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亡命布鲁塞尔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
（二）真正的社会主义
（三）魏特林和蒲鲁东
（四）历史唯物主义
（五）《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六）共产主义者同盟
（七）布鲁塞尔的宣传
（八）《共产党宣言》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

　　被逐出巴黎之后，马克思带着他的家人迁居布鲁塞尔。恩格斯担心他在布鲁塞尔也会遇到麻烦；确实，马克思在那里从一开始就受到刁难。

　　马克思在给亨利希·海涅的信中说，他刚一来到布鲁塞尔，就被传唤到“社会治安机关”去，要他提出不发表评论比利时政局的任何言论的书面保证。马克思坦然地签署了这个保证，因为他既不打算、也不可能过问这些事情。但是，普鲁士政府继续向比利时当局提出驱逐马克思的要求。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就在这一年（1845年）的12月1日脱离了普鲁士国籍。

　　在当时以及后来，马克思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其他国家的国籍，尽管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为了对他表示敬意曾在1848年春天向他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像海涅一样，马克思不愿取得外国国籍；而弗莱里格拉特，这位常被人们提出来给这两个“没有祖国的人”做德意志爱国主义榜样的人，在亡命英国期间，却毫不犹豫地归化了英国。

　　1845年春天，恩格斯也到了布鲁塞尔。两位朋友一起到英国去［大约在1845年7月12日］，为了研究英国而在那里作了六个星期的旅行。马克思在巴黎时已经开始研究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而在这次旅英期间，他更深入地研读了英国的经济学文献。但是据马克思自己说，他这一次只读了一些在曼彻斯特能够弄到的书，以及恩格斯所收藏的著作和抄本。

　　恩格斯在他第一次居住英国期间已经给罗伯特·欧文的刊物《New Moral World》（《新道德世界》）和宪章派的报纸《Northern Star》（《北极星报》）写稿了。他利用这第二次的旅行来恢复一些旧日的交谊。因此，两位朋友同宪章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者建立了新的关系。

　　在这次旅行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开姶合写一部著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后来言简意赅地写道：“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清算一下我们过去的哲学信仰。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稿子已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把原稿留给老鼠用牙齿去批判了。”［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10页。］老鼠当真完成了这个任务，不过原稿残留的部分也足以说明，为什么作者本人对于自己的不走运并未感到十分伤心。

　　如果说他们过去清算鲍威尔兄弟的那部过于详尽的著作对读者说来已经是一个够坚硬的胡桃，那么这个篇幅达五十印张的两厚册巨著就是更加坚硬的胡桃了。这部著作的标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1932年苏联第一次出版德文版，1933年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出版俄文版。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恩格斯后来根据回忆断定，单单是批判施蒂纳的那一郎分，篇幅就有施蒂纳本人的书那样大。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已经出版的片断，证明恩格斯的记忆是不错的。这部著作甚至是比《神圣家族》中最枯燥的部分都更加冗赘烦琐的“超论争”。此外，虽然这里也有时出现沙漠中的缘州，但比起《神圣家族》来要少得多。而当辩证法的锋芒在个别地方显现的时候，它也很快就被琐碎的挑剔和咬文嚼字的争论所代替了。

　　当然，我们现在的鉴赏力比那时是更苛刻了。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明一切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较早期的和较晚期的著作，甚至就是同时的著作，都足够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是具有进行精辟锋利的批判的辉煌才能的，而且他们的行文向来绝少冗长烦琐的毛病。这一次的情况可以这样来解释，即当时这整个思想斗争是在少数人的小圈子里展开的，而且这些人又大都非常年轻，同样的现象在文学史上，在莎士比亚以及与他同时代的戏剧家们身上也可以看到。从论敌那里断章取义地摘出一段文字，然后像对付野兽一样加以穷追猛打。用望文生义或随意曲解论敌的思想的办法，极力使这个思想具有尽可能愚蠢的含义。所有这一切手法，也像漫无边际的夸大倾向一样，都不是以广大观众为对象的，而是以内行人的洞烛隐微的理解为对象的。莎士比亚的妙语所以有时是我们所不能品味或甚至不能理解的，就是因为莎士比亚在创造它们时有意无意地考虑到格林、马洛、约翰逊、弗勒彻和波蒙会怎样想。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鲍威尔、施蒂纳以及其他玩弄纯思维把戏的老伙伴们打交道的时候，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使用的那种笔调，大抵也出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费尔巴哈说了什么，那一定是更有教益的，因为在这里间题会不仅仅限于纯粹否定的批判。可惜，该书的这一部分始终没有完成。不过，马克思在1845年所写的而由恩格斯在几十年后发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警句［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3—6页。］却在这方面使我们有足够清楚的了解。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里面发现了他在学生时代从唯物主义的始祖之一德谟克利特那里发现的同样缺点：缺乏“能动的原则”。按照马克思的见解，以往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成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换句话说，费尔巴哈在抛弃整个黑格尔时，把不该抛弃的东西也抛弃了。任务是在于，把黑格尔的全部革命化的辩证法从观念世界转移到现实世界来。

　　还在巴门的时候，恩格斯就以他所特有的果敢作风写信给费尔巴哈，请他站到共产主义方面来。费尔巴哈作了友好的回答，但是拒绝了——至少是在当时——他的建议。费尔巴哈答应说，如果他能办到，他将在夏天到莱茵省去。于是恩格斯希望，届时将“说服”费尔巴哈务必也搬到布鲁塞尔来。同时，恩格斯介绍费尔巴哈的一个学生海尔曼·克利盖去见马克思，说他是一位“出色的鼓动家”^[119]。

　　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去莱茵，而他不久后发表的著作表明，他根本不会脱掉自己的“旧靴子”^[120]。费尔巴哈的学生克利盖也令人大为失望。诚然，他曾经把共产主义学说远涉重洋地带到美国去，但是他在纽约的胡作非为，对那些开始集结在马克思周围的侨居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者发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二）真正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准备在计划写的这部书的第二卷中讨论各式各样的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并且对“德国社会主义的一切荒诞不经和枯燥之味的文献”给以毁灭性的批判。

　　这是指的莫泽斯·赫斯、卡尔·格律恩、奥托·吕宁、海尔曼·皮特曼以及其他一些作家，这些人写过相当多的著作，包括在许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杂志就是：1845年夏到1846年夏出版的月刊《Gesellschaftsspiegel》（《社会明镜》）； 1845年和1846年出版的两卷年刊《Rheinische Jahrbücher》（《莱茵年鉴》）和《Deutsches Bürgerbuch》（《德国公民手册》）；从1845年创刊一直出到德国革命时期的《Westphälische Dampfboot》（《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月刊；还有几种日报，如《Triersche Zeitung》（《特利尔日报》等。

　　卡尔·格律恩有一次称之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讽刺地借用了这个名称）的这种怪现象，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到1848年，“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已经无影无踪了。随着革命的第一声枪响，这个派别就自行消失了。它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没有发生过任何影响，因为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对它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显示出马克思比它高超。但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作的严厉的裁判，却并不能充分表明马克思对它的态度。有一个时期，马克思认为尽管“真正的社会主义”有那祥多的荒谬之处，但它还是能酿出好酒来的。恩格斯也抱着同样的见解，而且更加坚持。

　　恩格斯曾和莫泽斯·赫斯一起出版《社会明镜》杂志，马克思也曾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在布鲁塞尔时代，他们两人都同赫斯合作过，而且有一个时期赫斯似乎已经完全领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马克思有好几次想遨请亨利希·海涅给《莱茵年鉴》写稿。如果不是马克思本人，那么至少是恩格斯曾经在皮特曼出版的《莱茵年鉴》和《德国公民手册》上发表过文章^[121]，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给《威斯特伐里亚汽船》写过稿。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中到目前为止曾发表出来的唯一的一节：对于卡尔·格律恩关于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的一部杂文式的著作的彻底而尖锐的批判［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573—628页。］。

　　“真正的社会主义”也是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中产生出来的；由于这个缘故，有时候人们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最初也是属于“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派的，因此他们后来才那样严厉地批判它。但是这种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确实，双方都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对法国革命史和英国工业发展的研究来研究社会主义的，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只是满足于把社会主义的公式和标语口号铟译成“陈腐的黑格尔式的德语”。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使“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超过这种水平，而且相当公正地把这整个派别看成是德国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格律恩及其伙伴们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关于人的本质的实现的空洞思辨——拿来同康德的观点相比，因为康德也是把法国大革命的意志表现仅仅理解为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这种比较，无疑是对格律恩等人的莫大尊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导师般地关怀“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时候，表现了巨大的耐心，但是也很严格。1845年恩格斯同赫斯合编《社会明镜》的时候，他对善良的赫斯的许多做法容忍迁就，虽然这些做法肯定是极不合他的心意的。但是到了1846年，恩格斯就在《德国公民于册》上使“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大伤脑筋了。“稍微谈谈现在大家都乐于挂在嘴上的‘人性’、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宁可说是兽性的‘实现’，按照蒲鲁东那样（而这还是经过了第三手或第四手呢！）稍微谈一下财产，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稍微谈一下劳动组织，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人民状况的可怜的团体，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却茫然无知，——这种‘社会主义’整个就归结为这几点。而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化，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659页。］恩格斯就是这样评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

　　决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态度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者当中，他们攻击得最厉害的是卡尔·格律恩。这不仅仅因为格律恩事实上暴露的弱点最多，而且因为格律恩住在巴黎，在工人当中造成了极有害的混乱，并且对蒲鲁东发生了很坏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上用极端尖锐的词句和对他们的旧友赫斯的毫不含糊的讽刺清算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在国际无产阶级当中展开实际的鼓动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原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自己的一套笨拙的小学生作业看得极为郑重庄严，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那种“自命博学的天真”，但是不能原谅他们对政府的所谓支持。“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想把资产阶级反对三月革命以前的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斗争当作“盼望已久的机会”来从背后攻击自由主义的反对派。“真正的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一班随从——僧侣、学监、项固守旧的容克和官僚顺手抓来吓唬那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一个稻草人。

　　因此，这种社会主义不过是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用鞭子枪弹给德国工人起义吃苦头的时候所加的甜味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496—497页。］这些话实际上是大大夸张了的，而对所涉及的这几个人来说是完全不公平的。

　　马克思本人曾在《德法年鉴》上指出了德国的特殊情況，资产阶级如果不同时引起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反抗，它就不能反抗政府。因此，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在自由主义还具有革命性的地方支持它，在它已经变得反动的地方反对它。在某些场合下，这个任务是很不容易完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时候把自由主义当作仍然是革命的而加以支持，实际上它已经是反动的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则常常陷到相反的方向去；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自由主义，而这样做只能使政府高兴。在这方面卡尔·格律恩犯的错误最大，莫泽斯·赫斯和他差不多，而《威斯特伐里亚汽船》的主编奥托·吕宁错误最小。但是不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有多大的过错，他们的过错总还是处于愚蠢和无知，而绝不是由于想支持政府。在他们的一切臆想受到死刑宣告的革命期问，所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致站在资产阶级左翼方面。不用说曾经在德国社会民主派队伍中作战的赫斯，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其他代表者，也没有一个人投到政府方面去。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问心无愧的，这是其他所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论是当时的或现在的，都不能相此的。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深厚的敬意，即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使他们感到难堪的时候，他们仍然把自己的刊物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开放。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改掉自己的老毛病，这不是由于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而是由于明显的思想混乱。他们喜欢全世界的庸人都爱唱的那个老调：静静地，静静地，不要暄闹；也就是说，一个年轻的党不应该过于严格；如果争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至少也应该温文尔雅地进行，避免过激，不要冲撞对方；对于像鲍威尔、卢格、施蒂纳这样一些有名望的人物，必须照顾情面，等等。这一切当然都不是马克思所喜欢的。有一次马克思在谈到这一点时说：“这些老太婆的特点是，他们想把所有真正的党派斗争都掩饰一下并且加一点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34页。］。但是在有些场合下马克思的这些健康的观点也得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同情。例如，和吕宁有亲戚关系并且同他合编过《威斯特伐里亚汽船》的约瑟夫·魏德迈，就成了马克忍和恩格斯最忠实的拥护者之一。

　　魏德迈原是普鲁士军队里的炮兵军官。由于政治信仰的关系，他辞掉了军职，在卡尔·格律恩思想影响下的《特利尔日报》任副主编，落进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圏子。1846年春天，不知是为了专诚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由于其他原因，魏德迈来到布鲁塞尔。总之，他很快就同他们接近，并且坚决反对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情批判而发出的一片叫嚣，尽管他的姻亲吕宁也参加了这种叫嚣。魏德迈出生在威斯特伐里亚，是一个稳重而略微有些迟钝的人，有着威斯特伐里亚人出名的那种忠厚而坚毅的特性。他没有什么突出的文才。回到德国以后，他当了科伦——明登铁路修建工程的测量师，只是在工作的余暇才去参加《威斯特伐里亚汽船》的编辑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天生的实践家，他还极力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解决另一种越来越感到迫切的需要：为他们寻找一个出版家。

　　由于卢格从中捣鬼，苏黎世的“文学社”已经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了门。虽然卢格明知马克思不会苟出什么坏作品来，他却逼迫他的合伙人弗吕贝尔同马克思断绝一切关系。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出版人，莱比锡的书商维干德，早就拒绝出版批评鲍威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著作了。所以，当魏德迈在自己的故乡威斯特伐里亚找到两个富有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名字是尤利乌斯·迈耶尔和雷姆佩尔）同意为创办一家出版社提供所需的资金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是高兴异常。事情立刻就准备大张旗鼓地办起来。

　　他们打算马上至少出版三种书刊：《德意志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作家丛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合编的季刊。

　　然而，轮到要拿钱的时候，这两个资本家却违背了他们不仅对魏德迈、而且也对赫斯作过的诺言，缩回手去了。偏巧在这时发生了一些“业务上的困难”，使得他们不能用事实证明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精神。这样一来，魏德迈（他本人当然也不希望这样）就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带来了巨大的失望。更使他们失望的是，魏德迈曾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交给其他许多出版者，但是都没有成功；于是为了帮助马克思解决出活上的燃眉之急，他在威斯特伐里亚的同志当中募集到几百法郎，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一步跟他交往当中很快就忘记了这些帮倒忙的事情，这一点也足以说明他的诚实和正直。

　　但是不管怎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现在只好“留给老鼠用牙齿去批判了”。

（三）魏特林和蒲鲁东

　　远比对于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家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更富于戏剧性和吏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是马克思同两位天才的无产者的冲突，这两个人在他活动的初期曾对他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魏特林和蒲鲁东都出身于工人阶级，都有着健全坚强的性格和丰厚的天赋，他们两人的环境又都是这样有利，以致他们很可能毫不费力地成为那少数例外者的范例，这些例外者抱着一种庸俗的观念，认为工人当中每一个有才能的人都有机会上升到有产阶级的地位。但是魏特林和蒲鲁东两人都摒弃了这条道路，自愿地选择了穷人的命运，以便为自己的同阶级和共患难的弟兄们进行斗争。

　　他们两人都生得身材魁捂，仪表堂堂，精力充沛，仿佛天生来就是为了享受生活的一切乐趣的。但是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目的，却甘愿忍受最难堪的困苦。“一张狭窄的床，时常是三人合住一间的小房间，一块权当书桌的粗糙木板，有时候有一杯黑咖啡，”——当魏特林的名声使世闻的当权者战慄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生活的。而当蒲鲁东已经成为全欧洲闻名的人物时，他在巴黎的一间斗室里也过着同样的生活，“身穿一件毛线衣，脚踏一双呱达狐达响的木屐。”

　　两人身上都交融着德国的和法国的文化。魏特林是一个法国军官的儿子，刚一成年，他就赶到巴黎去汲取法国社会主义的源泉。蒲鲁东生在古老的勃艮第伯国，这个伯国在路易十四时期曾并入法国。人们常责备蒲鲁东说，他有着一副德国人的头脑，甚至是德国人的混乱的头脑。不管怎样，当蒲鲁东的精神自觉刚一觉醒，他就向往着德国哲学，而相反地，魏特林却认为德国哲学的代表仅仅是一些“云雾播散者”。另一方面，蒲鲁东找不到足够尖刻的字眼来表达他对伟大的空想主义者们的否定态度，而魏特林则相反，认为自己的一切最好的东西都应归功于这些空想主义者。

　　魏特林和蒲鲁东享有同样的荣誉并且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是在历史上向世界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崇高精神和力量，证明了现代工人阶级能够自谋解放的第一批现代无产者。他们首次打破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在这以前所陷入的那个迷魂阵。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活动是划时代的，他们的创作和斗争是后来几代战士们的榜样，他们对萌芽的科学社会主义发生了有益的影响。没有人比马克思更多地赞许过魏特林和蒲鲁东的初期活动。在他看来，蒲鲁东和魏特林乃是他批判地克服了黑格尔哲学以后通过思辨而达到的那些思想的化身。

　　但是，上面已经说过，魏特林和蒲鲁东不但享有同样的荣誉，而且也遭到同样的悲惨命运。尽管他们看得深，看得远，魏特林终究是一个德国的手工业者，而蒲鲁东也不过是一个法国的小资产者。因此他们终于同那个卓越地完成了他们所辉煌地开始了的事业的人分手了。造成分歧的原因不是个人的虚荣，不是任性的执拗，虽然也许后来随着魏特林和蒲鲁东开始感到历史发展的潮流把他们推上浅滩，这种动机也出现了。魏特林和蒲鲁东同马克思的冲突表明，他们根本就不理解他所追求的是什么。他们受着一种狭隘的阶级意识的支配，而正因为这种狭隘性是他们所不自觉的，因此它才更加顽强。

　　1846年初，魏特林来到布鲁塞尔。他在瑞士进行的鼓动由于内部矛盾而陷于停倾，后来又招致了野蛮的迫害。于是他到伦敦去，但是在那里又不能同正义者同盟的人们很好的相处。为了要摆脱无情的命运，他自命为先知，但是正因为如此，他变成了无情的命运的牺牲品。这时候，宪章运动^[122]的浪潮在英国正日益高涨。但是魏特林没有投身于这个运动，却埋头研究他的一套思维和语言的体系，并且计划创立一种世界语。这种玩意竟成了他的癖好。他轻率地担负起这些时常是他不能胜任的任务，由于这一点，他变得越来越孤癖，离开了他的力量的真正源泉——他自己的阶级的现实生活。

　　迁居到布鲁塞尔，无论如河是魏特林所采取的一个最明智的步骤，因为如果说还有什么人能够在思想方面挽救他的话，那么这人就是马克思。马克思非常热情地接持了他，这一点不仅恩格斯谈到过，就连魏特林本人也谈到过。然而，他们之间在思想上的相互理解终于是不可能的。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一次集会上，马克思和魏特林之间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这场冲突是由魏特林的使人难堪的攻击引起的，正如他自己在给赫斯的信中所谈到的那祥。当时正在就组织一个新的出版社进行洽商，魏特林忽然硬说马克思要切断他的“经济来源”要独揽“报酬优厚的翻译工作”。但就是在这以后，马克思还是继续尽力帮助魏特林。5月6日，赫斯也是根据魏特林自已的话，从佛尔维耶写信给马克思说虽然你和魏特林发生了冲突，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对他紧闭你的钱袋，那里面还有一点东西。”然而马克思的钱袋里确实已经寥寥无几了。

　　但是几天以后，魏特林就把事情弄到无可挽回的决裂的地步。海尔曼·克利盖在美国进行的宣传既有负于流亡者的期望，也有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期望。克利盖在纽约出版的《Volks-Tri-bun》（《人民论坛》）周刊，除了幼稚地夸大的和荒诞的感伤主义而外一无所有。这个周刊当然是和共产主义原则毫不相干的，它在工人队伍当中起了直接败坏士气的作用。更糟的是，克利盖竞向美国的富豪们写了一些荒唐的恳求信，为他的杂志乞讨几块美元。同时，他自称是德国共产主义在美国的著作界代表。这样一来，共产主义的真正代表们自然认为有必要抗议这种有损名誉的牵连了。

　　5月16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决定以通告的形式向同志们发表这种列举理由的抗议，并且想把这份通告首先寄给克利盖的杂志去发表^[123]。只有魏特林提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借口，不愿意在这份抗议上签字。他说：《人民论坛》是完全适合于美国条件的共产党的机关报。共产党在欧洲本身已经有这样多的强敌，它不必再对美洲举起武器，尤其是不应该在那里掀起一场兄弟相残的战争。魏特林还不满足于拒绝参加抗议，他还写信给海尔曼·克利盖，要他防备“恶毒的阴谋家们”。他写道：“这个臭名昭著的同盟，大概是由十二个或者二十个人组成的，它拥有十分雄厚的资财。他们只有一种怪念头：把我当作反动派来斗争。首先他们要砍掉我的头，然后砍掉其他人的头，然后再砍掉自己朋友的头；最后这些先生们就动手互相割断喉管，……他们现在有大批的钱来干这些阴谋，而我却找不到一个出版人我和赫斯完全站在这伙人以外；但是赫斯也像我一样，是失宠被黜的。”在他写了这封信以后，连赫斯也同这个步入迷途的人断绝了来往。

　　克利盖发表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抗议书，这份抗议书后来又由魏德迈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转载。但是克利盖同时刊登了魏特林的信，或者至少是其中最激烈的部分，作为一种抵消。此外，克利盖还说服全国改革协会^[124]——把克利盖的周刊当作自己的机关报的德国工人组织——聘请魏特林为编辑并寄旅费给他赴美。于是，魏特林就从欧洲消失了。

　　就在同一个5月里，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决裂也酝酿成熟了。由于没有自己的机关报，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就发行铅印的或石印的通告（就像反克利盖的通告那样），来尽可能地弥补这个缺陷。同时，他们竭力在有共产党人居住的那些大城市设置常任的通讯员。布鲁塞尔和伦敦已经有这样的通讯委员会^[125]，在巴黎也准备设立。马克思请求蒲鲁东同他合作。蒲鲁东在1846年5月17日从里昂寄出的信中表示同意，并且只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他不能保证常写和多写。但是同时他利用这个机会对自己的收信人发表了一篇长长的训话，这篇训话使马克思看到了他们之间的鸿沟已经深到什么程度了。

　　蒲鲁东写道：“在经济问题上，我现在宣扬的几乎是绝对的反教条主义。”他坚持地劝告马克思不要堕入他的同胞马丁·路德所曾陷入的那种矛盾，因为马丁·路德在推翻了天主教神学以后马上就热心地举起了新教神学的旗帜，并且一味滥施革教和破门的手段。“不必用制造新的思想混乱来给人类增添新的麻烦；我们应该给世界树立一个明智的和眼光远大的宽容精神的榜样；我们不要扮演一种新宗教的使徒的角色，即使这种宗教是逻辑和理性的宗教”。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蒲鲁东对待理论上的混乱的态度是马马虎虎的，而在马克思看来，消灭这种混乱乃是共产主义宜传取得成功的首要前提。

　　对于自己曾经長时期相信过的革命，蒲鲁东现在连听也不愿听了。“我宁肯用文火烧毀私有制，也不愿为有产者安排一个巴托罗缪之夜^[126]，从而使私有制获得新的力量。”蒲鲁东表示将在他的已经印好一半的著作中详细地论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可以在这部著作出版后对它大张挞伐，蒲鲁东保证心平气和地加以接受，而准备随后给以报复。“我必须顺便告诉您，法国工人阶级的意愿显然是同我的观点完全一致的；我国的无产者对知识的渴望是这样地强烈，倘若有谁除了血以外不能给他们别的饮料，那他们就会对他老实不客气。”最后，蒲鲁东认为自己有责任保卫卡尔·格律思。这是对马克思的一封信的回答，马克思曾在这封信中要蒲鲁东提防格律恩对黑格尔学说的曲解。蒲鲁东写道，由于他不懂德语，他不得不依靠格律恩和艾韦贝克来研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格律恩还打算把蒲鲁东最近的著作译成德文。蒲鲁东请马克思帮助推销这本书的德文版，说这对大家都会是荣幸的。

　　蒲鲁东这封信的结尾简直带有挖苦的意味，虽然他也许并非有意开罪于马克思，无论如何，当蒲鲁东舞文弄墨地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嗜血者的时候，这对于马克思很难说是愉快的。而卡尔·格律恩的功劳只是加深了这种不满。

　　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恩格斯决定在1846年8月暂时迁往巴黎，担负起该城的通讯联络工作，因为巴黎仍旧是共产主义宣传的最重要的中心。此外，还必须让巴黎的共产主义者了解同魏特林决裂的事，关于在威斯特伐里亚办出版社的事，以及其他一些当前的重大事件。其所以需要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艾韦贝克、特别是贝尔奈斯不能胜任巴黎共产主义者的坚强可靠的领导。

　　开头，恩格斯寄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寄给马克思本人的报告。都还充满着乐观的情绪，但恩格斯渐渐开始明白，格律恩已经把事情彻底“搞糟”了。秋天，蒲鲁东的新著出版了；这部著作表明，正像作者的那封信所预示的那样，他已经完全陷入了泥坑。马克思于是按照蒲鲁东表示过的愿望，毫不迟延地对它“大张挞伐”。但是蒲鲁东有言在先的报复却没有随着出现，如果不算他作为回答的一通谩骂的话。

（四）历史唯物主义

　　蒲鲁东给自己的书定名为《经济矛盾的体系》，副标题是《贫因的哲学》。马克思作为回答，把自己的书题为《哲学的贫闲》，并且为了更准确地打击论敌，把它用法文写了出来。但是马克思的直接目的并没有达到。蒲鲁东对法国工人以及对一般罗曼语系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影响不但没有衰退，反而继续在增长，因而马克思在此后许多年中仍然不得不同蒲鲁东打交道。

　　但是《哲学的贫困》一书的价值以及它的历史意义，丝毫也没有因此而减色。这部书不但是马克思生活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也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这部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之点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阐发。这些原理在马克思过去的著作中都曾经出现过，不过在那里它们只是像火星似地偶一闪现罢了。后来他也对这些观点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但正是在反驳蒲鲁东的这部著作中，他以一种无往不胜的论战所特有的令人信服的明确性发挥了这些原理。奠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某础，原是马克思最大的科学业绩。他以此而对历史科学作出的贡献，正和达尔文对自然科学所作的贡献一样。

　　在这方面，恩格斯也有一份功劳，而且这功劳比他自己所谦逊地承认的要大得多。但是恩格斯把那基本思想的经典式的表述完全归功于马克思，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据恩格斯说，还在1845年春天他们在布鲁塞尔会晤的时候，马克思就以十分完整的形式向他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27]：每一历史时代的物质生产以及必然由它的条件产生出来的社会结构，乃是这个时代的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础；因此，全部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各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被剥削者和剥削者、被奴役者和奴役者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了这祥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奴役和压追而获得解放，就不能使它自身摆脱压迫者和奴役者阶级即资产阶级而获得解放。

　　这个基本论题也就是《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基石。这部书中所包含的光芒四射的丰富思想，就像集中于一个焦点似地集中在这个基本论题上，跟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所进行的冗长而有时令人厌倦的论战相反，《哲学的贫困》的特点是异常的简练和明确。船已不再是在沼泽上逶迤行进，而是乘风破浪地扬帆疾驶了。

　　这书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如拉萨尔有一次说的，马克思是作为变成了社会主义者的李嘉图而出现的。在第二部分中，马克思是作为变成了经济学家的黑格尔而出现的。李嘉图曾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是按照该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进行交换的。蒲鲁东则主张，商品的这种“价值”应该被认为是“构成的”，以便在所耗费的劳动量相等的情况下，人们可以直接把一件产品和另一件产品相交换。他想要通过这种办法来改造整个社会制度：所有的人都应该变成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在相等的劳动人的基础上直接交换产品。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早就试图从李嘉图的学说中得出这种“平等的”结论并把它付诸实施，但是他们的“交换银行"很怏就破产了。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蒲鲁东为解放工人阶级而设想出来的“革命理论”，实际上是使工人阶级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李嘉图从自己的价值规律中合乎逻辑地引伸出工资规律：“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值是由工人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产品的生产的必要劳动量来衡量的。没有阶级矛盾的个人之间的交换是资产阶级的幻想。承认蒲鲁东的原理，就等于承认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着任何人都不可能靠牺牲别人发财致富的永恒的正义和协调。

　　但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马克思在谈到这一点时是这样讲的：“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104页。］蒲鲁东想靠自己的“构成价值"保证工人获得由于集体劳动的不断进步而日益增多的劳动产品。作为对这个空想的回答，马克思举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使英国工人从1770年到1840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二十六倍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建筑在阶级矛盾基础上的一系列历史原因造成的。这些历史原因就是：私人资本的积累，现代的分工，无政府状态的竞争，雇佣劳动制。要使这种剩余劳动成为可能，就必须有阶级存在，其中一些阶级靠它发财，另一些阶级由于它而贫穷没落。

　　蒲鲁东举出金银作为“构成价值”的最早的典型，硬说这些金属只是经过君权的神圣化才变成货币的。马克思回答说，事实根本不是这样。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就像个人交换一样，货币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法律只是对事实的公认。”［同上书，第121—122、124页。］君主们在铸造钱币时，不是确定某一块金子的价值，而仅仅是确定它的重量。佥银恰恰最不能体现“构成价值”。正是作为价值的表征，金银才是唯一不由生产费用来衡量其价值的商品。因此金银在货币流通中可以用纸币来代替，这是李嘉图早就说明了的。

　　马克思暗示了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他说：蒲鲁东所追求的“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只有当生产资料有限，交换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进行，而需求支配着供给，消费支配者生产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自从大工业兴起以后，这样的比例就不可能维持了。大工业所使用的工具、机器等等要求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大工业不能等待需求；它仿佛是在服从一种物理的规律，以自然的必然性无法遏制地经过繁荣、蕭条、危机、停滯、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

　　“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看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存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109页。］

　　《哲学的贫困》的第二章比第一章更为重要。在第一章马克思谈到李嘉图，对他还抱有某种科学上的偏爱，例如，马克思当时还无保留地承认李嘉图的工资律。在第二章里，他谈到了黑格尔，而在这里马克思就如魚得水一般地胜任愉快了。

　　蒲鲁东完全不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他继续墨守着这种方法的当时已变得反动的一面，认为现实世界是从观念世界中产生出来的；同时，他又反过来否定了辩论方法的革命的一面，即观念的能动性，观念首先肯定自身，然后否定自身，借以在这一斗争中显示那个在扬弃双方的矛盾形式时保存了它们的物质内容的更高的统一。蒲鲁东却相反，他把每一个经济范畴划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并且寻求一种能消除坏的方面而保存好的方面的综合，科学公式。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强调好的方面，社会主义者指责坏的方面。而他自己则以为，有了他的公式和综合，他就既超越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又超越于社会主义者。

　　对于蒲鲁东的这种自命不凡的说法，马克思回答说：

　　“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又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为一种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错误。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158页。］

　　当然，在这里，不应当把小资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庸人混为为一谈。马克思一向把蒲鲁东看成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只是断定，这人的观点无论如何超小出小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

　　要指出蒲鲁东所使用的方法之站不住脚，在马克思是没有困难的。如果随便割断辩证的过程，把它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如果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简单的抵消，那么观念就成为完全没有生命的了。它不再发生作用，它既不能把自己确立为范畴，也不能把自己分解为范畴。作为黑格尔的真正学生，马克思清楚地知道，正是蒲鲁东到处要消灭的那个坏的方面在创造历史，因为它引起斗争。如果人类给自己规定任务，要仅仅消除封建制度的消极的一面——农奴制、特权、无政府状态，而保存它的美好的一面——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城市手工业的发达，那么这就会绝灭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扼杀萌芽中的资产阶级。这就等于给自己提出一个荒府（原文为荒府，疑为荒谬——整理者注）的任务——把历史一笔勾销。

　　马克思用下面一段话正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154—155页。］马克思从资产阶级身上也看到了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资产阶级在其中运动的那些生产关系不是单纯的和划一的，而是复杂的和双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同时产生着贫困。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也发展着无产阶级，而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也随着在发展。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形成为一个阶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尚末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无产阶级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只能凭空想出一些万应的体系。“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因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157—158页。］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只是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同上书，第144页。］马克思把那些大谈资产阶级社会的“永恒的天然的制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比做正统派神学家，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宗教才是神的启示，其他一切宗教都是人们的臆造。

　　马克思接着根据蒲鲁东企图用来应用他的方法的一系列经济范畴来证明这个方法站不住脚。这些范畴就是：分工和机器的作用问题，竞争和垄断的问题，土地所有权和地租的问题，罢工和工人同盟的问题。和蒲鲁东的见解相反，分工不是一个经济范畴，而是一个历史范疇，它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形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看来，分工的必要前提是工场。但是和蒲鲁东的设想相反，工场并不产生于劳动伙伴之间的友好协议，甚至也不产生于古老的行会内部：成为现代工场的主人的，不是中世纪的行会师傅，而是企业主——商人。

　　同样，竞争和垄断也不是天然范畴，而是社会范畴。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这种斗争不是围绕着产品进行的，而是围绕着利润进行的。和蒲鲁东的见解相反，竞争绝不是人类灵魂的属性；竞争是在18世纪由于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在19世纪，它也可以由于新的历史需要而消灭。

　　蒲鲁东认为，土地所有权的产生不是决定于经济的原因，而是起源于与物质财富的生产极少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这个见解也是同样错误的。蒲鲁东说，地租的任务是把人更紧地束缚于自然。

　　马克思回答这一点说：“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雜，第180页。］地租，即农产品价格超过它们的生产费用（包括资本的普通利润和利息在内）的余额，是在而且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发生的。地租是资产阶级形式的土地所有权，是为资产阶级生产条件所左右的封建所有权。

　　最后，马克思阐明了罢工和工人同盟的历史意义，而这是蒲鲁东所根本不愿承认的。尽管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相反的动机出发，都警告工人不要运用这种武器，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罢工和同盟仍将不可避免地发展，竞争把工人分开，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着一个共同的利益：把工资维持在哪怕是现有的水平上。共同的反抗思想使他们结成同盟，在这一同盟中包含着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资产阶级当初也是首先结成反封建主的局部性的同盟，然后才形成为阶级，并且作为已形成的阶级而变封建制度为资产阶级制度的。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一次全面的革命。社会运动并不排斥政治运动，因为没有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只有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社会进化才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制度根本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128]马克思用乔治·桑的这句话结束了他的书。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同时也为自己对德国哲学的观点作了总结，他由于返回到黑格尔而超越了费尔巴哈。当然，官方的黑格尔学派已经完全破产。它把伟大导师的辩证法变成了纯粹的公式，拿来到处乱套，而且往往做得极其笨拙。关于这班黑格尔主义者，人们完全有理由说：他们一窍不通，却又无所不写。

　　当费尔巴哈宣布摒弃思辨概念的时候，黑格尔派的丧钟就敲响了^[129]。科学的实证内容重新胜过它的形式方面。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缺乏“能动的原则”；它没有超出自然科学的范围，并且排除了历史的过程^[130]。马克思不满足于这样的唯物主义，而后来的事实证钥他是正确的。毕希纳和福袼特出现了，他们成了这种唯物主义的廉价推销者，而他们那种狭隘的庸人观点曾经迫使费尔巴哈也宣布说，往后退时，他是完全同唯物主义者在一起的，但往前进时，他就跟他们完全不同道了^[131]。恩格斯曾说，“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性这匹笨拙的驾辕马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自然会一筹莫展地踟躇不前了。但是，在抽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险阻的地域行猎的时候，恰好是不能骑驾辕马的。”^[132]

　　但是黑格尔派远非黑格尔。黑格尔派只能夸耀自己的无知，而黑格尔本人却是古往今来最博学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他比其他哲学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考察事物。这种观点使他有广泛的可能来理解历史，尽管达朴理解所具有的唯心主义形式好像通这一面凹镜来反映事物，把全部历史进程仅仅设想为观念发展的实际例证。黑格尔哲学的这个现实的内容，是费尔巴哈不曾领悟的，而黑格尔派则把它抛弃了。

　　马克思承受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个最可贵的因素，但是他把黑格尔哲学翻转过来，使得他的出发点不再是“纯粹思维”，而是现实这个无情的事实。这样，马克思就给唯物主义带来了历史的辩证法，并因而使唯物主义获得了那种“能动的原则”，这种原则不仅要求说明世界，并且要求变革世界。

（五）《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

　　为了出版他的反驳蒲鲁东的篇幅不大的书，马克思找到了两个德国出版人，一个在布鲁塞尔，一个在巴黎。但在出版这书时马克思不得不自负印刷的费用。而从1847年夏天起，当《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开始出版时，他又掌握了这个报纸的支配权；这个出版物使他有可能积极地从事社会活动。

　　这个报纸从1847年年初起每周出两期，出版人是阿达尔贝特·冯·伯恩施太德，这人曾经是伯恩施坦出版的《前进报》的主编。根据柏林和维也纳政府的档案材料，现在已经充全可以确凿地断定，伯恩施太德曾受雇于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唯一不能确定的是，他在布鲁塞尔期间是否也从事密探活动。当时人们也曾对伯恩施太德发生怀疑，但是下面这个事实又消除了这些怀疑，即普鲁士驻布鲁塞尔公使曾极力唆使比利时政府反对伯思施太德的报纸。当然，这样做也可能只是为了混淆视听，以便在云集布鲁塞尔的革命者眼中确立伯恩施太德的声誉。王座和祭坛的保卫者们在追逐他们的“崇高目的”时是根本不择手段的。

　　无论如何，马克思不相信伯恩施太德是个叛徒。他说，伯恩施太德的报纸尽管有许多缺点，还是有一些功绩的。如果这个报纸存在着许多缺点，那么就应该纠正这些缺点，而不应该在伯恩施太德“不好”这种便宜的借口下置之不理。8月8日马克思给海尔维格写了一封措词非常辛辣的信，信中说：“他们时而说不喜欢他本人，时而说不喜欢他的妻子，时而说不喜欢报纸的倾向、它的风格、它的开本，或者说推销上有某种危险……我们德国人总是准备好成千条格言来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放过这个机会。任何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机会只会使他们为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35页。］接着，马克思抱怨他的手稿受到了和《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同样的待遇，并且在结尾处严厉地斥责了那些“蠢驴”，因为那些人责备他宁背用法文出版这部稿子，而不愿根本不出版。

　　即使马克思为了想“利用现成的机会”而不够重视对伯恩施太德的怀疑，这也难怪。当时出现的机会确实是非常有利的，仅仅由于怀疑而放过这个机会是不智的。1847年春天，财政上的急需迫使普鲁士国王召集了由过去的各省议会联合而成的联合省议会^[133]。这是一个封建等级制的代议集团，就像1789年春路易十六迫于同样的局势而召集的那个议会一样^[134]。诚然，在普鲁士，事情还不像法国当时发展得那样快，但是不管怎样，联合省议会根本不打算慷慨地拿出钱来，它断然向政府声明，在政府扩大议会权力并作出定期召集议会的保证以前，它将不拨给政府任何款项。事情有了转机，因为政府的财政困难是严重的。跳舞早晚是要从头开始，因此伴奏越早开始越好。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写的文章就是顺着这条思路写的^[135]。有一篇评论联合省议会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的文章是未署名发表的，不过从内容和风格来判断，显然是恩格斯写的。他当时深信，德国资产阶级需要高额保护关税，不仅是为了使自己不受外国工业的压迫，而且尤其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并战胜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恩格斯也劝告无产阶级支持争取保护关税制度的运动，哪怕仅仅是为了这个理由。他说，保护关税论者的真正权威李斯特写出了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136]，但他又补充说，李斯特的备受推崇的全部学说是从大陆体系^[137]理论的创始人、法国人费利叶那里抄袭来的。而且他提醒工人，要他们不要被关于“工人阶级的福利”的骗人鬼话牵着鼻子走。他警告说，不论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还是保护关税的拥护者，都挂着一块漂亮的招牌，在这块招牌后面隐藏着同样利己的活动。不管是在自由貿易制度下，还是在保护关税制度下，工人的工资都将一如往昔。因此，恩格斯仅仅是把保护关税制度当做一个“资产阶级的进步措施”来加以支持的，而马克思也持有同样的见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一篇长文^[138]来回击基督教封建社会主义在《Rheinischer Beobachter》（《莱茵观察家》）上发动的攻击。《莱茵观察家》是不久前政府为唆使莱茵省的工人反对莱茵省的资产阶级而在科伦创办的一家机关报。年轻的海尔曼·瓦盖纳在这个报纸上表现得特别卖力，就像他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和科伦方面有密切联系，大概是知道这一点的。在他们的答复文章中，不断地反复嘲笑那个“头发梳得溜光的国教顾问”，而瓦盖纳那时正是马格德堡的国教顾问。

　　这一次，《莱茵观察家》利用了联合省议会的失败来引诱工人落入圈套。它说，由于资产阶级拒绝满足政府的财政雷要，资产阶级就表明了它只是想攫取政权；它对人民的福利是漠不关心的。资产阶级把人民发动起来，仅仅是为了吓唬政府。在资产阶级看来，人民只是它对政府发动猛攻时的炮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点的回答的正确性在今天已是无可怀疑的了。他们说，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政府不抱任何幻想。它只是问自己：更符合自己的目的的是什么，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是政府的统治；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消把德国工人的地位同英、法工人的地位比较一下就够了。

　　《莱茵观察家》不惜采取最卑鄙的煽动手段大喊大叫地说：“幸运的人民呵，你们在有关原则的问题上已经占了便宜！假如你们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那就让你们的代表讲给你们听吧；你们在听他们的长篇演说的时候，大概会忘掉饥饿的！ ”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以辛辣的嘲笑回答说，单是《莱茵观察家》使用了这样的挑拨性的言词而不受惩罚这件事，就足以证明德国的出版是真正“自由”的。接着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很清楚有关原则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他们谴责议会，并不是因为议会实现了这些原则，而是因为它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议会不是仅限于提出扩大它的等级权利的而是除此以外还提出实行陪审制^[139]、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徭役、实现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真正的人民代议制的要求，那么它就会得到无产阶级最有力的支持。

　　然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地批驳了企图压倒共产主义的基督教的社会原则。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有过一千八百年的发展，它并不需要普鲁士的国教顾问做任何进一步的发展。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一事进行辩解。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把国教顾问答应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追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不是对原罪和其他罪恶的公正惩罚，就是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然而对于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48年版，第4卷，第21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领导着这个无产阶级去同君主们的社会改革钓饵作斗争。含着眼泪感谢赏给的一脚和扔给的一文钱的人民，只存在于国王的幻想中。真正的人民，无产阶级，用霍布斯的话来说，是一个结实而调皮的孩子。他怎样对付企图愚弄他的国王，可以从英国的查理一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六的下场得到说明^[140]。

　　这篇文章简直像一场冰雹似地摧毁了封建社会主义的禾苗，虽然有些冰雹并没有击中要害。马克思和恩格斯替联合省议会拒绝拨款给不务正业的反动政府的做法辩护，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认为议会否决政府所提出的征收所得税的提案也是出于同一动机，这就未免把这个议会抬得过高了。这个提案毋宁说是政府为资产阶级设置的一个陷阱。废除大城市工人负担最重的磨粉税和屠宰税并首先以征收有产阶级的所得税来弥补财政赤字的要求，最初是由莱茵省的资产阶级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正和英国资产阶级反对谷物税的理由相同。

　　这个要求本是政府极度仇视的，因为要实现它，就不得不也触犯大地主的利益。而磨粉税和屠宰税仅仅是在大城市里征收的，因此地主们不能指望废除这种税会降低他们所剥削的无产阶级的工资。政府所以毕竟向联合省议会提出了相应的法案，是出于打击议会的威望和抬高自己的威望这种不可告人的意图。因为它预计到这个封建等级制的代议集团绝不会赞同一项靠损害有产阶级的利益来哪怕暂时减轻一下工人阶级重担的赋税改革。政府的估计是十分有根据的，这从议会对政府法案表决的结果就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王公、地主和官僚都投反对票。同时，政府特别走运的是：当事情临到决定性关头的时候，一部分资产阶级体面地打了退堂鼓。

　　半官方的报纸这时开始利用议会否决所得税一事大做文章，说它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和欺骗的明证。《莱茵观察家》更是死死抓住这点不放。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向“国教顾问”先生说，当他断言所得税几乎可以减轻社会贫困时，他“在经济问题上是个……最大最无耻的蠢汉”。但是，当他们把议会否决所得税说成是对政府的一个正当打击而为之辩护时，他们却错了。这个打击完全没有击中目标，因为政府保住原来的磨粉税与屠宰税而不去在征收所得税方面伤脑筋，毋宁说是巩固了它的财政地位。这是因为，磨粉税与屠宰税的效用和进项是完全经过检验的。而所得税的征收，特别是当必须向有产阶级征收时，却时常是极其靠不住的；古往今来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已经变得反动的资产阶级看成是仍旧革命的了。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时常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行动。因此，当资产阶钑开始准备应战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决定再一次出来反对这个派别，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这个目的，马克思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写了许多篇评论来反对“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还有一篇没有犮发的论文，是恩格斯写的，不过也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合写的^[141]。不管是在评论里还是在论文里，都主要是从文学和美学方面来清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最薄弱的方面，或者也可以说是它最强有力的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艺术谬误的时候，并不总是充分正确地估价艺术的权利的。例如，在这篇文章的手稿中，就曾对弗莱里格拉特的杰作《Ça ira》（《就这么办》）^[142]进行了不公道的尖锐批评。马克思也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对卡尔·倍克的诗《穷人之瞅》做了过分严苛的评论，认为它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不过，他在评论倍克的时候，却正确地预言了五十年后出现的自以为是的自然主义的悲惨命运。他说：倍克歌颂胆怯的小市民的鄙浴风气，歌颂‘穷人’，歌颂pauvre honteux［耻于乞讨的穷人］，怀着卑微的、虔诚的和互相矛盾的愿望的人……然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威风凛凛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223—224页。］除卡尔·倍克外，倒霉的格律恩也又一次受到追究，因为他在一本现在早就被遗忘了的书里丑化了歌德，“从人的观点”分折败德，也就是说，用这位伟大诗人身上的所有一切渺小的、无聊的和鄙俗的性格虚构了一个“真实的形象”。

　　比所有这些抨击更为重要的是一篇长文^[143]。在这篇长文里，马克思以不减于斥责政府的“社会主义”空谈时所用的那种尖锐语调斥责了庸俗的激进词令。卡尔·海因岑在反对恩格斯的论争中，用权力来说明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他说，任何一个攻击资产阶级发财欲而不敢碰一踫国王权力欲的人，都是懦夫和愚人。海因岑是个平庸的空谈家，不值得特别注意，但是他所代表的这些观点却异常符合那些“开明的”庸人的口呋。他认为，君主制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失去了健全的人的理智和自尊心；而现在，当人们重新获得了这种可贵品质的时候，一切社会问题就都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这个问题前面消失了。这个髙明的论调和君主们的同样髙明的论调恰成对照，因为君主们说，一切革命运动都仅仅是由于“煽动者”的恶意而引起的。

　　但是，马克思却证明，並且首先是以德国历史为例来证明，是历史创造了君主，而不是君主创造了历史。他指出了君主专制产生的经济原因。它产生在一个过渡时期，那时旧的封建等级趋于衰落，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正在形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在德国，君主专制发生较晚，维持较久，这只能以德国市民阶级的畸形发展过程来说明。因此，统冶者所扮演的暴虐而反动的角色，是有其经济上的原因的。君主专制从前也保护过工商业并鼓励过资产阶级兴起，认为这是使国家富强、使自己光耀的必要条件。而现在，君主专制却到处都在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因为工商业在已经变得强大的资产阶趿手中变成了越来越危险的武器。它那胆怯而鲁钝的目光又从使它繁荣的摇篮——城市，转到了它从前埋葬强敌的地方——乡村。

　　这篇文章包舍着许多有益的思想，但是要打动虔诚的庸人的 “健全的人的理智”却不那么容易。马克思在这里为了替恩格斯反驳海因岑而捍卫的那同一个关于权力的理论，在三十年以后，恩格斯又不得不为了替马克思反驳杜林而加以捍卫了。

（六）共产主义者同盟

　　1847年，侨居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者人数大大地增加了。当然，其中没有一个人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相此。有时侯，看来似乎不是莫泽斯·赫斯就是威廉·沃尔弗——他们两人都是《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撰稿人——可以加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联盟而居于第三位。但是结果他们都没有做到。赫斯始终没有摆脱他的哲学迷宫，而《共产党宣言》上对他的著作所作的无情的严厉批判，终于使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决裂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威廉·沃尔弗之间的友谊建立得较晚，因为沃尔弗直到1846年春天才来到布鲁塞尔。这个友谊虽然历经忧患，却始终保持不变，直到沃尔弗早死为止。但沃尔弗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作为一位作家，他和马克思及恩格斯不同之处不仅在于“行文通俗”这个优点。沃尔弗出身于西里西亚备受压迫的农奴阶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进入大学。在大学里对古代伟大思想家和诗人的研究，使他培养了对他的阶级的压迫者的刻骨仇恨。有几年光景，他作为一个“煽动者”被囚禁在西里西亚的各个监狱里。后来，他在布勒斯劳做了私人教师，并且对宫僚政治和书报检查制度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小型战争^[144]，直到最后又受到控吿，才不得不逃亡国外，以免憔悴在普鲁士狱中。

　　在布勒斯劳，沃尔弗同拉萨尔结为朋友，以后又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三个人都用不朽的桂冠装饰了他的坟墓。沃尔弗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这种人，用诗人的话来说，是用他本人的价值来支付的。他的坚定不移的性格、坚贞不二的忠诚，清白无瑕的良心、一丝不苟的忘我精神和始终如一的谦逊，都使他成为革命战士的典范。由于沃尔弗的这些品质，他永远受到他的政友和政敌的高度尊敬，不论他们是爱他或是恨他。

　　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圏子稍远的有和威廉·沃尔弗同姓的斐迪南·沃尔弗，还有写了一本关于三月革命前的柏林的好书的恩斯特·德朗克^[145]。这本书被指控犯有辱君之罪，而德朗克为此曾被判处两年徒刑。他从威塞尔的监狱里逃了出来，来到布鲁塞尔时要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晚得多。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较为密切的还有格奥尔格·维尔特，他是恩格斯还在曼彻斯特当职员的时候就相识的；他也是布莱得弗德的一家德国商行的职员。维尔特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完全摆脱了诗坛的过腐习气。他也死得很早；还没有一只敬爱的手来收集他那些大量地零散犮表在各种出版物上的充满真正战斗无产阶级精神的诗作^[146]。

　　后来，有一些有才干的工人也参加了这个知识分子集团，首先是卡尔·瓦劳和斯蒂凡·波尔思，他们两人都是《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排字工人。

　　布鲁塞尔，这个自诩为资产阶级君主制典范国家的比利时的首都，是最适于建立国际联络的地方，特别是当九月法令在仍然是革命运动发祥地的巴黎逞凶肆虐的时候。在比利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参加1830年革命的人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德国，特别是在科伦，他们都有一些故交和新知：除了格奥尔格·荣克以外，主要有德斯特尔和丹足尔斯两位医生。在巴黎，恩格斯同社会主义民主党的著作界代表人物路易·勃朗和该党机关报《La Réforme》（《改革报》)的主编裴迪南·弗洛孔建立了联系。关系更为密切的是宪章派革命派——《Northen Star》（《北极星报》）的主编朱利安·哈尼，和在德国受过教育的厄内斯特·琼斯。这些宪章派领袖对“民主派兄弟协会”^[147]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协会是一个国际组织，其中也有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等人。

　　正义者同盟在1847年1月间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它以“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名义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建立了联系，不过它们之问的关系是相当冷淡的。一方对“读书人”抱有着不信任的态度，认为他们不能了解“工人的疾苦”、而另一方也对“流浪工匠”，亦即对当时还盛行于德国工人当中的手工业行会偏狭性抱着同样不信任的态度。在巴黎，恩格斯不得不做许多工作以便使那里的“流浪工匠”摆脱蒲鲁东和魏特林的影响。他认为只有伦敦的“流浪工匠”是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不过他仍然把正义者同盟在1846年秋天就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问题^[148]所发表的宣言称为“胡说八道”。他说，同盟的代表人物从英国人那里学到的正是最荒谬的东西，完全不善于考虑现实情况并且不能理解历史发展进程。

　　十年后，马克思谈到他此时对正义者同盟的态度时说:“当时我们出版了一些小册子，部分是铅印的，部分是石印的。在这些小册子里，我们对构成同盟当时的秘密学说的法、英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的混合物迸行了无情的批判。我们提出，应该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硏究作为唯一可靠的理论基础，来代替这种混合物。最后，我们以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自觉地参加正在我们眼前进行着的社会革命改造的历史过程。”［参见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3页。］据马克思说，这些出版物促使正义者同盟于1847年1月派它的中央委员、钟表匠约瑟夫·莫尔到布鲁塞尔去，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因为同盟准备接受他们的观点。

　　可惜，除了反克利盖的通告外，马克思所说的那些小册子一本也没有保存下来。在这个通吿里，克利盖被嘲笑为秘密的“埃萨伊同盟”^[149]——正义者同盟——的使徒和先知。通告说，克利盖把欧洲各国共产主义的实际历史发展神秘化了，把共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归功于这个“埃萨伊同盟”的荒唐的、神奇的、虚构的阴谋，并且散布关于这个同盟的威力的最荒唐的幻想。

　　既然这个通告对正义者同盟发生了影晌，可见同盟的盟员毕竟不是什么“流浪工匠”，他们从英国历史学到的东西此恩格斯所设想的要多。尽管通告中很不客气地提到他们的“埃萨伊同盟”，他们却比魏特林更重视这个通吿；通告虽然并没有触及魏特林本人，但他却跑到克利盖方面去了。在伦敦这样一个世界中心，正义者同盟确实此在苏黎世或甚至在巴黎保持着更多的生机和活力。原来以在德国工人当中进行宣传为目的的同盟，在这个世界都市中具有了国际性质。同盟的领导人同各大国的流亡者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亲眼看见宪章运动的蓬勃发展。这种情况扩大了他们的见识，使他们的眼光大大超出了通常的手工业观念。除了较老的领袖沙佩尔、鲍成尔和莫尔外，又出现了在理论认识方面超过了他们的海尔布隆的微型彩画家卡尔·普芬德和绍林吉亚的裁缝工人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莫尔带着沙佩尔在1847年1月20日所寄的一份委托书，到布鲁塞尔来找马克思，然后又到巴黎去找恩格斯。这份委托书的措词还是很审慎的。它全权委托送信人报吿同盟的状况，并就一切重要问题进行说明。但在面谈的时候，莫尔就随便得多了。他邀请马克思加入同盟，并且打消了马克思原先的疑虑，因为他吿诉马克思，同盟中央委员会准备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并将在会上提出一篇宣言，宣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观点为同盟的学说。所需要的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协助同盟克服种种陈腐因素的抵抗，而要做到这点，他们两人必须加入同盟。

　　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接受这个建议。但是1847年夏天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还只不过把同盟的组织加以民主化，以适应一个被迫进行秘密活动却又不抱任何密谋目的的宣传团体的任务。在组织上，同盟由支部（毎个支部至少三人，至多十人)、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组成。同盟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消灭奠基在阶级斗争之上的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和私有财产的新社会。

　　按照同盟（已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民主性质，新章程首先交由各个支部讨论。最后决定则要留待年底前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去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预定要讨论同盟的新纲领。马克思没有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恩格斯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威廉·沃尔弗作为布鲁塞尔支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

（七）布鲁塞尔的宣传

　　共产主义者同盟认为自己的任务首先是成立一些德国工人教育小组，以便能够进行公开的宣传，并且从这些小组中吸收最适当的分子来补充和扩大自己的队伍。

　　小组的组织到处都是一样的。规定毎周一天进行讨论，一天进行文娱活助（唱歌、朗诵等）。各处都成立了图书室，有条件的地方还给工人开班讲授基本知识。

　　德国工人协会^[150]也就是按照这种方式于8月底在布鲁塞尔成立的；不久它就拥有大约一百个会员。莫泽斯·赫斯和瓦劳当选为主席，威廉·沃尔弗当选为书记。协会每星期三和星期日晚间举行集会。星期三讨论有关无产阶级利益的重大问题，星期日则由沃尔弗作例行的毎周政局评论，——他不久就表现出阐述政局的特殊才能。在他报告以后就是有妇女参加的余兴。

　　9月27日，这个协会举行了一次国际宴会，来表示各国工人相互间的友情。当时，为了进行政治宣传，吋常利用宴会的形式，以使在公共集会上避免警察的干渉。除此以外，9月27日的宴会还有一种特殊的原因和目的。它是由伯恩施太德以及德国侨民当中的其他心怀不满的分子组织起来的，他们的目的，正如当时正好在场的恩格斯写给正好不在场的马克思的信上所说的，“是想使我们在思贝尔以及比利时民主主义者面前居于次要地位，并且成立一个比我们可怜的工人协会更加堂皇而包罗万象的团体”［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朕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82—83页。］。但是恩格斯却及时地挫败了这个阴谋。他甚至同法国人恩贝尔一道当选为副主席，虽然他曾由于自己“看起来太年轻”而竭力推辞。梅利奈将军被推选为宴会的名誉主席，而律师若特兰则被推选为执行主席。这两个人都是1830年比利时革命的老战士。

　　出席宴会的有一百二十位客人——比利时人、德国人、瑞士人、法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还有一个俄国人。宴会在许多人作了演说之后，决定按照“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样式在比利时成立“民主协会”^[151]。恩格斯也当选为筹备委员之一。但是他在这以后不久就离开了布鲁塞尔，因此他在写给若特兰的信中建议由马克思接替他的位置。他说，假如马克思能够出席9月27日的集会，他无疑也会当选的。”因此，不是马克思先生代替我为委员，而无宁说是我代替马克思出席了集会。”果然，当“民主协会”于11月7日和15日组织起来的时候，恩贝尔和马克思当选为副主席，而梅利奈被批准为名誉主席，若特兰被批准为执行主席。协会章程由比利时、德国、法国和波兰的民主主义者签署——总共大约有六十人签名。签名的德国人中除了马克思外，还有莫泽斯·赫斯、格奥尔格·维尔特、两个沃尔弗、斯蒂凡·波尔恩和伯恩施太德。

　　“民主协会”的第一次盛大集会是11月29日召开的波兰革命周年纪念会。斯蒂凡·波尔恩代表德国人在会发言，他的演说很受欢迎。马克思是协会派往伦敦去出席“民主派兄弟协会”在同一天为同一理由举行的大会的正式代表。他的演说贯穿着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他说，毫无疑问，旧波兰已经死亡了，我们绝对不希望它复活。不过死亡的不仅仅是旧波兰。旧德国、旧法国、旧英国——整个旧社会都已经过时了。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而一切现代国家里的极大多数的人所处的状况正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410页。］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而英国无产阶级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则是导致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因此，解放波兰不应当在波兰进行，而应当在英国进行。如果宪章主义者战胜了自己国内的敌人，那么他们也就因此而消灭了整个旧社会。

　　“民主派兄弟协会”在回答马克思的致词时用同样的语调说：“你们的代表、我们的朋友和兄弟马克思将吿诉你们，他的来临和宣读你们的致词曾受到怎样热烈的欢迎。所有的眼睛都放射出喜悦的光芒，所有的喉咙都向他欢呼，所有的手都友爱地伸向你们的代表……我们以最大的喜悦接受你们向我们提议的联盟。我们的协会已经成立了两年，它的口号是：人人皆兄弟。在我们上次的周年纪念会上，我们提议召开各国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而当我们知道你们也公开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时，我们感到很高兴。国王们的阴谋要用各族人民的阴谋来加以粉碎……我们深信，要实现博爱，必须面向真正的人民，面向无产者，面向在现存社会制度压迫下每天流血流汗的人们……主张博爱的人们和优秃的人类救星将走出茅屋，阁楼或地下室，离开耕犁，工厂和铁砧，将走上并且已经走上同一条通路。”“民主派兄弟协会”建议各国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48年9月在布鲁塞尔召开，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对抗1847年9月在那里召开的自由贸易派代表大会^[152]。

　　向“民主派兄弟协会”致送贺词并不是马克思的伦敦之行的唯一目的。紧接着纪念波兰革命的集会之后，就在同一所房子——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于1840年创立的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153]的会议厅——里，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了代表大会来最后通过章程和讨论新的纲领。恩格斯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离开巴黎后，于11月27日在奥斯坦德同马克思会唔，然后他们一同到英国去。经过十多天的讨论以后，他们两人受托起草一篇公开的宣言来阐述共产主义原理。

　　大约在12月中，马克思回到了布鲁塞尔，而恩格斯则绕道布鲁塞尔回到巴黎。看来，他们并没有急于完成受托的任务。至少，伦敦中央委员会在1848年1月24日曾极力催促同盟的布鲁塞尔区部，要它通知公民马克思，说如果他所承担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在2月1日前还没有送到伦敦，那就要对他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迟延的原因，现在已经很难断定了。或许是因为马克思所特有的那种不论干什么都非常彻底的习惯，或许是因为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分住两个城市，妨碍了他们的合作。也可能是因为伦敦的人们听说马克思照旧专心致力于自己在布鲁塞尔的宣传工作，因而开绐感到不耐烦。

　　1848年1月9日，马克思给“民主协会”作了一篇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54]。这篇演说本是他准备在布鲁塞尔自由贸易派代表大会上作的，但是那时他没有获得发言的机会。在这篇演说中，他证明并且揭露了自由贸易派的欺骗，因为自由贸易派谈论“工人福利”，硬说这就是他们所发起的运动的真正劫因。虽然自由贸易肯定是牺牲工人来为资本家谋利益的，马克思却仍然因此而承认，而且正是因此而承认，自由贸易是符合资产阶级经济的原则的。贸易的自由就是资本的自由，资本为了自身活动的完全自由而把一些仍然限制着它的民族障碍排除掉。自由贸易引起过去的民族的瓦解，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顶点。这样，自由贸易就加速了社会革命，而马克思正是在这种革命意义上赞成自由贸易制度的。

　　同时，他对自己捍卫保护关税制度的嫌疑作了声明，而他捍卫自由贸易制度是同他承认德国的保护关税制度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措施”这一点并不矛盾的。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完全是从革命的立场来考察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整个问题的。德国资产阶级需要保护关税制度作为反对专制政权和封建主义的武器，作为聚集力量来实现国内自由贸易和建立大工业的手段，而大工业又必然要依赖世界市场，也就是说，要或多或少依赖自由贸易。马克思的这篇演说受到“民主协会”会员们的热烈欢迎，协会决定自己出钱把它用法语和法兰德斯语出版。

　　此这篇演说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德国工人协会所作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而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劳动的那一部分。劳动的价格像任何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它的生产费用决定的。简单劳动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工资像任何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随着竞争的波动时而髙于生产费用，时而低于生产费用，但是在这种波动的范围内则是和雇佣劳动的工资的最低额相等的。

　　然后，马克思转而阐述关于资本的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硬说，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马克思在回答这一论断时说：

　　“什么是黑奴呢？黑奴就是黑种人。上面的说明和这个说明是一样的。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努力。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好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沙糖本身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486页。］

　　资本是社会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一定量的商品，一定量的交换价值之所以变成资本，是由于把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借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力而保存下来并增殖起来。

　　“除劳动能力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

　　“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

　　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的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488—489页。］

　　资本和劳动是相互制约并且相互产生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说，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的确，工人若不受雇于资本家，工人就会灭亡，而资本家若不剥削工人，资本家也会灭亡。生产资本增长得越快，工业越繁荣，资产阶级越发财，资本家需要的工人就越多，而工人出卖自己的价格也就越高。因此，使工人能够勉强过活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使生产资本尽快地增长。

　　马克思证明说，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显著增长是以生产资本的更为迅速的增长为前提的。如果资本增长了，工资也是可能增长的，但是增长得更快的将是资本的利润。因此，工人的物质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是这种改善是以他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的：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更加扩大了。当有些人说资本的最迅速的增长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的时候，这只不过是说：工人阶级越是迅速地增加和扩大那个与它敌对的力量，即增加和扩大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的财富，它就越是能在更加有利的条件下继续为加强资本的权力而工作并且越是有机会为自己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自己走。

　　然而，——马克思接着说，——资本的增加和工资的提髙根本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是密切联系着的。说资本长得越肥，它的奴隶也吃得越好，这是不正确的。生产资本的增长包含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资本的集中导致越来越细的分工和越来越多地采用机器。更细的分工使工人的特殊技能失去价值，那些需要特殊灵巧性和体力的工作，现在被那些任何人都能完成的工作所排挤，因而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了。

　　分工使一个工人能够完成三个人的工作，因而这种竞争就更加激烈。机器的应用也导致同样的结果，而且更加严重。生产资本的增长迫使工业资本家把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投入生产；这就使得一些小工业家破产并把他们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里去。此外，信贷资本的利率随着资本的积累而降低，因此小食利者就由于不能再靠自己的利息过活而投入工业，并增加了无产者的人数。

　　最后，生产资本的增长迫使它为市场进行越来越多的生产，而市场的需要却是它所不知道的。生产越是超过需要，供给就越是竭力强行制造需求，而危机这种工业上的地震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猛烈；在危机中，工业界只是由于埋葬掉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才得以维持下去。资本不光靠剥削劳动来生活；这个显贵而残酷的统治者还要把自己奴隶的尸体，即在危机时期死掉的大批工人的尸体，也随身带到坟墓中去陪葬。马克思作出结论说，如果说资本增长得迅速，那么工人之问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就业和获得生活资料的机会就缩减得越厉害。但尽管如此，资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伴。

　　可惜，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向德国工人所作的这篇讲演，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一片断。不过，单是这一片断也足以说明他在进行宣传时是多么认真和多么深思熟虑了。

　　但是，巴枯宁却对这篇讲演抱有不同的看法。巴枯宁由于在波兰革命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而被驱逐出法国之后，这时正好来到布鲁塞尔，并在1847年12月28日写信给他的一个俄国朋友说：“马克思在这里仍旧像从前一样搞那一套虚夸的事情——他毁了工人们，因为他把他们变成了一些空谈理论的人。还是那种理论狂和不知满足的自我满足。”［米·亚·巴枯宁：《著作与书信选集》，1936年俄文饭，第8卷，第284页。］在给海尔维格的信中，巴枯宁更加尖刻地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总而言之，谎言和愚昧，愚昧和谎言。在这伙人当中简直无法自由畅快地呼吸。我躲开他们，并且坚决表示不加入他们那个手工业者的共产主义团体，也不想同他们发生任何关系。”［同上书，第282页。］

　　巴枯宁的这些话之所以值得注意，并不是由于他用了这种激怒的语调来攻击马克思，——巴枯宁不论在以前或以后都没有这样责骂过马克思，——而是由于这些评语暴露出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后来在这两个革命家之间引起了激烈的斗争。

（八）《共产党宣言》

　　在这期间，《共产党宣言》的原稿已经寄往伦敦付印。

　　一部分准备工作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完成的，这次代表大舍曾决定把共产党纲领的讨论移到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去进行。这项任务自然要由运动的理论家来执行，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便拟出了几份草稿。

　　这些草槁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就是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4日，也就是第二次代表大会前不久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的那一份：“请考虑一下‘信条’吧。我想我们最好还是丢开那种问答体而把这东西叫做《共产党宣言》。由于这里面不得不多少谈到历史，因此现有的这种体裁是根本不适宜的。我把我在这里拟就的一份草稿^[155]带来。这是用平铺直叙的叙述体写的，但由于仓促，写得很糟糕。”［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9—30页。］恩格斯又说，这个草案还不会提交给巴黎各支部去讨论，不过他希望它——除了一些细节之外——会得到通过。

　　恩格斯的这份草案还完全是用问答体写的，这种体裁与其说会有损于叙述的平易，无宁说会有助于这一点。就直接的宣传鼓动任务来说，恩格斯的草案要比在内容上和它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宣言》的定稿更适合些。但恩格斯仍然从一开始就为了历史的叙述方式而舍弃了他那二十五条问答，这一点证明了他的赤诚。他认为，把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现象表现出来的宣言，按照希腊历史家的定义，应当是一部永垂不朽的作品，而不是一本供流览的论战性的小册子。

　　《共产党宣言》的古典形式本身确实使它在世界文献中占有一个巩固的地位。但这绝不等于说某些蠢人的说法是正确的，这些人抽出个别的词句，想据以证明《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剽窃了卡莱尔、吉本，西斯蒙第或其他人的著作。这样的指责是不折不扣的招摇撞骗。《宣言》完全是一部独立的、独创的作品。只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宣言》中所包含的思想，没有一种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在他们过去的各种著作中表述过的。《宣言》并不是一种新的启示，它只是在一面极小的而又一尘不染的明镜中反映了作者们的新的世界观。根据文章的风格来判断，马克思大概在最后的修改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不过从恩格斯的草案也可以看出，恩格斯在理解方面并不低于马克思，因此他理应被认为是《共产党宣言》的同等权利的作者。

　　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已经过了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二，而这六、七十年是充满了最重大的经济、政治变革的时期，这些变革在《宣言》都不是没有触到的。在某些方面，历史的发展和《宣言》的作者们所预料的有所不同，主要是缓慢得多。

　　他们的视线越是深入未来，来来在他扪眼中就越显得逼近。但是，可以说，没有阴影就没有光。莱辛早就发现了那些“非常正确地展望未来”的人的这种心理现象，“对他们说来，那些在自然界需要经历数千年的东西，在他们生存的时期内就要成熟。”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错了几千年，但他们毕竟错了好几十年。在撰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到甚至在今天也未必达到的高度。这一点在恩格斯的草案中比在《宣言》本身中表达得更为淸楚。他断言，在文明国家中，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门都实行工厂生产，几乎在所有的劳动部门中，手工业生产和手工劳动都已被大工业所排挤。

　　《共产党宣言》中所列举的为数不多的工人政党的萌芽，是同这一论断特别有矛盾的。甚至这些党派中最重要的一个，英国的宪章派，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更不用说法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了。瑞士的激进党人以及那些把农民解放看成是民族解放的必要条作的波兰革命者，当时还只不过是墙上的影子罢了。《宣言》的作者们后来自己也指出，当时无产阶级运动传播的范围是多么狭小，并且特別着重指出这个运动在俄国和美国都还不存在。“当时，俄国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而向美国境内移民又疏散了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曾向欧洲供给原料，同时又充当着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因此，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都是当时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3页。］在后来的三十年中，尤其是在现时，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宣言》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那种“高度的革命作用”，事实上比《宣言》的作者们所预料的要经久得多。但是，难道这一点就足以把《宣言》驳倒吗？

　　谈到这一点，应该着重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宣言》第一章中所包含的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气势磅礴而引人入胜的描述，是再真实不过的，虽然关于这个斗争的叙述有点过于笼统。现在已经不能把下述事实当做一种普遍现象：现代工人和以前的被压迫阶级不同，那些阶级至少还有能够维持他们那奴隶般生存的条件，而现代工人却不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上升，而是毎况愈下地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表现出这种趋势，但是工人阶级广大阶层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也毕竟为自己争得了甚至高于小资产阶级居民阶层生活条件的生存条件。

　　当然，不应当像资产阶级批评家一样由此得出结论说，《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贫困化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断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这种生产方式占居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的群众陷于贫困的这个理论，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前很久，甚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写作以前就有了。社会主义思想家、激进的政治家，甚至首先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曾发挥了这个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企图美化“贫困化理论”，把它说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贫困化理论”反映了一定的实践，甚至统治阶级的立法碰到这种实践也免小了要栽跟斗。统治阶级制定了济贫法^[156]并且为贫民建造了许多巴士底狱^[157]，在那里面，贫穷被看成是穷人的罪过并因而受到惩罚。马克思和恩格斯绝不是这种“贫困化理论”的发明者，相反地，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它。当然，他们并不否认群众贫困化这个本身无可怀疑的公认的事实，不过他们证明，贫困化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一个完全可以消除的历史现象，这种现象将被产生它的同一种生产方式的后果所消灭。

　　在这方面《宣言》只有一点是可以指摘的，即它还没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的“贫困化理论”的观点。《宣言》仍旧从李嘉图根据马尔萨斯人口论所发展了的工资规律出发，因而过分轻视了工人争取提髙工资的斗争和工会组织，认为它们实质上只是为政治性的阶级斗争进行操练和演习的战场。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当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被他们当成是“原则的胜利”。当时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法案仅仅是加在大工业身上的一个反动的桎梏。总之，《宣言》还不承认工厂法和工会组织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的一些阶段；这一斗争必然要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这一斗争必须进行到底，直到实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否则千辛万苦赢得的最初成果也将会失去。

　　因此，《宣言》过于片面地、只是从政治革命的观点来考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产生贫困一事的反应。作者们把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视为范例；他们预料，将进行几十年的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而在这种温室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将迅速地达到政治上的成熟。当作者们谈到徳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时候，他们的观点表现得非常明确。《宣言》主张，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无产阶级就同资产阶级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市侩。同时，《宜言》又教导说，一分钟也不要忘记，必须培养无产阶级尽可能明确地认识他们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敌对关系。

　　《宣言》接着说：

　　“共产党人现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503—504页。］就在《宣言》出版后不久，德国果然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使革命得以进行的那些条件却发生了恰恰相反的作用：它们使资产阶级革命半途而废，而几个月以后的巴黎六月战斗使资产阶级，特別是德国资产阶级的任何一点革命念头都烟消云散了。

　　这样，时光磨蚀了《宣言》的某些恰像雕刻在大理石上的论断。早在1872年，在新版本序言里，作者们自己就承认他捫的纲领的“某些地方已经陈旧了”，但是他们有充分的权利加上一句：《宣言》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总地说来仍旧是完全正确的。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世界历史性的斗争没有结束，这些原理就总会是正确的。《宣言》的第一章无比精辟地阐述了这一斗争的关键性的理论原理，而第二章也以同样完美的文字阐述了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构成第三章的内容的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批判，虽热只叙述到1847年，但是它如此深刻地掌握了革命过程的原理，以致其后兴起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派別，没有一个不曾在《宣言》的这一部分被批判地分析过。甚至第四章和最后一章关于德国的运动发展的预言，虽然和作者原来所设想的不同，也是正确的；在萌芽中就凋萎了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158]，只是成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蓬勃开展的一个序幕。

　　《共产党宣言》的根本真理是不可动摇的，甚至它的错误也是富有教益的，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献。全部世界历史都响彻着《宣言》结尾处提出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