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科学的收获

　　在哥本哈根，人们还通过对一个人的悼念完成了一项可悲的义务，这个人四十年来用他伟大的思想推动了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卡尔·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去世。他在生前的最后十年，不得不同重病作斗争；他的妻子和长女在他以前逝世，这个伟大的生命庄严而令人悲伤地告终了。可是这个生命不是像莱辛或费希特的生命那样，在没有希望的黑夜里熄灭了，而是在好转时期的朝霞中熄灭的。德国工人阶级前进中的胜利，使卡尔·马克思的暮年增添了光辉。

　　恩格斯接替了马克思遗留下来的工作，他还为国际无产阶级不倦地工作了十二年之久。他根据马克思留下的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正如第一卷分析了工厂的机构一样，第二卷和第三卷分析了办事处和市场的机构。可是这两卷就其内容而言，不像第一卷那样深刻而直接地干预工人运动；只有有理论修养的读者才能掌握这两卷所介绍的丰富的新知识。恩格斯根据莫尔根的研究和马克思的准备工作，但基本上作为独立著作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则比较通俗一些。它弥补了《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观中的一个大缺陷，通过揭示人类的史前史，给科学共产主义提供新的根据。可是恩格斯在生前最后十年所完成的丰富著作中的大部分，都是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实际需要服务的。他在无数的文章，书信和谈话中，向各国工人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由此产生的一切劳累，他都看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必须立即实现的义务。如果说他的一生比起马克思来稍有逊色，那么现在生气勃勃的老年就给了他丰富的，正如他本人以大思想家的真正谦虚所说的，过分丰富的报酬。

　　他的反杜林的著作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最初几年的斗争的喧嚣声中，开始慢慢在一些清醒的头脑中发生作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时期，恩格斯为了概括地说明一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把《反杜林论》的最重要几章编成一个通俗本出版了，这本书的发行量很大，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不久又译成有工人运动的各国的文字，发生了类似的作用。赫希柏格的几种科学杂志停刊了，虽然特别是《苏黎世年鉴》在后来的几卷中表现出进步的发展；只要党必须为它的政治生命进行斗争，它就把一切理论推开。1881年选举后，现代工人运动的奇异的活力，更加要求进行科学积累工作。即将进行长期战争的军队，需要兵工厂和武器库，以便修理旧武器，制造新武器；在维登，人们就已经考虑建立党的档案机关，在哥本哈根，更为强调地作出了决议：施留特尔是党的档案的非常机灵的保管人。

　　在这方面，也同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反社会党人法使它的制定者的盲目期望不能实现。自由贸易派有理由抱怨，被迫害的社会主义成了一支“大军”，大家都向它献殷勤。当然这时产生了许多单纯的假象，俾斯麦在社会主义面前鞠躬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榨取群众充实国库的一切措施或资产阶级牟利的一切手段，一旦由国家执行，都被颂扬为社会主义。可是任何玩这个火的人都要受到惩罚，资产阶级学术界中还有一点科学良心的人，都对这种阴谋表示愤慨。许多年轻的研究人员发表了论德国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有功的著作，其中的一些人，如艾曼纽尔·汉斯·查克斯和施纳佩尔-阿伦特坦率地承认，他们受到恩格斯和马克思的鼓舞。对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庭工业的历史发展和典型性质作了深入观察以后，查克斯描述了图林根地区，施纳佩尔-阿伦特描述了陶努斯山区的五个自治村；它们的图象是经过仔细研究，用把科学研究人员同学术界的仆从分开的创造力描绘而成的。可是这些仆从同络贝尔图斯做的游戏是对双方都不利的。洛贝尔图斯始终是一个硬木桩，向他求教的青年学者在他身上栽了跟斗；没有节操的野心家宁愿立即沉没在俾斯麦的沼泽里，因为他们认为洛贝尔图斯可能比马克思坚决，而俾斯麦又比洛贝尔图斯坚决得多，然而真正有才能的人则靠科学共产主义的平地挽救自己。尤其是开姆尼茨人麦克斯·席佩尔通过他论现代贫困和现代人口过剩的处女作，提供了一本有价值的著作，很快就学会掌握唯物主义历史观。

　　科学共产主义只能拯救官方学术界中的最有才能的后起之秀，正因为它是官方的学术界，不能离开资产阶级阶级国家的基础。不多几年，还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德国大学就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一个出身于老民主主义家庭的科尼斯堡青年康拉德·施米特想以私人讲师的身份写一本著作，用纯思辨的理论形式，极有见识地论述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个问题，这时到处都有人给他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德国高等学校里是不能存身的。即使没有这个机会，社会民主党也知道，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科学自由不过是一句空话。它早就在自己的阵营中建立了科学的兵工厂。根据良好的习惯，它从自己最迫切的需要出发；它的苏黎世中央机关报成了它的第一个理论研究场所，自从德国工人报纸得到一些活动自由以来，这个报纸的任务就改变了。

　　现在首要问题不是激发被追逐、被压迫和被迫害的工人的斗争热情，针对反动的迫害狂发表革命言论。另一个任务跃居首要地位，即阻止官方社会主义蛊惑的把戏，向党阐明社会和国家中的经济动向和社会动向，对被人误解的口号（如“对自由贸易派进行斗争”）作正确的解释。这个口号曾经起过好的作用，也可以再起好的作用，可是当时有可能使德国工人阶级同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中的最危险的分子结成危险的斗争同盟。德国的工人报纸以必要的公开性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立即遭到反社会党人法的迫害。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一组很有教益的论文中，粉碎了社会王国的童话，粉碎了施特萨尔和瓦格纳之流的空洞的欺骗，以及认为任何“国有化”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步的愚蠢看法。报纸指出，当国家掌握在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手中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经济任务不是加强国家的影响、扩大它的权力范围，而只是促进和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目前情况下，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必须把它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夺取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方面。

　　爱德华·伯恩斯坦适于做《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革命工作，至少也同样适于做这种解释工作。他出生于柏林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安哈尔特铁道上的火车司机，伯父是《人民报》的政治领导人，伯恩斯坦本人是在一个精神上受到鼓舞同时也令人鼓舞的环境中长大的，在这个环境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的利益混杂在一起。他的父母的经济条件只允许他在文科中学读到取得服一年兵役的证书的程度为止，然后他在一家银行里工作了十二年。1872年，爱德华·伯恩斯坦经过长期摸索后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立即成了实际的鼓动员，是当时柏林爱森纳赫派中最热心的一个。他具有这一派的理论上的模糊性，同杜林和赫希柏格发生了亲密的关系，1878年和1879年之间的冬天，当他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时候，他对科学共产主义才有了了解。1880年秋，他到伦敦旅行，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相识，回到苏黎世以后，他暂时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后来领导这个编辑部达十年之久。

　　伯恩斯坦善于使这个报纸保持全党的机关报的地位，同时也给这个报纸确定了坚定明确的方针，这个方针可以适应各种策略要求，而不违反原则。在十年的日常政治斗争所提出的所有问题上，至少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误入歧途。伯恩斯坦从担任鼓动员时期以来，就熟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条件，不会对它们认识不清，而是彻底而缓慢地创造这些条件，他是一个喜欢思索的人，甚至带有轻微的怀疑的色调，与其说过高地还不如说过低地估计了对手方面的权利，他不是为斗争本身而喜爱斗争，他经常愿意参加一切有益的讨论。由于恩格斯的劝告，伯恩斯坦通过自己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领导，对德国工人阶级的理论教育工作的贡献，至少同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实际训练的贡献一样大。

　　《新时代》给这种理论教育作了补充，这是一个学术性月刊，从1883年1月起在斯图加特出版。迪茨被逐出汉堡-哈尔堡以后就回到斯图加特，由赫希柏格手里接受了已经变为赫希柏格所有的莱比锡合作印刷厂的烂摊子。在自从谋刺案时期以来实行了相当出色的警察统治的士瓦本，迪茨也碰到许多麻烦，可是他的新事业没有完全遭到毁灭。

　　卡尔·考茨基担任《新时代》的编辑工作，他生于布拉格，出生于一个国际的艺术工作者家庭，他的祖父是波兰人，祖母是捷克人，外祖父是意大利人，外祖母是德国人，父亲是著名的画家，母亲由于写过许多优秀的社会小说而博得名声。由于出生于捷克，卡尔·考茨基很早就被德国同学对他的歧视推到了反对派之中；他在梅耳克的本笃会修道院里受过一段教育，在那里他认识了僧侣制度，并对它深为痛恨，后来巴黎公社的起义和失败对他发生了重大影响。七十年代中期，当他走进大学时，他就决心把一生献给党的事业。他最喜爱的专业是历史，此外他还热心地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主义（起初根据法国资料）。他从那里接受过来的空想社会主义、他对达尔文主义的精确了解和阿尔伯特·朗格对他的影响，促使他写成论未来国家中的人口问题的第一本著作。当赫德尔漫无目标地放了几枪的时候，这本著作正好印完。反社会党人法使奥地利工人运动受到损失，这个运动进行过几次冲击后就萎缩了，于是就慢吞吞地跟在德国工人运动后面跑，其处境比后者本身更坏，莫斯特在奥地利无产阶级中找到一个收获较多的人员补充基地。考茨基经过多次努力，也没有能在故乡的土地上找到进行同他的才能和喜好相适应的活动的必要场所。1880年1月，当赫希柏格邀考茨基到苏黎世担任他所办杂志的撰稿人的时候，考茨基才找到了用武之地。同伯恩斯坦一样，考茨基也是通过对杜林和恩格斯之间进行的争论的研究，抛弃了理论上的不确实性的残余。赫希柏格选择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做自己的文字助手，是有眼力的，他只是忽略了，他们不是像他一样作为博爱主义者到党里来的，而是作为谋叛者到党里来的。两个人很快就超过了他；他们同他分开的时候，彼此间私人感情仍然很好，但是他们在原则上是很坚决的。

　　在考茨基主编期间，《新时代》从一开始就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建立的统一的完整的世界观。但是并没有任何煽动和排他的意思，因为这是同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处的。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一般地是人类的最后结论，考茨基只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中可以说出它的最后结论。一种世界观在被战胜以前，一定在历史上经过兴盛时期，尽管这种世界观内在的真理是相对的，这种相对真理仍然位于根本不能逻辑地思考问题的混乱的绝对虚伪之上。考茨基通过多方面的学习，完全摆脱了为了互相吹捧而彼此拉拢的文人的传统的虚荣心，考茨基在他辛辛苦苦地写成的一些著作中，用无情的批判，把具有历史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同堆积在他周围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垃圾区分开来。他比伯恩斯坦更乐于接受恩格斯的忠告；从1884年起，他在伦敦领导《新时代》。

　　这个月刊把它的重点放在历史研究和经济研究方面，而路易·菲勒克在慕尼黑出版的《劳动权》周刊，则主要研究实际的社会政策、工人保护法和工会组织问题。1882年以来，菲勒克就在巴伐利亚的首府力图建立一个党在德国国内的令人鼓舞的政论中心；他利用《南德邮报》和在莱茵河到普累格河之间的许多地方出版的内容大同小异的报纸，创造了一个小小的报纸网，反社会党人法常常使它受到损害，但并没有把它摧毁。这些报纸的精神上的领导人是布鲁诺·雪恩朗克，他是一个图林根青年，在德国大学里学了这些大学可以教人的东西和许多它们不能教人的东西，他是一个敏捷活泼的劳动者，光辉的才能和丰富的学识使他不致使笔战浅薄化。

　　在狂风暴雨中，党的科学文献走过了黯淡的开始阶段，成长壮大了，这是超过七十年代思想水平的一个重大进步。如果我们把考茨基的受到欢迎的《资本论》第一卷摘要同莫斯特的相应的拙劣作品（十年前这个作品可以在党内通行无阻）相比较，就可以对这个进步作出评价。资产阶级智慧的租用者以为他们能够用关于“狂热的模仿者”的种种谰言把这个幼芽压死；仿佛狂妄无能的模仿时期不是在旧货市场上失去理想的阶级的绝对必然的遗产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