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彭述之 我的一生经历忆述 （1976） 彭述之（1895年11月－1983年11月28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著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
这篇回忆录是1976年1月1日起由访问者录音，再由听众一边听和记录（未经讲者过目）。本刊现特予刊出，刊前曾代为删去一些重复的讲话，以便阅读，大小标题为本刊所加。讲者另有一本回忆录，分上下卷，已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印出发售。 （一）穷乡僻壤中的童年1895年11月我在铜锣村出生，隆回区中一村落，隆回区属宝庆县，有时叫邵阳县，地方非常偏僻。离开邵阳县城有180华里，因没交通工具，全靠走路。从家乡到县城只有走山路，隆回区有几十村落是小山隔离，我家更是穷乡偏僻。大山脚下有一百户人都很贫穷，只有两家人有多余的田地可以出租，祖父是其一，还有些小地主，其余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有点田地还要租些田地，其余都是雇农，自己没有田地需帮他人耕田糊口。因租不到田地就学手艺，有地方每年请他们到湘西给贵州人做手艺，因很贫穷，所以文化更贫乏，整个村一百户几百人口，能够写字的只有三家。读书在老私塾，不是新学校。 我学生时期，家里算有点文化，父亲读了四五年书能够写，叔叔读了十几年书算有点文化。总之普遍的村落都文化很低。我出生在大家族，有祖父母、伯父母。还有叔父没结婚，二个姑母，共住一间相当大的屋里！是中国很普通的大家庭。 祖父读了很多年书，但他不大能写，字可认识很多，后来也变成农民种田。我家也是农民的家，父亲完全是种田的，伯父初期开药房做生意，后来也种田，叔父读了二十几年书，也变成农民，不过他们种的是自己田地。其余的田地就租给佃农，所以经济算是富裕。有多余的谷子卖出去。有时还买入小块的田地，穷人把田地卖给我们。 这种农民家庭，当然够吃、有自己的屋，要买粗布衣服“穿”，很朴素省俭，吃和穿都不好，农民就是这样，非常勤劳。一年没有几次吃肉机会，过年过节外，平常都是蔬菜。有时豆腐，豆腐在乡间是上菜了。而油就更少的，因为贵！他们看起来，生活就很苦。吃的东西不够营养，健康当然有问题。乡村更不讲卫生，常常手和身上生疮，是很普遍的情况和很艰苦的。农民还非常保守。本来我家可以吃和穿得好一点，但是他们不愿意，却把钱留起来，再买田地，农民就是这样，是个小地主也很朴素和很苦的。 其他村民，我的邻居更贫穷，他们是自耕农，比我们生活更坏，至于佃农，尤其是雇农，替人耕作的农民非常苦，想起来都可怕，他们经常替别人做工，农民的工作有季节性，夏天春天种地，秋天收成有工作，冬天没有就失业，但饭还是要吃，他们到山上砍柴，卖给地主来生活。他们非常苦。到了冬天有时没饭吃，吃稀饭。我少时印象最深刻是我堂叔，父亲兄弟辈的，是一个雇农，有妻子和一女儿，却养不起！他的妻子，生一种营养不良病，一身都肿起来的病。穷人很年青就死去，女儿也死去。他自己勉强自食其力，度日如年，他很痛苦，我离家的时候，他还没有死，不过他是非常艰苦的。我才10岁，跟他的女儿玩，非常深刻的印象。因同情他们，我对母亲说：“给他一点粮食！”，村民给粮要还的，要钱的，他拿不出钱来，只好赖帐。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例子，还有很多人不够吃的，我年轻时的深刻印象。我还不懂什么平等，就觉得很难过。总结家乡是贫穷和文化水平很低。 我家是十几人的大家庭，这种家庭是不合理的。我父亲、伯父、叔父，他们相处不坏，但是伯母、姑母和祖母们常常有磨擦。少时不懂，觉得她们不和谐，芝麻小事都矛盾冲突。一般家庭都是这样的，尤其婆媳之间。母亲和姑母之间的不和是大家庭给我的印象。但是，我是幸福的，因是家中第一个男孩，长子嫡孙、大孙子。所以得到祖父母的宠爱，连姑母也爱我，尤其小姑母比我大十来岁。我在家中地位特殊的被大家保护，但他们不懂得爱、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我虽然感觉到爱，祖父母特别宠爱我。母亲生下我后，连续生了六个孩子。她的负担很重和没有精力。除了照顾孩子外，大家庭媳妇做饭是份内事要轮流负责，伯母和母亲每人负责一天，那负担很重，还要给孩子洗衣服，到晚上，还纺棉花和纺纱，很苦。所以母亲根本没时间照顾我，就交给祖母、姑母照顾。父亲种田，但有点特别，他读过私塾，平常中国人读私塾四年，只认得字，不能写，不能看，读些古书。我父亲读了四年书，能写和可以作诗，他常常看书。算是有文化的农民学者了。因他经常看书，耕种完就看书，也不照顾我、也不管我。到我稍微长大，邻居有一批孩子和我年龄相若，也没有玩具，附近有一条小河，河里捡些花绿绿的石子，给我们玩花样来的玩具了，孩子的生活非常枯燥单调。所以我的童年在家里受到保护，好像很爱我，而邻居因我家环境好些，孩子对我也好点，乡间非常势利的。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不过我喜欢外婆，她是个中等地主。我们每年总要到她家去一两次。外祖母非常喜欢我和父亲。所以过年过节到她家就是最大的享受。此外，乡间有神功戏，是一种迷信，一年或两年一次喜庆的是了不起，是乡民最快乐的时候。 （二）思想渐起变化因乡间贫穷，没新式学校。只有“私塾”，私塾是几家人合起来请一位老师到家教书。乡村贫穷，所以请不到好老师。1902年约七八岁，在“私塾”读三字经、四书、五经、论语、孟子、中庸、诗经等。每天老师读几段。要是不懂，他也不给你讲解，只有死背，记在脑里，到下午写字。孩子常常读了三、四年书也不懂。只认得字，不明白字的内容意思。先生自己也许不懂。我读了五年，先生没有讲课。就是背。我可以背很多本书，背，像欧洲中古时代背圣经一样。这情形下孩子很苦，读书是件很苦的事，因为要背，死记，又不懂，所以读书觉得很苦。我读了五年，认识上万的字，四书五经可以背，就不懂书中内容。连教书先生自己也不懂。到了第五年，去较远的地方读书。有个同学约二十岁，他能够写文章。跟他同房。老师才第一次讲论语。还讲一些古文，教我们作诗，对联等、故进步很快。日后才可以自己看书，自己看懂了。 1909年，我的思想受影响。当年我没有读书，因祖母病得快死了，每天请医生，给她买药。我们的医生很苦的。住得很远。要清早起来跑去请医生。否则他就出去了。所以我就替祖母请医生、买药。父亲见我有空闲时就讲讲书。他给我讲古文、讲左传，讲得不错，甚至讲诗。我才发现父亲是有文化的。我受他的教育不少。那一年，我的思想起了大变化。当时没有报纸的。对外的世界根本不知道。就是听说，慈禧太后、皇帝都给外国人赶走了。完全没有国家的知识或认识世界，我们的生活范围只是小村落中。 远房的叔父是大地主的儿子。离我家有二十几里，他有田地租给人。他在湖南省城长沙读书，约1905和06年，中国开始有新学校，他去读书时，本身已经有点知识。他来我邻居收租，见我读书，好像喜欢的样子，从背包找《醒世钟》给我。《醒世钟》作者陈天华----离我家不很远的新化县。陈天华1901年到日本读书，因他很有天才和研究世界的情形。1903年他写了《醒世钟》。当时中国出现民族主义运动，《醒世钟》是最有力的，起了很大的作用。又是白话文写的，不是文言文，所以很容易读。1906年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反抗日本，鼓动一个中国学生运动。他反抗日本人压制，非常气愤的投海自杀。因此在中国学生中起了很大的一个运动。由于这一点，我特别感兴趣。一个晚上就读完。我脑海里完全被惊涛骇浪冲击着。才第一次认识中国很大，但是非常危险。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便被外国人打败几次，割地求和、赔款、订不平等条约等。外国要瓜分中国，书本上说侵略情形。《醒世钟》就是提醒国民“满清政府”是这样败坏国家的。陈天华反满的。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欺负中国。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是这样一个败坏国家，我们要反对东洋、反对满清、反满、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思想等，我第一次有政治思想。 1910-11年开始注意报章，教师是懂的，懂旧的，刻意讲解。我用中文讲，也作文或写诗，自己看书，看历史。我作为一个学者觉得国家很败坏，觉得读旧书没意思。到了1912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要到外读书。再不能读旧书了，这对我有很大影响。家中可以够吃，但要到外地读书就有问题。刚好那一年，十几个村合办了新学堂。一位本姓地主绅士劝我到那学校读书。学校请了两教员，一教中文，一教科学、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学。这位教师是北京大学学生。辛亥革命时回来了。他懂一般的物理化学、数学和天文地理。他就教我们，我们只有五六个孩子。第一次学科学、自然科学、物理化学、数学、地理。把我的眼界扩大了。有初步的知识，因我的中文底子好，学得不错。 （三）进行反袁世凯、反日等各种斗争一位姓龙的教师告诉我，他很看重我。他二十来岁是大学没毕业。他说我的中文比他好，应到外地读书。我受他的鼓励，更决心要离开乡村到长沙读书。但经济很有问题。母亲同情我、在起程时还有点钱给我做路费。1912下半年我离开乡村到长沙读书。第一次离开家乡到长沙新式学校邵阳中学，邵阳人在长沙办的。这中学从校长和教师都是日本留学生，更是国民党同盟会的会员，老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他在日本留学有深厚的学养。我到学校正是辛亥革命一周年，有盛大的集会游行，学校是纪念辛亥革命第一年，事前，我对辛亥革命称之为小便士，认为辛亥革命是英国钱币中最微少的一个钱币，差不多是一毛不值的意思，这就是我的反应，其实是我认识不深。到了长沙，学校都是同盟会的人，校长是湖南人，和宋教仁组织国民党，在那波澜壮阔的运动中黄兴是第二号人物，也是湖南人，回到湖南目的是组织国民党。校长和我、学生们都欢迎他和游行，我才知道同盟会的历史。那时候因为校长从前是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他的办学比较新式。所以除了功课外，有一种集会、学生自由演讲。校长出题目，例如是共和国好还是君主共和国好？那时与袁世凯有冲撞的。首都在北京还是南京好？还是在汉口好？这样的题目叫学生讲演争论。我是第一次上讲台。就争论“首都在什么地方好？”我讲“在武汉好”。南京被外国霸占了，而北京是官僚的，校长贺炎武给我很大的鼓励。私自找我说，你的演讲非常好。可以成为演说家，可以加入国民党，在湖南，他是国民党的一个领袖，我就这样接触政治关系的。贺炎武是举人、拔贡生，所以有资格到日本留学，是有派头气派的。他鼓励我，自此，我在学校出了名，凡有演说都叫我做代表。虽然我还年轻就参加了政治活动，已经在政治圈中很有自信。天天看报，因看了报，我们要发表意见。有集会来了，我们就表示意见。政治上，跟我以前读陈天华《醒世钟》的时候，活动更扩大了和更政治化。那时很看重中文作文。我们中文课题跟政治没关连的，我也要把政治意见加上去。那时的政治思想就是反对袁世凯。因我们已经知道袁世凯是北方一个官僚军阀。我们一般尊重孙中山和黄兴，黄兴在同盟会有很大的声望，宋教仁辛亥革命后也是国民党人。所以，有他们的影响，湖南的学生很政治化地反袁。教育司管教育的，派两人到学校来调查。刚刚我们作文，写完的卷子交监学，派来调查的人把卷子拿走，看学生的思想。我们写的文章都是反袁的，不一定有这思想，但像我和几位写的文章就可以看出那个倾向。于是，大批军队包围学校。先找校长，校长已经不是姓贺的。刘校长没有政治思想，但较有道德感，军队指导员把校长和教员拘捕。姓李教员说：跟他们不相干，是我责任，卷子是我的，我个人负责任。这事对我影响非常大。我认为他很伟大。结果枪毙了李教师、校长监禁十五年。校长写了封很漂亮的信给学生。非常感动地说我们的李教师很坚韧，在牢里绝食，一切是他个人责任。我们听了，都哭起来。这给我们上了很重要的政治一课。我们想暗杀敌人，几个学生当然办不成。我们立志要暗杀他，没有武器，所以很颓丧，就决定离开学校。因为换了校长，袁世凯派来的。 1914年下学期离校，回到宝庆，结束了两年中学，宝庆中学是五个县联合办的，邵阳、新化、隆回、武冈、新宁，一个大的中学。在长沙可以看杂志，在宝庆就很少。也有私塾偷卖带有革命性的杂志，不过不能满足我。就很用功地读古书。研究中国历史、古文诗词等。看一点改良派梁启超的书，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另方面，他讲民族主义、讲改良主义。对初步的学生也有用处，我的思想不断发展。 1914年发生的世界大事是帝国主义内部战争和袁世凯要做皇帝。他把宋教仁刺杀了，袁世凯比满清没什么不同。另方面，这世界中，帝国主义的思想，还不叫帝国主义，那就是英法俄，同德国奥国、德奥、德奥土结盟。我们还没了解，为什么要有这个战争，不过有一个感动，就是他国也是人，为什么斗争呢？他们所谓文明，我们国家打仗很野蛮，到处死了很多人，对于文明两字，不过如此，我们不懂帝国主义，看不出这种文明。 1916年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是无耻的，消息公布后，全国的人，主要是学生，尤其南方反对最激烈。把日本的货物烧掉，表示反对日本。我在学校是第一个主张，凡有日本的东西把它烧掉，以示抵抗。因我是高年班快毕业的。表示对二十一条不满，校长就反对我们，他也是留日学生很顽固的。我不管他，就对学生演说，我们要组织学生会。学生因我是高年班，还有几个人赞成我的意见，就把全体学生鼓动起来组织了学生会，我就是学生会的主席。校长非常讨厌我，借题发挥要开除我。因开除我的牌子已经挂出来，我都快毕业，于是引起全体学生抗议，把开除我的牌子用脚拔掉，并引发学校风潮。结果开会，校长要说服教职员，而我就跑去反对校长，教职员会没人支持他。我是学生会第一个出来斗争的。湖南也组织学生团体，到乡村和小市镇演说。说二十一条是一种卖国条约很危险的。在乡村我和另一人演讲了一个月。我第一次把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带到农村去。同时了解农民对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反应，那个月走了很多地方，农民听了我们的话，反应很热烈。我们要想办法反抗帝国主义、反抗日本、也反抗自己政府。我第一次得到农民的反应，对于国家的思想认同。当然也见识乡间学校的教员和绅士。但是反映最好的还是普通人、工匠、农民、小商人。整整一个月，就是我第一次到农村的政治活动。下半年我毕业。毕业后，我的志向是想到北京或上海上大学。和父亲商量，他把所有的地卖了，还不足够我上大学的。 （四）在长沙工作1913年，我从长沙回到乡间，和几个长沙读书的学生要办学校，乡村要办新式学校。乡间有一幢屋是从前办书院的。这屋被土豪劣绅霸占变成私用。我们三个学生要争回这幢属于大家的屋。于是我们回到家乡纠集同心思有改良主义的人，和他们讨论，我们要办学校，把书院的公屋拿回来。当然有绅士支持我们。一些老绅士就非常反对。于是我们三个学生，姓袁和姓花的去县政府控告他们。我们背后有会做状子的支持我们。这斗争使我得罪了当地的老绅士，尤其本姓的宗亲绅士。他们给我父亲很大压力，反对族长是要被开除的，不许姓彭。中国传统就是这样，你姓彭的，不许你姓彭。弄得我父亲很狼狈，因他们辈份高。我告诉父亲，办学校是对的，公房被绅士拿去抽鸦片私用是不对的，结果学校被我们办成了。 读书的问题。没有办法，父亲有道理，家中没能力，我很颓丧。那一年刚有人请我教书。学校是我们最好的学校，请我去当教员，有四个教师，待遇很好。我在学校工作三年，是我人生中最好的生活，因为环境很好，待遇很好，虽然钱不多。不过很舒服。我利用这个时候研究中国的旧学问、中国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哲学、等于一个大学的文科。我的习惯就是喜欢看书，一辈子都是这样。所以，一有时间就看书、研究。在这个时候对中国的旧学问，我比较有一种眼光，一种所谓西方科学眼光、民主主义的眼光。对古代的哲学、中国哲学的发展，我很有兴趣。我研究古代的庄子、孟子、老子三人。同时，写文章写得很好，像古文，我能够写古文诗词，算是很好的。 到了1919年，学校是较特别的有报纸，在我们乡村有几间学校，其他是没有报纸的。因我们有朋友在安徽县衙门做公务员，把报纸寄回我们，他们不要的报纸，看完了按时寄回来，所以我们经常可以阅读，就知道城市的发展情形，也知道发生了十月革命。 1917年。我还弄不清楚十月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对这事很有兴趣。劳工政府又说共产主义，又说国际主义，我就去读历史。那时我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我看过无政府主义的书《民声》，也是我叔叔给我《醒世钟》的。《民声》是刘师复办的，我觉得《民声》很有意思。觉得他说的是理想，但办不到和空想的。没有很深的印象。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报纸常有刊载，我就更多地思想，更多地注意这问题。但搞不清楚。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他带这些书给我，我非常有兴趣，对这件事，从前弄不清楚的问题，看了这些有点清楚。那份《新青年》五月号，1919年五月号----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还登载了其他的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和各种思想。《每周评论》也谈社会主义。尤其对陈独秀提倡白话，陈独秀跟胡适之倡议白话文。这一切对我是完全新的。第一次看了马克思主义专号的文章谈俄国，介绍俄国文章，完全是新的社会主义。认为旧文章不应当。年轻人、小孩要把文章读好，要读十年八年。我觉白话文很简单。所以那一年，我就提倡新文化。我在学校教孩子学白话文。当然其他的教员还是教古文。我鼓励学生到外地去读书。我的学生很多，当然那些学生相信我。1919年完了，我决心离开学校到邵阳去。我的思想很复杂，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我觉得社会要改造，所以我是第一个要彻底改造的。为了做这事情，我不能在学校。有朋友跟我说，我们办一个山庄也好，无政府主义的山庄。我觉得有意思，但何来土地呢？用什么来做房子呢？我也考虑过这些问题，1920年春，我决心离开我的家乡。因我教书有点钱作路费，我就不管父亲和外公了。 那一年的初春，另外一个同事学校的校长，他要到外地去，他是地主，有两个学生，也是那学校毕业的。1920年，我离开了家。从湘江乘船转到长沙。随后到武汉，我准备到北京去，可是京汉铁路断了，因为战争----割据内乱。弄得我很狼狈，没有办法到北京去。我妹夫在贵州做生意，他说你不能到北京去，就到我这里来看看。我到了贵州也有好处。相近湖南，跑到贵州铜仁镇，就是取漆的，我妹夫是开漆房的，在那里住了一两个月。 一位姓罗的，他在湖南长沙中学当教员。他对我很好。他是校长贺民范一位教员，是我的好朋友。我到贵州旅行的时候，跟他通信。信内有写我的理想，发表了我的意见观点，一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朋友把信交给贺民范校长。贺民范看了我的信，说是社会主义者，我的朋友不很清楚。校长叫他赶快写信，叫彭述之到长沙来。我们学校准备要组织社会主义的团体，就是组织共产党的意思。我得了信，就从贵州到长沙。到长沙见贺民范校长，他跟我谈得非常好。要先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他看到我的信，知道我的意见，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当然赞成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九月初，贺民范要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贺民范已经六十岁的老头子，本来是日本留学的，经过辛亥革命的，他喜欢看新书新杂志，长期看《新青年》。他学校有几位学生后来都很出名的，他介绍他们到上海去参加‘工读互助团’，这些学生是上海开始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分子。当然跟陈独秀有比较直接的联系。通过这些学生告诉贺民范，贺民范就直接跟陈独秀通信。大概从1920年夏天陈独秀跟贺民范通信。因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从1920年7月开始成立的，所以他知道这个情形。虽然他是个老头、老青年，他自己也干青年团方面的工作。我在湖南第一次才有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约在9月初，我跟他谈论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长沙还没有共产党的，上海已经有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5月开始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7月成立的。当然，长沙还没有共产主义的组织，他和我谈起，大概4、5人有这倾向，想组织一个共产主义的团体。他提到毛泽东，还有船山中学李教员。上海已经有共产主义的团体。他建议我到上海去，算是我们共产主义团体的一个发起人，所以他就写信给上海陈独秀。 （五）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我在1920年9月中到上海，上海因我已是共产主义的一分子，就第一次见了陈望道。陈望道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主编《新青年》，我第一次到著名的渔阳里，后来就是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组织的渔阳里六号。已开始办俄文学校。而且准备派人到俄国去。我到了，陈望道就安排我（大概有十几、二十年轻人）去学俄文。俄文的教师就是杨明斋是山东人，在俄国加入共产党，给魏金斯基做翻译。我学俄文差不多半年。每星期有会议，会议是共产党方面跟青年团方面一起讨论各种问题。最普通的关于青年人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一个特别组织，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会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参加。就在渔阳里，那时住在渔阳里的有两人，杨明斋和陈望道，在外就是李达，他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教哲学的。另一李汉俊，他们都是上海小组的发起人。陈独秀因住在法租界不太方便出面。法租界捕房很注意他。所以在渔阳里，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机关就是四人，经常碰头的是陈望道、杨明斋、李汉俊和李达。他们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到的时候，有两个年轻学生也是渔阳里的学生。因我跟他谈一些问题，他觉得我的了解程度比别人深入一点，所以，他就介绍我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研究会每星期一次聚会，讨论的是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讨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我们都有书本，先看了，每次讨论一个问题。是中文，从日文翻译出来的。有一本是考茨基论资本论的第一卷。我们把那本书做预备，按部就班地研究。后来，刘少奇等七人，也是贺民范介绍的，他写信给我，要我给他们安排学俄文，到俄国去。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刘少奇是七人中的一位领袖。我看刘少奇较其他人更深入认识多，他很认真，所以我把他介绍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内有四人是比我们长一辈的，有四个较年轻。其他人没参加，因他们了解程度不足。其中有萧山，他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七人之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七人之一，有二人是很出名的。一是任弼时，一是萧劲光海军部长。当然还有其他人，特别是工人运动的。这些学生是学俄文的，在渔阳里好些都在工人运动很活跃。我的湖南话不行，不懂上海话，所以我不能够到工人运动，还有其他的人都不能够，要懂上海话才能够接触工人。所以，我们没参加工人运动，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李启汉，他懂上海话，也是湖南人，在上海罢工，是很出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我没参加工人运动，专心做研究，我对研究有兴趣，尤其对理论、哲学、政治学等。我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在该研究会有两人较高修养，一是李达。李达正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史观，他在复旦大学讲哲学，也是日本留学生。一是李汉俊亦是日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他在上海的一批领袖中是他认识较深入，因他日文很好，还懂德文、英文，所以能够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是很认真研究。所以，在研究会遇到难题，经济学是李汉俊解释，哲学是李达解释，所以得益良多。刘少奇也很认真，不过他一般的知识水平不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剩余价值等理论，他就不容易懂。其他人也不易懂，我倒能够掌握，故较有兴趣。当年在渔阳里，来往的有二三十人，大半是湖南人。这些都是贺民范介绍的，贺民范可说是湖南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领导发动者。他非常热心。所以他接见青年，就把他们说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再介绍到上海。其余是上海本地留俄学生，其次是浙江人。陈望道是浙江人，是浙江师范学校的教员，所以他的学生后来都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有其关系的。此外四安徽人，还有二江西人。主要是湖南和浙江人。 （六）到苏联留学我简单说说如何到苏联。先到上海，主要是想去苏联研究。1920年，苏联开办了一间党校东方共产主义大学。这间学校是为了苏联少数民族开办的，俄国组织有很多来自东欧，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第三国际决定，也应该为亚洲的东方民族开放。开放消息是通过魏金斯基，问中国可否派学生到俄国。魏金斯基和陈独秀讨论，陈独秀是求之不得。就决定派年青的共产主义者到俄国留学。为这事就开办俄文学习班。名义是外语班，并不是俄语班，因在上海必须掩饰。所以我一去就和其他人齐学俄文，后来刘少奇也学俄文，目的是俄国去。这批人都加入青年团或入党。那时，党最感觉是缺干部，与欧洲和美国不同。为了未来是对的，所以要培养干部。因我们在中国只有几本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中文书，例如共产党宣言。当时我们的英语不行，不能看书，看得很吃力。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当然到俄国去，俄国那时革命了，年青人都把俄国看成共产主义圣地。所以非常强烈要到俄国去研究。 到俄国很不容易，因俄国刚刚成立远东苏维埃共和国，是俄国的东方一部分。海参崴就是海参威，是日本军队控制的，一条阿木然河隔住，东边是日本军队占领，西边是红军，所以到俄国是危险的。如果走满洲方向很难，因张作霖军阀监视很严。俄国同志魏金斯基认为较安全的，是走海参崴海参威。当然危险，但年青人是冒险，不管的，我把人分开，三人或者两人一批，都装扮工人的样子，我和姓殷一起，其他的三两人一起乘俄国的船到日本，在日本转到海参威，海参崴。上岸是很危险。日本人检查很严厉的，我和姓殷的每人一介绍书，是魏金斯基签名的。我们拿着信件，在俄国就得到招待，但是，上岸的时候，日本人检查得非常严厉，船上的人都说，检查是共产党人就要拘捕，所以把信撕掉丢落海。后来便很麻烦。检查我们，让我们上岸。 找到一中国人开的旅馆在海参威住下来，海参威有很多华侨。我们问没有介绍信怎么办？要想办法通过奥穆尔铁桥到俄国去怎么办？后来就写了篇通讯，讲从上海到日本，到海参威的，写了一首新诗，关于海上情况，投稿给海参威中国人办的报纸。想找路线关系，投稿到报馆，第二天注销，报馆主编跑到旅馆，我们不敢说真话，我们说到德国留学的。他很高兴和很有兴趣说：如果你们到德国，能给我们通讯吗？我说可以。他是报馆主编，掌握各方情形，于是把从海参威，海参崴，到哈巴罗夫斯克，怎么移转到红军区，这情形让我们知道了。 买到火车票，到哈巴罗夫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就是黑河。到了黑河车站，上车就有问题，因为身份是到莫斯科学习的。但证件呢？我们告诉他，怕日本人检查，撕掉了，当局把我们软禁起来，不许动。因我们的俄文不行，跟俄国人交涉不清楚，简单的话可以说一说，但解释就不行。 所以，车站的职员找华侨翻译。我们告诉他，我们的情形，他说，你们还有几个人在前面去了。我说，是的。所以那个车站的职员告诉他说：“OK”，于是我们和几个中国人还没走，如刘少奇他们还没走，他们在我们前面便算通过了。麻烦在哈巴罗夫斯克有华侨工会，要人去办报纸，同志要到莫斯科的，大家推我来办报，我就住下来一两个月办报。在西伯利亚的红军又派人来，红军要中国人参加红军工作，工会便解除我工作。我离开哈巴罗夫斯克的一个城市。那里有几百人的中国军队，也有几百人北韩军队，正在组织训练。所以西伯利亚的红军，总司令甘达施负责的。还有一个政委负责教育。所以要我们做教育工作。这些军队都是中国东三省人。他们还有红胡子，红胡子就是地痞流垊，他们什么都做，包括强盗。我和姓殷的住了一两个月，每星期对中国的军队讲话，从最简单的共产主义告诉他们。不过也知道他们要革命，他们都是贫农失业的，是北方的真正低下阶层人。但到了1921年7、8月间，莫斯科有一命令，停止中国的红军和北韩军。因当时俄国已经跟日本讲和了。日本的军队在海参崴准备撤退，我们这支专门对付日本军队就不需要了，我们当然也不需要在那里做政治工作。那时就要我们到莫斯科。起初到库斯克，因库斯克设有远东局，管理东方的运动。大概在8月底9月初，远东局把我们送到莫斯科。第一次到莫斯科，有人报告俄国人叫他们招待我们。我们就直接到东方大学留学。 （七）在东方大学到东方大学的中国人有二十个以上，这批人分成两派系，有五个人中一人说俄文很好。他跟学校接触买食物，办交涉等等。那时候是饥荒最厉害的时候，没东西吃，吃得很坏。所以，面包吃不饱和非常苦的。 一位姓涂的领两份，他也节省地给别人吃。但其他人一看便反对，弄得很坏。事实上，不一定领面包的人特别坏，不过这也证明，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制度，也有官僚腐化的机会，他们五人，对领面包的事情，促使其他人反对，这情况非常坏，很难调解，所以，我出现，就很多人跟我说，像刘少奇一批人，还有其他的人。我就找他们商量，那领双份面包的人要公开说出来是个错误，不应该的；他们认错就算，不是很大的政治问题。一点物质问题。所以我把纠纷解决了。 我来到前，没有组织，全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中有少数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没有组织，我觉得情形不对，把团员在莫斯科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制度，后来变成党员，是共产国际允许的。我们中国人俄文不懂，不能参加俄国的党。后来我被大家推举来做书记，是党团书记，党跟团的。我把好的和坏的条件都说出来让大家研究。告诉他们，我们来干什么的？我们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将来要改造中国，说一般的道理。大家当然明白。我们要认真学习。首先学俄文，再学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哲学、西方文明史、俄国共产党史。这样便没有22我们讨论中国问题，讨论世界的政治经济局势。当然是很紧张的。但是物质生活非常坏吃不饱，各人都有病，我有肺病，营养不良，但我们很用功，学习很紧张，所以一些人的身体很衰弱。 俄国最坏的情况是1920、21年饥荒，内战刚刚停止。没有生产，新建设的经济政策在1921年3月刚刚通过，还没实现。加上顿河流域大饥荒，数以万计的人死去，还有美国的胡佛（后来做了总统），他就是去放债给俄国，他出名了便当选总统。他带了几百万美金来放债。这是非常重大的事，这情形到了1922年秋天，收成才好一点。新经济政策实现了，所以情形就好。到1923、24年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在1924年我回国时，经济恢复得很快，是由于新经济政策的结果。 所以我在那里很苦，每个人都是，有病的。所以有些人不愿意学下去了，要回国，怕留在那里要死去，要饿死，生病。刘少奇和萧劲光一批人要回国工作。在1922年暑假，他们大批人回到国内，留下的是少数人。我也是留下的。1922年末、23年初，陈独秀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跟我谈到欧洲的学生。那时在欧洲，主要是法国、比利时、德国，大约有上百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1921年自己成立的。成立组织的发起人是蔡和森、汪泽楷、陈延年、周恩来、任卓宣即叶青这批人。那时在德国不过六、七人，就是周恩来、朱德们在德国柏林。陈独秀跟我谈起，要怎样使法国的、比利时的、德国的那些年青人，除了朱德是老人，愿意到东方大学学习，于是他就建议把莫斯科的中国支部，变成欧洲的联络支部，同法国巴黎的支部、柏林的支部人通信。因我是莫斯科支部书记，于是就设法和巴黎的支部、柏林的支部通信，与他们讨论，能否派人到莫斯科来学习。这是陈独秀认为有必要的。 所以，从1923年1月份开始，我就写信到巴黎，那时巴黎负责任的是陈延年，陈独秀的大儿子在读书。于是他带了约十几二十人，从法国到莫斯科。这些人很多后来都是出名的人士。像陈延年、陈乔年是最出名的。我同欧洲的关系密切是由这而起的，一直到我最后离开莫斯科，我和德国负责的书记、巴黎的妇女工作等人保持通信。后来，他们都大批到莫斯科去。只有少数人不到莫斯科，直接到中国待命。以后的东方大学人数越来越多，一方面是欧洲来的；一方面是国内去的，像1924年下半年陈碧兰到莫斯科，已经有上百同志。我在时最多不过四十人，后来的人更多在那里学习，都是一般的功课、历史唯物论、经济学、西方的革命运动史、俄国的工人运动史，一般都是这样。当然是一般性，不过对中国人来说是有用的，那些教学虽然不是很好，但他们毕竟懂得多了，他们有系统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对任何国家的帮助都很大的。当然，初步的自己也可以研究，自己学习，日后就更有用了。 我在莫斯科对一些重要的事情，是共产国际的第四次大会、第五次大会及1923年开始的托洛茨基跟斯大林的斗争，当然还有1923年德国的革命。 在1921年底1922年初有一个远东劳动委员会的会议，就是远东的劳动者革命的代表会议，包括了日本、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北韩，正当巴库会议后召开，这个会议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是各民族的、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都可以参加，所以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人、当然也有中国共产党员、有无政府主义者。日本、北韩也差不多，不一定是共产党，不过中国共产党代表有三个，张国焘就是出席的代表之一。我是东方大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在莫斯科召开的。后来到彼得格勒去旅行。这个会议，多少有一点影响，就是把东方的各民族的革命分子，给他们一个联络，把共产国际的第二次大会的决议所表示的，告诉这些代表。主持这个会议的是萨法罗夫，他是共产国际内东方局的主任。萨法罗夫，在俄国很出名。第二个是辛格勒•布哈林。不过会议叫我当时参加是有一些意思，但没多大作用。因参加会议的，像国民党的人、像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没训练，北韩人也是如此。 第二次是1922年末，23年初，陈独秀参加第四次代表大会，我没参加，因我不是代表。只是旁听的。当然该会议本身是很有意思的。因这是跟第三次大会来的，讨论最具体的策略问题。这对后来的共产国际的发展很有意义。第二次大会是讨论原则的问题、战略和策略的问题，不过我没参加，但知道情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23年，第一是1923年5月开始的德国革命，到10月完了，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在这个革命开始以后，俄国的工人群众是非常的兴奋，因为希望西方有个革命的先例，俄国还是很穷、落后的。所以莫斯科、其他的城市，希望看到5月的德国革命，非常的狂热。像我们那一年开始做指导员。我那时开始学德文。东方大学有个德文班，凡是愿意到德国去干革命工作的人，可以学德文。我第一次学德文，想到德国去。一般人对德国的革命很响往和非常高兴，普通群众、工人都希望德国革命胜利，我们苏联就有希望，寄望在德国革命上。但到了1923年9月10月，革命失败了。我不说这革命失败的原因，太多了，有很多书籍提到的。像杜契也提到这事，他写得很好。那时我们还不能够了解，这个革命为什么失败？因为我们只看到，拉狄克那时候非常的出头，《真理报》都见到，拉狄克是德国的列宁。革命一失败，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很失望，有许多过分热心的人没有希望。德国革命在1923年失败，对于苏联是严重打击，有助官僚、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因为群众变得冷淡失望。 （八）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这是我亲身经历，也感觉很深刻的。人们对革命的热心冷下来了。由此可以知道后来苏联的官僚主义为什么抬头，托洛茨基那个反对派为什么支持的人不多。因为对世界革命十分失望。 1923年11月7日开始的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运动，是由《真理报》一篇文章引发的。 在这以前，托洛茨基的意见，尤其是关于工业化是跟斯大林不同的。托洛茨基在1923年初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剪刀差，就是城市与乡村的问题、工业与农业的问题。托洛茨基跟斯大林之间最大分歧，到了1923年11月开始，就爆发出来，非常的激烈。因为我同时是苏共党员，那时也懂俄文了，所以，我以俄国共产党党员的资格，同时是中国支部的负责人，所以我有权责去参加各种争论会。那时俄国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党内提出的不同意见还是可以讨论的。甚至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提出的一系列意见，关于工业问题、农业问题，有一些是关于党的民主问题，尤其是后一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在某些场合简直打起上来。在那时候、那种情形，我的感觉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还不完全了解内幕，就我个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从前都是掩藏，不让一般党员知道的，只有上层少数人知道。所以，我们就感觉到这种情形，俄国人不同，尤其是年轻的人更激动。那时我们感觉到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关于老人的，所谓保守派的问题。另方面，我们对托洛茨基的一种崇拜，我们从中国到莫斯科的，脑海只认识列宁和托洛茨基二人。看文章也是看他们的，到了俄国就更是如此。无论什么地方，挂的照片都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后来我们知道他们的意见，知道他们在革命中的贡献，当然对他们有更深刻的认识了。所以，对托洛茨基、列宁是一样的，对斯大林的印象不好。社会上，对他认识不深。尤其是我听他的演说，都要打瞌睡的。听托洛茨基演说就兴奋得很。这是年青人的一种印象。 对于他们的斗争，我们觉得斯大林不对，但是还不能够辨别。很难，很不容易。比如老人跟青年，这些老人都是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干革命，崇老，所以我们对老革命家都很尊重。但同时看到年轻人很活跃，精神很好。所以，这个问题，年青人就很难了解。托洛茨基那本《新路线》，我也看了。他说，老的人会堕落，在那时候看，很难懂。当然后来懂了。那时候，我们对这些，也没有拟好一个纲领。别人也不能帮助我们。我觉得这种情形不是很好，要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关于托洛茨基的意见，关于农民的剪刀差，我是完全同意的。不过老的人要腐化，变成反动，这对我是个新鲜问题。不能够了解和太难了解。当然，现在了解了。 1924年1月列宁逝世，这对俄国是很大一个冲击。因为列宁的死，这个反对派的争论就停止了。从那时候，斯大林对付托洛茨基的各种各样压迫手段开始了，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来。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6月到7月召开，托洛茨基没在大会上演说，没有说话。大会上讨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德国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托洛茨基跟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有很大的分歧。但会上并不公开说，所以与会代表不能了解这个问题。因斯大林一个人演说，托洛茨基没有演说，就可以看出，我们已经感觉到托洛茨基受压迫。讨论德国问题最重要的是路特•费舍尔，一个女的，那是他们所谓的左派。就我看出来，当时我们感觉到的，他们这帮人支持斯大林。因为布兰德莱总书记也被撤，当作一个代罪羔羊。所以这次会议没有把德国1923年失败的责任弄清楚。就是斯大林一贯的做法，他失败了，他不去好好弄清楚那个失败的教训。 至于中国问题、东方问题，我感觉到他们不愿意讲。东方的委员会由布哈林率领，我们有中国的代表四人，就是李大钊、彭述之等。我对这次大会没有感觉得到什么东西。不过那时候中共中央要我回国工作。 现在要谈一般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发展，从托洛茨基主义开始到现在的情形，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九）回国组织左派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中国，主要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少数的人像陈独秀和我觉得这失败完全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错误。我们检讨教训，还没有看到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的文件，我们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已经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了。例如，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斯大林跟布哈林把反对的对方打压住，我们就觉得，这个共产国际没有希望，不能改变，所以我们拒绝开会，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态度。随后看到托洛茨基的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过去政策的基本错误，这个文件就是中国革命的总政策。另一个是第六次大会以后，有一个中国的革命问题。当时要提供一条路线，以代替斯大林的那种冒险主义，就是在反革命时代实行的政策问题。我和陈独秀看了这两个文件，我们没有犹疑就认同托洛茨基所说的，无论对过去对未来都是对的。所以决定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一个左派反对派。1929年4月间，那时另外还有一个小组织，就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一批中山大学学生。他们已经开始组织托派，但是，这批学生有个严重的缺点，这批学生从前在革命之中，没有人做过负责任工作和领导的，在1925年孙中山大学开办以后，才把他们送到莫斯科。他们没有革命经验，直接从托洛茨基的文件吸收和认识，从托派思想的拉迪克校长处受到影响，所以赞成托洛茨基思想。他们回来后，在党内没有地位和不能到党工作。就在外找少数的人组织一个团体，出版《我们的话》。这样的组织没有影响力，尤其在党内没人知道。在外也没人知道，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那时我们还在党内的，就可见他们没有影响力。到了我们组织左派反对派时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一方面，像陈独秀和我组织反对派是在过去党内担当最高责任的领袖，党员差不多全是干部，他们当中有省委书记、中央委员。上海有批工人，曾参加党和干部组织起来的五卅运动的。像这样一个左派反对派在世界上是第一个，在当时社会上的规模大和人数众多，是最高的领导层。像美国是有加农，沙赫特曼，阿伯恩，他们曾是中央委员，但他们人数少，且从地位上来说，他们在党内没我们那样高层的地位，在社会上没我们那么大影响力，陈独秀、彭述之在革命世界中没人不认识。领导上千万工人运动，社会影响力是不同的。我们第一次签名的，就是我们的意见书，我们共有81个人，81人都是党的干部，像陈碧兰，她是上海区委的委员，也是妇女运动的领袖。所以组织了左派反对派，使整个党都震动，全中国社会上都认为是大事件，共产党分裂了。像中国著名的胡适之、大学教授们都发表了意见，我们的宣言公布后，上海《每日新闻》日本报章翻译了。日本写的中国历史还提到此事。新闻发布后，中共翻译俄文和其他文字，如法文、德文等。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第三国际，我们建立反对派，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关注。开始就呈现出与以前完全的不同。至于后来《我们的话》分裂成两派。一派是王凡西和刘仁静，他们另出版一小刊物没有影响力。他们在党内也没影响。最后他们离开党，没有在党内去影响群众。我们使整个党震动了。我们的组织是左派反对派《无产者》，《无产者》出版《我们的话》和《十月》刊物，从《我们的话》分裂出来的刘仁静办《十月》。另外还有几个从莫斯科回来。很少人想加入我们。他们不是很好的革命家，加入我们行列还提出条件，刘渊要做中央委员。组织还没成立，谈什么中央委员？他们另外成立组织和出版《战斗》小刊物。我们主要是在党内争取干部、党内革命分子。宣言发表后，引致党内震动，三个组织召集联席会议，中央、江苏省委、地方组织和我谈话。准备开除我们。不过没莫斯科命令，他们不敢单独开除的，一定要得到莫斯科的允许。后来莫斯科的命令开除我们，因莫斯科最怕就是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主义是根据地方的关系，地区、省份和个人的，我们在党内领导革命运动多年，有成千干部和我们接触。革命失败后，很多干部还留在党工作，他们跟我们有接触，所以接受托洛茨基思想，组织左派反对派。因我在党内同干部接触最多，陈独秀比较少，我常到各地，上海区经常出席上海区委的会，每星期一次，和每星期出席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我常作报告。上海有上百名活动分子和我接触最广泛。在莫斯科几年，当时的干部和学生，后来在党内都变成干部领袖，我和他们关系密切。开始，我和一些老干部接触，跟他们谈托洛茨基的意见，谈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一两个月后，开始组织了几个约三四十人的小组。我们集结起来，成立一个正式组织，反对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尹宽和我。所有成员分成小组还在党内部工作，在党内也有小组，小组有斗争，说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说党的政策不对，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斗争。还在党内的干部，还不知道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组织的人，我们都接触了。陈碧兰在中学教书，她接触一批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这些人都在党内担任重要的工作，由于她接触了，所以又有一批人加入了托派，加入反对派。组织就扩大了，因此，我们办了《无产者》刊物。送给党内人看，当然外间人也看，这是秘密的，因在国民党统治底下不能公开。 随后，我们出版了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问题，除了那最初看到的两篇文外，又找到更多文章，出版一部书送给党内人看，对社会的影响更大，我们自己的组织生活正式开始。 1929年3、4月至12月，党内要开除我们。陈独秀写了政治意见书。我也写了政治意见书。尹宽也写了，还有其他的同志。他们组织特别的批判会批判我们。12月陈独秀写了最著名的《告中共党员书》。陈的档案还保存着，我的就失去了，因我几乎被捕，所有文件都丢掉。后来我们合写《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是正式宣言----81人宣言，事实是三人合写的，陈独秀、尹宽和我。这是所有托洛茨基派，苏联以外的一个最有系统的文件、最详细的文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文件，德国、苏联都没有。我们是有系统的攻击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攻击斯大林的思想和主义、官僚主义。这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个基础，应该从这开始，因为很有系统。托派的中心思想是《不断革命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阶段论，违反了不断革命论，就是我们理论上比较最高的理论基础。 1930年夏天，开始形成一些小组织。事实上除了《我们的话》在工人有地区关系如香港。上海有少数的人是党外的，都是莫斯科回来的，他们也有他们的委员会和组织，不过他们没有影响力，除了香港有少数的工人，一二工厂或船务工厂没有多大的影响。北京有些学生后来分裂了成两部分，这两部分又互相斗争，最攻击的是《无产者》。尤其是《十月》社的刘仁静和王凡西说，陈独秀是过去的机会主义者，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写了文章攻击陈独秀。后来托洛茨基说：“你们应该好好向陈独秀学习”。陈独秀做反对派是执行斯大林路线的一个历史重要事件，整个共产国际内部都很重视。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内外是第一号人物，因为中国有个大革命，中国的党最大。从前一个党的领袖，加入托洛茨基运动是最伟大的一件事，证明托洛茨基思想是很有力量的，这班人说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这个机会主义不是陈独秀，而是斯大林，陈独秀只是执行者。他是没有办法和必须执行，后来托洛茨基告诉他们，参加我们托派运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应跟他学习。所以，托洛茨基说这个争论，这个攻击《无产者》是被党的领导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斯大林主义者利用了，在他们的干部中说：你看，托派内某些人说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者，去宣传，去蒙蔽他们的干部。所以有许多老干部不满党和不满国际的斗争，像胡梦雄，罗章龙等，以前是在我们领导下工作的，我们的态度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后来瞿秋白和李立三完全是官僚主义的，对党员压迫得很厉害，不能说话，不能批评。所以，觉得陈独秀和彭述之现在组织托派是有一定道理，表示同情并参考了我们的文章后，更觉有道理，包括刘少奇等。他们称自己‘调和派’。但是托派内另一小组织攻击我们，党的领导拿去宣传，调和派便失望，给托派很大的打击，他们写信给托洛茨基，攻击「无产者」、攻击陈独秀派。所以托洛茨基在1931年1月写一封正式信给他们，说你们应该统一起来的。同时，我们的中文宣言《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翻译成了俄文，寄给了托洛茨基。当时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托洛茨基对他们说，政治意见书跟托氏的意见是一样，所以你们要跟他们统一起来。由于托洛茨基这样说，这些人才放弃了他们反对「无产者」社和反对我们，才能统一。浪费了时间，同时放弃了很好的一个机会──在党内影响所谓‘调和派’。在统一当中，最坏是王凡西的一个阴谋。他想利用这个统一操纵将来的领导机关，他干了许多坏事情，陈碧兰的回忆录都批评了和斗争过。 （十）统一大会后的工作和被镇压1931年5月开统一大会。我对统一的态度有点不同意见，统一是应该的，是托洛茨基主张的。如果不详细讨论政治和组织问题，将来又要分裂，所以我的主张跟陈独秀有点不同。我主张有一个时间讨论政治和组织问题，有了基础才统一。不过大家要统一，我不反对。所以，王凡西后来说我是反对统一的，这话不对。因这统一并不是经过认真的讨论，其实反对派内有些人是要不得的，应该淘汰的。后来有人成了叛徒和背叛了。例如梁干乔，他是《我们的话》的领袖、黄埔军校的学生，他没有要求统一，托洛茨基的信没有来之前，他是反对统一的。托的信到来，他就不敢反对了。他想在统一内做一个领袖。但统一大会后没有被选出来做成中央委员，于是统一大会后，他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梁干乔是右倾主义的具体例子，还有其他人都背叛告密了。统一会议后，所有的领导干部均被捕了。陈独秀和我也应该被捕的，我住的地方已被揭发。那天拘捕了六、七人。一位托派同志机缘巧合下得到讯息知会我，才实时离开，所有文件统统丢掉，还想方法告诉陈独秀，要陈戒严在家，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陈也没有被捕。但新选的委员会成员几乎都被捕了。那时我们是非常狼狈的！什么都丢掉了，另方面，又要想办法救援被捕的人，要找钱和关系。所以非常痛苦，陈独秀不能出门又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因为被捕，其他的，特别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人都害怕，便离开了，故此很混乱，一直到1931年8月，我们几个人都很痛苦， 到了1931年九•一八日本占领了东三省，1932年2月28日日本占领了上海，因日本侵略，中国爆发了广大的民族运动----反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人已经少，陈独秀和我及另外一位中央委员又临时组织起来，成立临时机关，我们想办法弄钱，出版周刊《热潮》，又把所有组织和党员重新组织起来，到学生和工人中活动，因有公开的刊物，可以公开办，主张言论自由，要武装抗战，支持二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本。我们的刊物有很大的影响。一般的群众和共党内部的人也看了。中共对日帝的侵略采取最荒唐的错误政策，不是抵抗日本，而是要保卫红军，拥护苏联，连二十九路军都不支持，这就是王明时代的政策。 我们编辑托洛茨基的《中国问题》和《无产者》给他们看。在战争时期，上海有几个中共支部，这个领导层看到我们的刊物了，是透过我们的同志，他们亦曾说托洛茨基的理论是对的！他们反对对托洛茨基派造谣。这时期，我个人忙得不得了，要写文，又要出席会议、支部会议、跟他们谈话，跟党的人谈话，因陈独秀不方便。他年岁大了，没有太大活力。经过很多次的谈话，把上海党部和几个淮南区的支部、沪东的和沪西的支部十几个干部，全部说服过来，变成托洛茨基派的干部。他们底下有很多任务人支部，像浦东有十几二十个工人支部的，就把最大的支部争取过来。像邮政局、烟厂、电厂等都争取过来。所以，上海托洛茨基主义就代替了斯大林主义。我们托派成功地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罢工游行。1932年10月15日我们全被捕了，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陈独秀不舒服，我代陈独秀主持会议，会议到中段，大批警员包围了，把我们六人拘捕。我们有一印刷机关，有两油印工作的也被捕了。那次被捕了约十人。陈独秀的秘书被捕了，此人叛变，被捕就供出陈独秀的地址。淮南区支部和沪东区支部的干部被捕，杨树浦区是最大的工业区，在上海东面，沪东区整个委员会被捕了。从北京来的一批托洛茨基主义者如刘家良，到上海工作也被捕了。1932年4月我们被捕到1937年战争爆发，是托洛茨基运动差不多停顿的时期。所有干部统统被捕，被捕干部有30人以上，这个打击最狠最大。在南京审判，不过审判是做宣传，所有的报章刊登我们被捕了。托派的一个工业基础，从党争取过来的，但是我们被捕了，那些干部被捕了，大家失去联系。在法庭上我很严厉的公开反对国民党。我的演说，报章摘要注销来。就是公开反对国民党，用共产主义来改变中国问题。这是一个最广大的宣传。在监狱组织了托洛茨基主义小组，常常跟他们讲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 （十一）抗战爆发后恢复工作从1932年被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没有中心思想情况下衰落。1937年8月的中日战争爆发，国民党不能不释放政治犯，共产党已经投向国民党。不能不释放托派，所以我们从监狱释放出来。我是最后释放的。因国民党一个领导人最仇恨我，因我在法庭攻击国民党太厉害，想把我处死。不过监狱长向司法部请示，司法部长认为不释放是不能的，最后把我释放了。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就到上海，开始要恢复组织，恢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组织，刚好有其他监狱释放来的同志，就集合讨论要恢复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又通过抗日政纲，选出执行委员会领导机关。继续出版刊物，还是秘密的，因抗日后情形稍微变化。国民党不能完全控制我们，1939年，出版公开刊物《动向》和出版托洛茨基的书，我们有一批朋友，由陈碧兰介绍我到南京结交一批朋友，这批朋友后来变成我们的同情者。有一位曾是国民党辖下当官，很有钱的，思想左倾，到日本读书，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又一朋友是我们的老共产党员，经这朋友，他变成我们很好的同情者。另一关系，一银行家曾参加五卅运动的，他们都很同情和帮助我们。所以得到这三位朋友的帮助，出版托洛茨基的‘The Revolution Betrayed’《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名《苏联的现状与前途》）。后来又出版《俄国革命史》三大卷，是几本厚厚的巨著，还有很多小册子，也是托洛茨基写的。没有大出版商是不能出版的。像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因要翻译和校译，出版又花费很大的金钱，大出版商不愿出版没有经济效益的书籍，没有前人的经验，革命的书籍是出版不到的。所以，这几位朋友筹集资金，我们找郑超麟和王凡西翻译，给他们生活费负责翻译。翻译好就出版，很快，时间约一年多，就把托洛茨基的巨著出版了。都是朋友的帮助。 我在革命前，接触的人非常广泛，在革命失败后，有许多教授、知识分子最先离开，对这些知识分子很反感，他们从前要见我们都是见不到的，要入党不容易的，革命失败，他们最先离开。所以，革命失败后，走到另一极端，我们很孤立。被捕的时候，陈碧兰很苦，得不到帮助，只有几个老的党内的，也离开了，被捕时有第一个女儿和怀有三、四个月的身孕。我在南京跟别人不同的，我们是政治犯。我带有马克思主义的书，全是译文，有俄文的书，托洛茨基、列宁写的都有。监狱长不敢干涉我们，别人也不可以。所以有时间读书，在监狱五年，整日读书研究。什么都看，朋友来看我，问我要什么，就是书，所以朋友把各样的书送给我，我的牢房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我看列宁、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尤其看他们的通信，他们只要利用得到的人，他们就利用来帮助运动。有些人跟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跟列宁通信的并不是革命者。我觉得我们有点过分幼稚了，觉得我们孤立不对。所以要改变我的态度，不要走极端。释放后，陈碧兰介绍的朋友都跟他们见面，亦接受访问，得了一批朋友来帮助我们的运动。从这批书的发表，刊物的发表，是运动中的又一发展，从1938-1941年日本战争，珍珠港事件开始，我们的运动有新的发展，在各地方，北京、重庆、浙江、广西、把旧有关系恢复过来，有新的发展。事实上，出版一大批的书有利发展影响，我也写了一批小册子，写关于抗日的小册子，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小册子，奥地利革命失败的小册子，对托洛茨基和苏联的情况有广泛的影响，也公开出版了。 日本战争后完全变了。日本进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以，从前在租界上活动比较方便，租借是坏，但日本更坏，进入上海后，恐怖和随便捕人杀人，像希特勒进入欧洲。因此我们领导中心同各地方的关系统统断了，不能通信。随后，日本进入北京、山东、广东、广西、武汉，大半个中国都被占领了。我们的组织受到同样的压迫，加上我们在上海有五个干部被捕了，他们担任重要工作。于是，上海的组织就完全被破坏了。他们被捕，还要营救他们，我们对同志有责任的。所以，非常狼狈，幸好有些同情者，可以给他们一点钱。中国的监狱人员可以贿赂，可以找关系，所以我很狼狈，剩下的觉得上海不可留了，跑掉了，如刘家良跑到温州，其他同志都跑了。剩下几个人、陈碧兰和我，同志要求我离开上海，大部分同志可以到其他地方，但我仍留守上海。有5、6个年轻人，我把他们组织起来，开一个训练班教育他们。 这时候，大夏大学和之江大学的教授朋友，他们不大反对共产党，在革命时代是有一点同情的自由派，由朋友介绍认识，到大夏教学，之江大学原来在浙江，后来迁到上海。因我没有教育证书是不能教学的，和美国一样。我现在做教授，用我的名字没人请的。不提出哪国的学位来，是不能教学的。虽然我做过教学工作和有质素，但是不能提出来的。他说：没关系，改一个名字。我就改名陈松涛。他说，陈松涛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不过现在不愿意用他的真名字了，因日本统治有危险。校长听了后说，用真名危险，随便用什么名字。所以我就用假名陈松涛教学。 教中国通史、中国历史、有时教西洋的文学发展，又讲哲学。事实上，是讲历史唯物论。不用马克思主义名义，因为有各种学生，我是用那个意思讲马克思主义，讲中国通史、哲学、西洋文学史，有些普通学生不懂，觉得我很有学问，有左倾分子，听懂我的话，说陈教授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下课后，学生来教授休息客厅找我。“陈教授，能到你家访问吗？”我说：好的。就这样一批左倾的学生到家里来，就跟他们谈，后来争取了一大批学生，有些是斯大林派的，后来转变了，就是做教授得到的结果。 1941、42年开始，到1945年，做教授，展开同情网，结交一批同情者朋友，也是朋友介绍的，又跟他们讲马克思主义，他们是联合的和激进的，所以我结交更多的朋友，有同美国做生意的商人。这时期的我，活动范围不能到厂区，而是学生、大学生、一批自由派的、激进派的商人。这对后来很有用处，和平后，1945年8月战争停止了。同情者朋友就问，用彭述之名是有危险的。当时，写文章不能用彭述之，学术上、哲学、历史的文章用‘欧伯’。所以，同情者和自己同志叫“欧伯”，现在还是这样。他们问：“欧伯，现在和平了，战争没有了，你要做什么？想做什么？”我说，第一要出版杂志刊物。出版刊物一定要钱，他们说，事情大家商量，并筹集了十条金条，大约五、六千元。他们说，要办就办最好的。我们很快恢复组织，重新建立领导机关。因做教授，有一批学生，通过学生，又有其他革命分子，所以组织发展很顺利，有些老同志在工人中工作，1946年5月出版《求真》。《求真》是最漂亮的刊物，同情者做监督印刷，做得很漂亮，知道文章内容很好，刊物的封面也要一样的好。他做经理，把刊物办得最漂亮的。那时我忙得要命，写文和组织，还有刘家良（他后来死在越南）的帮助。我自己曾有一本《求真》，在越南丢了。我们的杂志一开始就畅销，因为水平高，不是用彭述之，用陈人白。我们的文章有水平！我们宣传托洛茨基思想，并不是拿托洛茨基的名字放在前面，内容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所以杂志影响很大，初期约4、5千份，报摊和书店可以买到，所以影响就大。随后，陈碧兰办《青年与妇女》，是她私房钱搞的。她得到一批青年人帮助，主要对青年人谈妇女问题，所以是有另外一种影响的。我们的刊物使各地方有些组织，孤立的、个别的同志，他们看《求真》，全国到处有卖，知道是老欧办的。所以他们就写信来，把全国各地方的孤立组织串连起来。个别的人写信来，也串连起来，所以很快恢复了全国组织。1948年，我们的党员团员约四十人，不过我们有很多同情者，使我们的影响更大，因《求真》是战后有名的最好杂志，连苏联大使馆也要。国民党有许多所谓左派也要杂志。所以，是托派新的发展。出版了不到三年，在1948年8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到了高点。我写了《党纲》草案，刘家良起草了《组织原则和方法》草案，在会前发给各地组织讨论，在大会上都通过了。大会通过将原来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以下简称「革共党」）。1948年，毛泽东的中共跟蒋介石的内战展开了。这时，国内局势，对托派来说，危险是一天较一天高。 （十二）被迫南下再出国到了1948年12月毛泽东的军队已经攻打到长江的北岸，要进攻南京了，离上海很近，我们非常受威胁。毛泽东的中共是斯大林主义的党，如果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党，没有问题，我们合作好了！斯大林主义的党特别仇视托派，可以跟任何反动派合作，就是托派不一样。故此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改变政策，否则我们全部要被毁灭或监禁，像苏联的托洛茨基运动一样，苏联没有托派存在，全部被关在集中营，所以我们开紧急会议应付时局。 中共一定胜利，因蒋介石太腐化，对中国大陆，我们采取什么立场？我们支持中共所有的革命措施，我们批判他们机会主义的政策，是我们的态度。另外，我们的党员、团员要加入共青团，加入青年团，加入工会，不能独立工作。在上海成立临时委员会，同党员联系，政治局则转移到香港去，有同志在上海出名了、许多人认识的托派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人再调到上海，这是我们的安排。我和陈碧兰、刘家良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尹宽，他不愿意离开上海，所以他被捕了，现在还在监狱。我们到了香港，是我们不能不离开，我们一定被毁灭。毛泽东要是得到我，不会放监狱内而是要绞死的，或送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作为一个礼物。 1948年12月，我们离开上海。在广州住了个短时期，当时广州组织还有几十个人，中共的军队向广州进攻，我们只好离开广州到香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中国大陆差不多20年。同时是在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底下，托洛茨基运动是一个不同的时代。 从广州、大陆来到香港的人合起来，大约还有近一百人，我们把香港的组织推动起来，在香港出版刊物《第四国际》，我们帮助做教育工作。开始不错的，我们党员团员有学生和工人，我们帮助做教育工作，所以看来有发展的希望，但是另一件事情又来了。两个同志做印刷的被捕了。跟着，有一位姓谢的同情者是银行工作的，一个很好的人，是我们在上海影响的，他大学毕业，很有知识，英文也很好，他没有加入托派，所以他调到上海一间银行做会计主任，很高的地位。我们要接收国外报刊，我们自己地址不便，同情者说：我来给你们接收。所以他就接收《第四国际》及其他的邮件。托派中央机关到了香港，当局有侦探，也可能是斯大林党告密！香港政府是最厌恶托派的，因托派常常领导罢工，例如在船厂、大纱厂等，托派在领导，我们的同志是领袖，所以香港政府很敏感，知道我们来了，就想方法要对付，要迫害，所以花力量检查我们接收的外国邮件。有两个人被拘捕，十几人被捕了，有些释放，有些被递解出境到澳门或内地，跟着这事情发生后，他们知道彭述之在香港，他们用尽方法找我。他们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但是根据接收报刊的同情者，有时到我住的地方去，就跟踪他。警员有技术的知道他去这个地方，当局要来搜查这地方，幸好我事先知道，赶快搬到另一家去，也是朋友家。果然，一两天后，那间房子被搜查了，两同志也拘捕了。过一、两个星期，搬去另一朋友家，又有跟踪，那便衣侦探来包围，来调查，我只好又搬。大家就说，在香港是危险，连我们组织也是一个负担，所以大家建议离开香港到越南。我们的同情者是陈碧兰的亲戚，帮助筹旅费到越南去。 1950年初到越南，住了年半。因是法国殖民地，非常反动。我用假名在越南生活没问题，碧兰和我教学，我们的女儿也教学，教中学语文、中学英文。生活是可以的。1950年2、3月，越南有托派组织要到胡志明占领的越南区域去开会，刘家良也去，途中被越共拘捕，不幸死在狱中。我们又有危险了，加上北京老朋友告诉上海的同情者，说毛派知道我们在越南，要我们当心！因在越南要对付我们非常容易，只要一把手枪就可以了。越南常常打死人的。所以我们又要离开越南。香港同志给我们筹旅费，买船票到法国。到法国的时候，身上只有50美金，不过，我们希望国际上会有帮助。我们到了法国，正是第四国际召开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前，我们是六月到，七月末到八月开世界第三次大会。我是第一次直接参加国际会议，也参加了国际的领导机关。我们二十四人到欧洲，我们只有三人，有二十一人在法国。 （十三）参与国际的领导工作我参加了世界的托洛茨基组织领导层会议，初期还没有分裂。后来分裂了，1953年，尤其是54年分裂。我们参加美国加农所领导的反巴布洛的斗争，我们卷进去了，因为我参加国际委员会的，在国际委员会工作差不多有十年。在这时期，我是主张统一的，我还存有文件和信件。不过那时候，巴布洛派也不愿统一，英国希利也不愿统一。我在这方面跟他们斗争，要统一。到了1962年，约瑟•韩生（Joseph Hansen）来到巴黎，1962年娜塔利亚•斯道娃（Natalia Sedova）托洛茨基夫人在巴黎去世。我才第一次见到韩生。在以前，我有通信，是给加农的，我写了两封很长的信给加农，有时候是给杜勃士。我就统一的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加农，我认为要统一。在1963年韩生同劳斯•道逊（Ross Dowson加拿人），到我住处直接谈。这中间有很多的障碍，不过我是坚决要统一，后来是统一了，1963年6月在罗马开了统一会议。我是代表中国的革共党（RCP）的。陈碧兰都是国际上前线人，参加国际的领导机关工作，而且干预了国际上很大的是非问题，我们有意见，是代表中国支部的。我们对古巴，我有两个文件，还有一个是原草案。我对阿尔及利亚，写了一篇文章，是批判希利的，同时我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一些意见。在随后关于拉丁美洲的游击战争，我是单独一个人反对国际执委会的，在1968年，我们代表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干预国际托洛茨基运动。 当我们离开香港的时候，组织已受了很大的打击，多位同志几次被捕，驱逐出境。不过，他们还继续工作，继续出版文件，出版不定期的刊物，香港主要的政治意见还要靠我们帮助，我们写的文章，如我在第三次世界大会上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他们出版了，作为我们革共党的立场，此后他们对于农业集体化，也有他们出版的文章评论。1957年有一个‘大鸣大放运动’，他们也出版了文章，也有他们的立场。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有他们的意见，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关于人民公社，我是批判社工党两个领导人，史瓦贝克和佛兰克•格拉苏斯（中国名字李福仁），我是批判他们，也批判中国的苏达同志，他们都想反驳我，因此，我在1960年写了一个重要文件《关于中国局势及其政权的性质──政治革命，还是民主改良？》（The Character of CCP and its Regime），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分析文件，一个纲领文件，外国都出版了，香港也出版了。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写了很多文章和访问，不过这不是我们的同志翻译出来，是明报月刊翻译出来。香港同志还出版了《向导》丛刊，不过不定期，有时几个月出一次，但是他们继续工作，还维持了一个组织。他们是不断地出版一些刊物、小册子，他们是受压迫的，双重压迫，香港政府压迫托派组织很厉害，香港斯大林派的压力。从前大陆的国民党政治机关、银行、商铺、产业，中共接收了，它有成千上万人在香港，因为有钱，工会也给他们把持了，所以斯大林派的压迫，同香港政府的压迫合起来，我们的同志简直就透不过气来。所以有些同志消极了，少数同志想做，做不出什么，就是出版文件刊物，从前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现在都50岁以上，是替我们做工作，是我们在40年代影响的，经过三十年，那时他们20岁左右，现在变成了50岁以上，也疲倦了。同时他们在香港也要生活。所以，我曾经说过：“慷慨杀身易，长期奋斗难。”我的亲身经验，一个革命者被捕了，慷慨激昂被杀不是很艰难，我们有成千的共产党员，都是慷慨杀身的，但是要长期抗争就十分难。因为革命者也是人。如果在革命过程中被捕，甚至枪毙，没什么，我自己就经历过。在南京准备死，我写信给父母和陈碧兰，说是应该做的，最后为运动牺牲，我一点没有感觉痛苦，因已决心抛出去，后来没有死，就知道革命家是艰难的。 （十四）香港同志的处境和工作1948年从大陆避难到香港的同志，现在算来，二十六七年了，他们在大陆，差不多都有十年历史，这些同志都经过了三十五、六年的斗争，他们要生活，又要工作，还要想方法弄钱来出版，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跟美国完全不同，比起香港同志，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很舒服了，那不能比那种艰难困苦！所以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最艰苦的。他们工作坚持到现在是很艰难的，大家认识到，那样的条件，美国现在的老同志，不过一两百人。香港一些同志，几十年了，所以我们是要体谅他们，不过我们总是要工作，这样会有冲突。我有上百封的信，我现在还保存着，加拿大有同志的信，批判他们，鼓励他们，提出建议。1968年我们到日本旅行，我和碧兰在日本住了半年，香港派同志见我们，更多知道香港的实际情形和过去十几年的情况，我们从日本回巴黎，写了一封信给全体同志，要他们积极工作，现在的世界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建议他们筹一笔款，出版书籍，出版刊物，我们说，香港的青年，请你们活跃起来，因当时欧洲和美加有个青年激进运动潮流。像美国那些年青人反越战，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筹了钱，把每月有的一点钱拿出来，筹了几千元，准备要办一个刊物，但很吃力，有钱，还要写文章。编辑的人，写文章的人不够，他们又停下来。到1970年香港出了一个新的月刊《70年代》，这月刊是香港的青年激进化运动，当然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这是一个新的青年运动，我们香港的同志很难影响他们，我们建议写的文章，他们写，但是不能够影响他们。例如王凡西，他接触他们，还不能够影响，他不能吸收任何人加入我们的运动。1972年2月间，香港《70年代》杂志二个成员到巴黎访问我们，后来又有一批十几人到来。他们一来便知道我的真名彭述之，他们是从外国的刊物上看到的。所以他们就问我许多问题。一青年李X明，第一次写信给我，说他在香港是很重要的一个负责人，我答复他许多的问题。我同这些年青人大约有一年书信往来。跟他们谈话，他们提出苏联的问题、中共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为什么苏联是一个官僚独裁的专政？为什么中共又是一个官僚独裁？所有的问题，我都给他们答复了，有时谈很长久的。最后被我说服了，他们本来是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再进一步是托洛茨基主义。所以，这批人1973年回香港，当中著名人物是回港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革马盟）的吴仲贤，不幸中年癌疾逝世。 因年青人胆子大，他们不怕，顶多坐牢。老的同志不同，拘捕会递解出香港，到澳门或大陆去。年青人是生长在香港，英国政府不能迫使他们离开香港，最多关起他们。所以这批年青人反对香港政府，示威游行。他们敢于公开说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以，从前老同志不敢说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年青人不管，香港的报纸就知道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就是这班人，报纸常常登载。从1970年开始，我们向他们建议，把托洛茨基以前的书籍重新出版，拿到书店去卖。首先拿到《七十年代》的书店寄售，它当然想卖，所以我们有一大批书，托洛茨基主义的书再版。像《俄国革命史》，像《中国革命问题》，现在又要再版。这些书籍印出来是公开卖的，所以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就扩大了。一年多两年，他们出版《十月评论》刊物。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派运动在香港等于半公开。香港政府也不像从前的压迫，共产党是公开的，为什么托派就不能公开？托派在英国是公开的，在伦敦是公开的，为什么托派在香港就不能公开。所以，我们现在的活动比较公开，半公开的，两个刊物和书籍出版。我们可以公开地代表托派去演说，由这批年青人去复兴托派运动。《十月评论》已经出版了快两年，知道他们很积极、尽力的做。我们的书现在是公开出版，《十月评论》上有我的名字，将来还有一些新出版的是我写的。他们登载我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等文章。他们要出版陈碧兰的访问记和回忆录。这就是香港现在的情形。在香港的组织有几十年，从1940年左右，我们香港有组织，但是从来不能这样的公开，我们出版刊物，从前也有的，都是秘密的。最近一年多，我们的书公开出版，刊物公开卖。这倒是新现象，也可以表现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也是一个发展，香港的组织虽然很小，但是组织的重要性是很大的。因为所有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国家，从苏联到东欧、北韩、北越，没有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香港，我们还有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而且这个组织，最有斗争的传统，这是有它的重要性的。 （十五）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立场关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产生的思想基础，我们就要检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中国大陆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对于大的事变，它的政治立场是怎么样，才可以判断托派起了什么作用。我们可以用几个大的事件做一个基础，做一个标准来做判断。 第一个时期是从1929年到1949年这二十年，托派活动在国民党最反动的统治底下。第二个时期，就是从中共夺取政权以后，到现在二十六年。我们要分开来讲。在国民党统治底下，有什么最大的事变呢？第一是‘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东北三省，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都是大事变，对于中国的民族命运有关联。我们采取什么态度，中国怎么办？我们出版刊物，我们有文件、有宣言，我们的态度是分析日本占领中国，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政策的结果，也是第二次革命失败的结果。所以我们宣传这个基本观点。日本侵略，我们要武装对武装，应该要武装人民来对抗日本的侵略。为了这点，要求国民党应该给人民有自由，没有自由，怎能够活动呢？所以我们提出的政纲，就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这种专制独裁，只有帮助日本，因他控制了人们的自由，所以人们要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人们要有公开的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此，农民、受压迫的人们在一起，帮助农民得到自由，改善生活，因这是全民族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些自由，要有一个国民会议，要有一个普通选举的有全部权力的国民会议，把这些自由活动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纲领。我们用这个共同纲领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的专制独裁。这些纲领和宣言等，在当时都是有文件发表或登载在报章上的。 托派的运动也是上述同样的两个大时期，在上述第一个时期，首先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我们当时采取的立场，是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和武装起来抗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批判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我们提出由国民会议来解决重大的问题。 第二是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全面进攻中国，这是继续从前占领东北三省一样，继续扩大，日本侵略是很重要的事件，对中国的国家命运很重大的一个历史性影响，同时对整个国际也是。托派的政策是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支持抗战，抵抗日本战争，就是在蒋介石领导底下，我们在军事上，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另一方面，我们批判国民党的抗战政策，是错误的反动的，它压迫人民，不许人民自动的武装，不许人民组织武装自己，自由组织，不给人民有自由，所以我们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全国人民普选出的国民会议来领导这个抗日战争。这就是我们基本的态度。我们现在看起来还是对的。后来托洛茨基也表示这个意见，与我们完全一致。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托派有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派是陈独秀，他从监狱出来，变了。在监牢，我跟他斗争，证明他的思想错误，在支持抗战行动上表现出来。他跟我们不同，他也主张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这跟我们一样，但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的抗战政策不彻底，尤其对于人民继续压迫，人民没有自由。陈独秀跟我们不同，他主张不要批判国民党，我们也无条件去批判蒋介石。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那时他已经放弃了革命的立场。他害怕批评国民党。这就是我们的文件表明的，关于陈独秀的我们有好几个决议。第二个倾向，就是托派中的郑超麟，也是个老托派同志和老党员，他是另一个极端。他因为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他说这个战争不是革命的，我们则说有进步性。他说蒋介石同日本天皇是一样的，两方面都是反动，所以他主张我们对抗战应该采取失败主义。这是极左的。这一倾向很危险，在那时候，如果在客观上，我们是拥护日本人，赞成日本侵略，因为必须首先要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他已经领导抗战，这样就等于做汉奸、做叛徒。所以我们反对，我们反对这两种倾向，我为此起草的决议案，是绝大多数同志支持的。所以托洛茨基的政策是正确的，也就是我们所代表的。后来，在日美战争发生的珍珠港事变后，王凡西又是个失败主义者，我也批判了，我们批判他，尤其刘家良最多文章批判他，他也是一种极左派。因为日本进入了中国，我们怎能够对日本战争我们要采取失败主义。我们采取失败主义等于帮助美帝国主义。对这件事情我们是正确的。有很多文件，争论得很厉害。结果，陈独秀离开了托派。王凡西和郑超麟也出来组织一个小组织。所以托派分裂了。不过，他们出去的人很少，几个人。这是第二件大事。 第三就是和平后，托派对于和平后采取什么立场？和平后，我们的政治立场是反对国民党的专政，人民要自由，我们重新提出要有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问题。《求真》同《青年与妇女》都发表这些意见，托派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 最后，是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内战，引起共产党后来夺取政权。我们起初批判共产党机会主义政策，它等于投降，在中日战争中，它投向国民党，它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这个领导，没有重要地批判，所以我们批判它。和平后，共产党还想跟蒋介石建立联合政府，这是机会主义，和平后，情形很好，中共如果是个真正革命的党，它可以很快的发动全国的工人农民走向政权，但是要跟国民党合作，直到蒋介石把周恩来这位国共和谈代表赶走了，才逼得毛泽东增加反抗，因蒋介石已经发表宣言，要拘捕毛泽东、朱德。我们批判这些。另方面，我们攻击国民党发动内战，牺牲人民，这就是这时期我们对两方面的批判。我们主张共产党应该直接夺取政权，组织苏维埃，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国民党应该打倒的，这是我们的立场。但是在这时期，我们托派有一错误。我们的错误就是，因共产党用这样纯粹的军事手段，不发动民众，不能够得到政权，原则上是对的，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第二次大战后造成的整个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的局势，是非常的特殊，所以中共虽然实行机会主义，它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走上了政权，我们后来检讨，我们对这一点，没有估计到。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训。关于这一点我还要说的，就是在国民党统治二十年当中，托派对于重大事变的政治态度和政策。我们现在来回顾，我们是对的。共产党就不同，是机会主义的，一时是冒险主义的，所以，这与我们不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托洛茨基主义正确，不能够成为一个群众的党，领导工农走向政权呢？这是一个历史大问题。我写了小册子解释，就是托派在国民党底下，被压迫得非常厉害，例如1932年，陈独秀和其他的同志被捕，在上海的，在全国的基础上，我们当时在城市内的基础，尤其是在上海工人中，我们可能很快的发展，成为一个大的党，但是陈独秀和我被捕，所有的干部30几人被捕，所以没有办法。这解释了托派不容易发展，是受各个时期统治者的压迫破坏太厉害。 （十六）对中共统治政策的批评和我们的立场第二件事，是毛泽东派走上政权后，托派的政治主张，在这点上，我们也要根据那个大的事变来看问题。起初是一般的，我们对毛泽东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我们怎么样看法？第一，他是个机会主义者，斯大林派，为什么能够夺取政权？什么样的客观原因？什么是它的主观原因？以及这个党当时的政策，它的组织上政策，它的措施，以及它的前途。最后，就是我们的态度，这必须要有一种很严肃的分析。关于这方面，我在1951年11月做了一个很认真的研究，写出了《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这是我给第四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的托派同志是完全赞同的。我在这个文件内就做了分析，认为中共能取得了政权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一是蒋介石政权的绝对腐杇无能和崩解，二是美帝最后抛弃蒋介石，三是中共力量在内战，尤其是抗战中的壮大，四是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详见十月书屋出版的《彭述之选集》第3卷）。跟着，我指出它的前途有三个，多半是东欧国家的道路，就是走向变态的工人国家，这是斯大林主义的表现。事实上，毛泽东是跟着斯大林当时的东欧国家的道路走的，我指出这个前提部份。我们的态度，我的报告后面提到，我们支持毛泽东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正确的措施，同时，我们指出他们的不够彻底，我们指出应该没收土地给农民，没收所有资本家的财产归国有，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归国有。 另一方面我们指出，工人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完全是被官僚控制，我们主张工人农民兵士都要组织苏维埃，来管理国家，然后才能建立一个健康的工农政府，工人和农民的政权，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这个态度很清楚，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这一点，我在1954年给瑞士一份托派的报章写了一篇文章，我更简约地叙述了我们托派的政治见解，在这篇给瑞士的托派刊物发表的文章中，我更具体地批判和分析，我们一方面支持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要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参加抵抗，这是我们的态度。要有一个真正的工农兵的苏维埃政府，我第一次指出，中共如果不走这条道路，而走东欧的道路，将会有一个政治革命，这是我1954年第一次提出来，是我们托派的意见。 第二件重要的事件，是共产党在1955年开始农业集体化，要农民参加生产合作社。关于农业集体化，我们支持，但是毛泽东的做法，我们反对。因他强迫农民参加。那时香港的托派同志，写文章批判这件事情。我们表示这是一种列宁对农民的态度。1957年，毛泽东发动大鸣大放运动，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一位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一方面，如果它真是要解放人民的思想自由，这是对的，但是毛泽东不是这样，他是要利用这个大鸣放来查出那些反对派，引这些反对派连同中共自己的党员说出他们的真心话，说是「引蛇出洞」，然后加以打击，当作右派，拘捕了几万人，开除了几万党员，所有批判中共的人都受打击，我们认为这是个阴谋，事实是如此。这是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第三大的事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这些是中国事件中最大的事情，那时有5亿农民，要他们一下子参加公社，这使全世界都震惊了，全世界的舆论都很惊奇。因为这实在是非常重大，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但在我们托派内也有人赞成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是史瓦贝克和李福仁，中国有苏达同志是赞成的。他们支持人民公社，不加批判的拥护。那时候，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也很烦恼，形成二派，由纽约和洛杉矶两地的成员所分别代表。所以，杜勃士就要求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一篇文章主要是批评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我根据列宁、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以及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俄国的历史事实和经验，东欧的经验，我全部的做了一个检讨，批判毛泽东的这种人民公社是一种冒险主义。我从理论上，历史的经验上，根据俄国的先例，给毛泽东一个批判，给人民公社批判。这种冒险主义必然会失败，我预先指出要失败。例如，公共食堂，我说这是行不通的，这是起码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懂得的，物质生活落后，怎能够把家庭完全不要，吃饭到公共食堂？就是美国革命以后也办不到！还要等一段时间。这是非常幼稚的，没有知识的，一定会瓦解的，公共食堂要取消的，那时还没有取消，当我说这个问题时。后来，没有公共食堂了。原来公社是一个失败，后来又恢复到生产合作社。我相信我这篇文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对这个问题最精细、最正确的分析。这也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观点。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分析是有预见。对落后国家，托洛茨基主义应该研究。所以，这篇文章刊出后，把史瓦贝克和李福仁两人打垮了。所有的同志支持我们的意见，纽约的同志社工党的领导是完全支持这个见解，而且给他解除了一个麻烦困难。其他的国家，像日本的Yamayiqi，他就最赞成我这篇文章的分析。当然，没有人不赞成托洛茨基主义的意见。第三件，最后的一件是文化大革命。我给中共党员的公开信，在明报月刊刊出，还有许多文章讲解文化大革命。我在1967年2月16日《给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一封公开信》（见同上书）中，提出一个斗争纲领，我们的态度非常明显，我们反对毛泽东用这种办法排斥异己，排除反对派；打倒了刘少奇，林彪又来了。这就是我们正确的立场，我们批判反对派刘少奇，但是我们指出刘少奇有的政策，比毛泽东是有建设性的，代表温和改良的。我们支持这个温和派改良派，同时批判他不足够，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像我们对俄国的赫鲁晓夫批判，我们支持他的非斯大林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批判他不够彻底。最后，我们反对批林批孔运动，我们的《十月评论》有大量文章评论这些事件。我分析，研究中共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关于批林批孔，是毛派的作为，涉及一些中国重大的历史问题。 对于中共这个政党和政权的分析，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共的胜利及其政权的性质──政治革命，还是民主改良？》（见同上书）这是比较全面的分析。虽然不像托洛茨基写的《被背叛的革命》那样详细，不过，一般是那样一个新的分析。这也是因为史瓦贝克和李福仁，写了文章，他们认为毛的党，中共，不是斯大林党，毛的政权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权，中国实行了纯正的革命。他们是把中共美化了，这就是一种投降毛泽东主义的思想，这是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起初在社工党里，他们的文章发表使得社工党的领导层很麻烦，因为他们不很懂得中国的情形，不知道怎样答复他俩人。所以杜勃士要求我写篇文章讲解。所以我就批判史瓦贝克和李福仁，完全是根据他们的文件来批判。在托派来说，是对毛派、毛政权和托派的基本政治革命纲领的一份文件，是最基本的。我们现在根据这个纲领，视为对毛派的政治革命纲领。 总而言之，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托派文件。因它表示托派对中共的政权和前途，托派的基本的政纲，提出政治革命，表现托派是非常有原则的，根据马克思主义，不是随便反对和随便赞成。像托洛茨基提出苏联要有个政治革命，他是根据理论和事实的分析，从这点上说，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继承托洛茨基。 指出托洛茨基运动在中国所经历的，这四十六年，托派对于中国问题的政治主张、政治分析是有文件写出的，还没有另外一个国家的托洛茨基派有这么多的文献。因中国的事件发展得复杂，完全不同。一个斯大林党掌握了政权，又是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对整个运动的发展，做出了我们的思想贡献、正确的贡献，我认为我们是对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有人能否定我们或是有理据批判我们。此外，中国托派目前对于中国的问题是有有系统的分析，并坚持主张的。 （十七）中国托派对几件世界大事的意见我们中国托派对于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于世界大事的意见也有相当的贡献。例如对古巴问题，我有两个文件，1960、61年，卡斯特罗刚刚走上政权，我对他的分析。一方面，他建立的政府是革命的，但同时又有点危险，因为他国家太小和孤立。在美帝国主义压迫下，可能要堕落，尤其在苏联的援助底下会官僚主义化。我这个分析，第一次我写了篇文章，第二次，1961年我给国际委员会写了一个决议草案，我们的分析，到现在还没失效，事实上卡斯特罗是完全跟苏联走向官僚化。 第二件大事，就是阿尔及利亚，她同法国帝国主义，经过了多年的战争。我曾经发表过意见，提出阿尔及利亚应该走怎么样的道路？我这个政纲性意见包括在《白恩斯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往那里去？》一文内（见十月书屋出版的《彭述之选集》第四卷）（注）。因这篇文章提到古巴问题，提到阿尔及利亚的问题，提到统一问题，这是我对国际问题比较重要的问题的文件。我对古巴的意见又重新分析，为什么古巴走上政权和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我说得更详细。也说她的缺点。对阿尔及利亚有我提出的政治纲领。因为对阿尔及利亚，我认为，那时白恩斯是极左教派主义，所以，我就批判他。我提出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也许很重要，对于国际问题，阿尔及利亚很重要的。 [注：该文指称「阿尔及利亚的一切革命者必须团结起来，以现时获得的政治独立为基点，制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纲，再进而动员工人群众及一切贫苦的农民继续进行斗争，为撤退法国驻军和取消它的经济特权、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和实现产业国有化、为争取工农的民主权利，和建立工农兵委员会和工农政府而斗争，以此把阿尔及利亚推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便是我们对阿尔及利亚所应采取的路线，并以此为批评本.贝拉政府一切措施的标准，和鼓励一切革命者去形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继续进行斗争的方针。」（见该书第242页）
第三件事就是关于智利1970年开始的革命，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有个重要的意见。我曾经写了封信，给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我在1971年就主张智利要成立工农兵苏维埃，否则，这革命一定会失败。因为只有成立苏维埃，才能够使军队兵士，跟军官隔离起来，才能避免战争。我在《导论》中也提到。这是托派对国际运动的贡献。对于葡萄牙，我也有不同意见。我主张葡萄牙应成立工农兵苏维埃，不能专靠立宪会议。不过，这事现在还在争论。中国托派对于国际运动重要事变有其主张和分析。所以，我可以说，中国托派，从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从思想来说，是坚强的支部，我们特别的自豪。当然，我们的组织非常小，这并不是我们的主观错误，而是一个历史问题。托洛茨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有系统的思想，但是托洛茨基不能在苏联活动，苏联的托派同志们被摧毁了。所以，我们是可以解释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发展、挫折、失败，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但在政治上，是表示了托派的一种可以说是最深刻的，最广泛的意见。政治立场证明是对的，在世界的托洛茨基运动里面是不多的。 （十八）回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访问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第二次革命中中共宣传部的组织。当时宣传部是我负责的。在1924、25年是没有的，从前宣传部是有的，虽然没有机构，也就有个人负责，没有正式成立一个机构。我回来后，因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要我负责宣传部，所以就建立了一个宣传部的机构。是一种独立的，单独的，有一个负责人。我是宣传部部长。组织了一个宣传委员会，可以大家讨论关于宣传出版工作。因宣传部工作很广泛，要领导出版两个刊物《新青年》和《向导》，我要负责。这些刊物是对外和对内宣传。还有对内的教育工作和办党校。所以要有个宣传委员会来讨论。宣传委员会就是我、瞿秋白、蔡和森。但是蔡和森后来去了莫斯科作代表。剩下我和瞿秋白，我们宣传委员会有陈乔年秘书，我们开会讨论。有两份报纸和两刊物，我是主编，陈乔年是助手。所以，我们主要工作就是出版。有党校组织，很忙，没时间教育，因革命发展像狂风暴雨般急速！上海五百党员，连青年团员一千多些，一年后便一万多。所以我们人手不足够。教育工作做得非常不够。不过，我们也做了一点宣传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我和瞿秋白。这问题很复杂，因有许多外国书籍，老是说彭述之与瞿秋白有仇恨、有冲突。我这个人从来不同人争，我对于同志是采取一个正当的态度，我们同志间工作，政治上意见不同，也没关系，可以讨论。我是依照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我懂得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思想，我自己参加过。所以我是采取这种态度。我跟任何同志没有成见，我看他的思想，看他的工作的成绩表。对瞿秋白也是这样。瞿秋白在莫斯科有一年和我在一起，他的俄文很好，比我强，但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思想。1923年回国，和陈独秀参加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一起回来。他回来，党叫他编辑《新青年》。他写了很多文章，但是他的文章有个很大的毛病，因我也懂俄文，他把俄文翻译出来算是自己的，写上瞿秋白的名字，我看不起此事，我认为不忠实，尤为重要的，他在上海大学当教授，他讲唯物史观，他把布哈林的那本唯物史观翻译出来，后来，翻译本印刷出来写的是瞿秋白着，没有说是从布哈林的书翻译的，非常不光彩。 （编按：原有录音带说到此为止。忆述和录音历时15天，从1976年1月1日至同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