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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洛茨基案》导言

乔治·诺瓦克 著

田七 译



《列夫·托洛茨基案》


　　这本书收录了由调查预备委员会[1]举行的听证会的完整笔录，该委员会旨在审查莫斯科大审判所提出的对列夫·托洛茨基的指控。众所周知，杜威委员会是由美国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在1937年3月创立的独立而公正的组织。
　　调查委员会的唯一目的是核实与莫斯科审判的诉讼相关的所有可获悉的事件——在这场诉讼中，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是主要的被告人——并从中作最终判决。它的分委员会于1937年4月10日—4月17日在这位流亡的革命者位于墨西哥城科约阿坎区的家中举行了十三场听证会。在这些听证会上，委员会听取了托洛茨基及其秘书让·弗兰克尔的证词，讯问了正反双方提供的证据，听取了托洛茨基对其所受指控的答复以及他对苏联政府的反诉。在澄清事实的工作要求下，委员会接受了托洛茨基应要求提供的客观证据。
　　杜威委员会的成立原因和它的工作是与20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和最悲剧的政治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由斯大林发动的持久的血腥肃反和莫须有审判，斯大林以此来巩固他对苏联的个人恐怖主义暴政。
　　从1936年到1938年，斯大林的党羽策划了四场关键的政治审判。第一场是所谓的“十六人审判”[2]，被告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姆拉齐多夫斯基，以及其他人；第二场是发生在1937年1月的所谓“十七人审判”[3]，被告包括皮亚塔科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穆拉诺夫、谢列布里亚科夫，以及其他人；其后的一场审判则是发生在1937年6月的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一群红军最高级军官的秘密审判；最后一场则是发生在1938年3月所谓的“二十一人审判”[4]，被告包括雷科夫、布哈林、克列斯京斯基、拉科夫斯基、雅科达，以及其他人。
　　列宁时代政治局里的所有成员，除了斯大林之外，都被送上了被告席。托洛茨基虽然缺席审判，但却是这些诉讼的主要被告。他和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们被控阴谋暗杀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密谋破坏苏联的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杀害大批苏联工人。他们也被指控犯有如下罪行：在俄国革命最初时期为英国、法国、日本和德国的间谍活动服务，与希特勒及日本天皇的代理人分别签订秘密条约以割让大片的苏联国土给帝国主义德国和日本。除托洛茨基一个人之外，莫斯科审判席上的所有被告人都低声下气地“供认”了他们的“罪行”。
　　在这些备受关注的审判的背后，是一系列对苏联各行各业人民的可怕的政治清洗：党员、军人、共产国际领袖、知识分子、政府公务人员、普通工人和农民。到目前，由于后斯大林的政权拒绝公布审判的真相，我们尚未能确切了解到有多少人被卷入到这张血腥的网去，唯独知道受害者的人数有数百万之多。
　　斯大林并没有放过他最亲近的同事和家庭成员。即使是他的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5]和叶诺夫[6]——两人曾参与策划早期的审判活动——也在之后惨遭屠杀。
　　斯大林逮捕和处决了几乎所有参与过俄国革命而幸存下来的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参加1934年的第十七次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逮捕。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39名成员中，有98人被逮捕。连同三位苏联元帅在内，75000名红军干部中有1/3到1/2的人遭逮捕或枪决。
　　20世纪30年代的这些政治清洗使得几乎所有亲历十月革命的各主要政党的成员——正是他们把政权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人——被屠杀殆尽，以致受害者们未能活到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五周年的那一天，除了斯大林的忠诚助手莫洛托夫，后者于1958年蒙羞离职。这一政治恐怖给苏联社会留下来刻骨铭心的伤疤。如今苏联几乎所有家庭都以自己的方式承受着这些恶劣影响。
　　分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在1937年4月于墨西哥召开，当时正值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之间。在1936年3月和1937年1月的这两场审判中，在未得到机会陈述自己的观点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和谢多夫都被宣告罪名成立。俩人都在媒体上否认宣判结果，并相继控诉苏联政府使用虚假证据来定罪。事实上，这些定罪的依据仅仅是莫斯科公审中被告们被强迫“坦白”的证词。
　　托洛茨基是被指控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领袖中唯一逃脱了斯大林魔掌的人。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审判时，托洛茨基曾向莫斯科提出把他以苏联流放者的身份从所居住的挪威引渡回国的申请。本来这一司法起诉有机会让他出现在挪威特别法庭上（以申辩莫斯科审判的控告）。但挪威政府在克里姆林宫大使的巨大经济和外交压力下，拘押了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他被迫保持沉默，无法答复针对他的荒谬控诉。
　　鉴于托洛茨基被剥夺了在合法组建的法庭上答复对他的控诉的任何机会，在于1937年1月得到墨西哥的政治庇护后，他立即公开要求成立一个国际性的调查委员会。他希望这种调查委员会由可靠的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由这些人听取他的证词和审核能够证明自己与谢多夫无罪的书面证据。
　　1937年2月9日，纽约竞技场剧院举行了大型集会。托洛茨基在为通过电话从墨西哥向集会发表而准备的演讲[7]中，作了如下引人注目的声明：“如果该委员会判定我在斯大林给我捏造的所有罪行中有哪怕丝毫的罪责，我发誓我将自愿把自己交由格别乌（苏联秘密警察）的刽子手们处置。”
　　鉴于莫斯科大审判所引发的争论与恐慌，公众对其真实性的广泛质疑，许多人的生命处于危急关头，以及他们揭露出的问题的严重性，调查委员会的这一审查是绝对合理的。托洛茨基本人有权利出席法庭并确认这些指控的真实性，这不仅是为了捍卫他作为革命者的名誉和尊严，而且还为了尝试去阻止政治审判和处决运动的进一步蔓延。
　　调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包括委员会主席约翰·杜威，他是美国第一流的哲学家和自由主义者；奥托·吕勒，《卡尔·马克思》的传记作者，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前议员，议员中只有他和李卜克内西在1914年至1915年投反战票；本杰明·斯托尔伯格和苏珊娜·拉弗丽蒂，美国记者；卡尔顿·比尔斯，拉丁美洲事务的学术界权威；阿尔弗雷德·罗斯默，他曾是1920—1921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文德林·托马斯，1918年11月威廉港水兵起义的领导人，在其后成为德意志帝国议会的共产党议员；爱德华·A·露丝，威斯康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约翰·张伯伦，前《纽约时报》自由主义评论员；卡洛·特雷斯卡，著名的意大利裔美国无政府主义领袖；弗朗西斯科·萨莫拉，墨西哥记者。
　　上述委员会的前五人另外组建了赴科约阿坎的分委会。约翰·芬纳蒂——他以在美国著名的政治审判如汤姆·穆尼案和萨科—范赛蒂案作无罪辩护而扬名——在该分委员会中担任法律顾问。来自芝加哥的艾伯特·戈德曼是托洛茨基的律师。
　　杜威委员会的成员持有非常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且谁都不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但是他们关心历史真相，希望能够核实托洛茨基案中涉及的所有事件。他们也曾被在法国、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类似的调查委员会委以相同的重任。
　　在墨西哥的取证工作是持续了数月之久的艰苦调查。杜威委员会于1937年9月21日在纽约公布了它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1）莫斯科审判使任何秉持公证态度的人确信，它并未作任何努力去查明事情的真相。（2）虽然我们应给予悔罪书最严谨的考虑，但鉴于这些悔罪书自身包含了虚假性，本委员会认定它们并不代表真相，无论这些悔罪书是以何种方式作出的。”

《无罪》


　　杜威委员会因此总结：莫斯科审判不过是一场政治陷害，托洛茨基和谢多夫并没有犯下公诉人所指控的全部18项罪名。（完整的调查报告由哈珀兄弟出版公司于1938年以《无罪》为题发表在本书的姊妹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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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裁决是在距今三十年前作出的。自此之后它在全球范围内——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大多数的共产党国家——激起了广泛的讨论。人们认识到斯大林为了对抗他的政治对手所犯下的丑陋罪行。
　　斯大林继任者，亦即苏联政府的首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控诉已死去的独裁者斯大林和为部分逝去的受害者恢复名誉（托洛茨基除外）——承认了这一事实。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著名的秘密报告[8]中，部分地透露了斯大林大屠杀的弥天罪恶，以及斯大林的代理人们拷问那些被迫自我污蔑的被告来迫使后者作假证的各种手段。如今斯大林以那些诉讼中的真正罪人的面目出现。越过了他所玷污的尸体堆成的山，这个险恶的人物攀爬到了国家权力的巅峰。杜威委员会的工作和结论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对斯大林罪行完整详尽的解释很有可能要等到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被苏联人民的诚实代表们取代才能作出，后者将会审查所有政治审判和肃反，并且恢复所有受害者的名誉。这本书将有助于这一任务的落实。
　　这本书还具有其他价值。在为期13天的反审判中，托洛茨基参与了绝大多数由他的律师主持的彻底的审查工作和由调查委员会与其法律顾问主持的讯问。除了揭露莫斯科指控的虚伪之外，他还必须详细叙述他革命生涯中的主要事件，解释他的信仰，描述和解释苏联从列宁到斯大林令人困惑的一系列变化。他必须分析在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范围内发生的派系斗争，描述这些斗争中的领导人物，并且论及斯大林和他在不同阶段的激烈论争（也就是这些论争引发了其后对托洛茨基本人的审判）。
　　我作为美国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的全国书记参加了那些听证会，并且清楚地记得在狭长而封闭的屋内那种紧张的气氛。一天紧接着一天，托洛茨基费力地用他生硬的英语回答所有指向他的质问。这是一场令人震惊的智慧展现。
　　“最后，没有一个问题未被回答，没有一个重要的争议焦点未被澄清，没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未被阐明。”艾萨克·多伊彻在他的著作《流亡的先知》中写道：“大部分生涯都在科学辩论中度过的杜威始终是托洛茨基世界观的反对者，但13年后，当他回首往事时却热情赞美说：‘托洛茨基以其卓越的智力组织了大量的证据和论据，揭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与案件有关的每一事实的意义’。托洛茨基严谨的逻辑足以补偿他那笨拙的语句，他思想的清晰穿透了他所有的语言错误。为了驱散其话题的沉闷，他甚至还常开开玩笑。但首先是他正义的事业使他能够克服一切外在的局限和压制。他矗立在那儿，就像真理本身，不加任何渲染，不加任何遮掩，手无寸铁，毫不设防，但依然高大宏伟、不可战胜。”[9]
　　这些听证会的记录是一份关于在俄国革命和苏联的事件、人物和问题的广阔的而有价值的信息摘要。它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对众多不同领域的问题的见解和立场。
　　托洛茨基在听证会的最后一天作了总结讲话。在讲话结尾他重申了他对自己毕生奉献的社会主义事业将最终取得胜利的信心。托洛茨基所论述他的悲剧性际遇使得在场的人都感到深深的震撼。
　　“尊敬的委员们！我的生活经历中既不乏成功，也不乏失败，这不仅没有毁掉我对光辉灿烂的人类未来的信念，反而使它更强烈了。这是对理性、真理、人类和谐的信念，我在18岁时就抱着这一信念进入了俄国外省的尼古拉耶夫市的工人区。此后我一直完全、彻底地坚持这种信念。它更加成熟了，而热情却并没有消退。”[10]
　　“面对在座诸位委员会成员——特别是主席杜威先生，他是一位拥有坚定不移的高尚道德准则的人，一位本来可因他的高龄而有权利回避政治竞技场上的这些冲突——从这点出发，我看到了崭新而十分伟大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支持，它组成了我生命中最基本的要素……”
　　当这位普罗米修斯般的革命家结束了他深刻而富有激情的演说后，听众们沉浸在一片肃静当中。夕阳的身影开始踏进屋外的庭院。“我说什么也只能是破坏气氛。”白发皤然的约翰·杜威先生评论道，随后他宣告听证会的结束。听证会的全部内容将在本书的后续章节展现给大家。

乔治·诺瓦克
1968年3月1日

原载于惊雷杂志第十四期




[1] 1937年，美国、英国、法国和捷克等国的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组建了反莫斯科大审判的托洛茨基案联合调查委员会。后者成立了一个分委员会前往墨西哥听取在那里寻求政治庇护的列夫·托洛茨基本人的证词，该分委员会主席为约翰·杜威，因此又被称为“杜威委员会”。

[2] 即在1936年8月举行的所谓“托—季联合总部案”的审判。参考“据侦查与庭讯之结果，法庭判定；于一九三二年秋，托洛茨基匪徒与季诺维也夫匪徒之秘密反革命团体，曾根据托洛茨基匪徒在苏联的秘密组织领导人斯米尔诺夫所得的托洛茨基的指令，而成立了联盟，并组织了‘联合总部’……这两个反革命团体，是在主张采用个人暗杀手段以危害联共（布）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之基础上，而联合起来。”《托洛茨基叛国集团案、布哈林叛国集团案、贝利亚叛国集团案资料选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1页。

[3] 即在1937年1月举行的所谓“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审判。参考“一九三三年，依照一九二九年被逐出苏联国境之人民公敌托洛茨基之直接指示，除当时业已存在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所组织之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暗杀总部’外，同时又在莫斯科设立了秘密的反苏联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基本任务为：推翻苏联境内的苏维埃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同上，第345—346页。

[4] 即所谓的“右派与托洛茨基同盟”案。参考“‘右派与托洛茨基派同盟’反革命和间谍团体，其目的在推翻现存于苏联之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而以分化、破坏、恐怖、侦探、叛变施于苏联经济和国防力量，援助外国侵略者击败和瓜分苏联为其方法。”同上，第376页。

[5] 即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1918年，他进入契卡在彼得格勒的分支机构工作。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遇刺身亡，在斯大林的授意下，雅戈达发动了大清洗运动，他和安德烈·维辛斯基紧密合作，组织了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老布尔什维克被定罪枪决。1937年，雅戈达被捕，并被指控为人民公敌、纳粹德国间谍、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和阴谋篡权者，他同其他20人被送上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法庭之上。1938年，他被定罪枪决。

[6] 即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7] 即托洛茨基的《我赌我的生命！》，该文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托洛茨基”专栏有登载。

[8] 即《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由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1956年2月25日）凌晨召开的秘密会议上发表。

[9] 原文注：艾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The Prophet Outcast），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381—382页。（译者注：即，施用勤：《流亡的先知》,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340页。）

[10] 施用勤：《流亡的先知》，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