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党纲领（〔英〕R．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1959年夏）

The Yugoslav Programme

南斯拉夫党纲领

〔英〕R．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

1959年夏
Ciernet 翻译、哈蒙德校对

　　摘自《新理性者（The New Reasoner）》，第9期，1959年夏，第133-137页。
　　感谢Barry Amiel & Norman Melburn Trust提供的PDF文件。
　　由Eiden O’Callaghan为马克思主义文库转录及标注。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
　　国际社会主义研究学会翻译出版
　　伦敦西南5区，Nerven路22号。售价10先令6便士。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iliband/1959/xx/yugoslav.htm

　　正如一位法国将军在1940年战役中所说——当炸弹震动他的野战指挥部、把地图掀得满天飞时，他抱怨道：“在这样一个弹雨不停的处境下，你还指望这场仗能怎么打？”围绕南斯拉夫党纲领爆发的种种“轰炸”也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需要格外努力才能真正理解其内容，而不是被新朋友和老对手的解读所左右。有人对它大加赞赏，称其为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一次精彩打击；在读过部分评论后，你会觉得该纲领听起来就像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版本的《论自由》。与此同时，共产主义阵营也对其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这是南斯拉夫脱离共产主义联盟的又一例证，是新修正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宣言。至于南斯拉夫人自己，他们宣称“该纲领试图分析当代社会在世界范围的运动与发展，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世界关系的一般问题上，确定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观点与态度”；并且还声称该纲领“阐述了在当前国际工人运动和全球社会主义发展方面上的一些关键问题的基本观点。”

　　正因如此，我提议考虑该纲领的某些主题，而不是纠结它是否像南斯拉夫人坚持的那样，争论它到底是遵循正统马克思主义教义，还是所谓的“修正主义”——如果是的话，又是哪一种修正主义？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南斯拉夫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因为该纲领的许多内容都清晰地反映了南斯拉夫在两大阵营之间不安的处境。。即便如此，比起宗教一般的辩经，还是尝试弄清楚纲领究竟推动了多少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会更有意义些。

　　该纲领的一个主要优点在于它敏锐地展示了其作者所谓的，世界上“不平均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无限复杂性。“今天，”他们指出，“人类正通过革命斗争与和平演变、经济停滞与社会动荡，以及从矛盾的冲突中引发的一系列改革的方式迈向社会主义；旧事物正在消失，而新事物正在取而代之。”他们没有寻求以正义、道德或是别的什么会被解读为社会主义价值美德的传播来衡量这一进程。相反，他们观察到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所生活的，满足了社会主义道德的首要条件——尽管不是唯一的条件——的社会，而这种条件即是消除了生活资料的私有化和控制；他们还指出，不止旧的殖民体系正在瓦解，而且世界上许多已经或正在摆脱殖民和半殖民统治的地区，也开始趋向各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就连各资本主义社会，也在各种原因的推动下，也深深地卷入了这场运动中。

　　然而，在分析本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变化的性质时，该纲领显得难以服众。它确实正确强调在这些社会中“国家资本主义倾向的巩固”，即在许多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更高程度的国家干预。但在注意到这种倾向后，纲领似乎无法确定它们的总体意义。一方面，它将“国家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试图“缓和内部社会矛盾并为资本主义系统延寿”的尝试，是一种“试图保留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资产阶级特权基本要素的努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让“国家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一论点显得相当奇怪。因为根据纲领本身的主张，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此外，纲领还指出“通过接管重要的经济职能，国家及其机器创造了自己的独立经济基础，从而使国家机器的新社会角色日益重要”；同时，“国家职能的扩展还强化了官僚系统的经济和政治职能，随着其力量的增强，官僚系统倾向于将其自身建设成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与经济权力。”我不明白官僚系统的“相对独立的社会与经济权力”是什么意思，基于现有的材料来看，也不能确定纲领的作者是否明白。在某种有限意义上，一切国家官僚机构始终具有某种“独立性”，但肯定的是，无论是在“经典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官僚机构事实上都不能发挥纲领所认为的作用。实际上，纲领的作者似乎确实对这件事有着两种对立的看法，如下文所述：“在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中争夺影响与地位所达到的均势越大，官僚机构的职能就越趋于独立，并越倾向于维护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以及资产阶级的社会特权。”我发现这段话，以及同一主题下的相似段落，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显然，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以及官僚系统在其中的地位的详细分析，但这一纲领在这方面更多表现出的是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而非成功的解答。

　　该纲领的一个典型主题就是对教条主义的谴责。它指出：“将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形式宣称为唯一正确的道路和形式，无疑是一种阻碍世界社会主义转型进程的教条。”自然，对教条主义的一再发难会被解读成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抨击。他们确实是这个意思，不过不仅限于此。值得强调的是，这种谴责具有更普遍的指向性——它同时也适用于纲领中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理论家的“特定类型的改良教条主义”。举例来说，这种教条主义体现在他们对待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式以及将政治狭隘地局限在议会斗争的思维上。或许可以认为，纲领的作者在相信“社会民主党的教条也开始加速瓦解”方面过于乐观；不过他们对“当代社会进程的动力也必然影响社会民主党后续的发展”的预测无疑是站得住脚的。至少该纲领不似《工党给你的未来》那般拙劣，能够致使工人运动长期陷于瘫痪的状态。

　　纲领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予以谴责，作者也愿意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这着实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反对教条主义的确可贵且必要，却不是思想更加清晰的充分条件。该纲领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讨论不幸地印证了这一点，这无疑是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最被循环论证的公式。纲领表示，无产阶级专政是指“工人阶级作为社会的领导力量，与其他劳动群众各阶层结成联盟所实行的统治”。在苏联马克思主义那边，这一表述会加上“在党的领导下”一类的套话等限定，从而赋予其完全不同的内涵。然而对纲领的作者们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意味着“任何特定的国家外在形式也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一种特定政治组织方式，而是其社会的，即阶级政治的实质”。事实上，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可以“从革命专政一直延伸到议会政府，在后者中工人阶级及其社会经济利益发挥决定性影响”。

　　在此，我必须承认自己对这些阐述的疑惑，尤其是纲领在讨论“国家消亡”这一它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决定性问题”时，纲领似乎极大地限定了这些阐述。例如，纲领指出了“共产党人并不放弃他们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但“他们与劳工大众的关系必须日益体现出一种平等伙伴间关系的特征”；此外，“共产党人会继续斗争以保卫国家权力中的关键岗位——社会主义社会的未来发展和保卫该社会免遭各种（内部或外部的）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攻击都取决于此——并将这些岗位牢牢掌握在革命力量手中”。在这些限定之下，除了在强调重点上的差异外，很难看出这些阐述与更正统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强调本身就意义重大，南斯拉夫方面反复强调“官僚—国家主义倾向”“单向中央集权”以及类似“矛盾”的危险，基于历史经验，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很明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显然非常重视从苏联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但在这点上，他们发现自己依然处在理想和现实的两难境地里。纲领把苏联经验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客观”因素上，比如落后状态、工业化不足、战争带来的破坏、以及苏联被孤立的处境等等。纲领表示，考虑到这些情况，“苏联别无选择，只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新社会所需的物质基础建设中...这种情况下，社会发展的需要就会要求党和国家发挥首要的组织作用。首先在经济领域、继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发挥突出的组织作用”。它还表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官僚国家主义倾向”“国家政治体制发展中的错误与扭曲”“个人崇拜”“党和国家机器的融合”等等才能够产生。而斯大林“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因素，并未同这些由权力高度集中、党政合一以及单向中央集权所导致的官僚—国家主义倾向作斗争。事实上，他自身就成为了这些倾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纲领并不排除“发展到极致的官僚系统将会意味着某种特定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复辟”。至少在理论上，这似乎承认了“新阶级”这一概念可能是正确的。遗憾的是，纲领并未对此作更深入的探讨。至少就苏联经验来说，纲领的看法是，苏联的“负面现象和错误”都未能成功地“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而持久的损害，因为社会主义体制在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已经成长得足够强大，能够冲破官僚系统和‘个人崇拜’的阻碍。”这一看法中显然隐含着大量对斯大林主义的接纳，视其为苏联社会发展中某一阶段不可避免、临时性的一种特征。

　　撇开一切理论问题不谈，正是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使其成为了诸多争议、赞扬与抨击的对象。从这一点上讲，纲领的作者们明显因为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实际关系而受到了压力，因为他们既不希望在两大阵营间表现得中立，又不想让南斯拉夫倒向任意一方。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对抗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并且“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尚未放弃其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进攻的计划。”此外，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华沙条约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类似措施，是对于早前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尤其是德国的再武装以及西欧建立军事集团组织的一种自然的防御性反应。”

　　然而，尽管“现存阵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实质与功能各不相同，”纲领仍然认为南斯拉夫应处于这些阵营之外。它表示，“不结盟”国家通过它们独立自主的政策，正为扩大国际合作的领域和促进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最为关键的是，应当推动不同社会制度的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存。但纲领同时强调，这种共存“不能是被动地陷入政治权力集团层面的泥沼中，而应当积极地，努力扩大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合作。”南斯拉夫人相信，服务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好方式就是服务于和平事业。纲领表示，积极的共处政策并不会固化现存的社会形态，恰恰相反，它有助于加速变革进程”。

　　仔细阅读这份纲领后，就会意识到它相当一部分内容显得过于含糊和模棱两可。它回避了太多问题，对其他问题又一笔带过。它的价值不在它为现存的问题给出的答案中，而在其提出的大量值得思考的问题里。南斯拉夫方面认为，“过去几十年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未能与当代社会的发展同步”，这一判断并非没有道理。因此，对于这样一份尽管在许多方面都有不足的文件而言，它不应埋没于庸俗的赞美或谩骂之中，真正需要的是对其提出的根本问题进行理智且严肃的讨论与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