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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陈独秀*
彭述之
（1942年6月6日）
* 原刊于《斗争》报第六卷第1期。
陈独秀没有了！
这个在晚近中国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人物是与世长辞了。
人们也许以独特的伤感来追悼他，或以各自的成见来毁誉他。但这一切都与我们无涉。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第四国际党人，只想在他盖棺之余，给他的生平一个客观的历史评价，以便后一代革命青年们有所借镜。
独秀原出身于官僚贵族家庭。但他却领导了民主的“五四”运动，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推进了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并参加了中共左派反对派运动（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前身）——这表示出他在中国最近历史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上，都尽了推动的责任。这是值得他骄傲的。他的名字将同这些历史发展的事变永垂不朽。
独秀所领导的“五四运动”，是继承“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而来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但这运动是进步的，如果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姑不论其改良与革命之别），是企图在政治上替资产阶级开辟踏上权力的道路，则五四运动，便是企图在思想上替同一资产阶级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故从民主思想的演进上说，“五四运动”是划时代的。它是东方资产阶级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
在这一运动中，独秀不但占据了无比的领导地位，而且还表现了他的坚决和勇敢的精神。他高举“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 [ 民主和科学——编者 ] 的旗帜，向一切封建旧思想、旧道德、礼教、迷信及一切旧传统猛攻。尤其表现他在那时的过人之处的是，他一眼看定封建残余思想的堡垒是孔教，不顾一切地向它射击，并大胆地高呼以白话代替文言。
假如可以用康有为的名字代表戊戌变法，用孙中山的名字代表辛亥革命，那我们更有理由用陈独秀的名字来代表五四运动。但近年来，国民党人和斯大林党人为了卑鄙而狭隘的党派利益，一谈到五四运动或纪念这一运动时，往往把陈独秀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说成无足轻重，甚至企图以蔡元培（国民党）或鲁迅（斯大林党）的名来顶替他。这是有意修改和伪造历史事实。但历史本身自有其公允的裁判官。人们如果不认真谈中国近代民主运动史则已，若要认真谈到时，康有为、孙中山和陈独秀的名字及其作用，是无法割开的。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乃是表示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自觉地要踏进政治舞台，企图以自己的力量代替资产阶级来解决延迟的中国民族民主的历史任务，并借此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这是另一个划时代运动——第二次革命——的起点。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之创立中共，固然是由于时势之推动，主要还是由于第三国际之催迫。但他们能毅然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立场一跃而至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实行组织新党，进行进一步的革命运动，无疑地是值得崇敬的，其胆识和功绩都是不可磨灭的。
固然，中国共产党所发动和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是悲惨地失败了，独秀应负相当责任。但后来斯大林及其党羽把这次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加在他身上，这不但不公允，简直是卑鄙的诬陷。事实上，第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负责者正是斯大林本人。斯大林不顾托洛茨基的一切批评和抗议，以其特有的官僚孟什维克主义政策代替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政策，以致异常可耻地断送了这个最有胜利希望的革命。当时独秀的错误，主要仅在他过分地信任了斯大林的领导，盲目地执行了斯的指示。但后来他公开承认托洛茨基对于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主张之正确，并接受其所指出的教训，毅然起而加入托同志所领导的左派反对派运动，以反对斯大林的官僚领导，这总算是多少补偿了他在第二次革命中所犯的过失。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运动，产生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现在的第四国际中国支部。这是反映着中国无产阶级经过第二次革命的悲惨失败，认识了斯大林的孟什维克主义领导破产之后，重新站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准备完成中共所尚未能完成的使命。其划时代的意义，当不在创立中共之下。独秀之参加这运动无疑地又是进一步的表现，是他的政治生活还在向上的象征。但当时左派反对派内某些极端分子（后来这些分子差不多都卑鄙地离开了左派）认独秀之参加这一运动是一种投机，是不允许的，因而对之加以猛烈的攻击（如刘仁静所领导的“十月社”）。可是，托洛茨基却十分欢迎他，认为他之参加左派反对派运动，不但表示他的上进，而且还反映了左派反对派思想的力量之不可抵抗。
但现在我们必须指出：独秀虽然参加了左派反对派运动，同我们一道创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尽了不少力量，对于在中国的第四国际运动，有过相当贡献。可是他当时对于左派反对派的理论与策略之了解是不很正确的，有些甚至是曲解的（如对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性质、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的关系问题等）。正因为如此，独秀在资产阶级国民党的严重打击（逮捕监禁）之下，便一步一步地从思想上离开了第四国际的立场，以致最后形成了他在临死前夕所顽强地坚持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动思想。
独秀在南京监狱生活的后期，便已开始对于苏联的无产阶级性表示怀疑，并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发生了新的幻想（幻想一种超时代超阶级的民主主义）。这是他思想上开倒车的转折点，也就是他背离第四国际立场的出发点。但独秀的思想倒退之明显而具体的表现，还是在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问题上。
“八一三”后所爆发的抗战，无疑地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蒋介石国民党的领导政策（如压迫民众，投靠英美，并不断与日帝进行妥协谈判等）却是反动的，是其过去一贯的反动政策之延续。故当时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托洛茨基指导之下，一方面号召工农民众在军事上参加这一抗战，支持这一抗战，但同时提出自己的革命政纲，严厉地批评了蒋介石的反动领导。但独秀在承认抗日战争的进步性之后，即进而承认蒋介石的抗战政策也是进步的。因而他简单地号召民众起来信任国民党政府，他的反动领导承认，甚至拥护它的军事独裁——这样一来，独秀便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独立立场，背弃了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如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等），干脆退到他在第二次革命中所执行的阶级合作的老机会主义政策，而与当时斯大林党的无耻投降政策（美其名曰“国共合作”）同流合污了！
但独秀对中国问题思想上的倒退还不止于此。他甚至倡言：“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上的成熟，自是无稽之谈……”，“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的余地”，叫青年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他的结论是：中国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后，才有可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但这正是俄国及西欧一切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的极陈腐的“阶段论”，早已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事实所粉碎了的。这就表示独秀已经从根本理论上完全背叛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独秀的思想倒退更是惊人，这次大战所包含的帝国主义抢夺性，就是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政治经验的人们，也看得很清楚。但独秀却认为，它只是民主主义对法西斯主义“侵略”的战争，并肯定地说：在这次大战中绝没有革命的前途。因而他完全站在英法美民主帝国主义方面，坚决反对在这些国家内进行革命运动，甚至反对在印度及其他殖民地进行独立运动。总而言之，他是在这次帝国主义强盗战争中，根本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坚持的、第四国际对战争纲领上所大书特书的、“以国内战争去转变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战略了。于是，独秀便完全退到了亨德曼、格德和普列汉诺夫等的社会爱国主义的旧立场，而与现今的布鲁姆和阿德里之流沆瀣一气了！！
同时，独秀看到斯大林之投降希特勒（与他订结《德苏协定》帮助他分解波兰等），便由怀疑苏联的无产阶级性（即其社会主义财产制）而根本否认了它，把仍然是社会主义性的（当然是病态的）苏联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德意日放在同一平面上，尽量加以诅咒和攻击。从此，他就完全背叛了第四国际无条件保卫苏联（它的社会主义财产制）的主张，而与一切反苏的反动分子一鼻孔出气的了。
苏联由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堕落到斯大林的官僚独裁，自有其客观的原因。这乃是世界革命不断失败与旧俄的落后性所交织成的结果。但独秀却丝毫不懂得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而以其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公式来判断苏联的堕落过程。因而他又进一步把斯大林的官僚独裁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混同起来，宣称斯大林的官僚独裁乃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展之必然产品，甚至把它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专政归纳之于同一范畴。于是，他终于走到一切机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者的根本反动立场，以其过了时的反动的民主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最革命和最中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了。
独秀既将斯大林的官僚独裁认为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展之必然结果。他于是更进一步把斯大林的一切背叛思想及其一切政治上的罪恶，都归咎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而断言：“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急进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的布朗基主义。德国此时的纳粹主义，即旧的普鲁士主义与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混合物”。他声称：“将继续为文说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横暴、欺诈等罪恶，有机会时即公开发表”（见他去年十一月七日致L君私函）。从此，独秀的思想便最后转到了资产阶级极端反动的阵营，而以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反第四国际的思想和政策的十字军急先锋自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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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陈独秀的生平简直是前后判若两人，如果以他被监禁于南京为标界，他在前一时期是不断地勇敢地向前进取的——由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走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由堕落的第三国际而转入革命的第四国际。但在后一时期中却不断地卑怯地倒退了，——由怀疑苏联和幻想民主而走到根本反对苏联、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的反动政策，赞成英法美民主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直至公然背叛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中间，无疑地是异常之矛盾的。但这确是事实，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那末，这“矛盾”将怎样得到解释呢？人们也许这样地提出问题。
要正确地解答这个问题，只有求之于陈独秀自身的社会根源、个人弱点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
独秀虽出身于破落的官僚贵族，但其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却大半是资产阶级式的。再加上当时的中国，正是帝国主义任意横行、腐化反动的满清及北洋军阀相继统治的时代。于是独秀根据其所受的资产阶级的教育与从他那时代环境所受的刺激，以其特有的敏感和直觉，便形成了他的民族民主主义的思想，因而发动并领导了“五四”的民主运动。恰于此时，无产阶级在俄国第一次获得了最后胜利，并第一次创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了共产国际，共产主义的思潮波及全世界，同时中国的工人运动也就第一次抬起了头来（多谢大战时中国工业的突进）——在这一切情形的吸引和推动之下，于是独秀便由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一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二次革命运动了。当这次革命失败之后，独秀一时原陷于悲观消极。但由于托洛茨基对中国第二次革命所作的无比正确的批评和预测，及其对于第三次革命必然到来之明确的指示，又强有力地推动了独秀前进一步，因而参加了左派反对派运动。这明显地证明独秀在这一时期之所以不断上进，主要是由于客观时势所催迫、吸引和推动着的。
但当“客观的时势”发生变化时，独秀的思想行为也就随之起变化了。经过左派反对派的许多挫折：外来严重打击，内部不断的可怕纠纷、叛变、破坏，卒至于自身被捕监禁；再加上斯大林的横行无忌，第三国际的腐化、恶化，苏联的可怕堕落，德国革命与西班牙革命之接连惨败，希特勒与佛朗哥之得意凯旋，法西斯主义的不断生长，极权制度盛极一时，整个的星球都陷于极端反动的深渊之中——这一切使得独秀对于他的一向所希冀、所景仰和坚持的都幻灭了。所剩下来的，除了伤感和痛苦之外，就只有他从前借以成功成名的民主主义残骸。他便抓住这残骸为救命圈，并以此来批评一切，来对抗一切。但这时的民主主义，却早已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而成了过时的反动透顶的象征物了（就世界历史发展说）！
假如独秀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即令在极端反动的潮流中也还可以逆流前进的。但异常不幸，独秀虽赞成共产主义，拥护第三国际，创建中国共产党，甚至同意托洛茨基的主张，参与第四国际运动，但他却不是一个具有理论修养和革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虽然有其高度敏感、直觉，甚至天才，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先进国家的革命经验，殊少研究。就思想的本质上说来，独秀始终还是停留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的基地上。这种民主主义者，在客观形势往上升，即往顺利的方面走时，他是可以乘机上进的。但在客观局势往下降，往极端反动的方面跑，而他自身又遭到不断的严重打击时，他便很难挣扎得住，而不得不向后面倒退了，一直退到原来的出发点——已经过时的反动的民主主义。
我们可以说，陈独秀是以一个光耀的民主主义者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以一个最不名誉的民主主义者钻进他的坟墓里去。这是矛盾的，但是合乎辩证法的。
独秀生平这种极端矛盾的现象，难道是中国的独有特产吗？不，如果从国际的历史范围看来，极是平常的，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一个典型的先例。
普列汉诺夫以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一跃而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替俄国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工党，并成为极有天才而博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在哲学方面）解释家和政论家，教育了整代的青年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但往后（特别是当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他却逐渐地倒退，终于堕落成为社会爱国主义者（第一次大战发生后），疯狂地拥护帝国主义民主欺骗，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反对十月革命，变成一切反动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代言人。普列汉诺夫这种前后矛盾的表现，当然主要也只有从俄国历史发展的条件中才能得到解释，但普列汉诺夫个人亦有其致命的弱点，即：他只抽象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而对于西方革命的具体教训，尤其是对于俄国历史的具体发展（“不断革命”的发展），都还是一个外行。
如果普列汉诺夫是一个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发展前抛开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则我们的陈独秀便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其名的经验主义者，在反动势力严重打击的“经验”之下放弃了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现在陈独秀是死了，但革命青年们必须从他学得教训。独秀之由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由第三国际转到第四国际，无疑地是进步的，值得大大地效法的。但他从社会主义退到民主主义，从革命的无产阶级阵营退到反动的资产阶级阵营，却是绝顶反动的，应当深深地引以为戒的。尤其要认真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去学习高深的理论和丰富的经验，从一切革命（特别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去学习宝贵的教训。只有如此，才能免陷于陈独秀的“有始无终”，才能在凶险的激流中逆流游泳，才能跟着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
我们这一代人的活动，几乎是与陈独秀的生平不可分离的，甚至是纠结在一起的。在五四运动中，我们曾经热烈地信仰过他，赞成过他，响应过他；在创立中国共产党和第二次革命运动中，我们曾经同他一起亲密地合作过，把革命推向前进。随后，同他一起遭遇失败的打击，嚼过失败的苦果；在左派反对派运动中，我们又同他一起坚决反对过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创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在外来反动势力（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严酷迫害与内部不断叛变之下进行异常艰苦的斗争；最后，我们并同他一起被捕，一起坐监，一起共患难。这时以前，我们对他是有深厚的友谊、同志的敬爱和对领袖的护卫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后来同他进行了极严重的斗争。当他曲解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的关系，幻想民主主义，在抗战中提倡阶级合作，在大战发生后拥护英美的民主帝国主义，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批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我们确是无情地批评了他，攻击了他，因而在情感上厌恶他，乃至仇视他。但我们在思想上对他的批评和攻击，我们情感上对他的厌恶和仇视，绝非出于私人的好恶，而只是为了真理，为了革命，为了世界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众的解放事业，为了第四国际的旗帜，最后且为了挽救他免于悲惨的堕落。关于最后一点，我们是失败了，但并不妨碍我们另一方面的成功，那就是：陈独秀的反动思想不但在我们中共同盟的队伍里很少得到滋蔓，反而使我们的思想因此（与他斗争）更健全起来。我们今后还要保卫他前期的光荣，检讨他后期的背叛，以此来替革命服务的。
现在陈独秀是永离人世了！
让斯大林的党徒们，以其特有下作的犬儒主义去弹冠相庆，去任意毁谤他吧！
让国民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以其卑鄙的反动意识去抹杀他前期的进步意义，去利用他后期的反动思想以谋私利吧！
让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以其惯常庸俗的伤感主义和怀疑主义去唉声叹气地吊唁他，莫名其妙地（毫无批评地）歌颂他或歇斯底里地怀疑他吧！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第四国际党人，只能本着革命家的态度，运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这样地来研究陈独秀，分析他，批评他，从他学得教训。
康有为也曾起过相当的进步作用，但以其可耻的反动（如拥护宣统复辟）告终。孙中山所起的进步作用当然远超过康有为，但他的三民主义本质上是彻底反动的，他的幸运仅在他的早死，否则第二次革命的刽子手必然要落在他本人身上。陈独秀所起的进步作用，比起孙中山来更要深刻得多，但也以其更为深刻的反动思想结束其余生。历史是残酷的，落后国家的历史尤其残酷（因为其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综合性）。许多进步的事物和人物，一转瞬之间，就变成为落后的或反动的了。人们如果不紧靠着历史的火车头不断前进，便不可避免地要被抛在后面，给人诅咒的。
陈独秀既决然放弃其所发动且为之长期努力奋斗的光荣工作（中国不断革命的工作），而负着反布尔什维克的不名誉的旗帜走进坟墓，那我们就更应紧紧地抓住这一工作，给它彻底的完成——这便是我们今天追悼陈独秀之死的唯一合理的表示！
死去的让他死去吧！
还活着的我们必得从死者身上取得教训，以迎接光明而伟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