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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舜君论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彭述之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廿七日）
＊这四个文件都是作者最近检出寄来，无法查出其中那两篇曾在何处发表。舜君即刘伯庄。
序 言
在这个小册子里所收集的，一共是四个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在九年前（一九三三年冬至三四年初），在一个事变（闽变）当中和一个特殊环境（监狱）里写的。除了其中第二文件外，从来未曾付印发表过。
现在重检旧稿深觉其中所讨论到的诸问题不但没有因时间的变迁而丧失其意义，反而因着时间的进展，事变的证验，尤其是抗战后几年来党内的剧烈争论，更显得这些文件所论及的诸问题具有一种鲜活而深刻的意义了。为了帮助一般同志，尤其是青年同志们了解我们党内部过去思想斗争的渊源，为了帮助他们去进一步探讨现时争论的根底，特别为了帮助他们认识每种错误思想的逻辑发展是怎样地推动着坚持错误思想的人们走到何种地步起见，我觉得把这些旧文件发表出来是必要的，深合时宜的。
第一个文件所谈的问题是：“民主斗争，经济复兴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民众政权与无产阶级政权”及“国民会议问题”。第二个文件所包含的是：“民主运动与不断革命”，“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民众政权问题”等（上两个文件内还涉及“闽变”及对当时时局的估计和策略问题）。第三个文件是专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的关系问题。第四个文件，则略释不断革命论与国民会议的联系。但如果将这些问题综合起来，那就只是一个问题，即民主斗争（民族斗争在内）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不断革命的根本问题。
关于这一根本问题，自中国左派反对派诸小组织出现的第一天起，即发生了不同的意见。诸小组织统一后，表面上似乎“意见获得一致”了，但实际上各种不同的意见仍然是隐伏着的。并且这些不同意见往往跟着每一新事变的发生而重新暴露了出来，以致形成了不断的斗争。单就这个小册子所收集的文件，已经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八一三”以来党内的思想冲突于此更获得了充分的证明。因为一种错误的思想或主张，如不经过充分的讨论，如不经过错误者公开的承认和自觉的纠正，总是要随着事变的发展而发展的。结果不是坚持错误思想的自动离开党，就不可免地要被党抛开出去。
这小册子中第一个文件（复伯庄的信）所论及的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左派反对派发生至“闽变”（一九二九——三三年冬）这一长期间的各种分歧意见之一个总清算。其中各种错误思想的代表人物从王凡西、代青到任静、任曙和舜君，最后说来其根源都是由于不懂得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相互关系，即不懂中国革命中之不断性的根本理论。因此他们在对第三次革命的前途上，在经济复兴问题上，在民众政权与国民会议问题上，都以各自的荒谬成见来任意曲解。虽然这些人们的出发点各自不同——或从极左方出发（如王凡西与代青），或从极右方出发（如任静、任曙和舜君）——但其结论总是与不断革命背道而驰的。最富有教训意义的是：这些怀抱错误成见的人们，在往后事变发展的过程中，都以各自的行动证验了他们原来的错误思想，不过是其逻辑发展之后果。最左的陈代青，即高唱第三次革命是简单的社会主义革命，极端蔑视国民会议的人物一经被捕到南京之后，便立即自行揭破其“左倾”的假面具，而异常卑劣地以“悔过”的方式公然接受三民主义的反动思想了。刘仁静则是沿着自己极右的思想逻辑，在被捕后则坦直承认三民主义，并声言愿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去协力“复兴经济”，“发挥生产力”。我们的凡西比较坚持得久些。但在“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他以前的极左思想也立刻化作烟云，而尾随在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后，跃跃欲试去尝试一下军事投机的勾当。现在虽然在右倾投机碰了钉子后又回到极左派主义的超麟胯下，但将来一遇到新的事变到来时，其极左的假面具是不难被揭破的。舜君对于我给他的批评虽没有听到他的固执，但从他多年来表现的消极，也可证明他思想上的错误或不坚定，是有其根源的。
在第二与第三两个文件里，同独秀所曾争论关于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的问题，乃是不断革命论中最具体和最中心的问题。在反动时期争论这个问题，虽只有理论上的意义，但到第三次革命到临时便要成为生死的决定问题了。独秀在这一异常重要问题上所抱的见解，已异常之明显，仅仅是俄国孟什维克和西欧一切机会主义者的老调。独秀后来所发表之超时代和超阶级的民主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苏联，拥护“民主的”英美，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从他以前对于国民会议和苏维埃的曲解中逻辑地演绎和发展下来的。最有趣的（也是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独秀以前还同作者一致坚决地反对刘仁静的生产力论（即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高生产力，增加无产阶级的数量等），可是，到了“八一三”事变后，即在这一点上他也完全投降了刘仁静，而大唱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来增加无产阶级数量的妙论了！这里又一次证明独秀所常常自夸的“独立思考”或“用自己的头脑分析客观”所得出来的见解，实际上仅仅是和任静们同一小资产阶级思想逻辑的影响之下的一种应声虫而已。
最后，从这个小册子所争论的诸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最明显的基本倾向：右倾的机会主义与极左倾的教派主义（机会主义的变种）。前者以独秀和任静为代表，而后者则以代青和凡西为代言人，这两种倾向，都是不断革命论的死敌，都是出于同一小资产阶级的根源。所不同者只是：前者企图从右方来破坏不断革命论，即死死抓住民主斗争而否认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途；后者则企图从“左方”来拆毁不断革命论，死死抓住社会主义一个抽象名词而否定实际上走上社会主义的民主斗争的桥梁。这两种倾向，当“八一三”抗战发生后，在我们党内的思想斗争上达到了顶点。右方的主要代表仍然是陈独秀，只是“左方”的主要代表是以超麟填补陈代青的位置罢了 。（关于独秀和意因的思想，请读者参考《火花》第三卷第五期作者的《对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
我们平常都喜欢说，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都应尊重和继承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但思想上不可调和地斗争的传统，即马克思主义与各式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的传统，正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传统之一。这个小册子乃是我们根据布尔什维克传统在党内与各式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斗争之一个无可否认的具体的表现。我们最近几年来之与陈独秀及少数派（新孟什维克）进行了极严重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也正是沿着这个小册子的精神、观点和思想路线前进的。也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斗争，只是这个小册子内的思想斗争在新的事变中之逻辑的展开而已。当然，我们绝不是说，我们自己的思想从开始就是完全正确的，无误的，但我们在长期的不懈的思想斗争中，大体总是一贯的、认真的，一步一步地前进的，因而不仅揭穿了对方的错误，教育了同志，同时也教育自己，加深了自己，提高了自己。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也只有在不断的长期的斗争中，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政治水平。
青年一代的同志们，没有能参加过去的思想斗争，因而不甚了解过去的斗争传统，这无疑地是一个重大的弱点。要补救这个弱点，只有从过去思想斗争的旧文件去认真地研究，耐心地学习，并以此来理解现时的斗争，来积极参加现时的斗争，并为未来的斗争作准备。
我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党内的思想斗争，乃是未来的伟大的活的阶级斗争之预演。”因此我们可以说，凡是对于过去党内思想斗争感不到兴趣，对于当前党内思想斗争采取回避或调和态度的人，即令不中途离开党，那也在未来伟大的阶级斗争中还是站不住脚跟的，是难免要溜到回避，调和或滑进反动的泥坑里去的。
从过去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思想斗争中去研讨，去学习，并积极地不妥协地参加现时及未来的一切思想斗争，以此来锻炼自己，来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政治水平，来巩固党和发展党的政治立场，来培养新的干部，来准备建立一个群众的革命新党，这是我们在反动时期内的最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彭述之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
舜君兄：
十八日的信，因时间匆促，只是略一提及了闽变问题。兹特将一些较重要的论争问题及我们间的不同意见分叙如下：
（一）民主斗争，经济复兴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据来函称“在民主斗争上，不管各人对于这一斗争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表现的不同，甚至实质地表现出拒绝这一路线的部分观点，但大体上都承认是左派反对派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所以谁赞成民主斗争，或不赞成，是不容易说的。”据这一段轻描淡写的话看来，似乎问题不在“各人对于民主斗争的态度”，而在乎“具体问题的表现上”。但依我的观察，“各人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表现得不同，甚至实质地表现出拒绝这一路线的部分观点”，正是由于对“民主斗争”的认识与态度不同所致。从过去直到现在，反对派内部一切意见的纠纷，一切论争的混乱，归根究底说来，都是原于对“民主斗争”，即“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没有一致的明确的认识。斯大林主义者由承认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出发，而否认了在这一革命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途，拒绝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但反对派的许多分子则因反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而走到另一极端，他们只是抓住了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却又根本忽视了民主革命的本身，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相互关系。即就你所说的“大体上都能承认民主斗争是左派反对派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一句话中，亦无形中表露了对“民主斗争”的意义与作用认识之不充分和多少轻视的心理。我真不明白：在目前除了民主斗争的任务，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其次，民主斗争难道只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吗？其实民主斗争不仅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且是目前全部任务之所在。即在将来，直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日，亦是最重要的任务。谁不了解这点，谁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走上政权。因为中国的革命客观上就是要求解决民族民主的革命的任务（主要内容是民族解放与农民解放），如果没有此等民族民主任务急待解决，根本上就无革命之可言，更不用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途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途，仅仅是民族民主斗争发展之逻辑的结论。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民主革命斗争达到胜利的必然产品，反过来说，斗争不达到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革命必然归于失败或流产，民族民主的任务决不会得到解决。托洛茨基同志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表现于完成民主革命之后，如拉狄克所说的——在此种场合里它在俄国简直不可能，因为在落后国家数量很少的无产阶级不能走上政权，假如农民任务（即俄国革命的民主任务——著者）在过去阶段中被解决了。不，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专政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是可信的，甚至是不可免的，因为没有别的力量和方法解决农民的任务。但由此便开辟了民主革命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不断革命论俄文本五八——五九页）。这是不断革命论之最基本的见解。但人们多不了解此种见解，甚至轻视这一见解，即轻视民主斗争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似乎不是由民主革命过程中产生，而须由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中去创造。过去凡西同志就是抱持此种见解的代表之一。如他说：“将来第三次革命一开始时，就是社会主义的”，这显然是将马车套在马的前面，与“民主革命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是完全相反的。十月革命的教训是：先有了自二月，尤其自八月至十月广大汹涌的民主斗争（主要是农民暴动）的潮流，无产阶级才获得可能乘此潮流踏上了政权。中国将来的第三次革命，不但起初将由民族民主斗争引起，而且必须经过翻天覆地的民族民主斗争的巨潮，而无产阶级又成了这一巨潮的弄潮儿，它才能真正踏上政权。认为第三次革命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这无异于承认民主革命在过去已经完结了，将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在民主革命的巨潮中，而是在“社会主义的革命中”——但这种见解适与不断革命论站在相反的地位，是一种变相的阶段论。人们说：“在革命起来时，我们即应提出没收工厂银行矿山等口号，这不是社会主义的吗？”但这些口号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前，只是宣传的口号，而且还要谨慎地适合时机地提出。而无产阶级能以走上政权，并非由于这些口号之宣传的力量，而是由于民族民主口号鼓动的力量，这是十月革命铁一般的事实所昭示的。社会主义任务的口号提出议事日程，必须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或许是第二日）。所以不断革命论说：“……落后的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任务在我们将直接引向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将社会主义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这是不断革命论中心观念之所在”（同上书十一页，重点系本文作者所加）。像连根同志所代表的意见，表面上似乎很注重第三次革命的社会主义性，是“左”的，实际上是眼望着目的地而忽视了走向目的地的道路。换言之，就是忽视了民主斗争的作用，忽视了走近无产阶级专政之民主革命运动的阶段。“民主专政”的阶段可以跳过，但“民主革命运动的阶段”是决不能跳过的。
忽视民主斗争之另一代表是小陈同志。也是从对第三次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前途认识不正确发生出来。据他的意见，第三次革命之为社会主义性，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途，是因为在第二次革命中资产阶级已完全取得了政权，阶级关系已完全转变了（大意如此）。我们知道，二月革命后，列宁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以反对那些“老布尔什维克”的民主专政的幻想时，曾提到资产阶级已取得政权为其“转换武器”的理由之一。固然阶级关系的转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实际步骤上含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这却不是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民主专政口号的真正理由。民主专政的口号根本上是一种幻想，这已为列宁后来自己所说明：“在阶级矛盾已经发展的社会中，所能有的或者是公开的或带假面具的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任何中间的政制是不会有的……”（见不断革命论一三四页所引）。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在第一次革命中即已获取了政权。故第三次革命之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与小陈同志所依据之“资产阶级已完全取得了政权”，在根本上无多大关系。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于民族民主任务在第二次革命中未曾得到解决，因此民主革命的潮流必然会到来，而第三次革命在这一革命潮流的高涨过程中又必会推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假如不是失败的话）。在这里，小陈的出发点虽然与凡西不同，而其不了解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与民主革命的相互关系，即忽视民主斗争的作用一点上，是一致的。
至于仁静的“生产力论”（据仁静最近的来信对经济复兴的意见似有些改变，但他的根本立场，数量很少的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的意见还未放弃）则走得更远，是企图从根推翻不断革命论。你说：“对于经济复兴的意见，即小刘（即仁静——作者）的意见，只是他个人的，没有任何人同意他。”你这一评论未免过于表面和乐观。在我看来，小刘的意见实代表一广大的社会基础，是一种阶级意识的反映，不特在社会上，在斯大林派中现时充满了仁静的生产力论的意识，即反对派中亦有许多分子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倾向于此种理论（伯垂就是完全赞成他的，所以他这次不辞而去福建不是无根据的）。因为仁静的生产力论或经济复兴论，其基点是：①根本不相信无产阶级有力量能夺取政权，因为它的数量太少；②忽视农民的力量，因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全赖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农民群众的力量。所以他的结论只有复兴经济，发展生产力，即发展资本主义，增加足够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数量，然后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这种理论完全合乎一切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口胃和要求。从戴季陶、陈公博到陶希圣，都是这一要求的代言人。最有趣的是党的一切叛徒们凡是宣言说明他们投降国民党的理由时，总是千篇一律地说，“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无产阶级数量太少，谈不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三民主义的‘革命’”，这虽然对于仁静的理论是一过于刻薄的讽刺，但确是代表一个阶级意识的宣言。这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最后分析起来，仁静的“经济复兴论”或“生产力论”也是由于根本不了解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关系，特别不了解农民解放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重大作用。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在全人口比例中占很少的数量”，仿佛这是他天才的发明，其实这早已成了小学生的经济常识。但中国无产阶级之有可能夺取政权，不是以它的数量来决定，而是决定于它在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作用，决定于它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之领导作用，最后决定于它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关系。如果单从经济或生产力的观点出发，那只有西欧和美国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才有资格夺取政权，那只有服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但十月革命的事实已无情地将这一理论摧毁了。所以托洛茨基同志在不断革命论中不厌重复地说：“落后国家数量很少的无产阶级可以在民族民主的任务基础上较先进国家早获得政权。”他并且说：“当政权转入无产阶级手中，非直接系于生产力的水平，而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关系，由于国际的局势，由于主观的因素……认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的技术能力和手段之自动联系的见解，乃是简单化到了极端经济唯物主义的成见。此种意见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总结与前途）。仁静的生产力论就是无生气的玄学的布哈林式的或考茨基式的“简单化到了极端经济唯物主义的成见”。而此种成见的根源，即由于他根本不了解由民族民主任务所引起的民主革命之对于推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作用。
在政治的动力学上说来，落后国家数量很少的无产阶级之能比较先进国家早获得政权，是依赖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没有此种力量，无产阶级根本谈不到夺取政权。所以托洛茨基同志说俄国无产阶级是在农民暴动的高潮踏上了政权，它的专政之维持也就建立在农民的拥护之上。仁静是看不起农民的力量的，他不相信无产阶级在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中因获得农民（当然是指大多数贫农）的拥护而有可能踏上政权，故他不得不求援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得不求助于陈公博的复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幻想。他之主张共产党员退出红军，退出农民战争的队伍，正是他的生产力论在策略上之一贯的运用哩。
在这里我应附带指出的，在反对派内忽视农民作用的不仅仁静一人，他不过比别人走得更远而已。其实许多人都有这种倾向（从对现时农民战争的估量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此点往后再说），这是由于反对斯大林的“农民主义之一种反动”。其实斯大林主义者的错误不在于他们重视农民的作用，而在于他们认为农民有独立的政治作用，认为农民可以与无产阶级平等享受政权，因而坚持机会主义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托洛茨基同志之反对斯大林主义者，只是否认农民的独立政治作用，否认农民有独立组织独立政党与无产阶级在民主专政口号下平分政权的可能。至于农民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乃至维持其政权之伟大的作用，他是异常重视的。他同列宁一样，均认无产阶级不取得农民的拥护绝不能走向政权，更不用说维持政权了。谁要是忽视农民的作用，就等于实际上拒绝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结果不是干脆离开革命，就是走到仁静的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共产党不要参加（更不用说领导）农民战争。
总而言之“对于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间的关系”如果没有明确的了解，不是右倾于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接受民主革命而拒绝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是左倾于清谈主义，只抓住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而忽视走向这一前途的民主斗争。至于仁静的生产力论更是露骨地代表资产阶级由忽视民主革命而根本取消革命的企图了。所以我认为对民主斗争的态度，必须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我们应公开地坚决地说，在落后国家如中国，如果没有民主革命，没有民主斗争，根本上谈不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途，无产阶级专政是民主斗争发展的结果，无产阶级只能在民主斗争中去准备夺取政权的前途。无产阶级应坚决地勇敢地积极地无保留地领导民族民主的斗争，也只有用这样的态度领导民族民主的斗争，它才能在政治上生长成为农民的及全民族的领袖，才能真正踏上政权（至关于怎样进行领导民族民主的斗争，在斗争中怎样准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问题，此地不及备叙，这里所注意的只是对民主斗争的根本态度）。
（二）“民众政权”与“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民众政权”这一口号，就其提出后所引起的意见之混乱看来，即已证明这一口号之弱点和不合时宜了！我原来对这一口号的意见是：“民众政权”就其本身说来是不确定的、含糊的、代数式的，每个阶级都可以称自己的政权为“民众政权”。在没有革命局势，在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我们绝不应用它。因为我们宣传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作用，是在向先进的工人及真正同情工人的分子耐心解释：政权只有两种：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并说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客观上必然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才能真正解决革命的民主任务，才能不致中途停顿而能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彻底改造整个民族的生活。并在这样的宣传解释中，我们要无情地批评政权问题之一切欺骗的模糊口号，尤其要批评斯大林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使群众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十分明确而坚决，不致为任何含糊的口号所混淆迷惑。但我同时亦认为在有革命局势时，像中国小资产阶级群众（农民和城市贫民）占人口如此压倒多数的国家中，在某种场合里向群众进行鼓动（如鼓动的论文与演说）之下，或者不妨将“民众政权”用作“无产阶级专政”之通俗的说明，通俗的翻译。因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既常称自己的政权为人民政府或民众政权，则无产阶级更可称自己的政权为“真正的民众政权”。托同志在一九〇五年的鼓动论文中有时曾用过HAPO DHOR CPACME，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完全的民众政权”或“真正的人民政府”，后来列宁有时亦称十月后的无产阶级政权为“苏维埃人民政府”，也是这个意思。“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领导贫农专政”的口号（托氏有时用“靠在农民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严格的政治科学的口号。在革命时期向群众进行鼓动时，可以而且应当用各种更通俗的口号来解释它，翻译它。如“工人政府”（这是“二月”后托氏所惯用的），“工农政府”，“苏维埃政府”，在十月革命前用的最普遍的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但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布尔什维克从没有提出别的政权口号以代替“工农民主专政”（那时认为科学的政权口号），托氏在一九〇五年是提出过“工人政府”的意见的，但在反动时期他亦从未提出别的通俗的政权口号来。因为在没有革命局势时，“立宪会议”即是日常的政治鼓动的总口号，在鼓动上无提政权口号之必要，在宣传上又必须不懈地解释严正的科学的政权口号，在我们此时政权的宣传口号当然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如提出“民众政权”的口号，在宣传上是混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在鼓动上是削弱了“国民会议”口号的力量，而且一方面含着冒险主义的成分，另方面又徒供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团利用以欺骗人民（福建的“人民政府”就是显例）。无论在任何方面说，此时的民众政权口号对于我们都是有害无益的。
就你所报告的对于民众政权的四种意见，在我看来，前三种反对的意见固然各有错误，但它们多少还反映了一些真理。至于第四种赞成的意见，即你同昭昭（即任曙）的意见，那就错得真有点可怕了！据你说：“昭之最坚持这一意见的理由，多半侧重于它（民众政权）的作用和国民会议一样是过渡阶段所必需的（？！）。所以他提出一切政权归国民会议的口号”。看到这段话，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对派竟然还有这样荒谬的见解，以“民众政权”的口号为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即以之与将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对立，即是说，主观上预先自觉地准备：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前，还来一个“过渡时期”的“民众政权”，即克伦斯基式或国民党式的的政权！！妙哉，妙哉！！！我只有请你向昭昭问一声：他为什么要反对斯大林派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斯大林派不也说“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只是“过渡时期”的口号，将来还是要“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么？实在说，我们的昭昭比斯大林派还走得更远！你还在替他申辩说：“当然，我们不能说他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很显然的，他是以此为过渡时期的口号”。但他之“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真凭确据就在于：“他以此（民众政权）为过渡时期的口号！”如果以民众政权的口号来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不算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则斯大林派将更有权利说，他们绝非因主张工农民主专政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了，因为他们亦曾屡次声言工农民主专政“实现”之后，即要“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呢。但反对不断革命论的反动的阶段论之中心观念也就在这里。
至于你自己关于赞成民众政权的意见，可算发挥得淋漓尽致，且自成一系统。但正因为如此，其错误与危险也就颇为可惊。据你说，你是“以辩证的不断革命的观点去理解它”。因此你解释“民众政权不但应该而且必然因不同的阶段而认识其内容性质不同，并且也时时因斗争过程革命发展阶段不同而成为变动的发展，随革命的进步不同的程度而改变其内容性质”（！？！）“假使我们把它不分时空，不分其变化发展的内容、形式、性质、而给它一个绝对资产阶级性或无产阶级性的固定的意义，这是形式逻辑的是——是，否——否的理解法，是阶段论的理解法”。你这两段话的根本意义是：不要给民众政权一个固定的阶级性，让它在时空发展过程中去改变其内容、形式、性质，换言之，即让它在发展过程中依着“量变质”的公式转变其阶级性。这就算是“辩证的不断革命的观点”，可是太天真了，太滥用了！！要知道不断革命论不是在任何具体问题上可以随便搬来套上的。随便乱套，必致牛头不对马嘴。过去的罗米纳兹和瞿秋白等就是如此。其实，不断革命论的真正意义是指整个革命发展的趋势和路线而言。其基本路线约有三点（据托氏自己说明）：（一）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与内外阶级敌人不断斗争的问题；（三）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夺取政权后不断推展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我们所称现时中国革命之不断性的意义，是着重于第一点，即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而这一问题中之“转变”的中心关键，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这“专政”一方面是民主革命的结束，同时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是革命发展转变的产物。虽然如此，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本身是确定不移的，无所谓发展与转变。因为政权的口号是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集中和团结革命阶级力量与政权谁属之指标。故马克思主义者规定政权的口号时，不但绝不含糊其辞，绝不隐蔽其阶级性，而且必须明确地赤裸裸地表显其阶级性，其意在：一方集中无产阶级及拥护它的其他阶级（如农民）之斗争视线于一中心目标，他方不让其他阶级政党有任何假冒利用和混乱旗帜之可能。所以“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自马克思提出以来，一直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所拥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不变的确定的口号。托同志论“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口号时，曾说这一口号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进行鼓动时可以运用，但在政纲上和正式文件上还以“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专政”为宜（大意如此）。像托同志此种对政权口号的严正的态度，就是告诉我们：关于政权的口号不应含糊，必须明确地露骨地显示其阶级性，表现其不可移易性。在这里“是”就是“是”，“否”就是“否”，你所讥笑的“形式逻辑”在这里完全有效，（形式逻辑在一定限度内是科学的真理，不过它不能代替辩证法或与之对立，它的正确性系包含于辩证法之中）不然，就成为绝对的骑墙主义或绝对的怀疑主义了。你将政权口号看成为“没有阶级性的固定意义”的“两方的”、“发展性的”，这就等于把它看做“软泥团”，可以任意被捏成为“玩意儿”，这在客观上是替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开辟道路，毁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与不断革命论的观点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你接着说：“……在现阶段中其（民众政权）含糊性正是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它同国民会议有同等的作用……在反动时期它的模糊性，即小资产阶级的民众政权的幻想与无产阶级专政之民主政权之不能明确地区别，虽是有利于革命，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期到来，这就有区别的必要……”在这段话中包含有几个严重错误点：第一，你将政权的口号与国民会议的口号之作用等量齐观，混而为一。其实在反动时期，国民会议的口号是民主运动口号之总的政治上的标帜，其作用在于日常鼓动一切下层民众（小资产阶级在内）不断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反抗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引导一般民众走向政治斗争的舞台，引向革命斗争的道路。至于政权的口号在此时只有宣传的意义，没有现实的鼓动作用。就是说，只是在先进的工人分子中解释将来革命局面到来时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只有如此革命才不致流产，才能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并指示他们必须事先准备夺取政权。正因为如此，我们此时不能提出这种模糊不明的“民众政权”口号来代替和混乱“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之宣传。第二，你是在主观上有意利用“民众政权”之模糊性，就是说，在反动时期让“民众政权”自己适合于各阶级的要求，尤其是为迎合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计，不要说破它的阶级性，等到革命到来时才去“区别”它，因为那时才有“必要”。这种见解，显然地是为了迎合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将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为资产阶级性的口号，实际上就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替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准备将来克伦斯基式的或武汉政府式的政权，使第三次革命重演一回第二次革命的不幸悲剧！！不管你预先怎样否认这种前途，但如果依照你对于民众政权口号的了解与运用，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只能是“武汉政府式的道路”。
你说：“我们为什么有提出民众政权之必要”，是因为“在一切可能谈说政权时，不谈政权问题不能满足民众的要求，但可能谈政权时又不能说一定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可以提出苏维埃”。你为了解决这“难题”，避免“碰壁”，所以提出“民众政权”，“既可以吸引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又可以预伏无产阶级专政于此口号内，既可以推动革命向前，又可以不背我们本来的要求”。这个如意算盘，表面看来似乎面面周到，无奈你犯了底下的错误：（一）政权口号此时（你也承认还是反动时期）不能“吸引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如果说“广大群众”可以由政权口号的鼓动而“行动起来”，即为夺取政权而斗争，那就等于说已然有了革命局势。但这是你自己也不承认的。可见这时政权口号还仍然在宣传时期。既然是宣传时期，我们为什么不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领导贫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给群众”（事实上还谈不到向群众，只能向先进工人分子）以解释呢？为什么要用含糊不明的口号去混乱他们欺骗他们呢？（二）事实上放弃了国民会议的口号，至少是承认国民会议口号在此时不够，不能“吸引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企图以民众政权去“代替”国民会议口号，或“补助”这一口号。但国民会议如尚不能“吸引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夺取政权的“民众政权”口号能吗？你自己在这些错误观念的纠缠中，当然像苍蝇飞进玻璃瓶，只有四面“碰壁”！其实如果能正确了解和灵活运用，我们的路线是无往而不通的。当我们向群众进行鼓动时，我们坚决地主张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同时我们不懈地向工人的先进分子及同情工人的革命者宣传，必须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资产阶级政府，建立工人贫农的苏维埃政府，才是真正的出路，并指示他们怎样向这方面准备。这样哪里会碰壁呢？
当一个同志向你谈闽变问题说：“福建民众如此起来了，并有强大的力量。如果十九路军一中途叛变起来，我们有力量推翻它，这时我们非用苏维埃去代替不可了”。你竟然被这一段十分昏瞆糊涂的话难住了，迫得求援于民众政权的法宝，即以“民众政权”去反对民众政权来解围！这样解围法，直等于犀牛角，愈犀愈不通。你为什么不好好地将那位糊涂的同志教育一番呢？第一，福建真正的民众并没有“如此起来”，更没有“强大的力量”，闽变不过是带改良主义假面具的上层军人政客的政变勾当（固然客观上是多少反映了民众反帝国主义和反国民党政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它比平常军阀独立较有进步的意义）；第二，领导闽变的军人政客为的是自身权利，并非真正为了民众利益，其与南京妥协，或与广东干什么别的勾当都是可能的，压迫民众是不可免的，但这也无所谓“叛变”，（至多只是叛变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不过表示福建运动的本身流产而已。故我们现时还谈不到去“推翻十九路军”，更谈不到用“苏维埃去代替”它，因为我们在那里根本就没有力量。将以上的事实剖析之后，则应更进一步说明闽变的客观原因、意义、趋势及我们对它的态度和策略等。我想，只有如此才能教育同志，不致加深他的糊涂和幻想。
最后，你说民众政权口号在反动时期必须提出，“只有到了革命局势成熟了才可以放弃”。这是把政权口号视同柠檬，吸完了汁液就把它抛开。可惜政权口号绝非柠檬，而是夺取政权的旗帜，是不能随便抛开或掉换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经提出政权口号，便必须坚持到底，为它们争到底，直到取得政权为止。因为政权口号是战略（STRATEGY）上的口号，而非策略（TACTIC）的口号，不能因有无革命局势和革命浪潮的高低而有所变更的。
在你论民众政权的原文中，还有不少可议之点（差不多从头至尾都是错的），上面所举仅其主要者。总之，你为拥护民众政权的口号所创造出来这一颇费深思的有系统的理论，不但离此口号创议人的意见太远（独秀同志曾声明此口号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形式），简直将它绘成了一特为准备断送未来革命之可怕的机会主义的画图。因此，我个人最后应坚决地声明：民众政权这一口号，经过了许多同志对它的意见纷歧，尤其经过你同昭昭对它奇异的运用，经过此次福建的“人民政府”之建立，同时又在斯大林主义者极力鼓吹“工农民主专政”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在此时期（尚无革命局势时期）无论在宣传上或鼓动上我们均绝对不能采用这一口号。即在将来有革命局势，此口号对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在鼓动上之通俗的解释或通俗的翻译的用途亦十分有限了，甚至没有必要了。因为那时我们尽可以用“工农兵政府”或“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一类的口号作为政权的鼓动口号哩。我们此时不但应该而且必须不懈地坚决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是左派反对派路线所以和斯大林机会主义路线根本不同之最明显的标志，这是不断革命论的旗帜！谁害怕这旗帜，不敢为它宣传，企图以别的旗帜来掩饰它或代替它，客观上都是表示放弃这旗帜，背叛不断革命论。
（三）国民会议问题
国民会议问题你“认为比较简单”，但实际却不然。党内外许多人（甚至同情的人）之误会和不了解反对派的路线，大都源于这一口号，反对派内部过去意见之特别分歧的亦多集中于这一口号。实际上，国民会议是一最复杂的，因此是一最不容易弄清楚的问题。人们因为没有明确认识国民会议所含内容的复杂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尤其是它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关系，往往只抓住某一点而忽略全部（所谓见树枝不见森林）卒至走到错误的，甚至反国民会议口号的结论。现在我可以举出几个代表来，他们是各自代表一种主要倾向的。
代表中的第一位是小陈（即陈代青——作者），他仿佛是从“左”的观点出发，他特别注意于国民会议之“民主幻想”和“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两点上。在他看来，国民会议是没有什么多大作用的。故在“一·二八”事变中他毛遂自荐地起草的一个政治决议草案上简直没有提到国民会议这一口号。他平常虽然没有否认国民会议这个口号，那只是因为在反动时期找不到别的政治口号来代替。在革命时期，他认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不需要的（就他的倾向而言），因为那时可以直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尤其他害怕“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故在“一·二八”事变时他极言“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目前最凶恶的敌人”（那时指的是十九路军）。其实国民会议本身包含有“民主的幻想”，我们是知道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妨害它在民主斗争中之重大的政治作用。你在论民众政权中有一段话，如果移到这里来倒颇足以开导小陈。那里说：“在现阶段中其含混和模糊性，（这里应改为“国民会议的民主幻想”）正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即在这时期能够吸引群众起来。哪怕小资产阶级乃至工人阶级对它发生幻想，但是不怕他们有这种幻想，要有这幻想他们才肯起来行动。而他们的幻想在行动中自然会打破，也只有在行动中才能打破”。至于国民会议之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即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民族独立、统一和土地问题等），那也是自明的，不然，“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不会发生了。但认真说起来，小陈同志对国民会议这种“吹毛求疵”的消极精神不是偶然的。他之接受反对派路线只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即社会主义前途。而对于国民会议口号，原来是根本反对的，但“为了接受母亲，不能不勉强承认带来的孩子！”因为他根本不了解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专政间的，即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间的关系（这点在上面已经指出）。凡是忽视此种关系的人，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即是民主斗争运动逐渐发展中准备起来的人，一定要轻视国民会议乃至实际上否认它的存在作用的。
而我们的仁静之对国民会议的理解，则是从另一极端观点出发。他不但认为国民会议可以完全解决问题，而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他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所召集的国民会议，共产党一定占大多数，那时的国民会议可以通过土地法，通过苏维埃政制等。这样一来，国民会议不但解决了民主任务，而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了。国民会议经过仁静这艺术大家一描绘之后，实在美妙极了，理想化极了！但在这一理想化的美妙中可惜包含有不少的漏洞：（一）如果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这就等于说革命的民主任务已经被无产阶级在城市巷战中和农民在农村暴动中用刺刀和锄头解决了，苏维埃政制事实上已经成立了，这时即令国民会议在会场上举手表决通过承认这种已成的事实，这只能算是“认可”，怎能说得上他们真正解决问题呢？（二）那时的国民会议既还由普选制产生，则无论共产党员占若何的多数，这种会议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的。因为民主普选制就是资产阶级性之表征（这是舜君同志所说到的）。至若谓由无产阶级召集即改变了它的性质（这点是仁静最坚持变质的理由），则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如由无产阶级所解决，难道亦因之而改变了性质吗？如果这也算改变了性质，那就根本无所谓民主革命了。（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是否必须召集国民会议，这还要看国民会议运动的发展过程和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是农民）是否要求而定，这只是一种或然的前途。这是老托所估量而仁静所承认的。但仁静竟以此种“或然的前途”即“假定”来规定国民会议一般的性质，这是常识的逻辑所能容许的吗！？以上只就仁静对“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所持的理由分析一下，其本身的矛盾与不通有如此！！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仁静同小陈一样，根本不懂国民会议斗争对于推动无产阶级走向政权之作用。我们已知道，仁静认无产阶级之能以取得政权，只是靠复兴经济，发展生产力，增加自己的数量，与民主的革命斗争是没有多少关系的。这样在一定时期代表民主斗争的总的政治口号的国民会议口号，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当然没有什么作用了。仅有的作用只在于由无产阶级政府召集来通过苏维埃政制这一点！！！所以仁静自“一·二八”以后，只聚精会神地宣传如何“复兴中国经济”，如“提倡抵制日货，……开辟国内市场”（见他给独秀同志的信）。而对国民会议口号这一个调儿则不弹久矣！！像这种特殊的经济主义难道是偶然的吗？！
在国民会议论争的半路上突然杀出一个手握双斧的李逵来，这就是我们的昭昭，他左手握住“过渡时期的民众政权”口号，右手握着“一切政权归国民会议”的招牌！但在反动时期不问怎样召集和谁来召集的国民会议，一般喊出“一切政权归国民会议”的口号，这是真正的议会主义者，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有革命局势时，即已经有苏维埃存在时（革命局势到来我们必须组织苏维埃），若提出这样的口号，那等于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曾称这种人为无产阶级的叛徒（见列宁论立宪会议提纲）。但昭昭这样荒谬的来源，也是由于根本未曾了解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间之关系。他与小陈仁静不同之点即在于他认定在民主斗争时期需建立“过渡的”“民主政权”（或民众政权），国民会议既为这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是当然可以代替政权的口号，依照形式的逻辑，当然可以提出“一切政权归国民会议”。他丝毫不懂得反对派之提出国民会议口号并不是指望由国民会议本身产生或变成政权，而在于借此口号鼓动一般民众反抗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推动他们走向革命斗争的道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
上述三种倾向，对国民会议运动都是同样的“制止机”，尤以追随小陈的人（有意地或无意地）为最多，因为他是“左”的，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的。我想在这里略微有重复申叙国民会议的一般意义和作用的必要。反对派之提出国民会议这一口号之一般的历史的社会的根因，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没有解决，民主革命没有完成。在政治上，国民会议口号在反动时期是民主运动之总的鼓动的政治口号，它与国家独立统一和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口号紧相连系着，不断地鼓动一切下层群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反抗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反抗一切军阀贪官污吏等的专横压榨，使群众由参加一般的政治活动而走向革命的斗争。在革命时期，它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辅助口号：一方面逼迫资产阶级不断向群众让步，榨取资产阶级最后的一滴民主主义，直至揭穿一切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的民主假面具；另方面，它在一切落后的群众中帮助他们在实际生活上放弃民主的幻想，证明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才能给他们以真正解放的出路，信赖无产阶级，决心起而拥护和帮助它夺取政权。故我们对于国民会议口号，不但不害怕它所包含的民主幻想，而且正要利用此种幻想以引起群众参加政治活动，走向革命斗争，使他们在实际活动和斗争中打破幻想，决心赞成革命主张，不顾一切地参加决生死的夺取政权的革命暴动。我们更无需问它能否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只在利用它引起以至推动民众走向革命，走向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绝对不希望由它本身变成政权，或产生政权，而只希望在它的运动过程中能准备无产阶级的专政。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后是否须要召集，那更是次要而此要的问题，因为那时真正的基本问题已被武装暴动所解决了。我们在进行国民会议运动过程中所应特别注意的问题是：怎样使国民会议口号与其他的民主口号有及时的适切的配合；在没有革命局势时期，怎样使这口号的鼓动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有密切的联系，在有革命局势时，怎样使它在各方面适合和帮助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鼓动影响之扩大。无产阶级领导国民会议运动愈勇敢愈坚决，则在民主革命斗争中留给别阶级的地位愈少，它领导斗争的范围愈大，它的势力愈易开展而愈易于踏上政权。
至于你论国民会议的意见，我认为有两点比较重要的错误。第一，你将国民会议与政权（民众政权）口号对比讨论，处处比较其作用。其实它们之间不仅作用不同，而且在性质上亦是迥然各异的。这点在前面我已说过了。第二，你说国民会议“的本身是资产阶级的和平议会主义，它自身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的东西……因为它不能跳出资产阶级的政制形式而仍然存在”。像这样地了解国民会议是完全不正确的。国民会议本身可以成为“资产阶级的和平的议会主义”，那就是说，它在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已经解决的国家中，或在民主任务未解决的国家中，而国民会议运动为资产阶级所领导。历史上曾经有过极革命的国民会议，那就是法兰西大革命中的“康文兴”（即制宪会议——编者）。在我们的时代，在民族民主任务未解决的国家中，国民会议运动如果为无产阶级所领导，国民会议本身可以成为革命的。因为它能在其运动过程中替无产阶级专政开辟道路，换句话说，即客观上帮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至于它“自身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的东西”，“不能跳出资产阶级的政制形式而仍然存在”，那是它的历史性，它的民主的阶级性所使然。但这并不妨碍它在一定时期（如法国大革命时）和一定情形底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之能成为革命的而非“和平改良主义”的。反对派之采用这一口号，首先就要排除它的“和平主义”性，而尽量利用它的革命性，利用它的“极端民主主义性（如普选制……）”以打击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以掀起革命的风潮——这就是它巨大的革命作用，如此而已。如希望它“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内容的东西”，和“能跳出资产阶级的政制形式而仍然存在”，那就成了仁静的“国民会议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了！我想有常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应存这种幻想，而且不应这样提出问题。
总而言之，讨论与运用国民会议这一口号必需特别注意它所含的极端民主主义性——普选制等——并使它与其他的民主任务口号和国民会议运动的前途之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有机地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否则必致“异端”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