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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彭述之
陆人
1983年12月6日
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左右，我开始了对彭述之其人其事的注意。往后数年，对他们夫妇以及他们一些朋友的听闻逐渐增加。一九四一至四五年，他们处于艰险、贫困和孤立的生活之中，当时托派的组织很微弱，曾因领导工厂工人罢工，遭受敌伪的严重破坏。他们往往是仅以毫发之差幸免于被捕。同时，由于贫穷与孤立之故，有时要一家人相拥而取暖，以稀粥水止儿饥的。虽然如此，他们仍然不辞艰险地印发小砑子和传单，教育贫苦人民和劳动阶级。对于组织前进份子，和接触工人的工作，从未因遭受打击而稍懈。
一九四六年，彭述之亲自主持青少年知识份子和工人的座谈会，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时事，讨论与青年男女有关的一般问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在后来的群众运动中都有新表现，为托派的组织带来了新血。公开的刊物有《求真》和《青年与妇女》等杂志，分别在知识份子和一般青少年先进份子之间散播马克思主义一一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有颇大的效果。当时的托派组织在上海颇有发展，在群众中有良好的反应，从上海到全国各地，托派的组织纷纷重建成功。倘非后来局势的发展有出人意表的变化的话，跟随着群众运动的蓬勃兴起，托派组织的发展是未可限量的。彭述之的事业史迹可能不同于今曰。
彭述之在托派份子之间进行思想路线的政治斗争，反对“抗战变质论者”，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了整个辈代的革命者。在一九四八年，彰述之终于在他的革命事业中做成了一件大事，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了党纲草案，经过修改后，由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正式成立；除此之外，并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先锋份子建立了全国规模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发展迅速。
国民党政权的崩解势如破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已经十分明显，彭述之夫妇等被迫流亡海外，他在海外亲身参与第四国际的领导工作，在第四国际内部进行了一连串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致力于第四国际的统一和复兴；同时，对于中国国内所发生的毎一件大事，都有公开的评论和主张发表，直至死前，他仍然不肯遵从医生的劝告而放下革命事业，稍作休息。
彭述之把他毕生的精力贡献于中国工农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至死方休。
彭述之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计，从不费心去打算，对人对事皆十分严谨认真，不会讨好人，对思想和理论则坚持原则，丝毫也不肯退让。他口语发音有浓重的湖南乡音，不容易听，但是讲解有条理，内容充实，立论明确，听了他的论说之后，总觉他提出的结论十分合乎逻辑和有理。和他讨论问题的时候，觉得他充满自信而坚定，很有说服力，却并不自赞自夸。读他的文章也是一件乐事，因为，他的文章有如一棵树，虽然枝叶茂盛，但是从根到叶却线路分明，清新通畅，文章的主旨明确可知，讲解清楚而周到。
由于他经常坚持原则，所以不容易为一般人所理解，有些人觉得和他相处，他有咄咄逼人和与人格格不入之感，其实，这正是他那高尚的品格之所在，真该是值得推崇的地方。
在政治立场上，他坚持工人阶级是革命动力的原则，本来是十分正确的，可惜由于对实际事态的发展未曾深入体验和掌握住具体的情况，未能及早修改对国共内战的策略，对共产党军队的发展和胜利条件未能及时做出正确的估计，使托派份子之间造成一度的忙乱。后来他去到国外，从国际水平去理解了许多新的事物，得以冷静考虑往日的主张，修改了他的意见，作出了声明和交代，充分表现了一个负责任的革命家的风范。
彭述之终于离开人世，放下了他六十多年的革命事业了。无论别人怎样去褒贬他，对于他那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身立志不渝、置个人和家庭生计于无视的伟大的革命家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以及他的成就，却不能不给以敬礼。
原载《十月评论》84期，1983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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