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密利本德 哈罗德·拉斯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 翁贺凯 译 作者简介：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1924—1994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Ralph Miliband，“Harold Laski：An Exemplary Public Intellectual，”New Left Review，Vo1．200（July-August 1993），PP．175—181． 本文是对以下两本书的评论：Isaac Kramnick and Barry Sheerman，Harold Laski: A Life on the Left，London：Hamish Hamilton，1993；Michael Newman，Harold Laski：A Political Biography，Houndmills and London：Macmillan，1993。 在开始这篇评论前，我应该宣示一点所谓的利益关系。我是1941—1943年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求学时认识哈罗德·拉斯基的（随后疏散到剑桥）。而在我1946年回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之后，我和他走得相当近。作为一名年仅17岁的学生，我完全为他的学识、智慧、他对学生的那种特别的慷慨和他与那些重要的强势人物的熟悉而目眩神迷。我对他抱有很深的感情，这种感情在他1950年以56岁之英年逝世之后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如同他的其他众多学生一样，我对于他在学术及其他事情上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怀有深深的感念。 这两本书在许多方面相当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杰出特点——都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纽曼（Michael Newman）的著作聚焦于拉斯基的思想与政治，但是并没有忽略他生活中任何重要的方面，他的著作是透彻的、冷静的、有理有据的，他对拉斯基常有批评，但在那些拉斯基的诋毁者面前，他是捍卫拉斯基的，而且他相当正确地把拉斯基视为一个具有伟大的思想诚信的人。克莱姆尼克和谢尔曼（Isaac Kramnick and Barry Sheerman）［尽管我们被告知此书“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合作的产物”，但克莱姆尼克“实际撰写了原稿”——为方便，以下我将指称他为作者，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看轻谢尔曼对此书的贡献。］的著作则提供了许多关于拉斯基的引人入胜的细节。这显然是需要大量挖掘工作的，特别是在美国的部分——拉斯基有接近1／3的教职生涯在那里度过。不幸的是，这本书被那些关于拉斯基品格与动机的相当不公正的评论所毁损。以下是一些例子：“与那些权势人物进餐和攻击他们对于拉斯基而言是同等重要的”（Harold Laski: A Life on the Left，p．34）；“将露骨的雄心和急性的自我宣扬结合在一起的特质成为拉斯基的商标”（Harold Laski：A Life on the Left，p．34）；“当实现其声名的机会来的时候，拉斯基一定会做得四平八稳”（Harold Laski：A Life on the Left，p．107）；“把拉斯基对于格拉汉姆·沃拉斯的冷淡作为他自私本性的证明来解读是富有吸引力的——当不再需要他的帮助时，正直取代了谄媚”（Harold Laski：A Life on the Left，p．258）。克莱姆尼克也援引了一封拉斯基在1940年写给时任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的信，这是对他应该写信给杰克——未来的美国总统——商讨后者在哈佛的获奖毕业论文的出版事宜的回应。拉斯基这样写道：“坦白地说，如果杰克不是你的儿子，如果你不是大使，我不认为任何出版商会看杰克的书。这些都不是出版的正当理由。我很关心你的孩子，我不希望他们就像那些富人的孩子那样容易被宠坏。思想是一项艰苦的行业，你必须为进入它而付出努力和代价。”（Harold Laski：A Life on the Left， p．429）在指出这封信“残酷的正直”的同时，克莱姆尼克也暗示拉斯基对“显赫人物”阿谀献媚。 所有上面这些连同其他许多同样论调的评论，使得拉斯基听起来就像一个向权势人物卑躬屈膝的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些主要的机会和那个超越所有一切的动机——“功成名就”。这就是克莱姆尼克那本书关于拉斯基1920年代那一章的题目。尽管在书中的其他部分，克莱姆尼克称颂拉斯基对其学生的奉献、他的热情和慷慨以及他对劳工运动的无私付出——他自己就提供了许多的证据可以表明他对拉斯基的刻画是多么地具有误导性。拉斯基真正非凡的恰恰是，他常常以近乎不计后果的勇气，向那些他非常珍惜与其友谊的人表达那些他明知不会被接受的观点，公开批评那些按照克莱姆尼克对他的描述他会奉承而非贬斥的权势人物。 1919年，拉斯基是哈佛大学的一位年轻讲师。是年发生了波士顿警察罢工事件，学生被怂恿自愿担任警务。正是在这样一种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与日俱增的歇斯底里的氛围当中，拉斯基，身为一名外国人和犹太人，决定在一次警察妻子们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他强烈抨击了警察局长，对罢工的警察们予以响亮的捍卫。这招致了恶意的报复，报刊上公然发表对他的攻击，要求解除他的教职；学生的报纸——《哈佛讽刺文》——专门出版了一期，对他进行恶毒的反犹主义的攻击。还有另外两则拉斯基具有仗义执言倾向的事例也值得指出。拉斯基相当享受他与罗斯福总统夫妇的友情，他钦佩罗斯福在早年的“新政”中的创新精神，并专门写了《美国总统制》（1940年）向其致敬。但他从不隐晦其关于罗斯福总统政策具有局限的观点，1943年他在《新政治家与民族》上发表了一封具有尖锐批评色彩的《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这封信，用克莱姆尼克的话说：“批评罗斯福总统获得了西班牙、法国及意大利的右翼或君主政权的赞助，暗示罗斯福总统接受一个‘由那些追求陈腐目标的老旧人物所支配’的战后世界。”（Harold Laski：A Life on the Left，p．451）罗斯福总统被激怒了，文章发表的当天，他就给拉斯基的密友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写了一封批评的短信，直斥拉斯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Harold Laski：A Life On the Left，P．451）。 另外一则例子是关于克莱门特·艾德礼的。他是当时的工党领袖，同时也在丘吉尔领导的联合政府中担任副首相。1944年，拉斯基时任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自从1937年后，拉斯基一直被党的支持者们选入这个委员会，而且经常是高票入选。正是基于其作为工党执委会主席的能量，拉斯基毅然给艾德礼写了一封引人关注的信，在信中他提及自己“强烈地感到如果您继续担任党的领袖，将是对我们在即将来到的选举中获胜希望的一个严重的障碍……您辞去领袖的职务将是对党的一个重大贡献” （Harold Laski：A Life on the Life，p．481）。无论人们对这则材料作何感想，我们都很难将拉斯基与一个醉心取悦重要人物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拉斯基的整个生涯都被那些他心甘情愿勇于直言的插曲不时地打断［本句原意疑为：“拉斯基的整个生涯时有他心甘情愿勇于直言的插曲”。——上传者注］。在这些事件中拉斯基所激怒的不仅是那些反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阵营的人物，还有那些工党的领袖人物。休斯·道尔顿——这位后来的1945年工党政府财政部长——便是其中之一，他指斥拉斯基是一个说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身材矮小的闪米特人”。 多元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拉斯基起初是一位多元主义的倡导者，他那时认为国家不过是众多社团当中的一个，并不应比其他社团享有更多的忠诚。这正是其早期著作如《主权的基础》（1919年）和《政治典范》（1925年）的主旨。1920年代后期他逐渐认识到，这种国家观的问题在于，国家并不仅仅是众多社团中的一个，因为它被赋予了其他社团并不享有的一定程度的权力。国家权力也许可以被限制、被竞逐、被推翻，国家权力也许不过是社会上强权势力的工具。但无论如何，用韦伯的表述，国家机构确实被赋予了合法化使用暴力的权力。多元主义的力量并不在于它对国家特质的描述，而在于它坚持国家并不能仅仅因为其为国家而有权享有任何特别的效忠。国家也许有能力强制服从，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拉斯基从未背离这种多元主义的观点，从未背离这样一种立场——一个民主的社会必须重视、培育和强化给予社会生机和公民有效意义的社团。另一方面，拉斯基不但逐渐意识到国家不仅是众多社团当中的一个，也意识到他所致力于建构的新社会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效能的国家。这并没有使拉斯基变为一个“国家主义者”，但使他最终承认国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的一个基本的、必不可少的资源。拉斯基痛恨专制，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这一点，连同他要求一个充满生机的民主社会的意识，在他的思想中引入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紧张的元素。这种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力之间的紧张，是任何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之性质与难题的严肃思考的一部分。 正是在1930年代早期，在1931年英国工党政府倒台和希特勒在德国崛起当权等事件的冲击下，拉斯基的思想呈现出其与众不同的特质。在那之前很久，拉斯基已经开始意识到“政治权力是经济权力的侍女”。这一观念他并非得自马克思而是得自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詹姆斯·哈林顿。但是，他对此前基本未加重视的马克思的兴趣与日俱增，有利于加强他关于上述观念是理解政治的一条关键线索的看法。另一方面，拉斯基试图奋力挣脱将政治呆板地解释为经济权力之必然产物的经济决定论的陷阱，与之相反，他致力于探索在其后的岁月中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重大问题——政治的“相对自主性”。 这直接影响了拉斯基此后著作的主旨，亦即自由民主制度是否可以伸展得足够远，以包容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产生宪政秩序范围之内的革命性变革的问题。 这一问题对于有几类人并不真的成问题。有些人的答案显然是“可以”——只要有多数意志的支持，议会民主可以容纳任何程度的变革。也有一些人的答案显然是“不可以”——任何带来根本性变革的企图都将使得掌权者抛弃自由民主、拥护威权主义。近年来还有一些人，相信社会主义已经死亡、资本主义将万世永续，对他们而言，这一问题根本不存在。拉斯基本人非常希望的答案是“可以”，他也经常将其作为一个可能的前景书写。但他也非常担心答案也许是“不可以”：他在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中看到，一旦政治体系看起来不再能够担负为其服务的目的，统治阶级在默许、纵容颠覆宪政秩序上可以走得多么远。 这种不确定感弥漫于《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3年）、《国家的理论与实践》（1935年）和《英国议会政府》（1938年）等著作中。这种不确定感并没有减损它们的关注，但或许需要对这一问题加以多少有些不同的考虑和处理。也许很容易想当然的是，统治阶级将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止现存社会秩序的颠覆——在其中，他们是主要的受益者，而且他们很自然地相信那是最可想望的社会。真正的问题在于别处，亦即在于统治阶级的能量能够大到什么地步来阻挠一个忠诚于其宪政程序之政府的意志——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支持者的力量、其激进分子的热忱和政府自身的决心。 纽曼正确地强调了拉斯基对革命和暴力的痛恨——这使得拉斯基一次又一次地警告，如果激进改革的要求被顽固地阻塞了，那么就存在一种真确的导致社会动荡与暴乱的危险。拉斯基也警告这种暴乱即便成功了，也只能导向独裁。相反，拉斯基所想望的是“一致同意的革命”。他的想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1941年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信，相当怪异地建议在一个超前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计划的基础上，丘吉尔在战后应该继续领导一个联合政府。同样也是这种对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想望，使得他向艾德礼及联合政府中的其他工党部长施压，要求政府致力于这样一种计划。拉斯基的这些行动是错误的，但其背后的动机却是绝对值得尊重的。如果没有其他路可选，革命性的暴乱也许是一种必需。但它是一种可怕的必需，将导致残暴无情的、得不偿失的后果。值得赞扬的是：在左派的其他许多人还没有认清这一点的时候，拉斯基就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 如果拉斯基仅仅满足于教学、出书、写文章，如社会对于伦敦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所预期的那样，他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成为两本大部头传记的主人公。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分析国家（《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起源（《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和英国政治体系（《英国议会政府》）的先驱性的尝试，拉斯基的一些著作具有持久的价值。不过，他的许多其他著作主要是一种历史的遗产，反映了一名非常天才的、睿智的左派政治理论家在战时年月里的特殊关注和困境。 拉斯基的政治参与但是，正如克莱姆尼克所指出的，拉斯基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确实，拉斯基是他那个年代最公共的知识分子，他个人深深地参与政治和许多正义事业，从捍卫公民自由（他是“公民自由全国委员会”的一位创始成员）到不懈地倡导印度的独立自由。正是这些个人参与及其引发的所有争议，给予拉斯基的生命以一种特别的意义。也正是在此，最为直接地呈现出一位带有其特殊的个人印记的左翼知识分子与其所身处的战时岁月经历之间的紧张——特别是他与美国、苏联和工党之间的关系。 拉斯基非常热爱美国，但在他访美期间的演讲和报告中毫不含糊地严辞谴责美国商业。他的被过分低估的著作《美国民主制》（1948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关于自由企业制度对美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造成的破坏的一曲经久不息的挽歌。早在麦卡锡之前，在1940年代晚期开始摧毁“老左派”之际，拉斯基便已有被骚扰和迫害的个人经历。当拉斯基1948年最后一次访美归来之后，他伤心地说：“我很高兴我有一张回来的票。” 当人们现在哀叹拉斯基缺乏政治判断的时候——这些人或者本身太过急于捍卫苏联那些站不住脚的方面，或者至少对斯大林主义的憎恶保持一种审慎的缄默；拉斯基则追求在欣赏布尔什维克革命所表征的积极一面和谴责独裁及其缺陷之间保持难得的平衡。回想起来，我们很可以相信拉斯基低估了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统治体系，压迫和恐怖是其内在的一部分这一本质特征。隔着如此遥远的时间距离，我们很难意识到拉斯基所试图维持的平衡是多么危险和不确定。但他确实维持了，他避免了标记于韦伯夫妇为苏联政权辩护的《苏联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那样的肤浅——这本书在1935年出版时还带着一个问号，到了1937年再版之时问号已经去掉了，而那正是苏联大清洗审判的时候。［注：拉斯基在美国的文学性周刊《星期六评论》中发表了对这本书初版的评论，又在1936年3月的《政治学季刊》中发表对此书第二版的评论，两次的言辞都不甚有利。］ 不过，拉斯基是通过他与英国工党的关系，才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为引人注目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正是在他与工党的关系中，拉斯基是最为分裂的。1937年之后，随着拉斯基被选入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他经常与党的领导处于争拗之中。拉斯基在1932年社会主义联盟的组建中发挥了作用。它被视为工党内部的一个社会主义压力团体。尽管拉斯基对共产党有敌意，但他完全支持社会主义联盟主张与共产主义者建立“统一战线”的提议，党的领袖们则对此坚决反对。同样令党的领袖们不喜欢甚至嫌恶的是那些拉斯基不仅直接向他们施压，而且还经常在演讲和文章中无止无尽地加以辩护的政策。 拉斯基是在1945年的大选中家喻户晓的，因为丘吉尔决定将他——其时工党的主席——塑造为一个恐怖的妖怪，一位将主导负责向倒霉的工党政府发号施令的、晦暗而阴险的干部核心的人。这一形象又因拉斯基对艾德礼在大选结果将要揭晓之际接受丘吉尔陪同其参加波茨坦会议之邀请的反应而强化了。在接受邀请时，艾德礼说这将“维持并向全世界展现我们对于过往五年所保持外交政策的一致”确实是“重大的公共利益”。拉斯基最为反对的正是这里的“外交政策的一致”，他响亮而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纽曼非常正确地强调了拉斯基是多么有先见之明地预言了冷战的来临。但是，在这个以及所有其他真正重要的问题上，拉斯基从事的是一项毫无希望的计划，因为他试图说服工党领袖们采纳他们完全反对的政策和立场。有的时候，拉斯基意识到他的计划是无望的，有的时候，他会辩称并非如此，他会告诉他的学生，评论者最好进来工作而非置身事外。 但和表象正好相反，拉斯基本人也从未“进来”。当工党的领袖们觉得便利时就用用他的才智，但多半会忽略他的建议。当拉斯基在1949年离开全国执行委员会之后，写信给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说：“几年内没有什么比离开工党执委会更让我感到解脱的了……弗里达是多么正确地告诉我，我自己没有权力的庇荫就接受责任是多么傲慢。”（Harold Laski：A Political Biography，p．350）推动拉斯基行动的是一种幻想而非傲慢。他幻想那些权势人物，或者至少是在位的时候，能够以某种方法被转变过来，从国内的温和审慎的改革者、国外的早期冷战斗士，转变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筑师。 拉斯基为做像他那样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他在工党的支持者中甚受欢迎，但他却被那些具有保守主义信念和倾向的男男女女憎恨和辱骂。当他在起诉《纽瓦克公告》诽谤的司法诉讼中败诉时，许多人欢欣鼓舞。《纽瓦克公告》报道拉斯基在1945年选战中在纽瓦克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我们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改革，我们将毫不犹疑地使用暴力，哪怕它意味着革命!”这场诉讼是由一个具有一定财产资格的男女组成的“特殊陪审团”审理的。这场诉讼的失败对拉斯基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诉讼过后不久他对我说：“对于一位教授而言，经历‘阶级的公正’不是一件坏事。”尽管如此，他还是发觉阶级的公正——或者毋宁说阶级的不公正，非常难以忍受。 在1930—1940年代，拉斯基非常紧密地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联系在一起。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人而言，拉斯基就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者由此也获得了“红色”学校、革命温床的名声。这一名声其实是相当没有根据的。拉斯基确实深深地影响了一大批学生，特别是许多来自印度的学生，他在印度也是一个饱受尊崇的人物。然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无论如何不仅仅是一个左翼的学校，事实上，它的经济学系有罗宾斯和哈耶克，是反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堡垒。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与其说拉斯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一大群同阵营的社会主义同侪当中的领袖，毋宁说他在那里是一个孤立的人物。托尼是一位与拉斯基友好的同事，但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与拉斯基相当不同，他对工党内外的左翼并无同情。绝大多数的学术“共同体”，无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内部还是外部，常常带着一种勉强的崇敬、迷惑与不友善相混合的眼光看待拉斯基。对于非常关心获得那些权力财富掌控者好感的校方而言，拉斯基的宣言、活动常常是重大的难堪与烦扰的源头。即便是在这个拉斯基深深热爱的机构里，他在某种程度上自始自终都是一个局外人。 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曾非常妙地形容弗洛伊德“打扰了人类的沉睡”。关于拉斯基，我们或许不能下这么大的断言。但是，他确实深深地扰攘了1930和1940年代的许多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甜梦。他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典范。今天左派急需更多这样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