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克里木战争和危机

（一）欧洲政治
（二）大卫·乌尔卡尔特、哈尼和琼斯
（三）家庭和朋友
（四）1857年的危机
（五）《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欧洲政治

　　1853年年底，当马克思用反对维利希的小册子结束了他对“民主派流亡者的骗局和玩弄革命的行为”的斗争的时候，随着克里木战争开始了欧洲政治上的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的欧洲政治在随后的几年里受到马克思的很大注意。
　　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主要发表在他给《New-York Daily Tribune》〔《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上。尽管这家报纸极力想把他贬低到普通的报纸通讯员的地位，然而马克思仍旧有充分的权力说：“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他才从事真正的报纸通讯工作。”他忠于自己的信念，把借以糊口的文笔生涯也变成了崇高的事业。由于他在写作论文时经过深入刻苦的研究，他就使这些论文具有了不朽的价值。
　　这些财富大部分还没有被人们发掘出来，而要使他们同世人见面，是要经过一定的努力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把马克思的论文可以说只是看成一种原料，随意把它们投入字纸篓，或是用自己的名义发表；而且正像马克思气愤地指出的，它常常只把一些“糟货”用他的名义发表出来。因此，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恢复马克思给美国报纸写文章的本来面目了。而且，即使这一点能够做到，那也必须加以细心的审查，以便精确地判断哪些是真正出自他的手笔。
　　直到不久前恩格斯和马克思的《通信集》出版的时候，才出现了进行这一工作不可缺少的参考文献。比如说，从《通信集》我们知道，过去一向被认为是马克思的作品的，关于德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组文章，原来大部分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此外我们还弄清楚，恩格斯不仅像人们早就知道的那样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有关军事问题的论文，而且还在该报上发表了其他方面的许多论文。除去上面提到的那一组文章外，人们还从《纽约每日论坛报》汇集了他的有关东方问题的论文。但是这个论文集无论就它已收或未收的材料而论，都比前一本集子有更多可以争论的地方，因为前一本集子只不过是真正作者的名字被弄错罢了。
　　这种批判性的审查还不是这一工作的最困难的部分。尽管马克思把日常为报纸撰稿的工作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他究竟不能把它提高到超过这一工作本身所能容许的高度。甚至最伟大的天才也不能为了赶上星期二和星期五的轮船，每星期两次作出新的发现或是产生新的思想。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像恩格斯有一次所说的，几乎总不免会有“过分匆忙的情况——这时就只能凭记忆了”。此外，为报纸撰稿的工作总是受到当前的各种新闻以及这些新闻所引起的不断变化的情绪的影响，而为了不致把文章写得枯燥乏味是必须注意到这种情况的。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四大卷《通信集》中如果没有那成百的矛盾，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们的思想想和斗争的伟大原则正是通过这些矛盾才发展起来的！
　　从克里木战争开始以来，他们的欧洲政策的主导方针，即使没有那些被埋藏在《纽约每日论坛报》里等待我们去把它复活的大量材料，在今天也是十分清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欧洲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作一个转折。《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和后来的《新莱茵报》一样，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到德国上面。后来这个报纸又热情地保卫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独立，最后更要求对俄国这个欧洲反革命势力的强大后备军作战。继而马克思的报纸便日益激烈地宣传对英国发动世界战争，认为只有在这样一场战争的条件下，社会革命才能从空想变成现实。
　　在克里木战争时期，马克思的欧洲政策的出发点就是沉重地压在整个欧洲身上的“英俄奴役”。他欢迎这一战争，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战争会限制沙皇俄国由于反革命的胜利而取得的优势。然而这决不表明，他同意西方列强对俄作战时采取的方法。恩格斯的意见也是这样。恩格斯把克里木战争说成是一出独一无二的错中错大喜剧，在这出戏里，每一分钟人们都不能不自问：究竟这里谁是受骗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法国，特别是英国进行这场战争，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尽管它吞噬了成百万的生命和亿万金钱。
　　无论是假波拿巴还是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都未打算给俄国巨人以致命的打击，就这一意义来说，这场战争确实只是为了装装样子。他们相信奥地利将会把俄军的主力牵制在西部国境，因此他们才把战争转到克里木去，但是在那里他们却碰上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经过了整整一年的围攻才攻占了这座要塞的一半。他们不得不满足于这些可怜的胜利，而最后，胜利者竟然向“战败的”俄国“恳求”，允许他们不受阻难地把自己的军队撤回本国。
　　假波拿巴为什么不敢对沙皇展开生死斗争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帕麦斯顿为什么这样做却不大容易理解了；要知道，大陆上的各国政府都害怕他，把他看成是革命的“放火者”，而大陆上的自由派却把他看成是宪政自由派大臣的典范。马克思为了解答这个谜，曾细心地研究了本世纪前半叶的蓝皮书和议会报告，此外他还研究了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的许多外交报告。他以这些材料为依据证明，从彼得大帝的时期起到克里木战争时止，在伦敦的内阁和彼得堡的内阁之间一直暗中存在着行动上的一致，而帕麦斯顿是沙皇政策的一个被收买的工具。马克思所得出的结论，特别是关于帕麦斯顿的结论，一直到今天还在争论着。毫无疑问，马克思远比大陆各国政府和自由派更能确切地理解帕麦斯顿的那种掮客式的寡廉鲜耻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的不彻底性和矛盾性；然而从这一点却不能确定不移地得出结论说：帕麦斯顿曾被俄国所收买。不过远比马克思在这件事上是否过甚其词这一问题更加重要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从这时起他经常使用这样一个斗争方法：他认为工人阶级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深入探索国际政策的秘密，并抵制各国政府的外交阴谋，而如果还不可能抵制的话，就揭露这些阴谋。
　　马克思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对那个野蛮的强国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因为他看到，这个强国的头虽然在彼得堡，它的手却在欧洲一切国家的内阁里进行活动。他不仅认为沙皇政府是欧洲反动派的主要支柱，而且单单是它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种经常的威胁和危险。他还把它看成是主要的敌人：这个敌人为了想弄到一些地盘来确保自己对欧洲的统治并从而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成为不可能，就用不断干预西欧事务的办法来阻挠和妨害西欧的任何正常发展。马克思赋予这一观点的决定意义，从那时起对他的工人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影响之大远比在革命年代为甚。
　　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只不过是他在《新莱茵报》上已发表过的观点的继续。当时他曾对一些民族的解放斗争表示十分热烈的同情，但是现在，无论在他还是在恩格斯看来，那些民族都已远远地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曾停止维护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独立，从来不曾停止维护这些国家的权力，因为维护这一权利也是符合于德国和欧洲的利益的。但是在1851年，恩格斯却相当冷淡地离开了他先前所喜爱的人们：“我要十分明确地告诉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所有现代的问题上，是用不着他们插嘴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64页。〕几个月后他对波兰人说，他们是个不中用的民族，在俄国自身还未被卷入革命的时候，他们只有做工具的资格。用他的话来说，波兰人在历史上除了瞎吵蛮干之外，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甚至和俄国比较起来，他们也没有做过任何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而对东方来说，俄国倒是真正进步的。俄国的统治尽管非常卑鄙，尽管带有斯拉夫人的一切肮脏的东西，但是它在黑海和里海，在中亚西亚，对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来说，却是文明的代表者。波兰像贵族老爷一样生性懒惰，而俄国所吸取的启蒙因素，特别是工业发展的因素则要比它多得多。〔参阅同上书，第238，239页。〕当然，这些话为流亡者争吵时的激情大大地渲染了。后来恩格斯在再度谈到波兰人的时候，口气就比较温和了，而在晚年的时候，他承认波兰至少有两次拯救了欧洲的文明：1792—1793年的起义和1830—1831年的革命。
　　马克思本人在著名的意大利革命英雄的纪念册里写道：“马志尼先生只知道城市及城市中的自由派贵族和有教养的公民。意大利农村居民（他们同爱尔兰的农村居民一样，都遭到了敲骨吸髓的压榨，经常被弄得筋疲力尽，愚昧无知）的物质需要，对马志尼的世界主义的、新天主教的、痴心妄想的宣言里的那一套高谈阔论来说，当然是卑下的了。但是毫无疑问，要向资产阶级和贵族说明：使意大利获得独立的第一步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并把他们的对分租佃制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梅林在这里弄错了，马克思是在1851年9月11日给魏德迈的信中讲了这些话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页。〕马克思通过自己的朋友厄内斯特·琼斯的一封公开信向在伦敦活动的、喜欢吹嘘的科苏特解释说，欧洲的革命是劳动对资本的一次有力的进攻。不能把这些革命贬低到像马扎尔人那样一个愚昧和办野蛮民族的社会水平和精神水平，因为马扎尔人虽然还生活在十六世纪的半文明状态下，却以为自己有权利给德国和法国的伟大启蒙运动指点道路。他们只是骗取了轻信的英国人的尊敬。
　　但是在对德国的态度上面，马克思离开了《新莱茵报》的传统最远。他不仅不再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德国上面，而且几乎把它完全置于自己的政治视野之外。德国在当时的欧洲政治生活中确实只起着极其微弱的和不显著的作用。它仿佛就是俄国的一个省。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马克思何以对它抱有这样的态度。然而对马克思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不利的一个事实却是：他也同恩格斯一样，已经有好几年同德国现实生活的发展失去了联系。作为出生在被兼并的莱茵省的人，他们两个对普鲁士国家一向是抱着蔑视的态度的，而在曼托伊费尔——威斯特华伦当政时期，这种蔑视态度更加深到如此地步，以致同他们对现实形势的洞察极不协调。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克思重视当时普鲁士所发生的事件这一独特的情况，是很值得注意的。这是1856年年底的事情，那时普鲁士同瑞士由于诺恩堡事件而发生了冲突。从马克思在1856年12月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一事件曾促使他去充实自己“在普鲁士历史方面的极端贫乏的知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2页。〕马克思得出结论说，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卑鄙肮脏的历史。他在这封信里关于这件事情所说的以及几天之后在宪章派机关报《People`s Paper》〔《人民报》〕上更详尽地加以重述的事情，是远没有达到他平日的历史观的高度的。恰恰相反，这倒很接近于迂腐地咒骂着的民主派的那种低的历史水平，而马克思的功绩正是在于克服了这种水平。
　　像普鲁士国家这样的硬东西不消说是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难以下咽的。然而单是嘲笑“亨霍索伦王朝的神权”，嘲笑三个不断轮流登场的“角色”，即虔诚主义者、士官和小丑，嘲笑普鲁士的那个可以同奥地利历史的“魔鬼史诗”媲美的“肮脏的家谱”等等，也是不能把它咬碎的。所有这一切充其量也只能说明最浅近的原因，但更深入的原因却仍旧完全没有得到阐明。

（二）大卫·乌尔卡尔特、哈尼和琼斯

　　与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的同时，马克思还以同样的精神给乌尔卡尔特派和宪章派的出版物撰稿。
　　大卫·乌尔卡尔特是英国的外交家，他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熟悉俄国统治世界的计划，并且不断地为反对这些计划而斗争。不过，他的这一功绩却由于他对俄国人的切齿痛恨和对土耳其人的狂热赞扬而受到贬损。人们常常把马克思说成是乌尔卡尔特的信徒，这是完全不公正的。无宁应当说，无论他还是恩格斯都曾更多地批判乌尔卡尔特的那种愚蠢的过火做法，而不大重视他的真正功绩。1853年3月间恩格斯在第一次提到乌尔卡尔特时写道：“我家里现在就有乌尔卡尔特的书，这个发疯的议员认为帕麦斯顿是被俄国收买的走狗。这个人是个凯尔特系的苏格兰人，受过撒克逊苏格兰的教育。就气质而论，他是个浪漫主义者，就所受的教育而论，他是个自由贸易论者。他曾以希腊独立之友的身份到希腊去，而在同土耳其人打了三年仗之后又到土耳其去，成了这些土耳其人的崇拜者。他特别喜欢伊斯兰教，他的口号是：如果我不是加尔文教徒，那么我就只能是伊斯兰教徒了。”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515页。〕不消说，恩格斯认为乌尔卡尔特的书整个来说时十分可笑的。
　　马克思和乌尔卡尔特之间的接触点是反对帕麦斯顿的斗争。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然后又在格拉斯哥的一家报纸上转载的一篇反对帕麦斯顿的文章曾引起乌尔卡尔特的注意。1854年2月，他就同马克思见了面，并且恭维马克思说，他的文章简直像土耳其人写的一样。但是当马克思回答说他是个“革命者”的时候，乌尔卡尔特感到十分失望，因为它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即认为欧洲的革命者都是沙皇政府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工具，而沙皇政府就利用他们来给欧洲各国的政府制造麻烦。在这次谈话之后，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写道：“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他还说，正像他也向乌尔卡尔特说过的，除去对帕麦斯顿的看法之外，他在任何一点上都是不同意他的。但是马克思强调指出，他不是因为受了乌尔卡尔特的影响才对帕麦斯顿有了这样的看法的。
　　但是，不应该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些私下的议论。尽管马克思私下里对乌尔卡尔特有着批判性的保留意见，但他在公开的场合下却不止一次地承认乌尔卡尔特的功绩，而且并不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对帕麦斯顿的看法上，即使乌尔卡尔特没有说服他，至少也对他有所启发。因此马克思认为给乌尔卡尔特的杂志，伦敦的《Free Press》〔《自由新闻》〕写稿并没有任何不光彩的地方，并且还允许他把自己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几篇论文以小册子的形式加以传布。关于帕麦斯顿的这些小册子印行了一万五千到三万册，引起了人们的很大注意。但是在其他方面，马克思同苏格兰人乌尔卡尔特之间，就像他同美国佬德纳之间一样，是很少共同之处的。
　　马克思和乌尔卡尔特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的，因为马克思赞助宪章运动，而乌尔卡尔特作为自由贸易论者和反俄论者却双倍地憎恶宪章运动。在每次革命运动中他都好像听到卢布的声音。宪章运动已不再能从1848年4月10日遭到的惨败中恢复过来。〔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为了向议会递交要求普遍选举权的第三个请愿书而在伦敦举行了示威，但这次示威被警察驱散了。〕然而当他的残余力量试图东山再起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英勇地和热诚地支持了最后一批宪章派。他们不要报酬地在乔治·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在50年代出版的报纸上撰写文章。哈尼一个接着一个地接连出版了《Red Republican》〔《红色共和主义者》〕、《Friend of the People》〔《人民之友》〕和《Democratic Review》〔《民主评论》〕,而琼斯出版了《Notes to the People》〔《寄语人民》〕和《People`s Paper》〔《人民报》〕。《人民报》存在的时间比其他报纸都久，它一直到1858年才停刊。
　　哈尼和琼斯属于宪章派的革命派，而且是所有宪章主义者中最彻底地摆脱了一切岛国狭隘性的人。在国际组织“民主派兄弟协会”中，他们被认为是领袖人物。哈尼是一个水手的儿子，他是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通过自修的方式学习了法国的革命文献，而他的理想人物就是马拉。他比马克思大一岁，当马克思主编《莱茵报》的时候，就已经是宪章派的主要机关报《Northern Star》〔《北极星报》〕编辑部的成员。1843年恩格斯到那里访问了他，这时恩格斯在他眼中是“一个身材欣长的青年人，看上去几乎像个孩子，然而当时他的英语就已经讲得极其流利了”。1847年哈尼结识了马克思并且成了他的热情的拥护者。
　　哈尼在他的《红色共和主义者》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并且加了按语，指出这是历来世界上最革命的文件；而在《民主评论》中，他刊登了《新莱茵报》上有关法国革命的文章的译文，认为这些文章是对于法国事件的“真正的批评”。在流亡者间相互斗争时期，他又犯了他的“老毛病”，跟琼斯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不久，哈尼就移居到泽稷岛去，后来又移居美国，而恩格斯在1888年还到那里探望过他。在这之后哈尼又返回英国，活到很大的年纪才去世，成了伟大的时代的最后一个见证人。
　　厄内斯特·琼斯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诺曼氏族，但是他出生和受教育的地点却是德国。他父亲在德国是昆伯兰公爵，即后来的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的侍从武官。英国报刊认为除去自杀之外什么罪行都犯过的这个极端反动的放荡家伙，就是小厄内斯特的教父。但无论是这种教父的关系，还是琼斯一家同宫庭的联系，对他本人都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他从儿时起就表现了对自由的不可抑制的渴望，而后来当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抗拒了一切想用黄金锁链把他束缚住的企图。当琼斯一家返回英国时，他大约是二十岁；他开始在英国学习法律并且成了一名律师。他本人的非凡的才能和贵族家世本来可以使他有一个光辉的前程，但他却牺牲了这一切，把自己整个献给了宪章运动的事业。琼斯是这样热情洋溢地为宪章运动的事业而奋斗，以致在1848年曾被判处两年的徒刑。作为背叛自己阶级的惩罚，他在狱中是被当作一名普通的囚犯来对待的。1850年虽然获释，但是他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从那时起，亦即从1850年夏天起，琼斯在大约二十年中间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顺便提一下，就年龄而论，他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
　　当然，这种友谊也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弗莱里格拉特（琼斯同他一样具有写诗的才能）以及拉萨尔之间的友谊一样是不可能没有一点争执的。马克思在谈到拉萨尔时，口气甚至要比谈到琼斯时尖锐得多，虽然精神相同。他在1855年谈到琼斯时写道：“尽管不能不承认琼斯有毅力，坚忍，有才干，然而由于他喜欢大吵大叫，不策略地追求各种鼓动的机会以及由于他那沉不住气的冒进倾向，他就把一切都毁了。”〔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95页。〕后来，当宪章运动一直在走下坡路而琼斯开始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接近的时候，他们之间有时也发生激烈的争吵。
　　然而，实质上他们始终是赤诚的，真正的朋友。琼斯在死前是曼彻斯特的律师，他是1869年正当年富力强的时期突然死去的。恩格斯赶忙把这个消息用一封简短的信通知伦敦方面，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有一个老近卫军！”马克思复信说：“厄·琼斯去世的消息当然使我们全家深为震动，因为他是我们的少数老朋友中的一位啊。”〔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卷，第174——175页。〕后来恩格斯又在信中告诉他说，琼斯在许多送葬者的伴送之下，被安葬在他们的挚友之一威廉·沃尔弗安息的那个墓地里。恩格斯写道：“这个人的死真是可惜啊！要知道，他的资产阶级的词句只不过是一种伪装……在政治家当中，他实质是完全站在我们一面的唯一有教养的英国人。”〔参阅同上书，第177页。〕

（三）家庭和朋友

　　在那些年里，马克思不但远离一切政治上的联系，而且几乎是远离整个社会生活的。他完全埋头于研究工作，偶尔放下书本也只是为了同家里人在一起聚聚。1856年1月他的女儿爱琳娜诞生，这样他家里的人口又增加了。
　　同恩格斯一样，马克思也是非常爱孩子的。如果他把自己的孜孜不倦的工作中断个把个钟头，那也只是为了同自己的孩子们玩一会儿。他们十分喜欢他，这可能正是因为他从不向他们摆父亲架子的缘故。他们把他看成是同伴，叫他“摩尔”，因为他的头发是黑的，面孔的颜色也是黝黑的。马克思常说，“孩子们应当教育自己的双亲”。他的孩子首先就禁止他在星期日工作，因为他们认为在假日里，父亲只是属于他们的。星期日的郊游，在简陋的小酒馆里的休息（他们常常到那里去喝生姜啤酒，吃夹干酪的面包），这就是从经常压在马克思一家头上的密云中间射出的一点阳光。
　　他们最喜欢的是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郊游——这个汉普斯泰特荒阜是伦敦北部的一个当时还一片荒凉的山阜，丛生着树木和野生灌木。李卜克内西曾用非常动人的色彩描绘过这些次郊游。汉普斯泰特荒阜目前已经不是六十多年前的那个样子了。但是从马克思常常凭桌而坐的那个古老的小酒店“杰克·斯特罗堡”还可以看到山谷的美妙景色，而每到星期日，当欢乐的人群蜂拥到那里去的时候，风景就更是生动如画。南面是巨大的城市，那里耸立着许多高大的建筑物，而以圣保罗教堂的圆顶和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尖塔为最高；在朦胧的远方，人们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瑟列伊山。北面是人烟稠密的、有着无数村落的肥沃的地带。在西面则是邻接的海格特山，也就是马克思长眠的地方。
　　马克思的本来不多的一点家庭幸福突然间由于一次极大的打击而变得黯淡了：在1855年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五，他的唯一的儿子，九岁的埃德加尔（家里人都叫他“穆希”）死了。这孩子已经显露了巨大的才能并且得到了全家的宠爱。弗莱里格拉特写信给家里说：“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可怕的损失，我的内心的悲伤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从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几封叙述自己儿子生病和死亡的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及其悲痛的。在3月30日的信里他写道：“我的妻子由于精神上的空前震动而病倒快一个星期了。我自己也极为痛心，而且脑子乱作一团，不过我是必须撑住的。孩子在整个生病期间一分钟也没有失掉他所特有的那种温和而又独立不依的性格。”〔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102页。〕而在4月6日的信里他写道：“可怜的穆希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友谊怎样减轻了我们一家在这一可怕的时期的痛苦。孩子的死给了我多么大的痛苦，你是了解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103页。〕继而在4月12日他又写信说：“亲爱的孩子是使全家生趣盎然的灵魂。不消说，自他死后，家里变得一片凄凉冷落了。我无法形容我们是如何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许多不幸，但只有现在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尽管在这些日子里我受到一切可怕的痛苦，但是随时在支持着我的，是我对于你和你的友情的思念，以及我们两个人还可以在世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样一种希望。”〔参阅同上书，第104页。〕
　　过了很久，这一内心的创伤才开始愈合。为了回答拉萨尔写给他的慰问信，他在7月28日的回信中写道：“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有着这样多的联系，有这样多的事物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以致任何损失他们都会很容易经受得住。我并不是这样的杰出人物。我的孩子的死使我的内心深处受到震动他的死在我还像是当天的事情一样历历在目。我可怜的妻子也完全给悲痛压倒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11页。〕而10月6日弗莱里格拉特也写信给马克思说：“你不能忘却自己的损失，这使我感到十分忧虑。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任何办法帮助你，也没有任何可以劝解的话。我理解并且尊重你的悲痛，但是请你努力克制这种悲痛，否则它是会把你压倒的。这种克制并不违背你对儿子的思念。”
　　在那些年里，马克思一家人不断生病，小埃德加尔的死就是这一连串的不幸的顶点。春天，马克思本人也病了，而从那时起他始终未能完全摆脱病魔的骚扰。肝病给他带来了特别多的痛苦，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病是从他父亲那里传来的。但马克思一家人常常生病也是因为他们住的那所住宅条件很差，又座落在一个不利于健康的市区。1854年夏天，那里霍乱病闹得很凶，人们把这归因于开挖下水道，因为这些下水道通过了1665年黑死病牺牲者的埋葬地。医生坚持要他们全家离开“索荷广场附近这个该死的地方”，那里的空气马克思已经接连不断地呼吸了好几年了。家中发生的又一件不幸的事情使他可能迁到另一个地方去。1856年夏天，马克思夫人带着三个女儿回特利尔，再一次去探望自己年老的母亲。但是她到那里的时候，母亲正好在经过十一天的疾病之后闭上了她那双疲倦的眼睛。
　　母亲留下来的遗产是很有限的，然而分到马克思夫人名下的仍然有几百塔勒，此外，她大概还从苏格兰的亲戚那里承受了一笔小小的遗产。这使得马克思一家能够在1856年秋天搬到离开他们所喜爱的汉普斯泰特荒阜不远的一所小房子（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巷9号）里去。这所小房子的租金是每年三十六英镑。马克思夫人写信给自己的一位女友说：“这里和我们先前住过的小破房子比起来，真像是公侯的府第，虽然房子里的一切陈设只花了四十英镑多一点……但是最初一段时间我在我们舒适的客厅里总觉得自己真是一个贵人。所有窗帘台布之类的东西和先前剩下来点缀排场的那些东西都被我们从当铺里赎了出来，而我又能满意地使用那些还是苏格兰旧制的织花麻布餐巾了。但是好景不长：这些东西很快又得一件件地送进“pop-house”〔当铺〕（孩子就是这样称呼那门前挂着三个球儿的神秘的房子的）；不过当时的舒适生活总还使我们快活了一阵子。”〔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7页。〕但这一喘息的时期是非常短促的。
　　死神也没有放过马克思的朋友们。1855年秋天丹尼尔死了，1856年1月维尔特死在海地，1858年年初康拉德·施拉姆死在泽稷岛。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争取报刊为他们登载哪怕是短短的几行讣闻，但是没有成功。他们两人常常叹息说，老近卫军凋谢了，新生力量却还没有接上来。不管他们在开头时是怎样喜欢他们的“社会孤立”，不管这两个孤零零的人对胜利的信心是何等坚定（他们就怀着这样的信心参加了欧洲的政治生活，仿佛他们本来就是欧洲列强之一似的），他们的政治热情仍然使他们不能在长时期中间不感到需要一个政党，因为，正像马克思本人有一次说过的，他们的少数拥护者还不能说是一个政党。而且，在这些拥护者当中还没有一个人成熟到同他们处于相同的思想水平，例外的只有一个，可是他们对这个人又始终不能完全信任。
　　当马克思住在伦敦第恩街的时候，李卜克内西每天都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李卜克内西当时住在一间顶楼上，过着及其困苦的日子。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方面的老同志，如列斯纳、细木工罗赫纳、埃卡留斯和“忏悔的罪人”沙佩尔，也是这样。另一些人则散居在其他城市：德朗克先在利物浦，在那里，诗人海涅晚年的秘书莱因哈特也是跟马克思关系密切的忠实的友人之一。
　　然而，就是他的最忠实的拥护者也渐渐地脱离了政治斗争。威廉·沃尔弗在曼彻斯特靠着私人授课维持着总算不错的生活，但是他依旧是过去的老样子，就像马克思夫人有一次在谈到他时所写的，这个人具有“最诚实，果敢的平民本色”。不过他的那种单身汉的怪脾气近年来也多了起来，而他的“主要斗争”就是为了茶、糖和煤同包伙食的房东太太争吵。在思想方面，他对于自己的那些流亡中的老朋友已经没有很大帮助了。弗莱里格拉特却同先前一样，仍是一位忠实的朋友。1856年夏天，他担任瑞士一家银行的驻伦敦代理人的职务，而从这个时候起，他就更加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条件从财政上帮助马克思。他用现金把《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稿酬预付给马克思，原来这家报纸除了其他一切刻薄做法之外，稿费也是要拖到很晚才寄来的。弗莱里格拉特的革命信念依旧是毫不动摇的，然而他离开党派斗争却越来越远了。尽管他抱着真诚的信念说，只有流亡之地才是革命者的最适宜的葬身之地，然而他毕竟还是位德国诗人，流亡生活对他来说是沉重的。他看到他的爱妻是如何地想念祖国，而他自己在给孩子们点起圣诞树上的蜡烛时因为身在异国而不胜感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诗的灵感的泉源日益枯竭了。他为此深感痛苦，因而当祖国开始重新记起自己的著名诗人的时候，他是十分振奋的。
　　除去这些已经死别的朋友之外，还有长长的一大串“虽生犹死的人”！马克思在伦敦遇到了自己青年时代研究哲学时的几个朋友：爱德华·梅因还是同先前一样尖酸刻薄；孚赫现在是科布顿的秘书，他硬说因为自己拥护自由贸易而在“创造着历史”；埃德加尔·鲍威尔相反地扮演了共产主义鼓动者的角色，然而马克思始终把他叫做“小丑”。布鲁诺·鲍威尔也来到伦敦看望自己的兄弟。他在那里待了相当长的一个时候，而马克思也几次会晤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但是布鲁诺·鲍威尔十分欣赏俄国的原始力量，却把无产阶级只看成是“群氓”。他说，要统治他们，就必须使用暴力和诡计，万不得已的时候，多给工人几文钱也总可以使他们感到满足了。他既然抱着这样的观点，当然就根本谈不上同马克思有任何相互了解了。马克思发现他特别显老（他已经有些谢顶并且学会了教授的一套寒酸作风）。不过马克思还是写信给恩格斯，详细报告了他同这位“有趣的老先生”的谈话。
　　但是，就是在马克思不久前的同志中，“虽生犹死的人”也是很多的，而且他们的数目还在逐年增加。莱茵时期的老朋友如格奥尔格·荣克、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海尔曼·贝克尔等人都脱离了政治生活。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如贝克尔和淳朴的米凯尔还想为自己脱离政治生活提出“科学的”论证。他们证明，首先应该让资产阶级彻底打垮容克地主，然后才谈得上无产阶级的胜利。贝克尔教训说：“先让卑鄙的物质利益这个蛀虫越来越深地蛀蚀容克地主的业已腐朽的根基吧；它是会化为灰烬的。当宇宙精神吹第一口气的时候，历史就要穿越它的全部外壳，极其简单地转到日程上来。”多么漂亮的理论啊！这个理论就是在今天也对某些狡猾的家伙具有吸引力。但是当贝克尔成了科伦的市长，而米凯尔成了普鲁士的财政大臣的时候，两个人都醉心于“卑鄙的物质利益”，竟致十分顽固地反对“宇宙精神吹第一口气”和它的“极其简单的日程”了。
　　一个杜塞尔多夫的商人古斯塔夫·列维成了贝克尔和米凯尔这类人物的相当可疑的代替者。1856年春天他到马克思这里来，建议要把伊塞隆，佐林根等地的工厂起义作为一份礼物奉献给马克思。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危险、无益而又愚蠢的想法。他通过
　　列维转告列维自称代表的那些工人，要他们过一些时候再派一位代表到伦敦来，而且不预先征得他的同意不要有所行动。
　　但是，马克思对列维的另一个任务——据说也是受杜塞尔多夫工人委托的——却不曾采取这样否定的态度。据列维说，工人提醒马克思要提防拉萨尔，说拉萨尔是个不可靠的人，而自从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胜诉之后，他就可耻地任凭她摆布，靠她养活，并且想同她一起到柏林去，给她罗致一批文人墨客。他好像抛弃一件不再使用的工具似地抛弃了工人，并且投靠了资产阶级，等等。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莱茵地区的工人会把这样的话托人告诉给马克思，因为正是因为这些工人几年之后在隆重的致词和热情的欢迎词中证明，杜塞尔多夫地方的拉萨尔住宅在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曾是“可以从那里得到党的最无畏的和最坚决的帮助的可靠庇护所。”十分可能，上面的话都是列维自己捏造出来的，因为他曾向拉萨尔借两千塔勒，而拉萨尔只同意借他500塔勒，故而他就特别痛恨拉萨尔。
　　如果马克思知道这种情况，他对待列维的话和列维本人当然就会十分小心了。不过就是列维所传达的话本身，也应该引起很大的怀疑。马克思同拉萨尔的通信虽然不是频繁的，然而总还是经常的。他把拉萨尔看成是一个在政治上以及在私人关系上都可靠的朋友和党内同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马克思甚至亲自出面反对当时莱茵地区的工人因为拉萨尔牵连到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案件中去而对他确实抱有的不信任态度。就在一年之前，马克思在接到拉萨尔从巴黎寄来的信之后，还曾十分恳切地给他回信说：“当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你虽然离伦敦这样近，却不想到这边来几天，看看大家。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从巴黎到伦敦是何等近便，而且是用不了多少路费的。如果法国不是把大门对我关的紧紧的，我是会出其不意地到巴黎去看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11页。〕
　　因此很难理解，马克思在1856年3月5日写信把列维的废话告诉恩格斯时，为什么又附带说：“这一切只是我记得的并简短地提一提的细节。不过，这一切加在一起，对我和弗莱里格拉特都产生了一种非常确定的印象，尽管我跟拉萨尔的关系很好并且完全不相信工人们的流言蜚语”〔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143页。〕马克思对恩格斯说，他曾告诉列维，不能单听一面之词就做出任何决定，不过无论如何，抱着怀疑态度总是有益的。人们可以注意拉萨尔的行动，不过暂时应该绝对避免把事情声张出去。恩格斯同意这样做，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从他这方面来说，这些看法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因为他不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拉萨尔。恩格斯在信里说，这样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真可惜。不过这些事情太可怕了。拉萨尔是一个永远必须严加提防的人物；作为一个从斯拉夫边界来的地道的犹太人，他总是准备以党的名义利用一切机会为自己的私人目的服务的。
　　马克思同这个人断绝了书信往来，而正是这个人在几年之后有充分的权利写信给他说：“我是你在德国的唯一的朋友。”

（四）1857年的危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秋天退出了党的公开斗争了之后曾声明说：“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卷，第514页。〕从这个时候起，他们便一年比一年更加焦躁不安地注视着新的危机的征兆。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有时候喜欢在这个题目上做些预言，可是后来当他的预言不曾实现的时候，朋友们就开他的玩笑。但是当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马克思就通过恩格斯告诉威廉·沃尔弗说，他要证明，按照正常的情况，这一危机是应当在早两年的时候就爆发的。
　　危机是从美国开始的，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这一危机的前兆，《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稿酬降低了一半。这一打击所以特别的沉重，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新居中又出现了过去的贫困，甚至是比先前更难以忍受的贫困。即使像在第恩街居住时的那种聊以糊口的日子，在新居也已经不可能了。看不到任何前途，而家庭费用又日益增加。1857年1月20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完全不知道应当怎么办，老实讲，我的境况比五年前还要没有办法。”〔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194页。〕这个消息对恩格斯来说，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于是他赶忙设法帮助自己的朋友，只是责怪马克思没有在两个星期前就把自己的困难告诉给他。他刚好用父亲作为圣诞节礼物给他的一笔钱买了一匹马。他写信告诉马克思说：“我感到十分痛苦的是，你和你的一家在伦敦受穷，而我却在这里养着一匹马。”〔参阅同上书，第197页。〕因此，当几个月之后德纳建议马克思参加编写他所出版的一部百科辞典、特别是有关军事问题方面的条目的时候，恩格斯感到十分高兴。他写信说，这件事来得“十分凑巧”并且“使他感到极大的喜悦”，因为这可以帮助马克思摆脱永无止境的经济困难。只要马克思尽量多承担一些条目，工作条件也不像恩格斯想象的那样好。稿费最后每行还不到一便士。尽管许多条目所要求的不过是拼拼凑凑的东西，然而恩格斯的认真的性格却不允许他粗制滥造。在《通信集》中谈到这一辞典工作的那些话，完全不能说明恩格斯后来对于部分由他执笔而部分由马克思执笔的那些条目的那种轻蔑的论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完全是为了赚钱的生意经，只此而已；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忘掉它们”。这件大体上说来是附带性的工作渐渐地自消自灭了，而看来恩格斯和马克思按部就班地为德纳的百科辞典撰写条目的工作，并没有超过第三个拉丁字母C字。
　　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情况大大地妨碍了这一工作的进行。这就是恩格斯在1851年夏天患了腺病，不得不到海滨去修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马克思的健康状况也很坏。他的肝病突然复发，而且十分严重，只有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能应付最必须的一些工作。7月里，他的妻子生了一个死婴。这是在他们处境悲惨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它使马克思深为震动，以致每当想起当时的情况便感到痛苦。惊慌的恩格斯回信说：“你既然这样写，那你想必是十分痛苦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237页。〕但是马克思说，他不能在信里谈这样的事情，一切要等到见面时再来说明。
　　但是，当危机在秋天来到英国，继而又转到大陆的时候，一切个人的不幸遭遇就都被忘记了。11月13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尽管目前我很贫困，然而从1849年以来，我还从来不曾像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高兴”〔参阅同上书，第283页。〕然而恩格斯所关心的却只是危机不要一下子发展得过分迅速。他写道：“但愿在第二次决定性的主要打击到来之前，这种“好转”先转化为慢性的危机。为了激起人民群众的热情，在一个时期中间，这种慢性的压力是必要的。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更加心中有数和更加协调一致地更好地进行战斗。这正和骑兵的进攻一样，在达到可以向敌人奔袭的距离之前，如果先跑五百米的小快步，就会更加容易成功。我不希望在危机席卷整个欧洲之前，过早地发生什么事情，否则斗争就会更加困难，更加令人厌烦并且更加起伏不定。5月和6月看来还是为时过早。由于长时期的繁荣，群众必然会变得极其萎靡不振……
　　我的情况也和你一样。自从纽约的投机破产之风开始以来，我在泽稷岛也不能安静下来，而在这全面崩溃的时候感到十分兴奋。最近七年中间，我毕竟也沾上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泥污。现在这种泥污被冲洗掉了，而我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对于我的身体来说，危机的益处就如同海水浴一样，就是现在我也感觉到这一点。我们在1848年时说过，我们的时代就要到来，而且从某种意义来说它实际已经到来了；但这一次它才最后到来，现在事情已发展到生死关头的地步了。”〔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287-288页。〕
　　然而，事情还没有发展到生死关头的地步。危机有它的革命后果，但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象的那种革命后果。不过他们并未沉醉在那些毫无根据的空想的希望之中，而是每天极其用心地注视着危机的发展。马克思在12月18日写给恩格斯说：“目前我的工作极为繁忙，大都要工作到早上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
　　（1）制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揭示事物的基础本身对于公众来说是完全必要的，而对我本人来说则是为了最后摆脱这个梦魔）。
　　（2）当前的危机。除去给《论坛报》写文章外，关于这个危机，我只做记录的工作，但这却废去我许多时间。我打算到春天我们共同就这次危机写一个小册子，以便再一次提醒德国公众不要忘掉我们，知道我们依然健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305页。〕但是这个小册子没有任何下文，因为危机并没有激起群众的起义；而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有余暇完成他的计划中的理论部分。
　　在马克思写这封信前十天，他的妻子曾写信给在泽稷岛那里命在垂危的康拉德·施拉姆说：“我们感到了美国的危机对我们的收入的影响，因为目前卡尔每周只给《论坛》写一篇通讯，而不是两篇通讯了。《论坛》除了巴亚德·泰勒和卡尔之外，已经辞退了它的所有的欧洲通讯员。您可以想象得到，尽管这样，卡尔仍是心满意足的。他已经完全恢复了他先前的工作能力，精神奋发而开朗，要知道，自从我们失去了爱子，——这事永远使我感到伤心，——极大的痛苦就一直压得他意志消沉。卡尔整天都在为我们一家人的面包而工作，夜里则用来结束他的《经济学》。目前既然他的这部著作是适应迫切需要的，我想总能给他找到一个倒霉的出版家吧。”由于拉萨尔的努力，出版家真地给找到了。
　　1857年4月拉萨尔用和先前一样友好的口气写给马克思，对马克思这样久不写信给他表示诧异，说他一点也猜不出原因在哪里。恩格斯劝马克思答复拉萨尔的信，但是马克思没有答复。同年12月，由于一件偶然的事情拉萨尔又写信来：拉塞尔的表兄弟麦克斯·弗里德兰德请他约马克思为《Presse》〔《新闻报》〕撰稿。弗里德兰德是这家报纸的编辑之一。马克思回绝了弗里德兰德向他约稿的事，他说尽管他的情绪是“反法的”，然而同样也是“反英的”，而且他是最不愿意为帕麦斯顿捧场的。拉萨尔抱怨说，尽管他从来不感情用事，然而他的4月的信得不到只字的回答，这仍然是使他感到难过的。对于这种抱怨，对于这种抱怨，马克思在回信中只是“简短而冷淡地”写道，他不回信是由于一些不便在信中加以说明的原因。此外他一共只谈了几句关于自己的事情，其中说到他打算发表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1858年1月，拉萨尔的一册《赫拉克利特》〔这里指拉萨尔的著作《Die Philosophie Herakleitos des Dunkeln von Ephesob》〔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该书出版于1858年。〕寄到了伦敦。在12月写的一封信里作者就提到了寄书的事情，并且说柏林的学术界对《赫拉克利特》一书表示热烈的欢迎。然而单是为了这个邮宝就付了两个先令的邮费这一点，“就保证了这部书不会受欢迎”。就是对于《赫拉克利特》一书的内容，马克思也是抱着相当否定的态度的。“炫耀”博学这一点并不曾引起他的注意。他说，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并且能够从波恩大学图书馆把书借回家，旁征博引是轻而易举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拉萨尔在哲学上的这种炫耀博学的做法，就像生平第一次穿上漂亮衣服的小伙子的忸怩作态一样。对于拉萨尔的真正的博学的这种评论是不公平的，然而是完全能够理解的。——，马克思对拉萨尔的书抱有反感的理由，正是在马克思看来这部书所以受到教授们欢迎的那同一个理由：使马克思感到讨厌的是，一个享有伟大革命家声誉的青年人竟然会这样老气横秋。大家知道，该书的大部分都是在它问世前十年就写好了的。
　　拉萨尔从马克思对自己的抱怨所做的“简短而冷淡的”答复仍然猜不到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对于马克思所说的必须当面说明的话，他的理解是马克思想告诉他什么机密的事情。看来拉萨尔的这种理解完全是老实的，而不像马克思所怀疑的那样是装糊涂的。他在1858年2月做了十分简短的回答，对于柏林资产阶级因普鲁士王储同英国公主联姻而感到的那种得意忘形地陶醉做了辛辣的描述，此外他还建议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找一个出版人。马克思接受了他的建议，而在8月底拉萨尔已经替马克思同他自己的出版人弗兰茨·敦克尔签订了一项合同，而且合同的条件比作者自己所期望的更加优厚。马克思本人表示愿意把他的著作分册出版，并且准备放弃开头几个分册应得的任何稿酬。拉萨尔则从一开头就保证每一印章付给他三个金币的稿酬，而当时教授们一般每一印章只有两个金币的稿酬。出版人只声明有从第三分册起停止出版的权利，如果书的出版不敷成本开支的话。
　　但是，在九个多月之后，马克思才准备好了第一分册的付印手稿。肝病的复发和家务的操劳使马克思无法完成工作。在马克思的家里，1858年的圣诞节“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凄惨和没有希望”。1859年1月21日，“命运多乖的手稿”总算完成了。但是家里“没有一文钱”可以把它挂号寄给出版人。“恐怕没有什么人曾在这样缺钱的情况下写作关于“金钱”的著作了！在这个问题上写作过的大部分作者，同他们的研究对象的关系都是极好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419页。〕这就是马克思写给恩格斯请他送来邮寄手稿所必需的邮资时所说的话。

（五）《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想写一部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巨著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底蕴的计划，在他着手实际实现这一计划前十五年便以产生了。早在三月革命前的日子里他就已经考虑这个计划，而反驳蒲鲁东的小册子就是马克思的这一宿愿的第一次实现。在参加了革命年代之后的斗争之后，马克思立刻重新回到他所考虑过的工作上来。1851年4月2日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大约在五个星期之后就可以结束有关经济学的整个烂摊子。在这之后，我将在家里探索经济学，而到博物馆去研究其他学科。这已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老实说，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时期以来，这门学问就没有任何进步，尽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个别的、往往是极其精细的研究的成果。”〔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342页。〕恩格斯得到马克思的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高兴：“我很高兴，你终于完成了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这件事确实是拖得太久了……”。然而，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人，他又说；“只要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你还没有念，你就不会动笔的。”〔参阅同上书，第213页。〕然而，恩格斯认为，尽管存在着其他一切障碍，但“主要的障碍”仍然是他的朋友的“那种过分慎重的态度”。
　　当然，这种过分慎重的态度并不是肤浅的，这一点恩格斯也是清楚的。究竟是什么使马克思在1851年仍未完成自己的著作，而是再一次从头开始写作呢？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在第一分册序言中列举了如下的一些拖延的理由，说这是“由于大英博物馆收藏了政治经济学史方面的大量资料，由于伦敦是便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观测所，最后，由于资产阶级社会仿佛已经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312页。〕他还说，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做的将近八年的工作，使得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变得极其零散。然而人们可以反驳说，给报纸撰写通讯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重新回到政治斗争上来，而政治斗争对于马克思来说，永远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要知道，正是对革命工人运动复兴的预见才促使马克思坐下来从事自己的著述，以便把他这些年中间一直在思考的东西最后写在纸上。
　　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就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通信里，他们两个人经常讨论经济问题，有时篇幅之大几乎等于一篇“精细入微”的论文。我们从这些书信的某些地方还可以看到，在这两个朋友之间是如何交换意见的。例如，恩格斯在一封信里就谈到自己“在理论方面一贯的懒惰”。〔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56页。〕这种懒惰使他只满足于他的更好的“自我”所提出的内心抗议，而没有深入事物的本质。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叹息说：“如果人们知道我在这一切方面知道的多么少就好了”，因为他说，一个工厂主曾用这样一个有趣的推测恭维他，说他先前必定也是一个工厂主。
　　如果抛开这两种情况下的诙谐的夸张说法（而且也应当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件事实，即恩格斯更熟悉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而马克思则能以非常敏锐有力的眼光洞察支配着他的运动的规律的本质。当他向他的朋友叙述第一分册的写作计划的时候，恩格斯回答他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提纲，可是要想叙述的简单扼要，不这样也是没有别的办法的，我往往不得不十分吃力地去寻求辩证的转变，因为对于任何抽象思维我都很不习惯了。”〔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368页。〕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恩格斯为他提供的知识，诸如工厂主和商人计算自己消费的那部分利润的方法，关于机器的磨损，或关于预付流动资本的周转的计算方法等等，则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不容易弄清楚。他抱怨说，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践上重要的东西同理论上必要的东西常常是有很大距离的。
　　直到1857——1858年间，马克思才着手对自己的著作进行最后的加工，这一点从写作的过程中全书计划的改变也可得到证明。还在1858年4月，他便打算在第一分册里论述“一般资本”；然而，尽管这一分册比原来预定的篇幅增加到两倍或三倍，但它仍然根本没有提到资本，而只有谈到商品和货币的两章。马克思认为这样做有如下的一个优点，即在这样分配材料的情况下，批评者将不能只限于责骂作者具有倾向性。他只是没看到一点，这反而使批评者越发觉得有必要采取另一种办法，这就是使用一种十分有效的武器——对这部著作保持沉默。
　　在序言中，马克思概述了自己在学术方面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不把那些确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的名言在这里加以引用：“我的研究（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括弧里面的话，是梅林加的〕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的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赖以树立起来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向来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要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分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时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地，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借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个社会形态而告终。”〔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8-9页。〕
　　就在马克思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部著作里，马克思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超越了特别是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创立的那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成就就是用劳动时间来确定商品的价值。但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是社会生产永恒的、自然的形式，因此认为价值的创造乃是通过单个人的具体劳动表现出来的人类劳动的自然特征，因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便陷入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矛盾。相反地，马克思却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并不是永恒的自然的形式，而只是社会生产的一定的历史的形式，在它之前还有其他许多的形式，而只是社会生产的一定的历史的形式，在它之前还有其他许多的形式。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马克思对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做了彻底地考察。他研究什么样的劳动、为什么并且以怎样的方式创造了价值，为什么价值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凝固的劳动。
　　他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而达到了一个“决定点”（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就是环绕着这个决定点进行的），即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二重性。个人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无差别的社会劳动创造交换价值。由于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所以它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固有的。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合理活动，劳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跟社会形态无关的、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劳动以自然物为前提，因而劳动就不是它的创造物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动和自然物之间的比例不管怎样不同，使用价值总是包含着自然基质的。
　　交换价值的情况就不同了。交换价值并不包含任何自然物；劳动是它唯一的泉源。作为交换价值，只要比例适当，一个使用价值就可以和另一个使用价值同值。“一座宫殿的交换价值可以用一定数量的鞋油来表示。反过来，伦敦的鞋油厂主们曾用几座宫殿来表示他们的大批鞋油的交换价值。”〔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16-17页。〕在交换时，不管商品的物质存在形式如何，不管它们制造出来所要满足的需要怎样也不管它们的样式何等形形色色，他们都是同一个统一物：它们是同样的、无差别的劳动的结果，“对这种劳动来说，不论它出现在金、铁、小麦或绸缎中都是没有差别的，正如对氧气来说，不论它存在于铁锈、大气、葡萄汁或人血中都没有差别一样”。〔同上书，第17页。〕使用价值的差别是从生产这些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差别产生出来的；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同使用价值的物质特性无关，因此也同劳动本身的形式特点无关。这是相同的、无差别的、抽象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按照种类，而只是按照数量，按照它物化在不同大小的交换价值中的不同的量而有所区别。衡量抽象一般的劳动的不同量的唯一尺度就是自然时间，如小时、日、周等等。劳动时间是劳动的活的存在，是不以劳动的形式、内容和个性为转移的。作为交换价值，一切商品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物化在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同时又是把使用价值变为交换价值，因而也就是变为商品的实体；同样地，它还决定商品的一定价值量。
　　劳动的二重性是商品生产所固有的社会劳动形式。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以之为起点的原始共产主义制度下，个人劳动直接是社会肌体的一部分。在中世纪的实物租和实物贡赋中，构成社会联系的是私人劳动，而不是一般劳动。在农村宗法式家庭中，当妇女纺纱男子织布是为了满足家庭本身的需要时，纱线和麻布是社会产品，而纺和织则是家庭范围内的社会劳动。家庭联系以及它的自然分工给劳动产品打上了特殊的印记：纱线和麻布不是作为同一个一般劳动时间的具有同等意义和同等价值的表现而相互交换的。只有在商品生产中，只是由于私人劳动采取了自己的直接对礼物的形式，即抽象的一般劳动的形式，私人劳动才会变成社会劳动。
　　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的统一，而且它只有对其他商品来说才是商品。交换过程是商品相互间真正关系的表现。在这一有各自独立的个别人参加的过程中，每一商品应该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既是用来满足私人需要的私人劳动，又是可以换成同样数量的、同样的一般劳动的一般劳动。商品的交换过程应该展开和解决这样一个矛盾：物化在某一个别商品中的个人劳动直接具有一般性这种性质。
　　作为交换价值，任何个别商品都成为衡量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的尺度。反过来，所有其他商品用来衡量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的尺度。反过来，所有其他商品用来衡量自己的价值的任何个别商品则成为了交换价值的化身。因此，交换价值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独特的商品，这种商品在把所有其他商品转化为自己本身时，也就直接物化了体现在货币中的一般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商品作为商品本身所包含的那个矛盾亦即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成为一般的等价物，从而成为每个人的使用价值、即一般使用价值这一矛盾，便在一种商品身上得到了解决。这种商品就是货币。
　　作为特殊商品的那些商品的交换价值结晶在货币中。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不同种类的劳动产品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被等同起来，从而实际上转化为商品。货币结晶是通过历史途径而自发地产生的。直接的物物交换、交换过程的自然形式，与其说表现出商品转化为货币，无宁说表现出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交换价值越是发展，使用价值就越是变成商品，从而交换价值越是具有自由的形式并不在同使用价值直接联系在一起，事情也就越是要向产生货币的方向发展。起初，起货币作用的是一种或几种具有最普遍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如牲畜、谷物、奴隶。曾有各种各样的不大适宜的商品依次执行过货币的职能。如果说，这种职能最后转到贵金属上，那么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贵金属具有一切商品的货币存在应该结晶在其中的那种特殊商品所必须具备的物理属性。就这些属性直接来自交换价值的本性而言，这些属性就是：它们的使用价值具有持久性，可以任意分割，这种商品的各部分是同质的并且每一件都是相同的。
　　在各种贵金属当中，黄金成为独特的货币商品。它成为价值的尺度和价格的标准，成为商品流通的手段。通过商品之转化（Salto mortale）为黄金,积累在商品之中的特殊劳动就成了抽象一般的、社会的劳动。如果做不到这种转化，则劳动不仅不能作为商品而存在，而且不能作为产品而存在，因为他之所以是商品，只是由于他对于自己的所有者来说不是任何使用价值。
　　因此，马克思证明，商品和商品交换如何并且为什么由于商品所固有的价值特性而必然会产生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对立。他发现，货币看来虽是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实际上却表现着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现代经济学家所以不能清楚地阐明货币的本性，是因为他们愚蠢地把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像同他们开完笑似地在他们面前出现为物。
　　这一批判性的研究所发射出来的灿烂的光辉在开头时与其说使所有的人，甚至作者的朋友茅塞顿开。无宁说使他们感到迷惑了。李卜克内西说，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像这部著作那样使他感到失望。米凯尔则认为这部著作“很少真正新的东西”。拉萨尔对于论述方面的艺术性做了十分得体的称赞，他毫无嫉妒之意地认为马克思的论述从形式上说胜过自己的《赫拉克利特》。如果说这些“空话”曾使马克思怀疑拉萨尔不理解“很多经济方面的东西”，那么这一次他并没有弄错。拉萨尔不久就表明，他所不理解的正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和表现在交换价值上面的劳动之间的区别这样一个“出发点”。
　　如果嫩枝的反应是这样的，那么从枯枝又能期待什么呢？尽管1885年时恩格斯便肯定说，马克思创造了第一个详尽的货币理论并且已经为一切人所默认，然而七年之后，在《社会科学辞典》这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模范著作里，有关货币的那一条目，在它那五十栏莫名其妙的老生常谈里，对马克思甚至一字未提，却硬说什么货币的谜还没有解决。
　　对于把货币当作上帝来崇拜的世界来说，货币怎么能不是一件神秘莫测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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