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彭述之 论国民会议 （一九四六年十月） 国民党政府当局已于十月十二日明令宣布决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会议”。这表示当权政党久已预约，并在十余年来多次宣布召集，又多次宣布延期而像谜一样的“国民会议”，现在是再不准备拖延了！ 但这一“宣布”，不仅一般民众对之十分冷淡，不感兴趣，而且在野的某些党派甚至表示忧惧，尤其是共产党认为“张家口之占领及国民党之片面决定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大，乃政府决意造成全面破裂之最后证据”（路透社南京十二日电传中共发言人王炳南的表示）。人民大众对于这样的“国民会议”不感兴趣，自有其原因；某些在野党派对它表示忧惧，中共认定它的召开是“政府决意造成全面破裂之最后证据”，也许有其各自的理由。但我们站在人民大众利益的立场上，站在推进民主改革的运动上，却绝不能因此便忽视国民会议在我国当前局势下的迫切需要，以及它在民主改革运动上的重大意义。假如人们认为当权政党现时所宣布召开的“国民会议”是非民主的、是“片面”而足以“造成全面破裂”的，人们就应当积极起来召集一个真正民主的国民会议，一个足以解决国家当前一切重大问题、足以“造成全面和平”的国民会议。但不此之图，而仅以表示冷淡、忧惧及拒绝参加为限，那就无异于“因噎废食”了。 人们应当知道，民主的（普选的）国民会议，绝不能由统治者的自愿或恩赐而得。任何专制的统治者，在主观上总是害怕民主，不要民主的议会政制的。即使为客观情势所迫，也只有制造一套非民主的议会形式来应付、来搪塞、来掩饰其专政的本质。正因此，民主的议会制必须由下层民众的争取才能实现。在落后国家里，尤其是在反动的过渡时期，一般否认国民会议的历史作用固然是一种可怜的幼稚；但专靠上层的协商，希望统治者的赐予，而不动员下层群众起来争取民主的国民会议，也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幻想。 固然，现时的人们对国民会议抱着如此种种的错误态度，自有其更深远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在客观上，因为会议运动或立宪运动，在我国历史上曾经遭受了不断的惨败，造成了种种的恶劣影响，因而养成了人们对于国民会议的许多成见和不理解；在主观上，某些人们基于其特有的立场，以为现今需要的国民会议也是像我们以往的“国会”一样，不是政治的交易场所，便是玩弄政治诡计的舞台，因而对于真正代表民众意志和利益的普选国民会议不感兴趣。而一般人民大众则因为缺乏民主运动（连普选的议会运动在内）的经验和传统，对于国民会议的意义更难了解。但正因为如此，我们觉得对于一般国民会议的问题有重新提出来加以探讨和解释之必要。 特别在现时，国民会议已成了当前最现实而迫切的问题，不但人民在客观上需要国民会议，各在野党派曾一致要求国民会议，就是当权政党也被迫着不得不召开其所谓“国民会议”了。不论当权政党行将召开的“国民会议”是如何的不民主，如何的别具用心，另有作用，但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就是：当权的政党已经深深地感觉到，如果再以赤裸裸的军事独裁照旧统治下去，是不可能的了；因而不得不准备披上一件民主政制的外衣来装饰；——这就是证明中国现时的民主改革要求，已经发展到了某种程度的阶段，再也不能用简单的军事手段来压抑了；这同时也就是证明，国民会议已成为公认的解决当前一切重大问题的工具哩。在这样的情势底下，对于国民会议问题如果没有明白而确切的理解，在未来的政局演变上，在民主的改革运动上，一定会招致种种的混乱和罪恶。所以，我们当政府当局正在要召开它自己的“国民会议”之际，特将这一问题郑重地提出来，略抒己见，希望一般人民大众赶速起来加以注意和认识，尤其是切盼凡是真诚拥护民众利益，愿为当前的民主改革，为未来的社会改造而奋斗的人们，来加以认真的探讨，从正确的认识上去发动正确而有效的行动！ 民主与国民会议但国民会议的意义究竟何在？它与一般的民主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首先必须略予检讨的。 国民会议，就其本质说来，仍然是属于所谓民主的议会或国会（Parliament）的范畴。民主的议会制，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乃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之唯一合理的统治形式。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制度，才有可能使资产阶级内各阶层的利益和愿望相当地反映出来和集中起来，形成所谓“立法”（主要是宪法），并以此去影响其“行政”和“司法”，藉以保卫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因此，民主的议会制是资产阶级在其常轨的发展状态下所需要而可能加以实现的。 如果就其历史的起源和发展说来，议会制度又是资产阶级藉以反抗封建传统，反抗君主专制的武器（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节中将予以较详细的解说），并在此种反抗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资产阶级踏上了政治的统治地位时，如果它要想尽量在各下层人民中发展它的影响，利用各层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来替它有效地服务（主要是创造剩余价值），则议会制度又是较能网罗各种力量（如改良主义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及贵族工人等）的良好工具。但当资产阶级的本身发展不健全，感到力量薄弱，而又处于不利的条件下时，虽然议会制度是这个阶级之“唯一合理的统治形式”，它都是不愿也不敢采取这一形式，往往藉用某种专政的形式来代替它的。其次，当资产阶级发展到最高阶段（如帝国主义的阶段），虽然它的本身势力的发展和觉悟，尤其当后者向它推行坚决斗争的时候，它又往往放弃了议会制度而转到更野蛮的专政。同时，在这个阶级发展的最高阶段里，即令没有无产阶级起来向它作坚决的斗争而还保持着议会制的形式，但这种会议制的民主也一定越来越压缩，在实际上是为少数的资本大王或财政寡头所操纵的。最后，就是最常轨的议会制度，对资产阶级本身内部虽然是最民主的，但对于下层民众，尤其是对于工人阶级，在本质上还是专政的。 就整个的议会制度来说，它也像其他的事物一样，跟着一般的民主主义，自有其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当资产阶级往上升的时期，议会制度不但是这个阶级反抗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是自己统治的合理形式，而且对于整个的社会发展也是尽了巨大的进步作用的；但在这个阶级走向斜坡时期，议会制度便不可免地成为欺蒙和压抑民众的辅助工具，而变质为反动的了。正因此，议会制像它本身之代替君主专政的制度一样，就要被另一种更高级的民主制度（苏维埃制度之类）起而代之了。这乃是任何政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逃避的规律或命运。 至于我们现时所需要的国民会议，在本质上虽然是隶属于议会制的范畴，但它与欧美一般流行的议会却有两个主要不同之点：㈠欧美流行的议会制，大多是两院制的（上议院与下议院），而国民会议则为一院制。凡两院制中的上议院，多是由于指派，或特种推选或间接选举，因而是不合于普选的民主制的。而国民会议则应当完全由普选产生，然后才是名符其实。㈡欧美流行的议会制，不仅是两院制，同时是将“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械地割裂开来的。真正的国民会议，应当是一个具有全权处理国家一切重大问题（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在内的）机关。当然，先进国家历史上所经过的国民会议并不一定合乎这一标准，但真能够得上称为国民会议的是大致接近这一标准的，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大会——National Convention。否则，只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关于国民会议与一般民主主义的关系，我在《民主的内容与怎样实现民主》（《求真》一卷二期）一文中曾有过这样颇为扼要的叙述：“就西方先进国家的民主解放运动的体现看来，民主主义的内容或民主的历史任务，其中主要之点是：解决土地问题，摧毁封建贵族的特权及其专制政治，建立民族独立统一的国家，而普选全权的议会政制是这一民主主义在政治上之集中表现”（请参考上指该期14页）。假如我们将这一段话中所包含的意义再分成为“民主的内容”与“民主的形式”来看的话，那我们又可以这样说：“解决土地问题，摧毁封建贵族的特权及其专政，建立民族独立统一的国家”，乃是民主的一般内容，而“普选全权的议会政制”则是民主在政治上的总的形式表现。如果以我国现时的情形来作例，解决土地问题，改善工人地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外民族完全独立及国内弱小民族自决，是一般的民主内容，则国民会议便是这民主内容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或总的政治形式。因此，要求民主而不提出国民会议作为总的政治口号，则等于在政治上没有集中的表现，没有总的政治形式将一般的民主内容联系和综合起来，形成整个的统一的斗争路向。 但国民会议所能起的作用及其与一般民主主义的具体关系，也像一般的议会制度与一般的民主主义的本身一样，是最为复杂而多种多样的，是跟着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化，因而或多或少改变其形式和内容的。因此，我们要想对这问题有一个更具体的更进一步的理解，只有从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中去探求。 西方先进国家议会制演变的经验一提到议会制，现在大家都公认英国不但是这一制度的典范，而且是它的摇篮。一二一五年之有名的“大宪章”，就是一种所谓国会的产品。但那时的“国会”是贵族的。在英国第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议会，乃是十七世纪的“长期国会”，这是由反抗君主专制的火焰中生长起来的。它曾发动了英国最广大的下层群众（以伦敦为中心）并武装他们起来反抗专制的君主（查理第一），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推行了广泛的民主改革。但正由于那个国会所号召起来的民主改革超过了它自己的头，于是资产阶级分子便自动退缩，宁愿让斯图亚特的专制王朝复辟。但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的种种压制下资产阶级又感到不能忍受，因而又有一六八八年的所谓“光荣革命”。这革命算是替英国资产阶级奠定了议会政制的基础。但“光荣革命”所创造的议会不仅头上顶着一个王冠（所谓立宪君主），而且资产阶级也还是与地主贵族妥协的，选举更是距离民主甚远。所以英国的议会要变成真正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要达到普选的程度，还须经过长久的时间，经过产业革命，经过几次的“改革案”，尤其是要经过下层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的推动。一八三〇年——四八年代著名的“宪章运动”，就是一个显例。在这运动中曾举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群众会议和联名请援，要求凡满21岁的男子均享有选举权，平均选区，秘密投票及取消议员财产资格的限制，议会年选及议员给薪等等，——英国的议会在这种运动的推迫下，才逐步完成了它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性（普选制），取得了世界典范的称誉。 现时英国的民主议会制可说已达到了饱和点。麦克唐纳及爱特里这些改良主义的精灵之继续起而代替张伯伦和包尔温之流组阁执政，一方面固是英国的民主会议政制发展到最高度的表现，但同时也证明了这同一制度已临到了极限。在下一历史阶段中，如果英国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政制不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政制所代替，将不可免地要像以前意、德一样为法西斯主义所牺牲。 另一民主议会政制的典型是新大陆的美国。（美国与英国议会政制的主要不同所在，就是后者代表内阁制，而前者代表总统制。）但美国最初的一个议会——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也是在反抗英国的独立斗争中产生和形成起来的。这个大陆会议曾发动了独立战争，发表了著名的独立宣言，一直将战争领导到最后的胜利，在新大陆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建立了另一种典型的民主议会政制。无须说，美国的民主议会制度发展到今日，也是经过了多次的改革，尤其经过了群众的推动才完成的。但今天的美国议会制，表面上虽带着最民主的面具，但本质上早已成了几打资本“大王”或“六十家族”的御用机关了。 法兰西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模范，因而产生了最民主的革命的议会——国民大会（一七九二——九四年）。这个国民大会虽然不是由于普选，但却是真能代表当时一切民众的意志和利益的，且赋有解决国家一切重大问题的全权（包括立法、行政及司法在内），因而可说是名符其实的国民会议。这会议曾彻底粉碎了封建的锁链，处决了专制的国王，解决了土地问题，并动员全国力量，组织民军，抵御了欧洲一切反动势力向民主法兰西的进攻，这堪称近代史上发挥了最伟大的权威，导演了巨大进步作用的一个议会。但这种最民主的革命的议会，虽然本质上彻头彻尾是代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利益的，而资产阶级本身之害怕它，却有如害怕其影子。以致终于自愿牺牲这种议会而接受拿破仑的军事独裁，最终且让布尔帮的幽灵重新回到专制的王座上来，因而使法兰西陷于反动与革命的漩涡中至半世纪以上之久。直至吃了普法战争（一八七〇年）无比败仗之后，法兰西才恢复共和国（所谓第三共和国），踏上议会政制的轨道。但第三共和国时代的议会，比起它的大革命时代的国民大会来是远为落后的，虽然表面上推行了普选制，但实际上常是各种各式的资产阶级政客，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及所谓社会主义的投机家和工会官僚们玩弄政治诡计，勾心斗角，追逐权力的舞台。因而所谓“议会把戏”，在法国会议中表现得特别露骨。也正因此，法国的议会是最为纠纷的，由它产生的行政机关是最不稳定和无能的。所以在希特勒轻轻一击之下，法兰西的民主帝国就崩解了。这次大战后依靠英美而重新恢复的“第四共和国”，重新恢复的民主议会政制，其所表演的仍旧是过去议会的老把戏，因而重演其过去的纠纷，所产生的行政机关也重复其过去的无能与不稳定。这充分证明：法兰西除了用社会主义的民主政制来代替现时的议会政制外，势将陷于法西斯专政的悲剧之中。 德国的议会，是由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所产生，即佛兰克府的国民会议。但因为德国资产阶级的卑怯，这个议会仅在历史上表演了一下软弱无能的讽刺后，就烟消云散了。直至普法战争结束后，俾斯麦在工人运动的威胁之下，才召开国会，恩赐资产阶级以“参议员”。所以在霍亨锁伦王朝的末期，表面上虽号称君主立宪，但德国的议会始终是君主贵族的附属物，不会发展到英美资产阶级的那样的议会政制。第一次大战末，德国的工人和兵士暴动起来把威廉第二撵走，并成立了一些苏维埃，德国资产阶级依靠着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们之助，才热心起来赞助民主共和国，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威马宪法”。然而这已远落在历史的车轮之后了。因为那时，德国除了走上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外，就只有法西斯的道路。结果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威马宪法及其议会政制，不过是替希特勒准备其踏上政权，造成这次战祸的悲剧而已。 俄国的议会政制，正如俄国的资产阶级之接触政权一样，不但是最落后的，而且也是最短促的。这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先天的怯弱，自始就害怕民主主义，害怕民主的议会政制。但俄国的工人阶级，却与之相反，不但一开始就接近社会主义，并且还坚决地要求实现彻底的民主主义。所以在沙皇专政底下，坚决主张召集立宪会议，成立共和国的，不是资产阶级，反而是工人阶级及其影响下的农民。直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工人和兵士摧毁了沙皇政府，成立了苏维埃，俄国的资产阶级才勉强承认共和国，接受政权。但这个资产阶级（以米留哥夫代表）还企图建立一个不要议会制的共和国，一再延期召开议会立宪。也正因此——工农兵的民主苏维埃得以迅速的发展，因而在资产阶级的民主立宪会议刚要召开之前，无产阶级便踏上政权了。于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苏维埃政制，便直接地跨过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政制。这不但把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议会政制与社会主义民主政制紧扣起来，创造了另一个典型，而且替东方的落后国家预示了一个极可宝贵的先例。 由上面略叙英美法德俄几个国家的议会政制发展经验看来，我们可以得出底下几个主要的教训：一、民主议会的政制，绝非由于和平谈判，而是在群众反抗君主专制或外来压迫的过程中形成起来的。二、这种政制虽然是资产阶级唯一合理的统治形式，但这个阶级本身往往不愿意运用这种政制，甚至害怕接近这种政制。三、因此，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政制，只有在群众继续推动和压迫之下，才能获得发展和完成。四、当这种政制获得发展到完成时，它一方面充当了笼络工人贵族的罗网，同时又变成了少数财产寡头的御用机关，除了用社会主义的政制来代替它外，就要酝酿法西斯专政的灾祸了。五、在较落后的国家中，这个政制实现是极短促的，然而它的运动又是推进另一新的政制——社会主义的民主政制加速产生的动力。西方先进国家在议会政制的经历上所表现的这些教训，都是值得我们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十分注意而必须加以接受的。 我国议会政制运动的教训我们的议会政制或宪政运动，比起西方先进的国家来，只是一种讽刺，然而并不是没有教训的。 戊戌维新运动同时也就是一种宪政运动。但这种运动的领导者，只是在幕后推动光绪皇帝去拼命发布维新命令，却完全不会注意到召集一个民主的议会来团集各级人民代表来拥护这一运动，加强这一运动并以此去抵抗反动势力的压迫。这一点虽然不是戊戌维新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也是失败原因之一。 戊戌维新的失败召来了义和团的暴动，而义和团的暴动又招致了八国联军进攻的惨祸。满清在这种惨祸之后，就是最顽固最反动的西太后也被迫着不得不把她最憎恶并亲自取消了的戊戌维新政令重拾起来颁布，宣布准备立宪，成立了资政院及咨议局（即现时的参议会）之类，以图苟延残喘，奈为时已太晚，——这又证明反动的统治者，总是要到迫不得已时，才肯准备采用一点民主政制的形式来敷衍搪塞的。 在另一方面，当时的同盟会，从戊戌政变中取得教训，决心用革命手段来推翻满清的专制政府，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但该会的领导者们，除了政纲上的缺陷及忽视农民群众力量外，对于当时已经发动的宪政运动不去参加，不去推动，不提出像普选国民议会一类的口号去号召各层人民起来参加政治斗争，而专注于军事暴动（实际上许多暴动是冒险的），致使宪政运动完全落在接近康梁思想的一班改良主义者手里，这不能不说是铸成往后辛亥革命形成流产失败的原因之一。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宣布了共和国，但没有认真立刻召集一个普选的议会以团结并集中全国一切民众的代表们来支持它，只是忙于同袁世凯进行谈判协商，这无疑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民国二年初虽召集了国会，但这个国会的产生并非由于普选，所以它的构成份子——议员，除了一部分同盟会的老会员外，绝大多数是投机取巧的官僚政客（尤以清末康梁的立宪派占优势）；而从下层民众出来并能代表民众利益的份子，简直绝无仅有。因而这个国会也就成了一班官僚政客们玩弄议会把戏的政治交易市场，以致袁世凯轻易地用威胁利诱的种种手段驯服了大多数的议员，最后则解散了它。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这是当时国民党领袖们公开号召重新召集一个普选的议会来动员民众，收拾时局的好机会。但不此之图，他们专门从事于所谓“护法”运动，以致闹得乌烟瘴气，形成我国历史上一个最纷乱最污糟的时期。而在这时期内，我们的议会的丑态，它的奇形怪状，也就表演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至于袁世凯之召开“国民大会”来“选举”自己作皇帝，黄锟之贿买“议员”（所谓“猪仔”）来“选举”自己作总统，那更是我国议会上最最恶毒的讽刺了！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与共产党一致主张召开国民议会以反对北洋军阀的军事专政，对抗段祺瑞（执政）的“善后议会”，这在当时的政治上是适合时宜的。但人们既不会将国民议会与其他的民主任务（如对外民族独立、土地问题、改善工人地位等等）密切的联系起来，同时对于产生此种会议的普选制又没有明确规定（他们以所谓职业团体的选举代替了普通选举），最坏的是，甚至除了发表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的宣言，在很短期间内闹了一下“促进”运动之外，就不声不响地把这一国民议会搁置起来了！这又证明人们对于国民会议的政治意义，直到那时还是一部不曾打开的书。 至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悲剧中所建立起来的军事专政的国民党政府，十余年来虽然屡次宣布要召开国民会议，成立宪政，但直到“八•一三”抗战后，还只能以“参政会”来敷衍！这就不禁叫人又回忆起满清末年当权者的“立宪”的故事来了。至于现时正在准备召开的“国民会议”，究竟与辛亥革命后的某种“国民大会”有何种不同，也不禁令人大起猜疑。 如果综合上叙我国的会议政制运动或立宪运动看来，底下的几点教训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一、我们的专制政府（从满清到现在）对于民主的议会政制都是极端仇视的，倘若被环境迫到不得已时，则制造一个虚伪的议会形式来敷衍（如咨政院、善后会议及参议会之类）；假如有必要时，则制造一个假国民大会或国民会议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二、我们的资产阶级比起西方的前辈来，更害怕民主的议会政制；而我们的政客们，平时既不敢要求民主的议会政制，不愿实现普选的国民议会，但一遇到某种形式的假议会出现时，又趋之若鹜，视为政治交易的绝好市场。三、民主的国民会议，没有广大下层群众的有力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依俄国的经验，这种会议的实现又将促成另一种更高级的民主政制的到来。这些教训都是从痛苦中、甚至灾祸中所铸造出来的。假如想要推进民主改革运动的人们不理解这些教训，不接受这些教训，不管他们主观上如何诚心诚意，但在客观上总是要成为民主改革运动的绊脚石或罪人的。 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与各方的态度现时当权政党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其根本作用，我们在文本开始时已经指出。但据当局历次的宣告：是为了完成宪政，“还政于民”，因而规定这个“国民会议”的任务只在“通过宪法”，并根据“宪法”来改组政府。但像这样的“国民会议”究竟能否“还政于民”，能否改组真能代表人民的政府？为使大家了解，还值得费点时间来分析一下。现在就让我们将这个问题，“国民会议代表”的产生及其构成份子来略加检讨吧。 大家总还记得，现时的“国民会议代表”是远在十年前产生的。而产生的方式，名义上虽说是“以普通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之方法行之”（宪法草案第二十八条），但实际上却与此相反。因为一千七百名“代表”当中，即有五百名是国民党的中委员及由国民党政府直接指定的。其余的一千二百名表面上虽经由民选，而实际上不是各级党部暗中操纵，就是公开圈定的。所以这次“国民会议的代表”，只能算是国民党的代表，与人民大众是绝少关系的。以这样的“代表”来开“国民会议”，至多只能算是国民党代表的扩大会议。以这样的“会议”来“制定宪法”，“还政于民”、“改组政府”即令不叫人感到气愤，至少也感到滑稽。 诚然，政府当局已迭次要求共产党及其他党派派遣派若干代表所谓社会贤达参加，企图以容纳各党各派的代表及“社会贤达”来表达这种“国民会议”是代表“国民”的。但即令如此，这个“会议”仍然与一般的“国民”无关，至多也不过是国民党的代表们与某些在野党派的代表之一个联合会议而已。由这样的会议来“改组政府”，或者可以称之为“联合政府”，但绝不能称为人民的政府，更谈不上“还政于民”。 所以无论从任何方面说，现时国民政府当局所要召开的“国民会议”，是名实不符的，即以现时欧美各国一般民主议会的标准看来，也未免显得太过讽刺。这就无怪乎一般人民大众对之“表示冷淡，不感兴趣”了。至于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现时对于这个“国民会议”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应予以批评的。 据中共发言人王炳南的郑重声明：“张家口之占领及国民党之片面决定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大，乃政府决意造成全面破裂之最后表示”。从这“声明”看来，共产党对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并不是站在民主的立场上根本反对它的不民主，它的虚伪性，而只是指责国民党不应在“张家口之占领”后“片面决定”“召开国大”，以为这样便是“政府决意造成全面破裂之最后表示”。假如国民党不占领张家口或在另一种条件下召开这同样的“国民会议”，共产党是不会拒绝参加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共产党在过去的“协商会议”中早已不反对这个预定的“国民会议”，它所要求的只是多派几个代表来参加这一“会议”，并在未来的“改组政府”中多占据几个席位。所以争来争去，讨价还价，总是不出乎对“国民会议代表”及“国府委员”要占多少的问题；而对于这个“国民会议”本身是否民主，由这样不民主的国民会议是否能产生民主的政府，则早已置之度外了。其他的党派，如民主同盟及青年党的态度，也差不多是如此。这就证明：我们现时所谓的民主的党派，对于真正民主的国民会议，民主的政制，并不感兴趣。而它们所最感兴趣的，倒是国民会议代表及国府委员的多寡，至于这个“会议”和“国府”本身之是否“民主”，是否合理，只好任其自然而已。民主云乎哉，原来如此！ 由此，我们更加有理由说，如果人民大众自己不积极起来争取民主的改革，争取民主的国民会议，民主的改革及民主的国民会议是不会实现的。中国的民主改革运动，民主的议会制运动，还是要重演过去的丑剧和悲剧的。因此，我们希望人民大众，尤其是真诚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服务的人们，应当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索问题，用自己的行动来解决问题，首先要积极起来，争取民主的国民会议，以推动一般民主改革之实现。 人民所需要的国民会议但我们人民现时所急切需要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如果再用一句简单的话来答复，就是“普通选举而具有全权的国民会议。” 因为我们国家现时所处的境地实在是太艰险了，我们人民现时所遭受的苦痛实在是再难忍受了！抗战八年的结果，日帝被打倒了，但国家仍然处于半殖民地的困境；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因缺乏土地及遭受千百种的剥削和压迫，愈来愈陷于死亡线上；千百万的劳工愈来愈濒于饥饿和奴役的深渊；国内弱小民族则因种种不堪忍受的痛苦而常起暴动（请参考《求真》一卷二期一六一一八页）；贪官污吏更横行无忌，任意鱼肉人民；尤其是国共两党则不顾一切地继续进行极残酷的内战；——这表示我们的“对外民族独立问题”、“土地问题”、“劳工改善问题”、“肃清贪污问题”以及当前的“国共纷争问题”等等，都迫切地，急不容缓地等待解决。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国家民族才能从现时极端艰困、混乱、腐恶和苦痛的深渊中救拔出来，踏上解放的复兴的大道。但要认真解决这些问题，在现时只有立刻召集一个普选的国民会议，才有可能。 所谓普选，就是按照一定的年龄，不分男女性别，不受财产限制，人人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并由直接和不记名的投票进行选举。因为只有由这样的普选制来产生国民会议代表，才能杜绝任何的指派圈定，防止党派的把持操纵。也只有如此，才能集合并集中全国一切有能力而又能代表各层人民利益的代表们于一个国民会议，来认真讨论和决议国家一切重大而迫切的问题。 所谓全权，就是由这样选举出来的国民会议，不受任何干涉，任何限制，有权自由讨论，决议和公布任何重大问题，乃至制定国家根本宪法[1]，并具有全权推选行政机关（包括司法机关在内）来执行。如行政机关违背决议案或执行不力时，国民会议得随时重选或改组之。对于任何行政官吏，如发见其违害人民利益，或贪污腐败时，国民会议得随时议决予以罢免或惩戒之。只有这种全权的国民会议，“才有可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要求、和利益，从上至下地实行民主改革（如民族独立、土地问题、改善工人地位等）实行改变一党专政的官僚制度，使整个国家走上现代的民主化。也只有这样的国民会议，才有可能解决当前国共两党间的严重纠纷，使它们在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之下受到合理的裁判和处置。”（请参阅《求真》第二期二十页） 最后，实现此种民主国民会议的前提条件，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和信仰的完全自由。因为只有在这些前提条件之下，人民才能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发表自己对于国事的主张，各个政党才能自由宣传自己的信仰和政纲，好让人民自由选择。也只有这样，在进行选举时，人民才能自由选举自己的代表，各政党才能自由推出自己的候选人，用自己的政纲去自由争取人民的信任和选票。所以争取一般的民主自由，又是争取实现民主国民会议的绝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结论历史现在已明白地将国民会议问题提出于我们的议事日程了。各阶层各党派都将要在这一问题上受到一次难以掩饰的“民主测验”。专政者将不可免的要继续以虚伪的国民会议来应付，来掩饰其专政的实质；投机的党派或政客们，定将忽视民主的国民会议，而以某种虚伪的国民会议为满足，企图从中弄玩议会把戏，追逐私利；但真正为人民大众的解放利益而服务的党派或革命家们，也必然要反对任何虚伪的国民会议而为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而奋斗。后者一定会胜利的，因为这是人民大众所需要的，人民大众最后一定会拥护他们的。 在为此种民主的国民会议的奋斗进程中，人们应当记取西方先进国家议会政制发展的经验（尤其是俄国的经验）及我国自己的教训，藉作指南。有了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和自国的教训作指南，民主改革运动（连国民会议运动在内）一定要达到胜利的彼岸，——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超民主主义的时代正在等待我们呢！ [1] 许多人都喜欢谈宪法，殊不知没有民主的国民会议，民主的宪法是不会产生的。即会产生，如果没有民主国民会议去监督其施行，也是等于空文。所以作者认为当前的急切问题不在宪法，而在于能够制定民主宪法的民主国民会议之召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