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保卫旧秩序（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尔夫·密利本德 ->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

第三章保卫旧秩序（上）

一

　　在上一章我着重指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十分了解传统在形成工人阶级意识中的重要性，这当然是说，传统在形成这一意识中使得同既定的秩序作“彻底的决裂”变得更加困难。但是也必须指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十分重视这一现象，除了葛兰西是个显著的例外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认真地试图把意识的形成有助于使资本主义稳定和合法化问题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加以理论化，甚至没有认真地试图去认识这些问题。
　　这一疏忽可能与在政治理论方面的疏忽有关，后一点在导言里已经讨论过了。正如在政治理论方面一样，在以后的年代中，由于斯大林主义所产生的和所能够强加于其上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这一疏忽变得更加严重。斯大林主义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倾向，那就是对于任何特定的问题都提供对当权的人来说是最简便的答案，这种做法不能促进对困难的和通常是棘手的问题迸行严肃的探讨。
　　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统治的理论仍然创立得很不完善。它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为什么资本主义尽管危机四伏和矛盾重重，但却能够维持住它自己。它想要作出一系列的回答，但这些回答显然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它所凭借的一种解释是建立在国家是资本主义强制和镇压的工具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对许多政权、即使不是对大多数政权来说，强制和镇压不可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它们得以维持下来，第二种解释也说明不了这一点，这种解释说是“改良主义”工人领袖的出卖，因为这使整个问题留了下来，即为什么工人阶级允许它自己这样经常和这样公然地被出卖。
　　国家强制和镇压的看法以及出卖的看法都不算错；但是它们需要被糅合到一个更广泛的关于统治的理论中去，既包括“下层建筑”也包括“上层建筑”因素。这些因素大多可以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各个部分中找到，但是却从来没有恰当地糅合在一起。在没有做到这一点之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就仍然是有严重缺陷的。本章的目的当然不是想要填补这一空白，而只是要指出既定秩序取得合法地位的一些主要途径。^[1]

　　传统不是铁板一块。相反，它经常包括一大堆各色各样的思想和行动的习惯的方式。换句话说，在任何社会中不是只有一种传统而是有许多种传统:有些传统和另外一些传统更为一致，有些传统则不然。因此，就目前直接有关的情况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多数社会既有一个不同的传统，也有一个一致的传统；或者有好几个这样的传统。传统方式从来不都是一概保守的。
　　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传统的这种“多形体”性质并不是特别有用的。因为不管它采取多少种形式，但没有一种形式能够对通向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它所宣称的革命计划提供一个有益的途径。马克思关于同传统的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思想，不管怎样减弱它的意义，仍然意味着同传统的一切形式进行决裂，并且必然要作为敌人、而不是作为朋友来对待这些传统。
　　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著书研究它之后还长久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的事实，提出了一个对问题有讽刺意味的不同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在资本主义头上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正是必须普遍改变资本主义所应对之负责的生活的一切方面。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他们带着近乎狂喜的心情写道：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

　　这里明显的含意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运动扫除资本主义面前所有的一切，包括不要多久就扫除曾经使它确立并发挥作用的力量。但实际上，改变传统并不会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断言那样彻底；其结果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显著。而且，资本主义很快就形成了它自己的传统，并且不断地增强这一传统。而这一传统是同遗留下来的旧传统熔合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增添在旧传统之上的；而且这种旧传统为数还很不少。
　　《共产党宣言》发表仅几年后，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写道，传统像山一样压在人们心上；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这是马克思所一再重复的主要论点。的确，我们在《资本论》中发现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的两个极不相同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4]这个过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而加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把它自己打扮成自由的、没有约束的和等价交换的样子，大大地比它以前的生产方式更能够掩盖和模糊这种“生产关系”的剥削性质。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政治的观点中极为重要，因此对这个问题必须多说几句。
　　马克思关于交织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感知的不真实性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表象和现实相脱节、形式和实际脱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

　　“既然象读者已经遗憾地认识到的那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内部联系的分析，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既然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末，不言而喻，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5]

　　马克思接着继续说：“商人、证券投机家、银行家的观念，必然是完全颠倒的。”至于工厂主，“在这些人的头脑中，竞争也必然起一种完全颠倒的作用。”^[6]但是这种完全颠倒，在一般形式下也发生在商品生产问题上，并形成如马克思在《资本论》著名的一段中所说的“商品拜物教”；而这个“拜物教”显然影响着那些生产商品的人，即工人。马克思说，商品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7]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谈到作为交换价值来生产的商品的流通时，用更一般的形式谈到了这一点：“个人相互间的社会联系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不论被想象为自然的权力，偶然现象，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东西，都是下述状况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这里的出发点不是自由的社会的个人。”^[8]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本身也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性质变得神秘起来。这种神秘因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的渲染而更加厉害了。而同时这也附带地指出了革命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任务，即促使资本主义现实的非神秘化。
　　但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影响还有另一种看法。因为他还相信工人阶级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的影响，而“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状况变得越来越好，因而最终必将导致“剥夺者就要被剥夺”的局面。^[9]
　　马克思的这些话并不是自相矛盾的，只不过反映了一个复杂的现实的各个不同的和矛盾的侧面。在这一现实中，以传统和现实力量为一方，以变革力量为另一方，为形成工人阶级意识进行着不断的斗争。这些力量既不可能从斗争中取得完全胜利，也不可能完全保住所取得的胜利。传统永远不会使别的东西完全不起作用:但也决不会很快被克服。对胜利的革命来说，问题是防止传统对它们的腐蚀，并防止它最终从内部击败它们。推翻一个政权不是容易的事，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推翻一个政权和宣布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毕竟比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要容易些。关于这一点，列宁和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识到他们各自领导的革命，是在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和传统习惯的威胁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使列宁的最后的年代投上阴影，疾病与死亡使他没有能够对此做比他可能做的更多的事情。毛泽东是比较幸运的，但到底幸运到什么程度还远不清楚。
　　不管怎样，传统方式在许多领域中的持久的和普遍的重要性是毋庸怀疑的，即使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非常迅速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某些传统方式是如此深入地交织在生活结构中，以至于不需要明显的支持或甚至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也可以或多或少地无限期地存在下去。说明这一点的两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宗教教义遭受迫害和民族感情受到压制。在多数情况下，传统是通过一个特定的机构网，如家庭、学校、宣传工具等机构，而得以维持和传播的，这些机构是积极地被包括在一个总的传播过程之中的。此外，没有―个明智的政府会想要消灭所有的传统。这样的想法既荒谬又可恶。
　　教堂是历史上第一个宣传群众的工具，它以传达信息为其职责（在好几个意义上而不是在一个意义上），一般是进行布道，要人们接受和顺从，而不是提出质问和造反。对于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历史，这样说未免过于简单化，但这种说法无疑是带有普遍性的。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一直反对宗教和教堂，而后者也强烈地反对前者。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中有一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0]这句话根本不能用以恰当地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宗教的许多不同理由，也不能恰当地判断他们为什么把宗教理解为一个历史事实，但正好充分地表明他们实际上对宗教的极端反对，认为宗教是影响工人阶级正确评价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弊病的障碍，因此“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11]“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12]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早期马克思”的表述，但是这一总的看法现在也还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点的核心。这个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达得更为精确：“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尖锐地抨击他们所遇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早期形式（及晚期形式）。在过去许多年内，特别是最近一些时候，有人曾经认真作出努力，企图通过某种调和的人道主义使基督教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无论在哲学上还是政治上这些努力似乎都成效甚微。这个问题当然同共产党政权（特别是东欧）企图结束同教堂的“文化斗争”并寻求同它们之间某种方式的谅解无关。
　　葛兰西对人民文化的关心和对这一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受保守的“常识”的渗透的关心，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宗教对人民的控制有关，与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传播他们自己选择的“常识”作为争取“统治权”的斗争的一部分有关。宗教决不是他所关心的“上层建筑”的唯一的部分，但是与人民文化有关的宗教却是他最为关心的。在二十世纪头十年意大利的背景情况下，这是不足为奇的。
　　另一方面，宗教作为阶级社会中保守力量的主要思想防线（或进攻线，在这里是一回事）的看法，同这类社会具有越来越大的怀疑宗教教义的性质显然是不调和的。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和这以前），宗教是不是具有像所说的“鸦片”那样强烈的毒性，是一个不能笼统回答的问题。宗教的影响对某些部分“人民”显然比其他部分“人民”要大得多，这取决于许多不同的因素。但是，无论如何，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除某些明显的例外以外，宗教现在必须被看成是一种对形成工人阶级意识作用不大的力量，而且肯定比其他许多力量的作用要小。
　　我的目的不是要在这里详尽地讨论这些力量，而只是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或可能是怎样看待它们的。这样的说明是需要的，因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十多年来供群众消费的文化产品的思想意义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解释工作，更不用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里事实上没有进行过这项工作。^[13]葛兰西是了不起的，他强调对文化生产的每一个产品都必须重视，不管这个产品是多么平凡；他还坚持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必须在各个方面，包括“上层建筑”的每一个领域里进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的章节里论述了有关这一整个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年到1846年，但到1932年才出版（除与此无关的一章出版得较早外）。在题为《关于意识形态的生产》一节中，他们写道：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4]

　　正如我们很快就要论证的那样，这些提法在某些方面现在需要加以修正，但是至少有一个方面，这段话仍然是非常新鮮的，而且指出了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即在这些社会的文化领域中，资本主义生产了最大部分的产品，因此，很自然这些产品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帮助保卫资本主义的。
　　这一点说起来很简单：不管宣传工具的大量产品还企图做些什么，但是它总是企图帮助阻止工人阶级发展其阶级意识，并企图尽量减少工人阶级可能采取激烈的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任何渴望。企图这样做的方法从来就是多种多样的，而在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时期所取得的成效也很不相同，因为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起作用。但事实仍然是“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也“同时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这个阶级确实企图利用这些资料来削弱对既定秩序的反对。几乎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都“拥有”电台和电视台这一事实也对这一点发生不了多大影响，虽然目的是相同的，即削弱对既定秩序的反对。这件事完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奇怪的倒是这件事的真相被弄得如此模糊，以致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做更多的事来冲破迷雾——环绕着他们所进行的毕竟是属于非常重要的方面的斗争的这种迷雾。
　　也不是说“意识形态斗争”只在传统和信息系统进行的，有一些其他的方面并不包括在这两个项目之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工作过程本身。对这一点马克思写下了他最尖锐的一些篇章——这方面，譬如说可以看一看他对分工制度的谴责，他指出这种分工“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并“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15]
　　分工是工作过程的一个主要方面，与分工有关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划分则是它的另一个方面，这同技能、职务、工资、生活状况和地位等都有关系：所有这些都进一步腐蚀着工人阶级的团结。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是非常等级森严的，更不用说是极权主义的了（虽然不光资本主义是这样）；工作中的服从成为工人阶级文化的一个重要和普遍的因素——但却是复杂和矛盾的因素——这个因素的作用远远超出工作过程。它作为每日都存在的这一事实导致产生种种挫折，这就要求通过各种方式寻求补偿和放松，而大多数方式都决不是有助于阶级意识的发展的。
　　方式之一无疑是体育运动，或者确切地说是观众和商业化体育，其中有些形式已经在工人阶级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譬如说，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许多人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出门观看足球比赛，其中大多数是工人阶级。而且一些足球队员、教练和管理人员从社会出身来看也多半是工人。没有另外一种公共活动方式能够吸引那怕是每个星期观看足球比赛的人中的一小部分。为数众多的人在理智上和感情上都同比赛、球员以及这个或那个俱乐部发生深刻的关系；而他们的这种关系，加上那些发通知和围绕着这件事的人，就构成一个体育文化，这是总的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如在美国是垒球代替足球），这是一个重要的现代的现象，而广播和电视则大大助长了这种现象。资本主义国家的体育文化，像所有的其他群众性活动一样，对于体育有关的各种企业——从体育用品业、赌博业到广告业一一是一笔大生意，这是商界鼓励发展体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但是，不管是不是预先设计的，从体育企业和观众的关注中产生了重要的可以称之为文化效果的东西。这种效果的性质并不完全像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认为的那样显然是消极的。体育这个题目很容易使人产生过分简单化和冠冕堂皇的态度，这种态度往往由于人民党人的热衷宣传的态度而得到过份补偿。实际上，从培育或破坏阶级意识的观点出发，体育文化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大大超过它现在所得到的。阐明马克思主义的体育社会学也许不是最迫切的理论任务，但也不是最可忽视的任务。
　　做出以下的假设是最容易的；工人阶级作为观众卷入体育活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很可能对于阶级意识的发展更加不利（共产党国家中体育的组织和作用提出了不同种类的问题）。但这样说有点过于简单，因为它建立在下面这样一个假设上，即：对于，比如说，利兹联合足球俱乐部的命运的深切的关心同战斗的工会理论和阶级斗争的追求是不相容的。这看起来并不合情合理，而无数事实证明恰恰相反。至于抱怨说这是“面包和马戏”（指统治阶级用小恩小惠麻醉人民的手段——译者），是不能代替对这个问题的严肃思考的。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体育和体育文化还可以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它们强烈地渗透着商业主义和金钱标准。这是公认为体育生活中的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这很可能使人们更加能够接受这样的看法，即一般说来社会生活也是“正常地”和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商业主义和金钱标准的。在这个意义上，体育文化很可能有助于阻止人们知道还有一个并不是渗透着这些东西的社会存在。但是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文化生产中有多大重要性尚待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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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引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提法在涉及今天的条件下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对过去也是一样），葛兰西的“统治权”思想也同样有这个缺点，至少对这个思想的一些解释上有这一缺点。
　　这一缺点包括对“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这一点说得过份，或者说对这一统治地位的作用说得过份。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至少“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这句话，在今天和在马克思写这句话时是同样正确的。但是，如果说“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则只是部分正确——这一点在国与国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提法的危险性同“统治权”思想一样：它有可能导致对于针对“统治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多方面的和持续不断的挑战这一点严重估计不足；导致对这种挑战不管多么困难和处于何种不利地位都将对这种统治地位产生经常的侵蚀这一事实严重估计不足。
　　有助于说明这一过程的历史事实可以从十八世纪反对旧政权的思想斗争中去寻找。旧政权的思想变化趋势年复一年地几乎难以觉察；但是从1715年路易十四（Louis XIV）逝世那一年到1775年的变化确是很大的。造成这一点有许多密切相关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一大批大大小小的独立单位对旧政权的统治思想进行思想斗争的结果。正是他们把“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人为地联结在一起。
　　从更大的范围看，反对资产阶级统治权的思想斗争已经进行了一百五十多年；即使只考虑比较短暂的近五十年，情况也是很清楚的：为了简短起见称之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东西，尽管受到猛烈的攻击（来自自身方面的攻击也很不少），在这一期间力量已大大增强，无限地向世界各地延伸，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渗透的广度和深度也大得无法估量。不管比预计的进程是怎样的缓慢得多和曲折得多，马克思的“老田鼠”还是在不断地掘洞^[16]——而且达到了这种程度，现在真正的问题已成为它到底要它掘向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这个社会主义将怎样实现。
　　无论如何，对“统治权”和阶级意识的讨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把下面这一思想包括进去：即斗争是在许多不同的战线进行的，并且一般是在资本主义这个社会结构内部各现实机构、现实工作和现实生活中呈现的紧张和矛盾的基础上进行的。斗争的表现形式虽有千差万别，^[17]但事实是的的确确发生了这种斗争。思想领域决不是完全由“统治阶级的思想”所占领：这是一个争夺得十分激烈的领域。
　　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意识形态的斗争主要是通过一些不属于国家系统的机构进行的。这一论点近年来遭到了路·阿瑟塞尔（Louis Althusser）和其他反对者的反驳。根据阿瑟塞尔的“国家意识形态机构”的思想，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事传播思想的很大数目的机构都不只是“意识形态机构”，而且是“国家意识形态机构”；后者必须同“国家镇压机构”区别开来。阿瑟塞尔列举这些“国家意识形态机构”有“宗教的国家意识形态机构”（不同的教堂系统）、教育的国家意识形态机构”（不同的公私立学校系统）、“家庭的国家意识形态机构”以及法律的政治的（政治制度，包括不同的政党）、工会的、通讯系统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等）、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机构”（文学、艺术、体育等）。^[18]
　　把所有这些都称作“国家意识形态机构”，是基于对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的混淆，或至少导致这种混淆；而重要的是不要混淆这两者的区别。
　　阶级权力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保卫其对“公民社会”的优势地位而行使的普遍的渗透一切的权力（为便于说明问题起见假设只有一个统治阶级）。阶级权力是通过许多机构和代理机构来行使的。有些机构主要就是为这一目的而设置的，如统治阶级的政党、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等。其他机构可能不是专为这一目的设置的，但也可为此目的服务，如教堂、学校、家庭等。不管是不是为此目的而设置的，它们都是统治阶级企图借以确保其“统治地位”的机构和代理机构。这一阶级权力通常总是受到来自被统治阶级的反对势力的挑战。这种挑战往往是通过同样的机构，有时也通过不同的机构来进行。头一种情况的例子是家庭、学校和教堂；后一种情况的例子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工会等。有些机构被对立的阶级所“利用”的事实只能说明这些机构并不是“铁板一块”，相反，它们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舞台；有些为谋取阶级权力而设置的机构，也同样可以很好地起另外一种作用（甚至这两种作用都起到），例如使阶级斗争“常规化”、稳定化以及对它进行限制。但这也只能说明这些机构可以起到不同于建立它们时所预定要起到的作用，能够产生不同于预定要求它们产生的效果。
　　不管怎样，重要的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权力在某些重要方面不是通过国家行动而是通过阶级行动来行使的，至少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一些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如此。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重要方面是通过国家机构行使的；同时国家在一切方面都是阶级权力的最后批准机构。但这是另一回事。我在这里要指出这一事实:即统治阶级在国家的保护下，拥有比被统治阶级大得不可比拟的能力来对“公民社会”施加自己的影响。下面这段引自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话对阶级权力的意义提供了很好的说明。马克思在写到1849年“秩序党”的竞选运动时指出：

　　“秩序党拥有巨额的资金，它在法国各地都成立有支部，它以薪资豢养旧制度的一切思想家，它享有现存政府权力的全部威势，它拥有散布于全部小资产者和农民大众中不领薪的臣仆军队，这些小资产者和农民还远离着革命运动，把大财主看作是天然保护他们那种小财产和小偏见的人物。秩序党在全国有不可胜数的小国王为其代表，能够把一切拒绝选举其候选人的人当作暴动者来惩罚，能够解雇叛乱的工人、不顺从的雇农、仆役、听差、铁路官吏、司书、一切在公民生活上受它支配的职员。”^[19]

　　很明显，这段话里提到的许多方面今天需要修正、扩充或加以某些限制，许多更“现代的”办法应当增添进去。但是，关于这类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看法仍然是有效的和重要的；这一点不同于其他种类的制度，在那里阶级权力主要或大半是通过国家来行使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权力由国家“接管”或行使的极端的例子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还有其他一些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极权主义统治。
　　在社会危机和冲突尖锐化的时期，阶级权力倾向于由国家接管，并且的确乐于让国家接管；这能够很好地表明：即使在“正常”的环境下，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也越来越多地接管了迄今为止由统治阶级行使的那部分职能，或至少比以往更多地参与行使这些职能。我在这里不是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显然这是事实，^[20]而是指在意识的形成方面。
　　通讯技术的巨大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使得政府想用这些技术来试图影响“公民舆论”，更加直接地干预意识的形成。这是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来做的。从肯定方面说，现在有了政府的和国家的通讯企业，它确实在传播消息、观点、主张和见解，或对这些东西的传播施加影响；从否定方面说，政府尽其所能地阻止那种它们认为是“无用”的观点和消息的传播。使用这些手段和技术的范围，各国有所不同；但不论哪个国家都是很厉害的。
　　这个由国家控制的通讯行业不生产任何种类的商品，它的产品的范围是很狭窄的，只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像它的手段和技术的范围那样广泛。这些产品很自然地大都打上了遵命和有用的标记。“有用”指的是对维持稳定、使危险的思想丧失信誉和保持事物的现状等方面“有用”。国家现在大规模地介入意识行业，从而在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持久的思想战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尽管如此，即使充分考虑到“国家主义化”的进程（这一点显然是必须的），也绝对没有理由把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中不属于国家的机构说成是“国家意识形态机构”。由于作为“公民社会”的产物的意识形态机构同作为国家机构的产物、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机构，这二者之间的区别被抹煞了，许多对那些社会的生活极为重要的公共机构也就消失了。需要补充的是，这一点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适用；它对如何看待将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机构一它们既同国家有联系，它们又独立于国家一也有很大的意义。正如阿瑟塞尔可能会说:这些并不是“天真”的讨论。

二

　　如果同意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天都在发生着和进行着非常重要的思想意识上的斗争（这一点在其他社会也一样），那么随之也应该同意必须对那些在反映这一斗争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知识分子，给予很大的重视。
　　“知识分子”是一个很难下定义的名称。葛兰西曾经指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是个“知识分子”。他写道:“在任何体力劳动中，即使是最低下和最机械的劳动，也需要最低限度的技术条件，也就是说，最低限度的创造性的智力活动”；^[21]他更加肯定地说：

　　“没有一种人类活动能把每一形式的智力参加排除在外的，正如‘人类故事’不能同‘人类’分开。每个人在他的职业活动之外终究要坚持进行某种形式的智力活动，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哲学家’，艺术家，或一个风雅的人；他参与世界某一特定思想的形成，对道德行为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因而对维护或修改世界某一思想作出了贡献，也就是说，导致新的思想方式的产生。”^[22]

　　这一点大体说来是对的，而且指出了下面这一事实：即每个人在他（或她）的日常生活和言论中为其他人传达社会现实，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不论多么微小）帮助了这个现实的特性的形成。不过，葛兰西也说:虽然所有的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起着知识分子的作用。”^[23]
　　至于知识分子的作用，葛兰西认为是双重的：“组织作用和连结作用”。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代表’行使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的次要职能”。换言之，它包括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方面；一个是组织社会“统治”，另一个是组织政治职能。^[24]
　　葛兰西说：“这样提问题的结果是相当地扩大了知识分子的概念，但这是使人们具体地接近于真实的唯一办法”。^[25]
　　这不是特别有说服力的。把“知识分子”的概念限制在葛兰西所提的两类和两个方面中的第一类和第一个方面，即限制在文化思想领域^[26]，看来更少引起混乱，也不会有任何损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当谈到统治阶级的“分工”时，提出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实际上该阶级的这些代表才是它的积极成员，所以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27]

　　总的看来，按照葛兰西的公式，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主要是统治阶级的“代表”（虽然不完全是，一会儿将讨论这个问题）。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中谈到经济学家时毫不含糊地指出：在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这些经济学家把他们自己变成了资产阶级“豢养的文丐人”。^[28]这显然除经济学家外，也适用于知识分子和思想家。葛兰西还把知识分子称作“正统事物的监护人”，这一看法相当精确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因为的确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从这个或那个方面监护、促进和巩固现有社会秩序的正统性。本世纪以来常常给人以这种印象，似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左翼异己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本身就是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在法国发明的，用来称呼（贬义地称呼）那些身为“德雷福斯分子”，并猛烈攻击诸如法国军队那样神圣的机构和对它的荣誉表示怀疑的新闻记者和作家。
　　马克思主义的估计是更为真实的。这种估计认为，大多数在资本主义社会能被恰如其份地称作是知识分子的人都是他们社会“正统事物的监护人”，更不用说这个或那个行业的专门家、律师、建筑师、会计师、医生、科学家，等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履行这一使命，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担当这一角色。换句话说，他们不仅宣传，而且充分参与编造普遍性的幻想，这种幻想更早时被描写为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或是任何阶级的“虚假意识”，它有意无意地用普遍原则、神圣和永恒真理、国家利益等等来掩盖自己的局部利益。
　　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比这里所说的更复杂，甚至更模糊。首先，人们记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29]这一思想后来被扩大为即使阶级斗争并未接近决战的时期，一些思想家也有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可能性；而这一点近来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观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执行“知识分子”任务的人数大大增加，而且他们是作为“无产阶级化”的“总体工人”的成员来执行这项任务的，因此他们同工人阶级结盟并参加到工人阶级事业中去的问题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确实不是谈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而是多少接近于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的广泛得多的定义。
　　至于“资产阶级思想家”，正如马克思在上述引语中所指出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或一些人）在危机时期可能特别容易“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水平。^[30]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资产阶级中“无产阶级化了”的一部分人，“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31]这一点可能对“思想家”特别适用，但这也只是推测，——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起了什么特别的“作用”。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有许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为数甚多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很有影响，以至于在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中形成了他们自己非正式的“国际”。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同工人运动的关系问题，现在比在马克思的时代更为重要。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考茨基（Karl Kautsky）写了一段关于知识分子的话，列宁在《怎么办？》中称之为“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考茨基说：

　　“……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32]

　　列宁对这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有相当强烈的反响。列宁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成长起来的。”^[33]
　　即使如此，列宁同考茨基的相似之点也给人以错误的印象。因为列宁对知识分子有个不好的看法，当然不排除有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他完全愿意承认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应归功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他对他所认为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个人主义、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容易走向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等等则持极端的批评态度。他还把他们对革命运动所抱的摇摆不定和动摇的赞助态度同革命工人的坚定和更为可靠的态度进行对比。这种“工人至上主义”的倾向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思想。根据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例如他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夕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表达的看法，无产阶级专政是指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士兵一起占领舞台，“专家”则在人民的“监督”下（和不信任的眼光下）为革命服务。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以后，他的这一看法并没有改变。至于说知识分子在革命的领导中起作用，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确有大量知识分子起着这一作用，但他们不是作为知识分子，确切地说是作为党员起着这一作用。不管列宁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发展早期曾有何功绩，他认为这以后的知识分子是作为党员和通过党的媒介而参与为工人事业服务的。
　　这一思想被葛兰西进一步引申并表达得更清楚有力。葛兰西认为，“属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阶级的出现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为了取得统治权，工人阶级必须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组成这样一种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确是革命政党头等重要的任务之一。这些知识分子在提出和建立新的“常识”中起主要作用。但他们是作为党的成员起这一作用的，而党本身就是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他们是“现代君主”，同时也是工人阶级的“集体知识分子”。在这里又是革命的党执行着这样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它要把工人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这些说法和类似的说法很少能解决知识分子同革命运动的关系问题。而事实上这种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主要紧张点，或至少是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紧张点，说得婉转一些，就是共产党实践中的一个主要紧张点。
　　知识分子必须“为人民服务”，这是从列宁起到现在共产党领袖对知识分子的指令。这一指令可能完全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当人们发问这一目标怎样才算达到时，问题也就产生了。这倒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而是因为这个问题主要得由党的领袖们来回答。在共产党的实践中，正是他们妄称他们拥有对为人民服务意味着什么和不意味着什么下定义的特权。对列宁来说情况倒有很大不同，因为他对这类事情主张要慎重。但在列宁以后，这已经成为共产党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事实上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一个特征，也是毛主义的一个特征。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最权威的著作之一有下面这么一段话：

　　“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34]

　　这个讲话虽然发表于1942年，但是在这前后，毛主席对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工作和文艺工作所发表的许多讲话都表明了上述讲话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思想模式。这类讲话的重要之处倒不在于它们是否正确，或者它们是否确有什么意义，而在于是一种能够决定什么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等等的权威，并且把它的决定强加在知识分子头上。强加的方式和方法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和在中国或古巴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但是，党的领袖或他们的代表的那种判定精神产品中哪些是“为人民服务的”，或哪些不是为人民服务的特权，在共产党统治下却一直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
　　长期以来，共产党国家以外的共产党领导人也坚持维护这种特权，虽然他们不可能强加于人。近几年来情况已经变得比较开放和比较变通。脑力劳动和艺术创作应享有自由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已为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领导所承认和接受。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应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些领导并没有放弃，的确，为什么要放弃呢？但是，那种认为他们和党的某些文化委员会应当对为人民服务包含什么和不包含什么下定义的思想已越来越使人怀疑，同样的，那种认为党（意味着党的领导人）有权在艺术问题上断定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和哪些是“不可以接受的”的思想，也越来越令人怀疑。这种对与政治没有直接和明显关系的艺术和文化工作的比较放松的观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直接与政治有关或政治上“敏感”的智力工作。总的趋势是明显地趋向于放松和容忍分歧。
　　另一方面，西方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党的党员一样，仍然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行动，至少在涉及直接政治表态时是这样。这样做可能不会发生党的领导人所完全不能接受的那种对党的政策的“背离”，但是这却使得严肃的和持久的辩论、特别是有组织的有明确纲领的辩论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就是这些党的弱点和缺乏内部民主的一个特征，它影响着并被用来影响所有的党员。但它对党内知识分子的影响比对其他党员要大，因为批评和探讨是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内在因素，或至少应该是这样。“民主集中制”对他们的压力已不像过去那样重，但还是很有份量的；一旦这些党上台执政，以及随着上台执政而出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就必定会产生非常大的压力和诱惑要求“绷紧起来”。
　　尽管如此，值得提出的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不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决定的。在共产党国家中，它是由那些自称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并得发展的政权所决定的。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决定很不利，因为它是以遵命为代价的。对那些与官方持反对意见的精神活动的残酷镇压（对任何其他不同意见的镇压也一样）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或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种镇压多少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性的一部分。这样的说法只不过是宣传。
　　这种宣传是前面提到过的“思想意识斗争”的一部分，而“思想意识斗争”是阶级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斗争只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同时进行的还有其他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国家起着主要的作用。我们的确不可能把这些斗争中任何一个分开，而国家则在不同程度上干预所有这些斗争。国家是旧秩序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保卫者。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转而研究国家的问题。

^[1] 这方面的讨论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伦敦，1969年）中的分析为基础的，也是这些分析的继续。

^[2] 见《马恩选集》第1卷第254页。同时请注意马克思以同样的精神对于英国对印度的影响的著名描述，这种影响“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并使之“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恩全集》第9卷第145、148页）。

^[3]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恩全集》第8卷第121页。

^[4] 《资本论》第1卷，见《马恩全集》第23卷第805-806页。

^[5] 《资本论》第3卷，见《马恩全集》第25卷第349—350页。着重号是本书作者加的。

^[6] 同上，第350页。

^[7] 《资本论》第1卷，《马恩全集》第23卷第88-89页。

^[8]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9）》，《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145页。

^[9] 《资本论》第1卷，《马恩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10] 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见《马恩选集》第1卷第2页。

^[11] 同上，第二页。

^[12] 《马恩选集》第4卷，第493页。

^[13] 对这一分析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由一位非马克思主义者提供的，请看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关于评论不列颠儿童刊物《男孩周刊》的反动性的文章。见《新闻和书信》，《奥威尔论文集》第一卷（伦敦，1970年）。这篇论文写于1939年。

^[14]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全集》第3卷第52页。

^[15] 见《资本论》第1卷，《马恩全集》第23卷第399页。这里，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马克思写道：“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同上书，第534—535页）。

^[16] “掘得好，老田鼠！”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恩全集》第8卷第215页。一一译者

^[17] 这些差别使马克思把下面二者区别开来具有更大的意义：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另一种是“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人们从这当中了解斗争并进行斗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恩全集》第13卷第9页。）

^[18] 路·阿瑟塞尔：《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机构（调查笔记）》，见《列宁和哲学》（伦敦，1972年）143页。以上列举看来是多余的，因为考虑是否有被遗漏是困难的。

^[19]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恩全集》第7卷第69页。

^[20] 见本书第99-101页。

^[21] 葛兰西：《狱中笔记选集》，伦敦，1971年，第8页。

^[22] 葛兰西:《狱中笔记选集》，第9页。

^[23] 同上

^[24] 同上书，第12页。

^[25] 同上

^[26] 葛兰西还有另一种重要的划分：“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知识分子，这种划分也没有多大帮助。大体说来，“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是“新阶级”所需要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赋予这个阶级以同质性，并使其不仅了解自己在经济方面，而且还有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作用”。“传统的”知识分子是同既成阶级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见《狱中笔记选集》第5页）。葛兰西心目中想到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主贵族知识分子，但是，当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相对立以后，这些术语和概念就已变得无用了。

^[27] 《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恩全集》第3卷第53页。

^[28] 《资本论》第1卷，《马恩全集》第23卷第17页。

^[29] 《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第1卷第261页。

^[30] 《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第1卷第261页。

^[31] 同上。本书引用的英文原意是：“向无产阶级提供了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译者

^[32] 转引自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55页。着重号是考茨基原有的。

^[33] 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列宁同时指出：“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同上书，第247-248页）

^[34]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页。毛主席还指出：“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同上，第813-832页）这样一个内容庞杂、模糊不清的指责，当然对知识分子就成为一个可怕的桎梏。知识分子的工作必然很容易被认为是犯了上述的这一条或那一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