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尔夫·密利本德 ->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
第五章 阶级和政党
一
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和保卫他们的权力和特权，有一系列众多的武器供他们使用。那末，怎样才能消灭这些统治阶级？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将如何建立起来？
马克思主义预言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这一点是能够达到的。而另一个不亚于此的重要主题是：这一点必须达到。毫无疑问，渴望的变革必须主要依靠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化以及这些矛盾对上层建筑所产生的必然的和多方面的影响，或至少与这些有联系。但即使如此，这个变革也必须通过人类的干预和实践才能取得，而且这将是日益发展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的结果，在这些对抗中工人阶级必然起着主导的作用。
为了使工人阶级能有效地发挥这一作用，就必须组织起来。在进行阶级斗争时，面对着统治阶级所能部署的一整套强大力量，工人阶级和它的盟友除非组织起来，否则想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范围内，在这一点上有很大的分歧。决不能把这些分歧说成是把“组织”简单地和令人误解地换成了“自发”。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曾经提倡过把纯粹的自发当作革命实践的一种方式。这种想法显然是荒谬的，即使是一个大规模的总统招待会也需要有组织，如果想有点收获的话。
从另一个极端来看，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也没有任何人曾经主张革命应由一个有组织的集团或政党来进行而不需要有任何范围的民众支持。这种做法有时曾被当作革命行动和革命变革的一种方式，但它并不属于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这种做法总是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拒绝，并被斥之为不过是“盲动主义”。
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这个问题并不是在组织和自发之间、或者政党和阶级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他们这样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实际上也不存在这样的选择。但是这些分歧却是非常实际的，而且这些分歧是集中在对工人阶级和组织的关系以及二者各占何等份量的不同看法上。不同之处可能是着重点放在那里的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着重点不是一个细节问题。
这些分歧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实践在有关阶级和政党关系问题上长期存在的一个紧张点。这是不奇怪的，因为二者的关系所引起的问题不仅对推进革命的进程，而且对形成马克思主义计划本身和计划的性质都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一问题也和对其他问题一样，总是有一种想要模糊和否定这一紧张关系的企图，其办法是指出在阶级和政党之间必须建立起“辩证的”相互关系。这无疑是可取的，但是这样说不解决任何问题，而只是以不同的话再次说明这个问题的存在。
由于对阶级和政党问题上的看法和态度存在很大的分歧，因此也就需要首先指出马克思本人的态度，就他自己的着重点是十分强调阶级的行动这点上看，他站在分歧的一端。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生命不只是关心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可以说是一切革命者公开宣称的目的。他所关心的是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解放。他在1864年写的《第一国际临时章程》序言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1]
这个说法以及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其他任何说法并不排除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的必要性；他的著作中曾经无数次提到工人阶级有必要把自己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他不是特别关心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应该采取的形式，而是情愿把这个问题留给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根据各自的情况去决定。[2]马克思的一个明确的指示是：党不应该是孤立于工人阶级之外的、由“职业密谋家”组成的宗派集团。他在1850年猛烈谴责这些“职业密谋家”是“革命的炼金术士”。”
不论党采取什么形式，对马克思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日益提高的觉悟和它为自身的解放所作的斗争。政党只是阶级的政治表现形式和工具。甚至这个提法比马克思本人的提法可能走得更远。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克思的更确切的解释是：他认为工人阶级履行它自身的政治使命，而政党是帮助它这样做。这个提法相当含糊，但是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就是如此。
一点也不含糊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工人阶级有能力取得自身的解放。他们在1879年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通告信中，愤怒谴责对下述思想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这种思想认为“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因此，“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一切东西。”[3]他们提醒这些党的领导人说：“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的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他们的人们一道走。”[4]他们说的这番话显然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他们所要强调的是他们对工人阶级有能力解放自己这一总信念。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对还是错，以及他们忽视了哪些问题。事实是，对他们来说，阶级是第一位的，党的地位要靠后得多。这个思想非常深刻，它对直接和间接行使人民权力，以及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含义等更为广泛的问题都有直接的影响。[5]
在恩格斯1895年逝世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变成一个真正的群众性组织，那以后它继续取得很大的进展。正如一位作家所指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前后已“变成一个庞大的机构，它拥有四千多名领取工资的职员和一万一千名拿薪水的雇员，在企业中有两千万马克的投资，出版四千多种报刊杂志。”[6]它在议会中拥有很大数量的代表，在省和地方政府中也形成一股力量。在不同程度上，其他欧洲社会民主党在许多方面也变得和这一样。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是、而且必须是群众性的政党，应当深深地卷入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这一点多少是被第二国际认为是理当如此的，虽然它们同第二国际只有松散的联系。随着工人阶级政党的这种发展以及期望它们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人们相当普遍地（当然不是一致地）接受以下的看法：即必须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看成是一个严格的立宪的过程，而决不允许用考虑不周的行动主义和冒险主义来危害它。由于伯恩斯坦（Bernstein）明确提出“修正主义”所引起的反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别的地方，这种广泛接受的情况多少被弄得模糊起来了。尽管形式多少有点变化，但是“修正主义”观点统治着绝大部分的欧洲社会民主党，1914年以及战后年代的大“背叛”就是这一情况的自然表现。
在目前情况下，这个观点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可避免地导致把党的地位提高为工人阶级在国家生活中被信任的和有更大影响的代表，提高为工人阶级在一切方面政治存在的表现，并且提高为工人阶级的护卫者——它防止人们把党的领导判定和声称为不负责任和危险的行动和政策强加给工人阶级。党的地位的这种提高也意味着加强党的领导人的身份和地位，这些领导人负责掌管那个复杂而微妙的机器，以便驱使社会主义的火车头以安全速度通过资本主义社会。
这不是要赞同R·米歇尔（Robert Michels）在他的《政党》（1915年）一书中所提出的“寡头的铁律”的说法，这本书主要是依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写成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在同资产阶级社会的立宪机构结合在一起的工人阶级群众性政党的思想和实践中，具有一种强有力的逻辑驱使权力集中在领导人的手中，这些领导人自称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和代言人，并在决定政策中占据着特权的地位。这一切并不是从列宁开始的。
列宁事实上非常强烈地认为，在沙皇俄国的情况下，既需要建立一个特殊的政党，又需要同工人阶级保持尽可能密切的联系。没有工人阶级经常对党注入新的活力，党就会停滞不前和变得官僚化，并“落在群众的后面”一这是列宁经常担心的事情之一。从他参加革命运动最初的日子起，他就设想建立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政党，靠一个高度集中的指挥结构以适应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这个结构后来被称为“民主集中制”。在1914年以前，列宁没有暗示过他要在俄国建立的党也适合于他所说的“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内。”[7]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如果要推进革命进程就必须有组织和有领导。这的确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的精髓。
列宁并不担心工人阶级的被动状态，而是担心它的斗争缺少政治效果和革命目标。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党才是必需的。没有党的指引和领导，工人阶级将成为一个只能进行间歇的和不连贯的活动的社会力量，但却不能使自己成为一支为推翻沙皇制度并进而成为社会主义政权所必需的有纪律的部队。
尽管如此，需要强调的是：列宁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党不深入和卷入到群众的经验中去，常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只辜有机会使党“公开”——如1905年、1917年和以后的情况，他总是抓住机会，并无情地斥责“党的官僚们”墨守成规。[8]即使在他最坚持强调需要组织、集中、纪律等著作里——《怎么办？》是其中最极端的例子，[9]也从来没有忽视同工人阶级保持有机联系的必要性。列宁在1920年还写下了下面的话：
“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10]
不过，这些话一点也没有使他降低党在革命过程中极大的重要性以及党对工人阶级的作用。他决不会说出像卢森堡在1904年时所说的那种话。卢森堡说：“从历史上来看，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所犯的错误比最聪明的中央委员会的一贯正确要更有收益得多。”[11]列宁并不相信任何中央委员会或党的机构是“一贯正确”的。但是，他也不相信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是可以想象的。在前面引用过的同一篇著作中，列宁在回答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些提出“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的人时写道：“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2]
在说这话的时候，列宁是在指出一个明显而重要的事实（对许多人来说是相当不舒服和不愉快的事实），即革命过程的任何“模式”，或者一般说来工人阶级政治的“模式”必须包括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结构，这也意味着必须有一个领导和一个指挥结构。列宁在这方面的整个着重点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政党的思想，但着重点的转移是明确无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切组成部分，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着重点转移的问题。早在1914年以前，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已发展为党的“模式”，他们对党的重视程度都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给予的重视大得多；虽然这一点在恩格斯晚年时已不那么确定，那时他已深深卷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事务之中。
当然，列宁的反对者并不是就党的问题本身攻击他，而是谴责他提倡独裁的集中制，怀疑并断言他通过集中起来和处于从属地位的党以谋求他个人的独裁。在1903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大分裂以及紧接着出版列宁的极端集中主义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之后，托洛茨基在1904年出版了《我们的政治任务》一书，书中要人们警惕“取代主义”的危险，并且预言许多年以后的事件将会很好地印证他的这项预言。托洛茨基写道：“列宁的方法导致：党组织首先由它自己取代整个的党，然后中央委员会由它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单个的‘独裁者’由他自己取代中央委员会。”[13]像列宁的孟什维克反对派一样，托洛茨基要求建立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党”，并且坚持认为“党必须在它自身的基础上寻求它的稳定性的保证，这个基础就是积极的、信赖自己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它的上层领导核心。……”[14]
这些话和整个这场辩论一样，带有很大的浮夸和迷惑人的成分。就许多参加这场辩论的人来说，倾向于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他们同列宁和“集中主义者们”的真正区别；对托洛茨基来说也肯定是这样。他在掌权的那些年代里所表现出来的“集中主义”趋势比列宁曾经和后来所表现的还要严重。列宁决不会反对必须有一个“积极的”无产阶级的观点，他自己也不断阐述这一观点。但是，“信赖自己”的确切含意到底是什么呢？对托洛茨基来说，这肯定不是指无产阶级可以不要党。至于说需要有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党，这也要看这一概念的含意是什么。就像列宁在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出版的一年之内所表明的那样，也就是说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他根本没有想要建立一个规模狭小、自我抑制和目光向内的党。当1905年看来展现了新的可能性时，他才热切地抓住这种可能性；在1917年也是这样。
1903年大分裂之后，卢森堡为这场辩论所写的稿子，即《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该书也是在1904年出版的），攻击列宁的“极端集中主义”。她争辩说：“社会民主党的集中主义不能建立在党员对党的领导核心的机械服从和盲目顺从上。”[15]列宁当然可以否认这是他所想要的。但是，比卢森堡对列宁的指责更重要的是，她自己也接受了某种集中主义，即她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集中主义”，并以此来反对“无限制的集中主义”。但是，除了她坚持认为党无论如何不能窒息运动的能动性外，她无法说清楚她的集中主义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像俄国的那种制度又意味着什么？而她的确指出：“我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集中主义问题的一般概念，本身不足以说明适合于俄国党的章程计划。”[16]她还说：“这类章程只能由特定时代该组织进行活动的条件来决定。”[17]在那个时侯，列宁不可能不同意这一点。
不过，对党和阶级的辩论比对集中主义问题的辩论更要多得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本质同以解放为其全部目的的那些阶级有关，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存亡攸关的问题。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后，这些问题别开了新生面，但至今它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的中心问题。
二
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代表性问题。早年以卢森堡和列宁为对立面的辩论大部分集中在党的作用及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上。列宁不相信工人阶级没有适当的领导能成为一支真正革命的力量；而卢森堡却担心如果党控制了工人阶级，它将窒息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和创造力。[18]但是，他们两人都认为（每一个参加辩论的人也都认为）：只要有恰当的组织形式和足够的时间，阶级和党就能够在某个点上达到真正的和谐和有机的一致，使党成为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工人阶级的真正表现。人们对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以及这个点在哪里，可能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他们都相信这个点是存在的，而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个点，这是没有分歧的。换句话说，“取代”是一个危险的问题，它有可能成为现实。但它决不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没有考虑到下面的事实，即某种程度的“取代”必然是任何种类的代表机构和一切方面的代表政治的组成部分。当然，“取代”的程度有很大关系，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和客观环境都能对它产生重大的影响。党成为阶级的有机的和完全和谐的代表这一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多少有点启发意义的神话。马克思大多是用集中讨论阶级而不讨论党的问题的办法来避开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依然存在。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有一个最大的理由，即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致力于彻底的政治民主化，或致力于所谓不使政治发生异化。党和运动没有这项义务，或者对它们来说这个问题不关紧要，自然在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可做。
“取代”的问题之所以在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上出现，正如在第二章中所指出和讨论过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不是一个质地纯一的实体；而党所谋求和宣称它体现着“工人阶级的统一”，必须被看成是一个大可怀疑的概念。这个概念在非常特殊和不寻常的情况下可能有某种特定的意义，但在通常情况下只不过用来掩盖存在于工人阶级和任何其他社会集合体中永恒的和难以消除的分歧。
根据这一观点，工人阶级统一政党只能是歪曲地反映这个阶级；党越是“统一”，歪曲的程度就越大，当党像“磐石一般团结”时，歪曲的程度也就达到了顶点。
然而，借用一个被奉为神圣的说法来说，工人阶级政党不是从事争论的社团；它们在一场持久的、往往是很剧烈的阶级斗争中确实需要某种程度的统一。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党，这个党要通过各种派别、趋向和无休止的争论来充分反映工人阶级的一切不同点，这样的党可能会发现有己无法行使那种它存在所必须行使的职责；在矛盾尖锐化和危机时期尤其如此。代表性的要求同行动有效性的要求二者不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党可能比一个靠强加的虚假的“统一”而存在的党更有效力。但是，认为二者之间没有真正的矛盾却只能是幻想。矛盾是真实存在的，尽管这种矛盾可以通过民主妥协和让步而减少，但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是极不可能完全解决的。
不管怎样，想当然地认为“党”仿佛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天然政治机构，负有在政治上（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是一样）代表工人阶级的独特使命，这是不真实的。
把“党”的观念奉为神圣，或者这一观念至少在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政治的看法中很早就已被接受，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共产党人的明显标志是“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他们“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同时也是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9]虽然这些表述中没有回答共产党人应该采取何种组织形式的问题，[20]但是，很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是在谈论一个明确的先锋队，而有一个以上的先锋队的概念是荒谬的。
先锋队的观念同先锋的党的观念，近在咫尺。俄国革命者在他们所处的特定环境下，感到达到这一步很容易，而且除了这样做以外很少有别的选择。再者，马克思主义凝固化为“科学社会主义”，更有助于加强下述观念，即只能有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代表运动“真理”的党。这并不排除其他工人政党的存在，但是这使得接受一个以上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概念变得更加困难。的确，这使得这一概念实际上成为不能接受的。
具有非常不同的政治传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发展中，也接受统一的工人政党的概念。这个统一的党不仅把工人阶级各个不同的部分集合在一个严密的政治构结之中，而且还把其他阶级和阶层置于自己的旗帜下，这样它就成了所有希望对社会秩序彻底进行重新改组的人的政党。
由于这个群众性政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相对松散，以及它确实赢得极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有些人原先认为这个党不能适应需要或比这更坏，也不再感到有什么劲头要同党断绝联系和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之所以能够维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同上面这种情况有很大关系，尽管党的左翼成员中大部分人感到同党格格不入。就连卢森堡也认为“党”——即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唯一可能成为她政治上的家，虽然她同它之间存在着分歧。当她和其他人改变了他们的主意，或者说战争的环境促使他们改变主意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实际代表的现存社会秩序的巨大堡垒并未受到触动，而党的领导人既能够又乐于在它最需要的时刻（即在1918年冬季到1919年冬季）维持那个社会秩序。
保持党的统一的愿望由于以下一些原因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希望能够改变它的政策，担心分裂必然意味着孤立、向隅、不起作用，尤其害怕担当制造分裂的代理人并由此导致削弱工人运动（他们认为会这样）。这些都是很强大的压力，它们显然起着对群众性政党的领导人和组织机构有利的作用，并有助于加强他们呼吁统一、紧密团结和表现忠诚等等的号召力。
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通常都不是只在一个政党中表现出他们的政治态度的。在有些情况下，一个有组织的劳工政党也可能建立起近似垄断的地位——英国工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劳工运动也产生了一个以上的政党；而那个近似垄断地位的党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不得不进行非常艰苦的斗争。显然，一个以上的政党事实上是劳工政治的“自然”表现。“党”作为劳工运动唯一的合法表现是布尔什维克党革命以后的发明。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并不存在只能有一个政党的规定。
由于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并不是纯一的，因此如果一个政党能成为他们的当然表现将是非常了不起的事，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工人阶级的概念扩大了，情况更是如此。可以设想，多党形式比一个党更能确切地代表运动的现实。但是前面提到的代表性和有效性这对潜在的互相矛盾的要求在这里也适用：多党的形式很可能带来更大的代表性，但也可能带来更少的有效性。不过，这也只是说人们和集团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们比另外的情况更难作出决定。事情就是这样。但对这一点能做到什么地步是有限制的，除非采取强制和强加的办法。
不管多党的形式是否会造成更小的政治有效性（这个问题的答案由于不同的环境和因素而有所不同），它并不能解决“取代”的问题，甚至于不能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两个或更多的政党，它们号称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但作出决定很可能只属于领导者的政治而不属于全党的政治。的确，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就它们需要在盟友或潜在的盟友之间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协商这点上说，它加强了领导者的政治，因为这种协商显然是领导者政治的组成部分。
从另一个角度看，大部分的革命转变，特别是通过起义夺取政权的革命转变，情况也是这样。用这种冒险方式进行的革命运动很可能得到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渴望从一个可憎的政权下解放出来的人们的支持。但这只能是一种臆测；革命，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是由大多数人进行的，通过起义进行的革命更不可能是这样。可能没有别的办法。革命由少数人进行，它经常只是相对小的少数人的事。至少，“取代”的某些因素在这里是不可避免的，而拒绝这种“取代”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卢森堡在这方面是个很好的例子。在她起草的由德国共产党于1918年12月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纲领中有这样一段声明：“斯巴达克同盟决不会接管政府权力，除非这样做是大多数德国无产阶级群众确凿无疑的明确表现。它只有在工人群众自觉批准斯巴达克同盟的原则、目标和策略的情况下，才去接管政府的权力。”[20]
这确实是对“取代”的一种抵制。如果卢森堡和她的同志们在政治和社会的危机达到顶点的时刻对问题采取不同的观点，并且不那么担心强奸民意，我们不知道在德国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在她起草党纲后的一个月，她和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就都逝世了，而德国的旧秩序却安然无恙。太热衷于“取代”会变成布朗基主义和导致大灾难；但在一定条件下反对“取代”也会导致失败和灾难。不管怎样，卢森堡在上述引语中陈述的情况大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换句话说，革命不仅必然要包括一定程度的“取代”，而且实际上需要这种“取代”。这对马克思主义的规划也有影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革命后权力的行使，并且可能对它有很大影响。
* * *
迄今为止进行的有关阶级和政党的讨论，显得仿佛工人阶级只能通过一个或几个政党来从政治上表现自己。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尽管政党是工人阶级最重要的表现方式，但也还有其他形式的工人阶级组织对政治问题和斗争有着直接关系。其中一种形式就是工联主义，另一种形式是“政务会”之类的组织，如工人委员会、苏维埃、行动委员会，等等。这些组织形式也影响着阶级和政党的关系这一总问题。
谈到工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它们起着双重作用，他们希望看到这双重作用联系在一起。他们深信工会是一切工作条件方面劳动对资本统治进行长期斗争的自然和必不可少的产物，同时，他们也希望工会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斗争是劳动战胜资本统治所必须进行的。
马克思在1866年9月给参加第一国际日内瓦大会代表团的指示中，谈到了这双重作用。他说：“如果说工会对于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是必需的，那么它们作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和消灭资本权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就更为重要了。”[21]这一表述仅仅是承认了一个事实，由于马克思很了解英国工会的情况，他是很熟悉这一事实的，这个事实就是：工会很可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寻求改善劳动条件，但是却不是、也不想成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和消灭资本权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
马克思在同一指示中还写道：“工会过多地与资本只是进行地方的直接的斗争，它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是反对雇佣奴隶制度本身的一种多么大的力量。”他敦促说：“不管工会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22]
这些提法和许多其他这类提法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不仅在于它们表明马克思对工会作为政治组织所给予的极大重视；而且也表明他一直没有把工会降低到同党比起来只充当多少是次要的和有限的角色，而往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却把这种次要的和有限的角色指派给工会。不管对这一点如何评价，它是从下面这个事实得出来的，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特别地把“党”抬高为唯一有权体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目的和要求的看法；他们也并不因此对赋予工会以仅仅稍次于“党”的政治体现角色感到有什么困难。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有任何一点点“工团主义”的味道，而只是要再一次指出他强调的是工人阶级本身和工人阶级在自身的解放中所必须起的作用（不管这一点是对还是不对），正是这一点导致他远不如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指派给党比工会要高得多得多的作用。[23]
相对贬低工会作为政治机构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贬低），在列宁著作里是十分明显的。我在前一章中已经特别提到列宁在《怎么办？》中的一句名言：“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24]正如列宁明确指出的，这一说法是要表明工会对与“工资、工时和劳动条件”有关的眼前的和有限的经济要求的突出关心。对列宁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关心和要求没有政治的内容。相反，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25]深信所有为改善经济条件而进行的斗争都带有而且不能不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同时也认为这些斗争的政治方面仍然只限于它的具体的经济目标。“工联主义意识”并不意味着没有政治，而是意味着没有革命的政治。为了具有革命的政治和克服“工联主义意识”，需要有一个不同于工会的机构，即革命的政党。根据列宁的现点，工会是很重要的，但从革命政治方面来看，其重要性远不如政党。
事实上，党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工会内部同“工联主义意识”作斗争，并把工会当作革命者同那些决心阻挠超越“工联主义意识”的工会领导人和“工人贵族”进行斗争的舞台。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有一节的标题就是《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他的回答是绝对肯定的。他写道：“我们同‘工人贵族’作斗争，是代表工人群众进行的，是为了把工人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是把那些不十分开展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委弃在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的工人’的影响之下。”[26]
人们记得，列宁在1920年写的同一篇文章中还特别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当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开始成长的时候，工会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动色彩，如某些行会的狭隘性，某些不问政治的倾向以及因循守旧的积习等等。”不过，他又接着说：“除了通过工会，除了通过工会同工人阶级政党的协同动作，无产阶级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发展道路。”这些提法足够清楚地表明了列宁主义在工会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即认为工会是阶级斗争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却不可避免地是一个不充足的因素，其不足之处必须由党来弥补。这对布尔什维克权力的行使意味着什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和其他地方说得也很清楚，一会儿将考虑这个问题。但在这里可以指出，在列宁谈到工会和党的“交互作用”时，他同样十分坚决地肯定党是第一位的，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就党在某种程度上的“取代”来说，如果“交互作用”是有真正意义的话，工会至多也只能帮助它减少“取代”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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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苏维埃、工人委员会和“政务会”等形式的组织在阶级和政党的关系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提出的挑战，比工会问题提出的挑战更为直接。挑战在于以下的事实：即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委员会是历史上人民政权的再现和自发表现；而这种形式的政权，至少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历史中却碰到了工人政党所代表的政权形式这样一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从马克思那里找到任何“准则”，因为马克思在论述人民政权的主要文章《法兰西内战》中丝毫没有提到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这篇写于巴黎公社最后几个星期的文章热烈赞扬公社这一人民政权的形式，马克思把公社描写为开创了或至少是预示了“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7]马克思写道：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28]
关于这一“政治形式”，还有许多问题往后再加考虑。在当前情况下，重要之点是：从各方面看来，“人民”并不是由任何人组织的，他们同他们的代表的关系也不是由一个政党作为媒介，或者由政党进行指挥和指导的。
附带说一句，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没有使马克思比在《法兰西内战》中更加强调需要足够的组织和领导的问题，公社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吃了苦头。马克思在1881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29]显然（这是很正确的），他认为公社成功的条件并不具备。马克思在同一封信中指出，“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30]但是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指出过，如果公社社员组织得更好，他们就有可能取得一个不同的和更有利的结局；甚至也没有指出过，任何这类冒险绝对必需有组织、政党、领导，等等。他在写《法兰西内战》的同时，在1871年4月写的一封信中的确谈到了当时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31]毫无疑问，他希望公社竭力去组织得更好些。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缺乏组织的问题并不是他主要关心的问题，或者甚至根本不是他极为注意的问题。这表明，在以后的年月里，这个问题上的着重点有了明显的转移。[32]
在巴黎公社之后，关于工人委员会以及“公社”和“政务会”的权力的观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不占重要地位。[33]直到1905年俄国革命中突然以苏维埃的形式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按照后来布尔什维克的说法：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它的出现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首创，这点似乎令人感到奇怪，但事实就是这样。
事实是，当1905年10月彼得堡苏维埃建立时，布尔什维克党人对它抱有很大的怀疑，甚至持敌视态度。[34]这种态度实质上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观点中的核心，是两难处境的反映——一方面，他们强调党在革命运动中的绝对主要作用以及它对运动的领导；另一方面，人民运动和人民机构的出现，它们同党没有关系，而且不可能期望轻易地把它们置于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甚至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1905年，列宁对苏维埃出现在政治舞台的反应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人不同。他在给党报《新生活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中（这封信是他回俄国途中于斯德哥尔摩写的，编辑部没有发表这封信），否认党面临的问题是“是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是党？”相反，他说：“答案无疑应该是：既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又是党。问题（而且是最重要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划分苏维埃的任务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以及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35]
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革命运动的低落使它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议事日程中取消了。直到1917年，新的苏维埃再次使布尔什维克党人面临同样的问题，但这一次却具有更大的坚决性和迫切性。正是那个时候，也就是十月革命前的几个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谈论到了苏维埃的问题。但是，这一极为重要的文献的最突出的特点恰好是它不仅没有回答苏维埃同党的关系问题，而且几乎没有谈及二者的关系问题。
《国家与革命》把通过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来行使人民的革命权力尊为至理。但是这些代表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罢免，而且他们只能在非常严格的限制中活动，这些限制是由于下面这一事实影响而成的，即苏维埃和其他一切权力机构一样，应该从属于无产阶级。这一点以及《国家与革命》的其他方面问题留待以后讨论。这里最重要的是，在这篇著作的任何地方几乎都没有出现党。事实上，这篇著作唯一谈到党的一段话是：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36]
尽管在《国家与革命》中对党的论述只是一掠而过，但是毫无疑问，列宁是想要“这个先锋队”来领导人民的。列宁在更接近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期写的一篇文章中，为迎接这一天的到来，热烈赞扬苏维埃是国家机构的全新形式，是比以往任何国家机构都更加民主的形式。他还指出苏维埃的优点之一是：
“它保证有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有力、最先进的部分的组织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全体广大群众的机构，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以外，处在历史以外的”。[37]
这里以及和这类似的文章中所没有谈到的是“先锋队”同它所想要领导的人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先锋队”必然被认为是党，或者以党为核心，同时文章也没有指出什么机构能够解决他们之间可能和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的分歧。换句话说，《国家与革命》没有回答列宁在1905年所说的“如何划分苏维埃的任务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以及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这一“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在1917年，人民运动的进展使列宁充满了极端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因而忽视了他在1905年提出的问题。他的乐观主义当然是没有根据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为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所迫，很快就以一种与列宁欢呼苏维埃所预示的“新的国家机构”时所持的观点完全不同的观点来回答这一问题。
三
《国家与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著作中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权威的著作。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给予最为重视的一种思想，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对这一概念作过详尽的解释。[38]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中曾经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9]列宁十分正确地再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前提，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指出的，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0]在我已经提到过的马克思给库格曼（Kugelmann）的信中，他提醒库格曼注意《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马克思说：“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41]正是在“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这一点上，列宁继马克思之后把这看作是真正的革命运动和政党的首要和绝对必要的任务。
列宁解释说，随之而来的是“一次大更替，即用一些根本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另一些机构。”[42]这里，他又是忠实地继承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公社的看法。马克思曾经说过：“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43]马克思接着列举了公社在组织上的其他重要特征：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44]
正是这些使列宁制定出一个完整的纲领，也就是“一次大更替，即用一些根本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另一些机构”，这些根本不同的机构便是苏维埃，它保证“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有极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构是根本没有的”。[45]此外，苏维埃“保证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行法律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46]
毫无疑问，列宁相信苏维埃制度一旦付诸实行，将代表最民主的和最富有人民性的制度，这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到来之前就可以达到的。他写道：“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47]在写下这段话的几个星期之后，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苏维埃制度继续在俄国全国铺开。在1918年1月召开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感到可以向代表们说：“请看不论什么地方的劳动人民，请看群众之中，你将看到有组织的、创造性的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你将看到革命带来的受人尊敬和焕然一新的生活的激动。”[48]
相信一个前所未有的人民民主的新的政治制度确实正在产生，显然不是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作出一等1918年1月初立宪议会开过会立即就解散它这样一个重大决定的唯一理由，甚至不是主要的理由。但是，相信有一个真正苏维埃型的制度可以代替立宪议会，无疑有助于加强导致作出这一决定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考虑。[49]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几个月的讲话，似乎他深信十月革命开创了像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所勾画的人民民主政权制度，在这个制度中阶级和政党的关系问题可以在一种共生关系中得到解决。在这一基础上，显然有可能认为立宪议会不仅至少会成为仍在发展的革命运动的危险障碍，而且，从民主本身来看，在新的和更加民主的政权形式已经产生并正在扩大的时候，立宪议会也是一个不必要的累赘和倒退到议会主义。
事实上，列宁对苏维埃的信念由于革命和内战的环境完全变成了幻想。即使那时的条件比较有利，他们是否能完成列宁所设想的某些方面也大成问题。纵然能够做到这点，在党和苏维埃的关系上也仍然会提出列宁在1905年所提出的问题。事实是，苏维埃的分裂和革命在内部和外部面临的可怕的危险，大大助长了“取代主义”，而这种“取代主义”正是为一些革命者早先所担心的和某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在1917年以后所猛烈攻击的。
列宁对这种攻击的反应是，否认党在篡夺无产阶级的地位，并以例外条件为借口。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后观点的变化，清楚地表现在1919年所说的一段话中，他说：“工人阶级的专政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党来实现的，后者从1905年起就同整个革命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50] 也正是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特殊性质这同一观点，使列宁挑战性地接受了对“一党专政”的指责。他说：“对，是一党专政！我们坚持这一点并且不可能离开这一立场，因为这个党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已经为自己赢得整个工业和产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地位”。[51]
毕竟只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能够挽救他们的革命，这是事实，而且也不存在同其他集团或党派结成联盟的真正可能性。[52]但是，这种情况也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党所控制的国家镇压权力对无产阶级和一切其他阶级实行专政。列宁很可以否认把“党的专政和阶级专政”截然分开的说法是合适的，[53]但事实仍然是，在一个陷于内战、遭到外国干涉和经济崩溃的国家里，党使自己“取代了”一个备受糟蹋和精疲力竭的工人阶级。
但是，这种情况促使权力日趋集中，从而很快影响到党本身。E.H．考尔指出：“1918年3月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投票批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这是最后一次以多数票通过一项重大的政策决定。……早在1917年10月，就已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夺取政权的重大决定；正是中央委员会接替了代表大会的权力。”[54]考尔还进一步指出，随后不久厂权力就由一个范围更小和更秘密的机构来行使了。
党的性质和精神的改变在1921年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中正式表现出来。这项决定是由列宁提议的，禁止党内有任何集团和派别，并授予中央委员会以一切权力惩处“任何破坏纪律或恢复和容忍派别主义”的行为，必要时把他们清除出党。[55]十月革命后的前三年，尽管充满危机和危险，但突出的特点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相当多的争论，至少在领导成员中是如此。争论涉及许多问题，最明显的是关于恰当地运用“民主集中制”以及工会在新的苏维埃国家中的作用。[56]在关于工会的争论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派要求工会完全服从于国家；而另一派，即“工人反对派”，则要求给工会以大得多的独立性以及在管理经济和工亚方面享有更大的权力。[57]列宁采取中间立场，既反对托洛茨基所提倡的工会“军事化”，又反对给工会以独立性，因为这有可能使他们用一种“工团主义”的变种来对新制度造成威胁。但是，从1921年开始，“工人反对派”已作为一个独特的集团出现，它拥有相当程度的支持，并且有一个很不严格的纲领，在那经济严重困难和政治危机的时刻，足以吸引更多的支持（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喀琅施塔得叛乱正被肃清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批准了加强党的“统一”的决定。
毫无疑问，在朝着我前面所说的“民主集中制”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的主要责任应由列宁担负。但是有趣的是，他决不是那一决议最极端的倡导者，而且他也不想把他认为是恶劣条件下需要做的事当作好事（“我们不需要反对派，同志们，现在不是时候”）。[58]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903年曾经猛烈攻击过列宁“取代主义”的托洛茨基，在1921年竟毫不含糊地声称党有权“坚持它的专政，即使那个专政暂时同工人要求民主的心情相抵触。……党不得不保持它的专政，不管群众在自发情绪支配下的暂时动摇，也不管甚至存在于工人阶级中的暂时动摇。”[59]
不管怎样，托洛茨基在1922年1月12 日为他的《一九○五年》一书新写的序言，最为接近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人所面对的问题的实质。在谈到1917年3月到7月这一阶段时，他写道：“尽管在我们的旗帜上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是我们仍然只是在形式上支持民主的口号，还不能给群众（或甚至我们自己）一个明确的回答：即如果形式上的民主这个车轮的大齿同苏维埃制度的大齿不相吻合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接着，他又说：
“本来也可以通过推迟选举的手段或做好选举的准备来达到的目标，现在通过解散立宪议会来达到是一个鲁莽的革命行动。正是这种对斗争工具的立法方面所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态度，使革命权力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尖锐化起来；同时，用无产者武装部队去解散立宪议会，也使得有必要完全重新考虑民主和专政的相互关系问题。”[60]
正是这个“完全重新考虑”是俄国共产党人在列宁活着的时候不可能做的，而在列宁死后也禁止这样做。1923年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列宁因病未能出席这次大会），季诺维也夫( Zinoviev）就已宣布“我们需要一个单一的和强有力的中央委员会来领导一切”，[61]在所有的人中，只有斯大林表示异议，因为他不希望在牺牲书记处和党的其他工作机构的情况下把权力集中到中央委员会。[62]
从1917年10月到1923年（这是列宁当权的时代）的演变过程，不可避免地被当作斯大林主义的可憎经验来考虑，特别是在1956年以后；而列宁主义为斯大林主义“铺平了道路”，后者只是前者的“当然”继承人，这一点却成了一个熟悉的争论。
争论围绕着斯大林主义的含意。如果这只是意味着权力的集中比过去已经发生的情况更为严重以及镇压和专断的权力运用得比列宁时代更多的话，那末这种连续性确实是建立起来了。但是，斯大林主义具有列宁主义所没有的性质和方面，这种情况使斯大林主义变成一个更确切地说是和以往任何东西都有很大不同的统治。这里有必要扼要指出这些性质和方面中的最重要部分。
首先，在这种统治中，一个人掌握着绝对权力，这种权力是列宁远没有的（或不曾有最小的迹象表示想拥有的）；而斯大林则充分运用了这一权力，这并不是指他把成百万人赶进集中营和“杀掉”无数其他的人，包括苏联社会上层和最上层的很多人——这个政权的各级官吏所遭受的这种灾难（这是一种循环现象），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镇压的绝对范围是斯大林主义明显不同于列宁主义的第二个特征。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和“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R．梅德维代夫（Roy Medyedev）用一个惊人的公式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国家保安局（NKVD）在两年内逮捕和杀害的共产党员比在地下斗争的所有年代里（三次革命和内战时期）失去的共产党员还多”；[63]他还援引数字说明，在1918年到1920年三年内战时期被契卡枪杀的不到一万三千人。[64]尽管有人争辩说这个数字太低，但斯大林时期的大屠杀同革命、内战和外国干涉期间所发生的镇压之间，在规模上是如此不相同，这就不能不使人对连续性的看法产生怀疑。此外，这样大规模的镇压需要有一个庞大的、能够伸向苏联生活每一个角落的警察机构，不仅能够逮捕、放逐和处决，而且能对未被监禁的苏联公民保持严密监视并守看那些被监视者。这是一套煞费苦心搞出来的制度，它被从容而谨慎地交织在更大的社会制度之中，并且对后者的整个式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指明了斯大林主义的第三个特征，即它要求人们积极地、甚至是热情地接受上面指示的任何“路线”、政策、立场和态度，不管这些东西同不久前指示的东西有多么大的矛盾。这不仅适用于大的方面的政策，或甚至于小的方面的政策，而且适用于可以想象得到的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不但在对外政策、五年计划方面要求遵命，而且在文学和音乐方面也要求遵命，更别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对历史的解释，特别是对俄国历史的解释；而每一个反对派的残余都遭到残酷的根绝。的确，斯大林主义是这样一种统治，它预先扑灭反对派，并且经常打击那些完全愿意遵命的人，因为怀疑他们可能最终变得不愿意遵命。在革命的最初年代是不要求这种遵命的，这种遵命不是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
这种斯大林主义要求对苏联的一切政策和行动完全遵命的做法，也被扩大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只要有可能，斯大林主义的统治就从肉体上消灭外国共产党中的反对派或被怀疑为反对派的那些人。它要求外国共产党同样严格地赞同苏联国内外政策的每一个方面（它能够得到这种赞同，当然是二十世纪一个最值得注意，但还没有得到很好说明的现象）。在每个共产党员必须保卫苏联的神圣责任的名义下，实际发生的是：全世界每一个共产党的彻底斯大林主义化；保卫苏联很快就被解释为包括保卫苏联国内外政策中的每一个曲折变化；赞同斯大林的任何“路线”可以通用于文学、生物学、语言学或其他任何方面；只要苏联领导人一声令下，就可以谴责任何人是卖国贼、叛徒和外国代理人，除少数人之外，包括所有曾经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领导人；对“占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社会主义的”统治者提出的任何指责都完完全全地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或法西斯的）谎言。这种对俄国的机械服从，也不是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
根据本章的观点，必须强调斯大林主义的另一个特征，这就是把“党”神圣化。就“党”实际意味着是它的领导、首先是它的最高领导人这点上来说，这可以看作是“个人祟拜”的一部分。但是有必要把个人崇拜和崇拜党加以区别。因为在列宁逝世之后，用近乎宗教上的措词来谈论“党”，并把党的“统一”看成决不容侵犯，谁要是侵犯了就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已成为习惯上和实际上的需要。这不仅对控制着党的人有极大的价值，而且对反对他们的人也是一个严厉的约束。托洛茨基很迟才认识到党内民主的事业就是他自己的事业，早在1924年5月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这是列宁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他在谈到党的时候仍然说了一些使他的当权的敌人比他在野的盟友得到更多安慰的话。他说：“同志们，我们当中没有人想要反对党，而且反对党也不可能是对的。归根到底，党总是正确的，因为党是工人阶级所拥有的为完成其根本任务的唯一的历史性工具。”[65]
托洛茨基拒绝像季诺维也夫所要求他那样公开承认错误，季诺维也夫当时是同斯大林站在一起的。他说他不认为那些反对领导的人的所有批评和警告都是“彻头彻尾”错误的。但是他又说：“我认为一个人反对党不应该是正确的。一个人只有同党在一起并通过党才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创造出能够使一个人的正确性得以实现的其他途径。”[66]
托洛茨基不久就改变了主意。但是，这种软弱的看法继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帮助解除各共产党内一代又一代革命者的武装，这应当用来解释在以后的年代里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表现得极端软弱无力的部分理由。一个信念牢固地树立了起来——而斯大林主义的宣传又尽量加强这一信念，那就是：在党外，不可能有有效的行动；在党内，则有来自上面的完全控制。所有共产党的情况都是这样。这些党内的反对派不是被压制就是被开除，而许多情况下是肉体上被消灭。
列宁从来没有制造对党的崇拜。他在危急关头曾经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党的专政等同起来。他的名字是同下述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没有一个革命党的领导，任何革命运动都是不可想象的。但他从来没有赋予党那种在他死后成为习惯上近乎神秘的性质，这种性质更恰当地说迄今使党成为与其说是一个世俗团体，毋宁说是一个宗教团体。在斯大林主义的年代里，宗教的精神状态确实统治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其教义问答，“辩证唯物主义”是其玄义，“党”是教堂，而斯大林则是先知。这种精神状态也使得容易压制“取代”的问题。斯大林主义的标志之一的确就是把“取代”问题变成了不是问题。它想当然地认为“党”和工人阶级已建立起完美的统一，而前者肯定就“代表”后者。由于不存在“取代”的问题，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去认真寻求改善或回答这个问题的办法。
a另一方面，列宁在晚年痛苦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确存在并且还在发展，但这并没有使他提出任何足以解决这个问题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办法。[67]实际上，他提不出这样的解决办法。在一个把一党垄断和专制集中结合在一起的制度范围内，不可能有这样的解决办法。
党和阶级的关系提出的困难，由于革命后俄国特殊的和极为不利的条件而大大复杂化了。但这些困难不是从这些条件产生的。葛兰西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尝试不受俄国的经验和环境所影响），但结果他只能重申这个问题的事实，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罢了。
葛兰西在1919年11月出版的《新秩序》上刊登的题为《论权力问题》的文章中写道：这是“一个使得有可能把所有的意大利工人群众组织到一个统治集团中去的模式和形式问题，这个集团在组织上达到顶点就是党。这是一个建立起一种国家机构的问题，这种机构对内来说将实行民主，也就是将保证给予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以自由，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政府的参加者；对外来说，它将像一部不知宽容的机器，把资本主义的工业组织和政权组织碾成粉碎。”[68]
在评论这一点时，G．威廉士（Gwyn Williams）指出：“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设计中，也像其他类似倾向的设计一样（如卢森堡对领导的设想），读起来令人感到像是在做办不到的事情。”[69]不管是不是这样，明显的是这些方案没有指出任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葛兰西后来写的《狱中笔记》也可以说是这样。这里包含着一些有启发性的看法：把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看成是“现代君主”、工人阶级的“集体知识分子”以及工人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形式。但是它们没有为解决阶级和政党的紧张关系提供理论性的素材。正像我前面所说过的，很可能就不存在完全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所能做到的只是减轻这种紧张关系；而减轻的程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需要严格地和有效地限制领导人的权力，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件事的本身取决于一系列有利条件的存在和取得。
中国的经验，某些左派人士倾向于认为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是怎样获得解决的，实际上这是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一个有教益的例子。这不是要与通常见解相对立的反论，其所以这样，正是因为任何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没有象毛主席那样明确一贯地关心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关心“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真正运用。但是中国的经历，至少在这个领域，远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人们很可以争辩说，中国的情况比俄国好；但也很难说好多少。
毛主义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它经常强调领导人和干部有变得孤立、僵化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另一个连带的特征是它相信改善这种情况的办法不仅在于接受，而且在于鼓励和促进“来自下面”的批评和挑战。毛主席1962年在有七千名各级干部参加的大会上所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他对这个问题的典型实例。这段话是：
“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70]
这段话说明的第一件事是，要求“民主”的理由首先是“实用”的。干部将更好地了解情况并作出更好的决定，如果他们听取和注意群众意见的话。群众说的是“原料”，而干部必须进行加工。强调的是经常要“让群众把话讲出来”，以便改进党的工作。但是，不成问题的是，党必然始终处于支配的地位，并且是怎么办的最后决断者。
毛主席在试图迫使党“听取群众意见”和“实行群众路线”方面是愿意走得很远的——究竟有多远这从“文化革命”中最好地显示了出来。“文化革命”是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其中绝大多数显然是党的干部和党员。在这位主席的鼓动下，“文化革命”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口号：“炮打党的司令部”（‘Bombard Party Headquarters’），这反映了当时正在兴起的造反精神（附带说一句，认为这整个运动是这位主席和他的助手们为清除或至少是为了压服他的反对者而策划的看法，同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没有多大关系——这里只涉及所使用的方法）。
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这位主席从来没有表示过他有任何想放弃或甚至减少党的“领导作用”的意图；也没有想要对党的存在方式作出大的制度上的改革。不论何时，只要有一点迹象表明他所发动或鼓励的运动真的要控制不住了或者把党吞没了，他和他的党人就坚决重申保持党的领导性质的极大重要性。其他组织——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委员会——能够而且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来没有人提出这些组织或任何其他组织能够代替党或同党一起担当同等的任务。在中国革命的情况下，这的确也是不可想象的。
更引人注意的是，毛主席从来没有表示想对他一贯倡导的群众卷入过程提供一个制度上的和结构上的坚实基础；他也从来没有指出这种卷入需要建立独立于党的控制之外的其他机构。
人民大众的卷入同民主的参加和民主的管理不是一码事；完全有可能在一个方面达到很高的程度而在另一个方面却成就不多（甚至根本没有任何成就）。在中国，千百万人卷入巨大的骚动之中；他们的卷入包括（官方鼓励的）对干部和“当权派”的批判。“当权派”中的许多人暂时地或永久地被赶下了台。但是，不管人们可能认为这种批判和造反是多么地富有成果，它们决不能算作是民主的参加和人民的管理，而且从任何严格的意义上讲，同这二者都没有多大关系。
作为毛主义组成部分的那种“清洗”（最突出的是“文化革命”) ，一般说来比斯大林主义的“清洗”有很大改进；但是这种“清洗”并没有改变首先使这些“清洗”成为必要的制度。毛主席谈到有必要在不确定的将来进行一系列的“文化革命”。问题是，只要这种革命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结构和组织机构，它们就不可能是对付蜕化过程（毛主席对这一点是很关心的）的一种充分手段。
对中国的经验可以提出很多要求，但是显然不能认为它已经真正开始为社会主义那种民主创立一个制度上的基础，这种民主将有效地缩短决定政策的人同那些为了他们才作出这种政策决定的人们之间的距离。因此，毛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理论探讨并没有作出什么显著的贡献。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面，这个问题仍旧存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最好是紧跟着考虑马克思主义对革命进程的看法，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讨论是同这一进程交织在一起的。
[1] 《马恩全集》第16卷，第15页。
[2] 例如，马克思1871年7月在同《世界报》记者的谈话中坚持了这一点。见《马恩全集》第17卷第683页。参阅M．约翰斯托恩（M. Johnstone )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党的观念》，见《社会主义者花名册》（伦敦，1967年）。
马克思带有讽刺意味地写道：“当然，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的邪说歪念和狭隘的固定观念。”（《马恩全集》第7卷第321页）
[3] 《马恩全集》第19卷，第184页。
[4] 《马恩全集》第19卷，第189一190页。
[5] 请看下文，第144一148页。
[6] H．格鲁伯（H. Gruber）：《列宁时代的共产国际》（纽约，1972年），第12页。
[7] 列宁：《怎么办？》，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23页。
[8] 请看利布曼〔Liebmam〕：《列宁名下的列宁主义》。
[9] 在他的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几年，列宁指出：根据当时写这本小册子时的情况，他不得不多少采用“矫枉过正”的办法，有的提法故意带有论战的味道。但这并不能否定这一基本论题。（以上可参看列宁：《十二年来》文集序言，见《列宁序言集》（197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81－101页。——译者）
[10]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49页。
[11] 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见《罗莎· 卢森堡言论集》，第130页。
[12]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13] J．多伊切尔（I. Doutscher ）：《武装的预言家》，《托洛茨基：1879－1921年》（伦敦，1954年），第90页。
[14] 同上。
[15] 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第118页。
[16] 同上书，第122页。
[17] 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第122页。
还须指出卢森堡对群众罢工的歌烦，这种罢工是以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为墓础的，她想把这种斗争方式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战略而把它同无政府主义分开。请看卢森堡：《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同上，第158页）。
[18] 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第121页。“趋势是要社会党的领导机构只起有节制的作用”。
[19] 《马恩选集》第1卷，第264页。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马恩选集》第1卷第264页）。《宣言》中在这个问题上的提法决不是明确的——也不代表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后观点。
[20] H．格鲁伯：《列宁时代的共产国际》，第114页。
[21] 《马恩全集》第16卷，第220页。
[22] 《马恩全集》第16卷，第220－221页。
[23] 马克思在1869年对德国工会代表团的讲话中说：“如果他们想完成自己的任务，决不能使工会从属于一个政治团体，工会也不应把自己置于政治团体的监护之下，这样做将会给工会以致命的打击。工会是社会主义的学校。工人们是在工会中自己教育自己和变成为社会主义者，因为正是在工会的注视下每天进行着对资本的斗争。任何政党，不论它的性质如何，毫无例外地只能使群众的热情保持一个很短的时间，而工会却能较久地掌握群众；唯有工会能够代表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并反对资本权力的堡垒。”［D．麦克莱伦（D , McLellan）：《卡尔· 马克思的思想》（伦敦，1971年），第175页］
[24] 列宁：《怎么办？》，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
[25]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共产党宣言》，见《马恩选集》第1卷第260页）
[26] 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卷第208页。“工人贵族”“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都是列宁从恩格斯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一封谈英国工人情况的信中摘引下来的。
[27] 《马恩全集》第17卷，第361页。
[28] 同上，第360页。
[29] 《马恩全集》第35卷，第154页。
[30] 同上
[31] 马克思：《致留· 库格曼》，见《马恩选集》第4卷，第393页。
[32] 在这里，把马克思和托洛茨基作一比较是有教益的。后者在这里发表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他写到：“公社向我们表明工人群众的英雄主义，他们团结在一个集团里的能力，他们为了明天而宁愿牺牲自己的精神，但同时它也向我们表明，群众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道路，他们无法决定运动的方向，他们在取得初步的成功之后就停顿下来的致命倾向，以至于使敌人能够站稳脚跟并恢复自己的地位。”他接着说：“巴黎无产阶级没有党，没有领导，而它本应该通过先前的斗争和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还说：“只有在党的帮助下，无产阶级才能使自己从老是从头开始自己的历史这个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不再重复它的犹豫、缺乏决断的错误，因为只有党才能从理论上预见发展的道路和发展的一切阶段，并从中得出采取必要行动的方案”。［C．塔莱斯：《论1871年的公社》（巴黎，1921年）序言，第8－9页］
[33] 这不是要忽略恩格斯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但是，这篇导言和小册子本身都没有影响运动使之离开“政务会”权力的观念。
[34] 请参阅M．利布曼：《列宁名下的列宁主义》，第86页。彼得堡苏维埃代表25万名工人。
[35] 列宁：《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1页。
[36] 《国家与革命》，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92页。
[37]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309页。
[38] 恩格斯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一书写的《导言》中对“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庸人”说：“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恩全集》第22卷第229页）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是有理由认为他对公社组织的描述很接近于他所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特点。
[39] 《马恩全集》第19卷，第31页。
[40] 见《马恩全集》第17卷，第35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一点十分重要，以至于把这句话单独摘录下来重新刊登在1872年他们为《共产党宜言》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见《马恩全集》第18卷，第105页）。恩格斯再一次把这句话刊登在1888年他为这本书的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马恩全集》第21卷，第409页）。
[41] 《马恩选集》第4卷第392页。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曾说：“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马恩全集》第8卷，第216页）
[42]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6页。
[43] 《马恩全集》第17卷，第358页。
[44] 同上。
[45] 《列宁选集》第3卷，第309页。
[46] 《列宁选集》第3卷，第309页。
[47] 同上。
[48] 利布曼，同前书，第219页。
[49] 最重要的考虑显然是因为：1917年11月举行的立宪议会选举使布尔什维克的大部分反对者重新当选。不管对立宪议会的解散怎样看，布尔什维克党人认为他们的统治和立宪议会的继续存在是不相容的，这一点显然是对的。
[50] E.H．考尔（E.H.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年》（伦敦，1950年），第230页。
[51] 同上。
[52] 赞成列宁对其他党派和集团的态度以及反对列宁对其他党派和集团的态度，请看利布曼，同前书，第238页。
[53] 参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54] E.H．考尔，同前书，第193页。
[55] 同上，第201页。
[56] 第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是否接受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
[57] 关于工会的辩论，请参阅I.德斯切尔：《苏维埃工会》（他们在工人苏维埃政策中的地位）（伦敦，1952年）。
[58] E.H．考尔，同前书，第199页。
[59] 多伊切尔：《武装的预言家》，同前书，第509页。请注意，托洛茨基还进一步谈到“在任何时刻，专政都不是把自己建立在工人民主的正式原则上，虽然工人民主当然是能够越来越多地把群众吸引到政治生活中来的唯一方法”（同上书）。托洛茨基的思想倾向在这里是很明显的。
[60] L．托洛茨基：《一九○五年》（伦敦，1971年》，第21－22页。托洛茨基还说：“归根到底，这是工人国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个收获”，这显然是荒谬的。
[61] E.H．考尔，同前书，第231页。
[62] 同上。
[63] R．梅德维代夫：《让历史来评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和后果》（伦敦，1922年）第234页。
[64] 同上，第390页。
[65] I．多伊切尔：《被解除了武装的预言家》，《托洛茨基：1921－1929年》（伦敦，1959年），第139页。
[66] 同上。
[67] 请参阅M．利温（M. Levin）：《列宁最后的斗争》（伦敦，1969年）。
[68] 《新秩序》，1919年11月29日号，见《新爱丁堡评论》、《葛兰西（二）》，第73 页。这篇文章被收入《评论》《无产阶级的形式》一节中，编辑为G．威廉士。
[69] 同上，第73 页。
[70] 《不是复述的毛泽东》，《谈话和书信，1956—1971》（伦敦，1974年）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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