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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革命论与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五日）
❉英文本曾刊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出版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
现在我们所面对着的正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不断兴起，它们动摇了整个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但另方面，我们又看到：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正缺乏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缺乏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以致革命的领导权都落在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政党手里，因而在这些已发生或正在发生革命运动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彻底解决了民族民主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羁绊的民族独立与消灭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革命不是停留在半途上，便是陷于僵持的状态中。为要打开僵局，替革命开辟走向彻底胜利的道路，必须给这些国家的革命指出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以便根据这个方针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此外的道路是没有的。
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方针的便是托洛茨基。他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所提出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概念加以发挥，而形成了他自己的“不断革命论”。这个理论首先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受到考验。随后，在中国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年——二七年）中，从反面，从革命的惨败中获得了证明。当我们今天纪念托洛茨基——与列宁携手领导十月革命胜利的领袖——被斯大林谋杀的二十周年时，将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命运有决定关系的不断革命论提出于一切革命者之前，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者之前，给以简要的解释，特别是根据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加以解释，决不会是多余的。
不断革命论与俄国革命
马克思主义解剖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级关系，曾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像以前的封建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一样。而担负这个“转变”的历史任务的便是无产阶级，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因为“在现时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趋于衰落和灭亡，而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第四九页）因而马克思替无产阶级革命所制定的战略纲领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先锋队、政党领导下准备举行暴动，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专政，以此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纲领，当然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即根据先进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而制定的。但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一切落后国家都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被帝国主义压榨和统治，不得不进行民族民主的革命解放斗争时，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是否适用于这些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这便在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引起了严重的思想争论，终于走到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个斗争首先在俄国马克思主义队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爆发了出来。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得较晚，在本世纪初，它虽已跃登为帝国主义国家，但它还远落在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后面（如就它与法国和比国的财政资本投资关系说，还带有半殖民地性质）。首先是它的落后的土地问题未得到解决，国家政权还停留在代表土地贵族的沙皇制度手里。这便使得俄国的革命带着错综复杂的性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纠缠在一起。
就俄国当时革命的直接任务说，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但哪个阶级来领导革命走上胜利以解决这一民主任务呢？从这个基本问题出发，便形成了以下三个基本立场：
一、普列汉诺夫根据俄国当前革命任务（他所指的是推翻沙皇制度）是资产阶级性的，因而认定无产阶级应当与自由资产阶级联盟推翻沙皇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以此替资本主义的发展肃清道路。普列汉诺夫的立场显然是机械地依照西方先进国家发展的道路，把俄国革命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先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完成民主任务，发展资本主义，经过几十年之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较高的水平上进行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这便是全体孟什维克所奉行的“革命阶段论”路线。
二、列宁同样从革命的直接任务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性出发，但他认为土地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而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因为自由资产阶级与土地剥削的财产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但不能站在农民的利益上解决土地问题，而且当工农群众起来斗争时，将不可免地要与代表土地贵族的沙皇制妥协，转过来反对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的。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只有无产阶级与农民联合坚决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妥协和背叛，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才有可能。列宁这一思想充分发挥在他的“两个策略中”，他最后强调说：“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黑土重分社’或‘土地自由社’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我们不应忘记，在现时，除了完全的政治自由，实现民主共和国和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外，既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方法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了。”（列宁选集两卷集第二版第四一四页）
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联盟，而代之以工农联盟的思想，无疑地是前进了一大步，但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是否可能实现，以及这个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如何，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提纲”提出前，他从没有作过明白的解释。因而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之前，始终被束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念上，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视为一个未知的不定的远景，认为只有当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成之后，无产阶级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从这一基本概念说，那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仍是“革命阶段论”。
三、托洛茨基完全同列宁站在一起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联盟推翻沙皇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制”的公式，并接受了后者“以土地问题为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的概念。但他对于由工农联盟演绎出来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却深表反对，因为在他看来，农民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一个极重要的革命力量，但由于它本身的矛盾和散漫性，绝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革命力量、与无产阶级联盟、建立“民主专政”。它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支持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绝不能以解决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为限，必然要将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出于议事日程。这样，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但不能有资产阶级民主政制的历史阶段，即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也是不可能的幻想。这便是“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在他的《总结与前瞻》中，对于不断革命论曾作了有系统的解释。（请参考M·J·奥尔更的《总结与前瞻》的摘译本。一九五四年三月锡兰社会平等党出版）他分析了俄国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并根据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和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的经验及廿世纪初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对俄国革命得出了如下的基本概念：
“资本主义增长，同时无产阶级也壮大而巩固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向着专政的发展。但政权落于工人阶级之手的日子和时辰，不是直接受决定于生产力水准的，而是直接受决定于阶级斗争关系、国际状况，及若干主观因素：传统、创意力、斗争决心……（托著《俄国革命史》第三卷附录中译本三四三页）
“一个经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可以比资本主义更先进国家早些得到政权……（同上第三四三页）
“我们的社会历史关系的性质，使得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负担都落在无产阶级肩上，这对于将来的工人政府虽然要惹起很多的难题，但也要造就一些不可估价的便利，至少当工人政府存在初期是如此。这个将表现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里面。（同上第三四四页）
“俄国革命不容许（以后还有好长久不能容许）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宪政制度，可以解决民主政治的最初步的任务……所以农民的最基本的革命利益，甚至整个农民的社会地位，其命运是与整个革命命运，即无产阶级命运，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将成为解放农民的解放（同上第三四四页）
“但农民也许要排除无产阶级而占据其位置么？不可能的。全部的历史经验都反对这个假设。历史经验表示：农民是绝对不能起一种独立的政治作用（同上第三四四页，重点系原有。）
“俄国资产阶级将所有的革命阵地都让给了无产阶级。它也必须将对于农民的领导权让给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得到政权以后造成的局面之中，农民除了结合于工人民主政制，便没有其他办法……（同上第三四四页）
“无产阶级只能在全国高潮之上，依靠于全体人民的突进，而走到政权，无产阶级以全国革命的代表资格，以反专制政治和反农奴制度的斗争中公认的民众领袖资格，加入政府……（同上第三四五页）
“无产阶级代表，既不是以无力的人质资格，而是以起领导作用的势力资格，加入政府，那他们便以此打破了最低限度纲领和最高限度纲领之间的界限，即是说将集产主义（述之按即社会主义）提出于议事日程……（同上第三四五页，着重点系我所加——述之。）
“所以谈不到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即谈不到什么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非超出它的民主政纲界限以外便不能保证它的专政的民主形式。关于这点所有的幻想都是绝对有害的。（同上第三四六页）
“但在俄国经济条件底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能前进至哪一点上呢？有一点可以断定，即是这个政策未曾碰到本国落后技术障碍以前早就碰到政治障碍了。若无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政权帮助，俄国工人阶级便不能保持政权，并转变其临时的统治为一种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同上第三四七页）
上面所摘引的这些最精深的意见，不仅是反对孟什维克的革命阶段论，而且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工农民主专政”观念的。如果我们拿“总结与前瞻”和列宁的“两个策略”来对照一下，便清楚地看出，前者对于俄国革命所发挥的思想是最能经得起往后事变的考验的。
上面所叙关于俄国革命的三个基本立场，确定地形成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但在一个颇长的期间内，还只限于思想上的争论。只有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这三个立场才能在实际生活上获得大规模的，也就是最后的考验。
整个孟什维克根据他们的“无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同盟，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的思想，把工人阶级在二月革命中取得的政权让给资产阶级，帮助它成立“临时政府”并把工人阶级群众在革命中自动成立的苏维埃作为这个政府的附庸，以此去抑制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而这个政府不但将土地问题放在一边，甚至连立宪会议的召集也无限期拖延，却用全力继续帝国主义的战争。结果如众所周知，孟什维克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最后支柱。
布尔什维克以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为代表，根据“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在列宁回国前，采取了孟什维克的立场，以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对派自限，企图通过向该政府施行压力的手段达到民主改革，因而使布尔什维克在思想上陷于混乱和无出路的状态中。
列宁看到了工人群众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和自行成立苏维埃，以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动态度，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农民党）的背叛行为，他回到彼得格勒后决定抛弃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认为完成民主的任务必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因而立即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提出于议事日程。这便是他的著名的“四月四日提纲”的基本内容。这样，列宁的思想便与托洛茨基的完全达到一致了。正因这种对革命战略思想的一致，布尔什维克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农民（穿军服的农民）在十月革命中踏上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府，完成了民主任务（宣布土地归农民和民族自决），随即将社会主义的任务，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提出日程加以解决。从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开辟了道路。
这样，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所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断地生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完全为历史事实所证实了。如果我们将前摘引的托洛茨基在他的“总结与前瞻”所发挥的意见与十月革命的历史事实对校一下，便更显得不断革命论的预测——民主革命不断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如何惊人地正确！同时也就证实了孟什维克的革命阶段论之完全破产，它只能替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服务而已。最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纲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专政的纲领，不仅是为了先进国家，即在落后国的革命中，基本上也是适用的，只是革命所经的道路（不断地发展）较为错综复杂而已
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在中国第二次革命中的又一次考验
俄国革命的伟大历史经验，本来已给一切落后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指出了极其明确的道路。但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没有获得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及时援助，再加列宁的逝世，以致无产阶级的政权，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落在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手里。斯大林在列宁刚去世不久即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保守主义路线来代替世界革命的方针。差不多同时，他又把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完全破产了的革命阶段论，通过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输入其他一切落后国家。这首先在中国第二次革命中（一九二五——二七）进行了大规模的表演。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上它当然较俄国更为落后，但在社会阶级关系上却更有利于革命的不断发展。即是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乘着民主革命的潮流走上政权。但斯大林在中国所实行的政策比俄国孟什维克还走得更远和更可耻。因为后者至少还主张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上的独立，而斯大林则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美其名曰“国共合作”，实际上是把无产阶级领导劳苦群众（农民和城市贫民）的革命政党变为资产阶级欺骗群众的工具，中国第二次革命惨败的根因即导源于此。
一九二五年五月革命爆发后斯大林根据他的“国共合作”政策，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盟的孟什维克政策，以十月革命的威望和苏联的物质帮助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和汪精卫，在群众中提高他们的威望和影响，并且把资产阶级及国民党的广东政府（一九二七年秋天成立的）宣扬为各阶级拥护的“革命政府”，或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另方面，斯大林尽力限制中共的政治活动，使后者屈服于国民党的纪律，以执行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政策为限，并命令中共及其领导的群众无条件支持国民党的政府，不许对它加以任何批评，为的恐怕破坏“国共合作”关系。斯大林这种政策的目的显然是：中共帮助国民党完成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即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然后在不定的将来去进行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
但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还不以斯大林政策所给他的帮助为满足。因为他看到工人群众的蓬勃兴起和斗争精神，特别是省港罢工委员会所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的英勇战斗行为，以及共产党的迅速成长及其在工农群众运动中的巨大作用。他本能地觉得这对于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必须加以排除，这便是他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举行政变的动机。
蒋介石在这次政变中，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逮捕了在他直接指挥下的军队中担任政治工作的共党分子，附带地他赶走了他的政权竞争者汪精卫，建立了他个人的军事独裁。最后提出了“党务整理案”，把共产党在国民党组织内部的活动限制于极狭小的范围，禁止共产党批评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但斯大林对于蒋介石这种反革命的政变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不但没有对蒋介石加以任何的抵抗（且不说进攻），反而强迫中共完全接受这次政变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承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为的是希望他进行北伐，打倒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完成中国的独立统一，建立全国的“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
但蒋介石领导他的“北伐军”到达了扬子江沿岸，便立即与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进行秘密的妥协谈判。当他抵达上海后，更公然以屠杀工人群众的又一次政变（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来报答斯大林对他的帮助和期待。而斯大林在这次政变前六天还在宣扬蒋介石是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可靠盟友呢！（见斯大林四月六日对莫斯科党务人员的演说）
在蒋介石四月十二日大屠杀上海工人的反革命政变之后，斯大林又将全部希望从蒋介石转移到汪精卫身上，称后者所代表的“左派国民党”为革命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甚至认为它可以代替苏维埃，称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为“革命中心”，并训令中共派遣两个党员加入这个政府，担任工人部和农民部的部长，以此去保护工人利益和实行土地改革，但实际上是执行斯大林的政策去抑制工人的“过火行为”，压制农民的土地革命。因而在这时期内，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所提出的退出左派国民党、组织苏维埃、武装工农以挽救革命危局的一切主张（详见后面），都斥之为破坏共党与左派国民党的合作、“替反革命服务”，疯狂地加以拒绝。
但汪精卫和蒋介石一样，正在选择时机举行他自己的反革命政变。结果他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实行了政变，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及工农群众的领袖，解散工农群众的革命团体。中国第二次革命便是这样悲惨而可耻地失败了！
斯大林在这个极度悲惨而可耻的失败之后，为了抵制托洛茨基的批评，推卸自己的责任，便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跳到极左的冒险主义，命令中共不断地举行暴动，最后以广州暴动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流产，把革命的残余力量消耗殆尽。
托洛茨基在中国第二次革命时实际上虽已被排除于苏联共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之外，但他对于斯大林和布哈林所执行的孟什维克政策曾不断地给以批评，并不断地提出了革命的建议。他早在一九二三年即已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他又正式提议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以便它成为“完全独立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党以领导无产阶级，以继续不断地在工会争取工人群众，以领导无产阶级争取农民的斗争。”（见托氏致拉狄克的信，载托著《中国革命问题》中译本第二页。）
随后，托洛茨基在他的“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一文中，批评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之后，强调地指出“不管中国经济如何落后，一部分也正因为这种落后性，中国革命完全能使那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走上政权。”最后提出警告说：“革命占了上海和汉口，因而陷入中国最发展的阶级矛盾之中。……它必须或者向着无产阶级，或者向着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向着那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数百万下层队伍，一方面，我们具备了这。另方面，帝国主义以其南京的屠杀（指那时帝国主义炮击南京——述之）表明着它们不是开玩笑了。……它们首先是想迫使民族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上层了解：如果不愿世界帝国主义对他们的试炮，那么他们和下层群众决裂的时候业经到了”（同上第十三——十五页）。这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写的，仅仅经过九天之后，蒋介石果然遵照帝国主义的指示，用流血的政变（四月十二日）“和下层群众决裂了”！
在蒋介石用流血手段和“下层群众决裂”，而直接依靠帝国主义之后，斯大林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教训，反而在他的《中国革命问题提纲》（THE ＴＨＥＳIＳ OF PROBLEMS OF CHINESE REVOLUTION）中，一方面为他对蒋介石的破产政策辩护；另方面提出支持武汉的汪精卫左派国民党，这正是为下阶段的革命设下陷阱。这时（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托洛茨基写出了他的对中国第二次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文章：《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给了精确的批评，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底下便是他的批评和建议的要点：
“以为帝国主义机械似地从外面焊合了中国的一切阶级，那是大错特错。……但是凡使劳动者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站立起来的一切事情，必然要推民族资产阶级去和帝国主义者作公开的同盟。帝国主义的压迫不是减弱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反而使这斗争激烈起来，在每一严重的冲突中都达到流血的内战地步。……”（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中译本第二十——二十一页。）
“蒋介石扮了共和自由派卡文涅克的角色,这一点已成为周知之事。斯大林提纲跟着反对派，也承认了这个类比。但这类比必须加以补充。假使没有雷特路·洛林们，路易·勃浪们以及那无所不包的国民阵线的其他空谈家，则卡文涅克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国是谁扮演着这些角色呢？不仅汪精卫，而且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首先是他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的那些教唆者。除非把这一点公开说明了，解释了，而且深刻地记住了它的意义，则两条发展途径的哲学，只能替路易·勃浪与马丁诺夫的机会主义作烟幕，也就是说，只能准备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上，重演四月悲剧吧了。”（同上第二十六页）
“要有权利谈那为民主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道路斗争，必须有无产阶级主要工具：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在自己的旗帜之下斗争，永远不许它的政策与组织解消在其他阶级政策与组织之中。……”（同上第二十六页，着重点系原有。）
“……他们（指斯大林们——述之）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依赖，这小资产阶级政党不可避免要变成大资产阶级的一个工具。”（同上第二十七页）
“……宣布成立苏维埃的时期尚未成熟，同时却提出武装工农的口号，乃是散布混乱。只有苏维埃，在革命的未来发展时，能成为真正武装工人且率领这些武装人们的机关。”（同上第三十页）
“要加强这个浪潮，并要加深它，我们需要高揭土地革命旗帜的农民苏维埃，不是在胜利之后，而是立即需要，以便保证胜利。
假使我们不愿让农民浪潮归于消灭，像泡沫似地飞散，则那些农民苏维埃必须由城市的与产业中心的工人苏维埃联合起来，同时还须将城市中商业与手工业区域的贫民苏维埃，加添到工人苏维埃去。
假使我们不让资产阶级离开革命群众与军队，则兵士苏维埃必须安排进革命的链子中去。
必须仅可能地敏捷，仅可能地勇敢，仅可能地有力，去加深革命，不是在胜利后，而是要立即地，否则就不会胜利。
加深土地革命，农民立即夺取土地，将立即减弱蒋介石的力量，将使他的军队陷于混乱，且使内地的农民行动起来，其他没有走向胜利之路，也不能有其他道路。（同上第四十页——四十二页）
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提纲所指出的，如上面所摘引的革命政策，假如当时能被共产国际采用而在中国付诸实施，革命危机还有可能扭转过来走上胜利的道路。因那时革命虽在上海和广东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在湖北和湖南等省还有巨大的力量。只要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工农群众将如汹涛怒发，兵士将跟着苏维埃的成立转到工农方面来，汪精卫的反革命阴谋将在工农兵的革命火焰中化为乌有。而湖北湖南工农兵苏维埃的兴起，将吸引上海和广东的工农群众重新走进革命的浪潮中，“将立即减弱蒋介石的力量，将使他的军队陷于纷乱”。但异常不幸，托洛茨基这个最能挽救革命危局的主张完全为斯大林所压抑下去，以致中国的革命继续沿着孟什维克的路线走向陷阱。
托洛茨基看到斯大林不顾一切地推行他的置中国革命于死地的政策，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上（一九二七年五月末）不得不作如下的声明、建议和警告：
“我们和这个政策无共同之点。我们丝毫不要替武汉政府与国民党领导者的政策负责，我们迫切地劝告共产国际拒绝负担这个责任。我们直接对中国农民说：假使你们服从武汉领袖，不组织你们自己独立的苏维埃，则精卫一类的左派国民党领袖，一定要出卖你们的。土地革命是一椿严肃的事情。汪精卫型的政客，在困难情形中，将十次地与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与农民，在这情况中，两个共产主义者参加于资产阶级政府，如果不是它准备对劳动群众以新打击的直接假面具，那便成为无力的人质了。我们对中国工人们说：假使农民不由你们，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而由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领导，那是不能将土地革命推行到底的。因此，建立你们的工人苏维埃，将它与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由苏维埃武装你们自己，吸引兵士代表们到苏维埃来，枪毙那些组织暴动来反对苏维埃的官僚与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只有经过农民兵士苏维埃，你们才能争取蒋介石的兵士的大多数到你们方面来。你们，前进的中国无产者，假使相信不到二十五万人的（指左派国民党——述之注）那个领袖们的组织，小资产阶级与妥协成性的领袖组织，能够代替那包括成千百万人的工农兵苏维埃，那你们便是你们的阶级与你们的历史使命的叛徒。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不将在苏维埃形式中前进而胜利，则将完全失败。”（同上第六一页，重点原有）
但托洛茨基这个迫切的建议和警告的呼声，最后还是被斯大林所封锁，不能达到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耳中。“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完全失败”，便成了极不幸的预言！
对于斯大林在革命失败后所推行的冒险主义政策，托洛茨基不但给了它以严厉的抨击，并且还提出了在反革命胜利情形下的防卫战略路线（请参阅“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一文，见《中国革命问题》中译本第二〇三页。）最后，他从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流产经验中指出了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前途。
从前面的简单叙述中已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斯大林所执行的孟什维克的革命阶段路线，是如何惊人地把一个最有胜利希望的革命导致成最悲惨的失败！同时，从这个革命的失败中又是如何惊人地证实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路线的正确性。
但在这次革命惨败之后，斯大林和布哈林除了把失败的全部责任推到中共的领袖们，特别是陈独秀身上，以脱卸自己的罪恶外，又继续为致使中国革命失败的孟什维克的革命阶段路线辩护，并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写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之中，以此为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未来的革命准备了一条绞绳！
因此，托洛茨基在批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中除了批评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和其他的错误意见外，并特辟一章：“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在里面给斯大林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所准备的绞绳路线以彻底的暴露。（见《列宁逝世后的第三国际》英文本第一六七至二三〇页。）最后，他根据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和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新经验，以争论的形式写成了他的《不断革命论》的不朽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给一切落后国家的革命指出了如下的基本方针：
“关于迟起的资产阶级诸国，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断革命论的意义就是：它们的任务——民主和民族的解放——之完全和真正的解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使这个专政成为全民族，尤其是农民群众的领袖时，才可想像。”（英译本《不断革命论》第一六六页。）
“不仅土地问题，而且民族问题，使得这个在落后国家人口中占压倒多数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没有工农联盟，民主革命的任务既不能解决，甚至不能严肃地被提出来。但是这两个阶级的联盟，除了通过对民族自由派革命影响之不妥协的斗争之外，别无他途。”（同上第一六六——一六七页）
“无论如何，在个别国家，革命将会有最初的插话阶段，但工农革命联盟的实现，只有在组织在共产党中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底下，才可想像。换言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有通过与农民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去解决民主革命诸问题，才可想像。”（同上第一六七页。）
“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民主革命领导的权力与兴起时，不可避免地而且很快地会提出与深刻侵犯资产阶级财产权有联系的诸任务来，民主革命便立即生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变成不断革命。”（同上第一六八页）
“在民族限度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事实上就是它所建立的生产力与民族国家结构的冲突。由此，一方面产生帝国主义战争，另方面，产生资产阶级欧洲联邦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范围内开始，进而发展成为洲际的，最后达到了世界范围。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在更新的更广阔的世界意义上变成不断革命；它的新社会的最后胜利只能在我们整个星球上完成。”（同上第一六九页）
不断革命论在中国第三次革命中的曲折反映
在第二次革命惨败后，中共在斯大林的严重控制之下经过了一连串的冒险暴动，建立苏维埃和红军，并经过了长期内战，结果还是继续孟什维克的“革命阶段论”。随后，毛泽东并将这种理论发展成为他的新民主主义。根据这种“主义”，中国革命须首先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即非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之后，再走上社会主义。
因此，当中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特殊有利条件下（这主要表现于蒋介石政府的自动崩溃和美帝不能直接干涉），虽然单靠农民武装极轻易地摧毁了蒋介石的统治，走上政权，但还与民族或“民主的”资产阶级联盟，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宣布“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纲，甚至为此延缓了土地改革和保护帝国主义的在华财产，企图以此在几十年内，或如周恩来所说的，在二十年内，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但阶级矛盾的逻辑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一步一步放弃他的新民主主义的阵地，而向客观的革命不断发展规律低头。
首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在抵抗美帝国主义进攻的直接威胁之下，中共不得不侵犯帝国主义的在华财产，以资报复。同时，在地主和资产阶级乘着美帝进攻而大肆反革命活动的情势下，又不得不提前实行土地改革，争取农民以反对地主，进行“五反运动”打击资本家。随后，（一九五三年初）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中共更进一步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施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由于资产阶级对计划经济的怠工，中共又被迫于一九五六年实施“公私合营”政策，逐步地取消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公开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而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时，中共在它的第八届全国大会上（一九五六年九月）宣称中国人民政府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制。（见刘少奇对大会的报告。）
从前面这一系列的政策转变中，不可否认地表明：中共已被迫地放弃了它的革命阶段论而屈服于不断革命的规律，换句话说，不断革命论已在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过程中被歪曲地反映了出来，又一次证明它的正确性。但正因为它是被歪曲地反映，因而也就替革命的往前发展埋伏了新的巨大障碍。
这种障碍明显表现于：中共既非自觉地理解不断革命论，了解十月革命的经验和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依靠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府，解决土地问题，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以此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是单靠农民军攻打城市，推翻蒋的统治，在四个阶级联合政府的名义之下，建立了邦拿巴特的军事独裁或官僚专政，剥夺了工农群众的一切民主权利。并把革命限制于本国范围内，企图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因而从它原来的机会主义又跳到冒险主义，此种冒险主义的突出表现是：在农业集体化上，毛泽东完全不顾农民的意志，强迫他们于最短期内加入农业合作社，甚至公社化，同时迫使农民劳动达到空前紧张程度。在工业方面，以行政的鞭子强迫工人极度紧张地劳动，增加生产，以便加速完成经济计划（如以两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但工农群众在极度紧张劳动之下所得的报酬，却远不足以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特别是农民经常陷于半饥饿的状态之中。另方面，官僚们则享受一切特权，过着最奢侈的生活。这便在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工农群众与特权的官僚阶层之间，造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像苏联和东欧各国一样，正在向着政治革命的爆炸方向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第三次革命虽然体现了革命不断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中共政策的凹凸镜中歪曲地反映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但中国不断革命的彻底完成还不可免地要经过一次政治革命，推翻斯大林型的官僚独裁，建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并把革命扩展到其他的国家去，特别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不断革命的自然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新经验
斯大林根据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在“共产国际纲领”（一九二八年第六次世界大会通过的）中所定下的路线，是把各国共产党变成为执行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简单工具，他为落后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所定的政策，在人民阵线或民族阵线的标榜之下，早已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变成了自由资产阶级欺骗工农群众的附属工具。这种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差不多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印度。
印度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大国，像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大国一样，它完全具备着不断革命的客观条件。但印共在第二次大战前经过长期的机会主义政策，把自己弄成了毫无生气的资产阶级的玩物之后，在大战中，为了苏联与英国同盟反对希特勒战争的理由，公然主张放弃反对英帝的民族独立斗争，堕落到最不名誉的地位。当战争结束后，英帝国主义由于其自身所遭到的困难，迫不得已允许印度“独立”，把政权交给尼赫鲁所代表的土著资产阶级以便保持它在那里的经济特权时，印共又以奴颜婢膝的态度拥护尼赫鲁政府，把民族的完全独立（取消英帝在印的经济特权）和急待解决的土地问题寄托在这个政府身上。
托洛茨基早在一九三〇年即已指出：“印度农民需要一次‘公正’的土地分配。这是民主主义的基础，同时也是整个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他在批评甘地所领导的“消极抵抗”之后，接着说：“农民的消极抵抗以及他们的流血暴动，只能在已变成革命民族领袖，且在胜利后会成为革命政权领导的城市阶级领导下才能转变成为革命。在现时代，这样的城市阶级即使在东方，也只能是无产阶级。“……只缺少一个条件：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以上均见托著《革命在印度——其任务及其危机》载于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二日《战士报》）
上面托洛茨基对印度革命的基本思想，直到今天还是生动而有效的。印度资产阶级虽已得到英帝国主义的允许而踏上政权，但印度不过从殖民地变成半殖民地，土地问题依旧未得到解决，就是因为“只缺少一个条件：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因此，现在印度革命面临的中心问题，便是根据不断革命论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党”。
印度尼西亚是仅次于印度的一个殖民地大国（就人口数量说），那里的共党也差不多扮演了印共同样可耻的角色。它在第二次大战前及战争中把自己变成资产阶级欺骗群众的工具，以致后者在战争结束时得以“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踏上政权。但当资产阶级建立其政权时，它又突然来一次冒险的暴动，以致遭到惨败，在冒险失败之后，这个党又回过头来忠顺地掩护苏加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府，把解决土地问题的民主任务寄托在后者身上。但事实又一次证明：苏加诺政府不但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加紧剥削农民，压迫工人群众。最近一年来，苏加诺已逐步地转向军事独裁，准备于时机到来时向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举行蒋介石式的反革命政变。
与印度尼西亚类似的经验又表现于中东的伊拉克。在卡逊领导的军人政变推翻那个腐败透顶的皇朝之后，工农运动已如暴风雨般地爆发出来，形成一种真正的革命潮流，但伊拉克的斯大林党却尽力把这个革命潮流引导到以支持卡逊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府为限，希望它完成民主任务，但卡逊同苏加诺一样，愈来愈仇视工农群众，削弱共党（例如只承认从该党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为合法党，而否认其他一部分的合法地位），向着军事独裁的道路走去。
在拉丁美洲的危地马拉，那里的斯大林党根据无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同盟路线，在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不及时武装工农，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却把资产阶级推上政权，等待它去完成民族独立和土地改革的民主任务。结果是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军人政客，在美帝国主义阴谋策划之下，轻易地完成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使工农群众陷于血泊之中。这是斯大林主义者的孟什维克政策在拉丁美洲所演的第一次悲剧，它对于拉丁美洲的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一最新鲜而直接的教训。
古巴现正处于革命状态中。卡斯特罗领导农民游击队摧毁了美帝国主义的代理巴蒂斯塔的反动独裁，成立了他的革命政权，并在美帝威胁下实行了一系列的带有革命意义的措施（如接收美、英、荷帝国主义者的炼油厂及其一部分土地），这些都证明这个政权正向着革命不断发展的方向走，但卡斯特罗政权还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只能是过渡的政权形式。古巴要把革命推行到底，完成它的不断革命，只有将现时的小资产阶级政权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没收美帝国主义者及本国地主的一切土地分给农民，进一步没收国内外一切资本家的财产归国有，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把这个革命扩展到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去，转过来推动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才是可想像的。
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鲜经验无可争论地证明：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无论是得着帝国主义的允许，或乘着群众的革命潮流，或通过军人政变走上政权（如印度、锡兰、缅甸、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埃及等），没有一个国家完成了真正的民族独立，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同时证明：斯大林的革命阶段论，特别是他的使落后国家民族资产阶级“中立”的政策，已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完全变成支持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和工农革命运动的绞绳。
结论
经过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中国第二次和第三次革命的经验，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鲜经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所指出的战略路线，对于一切落后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乃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这条路线结晶地被写在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之中。最后，让我将这个纲领的基本要点摘引下来作为本文的结论：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就其本质说，乃是落后国家，但落后国家却是帝国主义所统治的世界之一部分。因此，它们的发展，具有综合的性质：最原始的经济形式联合着最新式的资本主义的技术与文化。同样情形，也决定了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之政治的斗争：为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之最基本完成的斗争，与那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相联结。在这一斗争中，民主口号，过渡时期要求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不是分成各别的历史时期，而是直接从此到彼地迈进的……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即：消灭封建残余；与民族独立，即：推翻帝国主义的羁绊。这两种任务是紧相联系的。
“简单地将民主政纲予以抛弃，那是不可能的。群众一定要在斗争中去超出这个政纲。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的口号，……这口号一定要同民族解放与土地革命问题不可分离地联系着，在初步，工人们必须用这民主政纲来武装自己。只有工人才能号召与统一农民。站在革命的民主政纲基础上，必须使工人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对立起来。用革命的民主口号来动员群众，到了某个时期，才能而且应该产生苏维埃。……苏维埃迟早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有苏维埃才能完成民主革命，同时开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过渡纲领中译本[校正本]第三〇——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