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彭述之
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第二次革命简史
——为《托洛茨基论中国》写的导言
本文是著者为美国摩纳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论中国》而写。
（一九七四年四月廿六日）
当摩纳出版社决定出版《托洛茨基论中国》的新文集时，该社的编辑之一，列士·伊文思写信给我，说这部书比1932年的《中国革命问题》将增加大批文章，要求我替《托洛茨基论中国》写篇导言，并将预定增加的文章的一些副本，连同目录表寄给我参考。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我可以乘这个机会，提供一些未曾发表的有关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历史事实，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思想演变的事实，以便读者更能具体地了解《托洛茨基论中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仅次于他和列宁对俄国革命的贡献。中国第二次革命，虽然由于斯大林的机会主义领导失败了，但托洛茨基在这次革命进程中，对于革命的理论、战略和策略各方面所提供的意见，都被历史的记录证明完全正确。从这方面说，《托洛茨基论中国》从反面补充了、甚至丰富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教训，因为在第二次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差不多和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一样，是两条不可调和的路线，即托洛茨基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和斯大林所代表的孟什维克路线的斗争。所不同者，在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路线占上风，因而引致十月的胜利；孟什维克路线则在斯大林篡夺的苏联官僚机关的保护之下，以致使中国革命归于惨败。但这个惨败的教训，对于中国，对于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乃至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其重大的意义，并不下于俄国革命成功的意义。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
“研究中国革命，对于每个共产主义者和每个前进的工人都是最重要和最迫切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事件。动力和战略规律，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认真谈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正如不懂得什么是夜，便不可能懂得什么是日。同样，如没有冬天的经验，便不可能懂得夏天。同样，如不研究中国灾祸的规律，便不可能了解十月革命的规律和意义。”（见《必须作一部中国第二次革命史》，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我对上面托洛茨基指出“研究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只须加一句话：“如不认真地研究《托洛茨基论中国》，便不可能了解‘中国灾祸的规律’。”
（一）中共初期的布尔什维主义倾向
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有系统地发表意见，开始于1926年8月30日写给卡尔·拉狄克的信中，虽然早在1923年，他已表示“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及1926年春“又一次正式建议共产党立刻退出国民党”（见托洛茨基1930年12月10日写给麦·夏克曼的信），但不曾留下他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和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正式文件。因而在1926年8月30日以前，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意见，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政策的反应，人们不能从他《论中国》一书中找到论叙和批判。为了补救这个缺陷，我觉得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诞生以后所发生的重要事件，给以扼要的阐述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帮助读者更具体地和更深入地去了解托洛茨基在《论中国》中所作的巨大贡献。
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代表（格里格里·维经斯基）的协助下，于一九二〇年五月成立于上海。这个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后，便面对着三个迫切的任务：如何征集和培养共产主义的干部，怎样着手组织工会，以及对外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在西方，共产党差不多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的或工人党的分化，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冲击下成立的。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不但没有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思想传统，甚至没有现代产业工会的存在，一切都得从头作起。所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两个月后，即于7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准备派送青年共产主义者到莫斯科去学习。它于8月出版《劳动界》周刊，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由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在工人中活动，开始组织工会，9月把著名的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转变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报，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报导苏俄的实况。11月，它又出版了秘密的《共产主义者》月刊，介绍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革命经验及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刊载托洛茨基写的共产国际成立宣言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的报告等；另方面，《新青年》和《共产主义者》以很多篇幅抨击无政府主义思想（因当时无政府主义在急进青年中极为流行）和第二国际的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这便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由于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的这种最积极的活动，从1920年10月起，先后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和济南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的小组。这便替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大会奠下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成立大会，由于陈独秀未能出席，只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制的章程，在政治方面没有作出确定的决议。但这个新党的一般倾向是朝着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布尔什维克的方向走的。所以在那次大会后，中共即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有计划地在各大工业城市、矿山和铁路进行工人运动，组织工会，领导工人斗争，在1921—22年，中共领导了一系列的罢工斗争，获得了相当胜利。因而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工人组织，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的代表代表二十三万有组织的工人。这表明在短短的一年中，中共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核心，取得了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
同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领导，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协助（维经斯基当时很谨慎地把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和列宁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概念介绍给了中共），于1922年春制订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战略路线，这条路线正式发表于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第二次大会的宣言中，这个宣言的要点如下：
“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的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工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这个联合阵线的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以及制定工人、农民、妇女的法律等等。（共七条）
宣言最后指出：
“上面的七条是对于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有利的，是解放他们脱出现下压迫的必要条件。我们一定要为解放我们自己，共同来奋斗！工人和贫农必定要环绕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再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着来奋斗。”“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致为小资产阶级的附着物，同时又能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奋斗。那么，工人们要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准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的解放。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现在它向中国工人和贫农高声喊叫道：赶快聚集到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来奋斗呀！同时，向中国全体被压迫的民众高声喊叫道：来和聚集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的工人和贫农共同奋斗呀！并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全世界的革命伙伴们，并肩前进呀！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的联合’，是解放全世界的途径。”（王建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册75—76页）
我在上面尽可能摘引了中共第二次大会的宣言的原文，因为这个宣言是中共成立后，第一次为中国革命制订的纲领性的文件，它明确地指出，工人们必须“时常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准备与贫农组织苏维埃。”这正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20年7月）所提出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的基本路线，这个“提纲”说：
“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且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的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列宁全集中文版31卷129页）
刚在中共第二次大会闭幕后，中共中央委员会又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除了分析全国政治局势，说明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之必要外，最后宣称：
“共产党建议召开一个由国民党的革命分子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的会议，讨论创立反对封建式的军阀和封建制度的残余的联合阵线。沿着这个广大的联合阵线的斗争，是将中国人民从双重枷轭——从外国列强和本国军阀的枷轭解放出来的战争。这是迫切需要和不可避免的战争。”（引自布兰特、斯瓦尔兹和弗尔贝克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件史》63页）
中共号召“国民党的革命分子和革命社会主义者”创立“联合阵线”正是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所指示的“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的联盟”的路线，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具体运用。这样，中共可以保持它的“工人阶级的独立”，和发展他们的战斗力量，以“准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的解放。”这便是中共初期为民族民主革命所定下的基本方针。
（二）中共被迫转向孟什维主义
当中国共产党在它的第二次全国会议制定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政策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便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MARING，他的本名为SNEEVLIET）带来的训令。
马林于1922年8月初到达上海，和孙中山会谈之后，立即要求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训令。在那次会议上，马林提出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个别地加入国民党，以此谋求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运动。当时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委员们都表示反对，其主要理由是：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共产党则代表无产阶级，绝不应加入它，以混乱阶级的组织，妨碍共产党的独立政策。❉但马林提出了中共是否遵守国际的纪律问题，在这种“纪律”的威胁之下，中共中央勉强地接受了国际的训令，但附带一个条件，即：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须交全体党员讨论后，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最后决定。
* 赫拉德·伊罗生在他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曾有这样的一段话：“陈（独秀）说，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反对马林，说甚至在那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相信，这样的步骤会混乱阶级组织和妨碍我们的独立政策！但这是事后写的。”（《中国革命的悲剧》英文第二版第59页）事实上，中共在它的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决定的政策完全是“独立的政策”，如前面所叙述的，马林带来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显然和中共既定的政策相反，所以当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都表示反对。
至于伊罗生说：“一九二二年陈曾写道：‘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同上第59页）但伊罗生所引的上面一句话，绝不是写于一九二二年，而是包含在陈独秀所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见一九二三年四月廿五日出版的《向导》），那时陈独秀已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正式决议，因而放弃了原来的立场，向极右转变。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对于第二次革命的一般过程给了有价值的描叙，但对于中共内部的生活，它的领导层的思想的分歧，特别是它对于共产国际政策的反应，伊罗生没有一句话提及，好像中共只是机械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政策，而没有任何不同意见似的，这便是伊罗生的书的最大缺陷，这也是我在本文所以详细地述共产国际的领导，与中共思想演变的关系的理由之一。
在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当中，，各地方支部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干部反对最为强烈。即以陈独秀说，当他于1922年末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还表示怀疑，因而引起了共产国际领导层的特别注意，认为陈所代表的意见是一种“左派幼稚病”。拉狄克甚至出而公开批评说中共的任务在于“把工人们引导到与客观上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合理关系之中”。（见上引《中国共产主义文件史》59页）
正由于中共基层党员和干部对加入国民党表示反对或怀疑，特别是陈独秀在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对此表示怀疑，所以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于1923年1月初，将中共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正式提出于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讨论的结果，除托洛茨基一人反对外，其他的成员，如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都一致赞成，季诺维也夫根据这次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写成决议案，这便是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对中共加入国民党所通过的正式文件，这个文件的原文如下：
“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它以自由民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依据，因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因为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人——军阀，尤其因为解决民族革命问题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而现时工人阶级又尚未充分变成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见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二卷310—311页）
共产国际确认“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因而命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加入“自由民主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党”，即把无产阶级的党放在资产阶级党的控制之下，为它欺骗群众的附属工具。无须解释，这与布尔什维克对“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传统立场和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纲领草案》的基本观念完全相反，是一条最坏的孟什维主义路线，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悲剧即导源于此。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加入国民党后，斯大林立即派遣越飞（ODOLPH JOFFE）以苏联政府代表的身份，到上海和孙中山直接谈判中共加入国民党，谋取党内合作，以及苏联援助国民党的实际办法等。会谈结果，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宣言》。这个宣言的第一项是：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国家完全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热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见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卷第97页）。
孙断言“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这是露骨地表示了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苏联政府的代表越飞竟公然完全同意此项见解，并答允苏联“援助”孙去完成“民国的统一”和“民族完全独立”。这样，给中共留下来的唯一任务，只有跟在苏联政策的背后去支持国民党完成“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而已。这是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通过的决议案的具体化，无须说，这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作成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收到了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的正式决议，又看到同年1月26日《孙逸仙和越飞的联合宣言》之后，于1923年6月举行中共第三次全国会议，代表共产国际出席这次会议的又是马林，虽然会议上发生了颇为激烈的争论，但由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巨大权威，绝大多数代表通过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并发表了宣言，这个宣言的要点如下：
“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不幸中国国民党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希望外国援助中国革命，……（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
“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同上王健民“手稿”第一卷83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如果将中共这次大会的宣言和它1922年7月第二次大会的宣言加以对照，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内容完全相反，它已由原来的布尔什维主义倾向转到孟什维主义的泥坑中去了，而且比之俄国的孟什维克更为可耻，因为后者至少还在组织上保持它的独立，不曾加入当时俄国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而中共则加入了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并“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像这样惊人的转变，其根源何在呢？在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的转变与堕落。这里只须指出一个事实就够明白了：自列宁1922年5月卧病后，斯大林立即拉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内成立了小组织（所谓TRIUMVIRATE），其主要目标在排斥托洛茨基（害怕他在列宁死后继承后者的领导地位），对外政策则尽力谋取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合作，这便是1922年8月（列宁病后不到三个月）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根源。
自中共第三次全国大会通过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思想和行动两方面，中共都发生了激剧的变化。
就思想方面说，中共的一些领袖们，为了替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寻找“理论的”辩护，便尽量渲染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首先起而进行这种工作的是毛泽东。
毛为第三次大会新选的中委之一，刚在大会闭幕后，他即在党的机关报《向导周刊》上，发表题名为《北京政变与商人》，该文的要点如下：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的商人、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即资产阶级——彭）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二重压迫的政治，全国国民，在这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是以商人为最。”
因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毛根据这种分析得出结论说：
“上海的商人起来了，而且行动了，我们希望天津北京两地的商人齐起来，和上海的商人取一致革命行动。商人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导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见1923年7月11日出版的《向导》重点是我所加）。
毛上面的结论，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于“商人”（资产阶级）“领导全国国民（即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无须解释，这是一种最卑下的孟什维主义的立场。
陈独秀接到共产国际1923年1月12日正式通过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后，差不多同时，由于1923年2月7日所发生的“二七惨案”，北方铁路工人运动遭到极沉重的打击，他便开始改变了他原来的反对与资产阶级联合的立场，首先在向导周报上发表题为《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文章。在该文中，除指出：“和革命资产阶级合作，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如伊罗生所指出的）。随后，他在1923年12月出版的《前锋》月刊发表“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在该文中，他有系统地分析了各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资产阶级在各方面都处于优势，而工人阶级既数量不大，而又贫穷，缺乏知识，不可能领导国民革命，何况国民革命的性质又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工人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合作，才能完成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
陈独秀强调工人阶级既数量不大，而又贫穷，缺乏知识，以此说明“工人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必须与资产阶级合作，才能完成……国民革命。”这与毛泽东强调“商人”最能“敏锐迫切感觉痛苦”，因而能够“领导全国国民的力量”，加速“革命的成功”，是同一孟什维克思想的两种表现。
另一新选出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于1923年12月，即在国民党改组的前夕，写了题为《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发表于1923年12月19日出版的《向导》）。他在该文中对国民党及其改组作了如下的评价和期望：
“辛亥革（1911年）革命造成中华民国的是国民党，历年以来任劳任怨，为平民争权利，反对北洋军阀的，也只有国民党，……（1）从此平民的政治运动与军事的革命行动并进；（2）从此组织群众的民主式的真正政党，肃清腐败分子；（3）从此实行严格的纪律，作全国有组织有系统的运动，处处时时代表而反对军阀和列强。”
瞿对国民党的“革命功绩”和它行将改组的“远大前途”，作了如上的推崇和期望之后，他最后大声疾呼：
“全国的平民啊！……联合起来……赶紧组织国民党，集中我们的政治势力……现在的国民党，便是我们集中势力、运用势力的中心。我们若要脱离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自己建设真正的平民共和国，真正的独立国家……必定第一步先要组织平民的政党——我们自己的国民党……必须我们自己参加，商人（即资产阶级——彭）农民、工人、学生、教育界，凡是平民都应当为我们的将……而奋斗……快加入国民党罢！”（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瞿秋白上面对国民党的无比推崇和稀奇幻想，除了将毛泽东和陈独秀对资产阶级的推崇和幻想加以具体化和实践外，还表现了他自己特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卑贱心理和投机幻想，但瞿对国民党所表示的基本立场，并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当时中共领导的共同倾向，瞿的文章在党的机关报上公开发表便是明证。
既然国民党“是我们平民自己的”党，“现在国民党是集中势力，运用势力的中心”，通过这个“中心”能够“脱离列强（即帝国主义——彭）和军阀的压迫”，“建设真正的平民共和国”，其逻辑的结论便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事实正是如此！
自第三次大会后，中共中央即命令一切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动员一切干部去改组国民党或重新组织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党部的各种工作。例如，中共常务委员兼组织部书记的毛泽东，便把全部时间放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的宣传工作上，而完全放弃了自己党的组织工作。另一中央委员谭平山，则专为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服务。其他各省市，如湖南、湖北、四川、北京和天津等的干部都用全力重新组织国民党，直接担任该党的工作。最突出的是：以前专门负责工人运动的重要干部，如李立三、项英、邓中夏等都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到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去了。于是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停顿了，工人运动被放弃了，甚至连领导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也无形取消了！
另方面，苏联共产党于1923年秋派遣鲍罗廷（MIKHAIL BORODIN）到广州，担任孙中山的顾问，帮助国民党实行改组。鲍罗廷将苏联共产党的党制介绍给了国民党，企图把国民党组织成为“集中势力，运用势力的中心”，“实行严格的纪律”的党。他并替国民党起草政治纲领，以改良主义的抽象辞句，如“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装饰着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反动实质。于是，国民党在1924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改组大会，通过了鲍罗廷起草的政纲和他建议的党制。大会并选举了共党的领导分子为中央委员（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和候补中央委员（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等）。这样，原来十分腐败和涣散的国民党，在苏共代表鲍罗廷的帮助，和中共党员的充实之下，便装潢得面貌一新，而变成瞿秋白所期望的“我们平民自己的党”了！
1924年春，苏联又派加伦将军（GALEN原名VASSILY BLUCHER）到广州，任国民党的军事顾问，带着大批军事专家和武器，帮助国民党改组军队，并把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介绍给了国民党的军队，他首先帮助蒋介石建立黄埔军校，训练军事干部，准备建立新军。这便是蒋后来发展的基础。于是，国民党不但在政治上已被“武装”起来，而且在军事方面也重新武装了。
但国民党的老干部认为“联合苏俄，容纳共党”的政策，有害于国民党，他们宣称：“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其所宣传打倒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其作用系在破坏国民党在国际之好感，……打倒军阀，系打破国民党与国内各实力派（即各派军阀）之合作，其计划系在消灭国民党”（见当时张继等的《护党宣言》）。孙中山对他的老干部作了如下的解释和安抚：
“中国的革命从来不受外国列强的欢迎。他们常常帮助我们的反对者（指军阀），企图摧毁我们的党，同情只能希望来自俄国人。帮助我们的不是陈独秀，而是俄国人。假使俄国人要和中国合作，那她一定是和我们的党合作，而不是和陈独秀合作。陈如不服从我们的党，他会被排除的。”（《中国共产主义文件史》73页）
孙中山前面的解释十分明显：他所需要的是俄国的“同情”，即苏俄的实际援助（军火与金钱），至于陈独秀的共产党可以随时排除的。这便给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后来清除共党的一个预示。
孙为了缓和自己党内的反对派，并企图进一步控制共党，他于1924年8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除重申容纳共党外，则提议共产国际给中央的一切决议和训令须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审查。出席这次会议的瞿秋白对孙的提议表示同意，仅申明须向中共中央请示。
（三）中共向左转——转向工人阶级
当我于1924年8月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时，蔡和森（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党的机关报向导主编），把孙中山要求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须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一事告诉我，并征求我的意见。我问他：“中央是否已接受孙的要求？”蔡说：“中央正在考虑中。”我坚决表示，“中央必须拒绝孙的要求，否则，我们的党便成了国民党的附属品”。蔡和陈独秀（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常委仅陈蔡两人）商议的结果是：急电瞿秋白，令其拒绝孙中山的提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态度的转折点。
* 瞿收到中央电报令其拒绝孙的提议，极为反感，因此，他不愿回上海，躲在广州跟鲍罗廷作翻译，直到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大会后才回来。他认为中央拒绝孙的“提议”是错误的。他尤其认为中央拒绝孙的“提议”，是受了彭述之的影响，所以他后来说：“当时（1924年8月）彭述之虽非中央委员，然而已坐在中央了”（见瞿诸“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六五页）。这就是说，“彭述之虽非中央委员，”“已坐在中央”主张“拒绝孙的提议”了。
随后，我正式向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三项建议：（1）对国民党的政策和行动必须采取批评态度；（2）重新整顿各地方党组织，尽速从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调回同志，担任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工作；（3）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计划和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这三项建议，均为中常委所采纳，并即时指定李立三、项英、李启汉和我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立即在沪西小沙渡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这便替来年二月日本纱厂的大罢工准备了基础。
乘着十月革命第七周年的纪念，我写了题名为《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一文（发表于1924年11月7日出版的《向导周刊》），在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就之后，我指出：“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武器，十月革命是我们的大道。我们来练习我们的武器——列宁主义，我们来走向我们的大道——十月革命”，这就是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将依照列宁主义的政策追随着十月革命的道路，不断地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差不多同时，对于国民革命由哪一个阶级来领导的问题，我和陈独秀作了一次严肃的讨论，在讨论中，陈虽然还在维持他的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但他的态度已趋缓和。恰在此时，中共中央指定我主编《新青年》季刊（党的理论杂志）。我计划出版《国民革命专号》（预定于1924年12月出版），除了选择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案和列宁的演说外，我写了一篇题为《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我并将该文原稿交给陈独秀，请他看过后，写一篇同类性质的文章，意思是，他如不同意我的观点，他可以批评我的文章，进行公开讨论。
我的文章，实际上是针对陈独秀的《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写的。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物质利益及其相互关系之后，我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它和本国军阀及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依存关系，绝不可能领导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而且由于对无产阶级的恐惧，资产阶级不可免地要变成反动的。我得出的结论是：
“在分析了各阶级的关系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断定，在物质的基础上，在革命的觉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上，以及中国各社会阶级的利益和趋势上，只有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见1924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国民革命专号》第3—14页，重点为引者所加）。
陈独秀写了题名为《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所得教训》，他在该文中写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阶级……”“只有它领导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胜利”（着重点为引者所加的）。这表明了他已放弃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于是，对于哪一个阶级来领导国民革命这个基本原则的问题，我们已达到了一致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举行了第四次全国大会，特别把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观念写进决议案中。并制订了恢复和发展全国工人运动的计划，首先是召开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此恢复北方的铁路工人运动，并准备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统一全国的工人运动。如果把中共第四次大会和它的第三次大会加以对照，便可以明白地看出：在第三次大会的宣言中，中共公开承认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从而完全放弃了工人运动。这次大会则正式决议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袖，将一切工作集中于发展工人运动，这便标志了中共又转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方向，替中国第二次革命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会议，于1925年2月7日（即1923年2月7日的惨杀的第二周年纪念日）举行于河南郑州（第一次会议被封闭的地点），出席会议的代表四十五人，代表十二条铁路的分工会。会议通过了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决议，这对于往后铁路工人的斗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差不多和铁路总工会开会同时，上海的日本纱厂发生了大罢工，卷入这次罢工潮的达七万余人。这是在沪西“工人俱乐部”的指导下发动和推进的。这次罢工得到了很大的胜利，除了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便是合法成立工会的权利。这是上海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次大成就。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25年“五一节”召开于广州，出席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个工会，会员共五十七万人。这次大会除了通过有关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决议外，便是特别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参加民族民主的解放斗争，并成为这一斗争的领导力量。于是，工人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思想，经过全国劳动大会的决议开始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了。
正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完后，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又举行了第二次罢工。这是日本资本家实行反攻报复所激起的。他们首先禁止工会活动，跟着即用流血镇压手段，于五月十五日打死工人领袖顾正红。这便立刻激起了学生和工人群众的抗议，游行示威，街头演讲反对帝国主义。这种反帝运动在五月三十日达到了高潮，数千学生和工人群集于南京路老闸捕房（即南京路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的示威者，英国巡捕即举枪射击，当场死伤者数十人。这就是震动全中国的“五卅惨案”，由此开启了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序幕。（托洛茨基在《论中国》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莫斯科精神》就是反应了“五卅惨案”这个大事变的。）
（四）革命的兴起——中共与共产国际政策的冲突
五卅事件的爆发，立刻激起了全上海的学生、工人和商人的罢课、罢工和罢市，形成了“全民”反帝国主义的怒潮。在这个怒潮当中，中国共产党动员了全体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领导学生组成上海学生联合会；同时以日本纱厂工会为基础，不到一星期成立了上海总工会。这个总工会便是往后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总指挥部。
在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强大影响下，各大城市，如南京、武汉和北京等的学生、工人和一般市民亦群起响应。罢课、罢工、示威游行，形成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最后是广州学生和全体工人群众，为抗议英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屠杀，于六月二十三日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沿着沙基路进行，接近帝国主义的租界沙面时，英法军警即以机关枪向游行群众扫射，当场死者五十七人，受伤者一百一十七人，这便是著名的“沙基惨案”。
香港工人阶级看到英国帝国主义在广州的屠杀行为，立即举行总罢工，并撤离香港到广州，和广州工人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成为华南反帝国主义的堡垒，实行封锁香港，这便给英帝国主义以最沉重的打击。
当资产阶级亲眼看到上海、香港及广州的工人，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中，表现了无比英勇、牺牲精神和领导力量时，尤其是看到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时，他们大起恐慌，急图和帝国主义者妥协，停止运动，首先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公然出而修改“工、商（中小商人）学联合会”对帝国主义所提出的条件，继则下令商人停止罢市，最后则使用各种阴谋手段，破坏罢工。资产阶级从经验中深刻感到，他们和工人阶级的利害冲突，远超过了和帝国主义的冲突，于是，资产阶级反对工人的斗争，被提到了第一位。这种情势反映到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中，便形成了反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斗争。国民党的思想领袖，戴季陶，于1925年7月发表的《孙文主义的基础》强调“民族利益和统一”，反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的斗争。这便无误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愿望。随着戴季陶《孙文主义的基础》的发表，蒋介石立刻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起初在黄埔军校和他直接指挥的军队，随后遍及各地，专以反共为能事。
上海的资产阶级看到国民党的领袖“理论家“戴季陶公开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党，于是更积极联合当地军阀，实行镇压政策，于1925年9月20日封闭了上海总工会，希图以此消灭工人阶级的斗争。但上海总工会并未因为被封闭而停止工人运动，它不过从公开的领导转到地下的领导而已。
我为上海总工会被封，写了题名为《上海总工会被封与上海工人今后的责任》一文（刊在1925年10月5日出版的《向导》上），根据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我在该文中指出：
“我们曾屡次说过，要想把中国民族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军阀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换句话说，要想达到国民革命的成功，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起来奋斗，起来作领导，才有可能。
“上海是中国最大工业区，有如俄罗斯的彼得格勒，俄罗斯的二月革命，以至十月革命，都是在彼得格勒工人领导下进行的。”我最后的结论是：
“上海数十万工人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在上海总工会指导之下，已经学到了许多的经验，许多革命的初步方法。将来再进一步，就要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就要学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由二月革命而至十月革命的。”（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我这里只需指出一点，我上面根据五卅运动的经验，指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决定作用及其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前景，和共产国际的政策是根本相反的。
陈独秀在五卅运动中，亲自看到工人阶级所扮演的领导角色，他深刻地感到共产党必须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因而他在《向导周报》上公开号召工人加入共产党。这便是从根本改变了瞿秋白号召工人和商人学生等加入“我们的平民的国民党”的宣传。
当陈独秀批评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基础》时（见陈《给戴季陶的一封信》登载于1925年9月11日出版的《向导》），虽然有力地驳斥了后者的反阶级斗争的论据，但由于“国共合作”政策的束缚，他不能公开批评孙中山的反阶级斗争的反动思想，同时，看到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伙同国民党右派，到处进行反共活动，……这一切使得他相信，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只有束缚自己领导群众的独立政策。因此，他在1925年10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了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的建议。但国际代表认为，中共当前的迫切任务在于：乘着国民党行将召开的第二次大会，推动整个国民党的左倾，以期顺利地领导正在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陈独秀主张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就这样被否决了！这是中共和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政策公开发生冲突的第一次。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于1926年1月召开于广州。大会发表了空洞的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宣言。“左派领袖”汪精卫在他的演说中，装腔作势地表示了他对革命事业与共产党合作的忠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增加了大批国民党左派分子和共产党人，排除了一些右派分子，蒋介石则以“左派领导”的资格，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新选的中央党部、组织部和农民部的部长均为共产党人。其他的，如宣传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等的秘书长亦属于共产党。毛泽东便是以汪精卫为部长的宣传部的主要秘书。这样一来，“整个国民党”是“左倾”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占据了“领导地位”。可是，不到两个月，这个“左倾的国民党”，在轻轻的一击之下便塌台了！这一击就是蒋介石1926年3月20的政变。
蒋介石反共的“3·20政变”，完全是在他所指使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有计划地阴谋策动的。所以，政变的当日即逮捕了在他直接控制的军队中作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五十余人，同时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和苏俄顾问团卫队的武装，赶走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成立了他个人的军事独裁。
中共中央面对着这个突如其来的袭击，希望从莫斯科得到指导来决定对蒋的政策。但等了三个星期，还没有任何消息（因斯大林正陷于惊慌错乱，在观望事变的发展），于是只好自行决定对付蒋的政策。这个政策的要点是：联合国民党左派及其军事力量以对抗蒋介石，扩充共产党员叶挺所率领的一团军队（近三千人）；尽量武装工农，以为革命的基本力量，并指派我去广州组织特别委员会（特委包括中委谭平山、张国焘和广东省委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和国际代表鲍罗廷商讨对付蒋的具体办法。
我于1925年4月末抵达广州，鲍罗廷亦同时从苏联带着斯大林的训令回到那里。我立即召集特别委员会会议，邀请鲍罗廷出席。当我报告中共中央对蒋的决议后，鲍罗廷强调“当前局势非常危险”，以此为理由拒绝讨论中共中央的决议。当我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时，鲍罗廷又借口“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必须征询国民党左派的同意”。总而言之，鲍罗廷根据斯大林的训令，不管蒋介石在三月政变所造成的后果如何严重，“国共合作”的政策必须继续维持。他公然建议，中共必须接受三月政变所形成的现状，即：承认蒋的军事独裁，接受他的“党务整理案” ❉，帮助他领导北伐。他安慰同志们说：“将来北伐的进展，会对于我们有利的”。鲍罗廷的建议，除我一人反对外，特委的成员都表示赞同。于是，中共中央对抗蒋介石的政策被鲍罗廷转变为对蒋的投降政策。这便替他的下一次政变铺平了道路。这是导致中国第二次革命走向失败道路的转折点。
* 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的基本点是：共产党人不得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人不得担任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的部长职位；各地方党委员会的委员，共产党人不得占有三分之一，中共须将其加入了国民党的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党部保存。
对共产国际这种可耻的投降政策，陈独秀和我都感到局势十分危险，但又无法公开反对，我们于无可如何之中，只有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来讨论，试图挽回危局。中委会全体会议举行于1926年7月中旬，正当蒋介石就职北伐军总司令，宣布动员北伐后一星期，情势显得更为紧张而严重。陈独秀和我向全会提出了一个建议案：“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与国民党左派建立联合阵线”，我们并声明，只有脱离国民党的束缚，共产党才有可能实行领导工农群众的独立政策。以瞿秋白为首的多数中央委员，在国际代表的压力之下，不敢接受我们的建议，但同意将我们的建议呈交共产国际去考虑。共产国际不但拒绝考虑，布哈林反而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公开指责中共退出国民党主张，同苏共反对派主张退出英俄委员会，是同样的错误。但托洛茨基后来说“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中央六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是绝对正确的，它要求党退出国民党，经过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缔结同盟”。（见1927年4月3日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 ❉
* 托洛茨基所指的“中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就是中共中央七月全会同意呈交共产国际去考虑的陈独秀和彭述之起草的那个建议。
（五）在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下，中共陷进了死巷
陈独秀和彭述之所提出的“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与国民党左派建立联合阵线”——这一“无条件正确的”建议既被共产国际最后否决，从此以后，中共就只能在“国共合作”政策这条绳索的束缚下行动，这便是1926年7月到1927年3月这一革命潮流高涨时期中共所遭遇的困扰和矛盾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中共既被剥夺了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幻想和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更不容许提出土地革命号召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以及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团结兵士到革命的队伍来。因为这一切都是违反共产国际所规定的“国共合作”政策的。共产国际交给中共去做的只是“以全力动员工农群众支援北伐军作战”。
中国共产党确实以全力动员了工农群众支援北伐军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动员了一切党员和青年团团员在各战线上宣传反对北方军阀，鼓励北伐军作战，并领导了工人和农民组织各种各式的别动队伍，担任侦察、间谍和向导，在敌军后方破坏一切交通（如铁路、电线和船舶等），当敌军溃退时解除他们的武装等等。在国民革命军中，有几打共产党员担任连长、营长和团长的军职，他们都不顾生死，英勇作战，他们当中有几个在战斗中牺牲了。所以不到四个月（1926年7月到1926年10月），没有经过多少严重的战斗，西路北伐军（经过湖南）即达到长江沿岸，占领了中国中部的工商业中心——武汉。蒋介石直接指挥的中路军，亦于1926年11月占领了江西省会南昌，东路军经过福建省，于1927年2月占领了浙江省会杭州。所有这些飞速的惊人的胜利，都是在共产党人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和一部分共产党员直接参加战斗的英勇牺牲之下取得的。
当工农群众动员起来帮助北伐军作战时，尤其当战争获得胜利时，他们自然地迅速组织了自己的工会和农民协会。单以湖南说，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即到1927年3月），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已包括四百余万会员。湖南总工会属下的会员五十余万人。当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三十余万工人，在共产党人的协助之下迅速地成立了湖北总工会，湖北的农民运动亦飞速的发展。差不多同时，上海的工人阶级，在北伐军胜利的鼓舞之下，从1926年末起，即由经济的罢工转为政治的罢工与游行示威，并开始准备武装暴动。另方面，汉口和九江的工人群众，于1927年1月初自发地夺取了英帝国主义控制的这两个城市的租界，总而言之，自北伐军进抵长江流域后，湖南湖北的工人群众运动，如有怒潮澎湃，把整个社会生活翻腾起来了。工人们由改善生活及工作条件的罢工走到了侵犯私有财产制的边缘，并直接夺取了帝国主义的租界。农民们，尤其是湖南的农民，由减租减息的斗争，直接转到了驱逐地主豪绅、圈占土地的革命行动。多数的农民协会，在事实上成了乡村的统治机关。这表明革命的进潮已达到了新的高点。
但代表反革命的蒋介石，也以同样的速度进行其反革命活动。一方面，他回过头来镇压那些曾经支援北伐军作战因而取得胜利的工农群众，封闭工会，禁止农民协会，谋杀工农的领袖，他甚至解散同情工农运动的国民党左派的省党部（如在江西省），另行组织他自己的国民党；另方面，他和日帝国主义卵翼的奉系军阀进行谈判，试图建立“反赤联合战线”。在上海，蒋介石的党徒结合一切反动政客（如黄郛、郭泰祺等）和流氓头子（如黄金荣、杜月笙等），通过他们和上海租界帝国主义实行勾结，阴谋策划对付工人群众和共产党，这种情势，到1927年3月初已表明得有如水晶一样明澈。所以我写了《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文（发表于1927年3月6日出版的《向导》，描述了当时这种十分危险的局势。该文首先指出：
“中国革命的全部局面已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一方面，革命势力，特别是革命军和工农群众的势力特别发展，革命的潮流愈加普遍而深入了，从广大的城市到荒僻的乡村，都充满了革命的空气和革命的斗争”。“但另方面，却发生了一种革命右倾的现象，即在革命的队伍中发生了一种妥协，甚至反动的倾向。这种妥协和反动的倾向……已公开地或秘密地企图与敌人妥协，反对民众的利益，反对真正为民众利益而斗争的革命者。总而言之，这种妥协，甚至反动的倾向，企图终止革命的进行。企图毁坏革命已达到的成绩，……这是目前革命中极危险的现象，足以毁坏全部革命而有余。”（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一般局势的严重危险外，我并具体地揭露了国民党内蒋介石所代表的“温和派”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倾向（当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和帝国主义都称蒋派为国民党中的“温和派”和“稳健派”）：
“现时国民党内的所谓稳健派，便完全表现其资产阶级的倾向，他们已经看到工人农民起来不仅是为一般的革命利益斗争，而且为自己阶级的利益斗争。他们已经看见敌人帝国主义军阀向他们表示让步。于是便想停止革命的进行，企图抑制急进的革命分子，抑制工农的利益。”（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蒋介石集团既已团结一切反革命势力，积极准备打击工农群众和共产党，而且事实上已在江西和安徽许多地方镇压工农和共产党人。面对着这种异常危急的局势，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呢？除了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革命的专政外，没有其他的道路，中共那时已正在上海准备武装暴动，对这方面，因其有关机密，我不能提出公开讨论。但对于暴动胜利后应该成立的新政权，我作了如下的建议：
“中国革命应当创立一个革命的民主制，而绝不应造成个人的军事独裁。……目前革命已经很迫切地需要一个革命的民主独裁政治，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直接参加政权、支配政权的民主政治，打击一切反革命派，并对一切反革命派施行独裁的政治。”（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我上面对当时革命危机的分析，是集中揭露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倾向和图谋，我在1927年3月18日又发表了《读蒋介石二月二十一日的演讲以后》（刊载于1927年3月18日的《向导》）。在这篇文章中，我更具体地揭露了蒋的反革命行为的事实，包括他的“三月二十日政变”，他个人的军事独裁，他团结一切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勾结，以及镇压工农群众和迫害共产党人等。最后提出了如下的严重警告：“中国将来的斗争，便是这种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决死战。”我所提出的革命民主专政，主要的目标是在对蒋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专政，因而把资产阶级排除于这个新政权之外。
但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国革命局势的看法如何呢？它对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军及其广州国民政府怎样估计？这里只须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全会上（举行于1926年11月至12月）的演说（题名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摘引两段话来看一下就够明白了。
斯大林提到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时宣称：“广东军队的推进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其中国走狗的打击，就是一般地给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给工人以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中国革命军队的特点和极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八卷三二五页）事实上，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北伐军一开始就严厉地限制集会和出版的自由，特别是禁止工人罢工。他领导的“军队的推进”，绝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而是争取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有利地位。
当斯大林谈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时，更是强调：“问题不仅在于广东政权（未来全中国革命政权的萌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而首先在于这个政权是并且不会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个政权的每一进展都是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打击，因而也是有利于世界革命运动的打击。”（同上三二七页）斯大林上面所说的恰好和事实相反。“广东政府是未来全中国反革命政权的萌芽”，“这个政权的每一进展都是对世界革命的打击。因而也是有利于世界帝国主义的鼓舞”。
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全会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政策，便是根据斯大林对蒋介石的北伐军及其国民政府所表示的态度而制订的。所以这次全会邀请了蒋的私人代表邵力子参加，承认了他的国民党为“同情党”，决定了中共参加他的国民政府，以此保证蒋所领导的北伐军能够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军阀，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在这种“完满的计划”下，中共当然谈不到对蒋介石的任何反革命行为和阴谋采取有效的抵抗，更不用说准备自己的实力来推倒他了。中国共产党就这样一步一步地陷进了死巷而不能自拔。
所以当中共于1927年3月21日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摧毁了北方军阀的统治，占领了上海市（除租界外），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维持治安，但不能成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革命政权，实行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专政，特别是抵抗和摧毁蒋介石匪帮的阴谋政变。因为这样做将破坏“国共合作”，将阻碍“四个阶级的联合”阵线，特别将妨害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事业。虽然中共夺取了上海，得到了全体工人阶级和绝大部分下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及一部分士兵的同情，但为了遵守共产国际订下的”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的政策，不得不和资产阶级成立上海临时政府。“被选”参加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在蒋介石的指示之下，以怠工抵制的手段，使得临时政府完全陷于瘫痪而一无所为，以等待蒋介石的下一行动——政变。
中共在这种情势下，陷于异常狼狈和进退维谷的绝境。那时留在上海的中央常务委员只有陈独秀和我，因瞿秋白（中央常委之一）在工人暴动胜利三四天后，没有得到中央常委会的许可，即跑到武汉去了。❉陈独秀和我曾数度商讨如何打破这个陷于死巷的僵局，我们一致认为;除大量武装工人和联合国民革命军中同情工人的军队，实行以武力摧毁蒋介石的阴谋政变计划（现时蒋的政变计划已路人皆知，只有莫斯科还在否认），没有其他的出路。但我们这个武装反蒋的计划却碰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根本问题——纪律问题，因为这样做，便等于根本违反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全会，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政策，也就等于和共产国际决裂。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表示十分犹豫，我当时亦不敢坚决主张。因此，我们请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和当时指挥上海武装暴动的周恩来讨论这一难题。他们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除了实行武力反蒋外，没有别的出路。但他们和陈独秀一样，认为违背国际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极端矛盾的情况下，陈独秀请我去武汉，和那里的国际代表及多数中委商讨这个武力反蒋的严重问题，再作最后决定。
* 瞿秋白私自去武汉，其目的在组织小组织排除我和陈独秀，攫取党的领导权。因他一贯拥护共产国际的政策，特别是拥护斯大林的革命阶段论，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那时写了一个小册子，名为《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专门攻击我，特别攻击我的不断革命的思想，因为我在纪念列宁逝世第三周年，写了题名为《列宁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刊登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的《向导》上），在该文中，我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与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情形大致相同，列宁主义可以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我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指出：中国革命将由国民革命直接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瞿指责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复写”，以讨好斯大林。
我于1927年3月底离开上海到南京，因为那里驻扎着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军和第六军，这两个军队当时还站在国民党左派方面反对蒋介石，这两军的政治部主任都是共产党员，还有大批共产党员在这两军中担任政治和军事工作。所以我到南京后立即召集所有在第二和第六军中担任政治和军事工作的干部，以及俄国顾问，举行紧急会议。我报告了蒋介石正在准备反共政变和中共中央主张以武力反蒋的计划。讨论的结果，大家一致赞成中央的主张，尤其是俄国顾问，根据当时驻扎在上海、南京和无锡等地的军队的分析，认为以军事力量对付蒋介石，可以得到胜利，因而他们要求我代表中央下令实行反蒋的军事行动。我告诉他们，实行武力反蒋，和莫斯科对蒋的政策大相抵触，为此，中央派我到武汉去和那里的国际代表及中央委员商讨这一问题，他们催我尽快去武汉，他们等候回音。
因为在南京耽搁了几天，我于1927年4月11日才抵达武汉，但第二天（4月12日），蒋介石的政变已在上海发动了！成千的工人战士和共产党人倒卧在血泊中，工人的组织，（工会）被摧毁了，共产党人成了反动派猎获的对象，整个上海和东南部的工业区都落在蒋的魔掌中去了。这便是斯大林的国共合作政策，他的无条件地支援蒋指挥北伐，他对蒋的一切反革命行为的掩饰和辩护，以及对蒋的美丽前景——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在华的代理人军阀，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最后报酬！
（六）从蒋介石到汪精卫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大会是在蒋介石政变两星期后举行的（1927年4月27日至5月初），照理应当把蒋的政变提到第一项议事日程上，给它以彻底的检讨，从中得出教训，以便重新确定中共往后的政治方针，但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鲁易（M.N.ROY）对大会的第一个报告，根本没有提到蒋的政变，只是抽象地强调“国民党内部的阶级分化，已加强了它的左派和共产党的联结。大资产阶级的脱离已容许国民党转变为工业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合。（加上资产阶级某些成分）……中国革命将在这个联合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还不认为是无产阶级唯一的领导。参加这次闭幕会议的国民党领袖们已经宣布他们准备增强和共产党的联合”（见伊罗生的《中国革命悲剧》英文本第二版218页）。如果将鲁易的抽象词句翻译成具体的语言，就是：蒋介石的反共政变“已加强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结”。这样“四个阶级联盟”仍旧，只须排除蒋所代表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国共合作”仍旧，只须排除蒋所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而代之以汪精卫所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这便是共产国际代表在蒋介石四月十二政变后，给中共第五次大会所定下的基本方针。
我在五次大会所作的演说，乃是集中分析蒋的第一次政变（1926年3月20日）和他的第二次政变（4月12日）之间的联系，我指出：后一政变乃是前一政变的逻辑发展的结果。因我们的党对蒋的第一次政变采取了极端妥协的政策，不但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抵抗行动，反而承认了他在政变后建立的个人军事独裁，接受了他的“整理党务案”，并以全力支援他领导北伐，对他在北伐过程中的一切反革命行为又尽量容忍，因而不曾采取任何有效的办法防阻他的新政变。最后，我要求大会对蒋的政变进行彻底的讨论，务必得出必须的教训。当我的讲话完结后，在休息当中，鲁易向我个人说：“你对事变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对我要求大会讨论蒋的政变却完全表示沉默。原来他已接到了共产国际的训令及斯大林1927年4月21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的提纲。这个提纲谈到过去时期的路线时宣称：“过去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既然“过去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当然不能容许讨论过去路线的错误，特别不容许讨论过去错误路线所造成的蒋介石的政变了。
斯大林根据过去那条“唯一正确的路线”，作了如下的发挥：
#VALUE!
“这就是说，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合作反映出国民党外渐渐形成的工农联盟，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九卷二〇三至二〇四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鲁易的报告，特别是斯大林的提纲（如前面所指的）给中共第五次大会画了一个圈子，因而大会所讨论的问题都局限于这个圈子内，即：如何“加强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之间的联结”，怎样推进“武汉革命国民党在事实上转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及如何巩固“武汉的革命中心”，为要达成这些任务，共产党当然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立场，一切都必须适应国民党左派的意向。例如，对当时最最迫切而严重的土地问题，五次大会的决议便完全迁就了国民党左派汪精卫的主张：“不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这就等于实际上放弃了土地改革，因为当时的”革命军官“都是大小地主出身，或和大地主有亲属关系的。
为要“巩固武汉的革命中心”，五次大会正式批准派两个共产党员（谭平山和苏兆征）加入武汉的国民党政府，担任农业部和劳工部的部长，他们名义上是保护工农利益，实际上却是抑制工农的革命行动，即制止“国民党左派”所宣传的“工农过火行为”，这便替反革命的进攻铺平了道路。
当第五次大会举行的一星期和大会闭幕后的两星期，正是湖南湖北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达到最高点的时期。同时也是反革命势力积极准备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当时武汉和长沙的工人群众，因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生活已不堪痛苦，再加上许多工厂和商店的关闭造成了大批失业者，这就更使工人和店员无法忍受，因而他们要求接收那些关闭的工厂和商店自行营业。农民，尤其是湖南的农民，在许多地区自动驱逐地主，夺取土地；成立“乡民委员会”（农民苏维埃的雏形），处理乡政；组织武装队伍，直接同地主豪绅的武装进行战斗。这表明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已达到一个最危急的关头，迫切地需要一个统一工农群众的组织形式才能前进，这样的“组织形式”只能是苏维埃。另方面，在北伐军进行军事活动的过程中，曾经受到工农群众的援助和影响的士兵群众，在反动军官们的管制下，无法与工农群众发生有组织的联系，要达成这种联系，也只有苏维埃。
当时湖南湖北的工会已有一百万以上的会员。湖南农民协会的会员近一千万，湖北农民协会的会员亦达三百万，这是一个巨大的有组织的群众力量。假如中共依照当时托洛茨基的建议（详见后面），凭借这个庞大的群众组织力量，号召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形成一个革命组织的中心，由苏维埃武装工农，实行土地革命，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和革命兵士，不但可以把两湖一切城乡的贫苦群众集合于苏维埃的周围，而且可以立刻瓦解反动军官们的基础，并间接地动摇蒋介石的军队。这样，革命的发展将从根摧毁反革命的势力，沿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前进。
但异常不幸，在斯大林的“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策”之下，中共不但没有组织苏维埃（因为这是斯大林所绝对禁止的），发动土地革命，甚至没有向工农群众提出警告和准备自卫的手段，如扩大工人的纠察队，农民的武装自卫队，预防反革命势力的袭击等。那时中共的领导，却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左派的领袖汪精卫，谋取同他“密切合作”，恳求他改善工人生活，施行土地改革，而自己则尽力抑制“工农过火行为”，如禁止工人店员接收关闭的工厂和商店，自行营业，以及农民自动夺取地主的土地等，为的是避免妨害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刺激“革命军官”走向反动。这样，一方面，瘫痪了工农群众的革命行动，另方面，则给了那些军官们以准备反革命进攻的充分时间。结果是夏斗寅1927年5月17日在湖北实行了反革命的叛乱。在夏的叛乱后第四日，许克祥（唐生智的部下）在湖南省城长沙举行了反革命政变（这是蒋介石的四月政变的发展）。虽然，夏斗寅的叛乱被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军队摧毁了，但许克祥的政变，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即占领了湖南省城长沙。从此，湖南工农群众的组织（工会和农民协会）便陷于被各个击破的绝境中。
但中共领导对于许克祥的反革命政变采取什么政策呢？它的政策和以前对蒋介石的上海政变一样，要求武汉国民党政府派遣军队去惩罚许克祥，而武汉政府则请许克祥的上司唐生智去长沙调查、斟酌情形处理。唐到长沙“调查”后给武汉国民政府的报告是：“我已发现工农运动在他们的领袖的错误领导下，已不受管束，且造成危害人民的恐怖局面……湖南驻军遂起而自卫……虽然许克祥的行为仍激于正义感，但他逾越法纪的范围，他应受记过薄惩，但他应该仍留军职。”许克祥“应该仍留军职”，这就是说，让他把已经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进行到底，直到摧毁一切工农群众的组织——工会和农民协会，铲除一切共产党人。在往后的几个月中，许克祥确是完成了这个反革命的任务。于是，原来是华中革命力量最雄厚的湖南，从此便成为最顽强的反革命的堡垒了。
许克祥在长沙的反革命政变后第二天（5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召开于莫斯科，照理，这次全会必须根据长沙事变，检讨中国革命的局势，作出必须的结论的。但这次全会对许的政变，完成同以前对蒋介石的上海政变一样，尽力把它隐瞒起来。所以斯大林在5月24日全会上的演说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许克祥的反革命政变，他所着重的是攻击托洛茨基反对派号召建立苏维埃的主张，他说：
“反对派是否懂得现时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造成苏维埃和武汉政府这两重政权，而且必不可免要提出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呢？”“假如中国没有像左派国民党这样一个很受欢迎的革命民主组织，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既然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适合于中国条件的特点，并已证明自己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那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还没有胜利，而且不会很快胜利的现在，就把这个费了多年时间才成立起来的组织加以破坏，未免太愚蠢太无知了”。（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九卷272和274页）
上面的一段话，除了暴露斯大林对当时已经反动的国民党左派的“愚蠢”幻想外，更表明他顽固地反对建立苏维埃的反动思想，因为他害怕苏维埃会引到“提出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哩！
那么，斯大林对于“武汉政府”的评价究竟如何呢？下面就是他的评价：
“既然中国正经历着土地革命，既然土地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专政的胜利，既然南京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而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那末，在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国民党党外的领导作用的条件下，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而且不会很快就成为这样的机关。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为这样的机关的”。（同上斯大林全集267页）
斯大林确认“武汉政府有一切机会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专政的机关”，因而可以代替苏维埃完成“土地革命”。他这种观点，不须要往后的事变证明为荒唐的幻想，即根据当时许克祥的政变所形成的反动局势，已够表明他完全在闭着眼睛说梦话，替革命制造最后的灾祸。所以托洛茨基在那次全会上给了斯大林的灾祸政策以扼要的抨击，并直接地向中国的农民和工人呼吁：
“斯大林在此地再度宣布他反对工农苏维埃的建立，他的理由是：国民党与武汉政府已经是足够的手段与工具，为土地革命之用了。以此，斯大林负起了，而且要国际也负起国民党及武汉政府的政策的责任，正和他过去再三为从前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政策负责一样”。“我们和这个政策无共同之点。我们丝毫不要替武汉政府与国民党领导者的政策负责。”“我们迫切地劝告共产国际拒绝负担这个责任。我们直接对中国农民说：假使你们服从武汉领袖，不组织你们自己独立的苏维埃，则汪精卫一类的左派国民党领袖，一定要出卖你们的。土地革命是一椿严肃的事情。汪精卫型的政客在困难情形中，将十次地与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共产主义者参加于资产阶级政府，如果不是它准备对劳动群众以新打击的直接假面具，那便成为无力的人质了。我们对中国工人们说：假使农民不由你们，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而由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领导，那就不能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建立你们的工人苏维埃将它们与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由苏维埃武装你们自己吸引兵士代表到你们方面来，枪毙那些不承认苏维埃的将军们，枪毙那些组织暴动来反对苏维埃的官僚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只有经过农民兵士苏维埃，才能争取蒋的兵士的大多数到你们方面来。你们，前进的中国无产者，假使相信不到二十五万人的领袖们的组织，小资产阶级与妥协成性的领袖们的组织（指左派国民党），能够代替那包括成千百万人的工农兵苏维埃，那你们将是你们的阶级与你们的历史使命的叛徒。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不将在苏维埃的形式中前进而胜利，则将完全失败。”（《中国革命问题》61页，着重点原有）
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反对建立苏维埃的抨击和直接向中国工农所提出的纲领性的建议，假使当时被共产国际接纳，送到中国执行，还有可能最后挽救革命的危机。但由于斯大林对共产国际的控制和对反对派文件的封锁，托洛茨基向中国工农群众的紧急号召，不但没有达到中国，甚至没有在共产国际的内部公报发表，因而托洛茨基挽救中国革命危机的最后建议只成了中国第二次革命悲剧的预言！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既完全在斯大林的控制下，所以这次全会对中国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不过把斯大林的意见加以重复而已。例如决议说：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对武汉政府估计不是的观点，和实际上否认它的重大革命作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武汉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专政，但是，它已走上这种专政的道路。
“无论在任何条件之下，共产党不容许融解于别个政治组织之内，他必须成为独立的力量。……因此，共产党在宣传自己的政见时，在自己的旗帜下动员群众时，不能为外力所阻。
“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不可解释为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尤其与农民断绝联系，从这一点出发，国际执委会最坚决的反对那个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因为在目前的瞬间，无产阶级的政党正要在国民党内确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前面几段话，如果要给它们一个适当的评价，只能说是无知幻想和极端矛盾的混合物，只能引到灾祸的结果。
斯大林似乎已发现“革命的国民党左派”不很符合他的理想，尤其对于支配“武汉政府”的将军们感到“不可靠”。于是，刚在共产国际执委全会闭幕后，6月1日他给中国共产党下了一道训令。这个训令包括五个要点，其中最突出的是：“提拔新的工农分子来代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旧委员”，“铲除目前不可靠的将军，武装两万共产党员，选拔五万工农分子，创立一支新军”。但用什么办法“选拔新的工农分子”，如何“铲除目前不可靠的将军”，以及从何处获得武器“创立一支新军”？斯大林在他的训令中没有一句话提到，好像武汉是在他的直接统治下，可以用专横的官僚命令为所欲为似的。所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到斯大林的训令时，陷于张惶失措，不知如何应付，只得和国际代表团举行会议详细商讨，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对斯大林的训令无法执行，只有那个天真的鲁易，把斯大林的训令交给汪精卫，希望他考虑后表示同意。汪本已决定清除共产党，看了斯大林的训令后，不但加强了他的反共决心，并且加速了他的清共计划。
1927年6月12日，汪精卫和他的反共同僚到河南郑州，和冯玉祥将军举行秘密会议，其主要目的在对付共产党和蒋介石。冯主张先清除共党，压平两湖的工农运动，然后再和蒋介石谈判。但在郑州和汪会议后一星期，冯玉祥即和蒋介石在江苏的徐州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后，冯公开向新闻记者宣称：“他忠实愿望和国民革命军合作，消灭军阀制度和共产主义”。这就是莫斯科曾经认定并为之宣扬的“工人出身”“最可靠的盟友”的最后表示！
在汪精卫和冯玉祥的郑州会议后，武汉——“革命的中心”——的空气突然紧张起来了，反共的恐怖气息到处可以闻到，中共的领导层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都感到了一种可怕的阴影在他们的头上飘浮，好像大祸就要来临了。中共于6月20日匆忙地召开了一次中央执委会的扩大会议，试图避免灾祸，决定发表宣言，向国民党左派表明态度。宣言是由瞿秋白事先和国际代表商讨后起草的。它的要点是：“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的工农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工农等群众团体均应接受国民党的指导与监督。……”“依照国民党的主义，须武装农民，但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的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武装纠察队，为避免政治的纠纷，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无须解释，这个宣言是中共向国民党最后的一纸投降书！这个宣言发表一星期后，湖北总工会于6月28日自动解散了纠察队，并将枪支军火转交给武汉警卫军保管。两天后（6月30日），中共命令武汉政府的谭平山和苏兆征自动解职。这一切都表示中共自动地退出战场，把工农群众交给“国民党左派”去自由处置！
在六月中旬，陈独秀感到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已陷入绝路，因而他提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重新考虑局势，制订自己的独立政策。但共产国际断然拒绝了陈的提议，认为“退出国民党，便等于把国民党的革命旗帜让给反动的右派”。因此，陈独秀于七月初辞去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职位，由瞿秋白代行总书记的职权。瞿的唯一任务就是等待着左派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处置。
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于1927年7月15日公布了一道命令：所有加入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共产党，否则，予以严厉惩罚。斯大林的“国共合作”政策便是如此可耻地被结束，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悲剧也就由此收场。“汪精卫型的政客在困难情形下，将十次地与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不在苏维埃的形式中前进而胜利，则将完全失败”。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所作的预言，不到七个星期便完全被证验了！
（七）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跳到极左的冒险主义
斯大林对于汪精卫的“7·15清共”，和他以前对蒋介石的“4·12政变”一样，不但不加任何思考，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把革命的惨败看成“革命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于是，从他以前导致革命惨败的机会主义一下跳到冒险主义，这便产生了以后几个月内一连串的盲目冒险的武装暴动。
一、南昌暴动
在汪精卫宣布清共后，斯大林匆忙地派遣他的表弟罗米那兹到武汉，这个轻浮的家伙，既没有考虑当时革命失败的严重局势，更没有召集当时留在武汉的中共领导干部，共同商讨当时情形和重定政治方针。他仅将斯大林指示武装斗争的新训令交给代理总书记瞿秋白去执行。这便是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
参加这次暴动的军事力量是贺龙的独立十五师，叶挺的十一军二十四师，以及朱德的教导团（原属朱培德的第三军）共约三万人。这些军队于8月1日占领了江西省城南昌后，即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的人选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宋庆龄（孙中山的遗孀）和国民革命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没有发表任何政纲，更没有任何革命措施，并且暴动是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进行的。因此，在一般群众看来，这只是国民党左派反对右派的政变。
暴动军占领南昌不到三日，在“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张发奎的围攻之下，贺、叶、朱的军队惊慌失措地退出了南昌，向南逃跑，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旅程，于九月十三日占领广东的潮汕，不到一星期，在国民党反动军队四面围剿之下，贺龙和叶挺的军队完全溃散，贺叶两个仅以单身脱离而免于难，只有朱德带着残余的小部队逃出广东，最后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后来成为“红军”的基本干部。于是，在革命失败后留下来的共产党的基本军事力量，在南昌的盲目冒险暴动中被摧毁了！
南昌暴动失败后第二日，即8月7日，瞿秋白，在罗米那兹的指示下，召集了一个中央紧急会议（实际上，到会的中央委员只有几个人），即所谓“8·7会议”，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同志书”，把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陈独秀和谭平山等人身上，以此替斯大林和布哈林洗刷他们领导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和罪恶。“8·7会议”不但没有讨论南昌暴动失败的教训，反而决定在湖南和湖北发动秋收暴动。
二、两湖秋收暴动
自许克祥在长沙反叛后，湖南已成为最可怕的白色恐怖世界，差不多所有的工会和农民协会都被摧毁了。所留下来只是一些工人和农民的干部，隐藏在矿区、工厂和较偏僻的乡村，与工人和农民保持某种秘密的联系，湖北的情形，甚至比之湖南更坏，在这样的情形下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假如不是疯狂，至少是儿戏。事实上参加暴动的人很少。
在湖南，参加武装暴动的队伍约三千余人，由萍乡、安源的矿工和农民协会被解散后留下来的干部和共产党员组成，于九月八日至十二日在平江、萍乡、醴陵等县先后发动，一时占了那些县城，但不到几天即被国民党的军队打败，大多数逃散了，只有少数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湖北的秋收暴动，只有湖北东南部几个县，如通山、通城、蒲坼等少数农民参加，而且很快就被反动的军警镇压下去了。所谓两湖秋收暴动，不但毫无结果，而且死伤了不少的英勇的干部，最坏的是，把原来隐藏在矿区工厂和农村中的许多干部给暴露出来了。从此，中共失去了和工人及农民的联系，也就是失去了在工人和农民中活动的基地。
三、海陆丰的苏维埃运动
广东的海丰和陆丰两县，是中国农民协会的发源地，由农民运动的英雄人物彭湃，从1922年起不断努力创立起来的。这两县的农民协会有近二十万会员，经过长期的斗争，组织坚强，并锻炼出大批的干部，成为广东农民运动的模范和堡垒，甚至在李济深效法蒋介石举行“4月15日的政变”之后，海陆丰农民协会的力量尚能保持。中共的冒险主义者，在南昌暴动和两湖秋收暴动失败之后，便选择了海陆丰为苏维埃运动的试验场。因斯大林已于1927年9月30日宣告“苏维埃宣传的口号现在必须成为行动口号”。
海陆丰的暴动开始于1927年10月末，11月1日占领了海丰县城，跟着又占领了陆丰及邻近的碣石和捷城几个县城，在暴动中成立了苏维埃，组织了农民军，公布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参加这次运动有二、三十万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这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运动。但这个运动，根本没有得到广州和香港等大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援助（事实上，当时广州和香港的工人阶级，由于机会主义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失败，他们自身正处于极度被压迫和剥削的地位），因而完全陷于孤立。在国民党反革命军队的包围和不断攻击下，终于被摧毁了。在暴动失败后，死伤的农民战士究有多少，从来没有记录，但有一件事实是绝对不可否认的，就是：经过这次“苏维埃运动”的流产后，海陆丰那些强大的农民协会的组织被粉碎了，几千个农民干部和战士，不是被打死，就是被迫逃亡了。从此，农民群众又陷于地主豪绅任意剥削和奴役的状态之中！
四、广州暴动
看到南昌暴动和两湖秋收暴动完全失败之后，斯大林命令罗米那兹加紧准备新的暴动，并派遣海因，纽曼到中国协助罗米那兹制订新的暴动计划。罗米那兹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报道，得悉在广州有一部分军事力量，即张发奎部下的教导团，受共产党员的指挥，省港罢工委员会虽已被解散，但留下了大批干部，包括以前纠察队队员。于是，罗米那兹便选择了广州为最后举行暴动的基地。恰在那时（1927年11月中），国民党的张发奎（代表广东系）和李济深（代表广西系）两派军阀，为了争夺广东地盘发生内战。罗米那兹抓住了这个机会，立即命令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实行暴动，并派纽曼去广州直接指导。
广州暴动发动于1927年12月11日。担任暴动的基本武装力量为教导团和赤卫队（由以前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干部和纠察队员组成的）。此外，有几千党员和工人积极参加了暴动的行列，在暴动进行的第一天宣告成立“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的委员，是由党指定的），公布了一批含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法令，如没收大产业和银行为国有，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耕种，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平民居住等。但这个暴动仅仅延长了三天，便被张发奎和李济深的联合军队的进攻摧毁了（张李为了消灭共产党的暴动才联合的）。在这次暴动失败中失去生命的，据国民党官方的报告共五千七百余人。他们是第二次中国革命残留下来的一部分最果决最英勇的革命战士。现在为了斯大林的冒险主义政策，偿付了他们的生命！从此，广州的工人阶级对革命失望，对共产党厌恶，而陷于长期痛苦和颓丧的生活状态中。
（八）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贡献
前面对中共在革命准备时期和第二次革命过程中所表现的思想和政策的变化，以及它和共产国际领导的关系的叙述，目的仅在帮助年轻读者更具体而深入地了解托洛茨基在《论中国》这部著作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但这部著作包含的内容异常丰富，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年轻的读者往往不容易抓住问题的中心，以及各种问题间的互相联系，因此，我觉得把托洛茨基所论述的各种问题中，特别是和斯大林争论的各问题中，择其最重要而具有现实意义者，给以简要的阐释是必要的。
一、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各阶级对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态度
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斯大林认为各阶级，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到无产阶级，都会同样感到有联合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因而他们相互间的斗争会减少到无足轻重的地步，所以他提出了“四个阶级联盟”，作为反帝国主义的战略基础。
托洛茨基的意见恰和斯大林的相反，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不但不会减弱各阶级间的，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反而必然使这种斗争更为尖锐化。他指出：“以为帝国主义从外面机械似地焊合了中国的一切阶级，那是大错特错。……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不是减弱，而是加强各阶级间的政治分化。帝国主义是中国内部关系中一个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的主要来源不是扬子江中的兵舰——它们不过是辅助物——而是外国资本与中国资产阶级间的经济与政治的联系。……凡使劳动者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站立起来的一切事情，必然要推动民族资产阶级去和帝国主义者作公开的同盟。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不是减弱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反而使这种斗争激烈起来，在每一个严重的冲突中都要达到流血的内战地步”。（“中国革命问题”20—21页，重点是我加的）。根据上述精确分析，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是断送民族革命最有效的政策。反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团结农民及城乡一切贫苦群众，在斗争的进程中，坚决地摧毁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妥协的反革命企图，才有可能。
二、关于共产党的独立问题
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是体现“四个阶级联盟”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因此，他命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通过这种合作去领导国民革命，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
托洛茨基对国民党的看法完全和斯大林不同，不管国民党包含了多少小资产阶级和工农分子，但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党，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们领导它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即等于充当资产阶级欺骗工农群众的工具。所以他从1923年初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即坚决表示反对。1925年革命开始时，他“提出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1927年3月4日，托洛茨基回答拉狄克的信中又重提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绝对必要。并预言：“如果承认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则对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将产生致命的后果。”这个预言很快就被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证验了。1927年5月10日，托洛茨基在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文章中，除了详细地驳斥一切反对退出左派国民党的论据外，又重新警告：“同汪精卫派同一组织，我们即代他们负动摇和背叛的责任”。结果是：“代汪精卫负了背叛的责任”后，便被汪一脚踢开，被清除了！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列宁所发挥的理论和布尔什维克的实践经验，无产阶级的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是绝对不可争论的，因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任务，在于团结本阶级的先进分子，形成革命的领导，揭露各种各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客们的欺骗，组织一切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专政，以此踏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斯大林却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把领导革命和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上层领袖（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便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
托洛茨基自始就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随后又不断提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实行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他这样做，不过是忠实地继承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立场而予以发挥而已。假如当时中共在托洛茨基的思想领导下，是极有可能走上胜利的，因为在革命的高潮当中（1927年3月至4月），中共已成了名符其实的群众党，虽然它的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一起还不过十万人，但它指挥了二百万以上有组织的工人（工会）和一千五百万有组织的农民（农民协会），这是一个压倒一切的革命力量。它的失败仅仅由于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政策。从这里得出的教训是，一个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还是不可免地失败的。
三、关于苏维埃问题
如果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参谋部，经过无产阶级领导一切劳苦群众走上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则苏维埃便是实行团结工农群众和兵士、形成革命的组织中心、准备武装群众、举行暴动、夺取政权的指挥部，取得政权后，即成为国家机关。这是从俄国三次革命得出的经验和教训，所以列宁在共产国际的纲领文件中把苏维埃列为基本政纲之一。但斯大林完全忘记了这个政纲，把组织群众、夺取政权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他起初把国民党看成为“革命的议会”，以此反对建立苏维埃。当蒋介石的“4·12政变”，把那个“革命的议会”带走了后，他又认为“左派国民党”或“革命的国民党”可以代替苏维埃。因为他断定“武汉的国民党将在事实上转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它将解决民族独立和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但结果是：“这个革命的国民党”很快就“转变成为”绞杀共产党和工农的刽子手了。
托洛茨基根据他两次领导苏维埃运动（1905和1917）的亲身经验，认为只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才能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此外，没有其他的组织形式。所以，自中国第二次革命爆发后，托洛茨基即主张建立苏维埃。他在1927年3月29日给亚尔斯基的信中写道：“只有苏维埃路线凝结的阶级力量，可以进而适应革命的新经验，而不去适应昨日遗留下来的组织和政治关系，例如国民党。……第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之独立，它与城市和乡村小资产阶级亲密合作的方式是苏维埃，苏维埃或成为夺取政权的斗争机关，或为政权组织的机关。”“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未经训练，资产阶级和地主子弟在军官中占大优势，革命之明日因此很很大的危险。我以为舍兵士代表和工人代表亲密结合外，别无他途可抵抗此种危险”。托洛茨基上面两段话，对苏维埃的基本作用和职能已说得很明显，尤其是他指出“国民革命军”的“大危险”，“舍兵士代表与工人代表亲密合作（通过苏维埃）外，别无他法可抵抗此种危险”，含有决定而迫切的意义。假如当时中共能得到托洛茨基这种指导，在上海立刻发动建立工人和兵士代表苏维埃，会立刻改变局势。因当时驻在上海的绝大部分国民党革命家的兵士十分同情工人群众❉，甚至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师长薛岳也同情共产党，要求合作反对蒋介石。此外，驻在无锡和苏州一带的军队，由师长严重指挥，也是反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出而号召组织工兵苏维埃，将立刻瓦解蒋介石的军队，因而他的4月政变将化为乌有。由此可以看出，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正确的政策，如组织工兵苏维埃，是何等重要，而具有决定性的了。
* 上海三月廿一日工人暴动胜利后第五天，上海的工人和国民革命军兵士双方选出代表约千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举行联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演说的第一个是前锋司令白崇禧，白演说后，只有很少鼓掌声，我代表中国共产党讲话，得到全体工人和兵士代表的热烈欢呼，这一事实象征着当时工人和兵士对国民党将军的冷淡和对共产党的向往。
在蒋介石的四月政变后，托洛茨基更急切地要求建立工农兵苏维埃，详细地解释了苏维埃在革命中的决定意义和职能（见“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他重复地指出，只有苏维埃才能打开僵局，开辟革命的远景。因当时湖南湖北的危机已达到临界点：一方面，工农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围绕在共产党的周围。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农民要求分配土地；另方面，军队继续留在那些地主和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们的控制下，这便形成了两个互相敌对的营垒，要打破这种极度危险的局势，只有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才能使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和士兵的代表亲密地结合起来，脱离军官们的控制。但斯大林坚决反对这样的苏维埃，反对的理由是：苏维埃的建立将推动军官们走向反动。但事实恰相反，只有苏维埃才能制止军官们的反动，因兵士苏维埃一经建立起来，反动的军官们便失去了他们的反革命基地，俄国的十月革命便是最好的证明。
最新鲜的教训是不久前智利的悲剧。1971—73年的智利，和1927年3月至5月间中国的情形很相类似：一方面，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要求社会改革；另方面，军队全在反动军官的掌握中，这是逼近摊牌的局面。但阿伦第根本想不到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去掘毁反动军官们的基地，只是拉拢几个将军参加他指定的内阁，以为这样可以缓和将军们的反革命行动，事实上却是给将军们以时间和便利去组织他们的反革命的军事政变而已，结果是成千上万的工农战士倒卧于血泊中，阿伦第本人亦成了他自己政策的牺牲品，这个教训应该写在革命党的政纲中。
四、革命失败后的策略问题
斯大林在中国第二次革命完全失败后，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转到冒险主义，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暴动，把革命的残余力量给予摧残，加深了失败的程度，帮助蒋介石稳定其反革命的军事独裁后，他突然发现“第三时期”的哲学，根据这种哲学，世界革命正在日趋高涨，无产阶级准备暴动，夺取政权，已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所以，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通过殖民地提纲，对中国共产党指出了如下的路线：
“在目前，党必须在群众中到处宣传苏维埃的观念，宣传工农民主专政的观念，及革命的群众武装暴动到来之必然性。它现在就应该着重鼓励推翻统治联盟和动员群众举行革命示威的必要。……它应该始终如一地，一成不变地进行夺取政权，组织苏维埃作为暴动机关，没收地主及大财产所有者，驱逐外国帝国主义。……革命未来的增长将向党提出一个急迫的实际任务：准备和实行武装暴动，作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唯一道路”。中共往后一个长时期在农村中实行游击战争，组织“红军”成立“苏维埃”，便是遵照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所指示的路线而进行的。
托洛茨基在汪精卫的“7月清共”后，即已指出，中国第二次革命已完全失败，应当采取防御政策；斯大林的武装暴动政策，只能摧毁残存的革命力量。但斯大林称托洛茨基的防御政策为“取消主义”，因为这个防御政策要“取消”他的盲目冒险主义。
当托洛茨基看到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决议为中共规定冒险主义的战略路线时，他批评道：“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不但以其革命的规模见长，而且以其政治的现实主义为其特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离的。最大的任务是要晓得如何及时地认识一个革命局势，与如何彻底地利用它。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懂得什么时候这个局势完结了，以及就政治观点看，变为非革命的局势了。再没有比打架完结之后拿出拳头来更为没出息与无聊的了。但这是布哈林的专长。首先，他证明国民党与苏维埃是一个东西，而共产党则能够经过国民党，避免着战斗，取得政权。等到这个同一的国民党，得到布哈林的帮助，击溃了工人以后，他开始拿出拳头来了。……必须清楚地懂得，现在中国并无革命局势。那边代之而兴的倒毋宁是一个反革命的局势，它正在转变成为长期未定的两个革命的中间时代。有谁如果对你说这是悲观与缺乏信心，你就鄙弃他好了。对事实闭上眼睛，乃是缺乏信心的一种最丑陋的形式”。（见《中国革命问题》210页）
根据“一个反革命正在转变成为长期未定的两个革命的中间时代”，托洛茨基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过渡时期的民主要求的政纲，以代替斯大林的冒险主义路线。这个纲领包含最基本的民主要求：从八小时工作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到罢工的自由，这些要求归纳为一个总的政治口号：召集彻底民主的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同时，将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和民族独立的要求与国民会议的口号结合起来进行宣传。这个过渡要求纲领的任务是在于从日常要求的政治斗争中恢复群众的情绪和自信心，及以此重新团结他们自己，反对国民党的军事独裁，换句话说，即由防御的斗争逐渐地发展为向统治阶级进攻的斗争，当新的革命潮流到来时，必须成立苏维埃，准备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夺取政权。1929年成立的中共左派反对派，便是根据这个过度要求的纲领从事宣传与活动的。
但在当时斯大林严厉控制和封锁下的中国共产党，当然看不到托洛茨基的建议，它只有遵照共产国际六次大会的决议“准备和实行武装暴动，作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唯一路线”。所以，从1928年秋天起，中共在江西、福建、湖北和安徽等省的农村中，发动了许多小规模的游击战争，组织了“红军”和“苏维埃”，甚至还宣布了“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在一个时期（1930—34），中共的游击战运动曾有广泛的开展，以致引起蒋介石集中全力的围攻，形成了激烈的国内战争。但到一九三四年秋，在蒋介石的凶猛围攻之下，中共最后放弃了江西南部的“苏维埃”区，进行了“长征”，向中国西北逃亡，于1935年春才抵达陕西省北部。结果是：不但留在江西、福建、安徽和湖北的几百万农民遭受了蒋介石的残酷迫害，其中有几十万人被毁灭了；就是中共的“长征队伍”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即由“长征”开始的三十万人，达到陕北时只剩下三万人。
当中共的残余队伍逃到延安后，蒋介石立即调动了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即日帝国主义侵占满洲时逃出的军队）包围延安，准备最后消灭中共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势下，中共感到已陷入绝境，于是立刻改变政策，即从“推翻国民党政权”转而向国民党要求建立“民族联合阵线”（这当然是根据斯大林的“人民阵线”），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但在蒋介石看来，要抗日，必须先摧毁中共的武装力量。所以他于1936年12月亲赴西安视察张学良的部队，准备实行进攻延安。
当蒋到西安后，张的军队中一小部分军官举行了一个小政变，俘虏了蒋介石，而欲置之于死地。因为他的“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他们的“家乡”满洲。这便是著名的“西安事件”。
斯大林看到了“西安事件”，认为这是中共和蒋介石恢复合作抗日的绝好机会，当即电令中共设法“援救蒋介石”，并和他谈判合作抗日。已陷于危境的中共，立刻派遣周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其结果是：①中共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只要他同意领导抗日战争；②中共同意取消“红军”和“苏维埃”，放弃土地革命，中共的武装队伍，在蒋的指挥下参加抗战。这便是中国共产党遵照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决定，“实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经过十年（1928—1937）的流血战争，牺牲了几十万生命的结局！托洛茨基把这个结局作为教训写进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之中：
“广州暴动必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以后，共产国际采取了游击战与农民苏维埃的道路，而这时工业无产阶级是完全消极的。这样踏进了死巷之后，共产国际却利用中日战争的机会，一笔勾销了‘中华苏维埃’，不仅将农民的‘红军’而且把所谓‘共产党’也臣服于同样的国民党，即资产阶级了。”
五、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在第二次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虽然托洛茨基没有明白地提出不断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战略路线，但他在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许多文章中，特别是在批评斯大林的文章中，对事变的分析和建议，都是根据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而予以发挥的。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采取的路线，非常明显地继承了孟什维克的革命阶段论，因为他一贯坚持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任务（民族独立与土地改革），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
为了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任务，斯大林坚持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合作”成立“四个阶级的联盟”。这个“联盟”的具体表现，便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为了保持“国共合作”，斯大林迫使中共服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执行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反动政策。斯大林之坚决支持蒋介石，甚至在蒋举行了“三月政变”（1926年）、建立其军事独裁后，还以全力支持他领导北伐，其目的都在希望（实际是幻想）他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完成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民主任务。直到蒋介石的“四月政变”（1927）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投降帝国主义后，斯大林才放弃了对蒋的“希望”。但他又立刻把完成民主任务的“希望”转而寄托于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及其武汉政府，直到汪精卫效法蒋的“四月政变”，发动了他的“七月清共”，才结束了斯大林依靠国民党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的幻想。
斯大林顽强地反对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执行独立的革命政策，以及组织工农兵苏维埃，都是根据他的革命阶段论的基本观念。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越过了他的“民主革命的阶段”。第二次中国革命便是在斯大林这条革命阶段论的绳索下被绞杀了的。
托洛茨基的立场恰和斯大林的相反，他认定资产阶级不但不能解决革命的民主任务，而且不可免地和帝国主义妥协来反对工农群众的民主要求的。所以他一贯地反对斯大林的“四个阶级联盟”，以及基于此种联盟的“国共合作”政策，认为“这将对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产生致命的后果”。因此，他自始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随后又不断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执行独立的革命政策。在革命上升时期中，他不断地提出组织苏维埃，以此对抗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准备于时机到来时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解决民主任务，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托洛茨基为什么不在中国第二次革命当中公开提出不断革命的路线呢？主要的原因是：不但斯大林派疯狂地反对不断革命论，就是左派反对派的一些重要领袖，如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米尓加等，也不同意不断革命的观念。托洛茨基为了争取他们的合作，不得不在表面上避免使用不断革命的名字，而在实际上将不断革命的基本观念贯注于对一切事件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之中。如前面所指出的：对中国资产阶级反动性的分析，对四个阶级联盟和国共合作政策的抨击，主张共产党完全独立和建立苏维埃等，便是实现不断革命的具体方案。
托洛茨基第一次明白地指出中国革命的不断性，是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他根据这次暴动所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及其所宣布的社会主义政策，给以精确的分析后，得出结论说：中国未来的第三次革命，将由无产阶级专政，解决民主任务，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革命的阶级辩证法，已使其他各阶级耗竭了它们的能力，因而将无产阶级专政，引导被压迫的城乡无数万贫苦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议事日程；……广州暴动虽然有其时期的不成熟和领导者的冒险等缺陷，然而却揭开了一个新的时期之序幕，更正确点说，它揭开了中国将来第三次革命之幕。”
“广州工人……宣布国民党各派都是非法的。这就是说，要根本解决民主任务，不仅大资产阶级，而且小资产阶级也没有产生一种政治力量或政治派别，使无产阶级政党可以与之携手合作，以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问题的关键正在于：领导贫农运动的任务已经完完全全落于无产阶级的，直接则落于共产党的肩上了；要真正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任务，必须集中一切政权于无产阶级的手里”。
“这个根本的，同时是不可争论的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社会政治的前提条件，不仅证明民主专政的公式已无可救药地失去了它的适用性，并且这个第三次革命，……将不会有一个‘民主’时期，……而将被迫于一开始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乡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以上引文见“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中国革命问题》中译本新编本78至79页，着重点原有。）
1949年中共领导的第三次革命，在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特别有利的条件之下，轻易地踏上了政权，但它仍旧坚持革命阶段论，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订立联盟（称之为“协商会议”），组织“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不仅保护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财产，甚至拖延土地改革，企图实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论。然而，在阶级斗争的辩证逻辑的逼迫之下，在国内外的敌对阶级的严重威胁之下（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国内资产阶级的乘机反攻），中共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采取一些社会主义的措施，如实行计划经济和对外贸易独占，以限制资产阶级的活动，采用“公私合营”的手段（1955年），逐步剥夺了资产阶级的财产权，最后，在1956年的中共第八次大会上刘少奇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存在，以表示“四个阶级联合政府”的结束。这一切都表明，在不可抵抗的客观形势的压力之下，中共为了自保，不得不向不断革命的规律屈服，将资产阶级的财产转变为国有的财产，以此踏进工人国家的轨道。这就证实了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不断发展的预测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中共对不断革命的屈服既是被迫的，不自觉的，经验主义的，因而大大地歪曲了不断革命的自然发展。这种歪曲的突出表现就是：它以各阶级的“人民会议”代替了工农的“苏维埃”，从而以“官僚独裁”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便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的政治结构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要解除这种矛盾，使革命继续发展、消灭国内一切剥削关系、对外推进世界革命，中国像苏联、东欧各国、北韩和北越一样，只有经过政治革命，铲除官僚独裁，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才有可能。
六、关于中日战争的政策问题
1937年7月爆发的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最重大的事变，这不仅对中国的民族独立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对当时整个世界局势也是一个最具爆炸性的因素，希特勒之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利用了中日战争以取得和日本的军事同盟。就中日战争的性质说，在日本方面是非常明确的侵略战争，是反动的；而中国方面的抗战是正义的，进步的。但领导这个抗战的蒋介石却是极端反动的。因为他不仅是绞杀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凶手，而且在长期间（自1931年9月日本侵占满洲后），一贯地采取不抵抗主义，致使日帝国主义敢于肆无忌惮地发动了这次侵略战争，企图吞并整个中国。在这种极度矛盾的情势下，对抗战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许多不同的倾向，主要是极右的机会主义和极左的教派主义两种完全相反的倾向。
代表第一种倾向的是中国共产党。它从抗战的进步性这一点出发，不但取消了“红军”和“苏维埃”，并且放弃了一切民主改革的要求，无条件地拥护蒋介石，自愿在蒋的指挥下参加抗战，这是斯大林在中国第二次革命中所实行的机会主义政策的重演。另一种倾向则认为蒋介石既是反革命者，则他领导的抗战不但不是进步的，而且是反动的。它认为“中国战争是日本天皇和蒋介石之间的战争”，双方都是反动的了。因而主张对抗战采取“失败主义”。不幸的是，代表这种失败主义倾向的竟是一个老托洛茨基主义者：郑超麟。这种失败主义的倾向，虽然在抗战初期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但在日美战争临近爆发时，另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王凡西，认为日美战争一旦爆发，中国的抗战即将被卷入帝国主义的战争之中，而失去其进步性，变成反动的了。他就拿这种“抗战质变论”为失败主义辩护。因此，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激烈的争论，以致最后引到组织的分裂。
对中国抗战主张失败主义的并不限于中国几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是一种带国际性的倾向。例如，美国的奥列尔（ＯＥHLER）和埃费尔（EIFFEL）便公开向托洛茨基关于中日战争的立场挑战。为了答复这种挑战，托洛茨基曾特别写信给第果·里维拉（1937年9月23日），详细而精确地暴露了奥列尔和埃费尔的荒谬主张，并表达了他对中日战争的基本立场，这可以说是托洛茨基对中国抗战提供的战略路线，同时也是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最后贡献，值得我们尽可能把那封信的内容摘引下来：
“在我对资产阶级报纸的声明中，我曾说过：中国一切工人团体都应积极参加现在的抗日战争，却不丝毫抛弃其纲领及其独立活动。可是埃费尔派却叫喊道：‘这是社会爱国主义，这是投降蒋介石，这是抛弃阶级斗争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在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主张革命的失败主义，但西班牙的战争和中日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战争。……中国工农的唯一出路，就是以独立的力量起来斗争，反对双方军队，反对中国的军队同反对日本的军队一样’。这几句话是从1937年9月10日埃费尔派文件摘出来的。这些话已经足够表明：说者不是真正的叛逆，便是十足的蠢才了。但是愚蠢到了这种程度也是等于背叛的了。
“我们从来未曾将一切战争置于同一平面之上，也不曾这样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爱尔兰人对英国的革命战争，支持波兰人对沙皇的革命战争，虽然这两次民族战争里面，大部分领袖都是资产阶级人物，有时还是封建人物，总之，是天主教反动派，……列宁写过几百页书来说明：有分别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之重大的必要，后一种国家包含全世界人类中极大多数。仅仅一般地说“革命的失败主义”，而不分别压迫人的国家和被人压迫的国家——那是给布尔什维克主义画了可怜的漫画，而拿这种漫画去替帝国主义服务。
“在远东，我们有个典型的例子，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现在日本正要将它变成为殖民地的国家，日本方面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和反动的，中国方面的斗争则是求解放的和进步的。
“但是蒋介石呢？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中国整个统治阶级，我们无需要存丝毫幻想。蒋介石是屠杀中国工农的刽子手，这一点，不需要别人来提醒我们。但是今天，违反他的意志，他已被人推向前去，为了中国残存的独立地位，而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了。明天，他又要背叛，这是可能的，这是显然的，而且是不可免的。但今天他在作战。唯有懦夫、流氓或十足的蠢才，才不参加这个战争。
“但是蒋介石能保障胜利吗？我不相信他能够。但是他开始战争，今天又是他指挥战争。要能代替他，就必须在无产阶级中和军队中获得决定性的影响，要获得这种影响，就不应该悬在空中，而应当置身于这个战争的基础上，应当在抵抗外敌侵略的军事斗争和反国内的懦弱、衰颓及背叛的政治斗争中获得影响和威望，到了我们不能预先确定的某一阶段上，这个政治的反对可以而且应当转变为武装的斗争。因为国内战争和一般战争一样，不是别的，而是政治的延长。但应当懂得何时转变政治的反对为武装的暴动，并怎样转变。
“埃费尔派蠢才图谋嘲笑这个‘保留’。他们说：‘托洛茨基派事实上替蒋介石服务，而言辞上替无产阶级服务。’积极而自觉参加战争，这不是‘替蒋介石服务’，而是违反蒋介石，而替一个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服务，至于反对国民党的‘言辞’则是教育群众所用的工具，为了推翻蒋介石，一面在蒋介石命令之下（因为不幸，他在独立战争中掌握着政权）参加军事的斗争，一面在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这是唯一的革命政策。埃费尔派拿‘阶级斗争’来对抗这个‘民族和社会爱国的’政策，但列宁一生就打击这种抽象的毫无用处的对立。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使他负有责任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爱国的斗争帮助被压迫的民众。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之后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十月革命之后也有二十年。凡不了解此点的人，就应当视为内部最坏的敌人，而被无情地驱逐出革命先锋队以外去。埃费尔及其一类的人是应当如此处置的（引自中文版《中国革命问题》349—351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从前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历史的经验，不但给中日战争的性质作了精确的分析和判断，而且给中国方面的抗战指出了一个战略方针：“一面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参加军事斗争，一面在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这个战略方针，不仅对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唯一的革命政策”，而且基本上可以适用于一切被压迫国家反侵略的革命战争（因被压迫国家的反侵略战争，往往是由于统治阶级为了自保，被迫地进行的）。这个战略方针，还可以适用于斯大林党统治的“工人国家”，当这些国家受到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时候，“一面在官僚的命令下参加军事斗争，一面在政治上准备推翻官僚专政”。
至于托洛茨基对于埃费尔派那种“愚蠢”而“叛逆”的确切批评，不仅摧毁美国的埃费尔派，并且间接给中国的埃费尔派（抗战的失败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这就帮助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减轻了分裂的损害。所以，托洛茨基最后把中日战争和西班牙战争平列地写进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之中，作为范例，以警戒那些教派主义的蠢才们。
结束语
为了明确地了解中共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的演化和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贡献，根据前面的全部叙述，我们可以把中共的历史（到托洛茨基被斯大林谋杀时为止），简约地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影响下，中共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路线的时期（1920年至1922年7月）。
第二，由于斯大林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中共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路线，转入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时期（1922年8月至1924年8月）。
第三，中共一部分领袖根据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向左转，转向领导工人阶级运动的时期（1924年8月至1925年）。
第四，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中共与共产主义领导发生激烈分歧的时期（1925年12月至1926年7月）。
第五，中共被迫地执行斯大林的孟什维克路线，直到革命失败的时期，这也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斗争最激烈的时期（1926年至1927年7月）。
第六，中共在斯大林控制下，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跳到极左的冒险主义的时期；同时也是托洛茨基从反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转到反对他的冒险主义时期（1927年7月至1937年7月初）。
第七，中共实行冒险主义的武装斗争失败后，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又回到机会主义路线，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期，同时也就是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冒险主义回到反对他的机会主义时期（1937至1940年）。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从第六时期起（即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政治和组织上，都完全斯大林主义化了。它的领导从此变成为盲目地执行斯大林政策的工具。另方面，中共一部分领袖和干部，根据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在中共内部组织了左派反对派。从此在中国形成了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派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最后，托洛茨基在他的《论中国》中所运用的方法，值得特别指出。我已经引用过托洛茨基的话：“如不研究中国灾祸的方法，便不能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但什么是造成“中国灾祸的方法”呢？那就是斯大林的经验主义的方法亦即形式逻辑的方法。例如，当斯大林视察“帝国主义的压迫”时，认为这种压迫对各阶级都是同样的；因而可以消除、至少减弱各阶级间的矛盾，由此便得出阶级合作的结论。“四阶级的联盟”以及“国共合作”的政策即基于此。托洛茨基依照辩证的方法，认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必然要推动民族资产阶级去和帝国主义作公开的同盟。帝国主义的压迫不是减弱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反而使这种斗争激烈起来，在每一严重的冲突中都要达到流血的内战地步”。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生动地证验了托洛茨基的这种分析和预测，同时也就暴露了斯大林的分析和预测之完全破产，这表明在革命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辩证法，是具有决定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