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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少数派在依附死的陈独秀
彭述之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 原刊于《斗争》报第六卷第二期
对于一个在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人物之死，马克思主义者与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犬儒主义者，伤感主义者，怀疑主义者及阿谀主义者唯一不同之点，就是运用其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研究这个人物的生平，分析他，批评他，指出其进步方面及反动方面（假如有的话），从他取得真实的教训，以为自己及其他前进人们的借镜。我们对陈独秀之死，恰正如此。
在《悼陈独秀》（见本志前期）一文中，我们一方面排斥了一切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主要代表）和小资产阶级（以斯大林党为主要代表）对于陈独秀的诬蔑，并精确地（虽然不是详尽地）指出了他在中国最近历史几个主要阶段上所导演的巨大进步作用（如领导“五四”，创立中共，推进第二次革命，发起中国托派运动等）；但同时，我们也不顾某些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特有伤感和阿谀，如实地指出了他晚年思想上的倒退和反动（如幻想民主，反对苏联，拥护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反动领导，在这次大战中拥护英美的民主帝国主义，反对在它们本国及其殖民地进行革命运动，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乃至公然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然而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却大大地激怒了我们的“少数派”，引起了他们的疯狂愤恨，因而一些昏乱的辩护和狂吠也就跟着爆发了出来。这却迫到我们不得不再来伸说一番。
首先让我们看看少数派的灵魂意因是怎样在替陈独秀辩护吧。
意因在其《悼陈独秀同志》一文中（见所谓《国际主义者》第二期），除了表示一些如丧考妣的伤感外，除了对独秀的进步方面作了一些既欠准确而芜杂的赞词之外，对于他晚年思想上的反动，不但没有明白地指责出来，反而替他巧为隐讳。如果只是“为其亲者隐”，“为其尊者讳”，人们或者还可以原谅他。但他甚至还要替独秀的反动思想曲为辩护哩。
独秀在其思想上的反动，表现得最为深刻而又是最根本的，就是他完全否认了“不断革命论”。他曾经向外公开表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只有经过无产阶级的数量发展，即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有可能。因此，他公开地叫青年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不要幻想社会主义。但“不断革命论”却早已坚决地肯定，中国及其他落后国家无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因而这些国家的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的革命“不断地”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达到完成。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且已由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正面）和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反面）的铁一般的事实所证明了的。正因为如此，“不断革命论”成了第四国际领导落后国家革命的唯一政纲。可是，意因却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究竟处在怎样的关系呢？——THIS IS THE QUESTION！”。意因先生既认定“这是问题”，就是说，这是还待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于是他认为陈独秀否认不断革命论也就没有什么严重的意义了，可以替他原谅了。事实上，意因正是替陈独秀对不断革命论的背叛而原谅而辩护的。但他完全忘记了，托洛茨基的一生就是为了不断革命论而奋斗。他同一切孟什维克的决裂，尤其是同斯大林的决裂，以及同拉狄克一切叛徒们的决裂，都是为了不断革命论。如果从托洛茨基主义中除去不断革命论，还成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呢？！如果从第四国际的政纲中除去了不断革命的政纲，第四国际与第三国际乃至第二国际在殖民地革命问题上的战略与政策还有什么根本不同呢？！最后，如果不断革命论还是“问题”，还待讨论，还待解决，那末，托洛茨基主义及根据这主义所建立起来的第四国际政纲，不是统统都成了“THIS IS THE QUESTION”吗？！果真如此，我们为什么反对斯大林主义，为什么要从第三国际脱离出来而建立第四国际呢？这些QUESTION，意因能够给我们以明确的解答吗？！按照意因的头脑（怀疑主义的）和逻辑（玄学），除了再用THIS IS THE QUESTION来搪塞而外，恐怕再没有别的答复了！
由此，我们不但看出意因在替陈独秀的反动思想隐讳和辩护，而且还暴露了他本人对“不断革命论”是抱怀疑主义的，他的思想根本也是反动的，事实上，意因同陈独秀一样，早已背叛了不断革命论。他在“八一三”以来根本否认中国抗日战争的进步性，以及最近公开宣言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没有进步意义等，都是他背叛不断革命论的具体表现。他与陈独秀间的不同之点，仅在于：后者是从右边，从否认无产阶级革命来背叛不断革命论。而前者则是从极左边，从否认民族民主革命来背叛不断革命论，在本质上说来，意因与陈独秀都同样是“阶级论者”。由此，我们不难了解，意因为什么特别替陈独秀对不断革命论的背叛作辩护：原来在这一点上他也就是替自己辩护哩。人们“自私自保”狐狸尾巴，又不知不觉地在这里显露了出来。不过还得补充一句，对于不断革命论的背叛。在陈独秀是公开的坦白的，而意因却是在“托洛茨基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的掩饰之下暗地进行吧了。
陈独秀否认不断革命论及他的一切反动思想，在意因的眼中（尤其是经过他的隐讳、原谅和辩护之后）既无关轻重，不足介意，如是直到最后，直到独秀之死，他还认定独秀是他的“同志”，这是无足奇怪的。因为从背叛不断革命论，背叛第四国际的基本政纲说来，独秀确是意因“志同道合”的“同志”。而且意因即令要称呼任何反动家为“同志”，也是他的“自由”。不过他进一步宣称独秀之死是“世界上从此损折了一员老战将，中国无产阶级于此丧失了一个大领袖”，我们便不得不出来提出抗议了。
陈独秀自从在南京监狱中开始怀疑苏联的无产阶级性，幻想超阶级的民主主义起，他的思想一直向后倒退。故在“八一三”事变后，他就公开否认自己是“托派”，并与斯大林党及一切小资产阶级政客们一起拥护国民党的反动领导，完全放弃了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过渡纲领。在这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陈独秀的思想，更是反动之至。在否认这次大战的帝国主义性及拥护英美民主帝国主义，反对在它们本国及其殖民地进行革命这一根本点上，他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党徒们毫无差异。他甚至公开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斯大林党尚未敢公开否认的），批评列宁和托洛茨基不懂民主主义。最后，他终于走到根本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极端反动的立场上去了。当然，像陈独秀思想上这样一直倒退，最后形成了他有系统的并颇为深刻的反动思想，绝不是偶然的。其客观原因是在中国革命及世界革命运动的不断惨败之下，在苏联及第三国际的可怕堕落下，在法西斯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的疯狂威胁之下，使他对革命前途极端悲观失望的结果。然而从主观上说来，陈独秀这种反动，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这是他对于自己过去的背弃，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于托洛茨基的思想及第四国际的主张的背弃。假如像陈独秀这样背叛自己过去，背叛他曾经所信奉并为之宣扬过的主义和其党的主张的反动人物，仍然可以称之为“世界革命”的“老战将”，“中国无产阶级”的“大领袖”，那末，在第一次大战后的普列汉诺夫、格德及安德烈等机会主义者，都可以称之为“世界革命的老战将”，和俄国、法国及奥国“无产阶级的大领袖”了！不错，陈独秀曾经在一个时期，在他的思想倒退之前，确是堪称为世界革命的老战将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大领袖的。然而普列汉诺夫、格德及安德烈等机会主义者们又何尝不是一度可以称之为世界革命的老战将及他们本国无产阶级的大领袖呢？但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真名称呼实物”。当普列汉诺夫、格德及安德烈等人的思想未反动之先，列宁和托洛茨基们都是称他们为世界革命的老战将和他们本国无产阶级的大领袖的；但自从他们的思想反动后，尤其是自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示其反动态度后，列托诸人就只好称他们为机会主义者，为背信者，为叛徒了。我们之对于陈独秀正是如此，也只能如此。
凡是替机会主义者、背信者、叛徒的言行隐讳、原谅和辩护，并到死后还称为“老战将”、为“大领袖”的人们，一定是他们精神上或意识上同这种机会主义者、背信者、叛徒有着某种关系。否则是不可解释的，不合逻辑的。但我们的意因，自称为“革命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的意因，究竟与陈独秀的精神和意识上具有着什么联系呢？在背叛不断革命论上，意因与陈独秀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点，我们已在上面指出过了。其实，就是在对抗战问题上，意因所坚持的极左主义，即根本否认抗战的进步性，主张“失败主义”（托洛茨基称此种主义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的布尔什维克的讽刺画），其破坏无产阶级的抗战政策，与陈独秀从极右方面拥护蒋介石的反动领导，是殊途同归的，实际上也是一致的。从阶级的观点上最后分析起来，陈独秀的极右的机会主义与意因极左的清谈主义，都是根源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意识之反映。因而这两种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里面的代理人。正因为如此，极右机会主义的陈独秀和极左清谈主义的意因，能够互相原谅，互为辩护。也正因为如此，他们都曾以同样愤懑的态度反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这在表面上似乎很矛盾的，但实际上是十分合乎辩证法的逻辑的。
也许意因会跳起来反抗说，他对于陈独秀并不单是替他辩护，而且也曾反对过他，甚至“面红耳赤”地“同他争论”过的。因而他极力辩护他对待陈独秀不是“王明主义者”。不过，事实上意因之反对陈独秀的反动思想，未免是太可怜了。除了在陈独秀死后他所发表的那封《写给陈独秀的信》以外，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他批评陈独秀的片纸只字。在陈独秀被捕到南京以前，我们很知道意因只是以陈独秀意见为意见的。因此，在这以前的历史上，找不出一点意因与陈独秀争论的事实来。到了“八一三”后，意因与陈独秀的意见似乎是背道而驰了。我们从当时独秀写给上海某些同志的信中知道这，并还看到独秀对于意因意见的简短批评。但意因对于独秀方面的批评，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即当意因从内地来到上海时，就是独秀对大战的反动思想表现得十分明显时，我们也没有见过意因对独秀有任何批评。最奇怪的是，他到上海后写给陈独秀的第一封信中，除了表示他承认“中日战争是日本天皇与蒋介石间的战争”是他自己的判断及对大战表示“冷淡”外，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他对独秀的思想的反对或批评。至于最后，即当独秀将近临终时意因写给他的那封信，也还是在我们的多次鞭策之下（因为我们时常抨击少数派不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斗争）被迫写出来的。甚至写出很久以后，还不敢寄发，一直到独秀死后才敢发表出来。假如真有所谓“王明主义者”的话（但我们认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王明主义者，王明不过是斯大林官僚主义制度下的官僚，格伯乌的代理人，在世界各国都有的），而我们的意因之对于陈独秀所采取的可怜态度，就有点相似了。这态度，无以名之，姑且名之为阿谀主义者的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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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替陈独秀的反动思想作辩护，并企图拉拢托洛茨基来作帮手的，是连根。这位连根先生，近来在一切问题上，都是以新闻记者、注释家兼律师的脚色，尾随于意因的每一发明之后，来从事注解、辩护，并乘机卖弄他的“博学聪明”。他对于陈独秀当然也要如此。
意因既然承认陈独秀一直到死还是一个“世界革命的老战将”，“中国无产阶级的大领袖”，连根根据这一指示或发明，于是便更进一步而推断道：“假使‘天假以年’，陈独秀获见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来临，那末，不管他今天怀着的思想是多么错误，在大事变的刺激之下，他仍能显出一个正确而光辉的革命家来的”。但证据在哪里呢？就在“托洛茨基一向对陈独秀所采取的态度”当中！于是“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得意大文写下来了（见上指《国际主义》同期）。
连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托洛茨基关于陈独秀所说过的一些话语及其对他“一贯重视”的态度，都引述了出来之后，结论是：无论陈独秀的思想如何反动，连否认这次大战的帝国主义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根本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内，托洛茨基如果不先陈独秀而死，他还是“不会对他绝望”的，“不会乘机丑谤他”的（就是说不会批评他的，因为连根是把对陈独秀的任何“批评”都算作“丑谤”啦），至多不过同他“决裂”吧了。这真可说是一个“天才的推测”！但最不幸的是：托洛茨基一生的斗争史，尤其他后期重视思想不与任何人随便妥协的绝决态度，对这个“天才的推测”，未免成了一个无可跨越的障碍。
我们知道，托洛茨基为了坚持他的革命思想，在第一次大战中曾与第二国际的一切机会主义者们（如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格德、考茨基等）“决裂”，对他们“绝望”，无情地批评（即连根所谓的丑谤）他们。在俄国二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也以同样的绝决态度来对待一切孟什维克，至于托洛茨基之同斯大林“决裂”，对他“绝望”，猛烈地抨击他，因而决然从第三国际分裂出来成立第四国际，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在最近美国党内的斗争上，仅仅为了苏联的性质问题，托洛茨基也同盘纳姆及夏克曼等所领导的少数派“决裂”，严酷地批判他们，对他们“绝望”起来。这事实，更是新鲜。如果就思想上反动的广度与深度说，即就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对无产阶级革命及其专政问题说，陈独秀与第一次大战爆发后的普列汉诺夫等人，以及“二月革命”后的孟什维克，有什么不同呢？至于斯大林呢？虽然他实际上已完全背叛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毁坏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但他口头上还没有像陈独秀一样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然而托洛茨基对他尚且是如此地“绝望”，如此地同他进行了极严酷的斗争。说到美国的少数派，其思想上的反动，还远未达到陈独秀的程度，然而托洛茨基也还是对他们“绝了望”，终于同他们“决裂”了。如果托洛茨基未死，看到了陈独秀最后的全部反动思想，果能为了“珍视”他的“革命经验”，而还不对他“绝望”，不批评他，只是同他“决裂”一下就算了吗？！！（要知道在政治上同一个人或一个派别“决裂”，一定是对这人或派“绝了望”才“决裂”的。）只有完全不懂得托洛茨基一生在思想的不可调和态度，及其在政治上的绝决态度的人，才能如此“推测”。像这样推测的人，不但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志”，简直是大大地污辱了托洛茨基（即把他看成为毫无原则的无骨气的妥协主义者、拉拢者）。
不错，托洛茨基在一个长时期内曾经重视过陈独秀，对他寄予过不少的希望，因而当某些“青年托派”，尤其当别具用心的人们（如刘仁静、施朝生等）过分地批评他，甚至诬蔑他，随便开除他时，托同志常是站在陈独秀方面，原谅他，袒护他，甚至替他辩解的。但托洛茨基这种原谅、袒护和辩解，绝不是没有限度的。托洛茨基对于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及其他的老革命家也曾原谅过，袒护过，甚至辩护过，但这并不妨碍当他后来发见这些老革命家们的思想走上反动，完全背叛自己的过去时，对他们“绝望”，同他们“决裂”，骂他们为叛徒哩。当陈独秀从斯大林的领导下脱离出来走上左派反对派而被“青年托派”（当时的连根正是其中之一）拒绝时，被别具用心的人们（这里也有连根的份）辱骂时，托洛茨基当然要替他辩护，表示欢迎他，“重视他”的。即当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反动（如对苏联怀疑，对抗战表示右倾等），但尚未经过讨论，尤其当未能清楚地明了他的反动思想的内容时，托洛茨基也还得慎重地对待他，尽量设法挽救他（如请他到美国去）。但由此便作出一个推论来，说托洛茨基不管陈独秀的思想如何反动，一直反动到否认帝国主义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也还是原谅他，甚至还希望他（即“对他不绝望”），且不说作这种推论的人是污辱托洛茨基，但何以解释托氏以前对待拉狄克及拉柯夫斯基等人的绝望态度呢？！
也许连根又要搬出陈独秀的“革命经验”或“实际革命者的陈独秀”来作盾牌，来代为诡辩吧！但列宁早就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托洛茨基在批评美国的少数派时，更郑重地指出理论的重要性，说在反动时代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人是最难站得住的（大意如此）。陈独秀既不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以他虽然长期地参加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但他始终没有能正确地了解“革命的经验”，始终只是一个“实际主义者”。正因为如此，他经不起严重的打击，在严重的反动势力威胁下站不住脚跟。所以他终于倒退下来，并回过头来反对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了。连根以为托洛茨基为了“珍视陈独秀的革命经验”，即令陈独秀的思想反动透顶（像他临死时达到了的），还是会另眼相看，“对他不会绝望”的。这不但证明连根丝毫不懂得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而且还证明了连根本人就是“实际主义”的俘虏。他之“始终敬爱陈独秀”（这是他在一个文件上这样声明过的），拥护陈独秀，替陈独秀的反动思想辩护，大概这也就是原因之一。
至于说到陈独秀如果不死，当他“获见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来临，不管他今天的思想多么错误，在大事变的刺激之下，他仍能显出一个正确而光辉的革命家来的”。如果这话是可靠的话，那就不但任何思想都没有客观原因，思想本身的发展没有任何逻辑，而且任何思想斗争也就没有意义了。然而这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自由主义和投机主义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毫无共同之点。
马克思主义观察一个人的思想转变，例如从革命转向反动，首先就必须分析其客观原因，进一步则就其反动思想的广度与深度及其坚持性而推断其发展的趋势。陈独秀的思想之转向反动，其客观原因，我们在《悼陈独秀》一文中已经指出过，即在本文前面也略为提过了。至于陈独秀的反动思想之广度和深度，不但我们已经再三论述过，而且还有他发表过的许多文件可资检查。总而言之，陈独秀的反动思想，比之现时第三国际的普鲁姆和阿特里们，只有过之无不及。如果陈独秀不死，像他在许多文件上所表示过的，他是会坚持到底的，他在临死前给L君的信中，更表明了他将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资格，准备奋斗到底。在这种情形之下，假如托洛茨基不死，试问他会不会与之进行严重的斗争呢？我们相信托洛茨基是会同我们一样，一定无情地打击他的（像他过去打击一切机会主义的叛徒们一样）。但在斗争中，陈独秀的反动思想只有按照其逻辑愈走愈远，愈陷愈深。同时，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必然要利用陈独秀的思想及其本人来反对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特别是反对我们第四国际的主张。这种情形倒转过来，又将影响陈独秀的思想和行动，加速和加深他的反动过程。历史上一切著名的曾经充当革命领袖的人物，如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格德、安特列等，其思想的转向反动及其反动的过程，差不多是如此。所以这种人到了后来，只能服从他们的反动思想发展的逻辑（不管愿意不愿意），虽然“在大事变的刺激之下”，也回不过头来，只能替反革命去服务而已。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陈独秀如果不死，在同我们长期而严酷的斗争过程中，他的反动思想只有愈走愈远，愈陷愈深，最后将变成国民党、斯大林党乃至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政客们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反对第四国际的最有效的工具。这样的工具，即令在第三次革命到来时，“在大事变的刺激之下”，也只能替反革命服务而已。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起而不顾一切地批评了他，为的是预先减除他的反动影响，削弱他的反动作用。
假如连根的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就只有把陈独秀看作一个最没骨头的，东倒西歪的，随便钻营的投机政客，才可以思议。然而陈独秀，按其个性及其生平为人，还不是这样一个没骨头的下流政客。遇到反动时，就往后退，看见革命时，就钻到革命队伍来赞成革命，这样的人物，历史上当然不少。但把陈独秀想象成为这样的人物，似乎也是太过简单，有点不合乎他的个性和身份的。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连根对于陈独秀的推测都是不合理的。但有一点是差不多可以确定的，就是连根对陈独秀的推测中，已经反映了连根的唯心主义，对思想斗争意义的轻视及其对革命之投机取巧的倾向。想象或推测他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常是会从其想象或推测中反映出自己的嘴脸来的。
从连根引叙托洛茨基对于陈独秀的态度中，好像表明连根本人也常常是站在托洛茨基方面似的。因此，我们又不得不指出一个相反的小事实来，以资对照。例如他指责“狂妄的刘仁静”曾经写过一篇“可怜与虚伪的文件”“丑谤”陈独秀，这好像与连根自己是毫无关系的。但事实是：刘仁静写的那个“文件”不但寄给了托洛茨基（这是连根已经指出来的），而且还在一个名叫“十月”的刊物的第一期上公开地登载了出来（但连根没有指出这点），而连根呢，正是那个刊物主要编辑之一。因为那时的连根是同刘仁静属于同一小组织（“十月社”），且成了刘仁静的共鸣者和拥护者。假如我们用连根自己现在的话来说，那时他正是同着“狂妄的刘仁静”一起，奏着第二把提琴，“参加于反动派的毁陈合奏”呢。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这位“参加毁陈合奏”的第二把提琴手，一转手之间（反对派统一后），又变成为“赞陈合唱”的第一名歌手了！
此外，当“八一三”抗战开始，连根在武汉时不但是多少拥护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主张，并且还参与他的军事投机企图的。但自他来上海后，因为在我们的批评与鞭策之下，他又扭扭捏捏地转到我们方面，并泄了陈独秀在武汉时与某些投机政客们的拉拢勾当，最后还签署了我们所起草的关于批评陈独秀反动思想的几个文件（在那些文件里，我们曾经明白地指出：陈独秀的思想是普列汉诺夫们之机会主义的、社会爱国主义的思想）。他甚至于私下里对我们说：“陈独秀是没有希望的了”。可是，在陈独秀死后，他现在又认为“假使‘天假以年’”，陈独秀在将来的第三次革命中“仍能显出一个正确而光辉的革命家来的”。这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于陈独秀的态度，是多么无原则，多么反覆无常啊！
对于陈独秀的态度，如果一定要说中国有人与托洛茨基所采取的立场完全一致的话，那就只有我们。当“一九二九年”“狂妄的刘仁静”与其党徒连根们“参加于反动派毁陈合奏”，极力“丑谤”陈独秀时，我们即同托洛茨基一起，保护陈独秀，指斥了这些人们的“狂妄”。当“一九三五年”“青年托派”施朝生等夸大独秀的错误，“仍旧在狂妄的刘仁静的领导之下”，轻率地，甚至是荒谬地“开除”他时，我们也是与远隔重洋的托洛茨基不谋而合地向他们提出了警告和抗议（为此，著者本人当时曾有一函指责施朝生）。在“一九三七年”，即当“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一些青年托派为了陈独秀对抗战的态度”（凡上面有括弧内的句子都借自连根的《托洛茨基与陈独秀》一文），而主张与他公开决裂时，我们曾在领导机关内极力阻止了这一过火而轻率的倾向。随后，我们看到斯大林党徒们在其刊物及其所著的历史书籍上公然抹杀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伟大作用时，我们即为文公开驳斥他们那种伪造历史的无耻勾当，并表彰陈独秀的不朽功绩（该文曾发表于《中流》某号）。再后，当托洛茨基请陈独秀去美洲，以便最后挽救他免于可怕的堕落，或就连根的话来说，“为要免陈独秀思想上的孤立”时，我们也曾举起双手赞成。我们在这整整十年的过程中，对于陈独秀的态度是“保护”，“原谅”，“慎重”，甚至“优容”的，这些都是事实，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事实。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有权利，更有理由从思想上来批评陈独秀，来同他斗争。所以，当陈独秀的整个倾向还在往前进的当中时，我们虽然尽力保护他免于无聊的“丑谤”，但同时并不妨碍我们批评了他某些不正确的思想。同样，当陈独秀的思想已经向后面倒退时，我们虽然不可调和地追随他每一反动主张加以抨击，但同时也不妨碍我们从国民党，特别是斯大林党人的恶毒“丑谤”下替他声辩，保卫他的进步方面（尤其是属于他前期的历史方面）。
诚然，我们对于陈独秀思想上的批评，比起托洛茨基来，不但数量上多得多，而且也更为不客气，更为尖刻。但这并非我们好肆批评。只是因为托洛茨基离得太远，又无法直接从中文中获悉独秀反动思想的每一发展及其详细内容和程度。但我们是能够获悉独秀的思想反动的每一发展及其详细内容和程度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负起责任来担负托洛茨基无法进行的批评工作。但我们对于独秀思想的批评，一贯的目的只是希望纠正他，尽量地挽救他免于悲惨的堕落。因此，直到陈独秀之死，在组织上我们还没有提出“开除”他的问题来，只是给他以严重的警告而已。
至于我们对于陈独秀思想上的批评，也只是根据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根据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遗教，根据于第四国际的既定政纲，以及根据于一切历史的经验和客观事实。我们从来没有引证过不可靠的事实或传言来批评陈独秀，更不用说制造事实和无聊谩骂了。这是有我们的一切文件为凭的。我们在《悼陈独秀》一文中，更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和历史家的态度，虽然是简括地，却是严正地科学地检讨了陈独秀的生平，还他的本来面目，给了他一个历史的评价。假如人们认定我们的“评价”在理论上或事实上有不正确或失实的地方，尽可以公开地指责出来，我们准备随时加以解答，以为今后进一步研究陈独秀的贡献。因为我们认定陈独秀是值得详细研究的，详细研究陈独秀对于研究“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是大有帮助的。
但不幸的是，连根意因们对于我们所给予陈独秀的“评价”除了盲目地疯狂地加以仇视外，就是翻过面来向我们含血乱喷而已。他们一点也不指出我们的“评价”究竟犯了什么理论上错误或史实上的失实，只是咬文嚼字地抓住几个字眼，并且割裂开来，甚至故意修改来当作攻击的目标。例如连根死死咬住“晚节不全”和“比孙中山的思想更加反动”两句话，以为这是我们“丑谤”了陈独秀，向他“乘机抛掷污泥”，“参加于反动派毁陈合奏”，甚至是“卑劣小人”等等。总之，他利用了这两句话，把他脑袋里所能搬弄出来的恶毒字眼都搬出来加在我们身上，以图逞他一时之快。凡是失掉了头脑，为私利与私情弄昏了的人，总是如此的。但不管他这些，现在让我们来略为解答一下吧。
不错，我们曾说过陈独秀“晚节欠佳”的话。然而我们说这句话，或下这一断语时，绝非凭空瞎说，而是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具有最充分的根据的。我们的根据是陈独秀最近七八年来思想上的不断倒退，尤其是他对苏联，对抗战，对这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采取的态度，最后是他公然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极端反动思想等等。假如陈独秀晚年所表现的这一连串广泛而又深刻的反动思想，还算不得背叛，还算不得“晚节欠佳”，那末，普列汉诺夫、格德、安特列等老机会主义者，都算不得背叛，算不得“晚节欠佳”了。但何以列宁和托洛茨基总是指责他们曾经背叛了自己的过去，直称他们为叛徒呢？！连根在这里替陈独秀的“晚节欠佳”的评估叫屈，这不但表现他企图修改陈独秀晚年的全部历史，而且还表现了他本人的头脑也已经被机会主义的影子和液汁完全蒙蔽了、浸透了，以至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视若无睹。此外，因为连根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曾与陈独秀的反动思想同流合污，为他辩护过，或者他想以否认陈独秀的“晚节欠佳”来叫人们原谅他的过去吧！或者是因为他现在已离开了第四国际，在思想上与汪派合奏，替日帝服务，借此准备叫人们来“曲宥”他现在吧！或者是为了更进一步地准备当他将来公然叛变时，叫人们来“曲宥”他的将来吧！但我们相信，连根替陈独秀反动思想辩护的动机，上述的各种成分，多少都包含在里面的。
至于“比孙中山的思想更加反动”这个引句，不但是由连根割裂过，而且还由他修改过了的。我们的原文是：“陈独秀所起的进步作用，比起孙中山来更要深刻得多，但也以其更为深刻的反动思想结束其余生”（《悼陈独秀》圈点新加）。这种评断不但完全合乎历史事实，而且是最精确最辩证的。凡是稍具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懂得一点辩证法的人，对此都能了解。因为孙中山的反动思想，只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之一般的普泛的和简单的表现。但独秀晚年的思想，却是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校，经过了阶级斗争尖锐化，因而经过他的头脑，从他口里说出来的，就“更为深刻了”。例如独秀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急进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的布朗基主义。德国此时的纳粹主义，即旧的普鲁士主义与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混合物”。这段话虽是绝顶荒谬而反动的，但不能不承认是颇为“深刻”的，至少是孙中山绝对说不来的。单就这一点，我们便很有理由断定陈独秀的反动思想比起孙中山来是“更为深刻”了。但连根却偷偷地把“更为深刻”的形容辞割裂出来，因而便修改成为，陈独秀的思想好像一般地“比孙中山的思想更加反动”了。他这种“割裂”和“修改”，对于作文骂人时固属方便有利，但一经我们揭穿之后，“不诚实”与“伪造”的头衔就要落在连根的头上了。他是常常喜欢骂别人为“卑劣小人”的。但“不诚实”与“伪造”的人，应该将什么名字来称呼他呢？！布卡说得真好：“作风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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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剩下一个问题，陈独秀晚年的思想是极右倾的，但“少数派”所肩着的招牌却是极左的。那末，何以极左倾的少数派居然会替极右倾的陈独秀拼死作辩护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来加以说明。极右的机会主义与极左的清谈主义（机会主义的变种），都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意识。而陈独秀之极右反动思想与少数派的极左空谈，更是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对革命失望的悲观意识。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了。陈独秀与少数派的思想既是发源于同一的阶级，反映了同一阶级的悲观意识，那末，少数派之替陈独秀辩护，就已经在客观上找到了解释了。
就主观方面说来，少数派与陈独秀的地位当然有天壤之别。陈独秀不管他后期的思想如何反动，但他是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无比的进步作用的。无论从革命运动史上说，从社会关系上说，都有他无可否认的重要地位，他无论站在哪个立场上，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他发言和活动，都能散布相当影响，起相当的作用。总而言之，陈独秀是具有着“号召力”的。至于少数派呢，无论是意因或连根（别的人更不要提），他们在革命运动史上既没有起过任何值得提起的作用，在社会上更是可怜而渺少的“侏儒”（请恕我在这里抄袭了一下连根骂人的术语吧），而其政治资本又是那么贫弱而陈腐，故他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难发生什么影响。说到“号召力”，更是与他们无关。最坏的是，每个都是“羊头狮子心”的人物。同时又是一心专想在革命队伍内“不劳而获”的。在少数派与陈独秀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对比上，就决定了少数派与陈独秀间的关系。
当陈独秀生存时，少数派的意因或连根乃至室川，都是希图在陈独秀的势力之下，以便借着他的“声望”或“势力”好在党内和党外活动，以便“不劳而获”地满足他们的狮子般的野心。少数派分子对于陈独秀反动思想之多方迁就，曲为原谅，巧为辩饰，一直到最后还不敢从正面批评他，其原因就在于此。如果要挺起脊梁骨来批评陈独秀，势必同他招致公开的决裂，然而这是少数派所最害怕的，因为他们如果一旦同陈独秀决裂，则就要变成无依无靠的孤零儿了。同样的理由，也可以用来解释少数派在陈独秀死后还要称他为“同志”，称他为“世界革命的老战将”，“中国无产阶级的大领袖”，断言他如果不死，在第三次革命中“仍能显出一个正确而光辉的革命家来的”，以及拼死替他的反动思想，他的晚年变节作辩护等等——这一切，都无非为的是：希图以陈独秀的“同志”及其继承人的资格（谷和曾经向外宣传：继承老陈的只有连根，这可见少数派分子早就把陈独秀的“继承权”“预定好”了！）以便现在和未来到社会各方面去从事活动，去拾取“不劳而获”的果实。凡是自身渺少无能而又不肯努力奋斗的“侏儒”们，总是要依附一个“大人物”去满足其某种欲望的。少数派之对于生的陈独秀是如此，对于死的陈独秀也仍然是如此。现在可以说是“活的少数派”在依附“死的陈独秀”了。不过他们所依附的，不是陈独秀的进步方面，而只是他的反动方面哩。
至于我们与陈独秀的关系，则完全相反。当陈独秀向进步方面走时，我们曾以革命战士的资格同他亲密地合作过，艰苦地奋斗过。当陈独秀踏进了反动的道路时，我们也以同样革命战士的资格，坚决地、不断地、同他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斗争。
让少数派以其特有的犬儒主义去替陈独秀的反动思想作辩护吧，让他们向以马克思主义批评陈独秀的反动思想的人去“抛掷污泥”任性狂吠吧！我们还是依旧“按着自己的道路走”。阐扬陈独秀的进步方面，检讨他的反动方面，仍然是我们今后研究陈独秀，乃至进而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一切值得研究的人物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