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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石凡同志《不断革命论？还是阶段论？》的答复与批评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
L（石凡）同志批评我“对于不断革命论见解错误”之独一的论据，就是他抓住我“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一句话中的“转变”一词，由此发了一大篇议论。斥“转变”这一个词所表现的是“阶段论”的观点。真不幸得很！如果我早声明这一句话是完全抄自托同志的，也许免掉L发这一大篇议论了！上面那一句话的原文是“NEPEOCAC AM GEUOPPAMURE CRML REBOLLOYUN R COYUAUNCMUREEKAN ”（《不断革命论》一三页）。“NEPEXOG”一字可以译为“过渡”，但译为“转变”似乎更恰当些。然则托同志用这个字来表示两个革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间发展衔接的关系，果用错了吗？是果真如L所说的是“阶段论”的观点吗？不但没有错，而且在这里，在这一字句上更表现了确切的历史转变的辩证法的意义，即由量变质的意义。L站在机械论或“有机论”的观点上，怎样能了解这个字所表示的辩证的意义呢！
L说：“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之可能而且应该在民族民主任务的基础上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正是民主革命能够直接生长（圈点是原文有的）为社会主义革命之具体表现”（原稿一页），这段话如果正确的了解，是不会大错的，但以L之反对“转变”的意见看来，这就不仅错误，而且是危险了！由底下“这其间，绝无什么阶段可言，而且有机地综合和统一的”（圈点是我加的——著者——原稿一页）这几句话中的“有机地”显然与他前面的“直接生长”是相关联的。这样，依L的意见，革命只是“有机地直接生长”。难道两个革命中间真没有量变质的特殊现象，即大破裂的关键吗？在这里L完全忘记了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经过一个量变质的大爆裂，才能走上社会主义。这“大爆裂”就是无产阶级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这就是托同志所谓的“转变”，我所说的“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中之转变的中心关键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其意亦即指此。而L公然反对这种见解，显然证明他是站在反对无产阶级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进化主义的观点上（虽然是不自觉的），“有机地直接生长”，就是无可否认的证据。这里令我们想起斯大林曾用的“生长”（因列宁曾用过此字以说明两个革命间的关系）一字以反对不断革命论，并形成他由“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之有机生长”，即由民主革命至无产阶级专政不经过暴动的有机生长的社会进化论。但托同志在论西班牙革命的一篇文章中曾痛斥过这一理论，并在去年四月公布的左反国际纲领草案上为这一理论特订了一条：指明：“由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经过暴动”（大意如此）。不幸，我们的L现在又抄袭斯大林的“有机生长论”来反对我们的不断革命论了！
L说“既然是转变（而不是直接生长），那么必须先有一个特定时期专门干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转变到别的特定的阶段来干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是这样，必然不合于转变的规律”（原稿二页）。这段话充分暴露了L了解问题的可怕的机械观！特殊的形式逻辑头脑！在L看来，一切历史不是没有大爆裂的有机生长，就是两个截然不相关连的极端阶段！可惜历史总是违反L这一类人的形式逻辑头脑，既不是两个截然不相关连的阶段，又不是没有大爆裂的有机生长，而是量变质的即发展的中间既互相连贯而又经过大爆裂的东西。譬如，在民主革命生长中即胎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种子，那就是无产阶级政治势力的逐渐长大，至一定程度即形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暴动。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暴动的成功，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了，但必须继续完成民主任务——十月革命的经验就是如此。所谓“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其涵意亦是根据这种经验而来的。所以列宁同托洛茨基，在二月革命后，有时称俄国那时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有时又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从民主任务之尚未解决一点说来，是民主革命的；若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方面说来，则又是社会主义革命了。列托这两种不同的称谓之间并没有矛盾（但形式逻辑者一定说是矛盾的）。十月的暴动，列托都一般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按他们有时亦说“我们的革命在组织贫农委员会之前，即在一九一八年夏天乃至秋天，是一个广大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列宁全集》一〇五页）。由此可以证明我们L的机械论，与不断革命论没有什么共同之点了。
由上面的解释，则我所说的“这专政，一方面是民主革命的结束，同时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是革命转变的产物”，其意义也就很明了了。况且列宁曾说过：“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序幕（即开端）”。这不是表示在十月暴动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为民主革命之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开端的意思吗？L自己也感觉到他对我的批评是“字眼上咬文嚼字的推敲，没有懂得……真意，在字义上玩虚玄”。其实还不止此：事实是L站在机械论的形式逻辑和有机生长论的观点上，在反对不断革命论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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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民会议问题，L的观点是同独秀一样的，我在“对陈独秀几个文件的批评和答复”中已说得颇为详尽，我请L去参考那篇东西。我是完全根据不断革命论，尤其是十月革命之“不断革命”的活经验来解释国民会议这一问题的。故我在这里只指出几点：
第一，L说：“革命的国民会议口号，不仅是目前反动时期的，而且是将来革命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这完全是他脑子里的空想，是违反十月革命的活经验的。二月革命后，托同志即提出“工人政府万岁”为总的政治口号。四月后列宁提出 “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总的政治口号。那时的立宪会议只是一个辅助的口号，这种既成的历史事实，无论L如何神通，也是无法改变的。故后来列宁论立宪会议问题时说：有立宪会议的共和国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共和国要好些，但苏维埃的共和国比立宪会议的共和国更要好。他并且斥那些企图以“一切政权归立宪会议”口号去对抗或代替“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为无产阶级的叛徒。L说国民会议口号“是在革命时期群众举行武装暴动的直接目标”，那就是说“一切政权归国民会议”，但革命时期的苏维埃口号到那里去了呢？L这种倾向显然是准备在革命时期以国民会议代替苏维埃口号。这是再危险也没有了的倾向。十月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才是那时“群众举行暴动的直接目标”！L讨论这种重大的政治问题时既不根据理论，又不根据经验，未免太武断而空想了！
第二，我说国民会议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是科学的解释，是共产主义者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真实了解，并以此向先进的工人分子不断解释。只有具有了这种了解后，我们才不致陷入议会主义或小资产阶级民主幻想的泥坑中，才能随时准备领导无产阶级走向夺取政权的道路，不致中途叛变无产阶级。托同志重三复四地说，民主任务在落后国家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从来没有说过，国民会议本身可以解决民主任务问题。如果国民会议真能解决问题，又何必要无产阶级专政呢？而且无产阶级专政也不会发生了，因如果说国民会议真能够解决民主任务，就等于说，资产阶级的民主机关可以解决民主任务了！所以二月革命后，列托都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苏维埃机关为夺取政权的工具。斥那些企图等待“工农民主专政”或“立宪会议”来解决民主任务的人为叛徒！何以我们的L对这些极端重要的历史经验视若无视呢！
至于在一般群众中的鼓动宣传上，我们当然不能说国民会议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要号召他们为“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普选国民会议奋斗”。我们主观上却明白知道极端的民主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但小资产阶级本身既有此种幻想，我们便不能单靠宣传去说服他们，只有让他们自己从事变中去经验，放弃幻想，然后转到坚决的革命行动方面去，相信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托同志说，民主幻想，在某一时期是一种动力，就是这个意思。假如群众没有幻想，一来就相信无产阶级专政，而愿坚决参加革命行动，那我们就用不着国民会议口号了。所以国民会议口号的作用，是在于推动一般民众从反革命时期走向革命时期，走向真正解决问题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靠它本身来解决问题，这是十分明显的。也许L还要坚持说，我们自己既认国民会议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又号召群众为解决问题的国民会议奋斗，这不仅自相矛盾，而且是有意欺骗群众。但这不是“矛盾”，而是辩证法的活用。也不是欺骗群众，是群众自己原来有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幻想，我们不过利用这种幻想使他们活动起来，斗争起来，最后则领导他们离开幻想，脱离自欺，走向真正解放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是了解群众认识的真实程度，因利而导之前进，而不是将自己降低至群众意识的水平。L的老实态度，就是将自己降低到同群众的原始意识的同等程度上去了。
总之，L对国民会议的见解与独秀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同L间在这一问题上是很难得调和的，但我总是希望L放弃自己的错误见解站到我们这方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