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彭述之
答连根同志的公开信
不要妄想「专」把「政治问题」转化成「个人问题」
犀照（彭述之）
连根同志：
当我们的「校内生活」发出了许久许久的时候，当我们的政治争论正在为愈来愈趋紧张的客观情势所迫而需要赶速地结束的时候，当大家正在迫切地期待着你对于我们的政治意见及我们对于你的批评有所反应和正式答复的时候，突然接到你给我「个人」的一封「公开信」，并且还标题为「专论个人问题」！
起初，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何以你把我们当前异常重要而急待解决的政治争论问题久久搁置不提，首先竟来一封「专论『个人问题』的公开信」呢!?难道我们这次的「争论」是「专论个人问题」吗!?或者特别是「专论」你我间的「个人问题」吗!?这未免是一个谜！
待我耐着性子读完了你的「公开信」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原来过去的老把戏又重新被搬出来了！原来你想在我们这次异常重要的政治论战紧急关头里投下一颗烟幕弹，希图藉此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因而转移论战的方向！这就是说原来你想把政治问题抛开，首先「专」从「个人问题」方面着手来辩护你「个人」，并打击我这个「个人」（你的唯一追随者小L甚至正公开揭言——对阿梁说——这是要先挫挫我的锐气），企图以此把我们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争论」转化为「个人争吵」，以便最后使我们这次争论，也像以往的许多争论一样，弄成毫无结果，使思想继续混乱，陷组织于无出路，并以此打开「个人」的出路。这手法（或「作风」）对于某些人，特别是对于现在的你或者是很有益的，不过稍微晚了一点。如果把时间拖转去若干年，也许你这种手法能获得相当成功，但现在要来玩这一套，可有点阻碍了。原因很简单：老一代的我们已有了相当的苦经验，新一代同志们的判断力也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地提高了，谁想以「专论个人问题」来混乱党内「政治问题的争论」，谁就会遭到不幸的打击。「专闹个人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醒醒吧！
朋友，在答复你所提出的大批「个人问题」之前我得首先郑重地提醒你，并希望每个同志特别注意：我们这次的争论，不但是关系到我党当前最最重要而迫切的，可以决定党在一个相当长期内能否继续发展甚至能否继续存在的政治问题，而且已牵涉到了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第四国际的全部政纲和战略是否正确的问题了！假如不是「专」门注意「个人问题」或者完全盲目的人，我想谁也不敢否认我们这次争论在我党当前的政策上及一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战略上之严重性与普遍性吧！正因为如此，迫着我不能不负起责来写关于日美战争的「提纲草案」和「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文章。
你以为我写的文章是在「专」对付某些「个人」（如DS及意因等）特别是要对付你这个「个人」吗？如果你真是这样想，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再如果你要根据你这样的「想头」，以「专论个人问题」的手法来替你「个人」辩护些什么或追求些什么，并以此对付别的「个人」，那你在政治上所收获的将是一个不幸的负号！现在我的文章已摆在每个同志面前，大家都可以拿来覆按，可以凭着自己的头脑下判断：看是否在「专」对付某些「个人」，特别是对付你「个人」？还是「专」为了政治问题，为了确定我党当前的政治路线（确立对日美战争的态度和策略）并站在拥护第四国际的理论和政纲下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教派主义及调和主义进行了斗争？我要求每个同志起来答复这个问题！若把这个问题答复，那你我之间的「个人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再用不着「专论」了！
不错，当我讨论政治问题时，常常牵涉到了「个人」，特别牵涉到了DS及意因，同时也牵涉到你「个人」，但这是无法避免的（假如有什么妙法可以避免并能帮助解决问题的话，我是宁愿学你那个「讨论大纲」——不批评任何「个人」——的办法作的），因为任何政治思想，特别是重要的政治思想，必须有「个人」作代表，因此，我们批评某种政治思想时，就没法把「思想」和「个人」完全分离开来。虽然如此，但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在批评「思想」本身，而不是「专论个人」，因为「个人」所代表的错误思想如一旦改正了，那就立刻失掉批评的对象，而且也就达到我们所以要「批评」的目的。我这次之批评DS和意因「个人」及室川和你「个人」，正是因为我认定你们各自正在代表着一种极错误而危险的政治思想倾向，并各自顽强地发展和坚持一种极有害的现实的政治主张。难道你能否认我有批评你们这些「个人」的权利吗!?
也许你又要「愤慨」起来反驳说：我并非否认你有批评我个人的思想及政治主张的权利，但你不该把我「个人」以往的许多事实搬弄出来，「歪曲」或「夸大」甚至「造谣诬蔑」我（如来信上所指责的）。关于我是否「歪曲」或「夸大」甚玉「造谣诬蔑你」，且放在后面再谈。我们先把批评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是否应该追索其以往的言行这点来作个简略的解答吧。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任何的政治思想（且不但限于政治思想），不但有其客观的社会根源，而且还有其自身发展和变化的逻辑。因此，当我们认真地批评或检讨某个「个人」最重要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时，不但要尽量指出其错误，而且为深刻理解其错误起见，还不得不进一步追索其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及其社会的客观原因——这不但是每个认真讨论思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常用的，而且是绝对不可抛弃的（抛弃这一方法，就等于抛弃马克思主义而陷于极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了）。难道这种方法，对于检讨你的思想倾向时就不适用吗？如果应用这种方法来批评你，说你在日美战争问题上所表现的调和主义倾向与其过去某一时期内的思想行动有其联系并反映了某种社会意识，这就算是缺了德，污蔑了你吗？
如果你真认为我对你的批评缺德和污蔑你，你就应当首先从政治上辩护你自己，用理论和事实证明你现在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证明你过去也是正确的，现在与过去是一贯的，总而言之，证明你并没有调和主义的倾向，然后再进一步用同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用理论与事实来反驳我及别人（如耀如），并进而批评我们的政治思想的错误（如果你认为错误的话）之所在和根源。然后如果你还认为我对于你「个人」过去言行的引证有不「忠实」或「歪曲」之处，甚或是「造谣诬蔑」，那自然不妨附带地指责出来——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忠实于思想，忠实于党，忠实于自己所抱的政治主张而进行思想斗争或政治争论时所应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这也正是我们的导师列宁和托洛茨基处理政治争论时所常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可是你这次竟与此完全相反，放着政治问题不谈，首先就来「专论个人问题」，这算什么？并为了什么呢!?除了我上面所指出的是「企图以此把……政治争论」转化为「个人争吵」的解释以外，还有什么其它更正确的解释呢？
本来，像你这样放开政治问题先来「专论个人问题」的这样「公开信」，我是犯不着多花时间来答复你的，不过为了使我们这次的「政治争论」不致被你这种「专论个人问题」的「作风」所「转化」所「夭折」，而能获得良好的结果并教育青年同志起见，这就迫着我不能不在你所提出的不大愉快的许多「个人问题」上跟着你的足迹来「周旋」一番了。
（一）取消主义倾向的确证
来信中天字第一号并且其势汹汹地怒斥我，说我第一「捏造事实」，「诬蔑」你的，是关于取消机关报的问题。我说你「主张停止机关报」，全是从耀如同志方面听来的。像他这样一个负责同志，我根据他的说话来作材料，写在文章里面（并且写时又重问过他），大概不能算是什么「轻率」吧！并且今天又看到耀如同志给你的信，虽然他没有肯定说你有停止机关报的主张，他是从××给你的信中推断出来的（最好是把××给你的信公布出来），但从耀如同志这次给你的信中所叙述到你过去在香港对他所谈的话，尤其是小林同志叙述当时室川同志转述你的意见是「大家应分散到军队和内地去，在上海出版报纸没有意思」，这些话看来，你当时有取消机关报的倾向总是很难以否认的。就令你现在能用「事实」来否认，但无论如何你不能骂我凭空「捏造事实」，「有意诬蔑你」，更不能宣布我是用卑鄙手段来进行政治斗争了！
我说你「主张停止出机关报」，原意只在用作一个例子（放在括号内）来证明你那时「对于组织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带有消极主义的」这一判断之正确。即令你今天能用「事实」根本推翻这个「例子」，但我还有「别的例子」填上去。你如果不是善忘的话，你总还记得：我曾有一次代表临委亲自到你家里请你出来参加常委工作，至少参加编委会议。我说了半天「劝驾」的话，但你最后而最坚决的答复还是不愿参加任何领导机关的「会议」，只愿替机报写点文章或译点其它的东西。像你这样的一个较老的，并且曾经负过相当责任的同志，同时又在最缺乏负责人的时候，竟拒绝参加任何领导机关的会议，而只愿站在组织外面写写文章，翻翻东西，这从组织的观点上说来，不是「取消主义」的态度是什么？而且当后来意因同志有一次拒绝参加编委会议，只愿站在旁边写写或翻翻东西时，你也大不以为然，说「没有会议，便无法讨论和集中意见」。这不就是等于批评了你过去对组织所采取的态度是不正当的，「带取消主义」的吗？你当时对组织采「取消主义」态度，从我上面所引小林同志转述你的「大家分散到军队和内地去……」的话中，亦充分暴露了出来。这正是DS对组织问题所主张之「各人干各人的，将来再说」的思想的翻译哩！其实像上引足以证明你当时对组织问题抱取消主义的例子或事实，还多着呢，不过为避免麻烦计，也就不必多引了，好在上面所举的新例已足证明了。
（二）是「军事投机」还是「毁谤」？
关于「军事投机」问题，不提则已，一提出来，对于你更是糟！我不把这问题写在我的文章里去，并不是「不负责任」，只是一方面因为事已过去，同时又因为我写文章的目的绝不在暴露你那一时期的一切错误，仅在指明你当时的主要倾向而已。现在你自己既然要提出来辩护你过去所持的观点之正确，并「证明」这是我「所加于你的罪名之荒唐」，这就迫得我又不能不多说几句了。第一，单在上面两次引用过的小林同志的话，以及合着你在香港对耀如同志的所说的：「现在没有枪杆，就没有话可说」这两句话看来，也就足够暴露你那时的「军事投机」思想绝顶之「荒唐」了。也许你又要学着「否定先生」的办法来「否定」小林和耀如等同志的话都是「捏造」或「乱说」。不过，还有第二，DS在武汉时期内，既自己不负起责来，「在那里建立党的组织，还要拒绝同人家（如胡梁等同志）进行组织，既不主张自己创办刊物（他甚至说「肚子比办刊物要紧」——这是你亲口对我说的），但同时又与第三党的黄某及罗某之流计划合办公开刊物，并曾推举你去当编辑，最重要的是DS在那时的政治主张，全是站在国民党的左派立场——在这样的情形下，「介绍几个人到军队去，从事宣传鼓动与教育工作」，我不知道你们拿什么去「从事宣传鼓动」，并为谁去作「教育工作」？既不要党的组织，又不要党的宣传刊物，同时更和小资产阶级政派进行政治联盟（合办刊物就是具体表现）……根据这样的立场到军队去「工作」不算是「军事投机」，我不知道要怎样才算是「军事投机」!?实际上，DS同你当时的军事投机幻想，正是其与共党及第三党作军事投机竞赛的一种反映呢！第三，你说：「我知道拉拢某一军阀以反对另一军阀，才是军事投机」，这两句话又充分暴露了你直到现在还不曾懂得什么叫做军事投机！你把政党一般的军事投机缩小和简单化成为「拉拢一军阀以反对另一军阀」，这未免有点太幼稚了！如果像你这样说来，则在英美那种没有军阀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就根本不会发生军事投机了。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凡是不注重革命政党的组织，没有革命的独立宣传和煽动，不特别注意在工人群众中进行艰苦的组织、宣传及一切斗争工作，……而「分散到军队或农村中参加或组织游击队」的（这也是你对耀如同志说的——见前所引之信），这正是地道的「军事投机」！照你现在对于军事投机所下的定义看来，不但又一次证明你当时是一个极坏的军事投机主义者，就是直到现在，你思想上还是一个蹩脚的军事投机家。你这种思想如果不澈底改变，将来一有机会，还是要陷入军事投机的泥坑中去的。「事情终于没有成功，直到现在还引为可惜」，这就是你现在还保持着军事投机思想的一个很好的自白。第四，「在战争中，我们不能到军队中进行有系统的准备，争取士兵群众到我们的影响之下来，只以写文章为能事，这实在称不得一个好的革命家」。这段话前两句是抽象，而后两句则是错误的。一般说来，在战争中一个革命的党，需要到军队中进行有系统的准备以争取其士兵群众的影响是对的。但就「八一三」战争开始后我们组织的情形说，当时最迫切而首要的工作还不在于「在军队中进行有系统的准备」，而在于把久已涣散的几乎等于不存在的组织重建起来，把旧有的干部分子集中而形成一个较有力的领导机关，出版一个较好的机关报，重新到工人群众中去建立联系，到各大城市去重新建立组织关系，然后才能谈得上「到军队中进行有系统的准备」。这正是我们当时所坚决主张而为DS所绝对忽视的。想不到你一直到现在还不能理解这个问题！至于说，一定要到军队中去工作才「称得一个好革命家」，这可以说是海外奇谈。一个革命党员，无论在工人中，农民中，或在组织内部担任某种工作（连写文章在内），只要忠于革命的思想，积极从事工作，都是「好革命家」。照你的说法，在工农群众中及党内组织和党部机报服务的，不管怎样胜任与积极，如不到军队作作工作，就「称不得好革命家」了。这样说来，不但无数未曾参加过军队工作的革命党员，「称不得好革命家」，就是列宁也「称不得好革命家」，因为他一辈子就不曾到军队中参加过工作呀！真想不到，你对于好革命家下的定义竟如此简单！不过，最后分析起来，你对于「好革命家」这种简单化的观念，也还是由你那种军事投机的幻想中演绎出来的哩！
根据前面的叙述和解释，究竟你是否有过军事投机的倾向，还是我「只是为要故意毁谤一个同志，不能不歪曲事实」？这可以让每个同志去自行判断好了。
（三）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消极」问题
在我批评你的文章中，并不曾特别指责你「消极」，甚至连「消极」的字眼都没有，仅仅指出你起初对组织问题抱着一种不正确的取消主义倾向而已。更从未说你一般地或长期地「消极」，相反地，还承认你「相当积极」，这是有原文可覆按的。但你为什么要特别把「消极」问题提出且列为专条来大发议论呢？显然，你是希图藉此来大事表彰「你三年来的文字工作」（只限于文字工作！）的伟大成绩，以反证我「所做的」不及「你的几分之几」，并「以此自豪」。「懿欤休哉，丰功伟烈」！但最可惜的是：此刻并非革命成功「论功行赏」的时候！否则，你就应该荣膺「人民委员长」了!!!不过在我看来，一个革命家从事革命工作，与一般的「功利主义者」不同，更不像中小学生作功课，为的全是「分数」，而是自觉地自愿地为革命而服务而牺牲，至其「功绩」如何，尽可让人家去判断，去「称赞」。在这一点上，我总觉得「大树将军」的风度似乎是值得效法的。像你这样用「精确百分比例」来较量我们间的文字工作（而且仅限于文字工作），斤斤于谁多谁少，谁「不及你的几分之几」，并且还要「以此自豪」，让人家看了，纵或不说「你在丑表功」，但总不无不快之感。
至于提到「寒君在华南说」你「消极」时，我曾「替你解释过」（可不是辩护），这确是事实。不仅在华南如此，即在上海也是如此，可是我从没有简单地「斥」凡是说你消极的人「为无聊」，因为你在初到上海一时期内之「消极」，不但我无法否认，就是你自己现在也不否认。我的不变的解释是：「一个在不久前从监狱出来的人，在某时期内意欲及工作上消极些是可原谅的，且经过相当时期休养仍然可积极起来，我们不可责之太苛，尤不可利用这点来攻击或排斥他」。而寒君正是想「利用这点来攻击或排斥」别人，尤其是你，所以我才「斥他为无聊」。这你如以为这是我替你当时的「消极」，尤其是替你当时对组织所采取的取消主义倾向作辩护，那你就大大地误解了我当时及以后对于你的表现所采取的是批评的态度，而绝不是简单地「辩护」的态度，即一方面原谅你，尤其是从寒君等对你那种过分的不正当的攻击和排斥中保护你，但同时并不掩盖你当时所表现的某些弱点和坏倾向，且想尽量设法挽救你的弱点和倾向——我之在临委特别主张你参加常委工作，其用意大半亦在于此，像我这样的态度（这是许多参加工作的同志可以作证的），能说是「拾寒君的余唾来攻击你」为「无聊」吗？我请凡是参加过几年工作的同志出来作见证！只要有人能证明真如你所指斥我的一样，我甘心情愿地接受你的指斥。否则，「无聊」的帽子就应该由你来承戴了。
（四）对D．S的态度问题
我说你过去受DS的影响，摇摆或调和于DS与我们的立场之间，今天则受意因同志的影响而摇摆或调和于意因与我们的立场之间。来信却「修改」成为我说「你过去拥护DS的右倾主张」和「现在拥护意因的极左主张」。你这种「修改」不但不忠实，而且太不合逻辑了。如果真如你的「修改」文所说，那我就不止称你为「调和主义倾向」，而要直接呼你为「机会主义者」和「教派主义者」了。
至于你是否受DS的影响，是否对于他的主张调和，事实（纵或不是「钢样」的）实在不少。让我们列举几个要点来看看吧：「（一）在抗战问题上（请注意：这正是我们当时与DS在政治上争持最烈的问题），你虽然说「对他公开发表的文字，始终不同意」，但你从未对他作过正式文字上的批评（我们并不是说要你在「斗争」上公开批评他，而是说应在内部用文字公开批评他）。但从革命家的责任上，从当时政治思想斗争的必要上，特别从你与他相处一个时期深知他的思想内容上说，你那时对他的批评都是义不容辞的。但你不但不批评他，反而回避或讨厌批评他。这里有一个事实就是当小L同志提议要你把DS自抗战以来所发表的政治思想和组织态度起草一个详细的报告给国际时，你起初表示决不担任，后来小L坚持要你起草（他的心里是怕我们起草时「太过分」），你才勉强承担了。但你所起的草完全是敷衍了事，关于DS对政治及组织问题的重要主张简直很少提到，所以我们才请耀如同志重新起草。这又是否「捏造」呢？这难道还不够证明你在回避着批评DS吗？另一个事实是：你曾有一次俏皮地说：惭愧得佷，我对校内生活（即批评DS的专号）一直没有看过。这在客观上就是反映你讨厌那种对DS的批评，但另一方面，你对于我们的政治宣传和鼓动，总是常常和室川同志在一起表示「反感」的。这在实际上是表示你讨厌我们当时对于政纲的坚持及对国民党与史太林党的尖刻批评。你现在企图把你当时的「反感」说成仅限于「文字技术方面」，而不是政治的，这全是诡辩。如果我们方面的错误只是「技术」，而DS方面的错误是「原则」，那你首先就当起来批评DS，然后才来批评我们的「技术」。但你当时为什么不这样作呢？为什么把「技术」放在「原则」之上呢？（二）在军事工作问题上，你完全与DS沆瀣一气，充满着军事投机幻想，这在前面我已经详尽地指出过了。（三）在组织问题上，你的取消主义倾向，像我前面所证明过的，全是受了DS的影响，或者与他不谋而合。DS在武汉时期那种「不要组织」，「不要宣传刊物」，「各人干各人的，将来再说」的思想，你当时既未抗议，事后又未批评，而且到现在还要援引托同志给他信中的话来替他辩护，这就更加证明你对DS的取消主义是执迷不悟了。其实你引老托给DS的信，不但不能证明DS当时对组织的态度是正确的，反而证明了DS给老托的信全是虚伪的。因为像你所说的DS那时对组织问题的态度，与他的实际行为完全不符合。而且，DS往后的一切行为更证明了他对组织问题的取消主义是有关的。他今日去得如此之远，难道是偶然的吗？实际上，这不过是他在武汉时期的取消主义的逻辑的发展而已。
单就上面所叙述的几点看来，你当时究竟是否受过DS的影响，是否是调和主义的倾向，我想只要不是盲目或深怀成见的人都可得出肯定的答案的。但你却诡辩说：「从一九三六年在民主问题上直至最近在世界大战问题上，我总是他争论的一个对手」，以为这就「够推翻」我说你受DS影响的「谎言」了。且不管你这段话的真实性如何，但你这段话中间却含有一个大漏洞，就是你丝毫没有提到在「八一三」后一个时期内，在抗战问题上你是否也是「DS论争的一个主要对手」？然而我们所指责你的正是这个时期内的问题，且仅限于这个时期内的问题。但在这时期内，无论在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上，你不但不是「DS论争的主要对手」，而且反变成了他的「俘虏」。我就便告诉你，你这种「移花接木」，「指东话西」的回避争论主题的诡计，一经揭破是不值半文钱的。
谈到要挽救某个人（如DS）的错误思想或倾向，也只有经过严正的斗争才有可能。任何敷衍，妥协或调和的态度，都只能助长其错误思想或倾向的发展而已。你过去对于DS的调和态度，正是作了「助长」的工作。你们今天对于意因也是如此。这正是我们不得不批评你们的原因。不过你希望我们也采取「调和态度」来敷衍DS意因，特别是敷衍你，就未免太幻想，太错认人了！
你又说：「讲到私人感情……我是始终敬爱DS的」。这话如出诸一个普通人之口，是犯不着批评的。因为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敬爱」，即令是「始终」的，完全与人无关。不过出之于自命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你，那就颇有问题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来，「感情」，即令是「私人感情」最后分析起来也是隶属于「政治的」，即「阶级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向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即令他过去对社会运动有过伟大的贡献，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上有过重要的贡献），表示「敬爱」。例如一九一四年以后的真正革命家，不管蒲列哈诺夫或考茨基以前对马克思主义运动上有过何等功绩，但就他们当时对于战争及其它主要问题上所发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主张说来，只能报之以「轻蔑」和「嫌恶」，根本谈不到「敬爱」。DS现在的思想之反动，绝不下于当时的蒲考诸人，而你现在却还在特别宣传「始终敬爱」他。这不但证明你的「感情」，特别是你的「私人感情」是「超政治的」，即「超阶级的」，而且还暴露了你的「感情」与「理智」是二元论的，你的人生观是自相矛盾的。我还可以说，你在我们这次的政治争论中，把「个人问题」放在「政治问题」之上，把「私人感情」（你的来信就是你的私人感情的登峰造极的表现），放在党的政治争论之上。这也正是你对于DS的这种「始终敬爱」的「私人感情」之反面的表露哩！
论私人关系，就老一代人说，我同DS间是最深切的。在整个第二次革命时期，及往后许多年中，我与他都是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朋友，不用说是「敬爱」他的。但当我发现他在思想上开始表现较严重的错误倾向时，便不得不起而批评他，并与他进行了极不愉快的斗争（一九三三——三四年间）。因此我不大「喜爱」他，但对他的相当「敬重」还是有的。迄至最近，已看出他完全从思想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第四国际的政治路线之后，我对他不但谈不到「敬爱」，宁可说是是嫌恶了。因为我根据于我现在的政治观念，阶级立场，对他只能如此。但这决不是一笔抹煞DS在历史上的功绩或伟大。相反地，我对于他在「五四」时代所起的伟大的进步作用及在第二次革命中和反对派运动初期所表现的奋斗精神，至今还是尊重的。不过这是另一问题，决不能拿来同他今天的反动思想混为一谈。更不能因此对他今天的反动思想加以饶恕或原谅。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之间在使用「私人感情」上大相径庭的地方。
（五）是否在意因与我们的立场之间调和？
关于这一问题，已有许多客观的事实，首先就是你自己所发表的好几个文件及别人批评你的文件存在，尽可让大家自行判断，本用不着在这里多谈。但有几点是特别值得指出的。第一，你的「失败主义」是受意因同志的影响，现在你自己也公开承认了（你甚至说不但受意因的「暗示」，而且还受了「华南幼稚同志对决议案批评」的「暗示」。因为当时华南同志以寒君为领袖正是用「失败主义」的观点批评你所起草对大战的决议案是「民族保守主义」的——可是你当时对这种「批评是极反感的」，这就是说，你的「失败主义」同意因的「失败主义」之间有其渊源，至少有某种联系。正因为如此意因一方面对你大肆夸奖（甚至把你尚未发表过的一个文件称之为列宁的「四月大纲」!?），但同时又指责你太不澈底，即是说，他一面夸奖你接受了他的「革命的失败主义」，但同时却又指责你还留恋于某些旧的「保卫祖国主义」的观念（请参考意因的「讨论大纲逐条批评」）。他在某次编委会议上甚至于明白地宣称你的主张是「调和于新观点和旧路线之间」。这证明，说你有调和主义的倾向，并不自我始，你今天的同盟者便早已指责过了。第二，另一方面，耀如在批评你的「讨论大纲」一文中，也曾指出：「他一开始已宣布抗战已确定地失去进步意义，已宣布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战争。但碰到客观事实时，却依然留恋于他毅然舍弃的旧公式：「在争取此等抗日群众的影响时，『反对国民党出卖抗战乃是一个有力口号……』」这不是明显地指责你的思想是在「今天」（意因所代表的），与「昨天」（我们所代表的）立场之间摇摆和调和吗!?第三，当你第一次发表关于日美战争问题的主张时，你是明白地提出了「失败主义」的（见斗争第五卷第一期）。随后你在那个所谓「四月大纲」里却把「失败主义」解释得令人莫明其妙，即是说，你一面仍然坚持自己的失败主义，同时又说国民党的政策也是失败主义的（这是根据记忆，如说得不准确，可以根据你的文章改正）。但在讨论大纲上，你对于失败主义竟至连提也没有提起了。这是因为经过我们的批评压力之后，你当时已不敢把失败主义公开提出来。正因为如此，意因便开始批评你的不澈底，说你调和。你在「讨论大纲」上虽没有提及失败主义，但你在口头上仍然认为你的大纲是具有失败主义的精神的，因此又引起耀如对你的批评。单从你的思想在最近期间这种摇摆和混乱的过程看来也就足够暴露你的调和主义倾向的内在因素了。第四，你对于意因的思想的态度，也是动摇不定的带调和主义的。当意因最初从乡下写信来批评「动向」时，你是很「反感」的，对于他的思想是根本反对的，但在编委会议上正式讨论他的思想时，你却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尤其当意因称誉你的文章为「四月大纲」时，你更没有申明你的主张与他的主张之间有何种原则上的区别。随后，耀如向你建议，要想你起草的「大纲」获得通过，必须对意因的主张加以批评。你在第二次修改的草案里算是照办了，虽然批评得不澈底。但在第三次修改的草案（即现在公布的）中，不知为了什么，又把它完全删掉了。
上述几点事实，也许算不得什么「铁的证据」，但你要否认，总是困难的。这就是说，你想否认「在意因与我们的立场之间的调和倾向」，总是不大容易的。至于你说：「重要的乃在于看我们（即使与意因——犀）中间思想上异同之点是否含糊，是否有私人感情渗入在内，或者是否用非政治的拉拢来代替政治争论」——关于这，这，这，……只好让每个参加并懂得这次斗争过程内幕的别些同志来判断了。我在此暂且不提。但你又说：「一个真正忠实于思想的人，都会与别人的思想发生互相影响的」，这话的意思好像是指责我否认你有权受任何人，特别是受意因或DS的「影响」似的，这未免有点「无的放矢」吧！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不应该受别人的影响，更不会主张一个人在思想上一般不应受别人的影响，只是证明你的思想在客观上是过去受了DS和今天受了意因的「坏影响」而已。关于这一点不但以前说过，即在本信内又举了不少证据，是否「诬蔑你」，你可拿证据来反驳，何必要用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诡辩来闪烁和搪塞呢!?不过你一般地宣称「不愿受我的影响」，如果按照你的逻辑和说法，这就未免有点「庞然自大，冥顽不灵」吧！直到此刻我还可以向你保证，假如你将来能发表什么正确的主张时，我是准备着「接受你的影响」的。我这种态度不但对你如此，对于任何同志都是如此。
（六）为什么特别挑剔我的「技术」？
当我们正热烈地讨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时，你却特别把「技术」问题提出来，且特别指斥我说：「像你那种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我敢说没有一个工人看得懂，而看得懂的人，则没有一个人不会引起『反感』的」（重点系我所加——犀），我首先且问问你，这是什么用意呢？是否因为我在「政治」上批评了你，你便从「技术」上来「暴露」我的「绝对无能」，并「反证」你的「绝顶高明」呢!?恐怕「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吧!!
我的文字技术如何，不但从未像你这样沾沾自喜，自吹自夸过，宁可说，我是常不满于自己的写作的，尤其是关于技术方面。不过像你这样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地所指斥的「没有一个工人看得懂，而且看得懂的人，则没有一个人不会引起反感的」这个全称肯定的断语，且不说你在造谣诬蔑我，但无论如何未免有点说得「太过火」了!!你这样骂人，痛快是痛快的，但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假如你认为我的文章真如你所指斥，那你为什么早不向组织提议停止我在机关报上或别的公开刊物上写文章呢？最坏的是：你为什么容许我在你所主编的「动向」上写文章……甚至有时还把我的文章放在前面呢？你能解答这些问题吗？这样骂人，不但「太不负责任」，而且还「太互相矛盾了」!!你不是曾经亲自对我说过：「米某说你的文章比阿秋（瞿秋白）写得好」吗？你不是曾经向耀如同志说过：「老犀的小册子是写得成功的」吗？（而且你的无条件的拥护者，即记录你口说这封信的人，小L同志甚至当面誉我「是写小册子的名手」！）何以一下子便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没有一个人看得懂……」了呢？在这中间，你不感到「太自相矛盾」吗？
就你的口气，你自以为你的宣传技术是高明得了不得的。不过，也不免仍然引起「反感」，我记得，当你初到上海，头几次在斗争上发表文章时，组委会议上就发生「反感」，说像你那样「油腔滑调」的东西，斗争上是不应登载的，并曾嘱耀如同志转告你注意。而小S同志甚至公开写出信来对你的文章表示「反感」。当你起草关于大战的决议案到达华南时，那里的多数同志看了都发生反感。你这次写的「讨论大纲」，不但华南同志看了发生反感，感到你思想上的混乱，就是在上海大多数同志中间也引起了颇为强烈的反感。姑不论反感正确与否，但「引起反感」总是事实。也许你又要说，我所援引的后两个例是属于政治方面的，难道你以前对于我和耀如所写的文章引起反感全是属于「技术」方面的吗？你这种诡辩，我在前面第四节中已经给你揭破过了。我把这些事实引证出来，倒不在于想藉此来「反证」你技术不高明。我还可以说，你的技术是相当好的，不过你的文章同你的政治一样，缺乏一个脊梁骨。我援引这些事实，主要的意思在于证明你太主观，太意气，有时简直是丧失了理智，一当别人批评你时，你即不顾一切地拿起黑刷子拼命向人家面上乱刷。因此，我不得不乘便忠告你：就要骂人也得不时把镜子（我们的镜子就是同志和群众的好感和反感）照照自己，像你这样骂人的「作风」要想教人不起反感，恐怕不大容易吧！
至于你现在还要替你当时所提「没收汉奸土地」的口号作辩护，就是「站在宣传技术上，不是政治上的」（重点原有），这也有点太不坦白。其实你当时提出这个口号来，显然是因为讨厌我们把「没收土地归农民」说得太多了，并提得太高了，因此你企图用「没收汉奸的土地」来代替它。有一次你甚至企图把这一口号放在我们的政治决议案里（见你起草的关于大战问题的第一次草案），但因为耀如同志的反对，你才不声不响地把它取消了。其次，当你还接近DS的倾向时，你对于「没收一切土地归农民」的口号，是很少提及的，但自你脱离DS的影响而接近我们，尤是是最近期间准备向左方跳跃的时候，你就特别强调土地问题，强调「没收土地归农民」的口号，甚至在粮食问题上也特别把它放进去了。至于「没收汉奸土地」的口号则早已置之高阁，绝口不谈（这是可以从你前后发表的文件上清楚地看得出来的）——这一切难道还不够证明你现在对于「没收汉奸土地」的辩护是虚伪的吗!?
你说「在政治上」对于我们的「批评」「多着」，「甚至走到两种对立的意见」。我们是十分期待着你的「批评」的到来，更不怕「对立」。但可惜你一直到此刻为止，还只限于「专论个人问题」呢！
（七）所谓「我的错误」问题
你说我在批评你的文章中「列举」你的「错误」，「目的」在「反证」我的「永远正确」，因此你就借口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我「原来也不是永远正确」的。这样一来，好像我就没有批评你的错误的资格，并且我在中日战争及日美战争问题上的主张也是错误的了。这迫得我又不能不来多说几句。
首先我在我的文件（对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对于你的批评，而且主要是对于DS及意因的批评时所列举的「错误」，其目的是否在反证我「永远正确」，还是在替马克思主义，替第四国际的基本路线作辩护，并争取我党当前的正确政治主张，这有我的文件具在，可让大家去判断。其次，我是否像你所捏造的自以为「永远正确」，这点有我以往的行动为证。大家都知道，我是自觉地公开地承认了我们在第二次革命中受史太林指导所犯的全是错误，并坚决地接受了托洛茨基同志的批评及其对中国对国际所提出之整个路线的。如果我自以为「永远正确」，那就根本不会脱离第三国际而在中国进行第四国际的运动了。单只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你的说话是多么远离事实，多么荒唐！
至于提到我个人的「错误」，自然不少，因为我原来就是已往的（第二次革命的）错误圈中挣脱出来的。在德苏协议前，我没有看出这一协议的可能，当然是一个错误。但能够预先明白地看出并指出这一协议之可能的却只有托洛茨基，而托同志之所以能有这种预见，除了他素所具有之一般估计时局的丰富经验外，还有他对于史太林的机会主义本质及其个性之深刻的认识，以及各方面所提供之正确的情报。这些都是我们所缺乏的。在日苏协议之前，我说史太林有可能回到英美帝国主义方面来，但我这种估计是有条件的，即：当希特拉能在欧洲战场上遭受较严重的失败或日美战争中日帝遭受失败时。然而我并不曾根本否认日苏协定的可能性，相反地，我在德苏协定签订后起草对共党的公开信中，即已指出了。而且托同志在去年夏天所起草的对大战宣言中，既未曾指出日苏协议的前途，反而断言史大林立刻转向英美帝国主义的可能（他甚至认为该宣言到群众手时，克林姆宫的外交政策也许有新的转变），难道这也是表示出托同志的『内心里对于民主帝国主义的「较少祸害观」』吗!?而且我去夏在法国崩溃后，指出大战仍将继续扩大，将从欧洲大陆移到英伦三岛，地中海沿岸及非洲……最后将由战争转变为革命的局势时（见「斗争」第四卷第十期），意因同志则根本反对这一估计，认为「第二次大战已经完结了，再来的是第三次大战」。后来我有一次偶然提到意因这个估计的错误，你却立刻替他辩护，认为那是属于估计局势的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其实像意因的估计已含有原则上错误的成分），估计局势任何人都是难以准确的（大意）。我此刻虽然用不着拿你这话来替自己辩解，但估计时局（尤其是战争时期）要想完全不错误实在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科学，还远没有（甚至不可能）达到像自然科学的气象学那样预测的准确程度。因此，对于时局的估计，就是像列托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免发生错误，不过他们的错误比别人少些而已。
在苏芬问题上，我的错误仅限于策略方面，因为我完全承认苏联的无产阶级性，我当时所以错误的根源是：一、太过看重史太林官僚独裁的反动方面，因而忽视了在某种范围内它还会被迫在客观上起某种进步的作用（如在波兰占领区内没收土地给农民和生产机关国有化……以及在芬兰打击帝国主义的工具等等）。二、过分重视了史太林与希特拉的联盟，因而忽视了史太林在保持自己的权位时，还不得不保卫苏联的基础（国有财产）。三、过分重视了芬兰的「弱小民族」问题，因而未免轻视了芬兰统治者在英法帝国主义支持下之反苏的反动作用。这些都是我后来看到托同志答复美国少数派的文件时才澈底明了的。至于你呢，你在这问题上是否有可夸口的地方？芬兰问题是波兰问题的延长或重演。在波兰问题上，你同我完全一样，倒是耀如同志还发表了一点较正确的见解，就是他直觉地感到史太林在波兰的行动有某种进步性，并以拿破仑当时征讨其它落后国家的行动作例，在苏芬战争开始时，无论是你，耀如或我，都没有一个确定的正确意见。毋宁说我们都是混乱的，并且都不赞成无条件保卫苏联，老葛亦如此。迄至美国多数派对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达到后，你同耀如同志接受了那个决议案的主张，因为你们知道那个决议案是代表老托的见解。但我却觉得那决议案所提示的理由（即无条件保卫苏联的理由）还不充分，虽然知道是老托的意见，但还不敢「盲从」。我以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一个「重要的」政治主张，即令是出于其平日所最相信的人（如老托）的意见，但当没有理解，而良心上还觉得不正确时，是不应随便「盲从」的。这便是我当时没有接受那个决议案的见解的原因。但当一旦看了别人关于问题之最正确而深刻的解释时，就应该坦白地向真理低头，诚恳地接受真理了。而且不但要诚恳地接受真理，还要从那里学得教训和方法。我之对于苏芬战争问题正是如此。把苏芬战争的教训运用到中日战争及日美战争问题上来，那就是：不管蒋介石的抗日政策如何反动，不管他之如何依赖英美，只要他还在领导军队抵抗日帝（当然以日帝还在占领中国土地，及未放弃以军事侵略中国为条件），我们就不应该宣布他所领导的抗战已经变质，已经全是反动的了（如你现在所坚持的），相反，我们还得承认它（抗战）在客观上仍然具有某种进步意义，因而还要号召群众起来支持它，并以此准备在政治上推翻领导它的蒋介石。但异常不幸，一直到今天你还丝毫没有懂得「苏芬问题」的教训！这从你对于日美战争的态度上完全暴露了出来。由此可见，对于某种正确主张不加思考而随便接受的人，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
此外，我从苏芬战争中还得到另一种教训，就是：我们以前对于国际上的问题太缺乏注意和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差不多全是依赖托同志的，以致当德苏侵波及苏芬战争那样较为复杂的问题发生时，便不免张惶或混乱。假如我们以前对国际问题也像对本国问题一样，多加注意和研究，则像波芬等那样问题之到来，是不会引起我们当时那样的混乱情形的。事实上，我们几年来处理中日战争问题以及处理对华南同志所提出的香港问题，都是运用了托同志处理波兰问题及苏芬战争问题的同一方法。我们不能把处理本国问题的正确方法应用到国际问题上去，这就表示我们平常太过忽视国际问题，太依赖托同志了。现在托同志已离开我们，因此我们今后更应负起责来，对国际问题也要同对本国问题一样，随时加以深切的注意和研究，以作为我们决定本国政策的指南和帮助并及时贡献于各国的兄弟党。
你这次企图「列举我的错误」来「反证」我没有批评你的错误的资格，并藉此来证明我在中日战争及日美战争等问题上也是错误的，有连带关系的或是「有机的」（像你在私人谈话中所表示过的一样）——但经过我上面的解释之后，我想你这种「企图」是不会成功的。不但不会成功，反而加强地证明了你在政治上的无能与无聊。我可以说，你不但在中日战争尤其是日美战争的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动摇，混乱和错误，就是在国际问题上你也从未发表过一点什么独创的正确意见，仅仅是盲目地或不加考虑地接受托同志的见解而已，正因为如此，你直到此刻为止，还没有从托同志学得一点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可惋惜的事呢？
（八）「反史太林的旗帜」！
「当史太林先生还没有用格柏乌的手枪来代替党内争论之前，他的不二法门，就是将他和论敌的意见描写成善与恶的两条路线的永恒斗争。你现在也采取这个方法了」。这大概是你最后最得意的最刻毒的一个「法宝」吧！我们的组织既完全从反史太林主义的斗争中生长出来，史太林的方法和手段当然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种下了「深恶痛恨」的根子。你现在就利用这一点在同志前面宣布我在「党内争论中采取史太林方法」，以为这么一来，我就将成为「深恶痛恨」的「众矢之的」了，「什么也完结了」！「根本谈不到政治问题了」！这一「法宝」，这个「反史大林的旗帜」，刻毒是刻毒的，不过要「得意」，还请慢点！
第一，请你答复底下几个问题：（A）DS和意因的根本意见究竟对不对，是否已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第四国际的根本立场？（B）我对于他们的批评是否在拥护马克思主义和第四国际的立场，还是相反？（C）我批评你及室川的调和主义倾向，你是否已经从政治上反驳过我，并已经从理论和事实上证明了你的立场之正确及反证了我对于你的批评之错误？（D）我过去所坚持的关于中日战争的立场及现在所坚持的关于日美战争的主张是否正确？你是否已经用文字驳倒了我？
对于上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直到今天你还未曾公开解答过，甚至连提也没有提到。你竟敢公然在同志面前宣布我在这次党内争论中所采取的方法是「史太林的」！你难道全忘记了托同志说过「手段隶属于目的」那句名言吗？我的「目的」全是替马克思主义和第四国际路线辩护，而反对背叛或曲解马克思主义及第四国际路线之各种危险思想和错误倾向。这是有目共睹的。关于我的「目的」，你既丝毫未曾提及，怎样可以随便说我「采取的方法」（即「手段」）是「史大林的」呢!?照你这样说来，列宁之反对孟什维克，托洛茨基之反对史太林，其所「采取的方法」也是「史太林的」了。因为当前者攻击孟什维克和后者反对史大林时，「表面上」或「方法上」总是指斥对方的错误（你所谓「恶」），和证明自己的正确（你所谓「善」）。
其次，托同志指斥史大林在党内斗争中所采取的方法之卑鄙，阴险和恶毒，并不在于他坚持自己的「善」而攻击论敌的「恶」，乃在于他首先用官僚手段阻止了并消灭了党内民主的自由和批评，随后更以造谣诬蔑，开除党藉，监禁，流放甚至枪杀等等来代替那种讨论和批评。我试问你，现在我们组织内有谁用官僚的手段在阻止民主的讨论和批评呢？如有的话，你就应当负起责任公开指出来！用「莫须有」的「手段」，把「史大林」的帽子任意套在别人头上，以为攻击之的，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像你这种「作风」，我虽不说「你在这次党内争论中采取了史大林的方法」，但在你血管内暗藏着某种不大光明的倾向，总是确实无疑的了。
记得远在一九三二年，当张特准备脱离组织而回到广西去替白崇禧服务，去作县知事时，曾单独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我，主要的意思是指斥我「把持组织」，在组织上「采取了史大林的方法」。最新鲜一个事实是：当寒君在香港分裂组织并最后准备走他自己的道路时，在文件上攻击得最起劲的是：「专横腐败的官僚主义者」。翻译过来，就是指我们（当然主要是指我和耀如，但你亦似乎被指在内）都是些「史大林主义者」或「史大林」。差不多同样的情形，在美国第四国际总部不久以前的内部斗争中也表现了出来。凡少数派所加之于多数派，特别是加之于加农同志的都是什么「保守的官僚主义者」，「对一个政敌采取了官僚的不忠实态度和捏造」，「史大林党中有其先例」，「说谎」及「玩弄手段」……总而言之，从少数派看来，多数派，特别是加农，在党的斗争中已采取了史大林的方法！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你今天骂我为史大林，采取史大林的方法，这非是你的什么天才的新发明。你在这儿，也同别的人一样，不过在斗争中受某种客观逻辑所支配所驱使而已。而这逻辑，正是从那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这种份子所最讨厌或「反感」的是：在政治上的严正批评和组织上的庄重态度——的意识中流露出来的。托同志对于美国的少数派作如是观，我对于你呢，也只能如此。
（八）批评到你就算不「正派」了吗？
你说：『你这次的作风，却使我对于你平素乐道的「正派」都怀疑起来了』。实际上，你不但怀疑起来，简直已断言我是在造谣诬蔑，用卑鄙手段进行政治争论，甚至是个史大林了！这样说来，我的「不正派」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就是说，我的人格已根本破产了！果真如此吗？
先让我来问你几个问题：（一）你对我平素乐道的「正派」究竟是根据什么？（二）是根据于你主观上一时对于我的「好感」或「印象」，还是根据于我平素在客观上所表现的言语行动？（三）如果是根据于你主观的「好感」和「印象」即断定我「正派」，并且平素还向人「乐道」，这不是有点过于感情或轻率吗？（四）如果是根据于我平素在客观上所表现的言行，因而断定我「正派」并且平素为我乐道，为什么一下子，而且仅仅因为一批评到你自己，就怀疑起来呢？（五）这样说来，我的「正派」不是只能适用于平素对待你，而不能适用于批评你吗？（六）如果我一旦批评到了你，你就「怀疑」，就断定我「不正派」，甚至「卑鄙」，那你不是成了我的「正派」之最后的试金石，甚或一切人们的「正派」的试金石了吗!?
上举这些问题，你能够向你「平素」为我「乐道」我的「正派」的人们，不用诡辩而用科学的逻辑加以解答吗？你如果能正确地解答这些问题，我就承认你是我的「正派」乃至一切「人们的正派」之「最后试金石」。否则便只能有一个结论：不管人们生平的言行怎样，凡是不批评你的，你就承认他的「正派」，并且平素还愿为之「乐道」，一批评到你时，你就「怀疑」了，否认他的「正派」了！啊啊！你的「正派观」原来如此!!
在我这方面呢？你平素在人家面前为我乐道我的「正派」，我既引不起什么特别的好感或兴趣，你今天因为我批评你时突然怀疑我的正派，甚至断言我不正派，我也引不起什么特别的反感或不愉快。我此刻颇为感到兴趣的，倒是你这人在许多问题上（连「正派观」在内）之如此无定见，庸俗，混乱，荒谬，和自相矛盾！尤其感到兴趣的是：你竟把自己一时的「好感」或「反感」当做米突尺来任意测量别人的「正派」!!「总对主观的印象主义」，这里又获得了一次证明!!
为了一班青年朋友对于「正派」有一个较明确观念起见，在这儿顺便提几句，大概不是多余的。假如有所谓「正派」的话，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那就是指政治道德或政治人格而言。这与一般俗人们所谓的什么「不偏不颇」或「中庸之道」很少共同之点。我们的「正派」，除了始终尽忠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的思想，致力于革命的工作之外，首先就是在党内不以私人感情妨碍政治讨论，不以私人拉拢代替政治结合，不以私人利益阻碍工作进行，不以私人关系代替组织纪律……。无论对事对人我们都应当以革命的利益为前提，以客观的是非为标准。无论对于同志，对于朋友，乃至对于一切政敌的关系，我们都不能离开我们的前提和标准。一个革命家要想在对任何事和任何人的关系上都无误地表现他的「正派」，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但需要具有一般高贵的气质，而且还需要具有较深刻而广博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修养及较丰富的政治斗争与一般人生的经验。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保持和发展自己原有的某些高贵气质，并不断努力学习和从事斗争，以培养自己的「正派」。凡是一个爱面子，重感情，偏于主观，追逐私利，思想上胡涂或判断力薄弱的人，虽则素以「正派」自居，而实际行为的表现总是相反的。因此要判断某一人是否「正派」，必须由其平素的言行表现得是否正确来决定——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特别是「印象主义者」的主观判断，是无足轻重的。这可以说就是我的「正派观」，如果可以说「正派观」的话。
（九）谁是在政治上「造谣诬蔑」？
当我们的政治主张及批评你的政治意见的文件发表许久后，你不但不立刻根据我们的文件来批评和答复，甚至连我们的文件看也不要看，就居然拿起笔来写什么「零碎意见」，大放厥辞！单从你这种态度上看来，就已足够暴露你对于政治争论是如何地不「忠实」了。
但更坏的是，你甚至于说：「谁如果以阶级斗争手段来达到民族斗争胜利这目的，则不管他口头上说什么阶级斗争，或什么夺取政权，但结果总只能替领导民族斗争的资产阶级帮忙」（他们认为在未打倒日帝前先打倒国民党的说法为荒唐）。「犀照、耀如二人的意见即是如此」。这真是一个大胆（且不说无耻）而典型的政治上的「造谣污蔑」！
我且问你，你在什么文件上看见我们说过要「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来达到民族斗争胜利这个目的」呢？事实恰好相反。我们几年来斗争中的全部政策，其主要目的却在于坚持利用这次民族抗战以达到无产阶级走上政权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抗战中，一方面主张在军事上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抗战，而在政治上则不断地尖锐地批评它的抗战政策之反动性，在群众面前无情地暴露它对日帝的妥协性，对英美的依赖性，及对民众的欺骗，镇压和剥削等等的反动行为，希望以此唤醒民众起来用自己的力量，组织和武装去把国民党领导的军事应战转变为民众的革命抗战，并由此走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途。这正是托同志所谓「在蒋介石指挥下……参加军事战争，同时便是准备以政治力量推翻蒋介石。」这种思想的具体运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坚决地反对并批评了DS那种要求民众相信国民党，不要侵犯他的军事独裁，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即高于阶级利益——犀），……等等替资产阶级国民党服务的机会主义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对你及室川当时对DS的那种妥协调和的倾向。难道这还不是铁一般的事实吗？难道我们过去所发表的一切文件（连最近争论的文件在内）及一切斗争的经过情形，还不够证明这一点吗!?你所指出的什么「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来达到民族斗争胜利这一目的」的思想或主张在过去如果存在的话，那正是DS的思想和主张。对于这样的思想或主张你在过去不但从未批判过，甚至还是多少同意或与之调和妥协的。而你今天竟公然把我们过去曾经与之在长期间进行过严重斗争的机会主义思想加在我们的头上，其不「忠实」与「造谣诬蔑」，还有更甚于此者吗!?
当朴克，今等同志看到你这种「莫须有」的诬蔑而向你质问时，你除了一些唯心论的推测之外，被迫得承认了你「自己过去具有这样的思想」（「即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达到民族斗争胜利这个目的」）。但自己过去既然有这种思想，为什么不首先自己承认，反而把它专门加在别人头上呢？你又说耀如的思想是「抗日中心论」，虽然已有他自己的答复，但我在这里也可以完全负责作证：这也是你对他的毫无根据的「造谣诬蔑」。来信中满处都是说我如何「造谣诬蔑」你，原来这正是你「以己之心度人之志」呵！
我被迫地根据来信中所指示的旅程，兜了一个大圈子。并把你所加于我的什么「捏造事实」，什么「故意夸大或歪曲事实」以及什么「如此造谣诬蔑」等等，这一切也给你检阅过，并用理论和事实详尽地解释过，反驳过，且「推翻」过了。现在人们应该承认我有权利把来信中所加之于我的一切拿来回敬你，「完璧归赵」吧！
「一个人生活在狭小范围内，从未见过什么大世面，偶然受到一两个人的抬举或捧场，便自以为是「世界上唯一的凡呵林」。但当他一旦踏入角斗场中，亲自碰到生平未经见的强烈批评或打击时，即怒气冲冲，「愤慨」不已，活像三家村妇放起泼来，抓破脸子，不顾一切，什么话都骂出来了」！你这次在「专论个人问题」的「公开信」所串演的一切，未免有类于此种情形。
因此，我不得不最后给你忠告：一个革命政党内，政治争论是极平常不过的事，而在严重的政治争论中，同志间思想上的摩擦，批评，驳斥，讽刺，教训，甚至猛烈的攻击，也是无法避免的。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一个革命家必须具备政治家应有的风度，即是说，必须具有冷静的头脑，忍耐及坚决的精神，否则便容易陷于歧途而跌倒下去。托同志曾经说过，列宁在政治上也曾遭受过几百次的攻击，而托同志本人更是如此（他不但遭受过几百次的政治攻击，而且还遭受过史大林几百次的可耻的诬蔑）。但他们从来没有像你现在这样，把严重的政治问题抛开，首先用什么公开信怒气冲冲地或「愤慨」地来「专论个人问题」！假如你还准备继续参加政治斗争，像这样的「作风」——神经质的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的作风——是很不利于你的政治前途的。即令你的政治主张正确，你采取这种「作风」来斗争，也会受到损害。如果你的主张是错误的话，那就要「害上加害」了。我为了组织，为了你，还是请你把头脑放冷静些，把感情，特别是「私人感情」，放在理智的管辖之下，「不要以神经质代替坚持性」，重新回到政治方面的争论来！
我们现在所争论的政治问题，从DS极右倾的机会主义到意因的极端左倾的教派主义，以及我们和你中间对日美战争问题所已经表现出来的不可调和的意见……你如果能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当不致否认这些都是我党当前最最严重的思想和政治问题，是迫切地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希望你对这些问题立刻用文字进一步来表示你的意见，例如：你对于DS的思想究竟怎样，对意因的主张（老托称之为叛徒思想的）有无原则上的差别，对于耀如及我对你的批评有何反驳？我们应当相信真理定能在论战的火中显现和光耀起来，且能最后获得群众的拥护，经得起事变的证验。你如果从政治上批评我，驳斥我，无论对与不对，无论怎样尖刻，我都欢迎，并准备着尽量答复你。但如果不先讨论政治问题，仍然用什么「公开信」来「专论个人问题」，那我敢断言，这不但对于你的政治主张毫无裨益，反而会在同志中引起更坏的「反感」。而且我那时也就不再来同你「周旋」，只有直接诉之于党员群众的「制裁」而已。此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犀照
一九四一年五月廿六日
（原载《保卫马克思主义》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