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密利本德 作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拉尔夫·密里本德 (1995) 在国际左派阵营中，拉尔夫·密里本德就像一座灯塔。他集中体现了一个创造性的独立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且在确定批判事业的主题这个问题上，他也一直发挥着领导作用。他与１９５６年后英国新左派的涌现以及随后数十年间马克思主义学术的繁荣活跃，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像爱德华·汤普森在社会史或雷蒙·威廉斯在文化研究中一样，拉尔夫·密里本德在政治学研究中也发挥了领导作用，一方面是正本清源，另一方面是奠定基础，这种基础就像他自己曾经说的那样，是”一种长期缺乏的，也就是说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根本导向的、批判性的和非神秘化的方法」[1]。对于我们而言，如同汤普森、威廉斯一样，密里本德所实践的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获益匪浅。当代许多指责认为，经济主义、决定论或者极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固有的东西，而密里本德的实践则证明，这些不过是最拙劣的陈词滥调、最粗鲁的滑稽模仿的一种复归。 与此同时，也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其它知识分子贡献更多的是，拉尔夫．密里本德一直致力于证明保有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前景的必然性，并通过建构一种替代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社会主义，探寻促进这种制度实现的可能性。他的这种社会主义实践方案既没有受到列宁主义也没有受到工联主义的拖累。即便是遭到诸多政治失败以及近年来左派知识分子遭到谩骂、纷纷逃避的情况下，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这种主张。 我认识拉尔夫·密里本德已经２７年了。他是我的老师和论文指导教师，后来一度成为短暂的学术同事，过去十年我非常荣幸地和他一起担任《社会主义纪事》的主编。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１９６２年，他写文章缅怀C.赖特·米尔斯，沉痛哀悼自己的好友去世。现在，我终于体会到拉尔夫本人当时的感受了。我不想单独撰文评价他的工作。但是，我想我一定要写写他的为人为学。[2]这就是我要在这里做的事情。我会适当引用他自己的话，包括引用他的一些现在不太容易找到的著作中的话，以及那些理解和赞赏他的人的观点。 从布鲁塞尔到海格特：一个年轻人的个人朝圣１９８３年，拉尔夫亲笔写了一份八页笔记（本来打算写的政治自传）。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他早年生活的辛酸以及父母给他的持久影响。他１９２４年出生在布鲁塞尔一个波兰犹太移民家庭，除了１９３７年到巴黎短暂拜访过亲戚外，拉尔夫在布鲁塞尔渡过了生命中的第一个１５年。他们家在布鲁塞尔的圈子都是些地地道道的犹太移民：他们共同的语言是意第绪语（他们仅仅接受了那种语言的初等教育），大部分人会说一些糟糕的法语。这些移民密切关注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连同他们自己在波兰和俄国反犹主义中的经历，共同增强了一种孤立文化。这种文化反映了这样一种感受：「在外边的世界里，犹太人或多或少被敌视，至少被怀疑，得不到信任甚至理解。」[3] 尽管置身于战争期间的这种犹太移民文化，但拉尔夫的父母拒绝被这种文化禁锢。他母亲波兰语非常好，这在圈子中「极为罕见」。在圈子中「最不寻常」的是，她是「一战」后来到比利时的年轻未婚女性，自学的法语也相当好，而且也突破了那种把犹太移民和非犹太世界隔绝起来的障碍。「她天性开朗，爱和人交往……她可能第一个在我的精神中培养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以后学有所长的人，其实就是律师。」 不过，是他的父亲──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犹太人皮革工匠──使他对政治产生了兴趣。拉尔夫年轻时成为律师的自我想象实际上源于他父亲对一个巴黎（犹太）律师迈耶．亨利．托雷斯的喜爱，通过新闻报导，年幼的密里本德见识了托雷斯在诸多重要案件中的表现。１２岁的时候，拉尔夫就和他父亲一起密切关注法国政治，他们甚至「一起正儿八经地讨论法国每天发生的事件，政局的变化，这个那个领导人的优劣」。事实上，他们关注的对象是法国政治而不是比利时政治，与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列奥·布鲁姆有很大关系，后者于１９３６年成为人民阵线政府的总理。 我的父亲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但肯定是左派，虽然是以一种游离的方式。「一战」刚刚结束后的一个短暂时期里，他曾是华沙的波兰社会党的积极分子。我家的政治氛围是通常而宽松的左派：无法想象犹太人，我们这种犹太人，一个犹太出身的工匠，个体经营的，贫穷的，说意第绪语的，没有被同化的，没有宗教信仰的工匠，竟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是非教条的。右派大多反犹，左派很少或者根本就不反犹──毕竟布鲁姆是法国总理。 尽管记得母亲因为他了解政治而自豪，以及父亲赞同他的观点，不过，至少在近年来回顾自己的年轻时代时，拉尔夫并不认为自己具有特别的政治意识。虽然那时他已经阅读了许多法国经典文学作品，但是他记得在１５岁之前没有读过任何一本政治著作。只是由于想和他最好的朋友（后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因为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而被杀害）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１９３９年１５岁时，他才不情愿地加入了平生第一个政治组织，犹太复国主义左翼青年组织「青年卫士」。正是在这种语境中，他「发现了《共产党宣言》，尽管不是以一种盲目的被迫方式」，并参与了「关于世界时局的讨论」，这种讨论以伦敦城和张伯伦为反面典型。 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６日，拉尔夫和他的父亲在纳粹入侵前徒步逃离布鲁塞尔。他们一直走到奥斯坦德，原本想逃往尚未被占领的法国，后来改乘最后一艘船到达英国的多佛。拉尔夫的母亲和妹妹则想办法躲藏在战前认识的一个比利时农家而避开了纳粹的魔掌。在这个农家及邻居们的保护下，战争期间，她们和另外１８名犹太人就一直隐藏在那个距离德国军事基地仅数公里之遥的村庄里。 拉尔夫和他的父亲于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９日到达了英国后即前往伦敦。在那里，他们先是短暂寄居在奇斯威克一个犹太商人家里。后来，他们以难民的身份向一个女房东租了一间房子，房租和几先令的餐费由市政厅的公共基金提供，直到他们找到了一份从炸毁的房屋里搬运家具的工作。１９４０年夏，即到达英国之后只有几个月，１６岁的密里本德有了另外一次决定命运的旅行。从拉尔夫４３年后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令人恐惧的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对于他来说究竟是怎样一段集中的政治沉思期： 我独自来到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墓前进行个人朝圣，那时埋葬马克思的地方依然简朴，有一块不大的石碑，而不是现在的巨大纪念碑，显然，这个地方现在已经被斯大林主义玷污了。那是一个非常炎热的下午。公墓彻底荒芜了，天空蔚蓝，艳阳高照。我记得我站在墓地前，握紧拳头，暗自发誓我将忠于工人事业。我想不起来确切的模式，但是我对其中的要点确信无疑；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或是共产主义者──确切的标签没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在自己在行动中有多忠实地遵守了誓言：我确信我应该做得更多，而且永无止境。但是，从那一天起，我从没有放弃这个信念：这是正义的事业，我属于它。 多少年之后拉尔夫幽默和诚实地指出年轻时的誓言绝非自我欺骗。他站在工人一边，但是： 另一方面，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无意成为一名工人。在这里，我已经接受了的母亲的期望，她相信我可以在体力劳动之外往更高处发展……当秋天伦敦遭到轰炸的时候，我们（即拉尔夫和他的父亲──作者注）开始工作，即从炸毁的房屋里搬家具，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虽然我们５～６个搬运工的头头和卡车驾驶员（除了我们之外所有的英国人）相信起码可以做得更容易，在午饭后，车停在奇斯威克的高街后，我们去电影院，汉默史密斯的高蒙或康莫的下午场电影，或以其它方式打发时间，比如去英国皇家植物园转转。不过，我们工作起来还是很辛苦的；当然，我们也发现了中产阶级的吝啬、势利和友好；我还在这些特定的非熟练工人阶级身上看到了那种友善、狡猾和冷漠的奇妙混合，对主人，他们装作顺从，实则鄙视。 不久以后，他的正在成长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变得更为可靠。他尽可能多地待在奇斯威克公共图书馆，阅读《工人日报》和其它一些早报、《劳动周刊》和《基辛档案》，正是在那里，他读到了哈罗德·拉斯基的著作。既然和（拉尔夫此前从未知晓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联系上了，所以他申请做拉斯基的学生，而且令人非常吃惊的是，居然被接受了。拉斯基对他的影响是直接而持久的：「他的学识，他的睿智，他对学生那么和蔼可亲，居然认识那么多大人物和权贵，这让我这个１７岁的学生十分着迷。」[4]在皇家海军服役三年后，拉尔夫回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研究，和拉斯基的关系十分密切，直到１９５０年拉斯基５６岁英年早逝。当他在做《法国大革命时期（１７８９－１７９４）的大众思想》博士论文的时候（他是为了完成博士论文而苦熬多年的研究生之一），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得到一个初级教职。在那里，他一直待到７０年代初（其间曾到芝加哥的罗斯福学院有过一次短期任职，后来芝加哥的黑人市长哈罗德·华盛顿就是他那个时候的学生之一）。 政治学教师拉尔夫·密里本德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但是他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关系长期以来却非常不愉快。与它显现的声望相比，伦敦政治学经济学院始终不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地方。在战后那些年里，任命教职通常要考虑改变那种激进的声望。密里本德认为，对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系来说，拉斯基的英年早逝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至今也没有复元，或者我可以更准确地说，从那以后根本不允许它复元」[5]。拉尔夫以一种特有的幽默把战后政治系大多数老师传统的狭隘视野，比做多梦茜·帕克尔在一出喜剧里所描写的「人类情感运行的全部范围就是从A到B」。这就是当时的思想风气：把重大的问题从「严肃的人的严肃思考」中排除掉，「所谓严肃的人就是那些不会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政治系的其他老师，在听到对英国现有统治阶级的批判性观点时，会立即反驳说：不是这样的，而且它的好的一方面是……」[6]。 密里本德不是那种愿意将就同所谓「学术共同体」中的同事之间差异的人。就像１９７２年他在利兹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就职演讲中公开提出的那样，他「非常具有多疑精神」[7]。在对待１９６８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名的学生造反问题上，他的同事的反应让他有了这种看法。[8]他当时对学生给予了有原则的但是冷静的支持，而学院也因为学生运动整个学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关闭了，他感到了大部分同事对这件事的反感： 急躁、愤怒、生气、害怕、蔑视，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显得完全不可理解，不管如何，这些人至少被认为是有兴趣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和理解的。在不同的传统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管理者和教师不理解他们的造反学生关心什么，也不打算去真正地了解。他们沉迷于成见之中，这些成见和学生有时形成的成见一样粗鄙。 值得注意的是，在米尔斯逝世后不久撰写的评论文章中，密里本德准备批评C.赖特·米尔斯，他认为米尔斯关于知识分子的进步作用的信念存在错位，即：「一个自由的人有义务帮助其它人获得自由。如此浪漫天真的观点是令人尴尬的；它构成了威胁。难道不是他自己在学术伙伴中树立了敌人吗？」实际上，就有时候在学术伙伴中引起的敌意而言，可能很少有人会去在密里本德和米尔斯之间做出选择。差别在于，就像密里本德所说的那样，米尔斯「站在左派一边但不是左派，他是一个孤独的游击队员」[9]，而密里本德总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知识分子共同体。他可能是如最近有人给他的赞语中所说的「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10]但是政治学协会当然不构成他所谓的共同体；他感到自己所属的共同体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足以包括那些虽然从未上过大学、但至少在劳工运动中的人。 拉尔夫发现自己在发展共同体方面的各种作用是在大学之外，但是他强烈地觉得有义务在大学中培养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当他和利兹大学校长会见的时候，校长鲍耶尔爵士（前保守党内阁总理）问他对于政治系以后有什么抱负，他立即回答说，他想让它成为欧洲最好的社会主义政治系。如果说鲍耶尔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吓得收回成命，那是因为他有一种撒切尔夫人所鄙视的、保守党人固有的文明而大度的「错误」的行为做派，能够辨别出拉尔夫主张中显而易见的正直：「教政治，如果他是左派的话，要对构成社会主义议程的所有事情的有一种不妥协的追根究底的精神，以及对每一种规划、每一个文本和每一个历史图景和当代图景有一种不妥协的追根究底的精神。毕竟，马克思说过他喜爱的名言是『怀疑一切』。」[11] 实际上拉尔夫总是很为他的老师志向和职业而自豪。拉斯基曾经培养了他，他把拉斯基当做最伟大的政治学老师，拉斯基的作为对他的影响巨大。C.赖特·米尔斯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他向新一代学生成功地陈明了大部分老师设法去掩盖的东西：坚持不懈的、批判的、中肯的和学术的社会分析和调查；但是不要像殡仪馆处理尸体那样，不带感情地去处理问题；承诺不需要教条；激进主义不是艰苦思考的替代物」[12]。拉尔夫想引导他的学生参加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共同体与大学共同体那种「舒服到令人倒胃口」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温柔地说「是的」的沙沙声，学生酒吧的醉话，或者是虚情假意的相互问候，让拉尔夫产生了这样的观点。他和学生们想寻找的共同体是：「首先，或者必须是进行真正的理论研究；关于这种工作，学生们必须被告知的第一件事情不仅是艰苦和要求严格，而且大部分工作也是寂寞的。在那里首先是自言自语然后才是对话。」他对学生有高的期望：他们需要「走开，阅读，尽全力解决问题然后回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他也是同等地要求老师这样做： 每个人都热衷于讨论和对话。但是真正的讨论、对话和质疑──没有阻隔的和不论资排辈的──并不容易；这样的对话排斥专制的灌输，威胁着或者折磨着每一个权威人物……在教学上要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当然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上我们要比学生了解得更多。但是我们是否总是知道得更好这一点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如果「更好」意味着我们对政治系统的动态有更深刻的洞察力或者是对警察行为有更深刻的洞察力，那么我能想象得到老师们不会比他们的学生了解得更好，甚至是十分糟糕。[13] 密里本德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一个关于当代社会主义问题的著名研讨班。在这个研讨班上，他鼓励学生七嘴八舌，虽然有时候我更喜欢他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在上课的过程中他会更多地去弥补。拉尔夫是一个天才演说家，自从他去世后不止一个人评价说，左派政党没有利用好他作为一个演说家的巨大能力是多么令人惋惜。但是拉尔夫从来没有对此后悔。他知道他作为公共演讲者的才能在大量的学生那里没有浪费，这些学生聚集在一起聆听他规划、精心制作、付出了大量精力、智慧和热情的论题。 我自己就是一个例证。１９６７年，２２岁的我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报名参加了一个完全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班。（在英联邦奖学金申请表上我错误地说我想研究经济计划。）我坐在那儿，疲劳且忧郁。这时，一个后来参加即将到来的造反运动的学生，一个老是从我身旁路过的加拿大人看我有些可怜，告诉我可以去五楼听「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课。那天的主题不是马克思也不是米尔斯，而是戴高乐的回忆录，在不知不觉之中展现了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阶级结构之间的关系。就像拉尔夫常常干的那样，他巡视着拥挤的报告厅，用三个或四五个比喻来修饰一个论点，他盯着某人的眼睛，目光炯炯有神。这次，他抓住了我。目光确实炯炯有神。下课后，我迫不及待地跑到研究生秘书那里报名参加政治社会学研究生课程，但是被拒绝了：太迟了，而且名额早已满了。在他下一次讲课结束后，因焦急而发抖的我等着密里本德博士，想看看他能否帮上忙。我立即明白了这个最慷慨的老师在支持一个被鼓舞的学生方面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我认为，他决心激励学生确立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的工作事关政治，这一点使他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老师。他使我们确信仅仅知道怎样批判传统政治科学和社会学是不够的，而且一个政治上紧要的事情在于超越先锋姿态和口号，并且让我们致力于建设一门充满活力的、不屈不挠的和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我们这些跟随他做博士论文的人从来不会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个学位和一个教职而写一篇论文。我们写一部书──他经常影响我们的──是为了在促进进步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从最理想的意义来说，他总是公平地对待我们。只要是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那间阴暗的办公室接受个别指导，我都能够感受到真诚的欢迎，接下来，往往是建议我们到伦敦的斯特兰德喝杯咖啡和吸一支烟继续我们的讨论。「我不会替你写你的该死的论文，列奥！」当我有一天向他抱怨我所遇到的一些僵局的时候他打击我，我马上理解了，他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的意思不仅是明显的，而且我开始明白在这个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方面，自己比他更加专业一些。即使我感到自己没有他了解的多，他也一直对我说你知道或者能够知道得「更好」。 我的个人经历并非是唯一的。实际上，我的论文只是他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初指导的２５个或３０个人的博士论文之一。这个数字我一辈子也赶不上。他是如此受欢迎，部分是因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吸引了众多的激进学生，因此教师队伍中为数甚少的激进份子不可避免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同时这也是因为拉尔夫非常热心、幽默、开明和慷慨。和他一起做研究的不只是那些最激进的学生。因为他没有时间去搞教条主义，所以实际上拒绝了许多好战份子，却吸收了很多其它方向上的学生进入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共同体。 在担任利兹大学系主任之后，他对「学者共同体」的概念的厌烦也许并不奇怪，管理一个系让他感到不开心，他也不太擅长管理一个系。像其它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７０年代后期他开始在北美担任不少一个学期的教职（波士顿的布兰代斯大学，多伦多的约克大学，不过，他主要待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在北美学生给他这个老师的赞扬中，有一封来自马克·纽菲尔德的信。８０年代中期，他在渥太华的卡尔顿政治经济暑期学校听过密里本德的课，现在他在特伦特大学教国际关系。在这封今年夏天收到的信中，他特别好地抓住了密里本德作为一个老师的特点： 那时候我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尽管我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来到卡尔顿的，但是我还是想寻找另外一个立场。没有一场斗争，我是不会放弃我的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政治立场的──我把斗争带到了拉尔夫·密里本德的课堂……不管怎样，我记得我用加尔布雷斯所谓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等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在适应政治的过程中集中的观点。我记得课堂上很多人跳起来反对我（我确信他们是冲着我来的），让密里本德忽略我的问题而去对待更重要的问题。但是他很快使他们安静下来，响应说，加尔布雷斯的观点是重要的，必须理性地讨论它。然后他进一步指出值得考虑的细节……他给予我的期望值深深震憾了我，我想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每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工作的人不必牺性精神的严谨或道德操守。（你必须理解，我是在一个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都充满敌意的环境中长大的，那个环境比北美的通常情况还要敌视马克思主义。） 新左派时期的政治著作「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精神严谨和道德操守」，这句话界定了他的政治立场和教学生涯。他的教学和著作是一个全面的长期的政治学规划的重要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学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思想觉醒和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遇到的道德破产中的复兴。就此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拉尔夫比英国新左派中他那些著名的同时代人更了不起。 英国新左派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它的出现比６０年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青年激进运动普遍高潮期──这种高潮在１９６８年的反越战示威、学生造反和车间工人暴动中达到顶点──要早[14]，而且在于在它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它更加自觉，更加有创造性，更加马克思主义，也更直接地与工人阶级文化和政治联系在了一起。在一个关键时刻：１９５６年６月，爱德华·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勒一起油印出版了英国共产党的一个内部刊物《理性者》（后来在一些别的地方被叫做「非法出版物」）。一年后（先后被党内停职，然后退党），他们创办了独立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期刊《新理性者》（报头援引了马克思的话：不去驳斥错误就是鼓励思想犯罪。）[15]在群星荟萃的编辑委员会中（包括多里斯·莱辛、罗纳德．米克、米歇尔·巴洛特·布朗；彼得·卫斯里），拉尔夫是唯一一个不曾加入过共产党的人。５０年代早中期，密里本德是工党内部比万左派一个不快活的和散漫的支持者。同《新理性者》以汤普森、萨维勒为代表的那些「民主的共产主义者」在一起，密里本德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政治同盟军。 拉尔夫最优秀的品质之一就是他的一贯准确的判断力。这一时期他所得到的十分独特的称赞就是（他认为）需要在新左派内部营造能够表达不同观点的宽松空间。当１９５９年《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１９５７年由一群特别早熟的牛津大学研究生主办的，其中包括来自牙买加的斯图亚特·霍尔和来自加拿大的查尔斯·泰勒）合并为《新左派评论》的时候，密里本德敏锐地察觉到两个编辑部中都存在的反对合并的倾向。尽管（或者更像是因为）他能够和两个群体都相处好，密里本德意识到「两个杂志各自代表着思想和经验的非常不同的趋向」，他做出的区分是，《新理性者》群体代表着属于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而年轻的牛津大学激进份子代表的是为了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新左派评论》很快就出现了危机困扰，佩里·安德森１９６３年作为主编接管了《新左派评论》，随后他和汤普森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分歧，这些都证明了密里本德当初的忧虑是有先见之明的。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１９６３年４月，密里本德、萨维勒和汤普森发起了能够体现《新理性者》所鼓动起来的精神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年度调查。当时，尽管汤普森在《新左派评论》深感苦恼之后借故退出共同编辑部，但是在《社会主义纪事》中，他用了大量篇幅睿智地反击了《新左派评论》的年轻孩子们。密里本德试图淡化这场争吵，并发挥了一个编辑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但对于那些他感到放弃了或者损害了社会主义规划的人，密里本德是不宽容的和无情的。《新左派评论》那些聪明的年轻同志当然不属于这种情况（１９６３年安德森２４岁，而密里本德和汤普森都将近４０岁了），他十分关心他们之间的争论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力图以这种方式避免完全分散的新左派集体发展到其建立一个新基础的巨大潜力一下子消失的地步（而汤普森则悲观地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16]密里本德和《新左派评论》相关人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早些年，他特别促成了他的好朋友伊萨克·多伊彻和他们之间的联系。 英国新左派所开创的精神空间，给当代学术界留下了广泛而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在文化和政治意识方面，它对众多知识分子和学术圈之外的积极分子（特别是英国的）也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但这个理念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实践，即去发现新的社会主义政治。密里本德比其它人要更加坚毅、更一贯地致力于这种挑战。的确如此，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贡献就是清楚直接地阐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实现那种挑战。 首先，在英国的语境中，左派第一个要务就是确定首要的工作，正如他在《社会主义纪事》第三卷中所提出的： 工党仍是「工人阶级政党」，在这个意义上，目前没有别的重要的政党取代它。当然这一直是英国社会主义的根本难题，这不是一个好像马上就能解决的难题。首要的步骤是现实主义地看待工党，能够期望它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这种观点的依据只是在于，社会主义者可以开始讨论所有任务中最重要的任务，即创立英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17] １９６１年密里本德出版了《议会社会主义》，很快被普遍认为是英国新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在工党的内部危机即反对领导层将党的纲领简化为社会主义政策的修正主义倾向中，该书在学生和工党积极份子中都显示了巨大的影响。密里本德详尽地考察了自从１９００年以来工党主义政策的历史，提出了一个清晰的观点：一方面，修正主义的观点在党的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另一方面，他也揭示了在当下语境中的修正主义的本质，即「工人运动和当代资本主义之间大和解的内在不稳定性」。密里本德证明，包括大多数劳工左派和工会持有的工党主义，总是教条的，它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对代议制的传统解释。这就把领导从大众党中孤立出来，使他们不愿和不能用激进的目的教育和动员它们的阶级成员和基层积极分子。密里本德有一个观点，即：即使工党领导层「通过寻求他们所谓的民族政策而总是试图掩盖它的阶级性」，工党仍然是一个阶级政党。通过这个观点，他预见了十年后在「富裕的」工人阶级和工党政府之间爆发的冲突。他的研究也指出了政党内部的合法性危机。这一点也刻画出８０年代后作为一个组织的工党的特征。的确，在批评１９５８年罗伯特·麦肯齐著名的英国的民主精英理论（熊彼特的观点，还掺杂了大量伯克的观点和一小部分罗伯托·米谒尔的观点）时，密里本德不仅预见了导致了体制性反叛的政党活跃份子中间的「彻底的徒劳和挫败感」，而且预言了２０年后支持党内民主的所有关键性争论。[18]但是正如他预见了愈演愈烈的党内造反一样，对于党内改革的界限的严谨分析，以及在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中间更多更伟大的洞见也使他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１９６６年，他指出：「对于工党的社会主义者而言，去相信……在任何实际的或总体的意义上使工党领导转变为左派的前景，这是不可能的或不现实的。」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在当下的议事日程中建设一种取代工党主义的大众政治是十分必要的。密里本德坚持认为，共产党在过去负担太重，做事情太官僚化和缺乏意识形态的创造性。对于各种各样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它小政党来说，他们的宗派主义和独立性是他们坚持一种源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暴动模式的结果，这根本不可能获得自由民主的、发达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工人阶级的广泛而持久的支持。当整个问题的基础在于基于真正的大众需求的规划仍然不存在的时候，宣称自己是新的左派政党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使他回到了能够拓展社会主义者共同体的教学方式上来。正如１９６６年他提出的： 目前的问题不是某一个政党和政治上的联合，而是在社会主义教育方面全面而持久的努力，无论是在工人运动中或者是在可能适合的工人运动之外，社会主义者要跨越存在的界限，从传统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要耐心地和灵活地贯彻执行。这种努力不是要取代具体斗争中的直接参与，而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素。[19] 密里本德在增进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恰当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方面的重要性直接与此相关。密里本德这方面的工作开始于１９６５年在《社会主义纪事》第二卷上的一篇论文《马克思和国家》。密里本德非常清楚左派的全面失败──包括他提出的一个新的规划所面临的困难──与这项任务的内在困难有着关联，最大的障碍无非是统治阶级的实体的和意识形态的强大权力，以及他们用这种权力保卫他们的战略利益的顽固性。他最重要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１９６８年）和《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１９７７年）不仅指出了政治学的发展方向，而且超越了此前占据这一领域的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析。在资本主义权力系统的合法性丧失的进程中，这些著作可以看做密里本德对其所做的贡献。这些著作质疑了那些想要改变系统的人并且表明了怎样去实施的根本性的战略要点。 尽管没有详细说明，但是，现在把关于密里本德著作中引起争论最多的一些重要观点强调一下是特别合适的。第一个问题涉及他的著作的流畅性、文章一贯的清晰性、观点的机智风格、经验证据的丰富性以及对材料来源和概念的兼收并蓄。所有的这些方面赋予了他的著作一种「从流行模式中解放出来」的特点，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教育的广泛和持久十分必要。有人指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是「前理论」，掉入了精英——多元主义的理论框架（而这正是本书公开批评的对象），不仅在写作风格上而且在理论演进阶段都反映了一种急躁。然而，如果有比满足于马克思主义框架而无所作为的人更多的人去说明国家的新理论，那么，这么做绝对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不管怎样，批评密里本德掉入了精英——多元主义理论概念当然是夸张的。仅就《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来说，它使受到了英国的和北美的政治学教育的学生感到：他们能够做的不仅仅是要批判主流范式，而是要寻找到可以取代它的理论。密里本德让我们确信，这种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不过，他也阐明了这种马克思主义范式是一种没有和非马克思主义精神世界隔绝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它能够积极地把其它学料的最好的视野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中间来的话，这的确可以说就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需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不要错误地理解密里本德和普兰查斯之争的理论和政治意义，认为他们各自拥有不能通约的立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建构一个课程纲要时常常把他们处理为工具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被证明是一种误导。这不是说在方法、关注的问题和解释方面他们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差异。然而他们不会模糊课题的共同的地方，即提出一个相应的有细微差别的观念：西方的调节国家不是独立于资本的决定性权力，而是相反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和再生产的一体化的因素。两位理论家都认为国家相对自主于源于资本主义的直接压力，但是应当把这种自主性理解为在阶级冲突、经济领域的竞争性质和资本家阶级自身所导致的矛盾的背景下有效而稳定地保护系统的关键条件之一。因为他们都被一种希望所鼓舞，即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主义观点有助于阐明社会主义战略，所以他们的工作是一种建议，即进一步分析「相对自主」的各种变体，这也是一种在不同的国家和形势中评价超越界限的手段。这种界限就是：如果没有造成资本主义的信心危机和积累危机，改革就不可能进行。 如果他们只是止步于此的话，新的国家理论可能是一种无效的推论，但是７０年代末，密里本德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和普兰查斯的《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表明，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超越传统的矛盾而生硬的关于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框架。在密里本德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的批判当中，包括他对结构化改革概念（这个概念首先由高兹在１９６８年的《社会主义纪事》中提出）的拓展，在新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密里本德试图系统化地表达什么样的国家才是新的社会主义政治应当指向的目标，怎样通过一种立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行政多元论的战略（「双重权力」）来实现它。当普兰查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直接民主的乌托邦概念进行了尖锐批判的时候，当普兰查斯坚持认为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的代议制机构进行的时候，这些方面和密里本德提出的立场是非常一致和相互补充的。密里本德非常清楚，对新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这种发展很难走远。直到去世的时候，密里本德都忧心忡忡：他「无法充分地说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比如满足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严格和详尽的规定是什么」。因为没有「清楚地指出为什么而斗争」，不管它对当下的思潮影响多么巨大，新左派要建构新的政治这一承诺将不会实现。[20] 在１９９７年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出版前一年，密里本德已经在他的重要文章《继续前进》中表达了他的沮丧：「１９５６年之后的２０年，英国社会主义左派的主要问题依然是把自己的组织变成为一个有效的形态，能够吸引到实际的支持和坚守进一步成长的名副其实的承诺。」[21]非常不幸的是，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没有像密里本德想象的那样在社会主义方向下继续前进，而是像其它地方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一样，在８０年代资本主义的复兴中逐渐地失去了它们的方向。 当时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反对新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思想反动，因为通过回到保卫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方式寻求使资本主义复兴转变方向的人不在少数。这些涉及对相对自主概念的挑战，相对自主概念再次强调了国家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决定性。对于国家自主性方法的所有形态（斯科波尔、诺顿林格尔、柯平等等）来说，一个巨大的讽刺在于：它们的出现恰恰使国家的相对自主的界限得到了严格的验证。在７０年代中期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新时代，凯恩斯主义政策和社团主义结构的不稳定性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到了８０年代初，随着撒切尔——里根体制的兴起，政府和官僚们自豪地沉浸在一种意识形态中，即声称国家从属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需求的必然性，甚至从属于资本主义本身的标准和主张。经过十年的历程，当社会民主主义政体（包括瑞典的）发现回旋的自由受到了制约，即资本主义增长的新的局限、逐渐增长的资本流动性和对部分资本主义的更新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们不久就放弃了所有的借口：混合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不会依赖于且不必然包含资本积累的界限。陈旧的「后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修正主义」现在已经失去了市场，尽管它在５０年代有那么一些可信度。相比较而言，几乎没有一个学术理论不去适应它的时代，８０年代的国家自主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相对来说这种发展使密里本德困惑了，他在某种程度上（在我看来是过分地）容忍了斯科波尔的批评。[22]密里本德对学术界的渐变相当宽容（他对「学者共同体」从未有任何的幻想），可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共同体内的一点动摇却会使他愤怒，特别是在英国左派内部。在１９８５年《新左派评论》２５年纪念期刊上，密里本德发表了著名的批评性文章《英国的新修正主义》，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这个特点。他并不否认「对于传统和自满的社会主义概念已经有许多重要的洞察、必要的更正和批评……关注社会主义进展的人极其认真地采纳了」由霍布斯鲍姆、霍尔、拉克劳和墨菲等人提出的工人阶级的保守主义、重组和衰落、作为社会变革的主体的新社会运动的重要性或者其它需要关注的反对「国家主义」的市民社会问题。但令人不能忍受的是，这些观点常常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许多需要说清楚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战略的核心问题，例如着迷于新的社会主体与旧的社会主体、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虚假分化。 在这方面，他提出的观点如此重要而又显示了一个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激情和见识，以至于值得我们详尽地援引他的著作。[23]首先，社会主义主体，无论是社会运动或工人阶级，或者无论什么，来自何处： 新修正主义一贯低估了甚至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属于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的社会变革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事业，不仅因为工人阶级可能不支持它，而且因为统治阶级反对它，即使工人阶级踊跃地支持它，也将是艰巨的事业。「统治阶级」不是一个口头数字：它意味着非常真实的和强大的权力集中，与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合二为一，武装起来的重要资源，连同它的广泛的同盟，决定用它们来完全阻止对这种权力的实质性挑战。在我看来修正主义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这种权力：在对它的性质、意义和含义的分析和实际认知上大部分相关文本太简单。 第二，在变革的能动主体问题上： 组织化劳动斗争的首要性源自这一事实：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其它的群体、运动或力量，不能够构成对业已存在的权力和特权的实际的和巨大的挑战……这绝不是说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和平运动、生态主义者运动或者其它运动不重要，或者没有作用，或者放弃它们的分散的认同。绝不是如此。这只是说……像有人经常说的那样，如果组织化的工人阶级拒绝做这项工作，那么这项工作将不会完成；作为一个充满冲突的、逐渐增长的极权主义和残酷的社会系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将继续发展下去，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资本主义毒化了这个系统：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无法得到人道和理性的利用。 第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国家问题上： 统治阶级和它的同盟的权力能够被克服：但是这种克服要求一个有效的国家。这么说不是国家主义、精英主义、非民主和男性沙文主义（「国家是男性的」，或者没有意识到分类的危险。但是这样可以避免这些危险，即低估和否定国家的作用，而且试图在「双重权力」系统中把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合并在一起，在权力的民主实践和生产过程中的最大限度的自我管理以及生活的每一部分中这种双重权力把大众力量、政党、工会、工人委员会、地方政府、妇女团体、黑人议员等每一种积极力量都囊括在一起。但是国家在整个进程中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不仅要包容而且要征服社会主义运动的抵抗，还要履行许多不同的职能，包括在「大众权力」名义下对不同的和可能冲突的力量进行裁决……国家和它的不同的地方机构要能够对政治、市民和社会权力提供最终保护；国家将为反对各种性别主义、种族主义、歧视以及即使当资本主义被超越之后也将是常见的权力滥用等现象提供最终的援助。 特别让拉尔夫气愤的是，英国的新修正主义通过诋毁工党比万左派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特别是他们坚持一种非大众的社会主义立场。密里本德并不是一个幼稚地看待劳工左派的能力或前景的人。１９７６年他指出：「我的观点，我一直重申的，是工党的实际变革进程中的信念是英国社会主义者所有幻想中最为有害的。」[24]他没有改变这个观点，但是他认识到工党内的新的生力军，他们中受到了新左派思潮影响的大部分人，已经对党的历史上的传统的工党主义提出了最严重的挑战。他被一些讽刺激怒了，即忽视了由托尼·本和许多新的活跃份子把党的中心转向大众动员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以及误解了或歪曲了让议会领导人为党的会议所通过的社会主义政策负责的全部含义──这么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支持社会主义政策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动员工作能够继续下去。然而，和《卫报》上的观点一样，《今日马克思主义》上这些讽刺和误解都成为了老生常谈（确实，二者相互提供了这种误解）。当面对《大学与左派评论》的创立者之一的令人厌烦的评论时，即嘲笑本「在一个非常时刻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当工人阶级的信念终结了的时候」，密里本德的回应是严厉的：「在谴责英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方面，工党内阁中没有一个人像本（包括奈·比万）那样明确和专业。他几乎无可指责。应该受到诋毁的是其他方面，但这最好让社会主义的敌人来做。」[25] 密里本德没有宽恕自己。在批评新修正主义几个月之后，约翰·基恩致信《卫报》编辑部，回应密里本德在一个论坛文章中提出的在工党失败和边缘化后成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呼吁。「（密里本德的）理论著作的读者将会知道他是一个保守的阶级还原论者，敌视民主多元论。实际上，他的阶级和政党中心论将导致极端的先锋队政治：特别是极权主义、男权主义、内在的种族主义和亲苏偏见。」[26]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评论，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英国（不只是英国）思想争论的水平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深度，在国家问题的争论中密里本德坚持反对把国家权力还原为阶级权力，在英国左派中，密里本德最坚决地批评列宁的著作和实践中非民主的方面（这一工作开始于他在１９７０年的《社会主义纪事》中发表的知名文章《国家和革命》）[27]，但在这些方面，密里本德又被新「市民社会」理论家所诟病。 即使抛开试图把密里本德和种族主义捆绑在一起等等的卑鄙手段不谈，认为他受到了亲苏偏见影响而大肆辱骂的人也不在少数：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加入共产党或任何先锋队政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轻的时候反对入侵匈牙利，成年之后不仅反对苏联军事干预阿富汗而且利用了这一次机会，（在１９８０年《社会主义纪事》的重头文章《军事干预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中）不仅对所有的共产主义体制的军事干预（包括越南干预柬埔寨）感到遗憾，而且承担了所谓「第一次著名的尝试」即对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均衡的国家关系进行了理论探索。苏联的体制改革是否是真正的改革？密里本德长期坚持的个人检验标准是，这种体制是否允许建立一种废除资本强制的组织。（「你知道他们那儿为什么没有咖啡吗？」他从俄罗斯访问回来问我。「当然是中央计划。」我回答说。「别傻了，」他说，「咖啡在革命被谋划的地方。」） 为了说明基恩的攻击是多么不公平，重温一下拉尔夫从他自己最重要的书《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中选择的话是值得的： 必然地或者有选择地依靠压制所有的对立面和窒息所有公民自由的体制从政治的意义上来说一定会表现出从资产阶级民主灾难性地倒退，无论它们可能取得多少经济和社会成就……构成资产阶级民主的公民自由，尽管不充分，是长达数世纪的不懈的大众斗争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任务是捍卫这些自由并且通过消解它们之间的阶级界限使它们尽可能地扩大。[28] 这就是拉尔夫对这种类型社会主义的毕生坚持的承诺。１９８１年拉尔夫创立了社会主义学会，即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教育和研究的组织，不像涉及这一问题的其他知识分子，拉尔夫帮助建立了这一组织，不管这些会议有时令人多么厌烦，他都经常地、准时地出席指导委员会会议。他还组建了一个小型社会主义智库，经常和托尼·本会面，和本、希拉里·温恩莱特一起积极建立切斯特菲尔德社会主义大会以及从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然而，这仅仅是拉尔夫经常参加的工作的延续。从６０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教育中心到他７０年代来到约克郡时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在学术象牙塔之外发展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共同体的承诺。 与此同时，在８０年代他继续发表著作（特别是１９８２年的《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和１９８９年的《分化的社会》），在这些著作中，他仔细地、公正地和中肯地说明了新修正主义者所忽略的阶级和国家的关键问题。甚至在他生病期间，他也坚持不懈地献身于促进社会主义的事业，尤其是他强打精神写作的最后一本着作。正如该书的标题《怀疑时代的社会主义》清晰表明的，在书中他明确地反对这种观点：社会主义事业在２０世纪末已经无法挽回地死亡和消失了。他还专门描绘出区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经济体制架构，试图概要地说明导向社会主义民主的结构化改革的类型。这并不意味着他清醒地看到了当下的前景。的确，甚至在他向出版者递交最后这部著作之前，他又计划写一部新书，把不仅仅是前共产主义国家才大量抬头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宗教种族主义等「根本性的挑战」严肃地摆在了「每一个倾向进步的人，特别是社会主义左派的面前」。这些话出自他于１９９３年２月在阿姆斯特丹发表的演说[29]： 在依靠工薪收入阶级去创造一种能够消除其阶级分化的「阶级意识」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太乐观了。显然，这么做过于低估了阶级分化的力量。也没有考虑所谓的认识论维度，即容易把社会疾病归结于犹太人、黑人、移民、其它种族或宗教团体，而不是社会系统以及那些具有同样民族、种族或宗教信仰背景的操纵社会系统的人。为了获得这种阶级意织就需要一种大多数工人阶级（及更高的阶级）以及实现的那种智力飞跃，但是其他人却受制于强烈的困惑而做不到这一点……阶级地位生成了比马克思主义所假定的更加复杂和更难以捉摸的阶级意识。因为它既可能通向进步立场，也可能通向反动立场…… 这是清醒的反思，但是不会带来绝望。正如他在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所说： 长期来看，有效地制服基于人种和民族的种族主义，使它成为没有大危害的小麻烦，这种希望只有在如下社会形成后才可能实现：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享有安全的物质存在，其基本的公民权和政治自由得到了保障，合作和友谊是真正存在的而不再是社会组织的修辞原则。共产主义体制没有创造出这些条件；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也未能创造出来……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秩序现在还很遥远：但是，如果认为这种替代选择纯属幻想，并不存在需要为之奋斗的目标，则是对保守主义目前所鼓吹的不存在任何资本主义替代选择的各种主张的无条件投降……对于左派来说，各种形式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不仅是自身的绝对义务，也是为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秩序而斗争的内在组成部分。 许多人惊诧于或者抱怨密里本德拒绝与过去十年当中的知识分子的退却同流合污。但非常了解他的我们却并不感到惊讶。我们这个时代如此多的失望和困惑都与左派长期发展趋势相关，即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日程表总是与我们的屡战屡败相互掺杂在一起。拉尔夫太纯洁了，以致不会使用这种「厚颜无耻」的说辞。在《怀疑时代的社会主义》中，他开篇就明确地提出： 就我来说，我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实现它需要很多代人的奋斗，并且永远不会完全「达成」。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致力于努力达成其设定的目标的过程。[30] 从他的儿子爱德华在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７日他的葬礼上的致辞中，我们可以把握到拉尔夫·密里本德对未来一代发自内心而又刻骨铭心的期望和信心： 往往有一个普遍的假定，即知识分子和学者总是思考、写作和教学，没有时间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当他们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强迫他们接受他们最新的思想。对于拉尔夫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从来没有听他说「现在不，我太忙了」……他可能面对最后的期限，但是我们的需要超越了其他的一切……在我们幼年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神奇的讲故事的人。我们往往笑话他错过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销售机会，即没有把他经常讲给我们的关于「嘘嘘」和「嘻嘻」的历险故事，以及约克郡荒原上的两只羊的故事等等印成书──至少人们不会想到它们出自一个社会主义学者之手。拉尔夫喜欢我们的政治观点并且热情鼓励。的确，我记得在一个１２岁小孩在和感到相当惊讶的应邀到家里吃饭的朋友或学者辩论时，他不止一次地跳出来支持那个陷入困境的小孩……因为拉尔夫希望我们的观点是坚定的。 拉尔夫·密里本德就是这样一种人。推进社会主义的困难之一就在于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难得一求。 （刘力永译 张亮 校） 注释： [1] 密里本德的《危机时代的政治教学》是其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７日就任利兹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就职演讲（Ralph Miliband, ‘Teaching Politics in an Age of Crisis’,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Review, Volume 18, [1975], p. 145）。 [2] 密里本德论米尔斯的文章第一次出现在１９６２年的《新左派评论》和《每月评论》上（Ralph Miliband, ‘C. Wright Mills’, G. William Domhoff and Hyt B. Ballard, ed., C. Wright Mills and the Power Elit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p.3）。 [3] 参见名为「政治自传：第一手稿」的笔记，标注的时间是１９８３年４月７日和５月２２日。 [4] Ralph Miliband, ‘Harold Laski: An Exemplary Public Intellectual’, New Left Review 200, July-August 1993, p.175. [5] Ralph Miliband, ‘Teaching Politics in an Age of Crisis’,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Review, Volume 18, 1975, pp. 129-130. [6] Ibid., pp. 136-137. [7] Ibid., pp.139-140. [8] 拉尔夫在这种语境中特别喜欢讲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家罗宾斯爵士的那个有名的故事，当时后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院长。在反驳一群质问他的学生时，罗宾斯声称学生们「在俄国不会过得更好」。对于密里本德来说，这个评论证明了「激进者并没有特别认识到，俄国并不是一个模式，而是一个反模式，是一个社会主义不是什么的重要例子。」（Ibid., p.145） [9] Ralph Miliband, ‘C. Wright Mills’, G. William Domhoff and Hyt B. Ballard, ed., C. Wright Mills and the Power Elite, p.7. [10] Robin Blackburn, ‘Ralph Miliband, 1924 - 1994’, New Left Review 206, July-August 1994, p. 15. [11] Ralph Miliband, ‘Teaching Politics in an Age of Crisis’,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Review, Volume 18, 1975, p. 145. [12] Ralph Miliband, ‘C. Wright Mills’, G. William Domhoff and Hyt B. Ballard, ed., C. Wright Mills and the Power Elite, p. 3. [13] Ralph Miliband, ‘Teaching Politics in an Age of Crisis’,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Review, Volume 18, 1975, pp. 140-141. [14] 参见林春近期的出色研究《英国新左派》（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15] Ralph Miliband, ‘Thirty Years of The Socialist Register’, John Saville, ‘Edward Thompso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1956’,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94; cf.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esp. pp. 10-16 and 6. [16] 林春的英国新左派研究强调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和民族文化的激进化的领导上作用」，但是她明确地指出「和老左派相比较，新左派主要的失败在于它缺少组织化力量，因为除了一两个杰出人物之外，新左派没有表现出任何能够创造出取代僵死的左翼组织的趋势」。在文章中，她甚至争论说：「密里本德是孤独的，他认为放弃旧的左派政党不得不提出一个大的问题，即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现存的或者即将创造的什么组织可能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但新左派并没有切实地理解这种对一个新组织的需要，他们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在规划、组织以及理论术语方面替代它的是什么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观点。」（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pp. xvi-xvii and fn. 8.） [17] Ralph Miliband,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Beyond’,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6, p. 24. [18] Ralph Miliband, Parliamentary Socialism, London: Merlin, 1965, pp. 344-349; Ralph Miliband, ‘Party Democracy and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Political Studies, Vol. VI, 1958, p. 1704. [19] Ralph Miliband,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Beyond’,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6, p. 25. [20] Ralph Miliband, ‘Thirty Years of The Socialist Register’,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94, p. 6. [21] Ralph Miliband, ‘Moving O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6, p. 128. [22] R. Miliband, ‘State Power and Class Interests’, Class Power & State Power: Political Essays, London: Verso, 1983; ‘State Power and Capitalist Democracy’, S. Resnick & R. Wolff, ed., Rethinking Marxism: Essays for Harry Magdoff and Paul Sweezy, New York: Automedia, 1985. [23] Ralph Miliband, ‘The New Revisionism in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150, March-April 1985, p. 8, p. 13, pp. 15-16. [24] Ralph Miliband, ‘Moving O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6, p. 128. [25] Ralph Miliband, ‘The New Revisionism in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150, March-April 1985, p. 16. [26] The Guardian, August 8, 1985. [27]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p. 179, fn.78. [28] Ralph Miliband, Marxism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89-190. [29] 这篇演讲（《种族和民族主义：从左派的观点来看》）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 View from the Left’ ，Socialist Alternatives, Vol. 3, No. 1, 1994, pp. 1-15）。 [30] Ralph Miliband, Socialism for a Sceptical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