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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与托洛茨基的
「世界革命国际主义」的斗争及其后果[1]
——「不断革命论」与 「阶段革命论」斗争的新发展
彭述之 （一九四三年三月廿九日）
前言
现在发表的这篇文章，是一九四三年写的「不断革命论与阶段革命论的斗争」中的第三章。它的第一章概述托洛茨基自一九○五年发表不断革命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所引起的争论。第二章论述不断革命论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至十月革命的胜利所反映的情形。第四章论述不断革命论在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中国第二次革命中，从反面获得了证验。由于我在一九六○年写的「不断革命论与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 （该文英译本发表于一九七二年五月纽约出版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中文原本发表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香港出版的「十月评论」），差不多包括了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的内容，只有第三章一直留下来未曾发表。第三章的原标题为「不断革命论与阶段革命论斗争的新发展」，副标题为「斯大林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与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国际主义的斗争及其后果。」我现在把原来的副标题改为正标题，以便读者一看就可知道它的基本内容。
现在发表这篇三十六年前写的文章。表面上似乎已陈旧，但它的内容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因为事变的发展更显出了它的意义的重要性。我们只须指出，去年 （一九七八年）末，「社会主义的越南」侵占了「社会主义的柬埔寨」，今年（一九七九年）二月，「社会主义的中国」又进攻「社会主义的越南」——这两个奇特的事实，就够表明：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如何的荒唐，对「社会主义」是如何的讽刺了！
但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侵占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攻打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荒唐现象，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许多相信社会主义是国际主义的人们，都感到惊异，而无法解释。实际上，这正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发展。为要用历史事实来证明这种发展我又为文论述了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第二次大战后发生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这里须要特别指出的是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在第二次大战的二十年中，葬送了每个有胜利希望的革命，延长了早已衰朽的帝国主义的寿命，并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第二次大战后，斯大林「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同一政策，除了谋求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尽力阻碍了在帝国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外，就是力图控制新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了不能控制时，不是实行镇压，就是与之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准备最后决战。这就给了帝国主义的大好机会，得以利用和拉拢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准备反苏的第三次大战 （即核子大战）。要避免这种毁灭全人类文化的第三次大战，只有在帝国主义的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在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保存社会主义财产制的条件下，以群众的政治革命摧毁官僚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此外的道路是没有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以斯大林为首的「老布尔什维克」起而重新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思想，系开始于一九二三年末，正当十月革命刚渡过了它的第六周年，又正是列宁的痛临到绝望的时候一选择这个时机来开始进攻不断革命论，当然不是偶然的。
进攻的最初借口是反对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主义」，或「工业冒险主义」，及其「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随后一直发展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来对抗「世界革命的或际主义」。此种「对抗」的斗争，在近二十年来苏联全部堕落的过程和世界革命的不断失败；以及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与爆发中，都烙上了它的最深刻烙印。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
──小资产阶级的官僚层
但这一新的斗争究竟由什么客观条件所推动的呢？不断革命论，既已完全由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证验，且曾保证布尔什维克党执掌了政权。何以这个执政党内竟又形成了一个派别来公然反对这个已经被证验的「理论」呢？这是首先须要特别加以解答的，因为解答了这个问题，就等于解答了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及其「一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的大半。但要正确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把十月胜利后所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环境，即它的国内情势及其与整个国际的关系之变化，给以较为详细的检讨。
十月革命胜利后所遭遇的，是国内不断的反革命暴动及物质的空前缺乏，与域外帝国主义联合的不断进攻和经济封锁。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最初三年，布尔什维克党的根本政策，及其全部精力，差不多都放在以军事对抗国内的反革命暴动与外来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上。而为了这一日的，苏维埃政府在经济上不得不采取所谓「军事共产主义」的政策。这是表示「那时的经济生活完全屈服于前线的需要」（见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二九页，以后引语．凡未注出书名者都出自该书 ）。换句话说，那时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尽力「支持军事工业以供军事的目标和维持城市人口不致于饿死」。但这政策「是以希望西方革命，决成功为基础的」。
军事共产主义的严厉施行，虽然藉此勉强击退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攻势，但同时使得国家的经济愈趋枯竭，特别引起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怨恨与反抗。因为这个政策之最重要的一部份，正是强制征收农民的谷物和原料，但农民后来竟以「埋藏食粮」和「缩小耕地」相答复。于是「这时的国家和政府都陷于万分危险的状况之中」。同时，西方的革命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无耻背叛，又未曾如愿地成功来救援，这就迫使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改变政策，即以所谓「新经济政策」来代替「军事共产主义」了 （这种改变，即使在顺利的情形下，甚至在先进的国家也是不可免的）。新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是「由国家直接分配生产品的办法」改为「商业分配的制度」。依列宁的意见，乃是欲使几百万孤立的农民经济通过商业经济与外界发生经济关系，即「工业要供给乡村以必需的货品，其价格要使国家无须乎强制征收也能得到农民的生产品」。以此「在农民和国家工业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以便重新巩固工农问的同盟，并藉此来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
但新经济政策实行的结果，国家的经济生活虽然很快地活跃起来了，可是同时有一层极广大的社会成份也跟着活跃起来。这就是所谓「新经济人 」，或重新复活的资产阶级份子，其中是商人、小生产者，特别是富农，立刻在苏维埃的经济政治生活上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富农们要求更多的土地以便重新剥削贫农．准备把持食粮，要挟政府。这种现象一经发见，就鼓励了已在开始官僚化的一部份「老布尔什维克」，喊出了「面向农村」，的口号，而事实上则是把脸儿转向富农去。
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以斯大林为中心（党的总书记），季洛维也夫、加米也夫 （他们分任彼德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主席 ）、李柯夫 （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托姆斯基 （全俄职工会主席），及布哈林 （真理报总编辑）等则围绕于斯大林的周围，他们早在列宁抱病当中就已结成了一个小组织，其直接目的在排斥托洛茨基。而十月革命后从各方面钻进苏维埃政府机关、职工会、乃至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各式小资产阶级投机份子 （如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的残存政客、旧官吏，投机家、工人贵族及各种知识分子等等，他们是构成苏维埃政府官僚化之人的源泉），更是自然而然地经过各种线索开始联系于斯大林的小组织周围——在这些投机份子看来，斯大林的小组织乃是他们的利益之最适宜的保护者。我们应当回忆一下：十月革命，不仅是完全反对这些小资产阶级投机份子的意向而进行了的，而且也是大大地违反了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的意愿 （即违反了他们的「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论」）。于今十月革命是胜利了，而且胜利的果实正摆在面前，人们当然希望尽量来享受它，最好是尽可能设法来垄断它一这便是斯大林在列宁病中拼命地拉拢「老布尔什维克」，组织小组织，联络一切官僚份子，企图把持党政机关，排斥坚持不断革命论的托洛茨基的全部秘密所在。这也正是列宁在病中异常忧虑政府机关的官僚化，不断地警告党，强烈地要求托洛茨基起而反对官僚主义倾向 （列宁为此曾写信给托洛茨基，——见美国伊斯特曼编的「苏联的真实状况」），并在其「遗嘱」中 （这是列宁在病中写给党的领导机关的一封信，信中指出斯大林的性情粗暴，不忠实和滥用权力），坚决提议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的职位之唯一原因。但当时斯大林的小组织不仅把列宁的警告和建议文件 （连「遗嘱」在内）同全党隐瞒起来，而且更加严厉限制党内的民主讨论和自由批评。在这种情形下，托洛茨基当然不能再事容忍和沉默了。
托洛茨基看到斯大林「面向农村」的经济路线，深深地感到有使农村离开城巿，即农民脱离工人的巨大危险。于是，他在一九二三年春天提出了有名的「剪刀差」当作警告，即以两片剪刀表示城巿和乡村，意思就是说：「假使工业停滞下去，继续使两片剪力愈加分开了，那末，城巿和乡村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但要使两片剪刀逐渐合拢起来，便必须发展工业。实行计划经济 （当时托曾偍出「五年计划以代替一年计划」的主张），使农民群众能以其食粮和原料同城巿换得较为廉价的工业品。但要提高工业，首先必须筹得相当数额的资本。而这种资本，在当时除了向富农征收外，实在很少办法——然而这和斯大林「面向富农」的政策是根本矛盾的。
同时，要提高工业，保护工农大众的基本利益，发挥他们的创造精神，又必须认真制止官僚们的侵占和压制倾向，进一步让工人和贫农出身的人们去代替他们。但办到这点的前提条件，则需要尽量发挥党、职工会和苏维埃内部的民主讨论和自由批评——这便是托洛茨基在列宁患病期间所屡次提出的。特别是在他的十月革命第六周年的纪念文中更着重地提出了民主要求」。无须说，这又是和斯大林的「限制民主」绝不兼容的。
在国际情势方面也愈来愈坏。布尔什维克及一般工农群众所热烈期待的西方革命经过一再失败和迟延之后，从一九二三年重振起来的德国和保加利亚最有希望的革命，又被斯大林和季洛维也夫的错误政策断送了。这不仅大大地增加了工农群众的沮丧和消极，而且又引起了托洛茨基的批评——工农的沮丧和消极虽可使官僚更无顾忌，但托洛茨基的批评，却是斯大林及其小组织不能容忍的。
经济上的不同意见．无产阶级队伍内的民主问题 （即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德、保革命失败的争论——这些濉合起来，就构成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小组织间的严重纠纷。恰好这时一切象征都证明列宁的痛完全绝望。于是斯大林便大胆地，大规模地发动了反托洛茨基的斗争。这斗争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旬起，有如暴风雨般地在苏联共产党内进行。仅因为列宁的逝世 （一九二四年一月廿一日）才把它暂时打断了。但在这次斗争中也形成了「左派反对派」，由此发展成为「第四国际」。
斯大林这时反对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主义」或「工业冒险主义」，异常明显地，事实上只是掩饰他牺牲工人和贫农的基本利益去迁就富农的那种拖延工业化的机会主义政策。而反对所谓「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更明显地暴露他「完全企图使党的机关脱离党员群众的监督」。换句话说，就是企图使官僚的腐化专横脱离工农群众的监视与批评。
斯大林的这种倾同，很露骨地代表着那个由小资产阶级正在形成的官僚层，想凭借党，职工会和苏维埃机关来把持革命的果实，以便自由享受。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新起的官僚层的特权利益，企图将革命的阶级斗争按住不使前进，使它停留在一个阶段里。托洛茨基则完全站在工人和贫农的基本利益上，以继续阶级斗争，即不断革命去抑制从新经济政策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份子，特别要阻止官僚主义的发展，藉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以便有时间等待并发动新的世界革命来救援。「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的思想冲突，便这样地在一个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里从新开展起来。
列宁之死，在表面上算是把这种「冲突」缓和下去了。但实际上，斯大林却是用加倍的努力，在各方面准备着一个更有效的进攻。他一方面以「列宁主义的征求」为名将列宁「一向把守得很小心的党门」「大大地打开」，让「工人们、雇员们，小官员们成群结队地拥进来」，使「革命的先锋队融解于没有经验的，没有独立性的、但是还带着崇拜权威 （指官僚的权威）的老习惯的落后人群之中」。其政治目的，显然在「给列宁党一个致命的打击」，以便「官僚脱离无产阶级的监督」，并藉此作为一个有力的武器打击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最好的合作者，反官僚主义的倔强者——托洛茨基。
另方面，斯大林又开始撤换共产国际某些重要支部（如德国）的领袖，提拔较为柔顺的新人 （如特尔曼之流）来「负责」。这样地准备好了之后，斯大林便于一九二四年五月至七月召开了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莫斯科。前者「最后批准」了他的现行政策 （包括面向富农与限制民主等）之「绝对正确」，这同时也就是斥责托洛茨基的主张之「绝对错误」。后者则「承认」了德、保革命失败的责任是该国内负责的领袖们执行政策的错误。克里姆林宫的指导是「完全正确」的。这同时也就斥责了托洛茨基对德、保革命失败的批评是「错误」的。这就算是以「合法手续」解决了党内思想斗争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上层少数官僚把持操纵，代替了党员群众的民主讨论和批评精神。从此列宁党的「民主集中制」就变成为斯大林的「官僚集中制」了。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彻底背叛
但斯大林还不以此为满足。又于一九二四年秋天第一次公布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企图以此「从思想上巩固人心」，并打击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之「空想」。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在思想上公开表示与全部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传统，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决裂，以其新发明的反动思想体系来对抗它们。从这时起，「一国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国际主义」也就成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互相对抗的旗帜及他们之间的一切主张和政策的出发点。
但「一国社会主义」究竟何所根据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提出过：资本主义，就经济的发展说，完全是国际性的。而社会主义更澈头澈尾是国际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开始，但一定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去完成。所以「共产党宣言」最后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著作都发挥了这种国际主义的思想和精神。而他们的行动，如组织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全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而努力的。那么，所谓「一国社会主义」的根据究竟何在呢？
据斯大林最初说，「一国社会主义」是「根据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观点」。后来直至在称这是根据「列宁的遗训」。关于斯大林在这方面的无耻说谎和曲解，托洛茨基在其所著的对其重国际第六次大会的「纲领批评」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么？」（该文载于「俄国革命史」第三卷附录）两文中，已精辟无伦和证据确切地给它们揭穿过了。但因为这个问题的异常重要和复杂，我们在这里仍值得多宝一些功夫给它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说明。
从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历史和列宁的一切遗着中，假如不是有意附会和曲解，不但寻不出一点「一国社会主义」的影子，恰好相反，一切事实和文件鄱在证明：「一国社会主义」是绝顶虚伪的，荒谬的，极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立场和列宁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方同的。
早在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通过的旧纲领中．就已经指出：「无产阶级解放大运动，应当成为，而且已经成为国际的事业 （见「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么？」一文所引，下面引文，凡未注出书名者都出自该文，圆点是本文著者所加）。在一九一七年第七次党大会上讨论新党纲的草案时，更加上了一段话：「……我们的社会革命，只能以国际革命的资格得到胜利。革命不能单单在俄国胜利，而让资本主义仍然存在于周围国家。」在第八次党大会上 （即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通过新党纲的草案时，列宁在答复一个代表不赞成党纲内有一条提起「下次社会革命」的演说中道：「这个意见是显然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的党纲说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一九二一年共产主义子年团所通过的纲领也有一条说；「俄国虽然具有丰富的天产，但在工业上说仍不减其为落后的国家，其中小资产阶级人口又占支配的地位。俄国只能经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达到社会主义」（这纲领是列宁所领导的政治局──其中包括斯大林——所批准的）。如果说，「俄国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那在党纲中一定会提到的。可是所有的党纲中重复地指出的恰好相反：「俄国革命只能以国际革命的资格得到胜利。」「俄国只能经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达到社会主义」——这便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观点」，并且为党纲所明文规定，为全党所通过和拥护过的。斯大林怎能对此加以附会曲解呢？！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列宁对于这一最根本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究竟如何。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前，虽然坚持俄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经过「工农民主专政」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但他认为俄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引起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而欧洲革命的爆发又必然反过来推动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走上胜利——这种将俄国民主革命而欧洲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的国际主义思想，在列宁那一长期内所写的文件中就像一根红线把它们连贯了起来。这是随便翻阅得到的。只要把「两个政策」翻一下就够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放弃了他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见「四月提纲」）。这正是从国际主义的观点，即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引起欧洲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并能从后一革命获得直接的援助作出来的。所以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中，除了着重地主张无产阶级准备夺取政权，建立「巴黎公社式」的专政外，更强调「革新国际」：「发起建立革命的国际，建立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反对中派的国际」，以此去加紧推动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使其与俄国的革命相配合。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便公开地宣称：「十九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序幕」。这就是说，在俄国「十月革命开幕」后，跟着而来的足「世界革命」，所以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于西方革命的期待愈益强烈。这表现他把俄国无产阶级保持政权的命运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好不可分离地联系了起来。唼下是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旗？」一文中摘引下来的列宁对于这一问题所说的话：
「世界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胜利的进展，二者是不能并立的」（一九一八年三月）。
「我们的落后地位推动我们走向前去；倘若我们不能支持到其它国家暴动的工人有力地走来援助我们的一天，我们就要灭亡的」（一九一八年四月）。
「我们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过生活，而且是在好多国家构成一个系统内过生活，苏维埃共和或在帝国主义诸国旁边长久生存是不可想象的」（一九一九年三月）「我们明白，没有国际革命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一九二一年，重点是我加上的）。
上面所引的几段话是非高明显的」：「没有国际革命支持」，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又怎能谈得上在「一国埋设社会主义」呢？！
关于在俄国「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说得更为详细而更否定。让我们从上面所引过的同一文件中摘引几段来看看吧：
「因历史曲折发展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或家，其地位愈落后，则愈难从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关系」（一九一八年一月）。
「我们容易开始革命，但难于继续革命。西方更难于开始革命，但易于继续革命」（一九一八年五月）。
「同先进的国家比起来，俄国人更容易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但他们更困难继续并进行曲到最后的胜利，即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组织」（一九一九年）。
「建设之事，完全依靠于欧洲主要国家革命胜利的速度，唯有这个胜利之后，我们才能认真从事建设」（一九一九年）。
「我们指望着国际革命，而我们的指望毫无疑义地是对的。……我们始终提醒人们说：「社会主义事业不能在一国完成」（一九二○年十月）。
「国际社会主义先锋队的光荣职务，我们现在清楚看见革命以后如何发展了：俄国开始之，德国、法国、英国完成之，社会主义就胜利了」（一九一八年）。
「切勿忘记，我们单独……以自己的力量，并不能在一个国家里完全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即使这个国家比俄国少落后也不可能。（一九一八年五月）。
「在一个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是不可思议的。这个胜利要求若干先进国家积极合作，俄国却不能算在前进或之内」。
「我们还未曾成功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哩。临终的资本主义还能以其敌对力量破坏我们。必须明白了解此点，因为最危险的东西莫适于幻想和胡涂，尤其当站在高位的时候。我们承认这个苦真理，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真正令人失望的事情，因为我们屡次宣布这个真理，即是说：为了社会主义胜利，必须好几个先准国家工人的共同努力。这个真理乃是马克思主义的A．B．C‧」
（一九二二年初，上面引文的着重点是我加的）。列宁上面的话，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呢？不但毫无共同之点，简直是与之相反的。要建设社会主义或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至少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积极合作」，但「俄国却不能算在先进国家之内，」落后的俄国虽然「容易开始革命」，但「难于继续它」，更不用说「单独以自己的力量」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了。所以列宁重复地告诉我们：「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序幕」，「俄国革命不过是国际革命锁炼中一个环子」，「俄国革命不过是一个榜样，不过是连串的革命的第一步」，人们怎能够在一个革命的「序幕」里，在它的「一个环子」里，在它的「第一步」里来完成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呢？
就是斯大林本人，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即列宁死后三个月，在他自命为发挥「布尔什维克传统观点」和「列宁精神」的「列宁主义问题」那个，》册子中也曾写道：「在一国之中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还不是说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已有了保证。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还在我们前面未曾解决，若无几个前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解决这个任务么？不，不能够。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国的努力是够了一这点我们的革命史已给我们证明了。为了社会主义的确定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则一个国家的努力，尤其像俄国这样农业国家的努力，并不够用——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努力，……」（重点是加上的）。虽然「列宁主义问题」中充满着陈腐气，公式化和机械化，是一种死版的教科书 ，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观点」和「列宁精神」很少符合之贴，但前面几行的思想却是列宁的，因为这是斯大林从列宁的著作中差不多按原文抄下来的。吶此更加证明：「所谓「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不但在列宁所有的著作中找不到「根据」，就是斯大林自己写的「列宁主义问」，也是坚决地否认了它的。
可是，斯大林既已背叛了「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和「列宁的遗训」而制造了「一国社会主义」的新公式来对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国际主义，那无论如何必须从列宁的著作中找点「根据」，否则，不但无法欺骗工农大众，就是要安慰他的官僚层也不可能。于是，斯大林便动员了大批「红色教授」，鞭策他们到列宁所有的遗着中去搜寻，结果算勉强地寻出了两个「根据」：一是列宁在一九一五年论欧洲联邦的文章中顺便提到 ：工人阶级应当不观望别人而在每个国家夺取政权，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另一个是列宁在一九二三年论合作社问题时，说起苏维埃共和国内有「一切必需的和足够的东西」，「即使没有新革命，亦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斯大林后来用以抵抗托洛茨基批评的全套武器的资源，并写进第三国际的纲领之中。但列宁顺便提到的这几句话，如果把它们完全孤立起来，断章取义，任意加以附会，不仅与列宁前后所写的一切文件及其行动完全矛盾，就是和他在同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也是绝对冲突的。例如，列宁在一个一九一五年起草的党纲草案中关于同一问题写道：「俄国无产阶级底任务，乃是澈底实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了燃起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之火，这第二个任务现在是同第一个任务非常接近了……在第一个任务，合作的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性的农民；在第二个任务，合作的是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 （重点是加上的）。这不是明显地从阶级关系上否认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吗！至于论合作社所提及的「一切必需的和足够的东西」，原文表示得很明白，指的仅是关于政治的和法律的前提，这有列宁于同时 （一九二三年初）写的论文中下面几句话可为铁证：「我们缺乏，正是一种能让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文化，虽然已经有了为这个过渡之间的政治前提」（重点是加上的）。正因为俄国缺乏「一种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文化」，列宁三番四复地警告：不能在「一个国家里完全成就社会主义革命」。要认真从事「建设」，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欧洲主要或家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难道这还有任何诡辩之余地嘱？！但斯大林每次背叛列宁思想，到了无法自圆其说时，总是命令红色教授从列宁的遗着中搜寻几句话，断章取义地用来掩饰他自己的背叛，以抵制别人的批评。这也是所有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们所惯干的勾当，不过斯大林在这方面是登峰造极罢了。
最带讽刺意义的是：当托洛茨基列举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列宁的遗着，甚至斯大林自己写的东西 （如前面摘引他在「列宁主义问题」内所写的一段话），来证实「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观点和列宁的国际主义的革命方针时，斯大林却反过来说这是由于「托洛茨基一般地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不相信它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据列宁的意见，革命首先从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吸取力量，据托洛茨基的意见，则人们相信，不可缺少的力量只能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地盘上得到」。这有如拿手枪打人，打错了目标，子弹反射过来落在自己的胸膛里！真正「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的，正是斯大林自己和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们。因为他们不仅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即在二月革命后至列宁回国前都坚决主张俄国无产阶级不能在欧洲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先夺取政权。甚至到了十月革命的前夕，斯大林对暴动能否胜利还在怀疑，因而他对暴动所采取的态度是暗中阻挠的。至于托洛茨基呢，正因为他特别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从一九○五年起即坚持它首先必须在俄国夺取政权。且曾以此观点反对孟什维克．甚至反对列宁。十月革命的胜利，难道不是恰好证实了托洛茨基的「相信」吗？！
至于说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能够在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托洛茨基对此当然是「绝不相信的」。他早在一九○五年就断定过：「在俄国经济条件底下，……若无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政权帮助，俄国工人阶级便不能保持政权，并转变其临时的统治为一种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因为「国际主义对于我们并非一个抽象观念。……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直接的指导原则。除了欧洲革命之外，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稳固的确定的成功 （一九一七年八月廿三日「真理报」）。所以他在十月暴动胜利那天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即夺取政权之时便宣称：「如果欧洲暴动的民众没有压死帝国主义，我们就要被压死的——这是无可置疑的。或者俄国革命激起了西方革命的怒潮，或者各国资本主义者将窒死我们的革命」。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提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问题时，更明白地指出：「俄国社会主义经济之真正的猛进，须待欧洲最重要国家无产阶级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前面各引文的重点都是我加的）。托洛茨基在上面几段话内，以及其它的许多话内，虽然明白地表示「不相信」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在俄国一国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但他异常「相信」欧洲无产阶级的力量，希望他们的胜利来援助。这正是根据不断革命的一贯的国际主义思想，把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密切地，不可分离地与欧洲先进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命运联系了起来。但这正是列宁的思想，如我们前面所引证过的。由此可以证明：「十月革命」后，对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前途与世界革命关系的基本问题，托洛茨基和列宁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在「四月」后 （即列宁发表「四月提纲」后），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完全一致的一样。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诋责托洛茨基一般地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恰好暴露了他是站在一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点上，压根儿不相信欧洲无产阶级的力量，不相信国际革命对于俄国无产阶级命运的决定意义，这又如他从前过份相信农民，坚持「工农民主专政」公式，而「一般地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可以领导农民走上自己的专政一样。由此可见，一种反动思想的逻辑发展，对于庸人们头脑的支配力真是无限的。
一九二六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正式公布他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由」时，宣称：「……我们的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应当明白说：若无把握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则我们应当拒绝政权，而从当权者的地位转到在野者的地位去……」（这也就是暗示反对派应当转到在野者的地位去）。斯大林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保守主义，在这里是以一种极端愚蠢的「目的论」提出来了！但共产国际竟完全接受了这个观点，写在决议案上，说：「反对派方面否认这个可能性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不啻否认俄或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托洛茨基答复得很妙，原来「『前提』并不在世界经济底一般状况里面，并不在帝国主义底内部矛盾里面，并不在俄国阶级关系里面，而是在一国能实现社会主义的预先保证里面」！不过我们还得加上几句，而且并非不重要的几句：原来俄国革命的「目的」，只是为了「预先保证」小资产阶级官僚们能坐收革命的成果，在一个国家内关起门来和平地建设社会主义，安度他们和平而舒适的生活哩——「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秘密便在这里面，斯大林之拼命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反对他在国内继续阶级斗争，在国外推动世界革命的秘密也在这里面，为着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试图激起贫农反对富农，激起工人和贫农反对新兴的资产阶级份子，反对官僚的压迫，以期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推动世界革命，消灭资本帝国主义，以此打破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孤立状态，并走向完成世界的社会主义，——这一切，在斯大林代表的官僚层看来，都是极度「危险的」。因为对内继续阶级斗争反对官僚，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就是直接消灭他们；对外进行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说不定要将俄国拉进一个革命战争之中，大有可能打破官僚的统治。所以官僚们都一致地坚持：震动得够了，我们现在有权利休息一下，我们要在国内和平地建设社会主义，信赖我们吧，信赖我们的领袖吧！——这就是全体官僚的呼声，也就是斯大林的灵魂深处流露出来的呼声！
于是，「一国社会主义」，不多不少就是小资产阶级官僚层的意识形态之体现，而斯大林则是这一意识形态之人的体现！
现在，让我们引一段最富科学预见的文字来结束这一问题吧：
「俄国无产阶级从来不想建立孤独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乃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国内经济和政治上若是小资产阶级占优势，在相当限度内，可以接受这样的一种国家，它设法同外界隔离起来，以巩固其经济基础——但在当代技术和当代经济之下，这些形式变成为最不稳定的」，（上面一段话是托洛茨基从斯特潘洛夫和斯克伏错夫合着的那本着名的「电气化」摘引下来的，这部书曾经过列宁的审查和修正，并替它作了篇序才出版的。据托说：「这几行可注意的字无疑地是出于列宁之手的」。重点是加上的）。
从上别的一段话里表示了三个最基本的思想：（一）「俄国无产阶级从来不想建立一个孤独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综合布尔什维克、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全部思想得出的总结论，这个结论，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前，就是斯大林也完全同意的。（二）「一个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乃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像「经济和政治上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俄国，「在相当限度内可以接受这样的一种国家」，这里所谓「相当限度」，就是指若无世界革命的直接援助，或世界革命的迟延到来，斯大林正是在这样的「限度内」，在西方革命不断失败，尤其是在一九二三年秋天德国革命失败之下，依据「经济和政治上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且已形成了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而提出「一国社会主义」，即「一个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来的。（三）斯大林后来也正是把这种「理想」国家「设法同外界隔离起来，以巩固其经济基础」，即以牺牲世界革命为条件，同一切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乃至帝国主义者妥协，以几个「五年计划」来「巩固其经济基础」，但在「当代技术和当代经济之下，这些形式变成为最不稳定的」一关于这方面往后就要谈到，而且现在已成为有目共的事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预见，这里又一次得到光辉夺目的证明！
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最后分析起来，乃是俄国社会经济物质的一般贫乏，无产阶级文化水平的一般低落，及小资产阶级在全人口中所占的支配地位——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若得不到世界无产阶级胜利之及时的和直接的援助，其堕落是不可避免的，官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堕落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而「一国社会主义」则只是掩盖此种官僚主义的丑恶之一副堂皇的面具而已。
孟什维克把俄国革命限于完成民主主义，拼命阻止它发展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去，可以称之为「民主主义阶段论」。斯大林把已经超过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限于在俄国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极力妨碍它发展到全世界去，这可称之为「民族社会主义阶段论」。
孟什维克的「民主主义阶段论」，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幻想 （即超阶级的民主主义）观点出发，而建基于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和对无产阶级的不信任之上。斯大林的「民族社会主义阶段论」，则从同一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自足（即民族保守主义，实际上也是幻想的）观点出发，而建基于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妥协与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信任之上。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则完全与之相反，它是最澈底的阶级斗争论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之结晶，它对俄国无产阶级抱着确信的态度，因而主张它乘着民主革命的发展去夺取政权，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对世界无产阶级抱着同样确信的态度，因而主张已在俄国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把革命扩展到全世界去，藉以援助俄国的革命，直到完成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从孟什维克的「民主主义阶段论」到斯大林的「民族社会主义阶段论」这是「阶段论」的逻辑之进一步的发展。从俄国民主革命不断地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到从俄国社会革命不断地扩大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断革命论」的逻辑之一贯的一往直前的展开，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的斗争中，斯大林成了孟什维克的继承者，托洛茨基则始终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
——极右机会主义时期 （1924--1928年）
斯大林自宣布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他的对内和对外的反动政策 （所谓「总路线」）也就愈益自信而胆大起来。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是斯大林在国内实施富农路线最无顾忌的年头。他为了讨好富农，把农产税的大部份加在贫农身上，并让富农「把国家信用借款的好处夺在自己手中」（见托氏的「被背叛了的的革命以后引语未注明者仿此）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竟却承认了农业「中雇用劳动者和租借土地为合法」，这就根本破坏了列宁的土地法案（土地不许租借及不得雇用他人耕种）。同时，斯大林甚至准备放弃国有土地。有一个苏联记者向斯大林问道 （这是他示意的）：「为了农业的利益，把分给每个农民耕种的那块土地，让给他们十年，岂不更为便利吗」？他答道：「是的，纵然让给他们四十年也可以」。「乔治亚人民委员会委员，在斯大林的指示下，曾起草了一种解除国有土地的法案。」因此，迫着左派反对派不得不起而提出严重的抗议：「党应当抵制并扑灭那些主张取消国有土地的倾向。因为土地国有，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之一」（见一九二六年左派反对派纲领）。仅因为此种抗议，斯大林才停止了取消国有土地的主张。这时代表斯大林小组织的理论家是布哈林，他曾向农民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口号「努力致富」！这意思就是说，希望富农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斯大林为了掩饰他向富农妥协的政策，对于当时左派反对派所指出的「农民向两极分化」的现象，甚至极力否认。事实上，他既「承认了农业中雇用劳动和租借土地为合法」，就等于承认农民同富农与贫农的两极分化了。
斯大林对后来大吹特吹的农业集体化，在这期间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但左派反对派却要求：「对于乡村中个别农民的生长，我们必须加速集体农场的发展以抵制之。我们必须有系统地帮助贫农组织集体农场。一切合作社的工作，应当带有转变小的生产为大的集体生产之目的」。可是，莫洛托夫（后来的人民委员长）代表斯大林重三复四地说道：「我们决不能『跃进』贫农的幻想里面去，以为广大农民的集体化是可以实行的」。这已是一九二七年年底说的话。差不步同时，后来的农业人民委员雅可列夫也说：农村社会主义的建设，虽然只有经过集体化才能完成，但这不是在一、两年或三年就可以作到的，也不是在十年以内可以成功的。「集体农场和公社，现在，乃至今后长久时期无疑地只是农民个体经济的大海中一些小岛而已」。然而不到一年，同一莫洛托夫跟着斯大林「跃进了贫农的幻想里面」；同一雅可烈夫竟宣布苏联农业已经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集体化了，农民的个体经济快要消灭了，于是「大海」变成了「小岛」，「小岛」则变成了「大海」！
斯大林既以全力推行他那个教富农「努力致富」的政策，对于托洛茨基主张发展工业的政策也就愈加非难和嘲笑了。李阿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在斯大林声援之下，甚至公然主张「抬高谷物价格，以便给农村资本主义以更广大的地盘，纵然将工业发展速度放低亦在所不惜」。这就迫使托洛茨基却《不得不起来抗议了，他在一九二六年党大会的演说中高声叫喊道：「加速工业化，用对富农增税的方法，将产生大量货物和较低的市价，这对于工人和大多数农民都是有益的。……『面向农村』，并不是教你们把背对着工业，它只是说工业要向着农村。因为国家的『面』，假如不包含工业在内，那对于农村是没有用的」。 （重点是加上的）。斯大林对此大发雷霆，诋之为「虚幻的计划」，说「工业不应该跑上前去，而与农业分离开来，并放弃我们国家 （实际土是富农）积累的步骤」。斯大林有一次甚至公开嘲笑建立得尼伯的大水电站，说这有如「一个农民不去买一只母牛，而去买一架留声机一样。」当一九二五年托洛茨基提出的经济纲领，主张将生产增加百分之十五至十八时，官僚讥此为「一种未来的渺茫虚幻的音乐」。所以迟至一九二七年官方第一次草成的五年计划，对于生产的增加，还只规定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但也正因此，反对派称之为「乌龟速度」。总而言之，「国家资本若过多用在大的建设上，那是很危险的」，——这就是那时当权者给「超工业主义者」所下的最后警告。这是一九二七年党十五次大会上所发出的，然而离斯大林的真正「超工业化」的新五年计划已经很迫近，只差一年了。
但斯大林依靠富农阻止工业化的政策，到一九二六年初即已露出它的政治结果了。「它使城市和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信心，许多下级苏维埃被他们夺去。官僚的权力和自信心也日益增加，对工人的压迫也渐渐加重，最后是党和苏维埃的民主之完全禁绝」。这样，一部份革命的党员和工人群众便感到切身的威胁了。还在当权地位约两个著名人物，那就是季洛维也夫和加米也夫，他们从斯大林的小组织脱离了出来，公然站在反对派的地位，并带着他们的信从者加入了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左派反对派。反对派的势力是生长了。但斯大林的压迫也跟着增加起来。而且各式各样的官僚份子和投机家们也愈来愈坚决地拥护斯大林，跟着，富农们的势力也愈益增长而且愈益肥大。到一九二七年底至翌年初，他们竟公然以对城市封锁食粮来威胁了。
斯大林的对内政策既是完全依靠富农，阻碍工业化，打击工农群众，并酿成了富农的大威胁，那他的对外政策又如何呢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无论何时何处都是国内政策之继续与延长，因为二者都是由同一统治阶级所执行，并追求同一历史目的」。斯大林既以「一国社会主义」为前提，他我必须要「使苏维埃的外交政策脱离革命纲领的约束了」。
约与富农路线同时，斯大林经过布哈林宣布了「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福音。此种在国际上的「和平主义」政策，正是在国内「希望富农进入社会主义」政策之「继续与延长」，而且人们实现和平福音的唯一办法是：教世界无产阶级给资产阶级以「压力」，使其保持「中立」，不起来「干涉」苏联，以便「和平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一路线之下，斯大林于一九二五年命令苏联赤色总工会中央委员会与英国黄色工联总委员会建立了同盟，即所谓有名的「英俄委员会」（一种纯粹的上层拉拢）。为的是经过这种机关去教英国工人阶级给他们的资产阶级政府以「压力」，让它「中立」，使张伯伦，包尔温和丘吉尔等的反苏联计划不得见诸实行。但事实上，却大大地帮助了英国那些黄色领袖们（如斯夫列、喜克斯、喜特林及白亚利之流） ，给他们已往的无耻欺骗和叛卖行为涂上了一层颇为光亮的淡红色彩，得以重新要便利地欺骗工人的眼睛。一九二六年的英国大罢工，就是在这种「英俄委员会」（它曾规定俄方不得干涉英国工人运动，所以在大罢工中，斯夫列们拒绝了苏联工人的物质援助）的可耻政策下葬送了的。斯大林还未获得英国资产阶级在其工人阶级的「压力」下「中立」时，而他自己却首先在英国黄色领袖们的「压力」（压迫他不得干涉）之下对英国大罢工「中立」起来了。但托洛茨基曾坚决反对「英俄委员会」那种机会主义的上层勾结，在大罢工中，他更坚决地主张和那些黄色工贼决裂，把他们的叛卖罪状在工人阶级中宣布出来，然而斯大林却诋责此种主张乃是迎合着张伯伦和包尔温的愿望，事实上恰好是斯大林通过斯夫列和喜克斯们执行了张伯伦和包尔温的「愿望」哩！
斯大林对于中国一九二五年——二七年大革命所实行的政策，不过是「英俄委员会」的政策在东方的表演，不同之点仅在其规模之大和失败之惨，远远超过英国的大罢工而已。
斯大林一九二二年八月通过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企图通过这种「合作」以推动国民党走上革命，「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完成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使中国成为苏联在东方的可靠「盟友」，好让他在苏联「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所以斯大林对于蒋介石，不但没有及时揭露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而且以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声望替他涂上一层粉红色彩；在物质方面 （军火与金钱）尽量支持他武装他；并强迫中共作他的「苦力」在群众中替他作义务宣传，提高他的威望。甚至在蒋介石实行了反共的「三月二十日政变」（一九二六年）之后，斯大林还是照样支持他，承认他在政变中「建立的军事独裁」，接受他限制共党的「整理党务案」，拥护他「领导北伐」。但当蒋介石借着北伐的进展，达到长江流域时，便立刻回过头来实行了他的第二次反共「政变」（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政变」），转身投在帝国主义的怀抱之中，成为苏联在远东的可怕敌人。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后，斯大林又转而依靠汪精卫，希望他代替蒋介石继续革命，「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但汪精卫和蒋介石一样，最后举行了他自己的「清共」（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同样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为与苏联不可调和的敌人。
托洛茨基自始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随后又不断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实行独立领导工农革命的政策。所以他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的「国共合作」政策，断言此种政策一定断送中国的革命；只有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准备无产阶级及时夺取政权，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最后他提出警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子在苏维埃的形式中前进而胜利，则将完全失败」（见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全喜上讲演，重点是加上的）。历史的记录，恰好证明了斯大林的「国共合作」政策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绞索，托洛茨基的「最后警告」变成了预言！
「一国社会主义」与特尔米多──反革命的政变
一九二六年英国大罢工之可耻的失败，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悲惨收场，以及同年底苏联富农对城市封锁粮食的威胁一这一切事实已暴露斯大林的「总路线」完全破产了；同时，这些同样的事实，从反面证明托洛茨基的主张和批评是完全正确的。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说，他此时「应该从当权者的地位转到在野的地位去」。可是，官僚主义的本质却是：如果它自身的错误愈是被暴露就愈要把持政权。如果事实证明反对派的意见和批评愈是正确就愈非加以压制，乃至根本加以铲除不可。
当一九二七年斗争发展到异常激烈时，斯大林在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上指着反对派说：「这些干部，唯有用国内战争才能赶走的」。这是「特尔米多」的一个预告。特尔米多很快就会到来了：
与列宁手携手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创造苏维埃政府，建立红军，消灭国内反革命的暴动，抵御国外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因而得以保全无产阶级政权的托洛茨基，现在仅因为他坚持贯澈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十月革命传统，在「托洛茨基主义反革命」的罪名之下，被开除党籍，褫夺其一切职权，被投到流放地去了，一九二九年初又被驱逐到国外约土耳其。和列宁一起共同建立布尔什维克党，并为其左右手的季洛维也夫和加米也夫，则在「季洛维也夫主义反革命」罪名之下，获得了差不多同样的处分。在十月革命和内战当中建有殊勋的几百个革命英雄，及上万的英勇战士，也仅因为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和他对「总路线」的批评，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而被开除党籍，被撤职，甚至被监禁，被充军流放地去了。其中有不少的烈士更因此被枪决或被谋杀了。而代替这些革命元勋和英勇战士的地位的，不是堕落的老布尔什维克，就是新进的投机份子，有些甚至在十月革命和内战中站在反对地位的。苏联领域这一幕悲剧，按年历计算发生于一九二八年 （一月开始），和法兰西一八九四年特尔米多月发生的事变成了历史的对照。历史虽然并不重演，但阶级斗争的逻辑自有其历史的渊源，在一定类似的历史条件下，其结果也往往是相类似的。
斯大林的特尔米多完成了官僚主义的「最后胜利」，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是被绞杀了，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从此让位于官僚专政。十月革命的传统和列宁的遗教澈头澈尾地被背叛了。但十月革命和列宁的名字，仍然被特尔米多份子利用作掩护官僚专政的盾牌！
从极右机会主义到极左冒险主义时期（1928-1933年）
斯大林实行特尔米多打败了左派反对派后，官僚的统治地位似乎巩固起来了。但富农对城市封锁粮食的威胁却愈益严重，并大大地招致了城市工人群众的不满，甚至引起了官僚内部的分歧。在这种情形下．斯大林经验主义地来了一次转变，即转到那个所谓「五年计划」建设经济的时期。如果从他在国际方面的宣传和政策说，就是所谓「第三时期」。
斯大林这个转变的显著表现，就是不声不响地放弃了以前起草的、并为党大会原则上批准的那个「乌龟速度」的计划，而以一个新的计划来代替它。但这个新计划的基本内容，是全部从被打败的左派反对派纲领中借来的，仅仅是斯大林在这个计划内加上他自己的「超工业化幻想」和官僚的粗暴与混乱而已。于是，斯大林从极右方跳到极左方，「正如历史上所常见的，机会主义市转变，就转到它的反面——冒险主义。」
「五年计划」施行的结果，给苏联带来了经济的复兴，无疑是值得大加赞许的。正当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在空前恐慌打击下，而陷于稀有的衰落，痉癴与死巷时，苏联的经济却蓬勃地生长起来：无数的工厂和电站都在各地被建立，工业生产指数，由一九二五年的百分之七十五，到一九二九年增加至二百，一九三三年增加至三百。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这成就却是由于十月革命所造成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并证明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较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无比地优越，即令是在官僚的歪曲之下，还是显现了它的优越性。同时，也就证明了托洛茨基以前之提倡工业化是绝对正确的，具有无比的远见的。对于斯大林呢，只是证明他以前反对工业化及其「乌龟速度」的可耻和短视而已。
但斯大林的新「五年计划」，既加上了他自己的「超工业化的幻想」，凭空要求生产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随即又规定「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同时，对各工业部门间，尤其是对于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又很少顾及到它们的互相联系，配合与平衡。而对于资本更无相当的准备……——这一切便使计划本身埋藏了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矛盾。冉加上那些脱离群众监督的官僚们，以其特有的愚蠢和粗暴，手中拿着行政的鞭子，以致在施行计划的当中，矛盾，混乱和脱节的现象，层出不穷，浪费了无数的物质和精力，官僚们为了追求数量的堂皇，又使质量降低到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品的水平以下。（请参考新生命书店出版托着「十月革命与五年计划」中「五年计划之初步估计」一章）。对于资本的缺乏，就全靠印刷机赶印卢布来补充。因此，卢布从一九二八年的十七亿，到一九三三年增加到八十四亿。像这种通货发狂的膨胀，反过来又尖锐地提高了一般的生产费，即提高了一般消费品的价格，大大地减低了工资的实质，最后使全部经济失去了一种衡量和计算的尺度。最坏的是：工人大众在官僚们的鞭策之下，在日常消费品的缺乏之下，在工资的实质减低之下，弄得生活痛苦不堪他们于无可如何时，只得以粗制滥造，损坏物资，机器，怠惰和不断转换工厂等等来答复 （请参考上叫同书「工人生活」一章）。在这种情形下，被开除、被撤职、被流放和被驱逐的左派反对派，又不得不起来从事批评，同斯大林官僚们提出警告和建议了。
托洛茨基在五年计划开始及施行的过程中，即以不倦地指出它的冒险成份，指出它对于各工业部门间之缺乏联系、配合与平衡；指出投于重工业的资本如果太多，将太过份地减少日常消费品的部份，不能保障人民生活的必要提高。他并几次三番地说：「在不正确的计划之下，或者更重要的，在执行期间不正确地调节此种计划，则五年计划行将完结时，将有危机的发展；而在利用和发展其无疑的成绩上，将发生不可超越的困难」。「将五年计划改为四年计划，是轻率的冒险行为」。赖哥夫斯基则指出，「无论在计划中所规定的生产增加程度，或所拟的资本建设，都是没有准备的」。因此他们发出警告：「资本建设的计划，将发生极大的崩裂」。通货的疯狂膨胀，正是此种「崩裂」之表现。反对派又指出：「工人生活的水平以及他们在国家中的作用，是新社会胜利的最高标准」。如果斯大林的官僚们是从这个观点上解决经济计划的任务及灵活地调节经济——如我们在二十年前所说过——则他不会每次都遭到失败，被迫而进行浪费的曲线政策，亦不会通着政治的危机」 （「反对派公报」第二十五期第五页页）。对于通货膨胀的态度，左派反对派更表示得严厉而坚决。它在一九三二年外国出版的机关报上写道：「用铁的手腕停止通货膨胀政策的进行，并且要恢复一个稳定的通货基础」。「甚至大量减少投资亦在所不惜」。「以前『乌龟速度』的拥护者和『超工业化者」，现在好像是转换了地位」。实际上，不过是官僚转到极左的方面吧了。
在对富农和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上，斯大林的「转变」更带有可怕的疯狂性。昨天还坚决否认「富农的存在」，而现在却突然发现富农已在「威胁城市的存在了」。官僚为了维护城市，便手忙脚乱地采取了「非常手段」，即以武力「没收余粮，那时不仅施之于富农，而且施之于中农」。随后则更进一步，以宪兵警察实行逮捕、监禁、流放、驱逐、甚至枪杀来「消灭富农阶级」了。但结果连中农也遭受池鱼之殃！并且李何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及上万的追随者 （他们大多数都是忠实于革命的），也跟着富农一道，被撤职、开除，监禁上流放去了。特尔米多打击了左派之后，又掉过头来打击右派。其罪名是「拥护富农利益」。但当左派反对派攻击斯大林和李柯夫们拥护富农利益时，斯大林却坚决斥之托洛茨基主义「忽视农民」的老调。无怪乎当时的布哈林异常愤慨地说：「斯大林是借用左派反对派的武器来打击旧时的同盟者」！然而这正是斯大林的惯技呢！
按照在粮食恐慌下所逼迫出来的新计划「集体农场」，起初被规定为在五年计划之末包含农民百分之二十；随后则逐渐增加，规定为百分之四十、五十、六十、乃至八十、九十。并且还要「在最短期间内」实现，以便根本「消灭富农阶级」（即在这个阶级已经被宣布消灭之后）。但农民们之对待集体农场，不仅对官僚们的堂皇宣传不感兴趣，就是对连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也不感兴趣的。他们所能感到兴趣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只是加入集体农场后，是否比私人经营更有利些。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一般农民还看不出集体农场的好处。所以他们并不踊跃参加。但官僚们手里有的是行政的鞭子。于是命令一下，党员，乃至警察宪兵都动员起来了。农民们迫不得已只好成群结队地走进「集体农场」中。可是，他们却来了一个小小的抵抗，即「在加入集体农场之前，都把他们的农具、牲畜下甚至种子都抢先卖掉」。如果牲畜卖不掉时，就「把它们杀掉来卖肉卖皮」，并且这种人「要占可怕的百分比」。所以，那时有一个外国批评家写道：「全部集体化，使国民经济破产差不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好像经过三年的战争一样」。更坏的是，农民被迫加入集体农场之后，由于生产工具和种子的缺乏，以及自觉怠工的流行，生产物是可怕地减少了。例如谷物在一九三○年已增加到八亿三千五百万担，以后两年 （即大行集体化之后）则跌落到七亿担。糖的生产从一亿零九百万普特跌到四干八百万普特。马的数量从一九二九年约三千六百四十万匹，跌到一九三四年的一千五百万匹。牛跌落了百分之四十，猪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五，羊跌落了百分之六十六。人的损失，可惜没有统计表现出来，其人数一定是不少的。当然，这些巨大牺牲的罪责，并不在于集体化的本身，而在于施行集体化所用的那种盲目，强暴和赌博性的方法。
最后，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农村的集体化，并未解决城市的粮食恐慌问题。因为「许多集体农场抵抗粮食的征收，把它收藏起来」（一九三二年九月六日「真理报」）。因此，迫着官僚们不得不以武力去征收农民的食粮，并恢复了「食粮证」的制度，「军事共产主义」的阴影又重现出来，城市与乡村问的剪刀差在农业集体化之下向两边开展了！
要想上万万的农民抛弃他们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来加入社会主义的集体生活，必须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到了高度的水平，能够生产丰富的物资，足以保证工农本众的较幸福的生活，才能吸引他们。然而这绝非落后的俄国一国所能办到，更非短时期所能实现。所以苏联的农民问题，即农业集体化的问题，最后说来乃是一个国际问题，只有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才能谈得上认真地来解决这个问题。「一国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也成了一条死巷。
左派反对派对于富农和农业集体化问题，也同对工业化问题一样，仍然站在原来的立场上，从另方面批评官僚们的行政的残酷手段和冒险行为。在他们看来，「乡村的技术和经济一日没有完全的变化，……农民将从它自己当中分化出一富农层，必然倾向于资本主义。机械地消灭现在的富农，一点也解决不了问题。在过渡时期只能以逐步提高工业和农村经济，提高贫农的地位和文化，并用适当的税收去抑制富农的生长，他们对于集体化也是常常要求「采取更合理的步骤和更审慎的态度。既有了政权、又有了工业在自己手里，官僚们应该节制集体化的过程，而不致于把国家送到灾难的边缘」。「集体化的真正的可能性，并不决定于农村无出路的危急情形，也不决定于政府的行政毅力，主要是决定于生产资源，就是说，决定于工业的能力，要它能够供给大规模的农业以必要的机械才行。这种物质的条件在现时是缺乏的。许多集体农场的建立，其设备大部份只适宜于小规模的农场。在这种情形下，那夸大加速集体化，即带有经济的冒险性质」（以上引文均见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重点是加上的），但「经济的冒险」，同政治军事的冒险一样，其后果总带来不幸和灾难。然而这些只要不根本妨害官僚们的特权利益，他们是不管的。
「第三时期」的对外政策
德国革命惨败的大灾祸
这时期内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是在「第三时期」的名义之下进行的。为了执行第三时期的路线，首先必得改造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的创立，原来是为了代替第二国际来完成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时期，这个国际确实成了推动和领导世界革命的机关。但从一九二三年起，这个国际在斯大林、季洛维也夫和布哈林的领导之下，就开始堕落了。到了一九二八年，正当斯大林的特尔米多在苏联胜利之时，在这个国际内部也完成了一次「特尔米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召开的，并完成了这一目的。从此，各国支部的老干部，尤其是同意托洛茨基观点的领导份子，都被撤离了领导机关，甚至被开除了党籍。代他们而起的，全是清一色的斯大林主义者。从此，第三国际也就由领导国际革命的机关，而变成了替苏联外交政策服务的柔顺工具，可以在任何时候供任何转变之用了。但另方面，却因此产生了一个「国际左派反对派」。
第三国际各国支部在「第三时期」内所起的作用，除了替斯大林在苏联所干的经济冒险从事虚伪的宣传外，就是在它们本国内进行政治的军事的冒险来补充。按照「第三时期」的哲学，世界资本主义已到了最后时期，无论何时何地，共产党都可以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实际上，这是前一时期的机会主义的惨败之一种极端的反动，也就是完全脱离群众监督的官僚之肆无忌惮的冒险和盲动。这种盲动和冒险，首先被光顾的是中国。斯大林不管资产阶级如何压平了城市无产阶级，反动势力如何取得了全般的胜利，还是命令中国共产党继续武装暴动，在穷乡僻壤组织「苏维埃」，建立「红军」，成立「苏维埃政府」。实际上，这正是以冒险主义来补充过去的机会主义，并替同一机会主义掩盖其破产的罪行。但此种冒险主义的结果，如人所共知：在和蒋介石战斗了十年而被打败后，反过来又同国民党要求「合作」抗日。但在那个战斗十年中失去生命的数以万计的战士和百万以上的农民．却成了斯大林在中国实行冒险主义的祭坛上的牺牲品！
从「第三时期」哲学派生出来的另一种哲学．就是「社会法西斯」（意即社会民主党及其它的一切社会主义党派，都同法西斯毫无差别）。这种「哲学」，在西班牙和德国革命的失败中起了最决定的作用。
一九三一年四月所发生的西班牙革命，原是一个很有胜利希望的革命。因为那时整个世界经济正陷于前所未有的恐慌状态中。托洛茨基在这个革命开始时，即主张建立工农兵组织苏维埃，准备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夺取政权；并提议共产党应公开同社会民主党和无政府主义工团派成立联合战线，以反对正在兴起的法西斯；要求他们和资产阶级共和派 （亚柴拉派）决裂，让他们在自己的群众面前暴露其妥协面貌，同时将或民会议与土地问题联系起来，动员城乡广大群众围绕于无产阶级周围，组织工农兵苏维埃，从此走上「十月革命」，这是不断革命的战略路线。但斯大林对西班牙革命所采取的路线，恰好和托洛茨基的相反，他一方面，以「社会法西斯」的公式拒绝和社会民主党及无政府工团派进行任何的联合战线，以致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群众与前两灰的群众隔离起来，让它们得以自由地与资产阶级党派妥协，继续欺骗群众；而另方面，则又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对抗无产阶级专政，不主张组织苏维埃，反对用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去动员城乡广大群众进行反资产阶级反动派及小资产阶级妥协脉的斗争。这种政策可称之为机会主义 （即阶级合作）和教派主义的混合物。但这种「混合吻」恰好粘住了西班牙无产阶级的脚跟，使之无法前进；同时却给法西斯特让出一条顺利发展的大道，以此促淮了一九三四年佛朗哥的暴动。
德国自一九二三年的革命失败后，经过相当时期的休养和经济复兴 （当然是在道威斯计划下），已经恢复了它的创伤。由于一九二九年末爆发的世界经济大恐慌的严重打击和凡尔塞和约的无情束缚，德国资本主义又撞进了死港。资产阶级陷于彷徨无路，小资产阶级动摇失望，无产阶级向左移动——这一切都证明德国革命的基本条件又完全成熟了。这时横在革命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物，就是社会民主党在广大工人群众中所占有的支配影响。要把工人群众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脱出来，只有共产党向这个党提议建立反法西斯的联合战线，因为这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所极愿意实现的。「假如领袖们拒绝，他们将在自己的群众中失去信仰，假使领袖们同意，群众在实行中将比领袖们走得远些和拥护共产党员」。同时组织苏维埃，武装工人，准备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否则将替法西斯的胜利开辟道路。——这是从一九三一年起，托洛茨基对德国革命所提出并坚持的路线。但斯大林在德国所实行的政策，根本上和他在西班牙的一样。他起初借口「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子」，拒绝同前者进行联合战线以反对后者，并对后者抱着异常轻视的态度，说「它来得太晚了，」。迄至法西斯以疯狂的速度发展时 （事实上，正是由于获得了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共产党政策的帮助），斯大林又命令德国共产党，同希特勒去玩弄冒险的「红色选举竞争」，并向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大下哀的美顿书，命令他们起来拥护共产党，反对法西斯。但同时又反对组织苏维埃和武装工人，其理由是「时机尚未成熟」。实际上，这是斯大林在法西斯势力疯狂生长之前，发生了恐俱，因而采取了旁观等待）怯懦、并准备及时退却的态度。
托洛茨基这时 （一九三一年十一片）力竭声嘶地再三提出警告说：「德国……将由革命前期的状况转到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时期。此后若干年德国的命运如何，甚至于欧洲与全世界的命运如何，全要看这次德国危机的解决向那方面走」。「共产国际的领导者正在引导德国无产阶级到阔大无比的浩劫中去。在实质上即是引导到法西斯特面前仓皇失措地投降」。「国社党得到政权，好先就是歼灭德国无产阶级的精华，破坏他们的组织，毁灭他们对于自己和自己将来的信仰」。「德国法西斯特胜利以后，反苏战争将是必然的」。而且「法西斯特在德国的胜利，将表明革命的一脉相传的发展之中断，共产国际的灭亡，世界帝国主义在其最可憎厌与残忍嗜杀的形式中凯旋」。「凡是主张战略上的退却，」都是「投降敌人」。其结论是；「无产阶级必须迅速地坚决地准备自己去夺取政权。首先是德国共产党立刻改变已准备投降的政策」， （见「托着「十月革命与五年计划」中「国际形势之钥在德国」一文。并请参考「以后怎样办」一书，重点是加上的）。
但斯大林和他的德国徒党们对于托洛茨基的警告与要求毫不理睬。从他们的口头上到论文中所表现的全部思想，不外是 ：「法西斯主义的生长是不可免的，是不可以人工抑止的，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总是不可避免的，与其『盲目地』斗争，自讨失败，不如慎重地退却，让法西斯主义去取得政权，自毁信仰罢！那时候——呵，那时候，再看我们的力量！」（见上引同书）。在这样的领导精神和路线底下，当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初起而夺取政权时，德国共产党果然下令叫工人们向后退却了，留给他们唯一的安慰是：「让法西斯特去夺取政权以消耗自己罢，随后我们再来」。这可称之为中国阿Q式的「精神」，实际上是「不战而降」。正如托洛茨基所预测的：「冒险与轻浮之后，总是由屈服与投降来代替的」（见上引同书）。
可是，希特勒一踏上政权，事情就立刻明白地表现出来了 ！首先被「消耗」的「并非法西斯自己」，而恰恰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及其它的一切工人组织，是「歼灭德国无产阶级的精华，破坏其组织，毁灭他们对于自己和自己将来的信仰」！此外，希特勒还急忙地同全体资本帝国主义世界宣布：他是保卫「人类文明」而担任反马克思主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艰巨任务，并以反苏的十字军首领自居，这就明白地告诉了斯大林：「反苏联的战争是必然的」。
假使德国无产阶级不被斯大林所出卖，而能在一九三二年——二三年取得胜利 （如依照托洛茨基的路线，这胜利是十分可能的），那末，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将变成为怎样的一个新局面呢！不但苏联绝无西顾之忧，就是这次空前的屠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会于无形中烟消云散了。一个大有可能转变和开辟国际新局面的无产阶级胜利的德国，终于变成了威胁欧洲，特别是威胁苏联的纳粹强盗的德国——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政策在这里所造成的罪恶，在人类历史上还有更甚于此者吗？！
从第三时期的冒险主义又回到极右的机会主义（1933年以后）
斯大林站在希特勒纳粹强盗的胜利与恐布之前，经过一番极痉的惊慌措乱之后，即歇斯特利地把他的罗针向右扭转，一直转到一百八十度。「第三时期」的哲学从此束之高阁，代之而起的又是「和平主义」的时期。其与以前的不同之点，仅在于对民主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的党派更为奴颜婢膝，而对于一切革命份子是更为凶残迫害而已。
在这里，让我们稍停一下，谈谈一个极富政治意义的故事吧——那就是斯大林和美国干贝尔 （他当过苏联一时期的技术顾问）的「谈话」。时间是在德国革命失败的前夕。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斯大林先生……他不踌躇地和使人毫不怀疑地坦白承认：在托茨基当权时，曾有普及共产主义到全世界的企图。他说这是他与托洛茨基的决裂的最初原因。托洛茨基相信普遍世界的共产主义，而他只想将自己的努力限于自己的学内。他没有时间和金钱去企图将世界共产主义化。纵使他们愿意这样作，他的主要兴趣在改善俄国人民（即官僚们）的状况，一点也不干涉别的国家」。（见干贝尔着「俄国是市场还是危险」内所载干贝尔与斯大林的「谈话记录」。干氏并声明：这个记录是斯大林命令其书记用打字机打好的一他那时已在伦敦，「记录」上署名：STA-LIN，并有附注说：「保存这个记录，某日将成历史文件」。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
前面这段话，很明显地表现了斯大林已预感到他在德国的政策不可免地要造成希特勒的胜利恐怖，才「不踌躇地」吐露真情，希望经过干贝尔获得美国资产阶级的「谅解」与援救，并经过美国获得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仆从们的谅解与援救，换句话说，斯大林寄给干贝尔的「历史文件」，[2]不啻是在希特勒的威胁下预先投递给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纸降书。斯大林之对于世界革命的真实态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以及「他和托洛茨基决裂的最初原因」，总而言之，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真情实意，人们可以在他交给干贝尔的「历史文件」中，从「他不踌躇地和使人毫不怀疑地坦白承认」的事实中，完全明白地看出来了！
斯大林交给干贝尔的「历史文件」，可说已正式否认了第三国际的任何革命作用。而他在德国革命失败中所采取的稀有可耻的投降政策，更给这个国际的政治生命判决了死刑，从此第三国际完全和第二国际一样，只能起反革命的作用。前者和后者的不同之点，只是前者更为专横（对群众说）和无耻而已。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左派反对派」也就不得不把完成世界革命的历史任务肩负起来，决然离开第三国际，号召组织第四国际，这是近代世界历史上划时期的标志，以前第三国际内部左派反对派和斯大林官僚派的斗争，从此就变成为第四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斗争了。
斯大林在希特勒的异常威胁下，循着他的「和平主义」的或「反法西斯侵略」的轨道，卑躬屈膝地向所有的「民主」帝或主义国家去叩头，要求他们签订「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安全条约」，拥护它们的「裁军计划」，加入它们的「国际联盟」，要求它们建立「和平阵线」或「民主阵线」去对抗「侵略阵线」或「法西斯阵线」。同时，哀求和拉拢各种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或小资产阶级的派别，如社会民主党 （以前是称之为「社会法西斯」的）等．成立「人民阵线」，企图以此去抵抗每一个国家内的法西斯，总而言之。斯大林在法西斯所鼓动的战争威胁下，这时已将维持苏联的安全和存在寄托在「民主」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民主的」党派之上了，这有如一个掉下水里吓昏了的人，抓住稻草当救命圈一样。
托洛茨基还只看到斯大林开始转同「和平主义」时，他为了挽救苏联，为了唤醒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众及时准备应付新的灾祸——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即于一九三四年春天，起草了「第四国际与战争」的纲领，这个纲领所指出的主要思想是：「那引起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现在比一九一四年前还要紧张多少倍」。「除了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的总倾向是绝对明显的：即战后时期已成了两个战争中间的单纯的休息期，而这个休息期在我们的眼前已走向终结了。裁军的谈判已为疯狂的军备竞争所代替，一个新的战争在叩门了」。「每一个大的战争，不管它的最初的动机如何，都会明白地提出干涉苏联的问题。为的是灌输新鲜的血液到资本主义世界的血管里去」。「但无产阶级保护苏联，并非保护民族的境界，而是保护一个暂时压缩在民族境内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度。……没有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除了国际革命，世界任何国家都不会得救」。因此，在战争爆发时，「双方阵营的无产阶级，只有用同样的方法，才能帮助苏联，亦即帮助自己。这方法就是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重点是加上的）。
此外，托氏又指出：「现代列强问的战争并不是表示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冲突，而只是两个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因此，不但「保卫祖国」的口号，在双方帝国主义国家内是同样反动的，就是「保卫民主」的口号也是荒谬的有毒害的，这个纲领，不但给了斯大林用「和平主义」去掩饰帝或主义进行战争的可耻路线以当头棒喝，而且给了他往后的发展，如「民主阵线」与「和平阵线」等，以预先的批评 （重点是加上的）。
列宁曾说过：任何「和平主义的口号，如在资本主义下的国际裁军，仲裁法庭等，不只是反动的空想，而且是对于劳动者的欺骗，其用意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并使它忽略了解除剥削者的武装的任务 （见列宁起草的一九一九年布尔什维克党大会通过的党纲，重点是加上的）。所谓「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安全条约」，在现状下也只能是掩饰帝国主义蒙蔽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者准备战争的一种烟幕，「国际联盟」，更明显地是「在世界范围内有系统地剥削一切人民，…‥压迫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宰割一切弱小民族的强盗堡垒」（同见上引党纲）。关于这一点，即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以前也是承认的，但到一九三六年，他却认为它 （国际联盟）是可以防止战争的「和平机关」[3]——苏联之加入这个机关，不仅是「特尔米多官僚同这个毫无信用的日内瓦机关之投降」，而且是以苏联的名义替这个机关去欺骗一切人民和弱小民族，并替它直接担负其「剥削」和「压迫」的责任哩！
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固然表现了最露骨和最强烈的侵略面貌和渴求战争的倾向；但在托洛茨基看来，仍然只是一种帝国主义的面貌和倾向。它在本质上与「民主的」英、法、美等帝国主义是同样的。法西斯的德意之所以特别倾同「侵略和战争」，仅因为缺乏殖民地以供剥削 （日本亦然），而英法之特别主张「和平」，也仅仅为了保持它们掠夺得周多的殖民地——赃 腌物，斯大林把法西斯主义的德意和民主主义的英法对立起来，和后者建立「民主阵线」去反对前者，这就无异于把一群饥饿的强盗和吃得饱饱的强盗对立起来，而拥护后者去反对前者一样。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者的解放要求，绝不在于联合或拥护一群强盗去反对另一群强盗，而在于努力设法把它们通通消灭，而且拥护民主国家去反对法西斯国家，必然会使前者国内的工人阶级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所毒害，而同时使法西斯的爱国主义得以在本国小资产阶级、乃至工人阶级中增加其欺骗影响，——这在实际上又等于助长了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的侵略，促进了战争 （请参考托着「在新的战争之前」）。我们也可以用列宁的说法：以「和平阵线」或「民主阵线」去对抗「侵略阵线」或「法西斯阵线」，希图以此去阻止战争，「不只是反动的空想，而且是对于劳动者的欺骗，其用意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并使它忽略了解除剥削者的武装的任务」。
所谓「人民阵线」，则仅仅是第二国际的，亦即孟什维克的「阶级合作」政策之更有计划和更彻底的表演。其可悲的后果在法兰西和西班牙马上就暴露出来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法国静坐罢工的伟大浪潮，表明无产阶级已站立起来准备推翻资本主义的意向，假使当时法国共产党不是在「人民阵线」的束缚下，而是号召静坐罢工的群众在每一工场或每一经 济单位组织工人代表会议 （苏维埃），以此扩大成为全国工人代表会议 （全国工人苏维埃），再向城乡一切贫民和兵士呼吁，团结到他们的队伍来，组成全国工农兵苏维埃，准备推翻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在当时是可能的。法国革命的兴起，将立刻改变当时西班牙的局势，而有利于革命的发展。这样，不但战争将被遏止，就是希特勒和英索里尼也将彼淹没于欧洲革命的浪潮中。但斯大林在「人民阵线」幌子下，以全力帮助来翁．卜伦 （以前被称之为法西斯的）组织「人民阵线政府」，而后者则在「人民阵线政府」的名义下，把这次静坐罢工的伟大浪潮压平下去了。跟着，来翁．卜伦又把「人民阵线政府」的首领地位让给了达拉第 （人民阵线的另一领袖）。而达拉第则转过头来尽力压散了「人民阵线」的群众，并重重地打击了斯大林的党徒 （法国共产党人）。以后呢，「人民阵线」也就被送进坟墓里去了！
在西班牙，「人民阵线」所造成的后果更为悲惨。斯大林尽力之所及帮助亚柴拉和耐格林 （西班牙的米留哥夫和克伦斯基），名义土是反对佛朗哥，实际上则是完全束缚了工农大众的手足。因为斯大林的政策，根本不许工人阶级侵犯资本家的工场，不许农民侵犯地主的土地，尤其不许他们侵犯亚柴拉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政府，总而言之，不许跨越「民主阶段」，——这乃是俄国二月革命后孟什维克政策之澈底地有计划的重演。另方面，斯大休对主张无产阶级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领导农民没收土地，并进备夺取政权的第四国际党人及其同情者，则加以最可耻的诬蔑和最凶残的迫害 （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是以自己的格柏乌和耐格林的特务队合作完成了的）。因之，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七月事变」在西班牙获得了成功的表演。以致欧洲工人阶级最后所属望的一个可能胜利的革命（这个革命如果胜利了，不但新的战争会被阻止，就是整个欧洲的面貌也会发生大的改变），经过三年半的大血战之后，跟着法国大罢工的失败，又给斯大林葬送掉了！西班牙革命的悲惨失败，不但表示战争的绝不可免，而且已预告战争很快就要到来了！
「人民阵线」运用到中国，就是曾经以「苏维埃」和「红军：形式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战斗了多年，并抛掷了无数头颅的中共，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卑躬屈膝地同国民党要求重新「合作」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并自动取消「苏维埃」和「红军」番号，放弃土地革命，接受「三民主义」，以此获得在蒋介石指挥下参加抗日战争的权利。但其后果，不但抗日战争不断失败，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日益加强，人民愈来愈受压迫，最后连中共也自食其果——如新四军之被击溃，延安之被包围，就是显例。
斯大林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所造成的灾祸已如上述，现在让我们来看他的对内政策吧：
在经济政策上，斯大林遭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打击 （冒险主义造成的困难和危机》，以及在托洛茨基和赖可夫斯基的批评鞭策下，第二个五年计划已有了不少的改变，正因为如此，生产的发展，比起以前来获得了一种较稳定的进行。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远未能获得的成就。但同时，斯大林在其它方面，差不多像在对外政策上一样，一直向后倒退，为的是巩固官僚层的地盘。例如在工人中，以史塔汉诺夫运动为名，特别造成了一层工人贵族，把他们的「收入」升高到「超过下层工人的收入至二、三十倍之多」，并还予以种种额外的优待。这在工人阶级中固然给官僚主义建立了一个巩固的基础，但工人阶级自身的分化和对立也就愈加剧烈和尖锐了。在农村中，情形虽远较复杂，但斯大林的倒退政策还是依照同一轨道进行的。在强迫的集体化之后，「为着安慰农民起见，国家不能不同农民的私有倾向和个人主义作很大的让步。开始是正式赋予集体农场以『永久』使用土地之权，——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土地公有制」（见「被背叛的革命」第六章，以下引仿此）。可是，还有更重要的，国家已被迫恢复了小块土地的经营，各块土地有它们各自的牛、猪、羊和家禽等。无须说，这是违反了原来的集体化的。「土地的租赁虽然为法律所禁上，但事实上却是普遍地盛行，并且是在最剥削的形式之下进行的。这一集体农场租给别一集体农场，有时租给一个外边的人，有时则租给本农场中那些有企业心的场员。说起来似乎令人不相信，苏维埃农场——即是『社会主义』的企业，也实行土地的租借」。最值得注意的是：各集体农场问的「贫」与「富」相差常有天壤之别，因而那些「富裕的」和「贫穷的」农场的农民的收入相差甚远。就是同一集体农场内「大农民」「每个人的收入，比起『平均』工人的工资和下层集体化的农民的收入要超过十倍至十五倍」。这样，农民间的分化和对立也就加速地发展起来。因而「集体化就为官僚的寄生主义开辟了无限的机会，并使这种寄生主义与集体农场的上层份子互相结合起来」。
官僚主义在工业和农业方面进一步筑好了基础，于是又将其注意力转集到红军中。「废除民兵制」与「恢复军官等级」，就是其显著的表现。把资产阶级的常备军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兵制，原是马克思和列宁用以废除官僚机构的根本条件之一。但斯大林官僚层既已把持了苏维埃的国家机构，当然要废除无产阶级的民兵制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恢复了哥萨克的骑兵队，允许他们有自己的马匹及其它特权。因为「这是帝俄军队……享受特权的和最保守的部份」，这对于新官僚们当然是十分用得着的。
一九三五年九月所公布的「恢复红军中军官的等级制」（从最低的少尉到最高的元帅），这一法令对于红军的品性乃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是赋予红军军官们以资产阶级的荣显，这个法令子十月革命的原则以更为致命的打击」。但斯大林为团结一切上层将领于其周围，以巩固其在红军中的统治基础，当然顾不得十月革命的原则。而且为了完成他的邦拉巴特 （拿破伦主义）的专政，这一层更是不可少的。
此外，斯大林为了「官僚们需要一个固定的等级关系」及其特权有所继承起见，恢复了家庭制度．并连带地禁止了妇女的堕胎权，复活了金钱婚姻等。另方面，为了约束青年起见，禁止青年不得过问国家大事，即不得过问政治，只许参加「教育和文化的训练」[4]。同时，斯大林对于苏联内的弱小民族，差不多已，恢复了大俄罗斯主义的态度[5]。「因为关心到老一辈的权威，……宗教政策也起了「变化」，即以前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宗教迷信 （马克思和列宁称之为鸦片烟）的政策，现在已为「对宗教中立」的政策所代替了。就是哲学、科学和艺术也只许在官僚圈定的范围内去活动（即限于对官僚政策的解释，辩护及其功绩的描写与歌颂等）。总而言之，凡是十月革命所发掘出来的一切带有反抗旧传统和创造新社会的因素和精神的东西，因为有碍于官僚保守主义的特权统治，都得加以制止，并尽可能把它们拖回到以前的时代去——这便是斯大林政策的「精髓」之所在！（参考「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七章「家庭、青年和文化」）。
在一切都说了和作了之后，最后所需要的，就是要制定一个「国家根本大法」来确定官僚约合法地位，规定并掩饰他们的特权——这就是一九三六年所公布的「新宪法」。在这个宪法上除了欺骗和夸张的什么共产主义的原则已经实现的梦呓之外，主要的便是部份地恢复私有财产制，以及虚伪的普选代替无产阶级的公开选举制。前者表面上是说保证公民对于家庭经济、消费、舒适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之个人所有特权。但在实际上乃足承认官僚在城市的住宅，乡村别墅、汽车及其它一切「属于个人消费和舒适之物品」，都是合法的。后者则利用秘密普选之名以掩盖官僚的邦拉巴特专政之实——这当然不是斯大林的新发明，拿破伦第三早已实行过了！
但正当新宪法起草和公布的时候，即官方宣布「在苏联『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阶级已经消灭了」，因而不需要阶级选举制的时候，斯大林突然发现苏联内有一群极广大的「反动敌人」在潜伏着，甚至潜伏在共产党和红军当中。这样，新的，更带疯狂性的「清党」和「肃军」又加紧进行了。单在一九三五年最后一月及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的「清党」时候，就有几十万党员被开除党籍，其中几万人是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派」。最积极的份子，立刻被捕送进监狱和集中营去了。至于其它的人们，斯大林经过「真理报」劝告地方机关不要给他们工作，「在国家就是唯一雇主这样一个国土里面，这种办法就等于宣布慢性的死刑」，实际上，受到这种「慢性死刑」处分的不只是这次被开除的几十万党员，凡是多少表示一点反抗官僚的无数工人和农民，都遭到了这同样的命运。
一九三六年至三七年莫斯科所举行的几次所谓「反革命大审判案」，曾经轰动了全世界，这是「清党」之最高度的表演。但在这些审判案所判决和处死的「叛徒」，恰佮是列宁建立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十月革命，创立苏维埃政府，在内战及抵抗帝国主义进攻之中最积极的、亲密的合作者，其中季洛维也夫、加米也夫、李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都是列宁所领导的政治局的委员，即在火热的斗争中被选出来的党的领导层。于今全部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枪毙了，整代的老布尔什维克从此被铲草除根了！
一九三八年的「肃军」，把杜哈车夫斯基 （一个内战中的英雄和天才的军事家）所领导的整个参谋部加以摧毁，几万个具有专门军事知识的人员都被撤职，监禁，流放，乃至被枪杀 （杜哈车夫斯基即其中之一）。这无异于将红军最有才能的，在内战和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英勇和建有功勋的大批干部加以扫除，这不啻是砍去了「红军的头脑」！
人们如果将斯大林对于「民主」帝国主义及其「民主」仆从们之妥协、迁就、卑屈和投降的态度，与其对或内外革命份子 （托派）和一切反对者之无比坚决、凶残、迫害和屠杀的态度，加以对照，则官僚主义的邦拉巴特专政的本质和面貌，迪就跃然呈现在你的眼前了！
「麻烦的」西班牙革命已经被平定，「清党肃军」又消除了「国内的反革命者」，还有「和平的朋友」在国际间努力，「公开地工作」，……斯大林满以为苏联的危险已经过去，战争的威胁减轻了，但恰在此时．希特勒在苏联的门口大掀其战争的喇叭！ 斯大林可吓慌了，他在走投无路中，只好不顾一切，连「和平的朋友」也不管了，一古脑儿翻身投到「侵略阵线」的希特勒的怀抱里！于是，「德苏和平协议」出人意料地签下来了！（但托洛茨基甚至连这种最可耻的投降，早在半年前已经预言过了。）
希特勒得到「德苏协定」的帮助 （该协助不仅规定德国进攻波兰时苏联不得干涉，而且允许以食粮及其它物资相接济），就立刻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闪电地」分解了波兰 （自然，斯大林也尝了一脔）；席卷了挪威。丹麦、荷兰和比利时 ；摧毁了「民主的」法兰西，在这期间，斯大林不但完全履行了「德苏协议」所规定的对德的物资援助，而且命令其党徒们 （各国共产党人）在全世界替希特勒的「和平」主张大肆宣传，攻击英、法、美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不肯让步」等等。这样一来，「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又完全颠倒过来了！
但当希特勒 将其战锋转向巴尔干半岛。同样闪电地侵占了南斯拉夫和希腊，降服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因而完成了侵苏的一切条件，并立刻向苏联进行闪电攻势时，斯大林于异常狼狈的蠢态中，又卑躬屈膝地求救于以前的「和平朋友」，一转瞬之间，刚被诅咒过的英美「帝国主义」，又变成「民主救星」了[6]，斯大林在这方面的颠倒错乱，反复无常，可说是登峰造极。
总而言之，斯大林对于这次帝国主义的大屠杀，事先既以「和平阵线」或「民主阵线」的烟幕蒙蔽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众，「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使他们忽略了解除剥削者的武装的任务」。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始则倒在希特勒方面，替他的「和平」宣扬；当希特勒进攻苏联时，他又抓住英美为救命圈，替它们的「民主」吶喊。他把苏联的安全希望，不是寄托于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就是寄托于丘吉尔和罗斯福。列宁以「国内战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走向社会主义，并以此挽救苏联免于堕落的遗教，被斯大林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最恶毒的是：当托洛茨基继承十月革命的传统和列宁的遗教，领导第四国际号召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以此保卫苏联时 （请参考第四国际紧急大会宣言），斯大林不但动员丁他的一切徒党们，尽量造谣诬蔑，并千方百计谋杀了托洛茨基 （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
将近两年来的德苏战争，由于红军最有能力的干部经过「肃军」之被摧毁，反动的官僚们之腐朽无能，已使苏联吃了无数的败仗，失去了数千哩的土地 （其中包括许多工业城市、矿区和食粮产地），损失了不可计量的人命和物资。仅仅因为十月革命所创立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及其所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红军兵士及工农群众在保卫苏联 （她的社会主义财产制）的战争中发挥的无比英勇和牺牲精神，以及纳粹强盗本身力量之有限，苏联才得以保持现在的地位，即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没有被攻占。
最近红军冬季反攻之夺回斯大林格勒和罗斯托夫等城市，以及给予纳粹强盗以沉重的打击，其原因也在于此，但斯大休的徒党及其阿谀者们，竟把这种胜利大肆渲染和夸张。甚至说是由于斯大休的「天才战略」的结果。这表明斯大林及其徒党们，在资本主义世界面前，不敢提出十月革命所造成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在反侵苏的战争中所起的伟大作用，以及红军兵士和工农群众为保卫此种财产制而发挥的无比英勇和牺性精神。他们深怕因此引起丘吉尔札罗斯福的反感，终止对苏联的救援。实际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接苏」的主要目的仅在：利用苏联的力量（主要是人力）去削弱纳粹，以便容易摧毁它。但他们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财产制的敌视，绝不会因为希特勒的存在或灭亡而有所改变的。直到今天为止 （一九四三年三月末），我们仍然不能预断这次大战将延长多久。及其结果如何。但有一个基本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希特勒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希特勒的失败并不等于苏联已完全脱离了危险。宁可说，希特勒被毁灭后，美英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将跟随而来。因为十月革命所创立的国有财产制，是资本帝国主义绝不能容忍让其长久存在的。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胜利的进展，二者是不能并立的。」苏联要完全脱离帝国主义的威胁，只有帝国主义国家 （如美国和西欧的英、法、德、意 ）的无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保证。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的胜利，必然要引起苏联的工农群众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专制的斗争。正因此，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为了保持自己的专政，决然抛弃了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期「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但帝国主义绝不以和「苏联和平共处」为满足。因为在它们看来，苏联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如不给予彻底摧毁，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终究是致命的威胁。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这次世界大戟，没有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来结束它，只是轴心国 （德、意、日）的失败，（如前面所预测的），则这次战后世界局势的总趋势，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帝或主义和苏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财产制之间的斗争。
结束语
我们前面详细地论述了斯大林二十年来 （一九二三至一九四三年）的对内对外政策之左右盘旋的演变以及托洛茨基对其演变所提出的诊断、批评和建议，这对于一般读者也许感到繁重。但我们的目的在于充分说明：阶段革命论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与不断革命论的「世界革命国际主义」，绝非如普通人想象的，只是两个抽象观念的对立。而实际上，却是两条具有血肉的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路线，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生死斗争。虽然这个斗争还远没有完结，但已有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空想，而且造成了空前巨大的灾祸：它断送了一九二六年英国的大罢工，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九三一至三三年德国最有希望的革命，一九三六年法国的静坐罢工潮，一九三一至三七年西班牙的革命，最后，斯大林为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幻想。竟不惜帮助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牺牲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毁灭了不可计量的物资，使全人类的文化倒退了许多年。另方面，斯大林为了「顺利地」在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他谋杀了一整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和无数的革命青年，把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党，把妩产阶级氏主的苏维埃政权转变"极端粗暴的以斯大林为百的官僚专政，因而造成世界革命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正因此，为了推进相完成或际主义的世界革命，托洛茨基一九三八年为第四国际写的「过渡纲领」，对解决苏联问题提出了如下的政纲：
「苏联以一个工人国家的资格从十月革命中出现，生产手段国有这一社会主义发展的必须前提条件，开展了主产力迅速生长的可能性，但同时这个工人国家的机关，却已经历了彻头彻尾的堕落；它已由一种工人阶级的武器，变成一种反对工人阶级的官僚暴力的武器。而且越来越成为对国家经济怠工的武器了。一个落后和孤立的工人国家的官僚化。以及官僚之转变成为全能的特权等级——这不仅在理论上，此刻就是在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之最有力的反驳了。（重点是加上的）
「苏联就这样地包含着可怕的矛盾，但它仍旧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诊断。至于政治性的预断，则具有两者择其一的性质：或者是官僚制度愈来愈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一个机关，它将推翻财产制的新形式，且把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或者工人阶级将摧毁官僚制度，开启到社会主义之路。（重点是原有的）
「只有被压迫群众胜利的革命起义，才能恢复苏维埃政制，并保障它向社会主义作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只有一个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群众起义，这个党就是第四国际党！
打倒该隐 （圣经上杀弟的人）——斯大林的官僚匪党！
苏维埃民主万岁！
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1] * 原刊于《十月评论》、总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期。
[2]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斯大林接见美国 「斯克利布霍华德新闻社社长罗依．霍华德时，他也发表了与干贝尔谈话时的同样意见。霍华德问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的计划和意见，现在怎样呢？斯大林回答道：「我们从来没有这种计划和意向，……这是误会的结果」。这可算是斯大林交给干贝尔的「历史文件」的一个补充，人们更不应该 「误会」斯大林对干贝尔的「坦白承认」了。
[3]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共产主义青年高第十次大会，公然决定青年不得参加政治活动。青年团的总书记在这次大会上演说道：「关于工业的计划，关于减低生产费、经济计划、播种以及关于其它重要的国家问题，我们绝不能叽哩咕噜，好像这些问题是要我们决定似的」。「决定这些问题」是官僚的特权，青年人怎好 「叽哩咕噜」呢！
[4] 一九二二年，斯大林采取大俄罗斯主义处理乔治亚民族问题，列宁对此曾在病榻上写了一篇文章严厉攻击斯大林，但他拒绝把列宁的文章公开发表 （即拒绝登真理报）。因此，列宁写了一封同斯大林绝交的信 （见伊斯曼着《苏联的真实状况》）。这证明后来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是有其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的。
[5] 霍华德问斯大林：「战争是不可免的吗」？他答道：「我觉得和平的朋友的地位是变得更强了；和平的朋友能够公开地工作，他们依照公共舆论的力量，他们有这样的和平机关，如国联，在他们手里，……战争并不是不可免的」 （见前面引过的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斯大林同霍华德的谈话）。
[6] 当德苏战争爆发时，斯大林的党徒即宣称：「这次大战已变了质，英美反希特勒的战争，不但为了『和平』与『民主』，而且为了援救被压迫民族，变成 『革命』的了」 （见当时中其中央对德苏战争所发表的宣言及其机关报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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