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施泰因、赫斯、马克思
﹝德国﹞梅林（Franz Mehring）
1897年6月
荣雪燕 翻译
在第15号《新时代》[1]中，我讨论了桑巴特[2]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并且论证反对了桑巴特采纳并基于斯特鲁夫[3]的观点而得出的站不住脚的结论，即马克思受到了罗仑兹·施泰因[4]的“启发和影响”。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桑巴特，而非斯特鲁夫。当斯特鲁夫——我几乎必须从他在《新时代》第34和35号的全面答复中得出结论——他怀疑我想冒犯他在三月革命前社会主义这一领域的勤奋工作，我真的感到非常遗憾。这离我的想法相去甚远。斯特鲁夫正确地指出，我们意见分歧的意义十分有限；我完全没必要去公开谈论，如果不是斯特鲁夫的观点被资产阶级所采纳并且要求以一个批判式否决的方式被运用，当然这一点上他自身当然也很无辜。
斯特鲁夫误解了我的意见，因为他忽略了“实际事实”的说明，根据我的假设，这些事实排除了马克思受到施泰因“启发和影响”的可能。作为“实际事实”，我强调过马克思在施泰因的书出版之前就在《莱茵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我的意见是，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已经达到了不能从施泰因那里学习什么的程度了。因为斯特鲁夫根本就没有触及到这一点，所以我不再进一步讨论了。
斯特鲁夫详细地讨论了我提出的另一个“实际事实”。我说过，马克思在施泰因的书出版之际，已经开始和赫斯[5]进行斗争了，而赫斯已经远远超过了施泰因。斯特鲁夫认为与之相反，是施泰因超过了赫斯。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斯特鲁夫在施泰因的书中称赞为正确的东西，赫斯在1843年立即认识到了：施泰因以“简单且清楚”的方式证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对于那些以法国社会主义作为源头来学习的德国人来说，比如赫斯，施泰因的书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仅举三十年代的两个德国人为例，舒斯特尔[6]和罗德贝特斯[7]对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意义的把握就要比施泰因更清晰、更敏锐。他们的不幸恰恰在于他们认识到了太多的东西，德国的书商和报纸编辑对他们颠覆性观点感到恐惧；罗德贝特斯不得不把他著名的第一本书锁回书桌，而舒斯特尔只在被禁的难民报刊中能有发言的机会。相反，施泰因知道如何娴熟地进口危险品，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危险品也是被稀释了的，以至于德国图书市场的资本家和警察官让他顺利通过。
在我看来，施泰因、赫斯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施泰因是一个熟练的汇编者，或者，如果斯特鲁夫不同意这个表述的话，那他应该算作是一个勤奋的重要文献的记录员，但他也不过如此。只要他想独立发言，他要么是抱怨“颠覆性倾向”，要么赞美“社会王权”，或者提一些反动的建议，与之相反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仍然在曙光中自由的闪耀。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阅读了《汉堡回声报》[8]的一期，其中施泰因推荐雷克先生作为“反动分子的典范”。从这份汉堡的党的报刊从施泰因的作品中捞到的一些样品中，我只转载一些句子。施泰因写道：“只要政治协会把改变现有宪法作为自己的任务，那么它们就是完全邪恶的......国家必须有权决定，协会是否可以作为符合其目的的合作组织。因此，每个协会都需要政府的批准承认。当然，这种承认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撤销。并且必须被撤销，只要是由于部长的更换、政府对这个或那个行政问题的观点发生了变化等情况。”一个能够这样思考和书写现代无产阶级最原始要求的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对其他人关于无产阶级历史意义的观点十分熟练的进行编纂，但是他不可能有一些“开创性的”观点。
与施泰因相反，赫斯和马克思是哲学性的，或者如莱辛[9]所言，是自我思考的头脑，他们一方面认识到法国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认识到它形式的不完整性。两人都想打破这种形式，以便让这种精神自由发展。赫斯尝试通过意识形态-哲学的道路，结果失败了。马克思尝试通过经济-唯物主义的道路，最终达到了目标。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大，但是和施泰因之间的鸿沟相比，他们二人的差别也只是一条浅而窄的沟而已。奇怪的是，或者这并不奇怪，他们二人尽管有着观点的不同，对施泰因的书的评论却是一致的，尽管赫斯是在马克思之前几年评价的：他们二人赞赏这本书试图说明社会主义文学同法国社会的现实发展之间的联系，但他们也说，这本书是一个“完全缺乏见解的汇编”（赫斯）并且是“最高级别的杂乱无章”（马克思）。更重要的，尽管有各种意识形态，赫斯已经在1847年对马克思的观点有了很好的理解，正如他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0]上展示出来的那样，然而施泰因在余生中都没有理解这个观点，尽管他直到1890年才去世。
斯特鲁夫还补充了作为反对赫斯的“实际事实”，赫斯和画家科特根在1845年抗议禁止他们社会主义演讲的禁令，说他们不像禁令中所说的那样，想要促进革命，而是为了防止革命，因为如果每天都在增长的贫困和堕落不通过强有力的措施进行控制的话，那么革命将不可避免。在这一点上，我看不出除了对众所周知的反对“干草叉意义上”[11]的革命的抗议外更多的东西，这种抗议拉萨尔[12]已经提出过十几次，并且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甚至更频繁地提出过。我承认，赫斯和科特根[13]可以在面对归咎于他们的政变前，更巧妙地表达他们的憎恶，但是当斯特鲁夫补充说，阿诺德·卢格[14]“正确地嘲笑了来自共产党人对革命的拒绝作为政治上的无策略”，那么他的论证让我想起刺与梁木[15]的比喻的话，他应该不会怪我。我只知道，当拉萨尔在1863年不是在警察意义上，而是历史意义上开始革命鼓动时，虽然里斯和科特根都勇敢的站出来支持他，然而卢格对拉萨尔这个“已经腐烂多次的人”大发牢骚并且很快投奔了俾斯麦的阵营。
我不想讨论斯特鲁夫文章的细节，因为我不想继续一个可能对很多《新时代》杂志读者来说都不感兴趣的争论。对于支撑斯特鲁夫文章的引文我只想说一点，我完全承认这种论证方式的正确性，但不认为它是详尽的。为了补充这一点，它需要对当时时代全部精神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发展有一个连续的关注。我的观点在我刚刚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历史的书中尝试通过实践的方式去说明，在此我不想赘述。我想从近代党史中的一个完全与之相似的例子来说明，仅仅将斯泰因和赫斯两人的语录放在一起并不足以确定这两人的历史地位。1878年赫希伯格[16]出版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科学机关报《未来》[17]，同年，时任帝国统计局局长的谢尔[18]发表了一篇有关德国社会运动的文章。如果我将赫希伯格为《未来》写的介绍性文章和谢尔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的一段并排印出来，那每个读者都会拥有白纸黑字的证据，赫希伯格只是一个思想上想入非非的人，而谢尔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与社会民主主义做了妥协的思想家。没有必要解释这种判断对其中一个人或另一个人是多么的不正确。
像谢尔70年代的文章，桑巴特90年代的文章一样，施泰因在40年代的文章也是一种尝试，向资产阶级传递有关社会主义时代现象的理解，以一种所谓的“受过教育的公众”所能刚好容忍的形式和程度，也就是钝化或者消除所有革命的尖角。我不否认也从未否认过，这些文章有其功劳；如果斯特鲁夫对这些功劳的评价高于我，我也很乐意承认，他是对的，而我是错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学之间划一条鲜明的界限，否则会引发巨大的误解。在他们的界限内，我很乐意让资产阶级文学和施泰因拥有它的权利；我只认为，它在社会主义理论历史中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它所能产生的“刺激和影响”可以延伸到资产阶级圈子很远的地方，但是从没有延伸到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如果在第15号《新时代》杂志上这一观点的澄清使我和斯特鲁夫产生了小小的争执，我在最后还是要重复一句，我绝非有意要破坏他在这一领域的艰苦工作，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这一领域是很困难的。
[1] 《新时代》（Die Neue Zeit），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83-1890年为月刊，1891-1923年为周刊。创办人和首任主编考茨基（1883-1917年在任）。
[2] 桑巴特，威纳尔（Sombart，Werner 1863-1941）——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活动初期为讲坛社会主义者，后为德国帝国主义思想家。
[3] 斯特鲁夫·彼得（Struve，Peter 1870-1944）——俄罗斯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编辑，起初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成为自由主义者。
[4] 施泰因，罗仑兹（Lorenz Stein 1815-1890）——德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普鲁士政府的密探，《现在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的作者。
[5] 赫斯，莫泽斯（Heß，Moses 1812-1875）——德国政论家和哲学家，社会主义者。《莱茵报》创办者之一，该报编辑部成员。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
[6] 舒斯泰尔，泰奥多尔（Schuster，Theodor 1808-1872）——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三十年代是流亡者联盟的领导人之一；四十年代脱离社会主义并成为德国“和平进步”的拥护者。
[7] 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Johann Karl Rodbertus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价，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1848/49年革命时期是温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左翼的领袖；后来成为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
[8] 《汉堡回声报》（Hamburger Echo）是19世纪后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大的地方党组织机关报（日报），1887年10月2日创刊。前身是1881年创刊的《公民报》（Bürger-Zeitung）。
[9]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 -1781）——德国作家、评论家、剧作家和文学史家，启蒙思想家。
[10]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1847年1月创刊，1848年2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以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力求调和激进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这种意图决定的。但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
[11] 干草叉意义上（Heugabelsinne），干草叉是农民劳作所用，也可以作为武器，通常指农民战争。
[12] 拉萨尔，费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哲学家和法学家。曾经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为了求得普鲁士国家的帮助和实现普选，多次与俾斯麦密谈和通信，表示工人阶级“本能地倾向于独裁”。最终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他分道扬镳。
[13] 克特根，古斯达夫·阿道夫（Köttgen，Gustav Adolph 1805-1882）——德国画家和诗人，四十年代曾参加工人运动，他的观点接近“真正的社会主义”。
[14] 卢格，阿尔诺德（Arnold Ruge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15] 出自《圣经·马太福音》中刺与梁木的比喻，“为什么你看见弟兄眼里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16] 赫希柏格，卡尔（Höchberg, Karl 1853-1885）——笔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博士，作家和出版商，社会改良主义者。1876年起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1879-1881 年为《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年鉴》主编。
[17] 《未来。社会主义评论》（Die Zukunft. Socialistische Revue）——德国改良派杂志，1877年10月至1878年11月由卡·赫希柏格在柏林出版，每月出两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该刊持批评态度。
[18] 谢尔·汉斯·冯（Scheel，Hans von 1839-1901）——国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1877年在帝国统计局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