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格·维尔特

格奥尔格·维尔特^[1]

(一九〇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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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朗克^[2]和维尔特都曾担任过《新莱茵报》的编辑，两人与拉萨尔和马克思都交往甚密。德朗克当时在巴黎，后来迁居日内瓦，随后又迁至伦敦，最后迁到了格拉斯哥^[3]，在那里他与流放的贫困境遇进行了长期搏斗，后来他从事商业活动，这就脱离了工人运动。工人运动初期他曾经作出过贡献。他的诗，可惜还有他那本在文化史上很有价值的、关于三月革命前柏林情况的书^[4]，今天都没有人读了。维尔特的诗在战斗的无产阶级中又重新广为流传，但是他那本泼辣诙谐的讽刺小说《著名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和业迹》却还有待于文学上的复活。因为这本书，他受到帝国摄政当局的控告，说他污辱了利希诺夫公爵。
　　对此维尔特以一针见血的诙谐写道：“塞万提斯污辱了唐·吉诃德，鲁韦污辱了骑士福勃拉^[5]，人家说我污辱了骑士施纳普汉斯基。”^[6]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维尔特在科隆被判处了三个月徒刑。拉萨尔曾怀疑，向最高法院上诉请求撤消这案子，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事实证明，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他曾给维尔特的律师哈根写过详细指示，但也全是徒劳的。维尔特确实服了徒刑，他不是和拉萨尔关在一起^[7]，而是和他分开关在科隆监禁所里。五月二十日他从监禁所写给马克思的信里说^[8]：“请不要因为我没有听从你的好意劝告，使自己身陷缧绁而生气；以后我会把原因告诉你的。主要是因为我对伦敦的生活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我向你担保，忧郁症一定会在那里把我送进不光彩的坟墓（多可惜！）。此外，我要作为一个所谓的政治难民而流浪在世界上，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象你，恩格斯和维利希^[9]等那样的人留居国外是有意义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我来说——voilà ce qui serait ridicule^[10]我犯的罪太小了，因此不该奢望以有些个政治伤疤而名扬四海。”维尔特已经于一八五六年在哈瓦那去世了，德朗克则一直活到九十年代初。

^[1] 摘自梅林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文学遗稿》，第四卷，斯图加特一九〇二年版，第15—16页。

^[2] 恩斯特·德朗克（1822—1891），德国政治家，政论家和作家，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和《新莱茵报》的编辑；一八四八至四九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和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他拥护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离开了政治活动。

^[3] 格拉斯哥是苏格兰最大的城市。

^[4] 德朗克关于柏林的这本书，恩格斯对他有过评价。参加恩格斯的《“真正的社会主文者”》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79至681页。

^[5] 让·巴布蒂斯特·鲁韦·德·古弗雷（1760—1797），法国政治家，作家，吉伦特党人。他的艳情小说《骑士福勃拉的艳史》当时极享盛名。小说的主人公福勃拉是一个十六岁的翩翩美少年，聪明伶俐，风流胆大。作者通过对主人公极其轻薄的风流艳事的描绘，勾划出了一幅十八世纪上流社会生活的讽刺画。

^[6] 维尔特曾利用起诉书模棱两可的措词来为自己辩护，证明骑士施纳普汉斯基并不是影射利希诺夫斯基公爵这一特定人物的，他象堂吉诃德一样，福勃拉一样，是一个综合形象。维尔特这一有力的辩护，使这个案子停了三个月。但终究无济于事，后来又重新进行了审理。

^[7] 拉萨尔于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诺伊斯（杜塞尔多夫附近）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大家起来反对国家政权，演说后即被捕。

^[8] 一八四九年七月十四日当时在英国的维尔特因“施纳普汉斯基”案件被科隆法院缺席判处三个月徒刑和剥夺公民权五年。马克思曾反对他返回德国，但一八五〇年二月维尔特还是回到了科隆，直到五月底才服完他的刑期。这封信维尔特是在一八五〇年五月二日从监禁所写给马克思的。

^[9] 维利希·奥古斯特(1810-1878)，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而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曾率一个自由军团参加一八四九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一八五〇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一八五三年侨居美国，作为北方各州的将军参加美国内战。

^[10] 法文，“这就真是太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