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伍德：社会主义共识——悼念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拉尔夫·米利班德

社会主义共识
（The Common Sense of Socialism）
——悼念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拉尔夫·米利班德
（Ralph Milband, 1924 - 1994）

艾伦·伍德
Ellen Meiksins Wood

　　对于任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或教授政治学的人而言，1969年拉尔夫·米利班德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一书的发表都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多元主义”的理论长期主导着有关“国家”的研究，尤其是在北美，几乎从未有人敢于揭穿这件皇帝的新装。在本书随后引发的讨论中，“国家”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社会力量的集合，终于去掉了“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的神秘面纱，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左翼阵营，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大讨论成为当时的焦点。我们依然清晰地记得这场全新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讨论所激发起的整个知识界的兴趣，对国家和政治学的研究再也不是从属的研究了；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米利班德在那场讨论中所显示出来的人格与信仰的魅力。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很难重温那些具体的讨论了。在这场讨论中，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派别（斯大林主义、毛主义、欧洲共产主义）不仅在政治理论，而且在政治实践上理所当然地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但在历史观上，他们的差别倒不是很大，或者说至少在那些参与进来的研究生们中间，历史观还是大同小异的。左派一直关注的“衰落”问题好像还很遥远，因为无论是米利班德还是普兰查斯，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为社会主义寻找一个非斯大林主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载体。在面对左派阵营里分化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威胁下，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倒是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即使他们之间还存在明显的不同，也只是那种知识分子之间的那种分歧。
　　我提到这些，并不是为了纠缠一些琐碎的事情。而是我现在感觉到，米利班德的这种知识分子式的特性，一直是他人格的重要体现，这也是社会主义左派的一大重要资源；它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米利班德的死都是社会主义左派的一大损失。它代表着一个信念，一项所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都应该面对的具体任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一特性和这一信念使得米利班德比他同时代的其他著名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显得更为突出。
　　米利班德在1990年写到“我们进行反对霸权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主义”“成为我们时代的共识” [1] 。这包括两方面的事情，“一是激烈地批判现行的社会秩序”，“二是证明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不仅是大家可期待的……而且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2] 从表面上看，这一点与任何其他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就其他事情所宣称的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们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阿尔都塞（Althusser）和普兰查斯（或后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当他们提到“社会主义共识”时，他们的目的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呈现一种清晰而有说服力的社会主义观点。现在的问题并不简单的是他们的观点模糊（虽然他们这一点上比米利班德非常明显），问题的关键是即使他们是在讨论同样的问题，他们与米利班德的主旨仍然完全不同。他们的目的无论是为了重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基或是把对欧洲共产主义战略问题的讨论转变成理论化的研究，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在讨论社会主义，更不是为了把社会主义变成“共识”。
　　事实上，也很难会有其他人来承担这项任务——这项任务更容易变成左派社会思想家们的智力思考，而不容易变成对理论的应用，后者太难了——但米利班德对任何事情都是那么持续、全面、广泛地进行努力，更不必提他的信念与智慧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E. P.汤普森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异化问题颇有建树，他还通过追溯资本主义的竞争起源，资本主义规则与其他规则的对抗，证实了人类发展的其他可能性。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建立了社会主义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础。但是米利班德确实是一个人在他的领域描绘着资本主义的政治面貌，为社会主义的斗争指示着航向，并勾画出资本主义社会下阶级与国家权力的结构——它建立了一道抵制更人性化、更民主的社会秩序的壁垒，并压制任何可能反抗他们的力量。
　　米利班德的这一理念体现在他全部的作品中：1961年的《议会社会主义》（Parliamentary Socialism），1969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1977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Marxism and Politics），1982年的《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制》（Capitalist Democracy in Britain），1985年的《阶级力量与国家力量》（Class Power and State Power），1989年的《分割的社会》（Divided Societies），即将出版的《走出怀疑时代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for a Sceptical Age），他的一系列文章，以及他在《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作编委时的工作。他的作品，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颇具深度的批判，又仍然清晰、乐观地证明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种可能，我们很难想像当任何一个有起码良知的、通情达理而有现实责任感的人读过他的作品后还不相信社会主义？当今时代（甚至连批判资本主义都显得过时了）又有谁的作品能达到如此的影响力呢？
　　米利班德坚定地相信，即使是在最近几年也是这样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代人就能实现的目标。他在他最后一本书《走出怀疑时代的社会主义》（他活着的时候只写完了草稿，没有来得及校正）一书中认为，我们与其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目标，不如把它当作一个为之奋斗的进程。与近些年民众抛弃社会主义的氛围相反，米利班德并不悲观，他依然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是值得为之奋斗并最终可以实现的。
　　米利班德的信念之所以那么坚定，在于他鉴定的辨别能力和独立的政治判断力。这使得他能够摆脱盲目的热情和绝望，不会迷信一个政党并由于该政党的衰落而放弃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不会执着于社会主义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虽然他热情欢呼共产主义世界中任何一项民主进步举措的实施，但他对改革的方向却持怀疑的态度。由于他追求的是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所以他既能够自由地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性、种族和民族问题上的不足，又能够注意吸取“新社会运动”的经验教训，但他始终都坚持用阶级的分析方法来认识资本主义。
　　米利班德在他最后一本书的最后几行文字中概括了他的信念和设想：“在世界各国，只要有人追求一种民主、平等与合作（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的新社会秩序，无论其数量多少，就将有希望将它们作为社会团体的主导原则。他们人数的增加以及斗争的不断胜利，就是人类最好的希望”。

Notes
[1] 1. Ralph Miliband, `Counter-Hegemonic Strategies', Socialist Register, 1990, p. 363.
[2] 2. Ibid., p. 348.

原载英国《激进哲学》期刊1994年秋季号　和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