现的一切不和，议会党团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即与其进行这种秘密的中伤，还不如公开决裂。现在哈赛尔曼自己与党决裂，并自愿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死人，那就更好了。

　　他的顽固的分裂活动似乎使他的政治眼光变得完全模糊不清了；否则他从1880年上半年进行的一系列的补选中一定会看到，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是不打算用政治行动换取“行动的宣传”的。3月2日，奥艾尔在格劳豪-梅朗内以八千二百二十五票对七千二百八十八票当选，代替了因重病辞去议员职位的白拉克。这个选区当然是党的老地盘，但是恰恰当时在这个选区中经济困难十分严重，要克服这种困难的破坏影响，就需要吃不饱饭的织工具有崇高的精神力量。这些勇士中有许多人为了不失去选举权，而放弃了社会的一切救济金。4月15日，在柏林第二区进行的一次补选看来并不怎样顺利，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在这次选举中只得了约三千票，比发生谋刺案的那一年减少了一半。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柏林，每个社会民主党的选举人都有被立即驱逐出境的危险，那么这个结果也是十分光荣的了。一家保守党报纸甚至也用一个怀疑派的问题压抑了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关于小戒严的“降福”作用的欢呼声，这家报纸问道：“社会民主党毕竟还得了三千票，如果自由党或保守党处在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下，会得到多少票呢？”如果说这是一个小小的缺损的话，那么4月27日，哈尔特曼在汉堡第二区当选就出色地弥补了这个缺损，那里的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个社会民主党选举人在第一仗中就打败了六千四百五十一个进步党选举人和三千五百八十三个民族自由党选举人。这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新占领的第一个选区，当帝国议会正在讨论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问题时，忠诚的老汉堡提出了这个明确的抗议。胜利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不顾对一切竞选宣传的镇压，不顾逮捕选举委员会成员和扣押选举基金，不顾甚至没收要求选民检查选票的普通传单。只有一个阴影落到这个美好的胜利上；同一天，白拉克吐血而亡；同盖布一样，他还没有活到四十岁。

　　对党的内部状况来说，这次选举也有很大意义。哈赛尔曼在汉堡出版几种没有色彩的周报，既然他在别的地方开始他的“行动”，那么在汉堡也应该这样做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一点，甚至只敢片断地在自己的报纸上刊载自己的激烈言论，并且只用旧方式继续进行阴谋活动，但是，自从他不得不公开行动以来，他的中伤已经失其本身的毒素了。他的党羽完全消失了，这个大革命家成了普鲁士密探的没有主见的玩物。有一个叫诺伊曼的，据说是柏林的“社会革命家”，在往伦敦途中来见哈赛尔曼，哈赛尔曼交给这个假朋友一篇十分激烈的论文，托他带给《自由》周报。后来听说诺伊曼多半是个密探的时候（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密探），哈赛尔曼和他的帮手即曾经当过家庭教师的卡尔·施奈德认为，与其在德国工人中间丧失一切威信，不如赶快离开德国。他们的逃亡得到另一个密探即染工维希曼的鼓动和支持，维希曼是根据阿尔托那警察局局长恩格尔的指示行事的，因为恩格尔很怕哈赛尔曼，以致误用这位“行动的人”去侦查外国的无政府主义党。哈赛尔曼先到比利时，后到英国，最后到了美国，到处赞扬帮他逃走的人是一个忠诚的同志；维希曼成了《自由》周报的受到尊重的记者，从外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得到最机密的报告，他很快就把这些报告送给了恩格尔。柏林的两个被逐者即瓦工克尔纳和木工费恩从右边袭击党的背面的企图，也像哈赛尔曼的革命宣言那样得到悲惨的下场，他们刚刚倾心于“社会改革家”俾斯麦和施特克尔，就成了被处决了的人，他们不但不能组成亲帝国的工人改良党，甚至找一个第三者打一场亲帝国的工人改良的斯卡特牌^[1]也找不到。

　　5月，进行了同莫斯特取得协议的最后一次尝试。原定这时在菩登湖畔的罗尔夏赫举行一次秘密的党代表大会，莫斯特以代表的身份带着柏林和格里米乔的委托书到瑞士参加这次大会。由于警察发现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因此大会不得不延期举行，这时莫斯特就在瑞士城市里进行鼓动。他在苏黎世同那里的党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要求双方停止一切私人攻击，实事求是地解决实际的意见分歧。可是，莫斯特回到伦敦后，却又否定了这个协议，继续进行煽动。工人们很快就对这种煽动像对哈赛尔曼的激烈言论那样感到厌恶。6月，在柏林第五区（在谋刺案发生的那一年，社会民主党在这个区得了三千六百十五票）进行了一次补选，党认为在这个区绝无当选的希望，所以就示威性地放弃了竞选，莫斯特被他的拥护者提为候选人，仅仅得了二百零三票。在柏林党员中，存在种种不满情绪，小戒严的痛苦的折磨使他们很容易接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策略。但是他们都是久经考验和锻炼的党员，不会不全面地履行自己的党员义务，一切宗派主义活动，他们是决不会干的。

　　经过筹划的代表大会，于8月20日至23日，在苏黎世州的奥辛根附近、离军用公路不远的古维登宫举行。有五十六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大多来自德国各地；此外还有在瑞士、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以及两个奥地利党员和两个瑞士党员出席了大会。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寄来许多贺信和表示支持的信件。虽然《社会民主党人报》从6月20日起一再要求派代表参加大会，但是地点和时间的秘密仍然没有泄漏，因而四天的会议没有受到任何干扰。莫斯特和哈赛尔曼没有到会，在五十六名与会者中只有三个“社会革命派”，一个莱茵区的代表和两个柏林代表。

　　代表大会的八次会议引起许多激烈的意见冲突，可是最后还是趋于一致。对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的第一年所犯的错误进行批评，现在只有历史意义；一部分人对领导人的极其困难的处境和沉重的责任可能没有适当的估计，而另一部分人则提出一个问题来夸大事实：群众不干，领导人能干什么呢？但是一年来所执行的策略，从原则上来说是无可非难的。人们不再遵守反社会党人法，而是不顾这种法令并且违抗这种法令，用旧日的方式继续进行旧日的鼓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用自己的独立的力量夺回被剥夺的权利，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死敌想用生锈了的锁链缚住无产阶级的巨大躯体，无异于想以手遮天。

　　于是代表大会决定修改哥达纲领，党不再只用一切合法手段，而要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承认帝国议会党团是党的领导，《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党的正式机关报，通常每年举行一次党代表大会，但至迟每三年举行一次，各地的组织工作由该地党员负责，出于宣传和鼓动的考虑，参加帝国议会、邦议会和市议会的选举，特别是为1881年的帝国议会选举开展最普遍、最有力的宣传。各选区的党员不论人数多少，一律独立行动，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但在复选中一般都应弃权。在复选时弃权是七十年代哥达代表大会遗留下来的老办法；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的软弱态度，促使这个决议通常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如果竞选的两个资产阶级候选人中的比较进步的一个，只要有一点当选的可能，在一般情况下，他都可以期望得到社会民主党的选票。

　　党的国际立场也由几个决议作了决定。代表大会对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解放斗争表示同情，虽然由俄国情况决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对于德国的情况是不适合的。代表大会决定，派代表参加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定于1881年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在一个对美国情况很有了解的代表的鼓励下，几个比较有名的党员将在下届帝国议会选举以前，为了募集救济基金和选举基金，在美国做关于德国的政治状况的公开报告。

　　在党内纠纷方面，代表大会决定把哈赛尔曼和莫斯特开除出党。三个“社会革命派”代表弃权，但是他们也只提出一些表面的理由，因为他们认识哈赛尔曼和莫斯特耍的花招。特别是对账目进行了仔细的审查，结果证明对浪费党的金钱的一切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从反社会党人法实行之日起到1880年8月1日止，收入37310马克，为了各种救济，支出了27651马克，地方上所用的钱没有计算在内，这笔钱至少也达到上述数字。

　　如果说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一年以集合队伍的信号结束，那么它的第二年就以对集合起来的队伍的检阅结束。队伍已经整装待发，它的旗帜在队前向着新的胜利飘扬。

二决定性的斗争

　　作为对汉堡选举和维登代表大会的答复，俾斯麦进行了蓄谋已久的打击。1880年10月28日，在汉堡-阿尔托那及其周围地区，即在有六十万居民的二十平方德里的地区实行小戒严。汉堡市议会长期不肯表示同意；当时这个大商业城市的资产阶级同为了执行保护关税政策而推动汉堡参加关税同盟的俾斯麦十分不和；对俾斯麦来说，在打击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同时，也打击顽固的资产阶级，当然是加倍的乐事，不久以后资产阶级也的确放下了武器。

　　汉堡工人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俾斯麦，维护城市的自由港地位，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的头两年，汉堡工人没有受到过多折磨，这一点主要应该感谢这种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受到种种压迫。《汉堡-阿尔托那人民报》同《前进报》和《柏林自由报》一样很快就被禁止。可是，还在反社会党人法公布以前，汉堡合作印刷厂的领导人即卢卑克人亨利希·迪茨就为了保护《汉堡-阿尔托那人民报》不受警察迫害而接办这个事业，通过创办《审判报》防止了最初几次打击，该报由布洛斯、卡尔·希尔曼、奥尔登堡（后来还有奥艾尔）任编辑，很快就拥有一万二千个订户。这家报纸态度谨慎，在汉堡没有出事，但在阿尔托那，前四十二期接连被警察没收。普鲁士警察把它看做是被禁的《人民报》的继续，在警察同为每天的面包而奔走的阿尔托那的报版之间酝酿着一场延续数星期之久的战争，阿尔托那警察机关向两级法院对报贩提出控诉，结果被告的报贩获得了胜利。迪茨由于报纸被没收曾向阿尔托那警察局长恩格尔提出抗议，这位正直的基督徒回答说：“您雇用柏林的被逐者，这就够了。”4月27日的汉堡选举表明，汉堡警察的天鹅绒手套里也藏着利爪，但是它也表明，汉堡工人决没有采取暴力行动。因此没有任何使用第二十八条的前提条件；在汉堡及其周围地区实行小戒严无非是一种恶毒的报复行为。

　　小戒严的执行方式也是十分恶毒的。立即有七十五人接到了被驱逐出境的命令，其中有六十七人是有家眷的，几个月后，又有三十人被逐出境。平纳贝克的旅馆老板法尔一年以来就患肺病卧床不起，他请求延期出境也遭到拒绝。法尔不得不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被运出境，这是最地道的普鲁士基督教的一个片断。汉堡的被逐者中有奥艾尔、布洛斯、迪茨、哈特曼、卡尔·希尔曼、卡佩尔兄弟、奥尔登堡、普腊斯特、策麦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到了美国。迪茨、奥艾尔和希尔曼到了哈尔堡，继续出版《审判报》，可是1881年3月30日这个报纸就被禁止了，表面上是因为发表了一篇谈俄国警察统治的文章，实际上是因为该报反对汉堡加入关税同盟。虽然约翰奈斯·韦德主办的《公民报》马上代替了它的位置，但是正如迪茨请一个资产阶级专家委员会计算的结果表明，两年半以来的压迫和迫害，使汉堡的事业损失了十万马克。不久小戒严扩展到哈尔堡城和管区，这个避难所也被封闭了。

　　汉堡的放逐使党损失了许多老战士；哈特曼、卡尔·希尔曼、奥尔登堡和卡佩尔兄弟退出了运动。可是团结的队伍一刻也没有动摇。1881年3月30日和31日，当帝国议会讨论关于柏林和汉堡小戒严的备忘录时，甚至资产阶级报刊也承认，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从没有像这次表现得这样勇敢。奥艾尔和倍倍尔的演说受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赞扬是当之无愧的：不让步，但也不作幼稚的威胁，不诉诸善良的心，也没有戏剧式的叫嚣。这正是俄国恐怖主义者刺死沙皇亚历山大、对社会党人的新的恐惧在德国庸人中抬头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发言人无视一切由于恶人得到恶报而产生的廉价愤怒；他们认为不能把俄国革命者的策略用于德国，但是他们为这种策略的正当权利作了辩护，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党派的代表在议会这样做过。奥艾尔最后说：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们准备应付一切，倍倍尔说：在这一斗争中，你们的武器将像玻璃碰到花岗石上那样碰得粉碎。

　　在联邦议会的会议桌上，新任的普鲁士警察大臣、后波美拉尼亚的贵族冯·普特卡默第一次同社会民主党议员见面，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普特卡默就像迫害“煽动者”时期的科采布、康普茨和乔珀一样臭名昭著。他是一个毫无历史知识和经济学知识的容克，在普鲁士官僚的毫无意义的例行公事中度过了一生，受过最普通的警察手段的训练，唯一的长处就是具有某种演戏的才能，会发出许多豪言壮语，虽然懊丧地意识到，在这些大话背后没有任何东西。他恭维社会党人的战地邮局说，它善于“用真正恶魔般的技巧”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偷偷运到德国，他拉来一个大引文口袋，此后他在每次关于反社会党人的辩论中都把它打开，当作他的政治智慧的唯一源泉。当然他提不出在柏林和汉堡实行小戒严的理由，甚至这种理由的影子。虽然如此，帝国议会仍然满足于听取了备忘录的内容；俾斯麦懂得他可以向资产阶级政府提出什么要求。

　　现在他终于不得不在发生谋刺案那年选出的帝国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积极的改革”。而在头三次会议上，彻底研究了旧普鲁士的当兵、纳税、钳制言论等问题；如果说在最后一刻还没有使用什么障眼法，那么在1881年的改选中就使用了。工人意外灾难保险法草案就是俾斯麦对受奴役的、吃不饱饭的群众的赠礼。他想用帝国银行对一切意外灾难保险的办法，来代替可怜的赔偿责任法，这个赔偿责任法不过是使企业主能够逃避对他们雇佣的工人的意外灾难进行赔偿。保险费用，企业主出2/3，工人出1/3，有一个条件是，年薪不超过750马克的工人，由国库负担其应付的三分之一。但是由于失去工作能力而得到的意外灾难保险，应在事件发生后第五个星期才付给，在这以前由疾病互助会负担。在提案的理由中列举了许多对工人表示友好的词句、“社会主义的动机”、基督教和人道。在帝国议会中讨论这个议案时，俾斯麦还做了一件多余的事情，他表现出一种蛊惑的姿态，只要一开口，就大言不惭。这个人刚刚使几百个工人家庭成为他的暴政的牺牲者，现在却又为无产者和必然慢慢饿死在垃圾堆上的老工人洒下了伪善的眼泪。

　　现在可以看出，即使人们只把他比做迪斯累里或路易·波拿巴，也是对他估计过高了。他激起了整个资产阶级反对自己，却没有争取到一个工人。他的民族自由党卫队在1880年夏天就已经分裂了，被大大“激怒了的自由贸易论者”脱离了民族自由党，以分离派的名义执行自己的政策。但是保护关税派的资产阶级也不同意“社会主义试验”。交易所巨头极力支持保护关税政策，而且已经在一次新的小型的股票诈骗中尝到了这种政策的甜头。交易所对迫害犹太人一天比一天热心。施特克尔及其基督教社会鼓动在工人那里碰壁以后，他就以美好的本能投身到小资产阶级排犹主义的鼓动中去，现在至少在柏林召集了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信徒。俾斯麦目光短浅，给这种没有前途的喧嚣提供善意的保护。1880年6月，当施特克尔攻击他的亲信犹太人布莱希勒德的时候，这位世俗人当然就想把这位路德第二“也像其他社会民主党人那样”逐出柏林，这个企图没有实现，因为皇帝不愿离开他的“武士”，只把施特克尔斥责一顿了事。可是俾斯麦并不公开反对排犹鼓动，反而让它成感恩报德地欢呼万岁，他完全不认识，对他来说，可怜的骚动者的最热情的尊敬决不能同犹太金融资本家日益增长的愤慨相提并论。这个狡猾的阶级开始搔他最怕痒的地方。它顽固地和长期地烦扰着那位很瞧不起自己的亲切的父亲而却相信这个狡猾阶级的善意的皇太子，直到他嘟嚷出（或者据说嘟噢过，因为这句话从没有得到证实）“当代的丑闻”等类的话为止，后来所有资产阶级报刊都把这句话当作人类精神的最美丽的花朵，用来反对排犹主义的护法神俾斯麦。

　　意外灾难保险法好像是使资产阶级的大量增加的怨恨溢出来的一滴水。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社会主义”比俾斯麦所想的要认真得多，它把办理意外灾难保险的帝国银行看作是夺去私人投机的整个保险事业的开端，把国家补助看作是把资产阶级要求全给自己的一部分国家贷款给予工人阶级的尝试。受到这样沉重打击的德国资产阶级，表现出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从没有显示过的胆量，它英勇地下定决心在下届选举时，把它的天才的英雄整一下，以惩戒他违背职守的越轨行为。

　　可是工人们立即看穿了俾斯麦的把戏。李卜克内西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反社会党人法的制定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盲目赞同资产阶级对意外灾难保险法的诅咒，也不合乎党的利益。党在击退社会主义假兄弟的同时，不可被自由贸易派假兄弟所笼络。甚至在排犹-亲犹的蛙鼠战中（在这一战争中，工人们可以最先保持中立），工人们立即采取了超党派的坚决而明确的立场。他们没有丝毫理由倾心于金钱犹太教，可是，难道他们可以因此而受基督教德意志的奸商政策的迷惑吗？这种政策无非是最高级的金钱犹太教，并且受到施特克尔的全力辩护。1881年1月，当柏林和布勒斯劳的警察让工人稍稍自由一些，希望他们参加排犹活动的时候，许多大会提醒“所有城乡工人注意形形色色的所谓人民之友的欺骗阴谋”。工人们不应积极参加与他们毫无关系的排犹运动，在帝国议会选举中只选反对一切非常法的候选人。随后在柏林和布勒斯劳再度最严格地禁止工人举行大会。

　　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党团从同样卓越的立场出发，理解俾斯麦的意外灾难保险法。^[2]它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比资产阶级反对派尖锐和切合实际得多地批判这个草案，同时也揭露了这个反对派的弱点。社会民主党发言人用讽刺的口吻指出，正是那些自由党人，他们过去最热心地拥护调节货币流通的资本家的帝国银行，现在却最激烈地反对调节意外灾难保险的、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帝国银行。这个银行有其不可抹杀的优点，因为它比私人保险公正，形成一个巨大的监督机构，以便采取防止意外灾难的保护措施，这正是一切意外灾难保险的主要目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也表示反对国家补助，不过其理由同自由贸易派迥然不同。他们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不可辩驳的事实为依据，即意外灾难保险属于生产费用，因此只应由企业主负担。国家不应给企业主送礼，当然工人阶级更不应该这样做，如果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当然国家补助比工人有义务缴保险费还是较小的祸害。议会党团在一系列的修正案中详细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不言而喻，这些提案都遭到否决，这件事又一次证明，只有社会民主党议员才是工人利益的有经验的和热心的代表者。资产阶级政党满足于把帝国银行和国家补助当作对资本主义神圣精神的致命打击而一笔抹杀，并且把草案向坏的方面作了修改，以致联邦议会认为不可实行而加以否决。

　　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对俾斯麦的“社会主义”转变的一般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党的理论上的不确实性。意外灾难保险法被解释为俾斯麦对社会民主党的投降，这种解释从鼓动方面来说是有效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从理论上来说至少是一种误解。也就是认为不是俾斯麦掌握了社会民主党，而是社会民主党掌握了俾斯麦，他抓住社会主义牵引绳游泳，利用他的提案把一个楔子的尖端打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组织，这个楔子的粗头必然也将打进去。可是俾斯麦根本没有想这么远；他的草案既不想离开而且也没有离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毫无疑问，当时在这一方面有人说过许多有问题的话，但是同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实际上完全正确的态度相比，这些话是不重要的，后来有人为了一有可能就在党内制造一些混乱，而把这些话加以夸大。

　　1881年6月27日，帝国议会会议闭幕以后，在莱比锡市和县实行了小戒严。3月间，普特卡默就已经表示要这样做，只是同汉堡市议会一样，德累斯顿政府也反抗了一个时期。这里也没有任何使用第二十八条的理由，社会民主党的老迫害者、至今也相当粗暴地使用了反社会党人法的警察署长吕德尔辞了职，大概是因为他不适合干现在要求他干的刽子手职务了。第一批发出的莱比锡的驱逐出境命令没有柏林和汉堡那样多；有31个人，即6个单身汉、25个有家眷的人接到了这项命令，其中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哈森克莱维尔。当然不久又发出了22张命令，尤其是正在举行萨克森邦议会选举的莱比锡郊区的东半部被驱逐出境的人最多。可是恐怖手段没有生效；选举倍倍尔，是莱比锡工业村对强加于它们的暴力的勇敢顽抗的证明。

　　在被驱逐出境的人们中，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区议会议员特别多，在莱比锡县的二十五个镇共有七十六人。他们之中任何人也没有想到在施忒特里茨、童贝克或福尔克马尔斯多夫进行血腥的暴动；他们都是勤勉能干的人材，根据他们的政敌——区长的证词，他们在执行职务方面是无可非议的，他们中间有个别人曾经在普法战争中获得铁十字勋章。采取这一项令人愤慨的措施的真正原因，是俾斯麦企图像在柏林和汉堡所做的那样，削弱社会民主党鼓动的主要中心莱比锡的力量。倍倍尔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定居于戒严地区的边境博尔斯多夫村，当他进入萨克森邦议会以后，要求诺斯提茨-瓦尔维茨大臣答辩时，这位柏林暴力政策的助手只知道说一些不伦不类的话，随后资产阶级盲从的多数派就急忙通过结束讨论的提案，拯救大臣免遭更严厉的惩罚。

　　竞选斗争在盛夏和初秋进行得十分激烈。资产阶级政党“以危害公共安宁，特别是危害各居民阶级的和睦的方式”互相挑拨，假如反社会党人法同法律还有一点关系，那么从法律上说，这些资产阶级政党都该受反社会党人法制载。可是最大的挑拨者就是俾斯麦本人。这次他的目标不再是早已软化的民族自由党人，而是进步党人和分离派，他指责后者是“共和主义者”，这个不怀恶意的集团用一种恐惧、悲惨的姿态，十分可笑地进行抵抗。

　　然而俾斯麦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摧毁社会民主党的新队伍，从他的立场来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正如一个爱国的教师所歌颂的那样，他通过自己的儿子们“降格到人民的地位”；这些很有前途但无才能的年轻人中的一个在柏林一次喧嚣的大会上声称，畜犬规定比小戒严更难忍受，为此，柏林工人恰如其分地对“帝国饲犬童”的父亲进行了痛斥。阿道夫·瓦格纳以俾斯麦的特派员的身份在各省旅行，他答应工人，只要工人愿意相信“世俗人”的“社会主义”，烟草专卖就是“无产者的世袭领地”。瓦格纳在他竞选的四个选区中遭到彻底失败，这些博学之士发挥了智力和道德同样高超的作用，理应得到这种报酬。

　　俾斯麦信赖赤裸裸的暴力甚于一切盘惑伎俩多多。在戒严区，不断有人遭到驱逐，社会民主党的竞选传单遭到没收，尽管它们的内容都是平常的，工人的选举大会普遍遭到禁止。散发社会民主党的传单，甚至只散发选票的人都要遭到逮捕，被拘留起来侦查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在选举前的几个星期中，这种完全非法的逮捕不下六百起之多。警察得到资产阶级许多帮助，资产阶级虽然在其他方面与政府敌对，但在破坏社会民主党竞选这一点上同政府是完全一致的。它散布谣言说，选举社会民主党人的选区，就有实行小戒严的危险，甚至造谣说，投给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每张选票都是废票。尤其是萨克森资产阶级制作陷阱的才能是无穷无尽的，无产阶级在行使自己的选举权时，就掉进这些陷阱里。资产阶级在施托贝克-施内贝克出售八开纸大小的选票，这种选票由于大小与普通选票不同很容易识别，在莱比锡郊区它出售用带有水印和毛边的麻纸做的选票，为了防止仿造，把仅仅一个工厂有的这种机全部买来，在格劳豪-梅朗内，“爱好秩序的”区长把处于半饥饿状态的职工所欠税款转给贫民救济基金会，把这笔欠款称做付给欠款人的救济金，这样一来，就有很多工人失去了选举权。在这个选区里，警察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能耐，在整个选举期间，它把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置于自己的严密监督之下。奥艾尔在乡村里经常被一个警察跟着，在城市里被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跟着，从早到晚离他只有十步远。后来“法律和秩序”取得胜利的萨克森选举，至少有六次由于施加了空前的压力，甚至遭到帝国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的反对。

　　但是工人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他们决心勇敢地经受反社会党人法的总考验。弗里茨舍和菲勒克根据维登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美国所做的演说旅行，给社会民主党选举基金带来了一万三千马克的捐款。此外，无产阶级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反对优势敌人的一切暴力和诡计。火热的战斗意志推动他们克服一切障碍勇往直前，当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在选举前不久迁居美国的时候，人们对这两个将近二十年始终站在斗争前列的最老的党员进行了最严厉的批评。许多老领导人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成为反社会党人法的牺牲品；一些新人接替了他们的职位，这些人是自然而然地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在几个月以前还没有一点名气，可是他们也能胜任最困难的任务。关于“被诱惑的群众”和“轻率的诱惑者”的牺牲品之类的鬼话，从没有像在这次选举中被摧毁得这样彻底。

　　10月27日，党在初选中获得311961票。虽然比谋刺案那一年的选举少得125197票，但是没有一个敌人想到利用这个差额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三年来被用各种暴力手段驱逐、压迫、迫害的社会民主党仍然得到了三十多万票，换句话说，反社会党人法就等于没有发生作用。《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向伦敦报道说，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成果使“上层人士和最上层人士”惊惶失措。恩格斯却高兴地从伦敦写道：“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现得如此出色。”^[3]

　　在初选中只得到一个议席，从萨克森人民党时期就参加了运动的一个老战士即园丁施托尔在茨维考-格里米乔取得了胜利。可是“秩序维护者”善于窃取胜利，他们非法地宣布一批社会民主党选票为废票，以致在这个选区中还要举行一次复选。社会民主党总共参加了22次复选。在复选中得到选票最多的是三个戒严区：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汉堡第二区和阿尔托那、莱比锡市区，这三个地方从来还没有受到这样有力的围攻，柏林戒严区30171票，汉堡-阿尔托那戒严区30087票，莱比锡戒严区17006票。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首先举起大旗走在前面的布勒斯劳，在它的两个选区的复选中，保持了同样的荣誉。其次，还在其他两个普鲁士省会汉诺威和马格德堡参加了复选，在莱茵区是工业中心爱北斐特-巴门和佐林根。在萨克森王国的格劳豪-梅朗内、施托贝克-施内贝克和莱比锡郊区，敌人的卑鄙的选举策略稍稍占了上风。除去在莱比锡市区和茨维考-格里米乔而外，还在德累斯顿旧城、弗赖贝克、米特魏达和重要的开姆尼茨参加了复选。在中德小邦中，罗伊斯长系被占领了一半。在美因兹、法兰克福、哈瑙、奥芬巴赫的复选中，美因部表现得十分出色，在巴伐利亚，它的主要工业中心纽伦堡发生了动摇。

　　失去的选票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在萨克森王国失去的。自从谋刺案那年的选举以来，萨克森王国大约丧失了四万票，几乎正好回到1874年的数字。可是损失的这一部分票，不是因为死亡或有人背叛而造成的，而只是因为被捕和受伤而造成的，那些穷人中的最穷的人，他们暂时被饥饿弄得筋疲力尽，被饥饿的鞭子击溃，又都重新前进了。在西里西亚失去六千票的原因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的运动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比如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1874年以来，那里的社会民主党选票数不断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即由44933票降到14109票，在普鲁士邦的易北河东诸省和美因河北的小邦也是这种情况。与此相反，虽然南德诸邦的警察统治早就同它的普鲁士和萨克森的榜样进行了有效的竞争，南德仍然像美因郜那样保持着优异的成绩。假如选举的总结果还没有把票数损失推到次要地位，那么南德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和运动集中于大工业区这两点就补偿了票数损失。恩格斯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自己所处的经济地位而具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成了党的核心，这个党平均地分布在全德国，现在它才是一个民族运动。^[4]

　　资产阶级对它从前的崇拜对象真正提出了警告。进步党人和分离派中，共有一百多人进入了帝国议会；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多数派和保守党-教皇全权主义者多数派都被打碎了。可怜的俾斯麦惊慌得不知所措，他东奔西走，力图为复选挽救还可以挽救的东西。他谈到，作为一个主张立宪的人，他想向进步党-教皇全权主义者联合内阁让路，并且立即任用了它的一个犹太商人，以便向他显示，他的心经常为以色列人民而跳动。可是他也抱怨，资产阶级以怨报德；他说，他根据资产阶级的要求制定了反社会党人法，以致工人阶级对他怀恨在心，他对这个法令丝毫不感兴趣，他宁愿今天而不愿明天放弃这个法令。同时阿道夫·瓦格纳同施特克尔伙同一气，向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一项政治买卖：如果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哈森克莱维尔声明，他们承认政府实行改革政策的意图是对工人表示友好，他们确实愿意同社会改良的政党和睦地为改善经济状况而共同工作，他们希望通过有力的社会改革来战胜革命，那么瓦格纳、施特克尔及其一伙就答应在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的复选中支持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反对进步党候选人，在一定情况下，赞成废除反社会党人法。

　　即使这个谈判不是在俾斯麦事先已经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无论如何它在俾斯麦那里也得到了意味深长的反应。半官方主要报纸为此帮腔说，由于对社会党人的迫害，资产阶级在它的经济上的宿敌工人阶级那里找到了政治同盟者，工人阶级在经济方面的令人不快的要求，资产阶级一如既往力图加以粉碎。相反地，反社会党人法妨碍工人评价政府改善他们的状况的善良意图。这对于资产阶级是一种适意的处境——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人们可以从政府的政治家观点中期待政府通过满足工人的正当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健康核心，然后反社会党人法就是多余的了。生意不可能做得更坦率了。

　　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哈森克莱维尔作了符合党的荣誉的回答。他们拒绝了一切选票买卖；他们宁愿要三万张光荣地得到的选票，也不要三十万张买来的选票；他们不能赞同政府以颁布反社会党人法开始的经济政策，增加和提高必需生活资料的间接税、增加军事负担以及类似的远非对工人友好的措施。正如他们对意外灾难保险法的态度最后表明的那样，他们从没有拒绝认真研究政府的改革建议，并根据工人的利益加以修改，但是他们必须拒绝同反动的、因此是与人民为敌的政党进行共同的事业。说他们要想进行暴力革命，这纯粹是一种任意的假定，他们经常声明，均等的、彻底的和完全的改革能够防止革命，否则革命就是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必然后果；对于不以他们的意志和力量为转移，而以他们的敌人的意志和力量为转移的事情，他们不负责任。这个勇敢的声明的作用是很大的；保守党商人宣布他们的人在选举时弃权，虽然如此，在复选中，倍倍尔在柏林第四区的选票由13573票上升到18979票，哈森克莱维尔在柏林第六区的选票由10629票上升到17378票。进步党候选人在柏林第六区以569票之差得胜，在柏林第四区只以51票之差得胜，同时这些不屈不挠的人们的种种选举阴谋还起了十分值得质问的作用。

　　除此而外，党在复选中是比较顺利的。自由党指责保守党大量支持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总的说来，这是捏造，虽然在个别选区并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自由派思想家仅仅为了表示在道义上厌恶共产主义“分配人”，在复选中砍掉了自己的手指，惯于统治的保守党决不这样盲目。在复选中进入战斗的，基本上都是受到初选结果鼓舞的新工人群众。社会民主党共得十三席：布勒斯劳第一区（哈森克莱维尔）、布勒斯劳第二区（克雷克尔）、汉堡第二区（迪茨）、佐林根（里廷豪森）、美因兹（李卜克内西）、哈瑞（弗罗默）、奥芬巴赫（李卜克内西）、纽伦堡（格里林伯格）、米特魏达（福尔马尔）、弗赖贝克（凯泽尔）、开姆尼茨（盖泽尔）、茨维考-格里米乔（施托尔）和罗伊斯长系（布洛斯）。李卜克内西接受了奥芬巴赫的委任，美因兹在补选中失去，因此社会民主党议员就以十二人之众进入帝国议会。

　　作为立法者的功绩的反社会党人法在它的第三年末尾就成了一张破纸。困难的日子还会到来，不过最大的困难已被克服了。

三无政府主义的幽灵

　　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胜利也清除了对党所采取的策略的正确性的最后怀疑。反社会党人法的执行十分严厉，好像要粉碎一切似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怀疑又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德国首都的两个选区，即第一区和第五区，甚至站在选举斗争之外，因为那儿当选的希望最小，莫斯特在那里又有比较多的拥护者。正好与竞选同时，第一个叛国案在莱比锡帝国最高法院审理，这个案件揭发了“社会革命派”的行动完全没有希望，并鼓励每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用一切政治手段反对俾斯麦体系的腐朽的警察制度。

　　莫斯特被开除出党以后每况愈下了。他表面上拥护无政府主义方针，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锐，他并不属于这一派。《自由》的内容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都是没有意义的狂怒，莫斯特在1880年秋天为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而写的鼓动著作《反对自由的策略》，虽然没有使用这样愤怒的语言，但只是一团混乱。比利时人达佛是蒲鲁东和巴枯宁的一个有教养的学生，他本人属于无政府主义的和平无害派，并企图用这种思想影响莫斯特，他用他那蹩足的德语谈到这个著作时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思想。这完全是一本雅各宾主义的、而用布朗基主义即布朗基的思想加以缓和的小册子。”“布朗基主义”也不是莫斯特本人的产品，而是在密探诺伊曼带到伦敦来的那篇《自由》的论文里，哈赛尔曼给他提的词。

　　莫斯特把这篇论文印在他的小册子的末尾，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小册子的突际的依据。文章能：“我们没有想到向德国工人推荐‘密谋把戏’，利用秘密的中央领导机关等等，因为这只有利于秘密警察的隐蔽活动。可是，如果在熟悉的圈子里，每十个或二十个熟识的朋友集会，而不通过会员名单、章程等等提供迫害的根据，如果这些自由组成的小组热情地通过语言和文字传播革命思想，如果他们经常同军队里的朋友和同志保持接触，如果他们每个人终于自己设法弄到一支好后膛枪，那么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效地组织起来。四千名这样组织和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者集合在首都柏林，相应数量的社会主义者集合在主要工业区一一毛奇就不容易破开这个核桃了。”哈塞尔曼在到美国去以前，把他的一小撮拥护者的通信处交给了莫斯特。其中主要有法兰克福和达姆斯塔特的几个工人，莫斯特马上再同他们取得联系，并把他的朋友达佛介绍给他们。1880年11月，达佛到德国去，为他打算建立的通讯社寻找通讯关系，同时也为了在近处看一看德国的无政府主义。结果他大吃一惊，他所找到的只是几个精神落后、政治模糊的工人。

　　普鲁士警察并不像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那样短视。它比较正确地解释了莫斯特的残暴的豪言壮语，急忙把他裹在一个密探之网中。密探诺伊曼以莫斯特的心腹人的身份坐在《自由》的发行部里，而密探维希曼和沃尔弗则从阿尔托那为该报写通讯。他们利用这一“写作”活动追求种种目的：他们指摘汉堡的“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警察对社会民主党宽大，他们诽谤社会民主党议员是欺骗党员和窃取他们的钱财的人，他们给德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描绘了一幅十分可怕的图画，末了（但不是最后），他们为普特卡默的大引文袋提供丰富的材料。比如维希曼在俄国沙皇被刺死以后写道：“但愿同样的事件使我们从所有暴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日子不再遥远！我们感到遗憾的只是，没有同时给其他坏蛋付出他们应得的报酬。”这还远非“最社会革命的”发作。谁不理解普特卡默的“道德上的厌恶和最深刻的愤慨”呢！只是由于有这种情绪，他才敢于想到他的引文袋里的这些珍宝的。后来，沃尔弗和维尔曼利用他们的“写作”能力转而反对自己的恩主。沃尔弗向普鲁士警察机关提供了他的“回忆录”索取世界文学中的最优秀的杰作往往也得不到的那样多的稿费，他被柏林法院在严格禁止旁听的情况下以勒索罪判处一年徒刑，被从普吕岑塞释放出来以后，又在阿尔托那以所谓侮辱皇帝罪被捕，第二天早晨发现他吊死在监狱里。维希曼在被阿尔托那工人揭发以后，警察就不愿再给他津贴了，因为现在他对警察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这时维希曼就开始喋喋不休。这样，关于这两个流氓的情况，人们就知道得更详细了；不言而喻，他们只是一帮密探中的很小一个部分，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这帮人就被派出来，秘密进行卑鄙活动。

　　达佛还没有到德国以前，德国所有警察机关就已经掌握了他的相貌说明书了，法兰克福的警察也知道莫斯特在美因郜的几个拥护者。这半打可怜虫在法兰克福、达姆斯塔特和其他几个地方组成“小组”，并不是为了购置好后膛枪，而是为了共同订阅《自由》，为莫斯特募款；他们也的确把整整五个马克寄到伦敦。他们的最大功绩在于，1880年10月18日到19日的夜间（皇帝访问法兰克福前不久），散发了几百份违禁的传单。领导法兰克福及其郊区的政治警察的警察顾问卢普夫自己承认，他认识散传单的人，但是他不抓他们，却收买裁缝霍尔施为密探，取得“密谋者”的信任。当然卢普夫警告他的“心腹人”不要积极参加谋杀计划和颠覆计划，任何警探活动的愉快的开端都是这样，但是他也使用屡试不爽的警察方法，不是付日薪，而是付计件工资，根据“揭发”出来的事件的“重要性”付工资。霍尔施是一个惯窃，他不赡养人口众多的家庭，却把自己的罪恶钱花在一些淫荡的女人身上，当然他需要钱，需要很多的钱，每天都报告“比较重要的”消息：准备谋杀卢普夫本人，在达姆斯塔特或埃贝斯塔特举行秘密的代表大会，讨论武装暴动问题。1880年12月1日，卢普夫收起渔网，五十多人在法兰克福及其周围地区被捕，达佛在奥格斯堡，莫斯特的几个朋友在柏林也同时被捕。被捕者中有被卢普夫一起放进去的霍尔施，据说是为了保护他不受社会党人报复。卢普夫因此而犯了根据德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应判惩役的罪过，这件事似乎没有进一步使这位法律的谨慎的维护者感到忧虑。

　　在法兰克福，人们就把一些普通罪犯放进被捕者的牢房里，侦探他们的情况，不久所有被捕者都被解到柏林，在那里人们继续使用这个巧妙的方法。警察局长施蒂尔弗里德伯爵对主要对付达佛的诈欺破产者施涅采尔说，如果发现了重要的东西，那么一千马克，甚至一万马克都不成问题，预审法官霍尔曼答应这个爱国者通过特赦给他减刑。被捕者也严重抗议霍尔曼记录他们的供词的方式。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经过长时期待审拘留以后，被释放了，因为连一点该受处罚的行为的迹象也找不到，在巨大的打击后两个半月，起了疑虑的霍尔施也对预审法官说，他希望获释，因为他根本不是罪犯，而是一个大爱国者。卢普夫在同一天写了三封信回答霍尔曼的询问，他在信中虽然承认霍尔施的密探活动，但是由于他的“心腹人”积极参加“密谋”，他对他有所怀疑，同时他又说，把霍尔施当做证人加以审讯，“至少”是使他“感到不快”的。预审法官觉得这种关系太微妙了，他释放了霍尔施。

　　在这几个月中，人们利用这件大叛国案为反社会党人法服务，1881年10月10日到21日，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审判。站在帝国最高法院的被告席上的还有十五个人：十一个南德人、三个柏林人和达佛。关于以霍尔施为首的叙述有罪事实的证人，甚至《马格德堡报》也说；自从最凶恶的反动时期以来，有过这样一个案件吗？在这个案件的证明被告有罪的证人中有这样多令人讨厌的受过惩罚的坏蛋、公开的警探。警察顾问克吕格尔还特别证明达佛有罪，他叙述了被告的经历，达佛立即一点一点地予以驳斥。他向这位柏林的警察天才嚷道：“请看，这就是你们的技术和科学”，他在纠正了克吕格尔的几点次要的叙述以后，最后说：“这只是为了证明，他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克吕格尔说他的“心腹人”可以为他的话作证，但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警宫们起誓，为霍尔施、维希曼和沃尔弗这些牛鬼蛇神按“重要性”得到计件工资的报告作证，在这一案件中，这种光荣办法由旧普鲁士的过去转入新德意志的现代。

　　以“图碟叛国”罪进行的控告，当然落得一场没趣。被告者中有一部分人散发过违禁印刷物，因而违犯了反社会党人法，也许由于这些印刷物的内容还违犯了某几条有伸缩性的刑法条文，但这一切都不是准备叛国活动。即使被告人真的受了间谍霍尔施的诱惑，计划谋刺卢普夫和准备举行秘密代表大会，这也不是什么准备叛国活动。最高法院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它却宣布九个被告（其中有达佛）有罪，共判他们十九年惩役，“图谋叛国”这个罪名是由于被告按照莫斯特的意旨行动而得出来的。据说莫斯特策划叛国活动，想用暴力颠覆现代社会，还想用暴力改变德意志帝国的宪法。撇开别的一切不谈，这个判决是以一个严重的司法谬误为根据的。援引的德国刑法第八十六条，是逐字逐句从普鲁士刑法中引来的，1864年，普鲁士邦高等法院还毫不犹豫地宣判拉萨尔无罪，并清清楚楚地指出，根据这一条的意义和词句，一种叛国活动，必然是时间、地点、情况都很明确的实际行动，而不是一般的、某时、某地将以某种方式实现的意图。在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所要判决的第一个叛国案中，在不正确地解释刑法方面，已经胜过了曼托伊费尔创立的普鲁士邦高等法院。

　　就是在资产阶级集团中，这个判决也引起严重注意。因为承认德意志帝国的最高法院在政治性刑事案件的第一次尝试中，就对九个按照控告的精神完全无罪的人判决剥夺公权的惩役，是不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所以自由派报纸就用颂扬帝国最高法院的办法摆脱困难，因为帝国最高法院宣布证人霍尔施是不可信的，同时对警察阴谋暗示了（而不是表示了）轻微的谴责。可是当几家比较大胆的报纸敢于根据帝国最高法院的权力比较尖锐地指责卢普夫时，他们就因侮辱一个（如普特卡默在帝国议会所说）,“非常杰出的、没有任何嫌疑的官吏”而被控并被判苛重罚款。

　　虽然无辜被判刑者是值得无限同情的，但是这个案件也向工人清楚地指出，“社会革命派”策略会得到什么结果。莫斯特本人也被英国法院判了十六个月强迫劳动，因为他大概用同普鲁士警探维希曼同样的笔调，表达了对于刺死沙皇的看法。《自由》不能在伦敦立足了，它在瑞士找到了避难所。1882年，它在沙夫豪曾的印刷商威廉·比雷尔处出版，印刷费用由细木工施勒德尔-布伦瓦尔特付给，根据苏黎世警察机关的无庸置辩的确定，这个人为柏林警察当局服务，他经常带着炸药箱，就像一个推销员带着他的样品箱一样。

^[1] 三个人玩的一种德国牌戏。——译者

^[2] 1881年3月30日，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帝国议会做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论意外灾难保险法的最好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大加赞扬。（参阅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第57页）。——原编者

^[3] 1881年11月30日，恩格斯致伯恩斯坦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8页。

^[4] 1881年11月30日，思格斯致伯恩斯坦的信，载《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杜1971年版第230页。

一 维登宫的检阅

二 决定性的斗争

三 无政府主义的幽灵

一维登宫的检阅

二决定性的斗争

三无政府主义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