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青年时代

（一）家庭和学校

　　1818年5月5日，卡尔·亨利希·马克思生于特利尔。他的家系已无从查考，因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连年战火中，莱茵省的户籍册都已错乱失散了。要知道，就连亨利希·海涅出生在哪一年，至今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哩！

　　当然，就马克思来说，问题还不至于这祥严重，因为他生在一个比较承平的时期。不过，当他的一位姑母在五十年前逝世并且留下一张被认为无效的遗嘱时，法庭为查明合法继承人所进行的调查，始终也没有能确定她的父母即卡尔·马克思的祖父母的生卒日期。

　　他的祖父原名马克思·列维，后简称马克思，是特利尔的一名犹太律法学家^[6]；他大概是在1798年逝世的，至少在1810年时他已不在人世了。他的妻子叶娃（娘家姓莫泽斯）在1810年还活着，一般认为她是在1825年死去的。

　　这对夫妇生了许多子女，其中有两人——希尔舍和萨缪尔——从事学术。萨缪尔在父亲死后继承了特利尔的犹太律法学家的职位。他的儿子莫泽斯作为犹太律法学家职位的候补人，到西里西业的格莱维茨去了。萨缪尔生于1781年，卒于1829年。希尔舍，卡尔·马克思的父亲，生于1782年。他学法律，在特利尔当律师，后来又做了司法参事。1824年，他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参阅本书第8页上的注。］，取名亨利希·马克思。他是在1838年逝世的。亨利希·马克思同一位荷兰女子罕丽达·普列斯堡结了婚。据她的孙女爱琳娜·马克思说，她的祖先一连许多代都是犹人律法学家。罕丽达在1863年逝世。她同她的丈夫身后留下了许多子女，但是在确定继承权（马克思家庭的谱系资料就是从这项有关继承的文件中取得的）的时候，这些子女中只有四人还活着，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和三个女儿：索菲亚——马斯特里赫特的律师施马里豪森的未亡人；爱米利亚——特利尔的工程师康拉第的妻子；路易莎——卡普施塔特的商人优塔的妻子。

　　卡尔·马克思的双亲的婚姻是极其美满的，因此，作为仅次于长姊索菲亚的最大的男孩子，卡尔·马克恩的童年是在无优无虑的欢乐中度过的。他的“辉煌的天赋”在他父亲心中唤起希望，认为有朝一日这些才能终将用于造福人类的事业；母亲则把儿子称做一个无往不利的幸运儿。但是卡尔·马克思既不像歌德那样只受母亲的影响，也不像席勒和莱辛那祥只受父奈的影响。他的母亲虽然也对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关怀备至，却完全被家务缠身。她甚至终生都没有学会正确地讲德国话，也根本没有参与过儿子的思想斗争，——只是有时不禁以一个母亲的心情为她的卡尔发愁，想到假如他走上了正路的话，他的成就会有多大。后来，卡尔·马克思似乎同他母系的荷兰亲属，特别是同他的一位“舅舅”菲力浦斯接近起来。他不止一次地怀着深切的感情谈到这位“了不起的老头儿”，这人在他生活困难的时刻曾经在物质上帮助过他。

　　但是就连马克思的父亲有时也暗中怀着忧惧注视着爱子心灵中的“魔”。不过他在卡尔刚过二十岁生日几天以后就死去了。使他感到苦恼的不是那种梦想儿子有一个光辉前程的家庭妇女式的渺小忧虑，而是对儿子性格中某种像大理石一般坚硬的东西所感到的隐隐的恐惧，这种东西是和他自己的柔和秉性格格不入的。作为犹太人、莱茵省人和法学家，他似乎应该有三重的武装来抵御易北河东岸容克地主们的一切诱惑。然而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个普鲁士的爱国者，不是现时所谓的那种庸俗的爱国者，而是一个老式的普鲁士爱国者，像我们这一辈人当中最年长的人还见过的瓦尔德克和齐格勒那样的爱国者。他受过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教育，真诚地相信“老弗里茨”［即弗里德里希二世。］式的开明改革^[7]，——总之，他是拿破仑很有理由憎恶的那些“思想家”中的一个。被拿破仑称做“思想的梦呓”的那种东西，燃起了马克思的父亲对这个征服者的仇恨，尽管拿破仑曾给予莱茵省的犹太人以平等的公民权利，并且给予莱茵省以拿破仑法典^[8]——一个不断受到旧普鲁士反动派侵犯而为莱茵省人民所悉心维护的珍宝。

　　即使普鲁士政府可能曾经强迫亨利希·马克思改变宗教以保持他的职位，他对普鲁士君主政体的“守护神”的信念也不曾因此而动摇过。这一点，就是那些一般说来洞悉内情的人也不止一次地肯定过，他们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辩护或者至少是宽恕那既不需要辩护、也不需要宽恕的事情。即使是从纯宗教的观点来看，一个同洛克、莱布尼茨和莱辛一样信奉“对上帝的纯粹信仰”的人，在犹太教教堂里也已经是无事可做的了。毋宁说他更容易在普鲁士的国家教会的庇护下找到一个容身之所，因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教会中盛行着一种相当宽容的理性主义，即所谓理性宗教，这种精神甚至在1819年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9]上也留下了某些印迹。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放弃犹太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解放的行动，而且主要是一种社会解放的行动。犹太教并不曾参与我们的卓越思想家和诗人的伟大精神劳动。莫泽斯·门德尔森曾力图以他那微弱的火炬把自己的“民族”引导到德国精神生活的领域里去，但是白费力气^[10]。正好在亨利希·马克思改宗基督教的那些年，在柏林成立了一个犹太青年的小组，想走门德尔森的道路。虽然这些青年人当中有爱德华·甘斯和亨利希·海涅这样的人物，但他们的努力也终告失败。甘斯，这只小船的舵手^[11]，第一个放下旗帜而皈依了基督教。海涅^[12]呢，虽然他恶狠狠地骂了甘斯一句：“昨天还是英雄，今天就成了坏蛋”，但是他自己不久以后也不得不为“欧洲文化的入场券”付出了同样的代价。他们两人都在上世纪德国的精神发展中起过历史性的作用。而他们过去的那些矢忠于犹太精神的伙伴们，却早已湮没无闻了。

　　可见，在好几十年当中，改宗基督教是犹太人中间的自由思想者在文化方面前进一步的表现。亨利希·马克思和他的家人在1824年受基督教洗礼［1824年亨利希·马克思给他的孩子们施了洗礼；他本人则是在1816年，他的妻子是在1825年加入路德派教会的。］，这件事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而不能从其他意义上来理解。不过，某些外部条件，虽然并未决定改宗一事本身，却可能决定了改宗发生的时间。在20年代的农业危机期间，犹太人加紧收购庄园和土地的行为，在莱茵省引起了强烈的仇犹情绪。像老马克思这样一个无可訾议的正直的人，不但认为他不该受到这种憎恨，而且认为，为了自己的孩子们，也没有权利受到这种憎恨。也许，他母亲的死也促成了他的改宗。她正好是在这个时候逝世的，她一死，亨利希·马克思就没有必要再去尽那种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孝道了。还有，在他改宗基督教的那一年，他的长子达到了入学的年龄，这个情况也可能有一部分影响。

　　不管是什么原因，有点是无可怀疑的，即亨利希·马克思树立了一种现代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使他摆脱了犹太教的一切偏见，而他就把这种自由当作一宗宝贵的遗产留给了他的卡尔。在他写给他的做大学生的儿子的相当多的信中，找不到一星半点犹太人性格的特征或缺点。这些信都是用流行于18世纪的那种旧式的温情笔调写的。他是一个地道的德国人，爱的时候如痴如狂，怒的时候就暴跳如雷。做父亲的完全没有小市民的狭隘观点，喜欢在信中过问儿子的精神兴趣，只是对于儿子想当一名“平庸的诗人”的愿望坚决地——而且是完全有理由地——加以反对。这位“白发苍苍而精神有些抑郁”的老人，虽然对他的卡尔的未来做着美梦，却不禁有时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卡尔的心灵是不是和他的头脑相称；在他身上是不是存在着能够在痛苦的人世间给人以慰藉的那种比较柔和的世俗的感情。

　　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疑虑是有根据的。他“蕴藏在心灵深处”的爱子之心并没有使他盲目，却使他眼光明亮。但是一个人往往不能预见自己的行为的最后结果，因此，亨利希·马克思没有想到，也无法预料，他自己毫不吝惜地赠送给儿子的资产阶级教养的礼物，只是有助与解放那个危险的“魔”，这个“魔”，他不知道究竟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13]。拉萨尔或海涅在他们生活的早期曾为之作过剧烈搏斗并因而受到不愈的创伤的许多东西，卡尔·马克思还在父母家里做儿子的时候就已经把它们轻而易举地降服了。

　　中学生活曾经给予正在成长的马克思一些什么，就更不清楚了。卡尔·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任何一个中学同学，而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所写的关于马克思的回忆。他相当早就在本城的中学毕了业；他的毕业证书上注明的日期是1835年8月25日［梅林在这里弄错了，马克思的毕业证书上的日期是1835年9月24日。］。证书上照例地写着对这个有才华的青年的祝福，以及关于他的各科成绩的老一套的考语。但是，毕业证书上特别指出，卡尔·马克思能很好地翻译和解释古典作品中最艰深的地方，特别是那些与其说难在文词的晦涩、毋宁说难在内容和思想的逻辑关系的地方；他的拉丁文作文表现出丰富的思想和对题义的深刻理解，不过与主题无关的议论往往过多。

　　在毕业考试中，他的神学考得不好，历史学也考得不太好。不过在德语作文里他表述了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在主考人看来是“很有意思”的，而在我们看来更是意味深长的。这篇作文的题目是《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主考人在评语中批示说，卡尔·马克思的文章以丰富的思想和完美严谨的结构而引人注意，但是作者在这里又表现了他所常犯的一个毛病——过分追求文词的华美和生动。下面接着一宇不漏地摘引了一句原话：“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规定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3页。］可见，还在少年马克思的头脑中，就已闪现着一种思想的火花，这种思想的全面发挥就是他在成年时期的不朽贡献。

（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1835年秋天，卡尔·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看来，在那里的第一年与其说是在研习法学，不如说只是“住大学”。

　　我们没有掌握马克思在波恩时期的生活的第一手材料。但是，从马克思的父亲的信中所反映的情况来判断，他是在纵情享受青春的欢乐。后来，当父亲发怒的时候，他曾在信中指责儿子的“放浪形骸”。但是这时，父亲还只是抱怨儿子给他寄来一些“既没有关联、也没有结算的卡尔式的账单”。不过说到账单，那么，这位货币流通的经典理论家就是到后来也从来没有弄清楚过。

　　在波恩的充满欢乐的第一年结束时，马克思正好达到十八岁的幸福年龄；这时，他同他儿时的游伴订了婚。这位姑娘是他姐姐索菲亚的密友，索菲亚是把这两颗年轻的心撮合在一起的人。马克思的订婚，虽然看起来也是学生时代的一种轻率的举动，实际上却是这位天生的领袖所获得的第一个最辉煌的胜利。马克思的父亲最初认为儿子的胜利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直到他在卡尔的未婚妻身上也发现有“某种天才的东西”，发现她能够作出一般女孩子所做不到的牺牲时，他才理解这次胜利的意义。

　　确实，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不但生得异常美丽，而且具有非凡的才智和品德。她比卡尔·马克思大四岁，但也只是二十出头。她正当美貌年华，身边围绕着许多爱慕者，而且，以她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员的女儿，无疑是会有一个辉煌的前途的。而她却为了一个如老马克思所说的“艰险莫测的未来”牺牲了所有这一切。马克思的父亲有时甚至觉得，那些烦扰着他的惊恐和不安，在她的心灵里也存在着。但他却深深地相信这位“天使”，这位“迷人的女郎”，并且向他儿子预言，她不会拿他去换任何一位爵爷。

　　未来确实比亨利希在最不祥的预感中所想像的还要艰险莫测。然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她的少女时代的肖像至今还焕发着天真的魅力）却以毫不动摇的英雄气概，在最艰苦的坎坷生活中矢忠于她所选择的人。也许，就寻常的含义来说，她并没有能帮助减轻他生活的重担，因为她从小娇生惯养，不是总能像一个饱经风霜的无产者妇女那样未应付日常生活上的微小困难。但是，就另一种更高的含义来说，在理解她丈夫的事业方面，她却是他的当之无愧的伴侣。她的那些保存下来的信，都散发着真正的女性的气息。她具有歌德笔下的人物的那种性格，无论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下，——从欢乐的日子里的谈笑风生，直到穷困夺去她的孩子而她甚至无力为他安置一个像样的坟墓时的尼奥巴［希腊神话中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儿女的母亲的形象，母性的悲哀的象征。］式的悲恸，——都是同样真诚的。燕妮的美常使她丈夫引以自豪；在1863年，当他们共同生活了几乎整整二十年之后，他回特利尔去安葬母亲时写信给她说：“每天我都去瞻拜那个圣地——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在罗马街）：这所小房子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能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幸福的青年时代，曾有一个时期它收藏过我最珍贵的宝物。而且每天从四面八方都有人来问我，特利尔的这位第一美人和舞会上的皇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当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记忆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时，他简直有说不出的高兴。”［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页。］当马克思弥留之际，这位与感伤情绪一向无缘的人，却怀着深沉的悲痛谈到这位妇女所带给他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这一对年轻人没有征得女方父母的同意就订了婚，这种情况使马克思的正直的父亲担受了不少惊恐。不过很快威斯特华伦家也就同意了。枢密顾问官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虽然有着显赫的身家地位，却既不属于易北河东岸的容克地主，也不属于旧普鲁士官僚阶级。他的父亲菲力浦·威斯特华伦是德国军事史上的一位声名赫赫的人物。他在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大公手下担任过机要秘书。斐迪南大公曾经率领一支英国出钱雇佣的杂牌军，在七年战争^[14]期间胜利地抗击了野心勃勃的路易十五和庞巴都侯爵夫人，保卫了德意志西部。非力浦·威斯特华伦成了公爵的参谋总部的实际首脑，尽管全军中有许多德国将军和英国将军。他的功绩受到如此的重视，以致英王有意任命他为全军的侍从武官长，然而威斯特华伦谢绝了这个建议。他仅仅抑制了自己的市民精神，接受了赐给他的贵族身分；他这样做，也只是出于那曾经迫使海德尔和席勒忍受同样屈辱的同一个理由。菲力浦·威斯特华伦之所以委曲求全，是为了能够和一位苏格兰男爵的女儿结婚；这位姑娘是到裴迪南公爵的军中来探望她的姐姐——英国策应军一位将军的妻子的。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就是这对夫妇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历史声名，而他母亲的祖先的名字也唤起了伟大的历史回忆：直系祖先当中有一个人在苏格兰争取宗教改革的斗争中被处以火刑；另一个粗先，阿契波德·阿盖尔怕爵，在反抗詹姆斯二世的解放斗争时期被当作叛乱者在爱丁堡的市场广场上斩首。这样的家族传统本身就使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脱出了贫乏而又骄傲的容克地主和狂妄自大的官僚的氛围。最初他在不伦瑞克公爵手下任职，甚至当这个小小的公国被拿破仑合并于威斯特伐里亚王国的时候，他还不打算离职。他显然不大重视那些世袭的维尔夫们^[15]，却较为关心法国征服者企图用以治愈他的祖国的溃疡的那些改革。但是对于外国统治本身，他却也抱着否定的态度，因此在1813年遭到达乌元帅的严厉惩处。以后，他在萨尔茨维德尔做县长，在那里，于1814年2月12日生了女儿燕妮，两年以后，又被调到特利尔去做枢密顾问官。因为，普鲁士国家的首相哈登堡在初期励精图治，认识到应当把一些不怀有容克偏见的精干人物派到人心依旧向往法国的新收复的莱茵省去。

　　卡尔·马克思终生都对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怀着十分尊敬和感戴的心情。他称威斯待华伦为“父亲般的亲爱的朋友”，并且向他报以“子弟之爱”^[16]，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威斯特华伦是他的岳父，威斯待华伦能够从头到尾背诵荷马诗中的许多段，能够用德语和英语背诵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剧作。在“威斯特华伦家的老宅子”里，卡尔·马克思获得了他父母的家所不能给他而学校更不能给他的精神食粮。他自己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是老威斯特华伦所钟爱的孩子，而威斯特华伦同意他们的订婚，还可能是由于他想到自己父母的美满婚姻。因为，在世人的眼里，以一个古老贵族的男爵世家出身的姑娘嫁给一个既贫穷且非贵族的普通平民出身的机要秘书，也并不是一个门当户对的姻缘。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长子丝毫没有承袭他父亲的崇高的精神品质。他是一个典型的宫僚和名利之徒。不仅如此，在50年代的反动时期，当他担任普鲁士国家内务大臣职务的时候，他曾为了维护最顽固不化的地方容克的封建要求，甚至反对首相曼托伊费尔，而这位首相毕竟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斐迪南比燕妮大十五岁，而他同这个妹妹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亲近的。他只是她父亲的前妻所生的异母兄长。

　　燕妮的亲兄弟是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他在信念方面比父亲更左一些，正如斐迪南比父亲更右一些一样。他曾在他姐夫的一些共产主义文告上签过名^[17]但是他并没有成为卡尔·马克思的固定的同志；他漂泊在海外，饱经变化莫测的祸福，时来时往，行踪不定；凡是谈到他的人莫不认为他根本过不惯有规律的日常生括。但是对于他姐姐燕妮和姐夫卡尔·马克思，他始终是一个忠实的朋友，他热爱他们，而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