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空想社会主义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第三章　空想社会主义者

　　如果人的本性是不变的，以及如果知道了它的基本属性，便可以从中像数学那样地在道德和社会科学领域引申出可靠的原理，那就不难构想出这样的社会制度，它完全符合人的本性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它将是理想的社会制度。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早就乐意着手研究完美的立法（legislation parfaile）这个题目。这些研究乃是启蒙文献中的空想成分^[1]。

　　十九世纪前半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全部心思都投入到了这种研究。

　　这个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完全赞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人类学观点。正如唯物主义者一样，他们也认为人是他周围社会环境的结果，^[2]而且正如唯物主义者一样，他们也陷入循环圈中，用人性的不变属性来解释环境的变化无常的属性。

　　本世纪前半期为数众多的所有乌托邦，都无非是企图用人的本性作最高标准来构想完善的立法。例如傅立叶拿分析人的情欲作出发点；例如罗·欧文在其《理性社会制度论纲》（Outline of the rational system of society）中从“关于人性的基本原则”(first 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出发，并且断言，“理性的政府”应当首先“确定人的本性是什么”；例如圣西门主义者声称，他们的哲学建立在关于人性的新概念之上^[3]；例如傅立叶主义者说，他们的导师所构想的社会组织乃是从人性的不变规律中得出的一系列无可争辩的结论。^[4]

　　自然，把人的本性看作最高标准的观点没有妨碍不同社会主义学派在确定这个本性的属性上相互间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例如按照圣西门主义者的意见，“欧文的计划跟人性的种种性情相违到如此程度，以致这些计划现时（写于1825年）大概享有的那种声望，初看起来似乎是无法解释的事”。^[5]在傅立叶的论战性的小册子《应允联合和进步的两个宗派——圣西门和欧文的狡计和骗术》(Pieges et charlatanisme des deux sects Saint-Simon et Owen, qui pronettent l’association et le progrès)中可以找到不少地方尖锐地指出，圣西门主义者的学说同人性的一切倾向相矛盾。现在，也向孔多塞时一样，在人性的定义上取得一致，比确定这个或那个几何图形要困难得多。

　　就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坚持人性观点而言，他们只是重复了十八世纪思想家的错误，——不过他们当时的整个社会科学都犯了这个过失^[6]。然而在他们那里可以看出从这个抽象概念的狭窄范围内挣脱出来并且依靠具体基础的有力的追求。在这方面圣西门的著作比其他人更加引人注目。

　　法国启蒙派最频繁地把人类历史看成一系列或多或少凑巧造成的偶然事件^[7]，然而圣西门在历史中则首先寻求规律性。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如此严格的科学。我们应当研究人类过去生活的种种事实，以便在其中发现人类生活进步的规律。只有理解了过去的人才有能力预见未来。当圣西门这样地提出社会科学的任务时，他特别把注意力放在研究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历史上。他的观点是何等的新颖和广阔，可以从他的学生奥古斯丹·梯叶里能够在法国史研究中差不多实现了完整的革命这一点上看出来。圣西门坚持认为，基佐抄袭了他的观点。暂且摆下理论的所有权这个问题不谈，我们注意到，跟与他同时的历史学专家比较起来，圣西门善于更深入地探究欧洲社会内部发展的动因。比方，如果梯叶里、米涅、基佐，他们都曾指出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那么，极有说服力地而且首次阐明了这些关系在近代欧洲的历史的圣西门，就走得更远，他向自己提出问题：究竟为什么正是这些关系，而不是任何别的关系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按照他的意见，答案应当在工业发展的需要中去找：“十五世纪以前，世俗权力掌握在贵族手里，而且这曾是有益处的，因为贵族当时是最有能力的实业家。他们领导了农业劳动，而农业劳动当时是唯一的一种重要的实业活动。”^[8]对于究竟为什么实业的需要在人类历史中有如此决定性的意义的问题，圣西门的回答是，因为生产是任何社会组织的目的。他认为生产具有这样的意义，以致把有益的跟生产的等同起来^[9]，并且断然声称，生产是政治和科学的目的。^[10]

　　看来这些观点的逻辑发展本应引导圣西门得出结论说，生产的规律也就是归根到底决定社会发展的那些规律，而且研究这些规律应当成为力求预见未来的思想家的任务。有些地方，他似乎在接近这个思想，然而只是在有些地方，而且也只是接近而已。

　　要生产就必须有劳动工具。这些工具不是自然界以现成的形态给予的，它们是人的发明。特定工具的发明，而且就连工具的简单使用，也都必须要求生产者有一定程度的智慧发展。因此“实业”的发展表现为人类智慧发展的必然结果。看来意见、“教育”就在这里也是独自而排他地支配着世界。而且实业的重要作用搞得越清楚，十八世纪哲学家们的这个观点看来越是得到证实。圣西门比法国启蒙派还要彻底地坚持这个观点，因为他既然认为观念起源于感觉的问题已经解决，就更少有理由想起环境对人的影响。知识的发展在他那里是历史运动的基本因素^[11]。他力求发现这个发展的种种规律；例如他确立的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这个三阶段规律，正是后来奥古斯特·孔德极其成功地冒充为他本人的“发现”的规律。^[12]不过就是这些规律在他那里归根到底也是用人性的属性来说明的。他说：“社会由个人组成，因此社会理性的发展只能是个人理性发展在较大规模上的再现”。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每当他得以在个人发展中找到证实社会发展“规律”的合适的比拟时，他便认为自己的这些“规律”是彻底地弄清楚了并且被证实了。例如他断言，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缩减为零。^[13]这个作用的逐渐的、然而不断的减少是人类发展的规律之一。他究竟是怎样证明这一规律的呢？对它有利的主要理由是援引人们的个人发展：在初等学校，孩子必须绝对听从长者的话；在中等和高等学校，听话的成分逐渐退到次要的地位，以便彻底让位于成熟年龄的独立行动。不管谁来观察“权力”的历史，现在任何人都会同意，这里和任何地方一样，比喻都不是证明。任何特定不可分者的胚胎发育（个体发育）同这个不可分者所属的那个种的历史有许多类似：个体发育提供关于系统发育的许多重要指示。然而如果有位生物学家突发奇想，硬说应当在个体发育中寻找系统发育的最后解释，对于这位生物学家，我们现在怎么说呢？现代生物学的做法恰恰相反：它用种的历史来解释不可分者的胚胎史。

　　向人的本性求助，使得无论圣西门本人还是他的学生们所表述的一切社会发展“规律”都具有十分独特的面貌。

　　这种求助把他们带进了循环圈。——人类的历史由人类的本性来解释。可是我们从哪里得知人的本性呢？从历史中。——显然，在这个死胡同里兜圈子，无论对人的本性还是对人的历史都是无法理解的，而只能就某一社会现象领域提出某些个别的、或多或少深刻的见解。圣西门提出了好些精辟的、有时真正天才的见解，不过他要为“政治学”发现坚实的科学基础这一主要目的却始终没有达到。

　　圣西门说：“人类理性进步的最高规律支配一切，应当统治一切；人们在它面前只是一种工具……虽然这种力量（即这一规律）来自我们，我们同样不能避免它的影响或者使它受我们支配，就像不能随意地改变使地球绕日而行的力量的作用一样。我们仅仅能够在弄清楚这个规律要求我们遵循的那个运动以后，自觉地服从该规律（即服从我们真正的天意），而不是盲目地服从它。附带指出，这恰恰将是我们世纪的哲学意识注定要实现的前进步伐”。^[14]

　　总之，人类完全服从自己固有的智慧发展规律；甚至在他们想要避免这一规律的影响时他们也无法避免。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论点，而且为了明显起见，我们举三阶段规律为例。人类从神学思维走向形而上学思维，从形而上学思维走向实证思维。这种规律像力学规律的作用那样发生影响。

　　很可能这是对的，可是试问，怎样理解人类即使愿意也无法改变这一规律的作用这个思想呢？这是否意味着，即使人类还在神学时代末期就已经意识到实证思维的优点，他们也无法避免形而上学呢？显然不是的；然而如果不是，那么同样明显的是，正是在圣西门对智慧发展规律性的观点中有某种模糊的地方。这种模糊之处究竟在哪里呢？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它就在于把规律同改变规律发生作用的愿望对立起来。在人类身上一旦出现类似的愿望，它本身便成为人类智慧发展史上的一个事实，于是规律就应当包括这个事实，而不应跟它发生冲突。当我们容许这种冲突的可能性时，我们就还没有弄清规律概念本身，于是我们一定会陷入两个极端之一：或者我们放弃规律性的观点而站在合乎愿望的东西的观点上，或者从我们的视野内完全忽略合乎愿望的东西——更正确些说，特定时代人们所希望的东西，从而使规律具有某种神秘的色彩，使它变为某种宿命。在圣西门那里，以及一般说来在空想主义者那里，当他们说到规律性的时候，“规律”正是这样的宿命。顺便指出，当俄国的“主观社会学家”奋起捍卫“个性”、“理想”和其他美好东西时，他们正是同关于“事物自然进程”的空想的、模糊的、不完全的、因而站不住脚的学说作战。我国的社会学家甚至似乎没有听说过关于社会历史过程规律性的现代科学概念是什么。

　　规律性概念中空想主义的模糊之处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来自我们已经指出过的、空想主义者们（当然并不只有他们）所持有的那个人类发展观的根本缺点。人类的历史由人的本性来解释。既然有了这个本性，也就有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就像黑格尔会说的那样有了全部历史本身（an sich）。人之不能干预自己发展的进程，就像他不能不再为人一样。发展的规律是作为天意出现的。

　　这是历史的宿命论，这种宿命论乃是把知识的成就，因而把人的自觉活动视为历史运动基本动因的那种学说的结果。

　　不过让我们往下讲。

　　如果理解历史的钥匙是由研究人的本性提供的，那么对我说来重要的与其说是对历史的实际研究，不如说正是对这个本性的正确理解。既然我掌握了正确的人性观，我就会失去对社会生活实际情况的几乎一切的兴趣，而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社会生活应当如何符合人的本性上面。历史上的宿命论丝毫无碍于实践上对现实的空想主义态度。相反，它是这种态度的帮手，因为它割断了科学研究的线索。一般说来宿命论常常是跟最极端的主观主义携手并进的。宿命论经常把自己的情绪宣布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正是对于宿命论者，可以用一位诗人的话说

　　他们所谓的历史精神
　　不过是这些先生自己的精神。

　　圣西门主义者断言，他人的劳动落入剥削者手中的那份社会产品在逐渐地减少。这种减少在他们心目中是人类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规律。作为证明，他们援引了利息和地租水平的逐渐降低。如果他们在这种场合坚持了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他们本该发现他们所指出的现象的经济原因，而且为此他们本来需要仔细地研究产品的生产、再生产和分配。要是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也许就会看到，利息水平或者甚至地租水平的降低（如果真有这回事的话），还完全证明不了私有者的份额的减少。那时他们的经济“规律”自然就获得完全不同的表述。不过他们顾不到这一点。深信来自人的本性的神秘规律的万能，使他们的思想工作完全集中到另外的方面。迄今为止历史上占优势的倾向未来只会加强，他们说：剥削者的份额的不断减少，必然以这一份额的完全消失，即剥削阶级本身的消失而告终。预见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应当构想出社会制度的新形式，在这些形式下已经完全不会有剥削者的地位。根据人性的另一些属性，可以看出这些形式应当是如此这般的……社会改造的计划很快就会制订出来：关于社会现象规律性的极其重要的科学思想，就靠两个空想主义药方来解决……

　　类似的药方被当时的空想主义者视为思想家最重要的任务。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或那个原理本身并不重要。它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从中引出的那些实际结论。让·巴·萨伊跟李嘉图争论商品的交换价值由什么决定。很可能，从专家的观点看来这是重要的问题。不过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价值应当由什么决定，而这一点，遗憾的是专家们并没有想到。我们替专家们想想吧。人的本性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正是那个东西。一旦我们开始听从人性的声音，我们便会惊讶地看到，专家们心目中的重要争论，其实并不很重要。可以同意萨伊，因为从他的原理中得出的结论完全符合人性的要求。也可以同意李嘉图，因为他的观点一旦正确加以解释和补充，也只会加强这些要求的分量。因此空想主义思想放肆地干预他们始终不理解其意义的那些科学争论。这样，有教养而且有很高天赋的人们，例如安凡丹，就解决了当时政治经济学上有争议的诸问题。

　　安凡丹写了不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不能算是对科学的重大贡献，但也不能予以忽视，就像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史家和社会主义史家的做法那样。安凡丹的经济著作，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阶段，是有其意义的。然而他对经济学家们的争论抱怎样的态度，下面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

　　大家知道，马尔萨斯固执地和（顺便说说）很不成功地反驳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安凡丹以为，真理其实在前者而不在后者一边。然而他并不反驳李嘉图的理论：他不认为有这个必要。按照他的意见，所有“关于地租的性质以及关于私有者从劳动者那里夺取的那部分东西的实际的相对的提高或降低的议论，本应归结为一个问题：为了社会的利益应当存在于脱离经营的生产者（安凡丹这样称呼土地占有者）和积极的生产者（即农场主）之间的那些关系的性质是怎样的？当这些关系成为已知时，就足以弄清导致这些关系的建立的那些手段；在这里应当加以考虑的还有当时的社会状况；而其他任何问题（即除上面提出的问题之外）毕竟都是次要的，并且只会妨碍应当有助于实际使用上述手段的那些组合。”^[15]

　　安凡丹宁愿称之为实业哲学史的政治经济学的最主要任务，在于同时说明不同生产者阶层的相互关系以及整个生产者阶级对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这些说明应当建立在对实业阶级历史发展的研究之上，而且这种研究的基础应当是“关于人类的新概念”，换言之，即关于人的本性的新概念。^[16]

　　马尔萨斯之反驳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是同他反驳很著名的——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劳动价值论紧密联系着的。安凡丹很少深入争论的实质，就急急忙忙用对李嘉图地租学说的空想主义补充（正如我们这里现在所说的——修正）来解决争论。他说：“如果我们好好地理解这个理论，那么看来似乎应该给它补充说……劳动者为了使某些人尽情休息以及为了得到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而给这些人付款（即以地租形式支付）”。

　　安凡丹这里所谓劳动者同样是，而且甚至主要是指农场主——企业家。他关于他们对土地占有者的关系所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他的“修正”中，一切只归结为更尖锐地表述李嘉图也很好地知道的现象。况且这个尖锐的表述（亚当·斯密有时表述得还更尖锐）不仅既解决不了价值问题，也解决不了地租问题，而是从安凡丹的视野中把这些问题完全排除了。对他说来这些问题也果真不存在：使他感兴趣的唯有未来的社会制度；在他看来重要的是使读者相信，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应存在。安凡丹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这类实际问题，那么关于价值的全部学术争论都会是单纯的文字之争。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上所谓主观方法。

　　空想主义者们任何地方都没有直接介绍过这个“方法”。不过例如安凡丹曾经指责马尔萨斯（!）过分客观一事就证明他们是很喜爱这个方法的。客观性似乎是这位著作家的主要缺点。凡是熟悉马尔萨斯著作的人都知道，正是（比如李嘉图所固有的）那个客观性确实同这位《人口论》的作者始终是格格不入的。我们不知道安凡丹是否读过马尔萨斯的原著（一切都使人不得不认为，比如李嘉图的观点，安凡丹只是根据法国经济学家们从马尔萨斯原著中所作的摘录才知道的），然而即使读过，他未必会根据李嘉图观点的真正优点来评价它们，他未必能够指出，现实是同马尔萨斯矛盾的。安凡丹忙于考虑的问题是事情本来应当如何，他既无时间也无兴致仔细地深入思考实际情况是什么。他情愿对任何一个诽谤者^[17]说：“您是对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正是像您描述的那样，不过您太客观了；请您从人道的观点来看问题，那时您就会看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应当重新加以改造”。

　　空想主义的华而不实的作风，不得不向任何或多或少有学问的资产阶级制度辩护士作理论上的让步。空想主义者为了冲淡他心目中产生的自身虚弱无力的意识，在安慰自己的同时指责自己的对手有客观性：据他说，即令您比我有学问，可是我更善良。空想主义者不是去驳斥有学问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们；他只是给他们的理论作“注释”和“修正”。

　　这类对社会科学完全空想的态度，在“主观”社会学家们的著作的每一页上，对于用心的读者都是很显眼的。对此我们还得有许多话要讲。暂时且举两个鲜明的例子。

　　1871年出版了已故的尼·齐别尔的学位论文：《论在最新补充和解释下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序言中作者善意地、然而只是附带地谈到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文章《经济科学中的斯密派和实证主义》（该文还在1864年就刊登在《现代人》上）。对于这一顺便的评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我愉快地回想起，在《论尤·哈·茹科夫斯基的著述活动》一文中，我很公正地评价了我们这位经济学家的功绩。我正是指出了，茹科夫斯基先生早就说过必须回到政治经济学史家们的思想，在他们那里有正确解决科学诸基本问题的一切材料，这些材料被现代的书生气的政治经济学完全歪曲了：不过我当时便已指出，‘头一个取得’这个后来在卡尔·马克思强有力的双手中变得如此富有成果的思想的权利的光荣，在俄国著作中不属于茹科夫斯基先生，而属于另一位著作家，即论文《经济活动和立法》（《现代人》，1859年）、《资本与劳动》（1860年）、穆勒著作注释等等的作者。^[18]除了按时间顺序外，这位著作家和茹科夫斯基先生之间的区别可能显著地这样表现着。如果说，比如，茹科夫斯基先生详细地和严格科学地，甚至有些学究气地证明劳动是价值的尺度，一切价值由劳动产生，那么，上述诸文的作者并没有忽视事情的理论方面，而是主要强调从其中得出的逻辑的实践的结论：作为由劳动产生的和测量的一切价值都应该属于劳动。”^[19]为了了解穆勒著作注释的这位作者完全没有理解后来在“马克思强有力的双手”上获得了如此辉煌发展的那个价值理论，并不需要很多的政治经济学知识。而且任何一个知道社会主义史的人都懂得，为什么这位作者，跟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劝人信服的话相反，正是“忽视了事情的理论方面”，而是醉心于考虑在设施良好的社会中产品应该以怎样的标准进行交换。穆勒著作注释的作者是从空想主义者的观点看待经济问题的。这在他的时代是完全自然的。然而很奇怪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都未能同这种观点割断联系（而且后来也没有割断联系，否则在自己著作的新版中他就会改正自己的错误），那时甚至从通俗著作中都很容易领会对事物的正确观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没有理解“穆勒著作注释”作者关于价值说过的话。这是由于他也“忽视了事情的理论方面”，而醉心于 “从其中得出的逻辑的实践的结论”，即醉心于考虑“任何价值都应当属于劳动”。我们已经知道，醉心于实践结论对空想主义者的理论论述的影响始终是有害的。而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搞糊涂的“结论”是何等的陈旧，下面的情况可以说明，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空想主义者 ^[20]早已从李嘉图价值理论中作出了这个“结论”。不过作为空想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对空想的历史也不感兴趣。

　　另一个例子。瓦·沃先生1882年这样说明自己《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命运》一书的问世：

　　“本论文集是由各家杂志上刊登的文章编成的。我们以单行本出版这些文章，只作了外在的统一，稍微不同地编排了材料，删除了重复（远非全部；在瓦·沃先生的书中仍然很多重复——普列汉诺夫）。文章的内容仍然是以前的；新的事实和论据引用得不多；而且如果我们仍然决定再次地把自己的著作提请读者注意，那么我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以全副武装同时攻击读者的世界观，迫使知识分子去注意所提出的问题（图景是：瓦·沃先生‘以全副武装’攻击读者的世界观，而受到恐吓的知识分子就投降了，转变了注意力，等等。——普列汉诺夫），召请我国有学问的和宣过誓的、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论家们去研究俄国经济发展规律这个国家生活其余一切表现的基础。没有这个规律的知识就不可能有系统的和成功的社会活动，而我们这里占统治地位的对最近未来俄国的观念未必能称为规律（观念……能够称为规律？！——普列汉诺夫），而且未必能够给实践的世界观提供牢固的基础。”（序言，第1页）

　　1893年，同一位瓦·沃先生已经成功地成了民粹主义“宣过誓的”、虽然——可惜！——还完全不是“有学问的”政论家，已经远远地离开经济发展规律乃是“国家生活其余一切表现的基础”的思想。现在他“以全副武装”攻击有这种“观点”的人们的“世界观”，现在他想，在这个“观点中历史过程不是人产生的东西，变成一种产生的力量而人则变成历史过程顺从的工具”^[21]；现在他认为社会关系是“人的精神世界派生的”^[22]，并且以极端怀疑的态度对待关于社会现象和规律性的学说，把它跟“历史学教授尼·伊·卡列也夫科学的历史哲学”对立起来（懂了吧，诸位，那就服从吧，因为教授先生与我们同在！）。^[23]

　　怎样一个借神灵帮助的转变啊！什么引起这种转变呢？原来是这样的。1882年瓦·沃先生找到了“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他认为这一规律只是瓦·沃先生他自己的“理想”的科学表现。他甚至确信他发现了这样的规律，即俄国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实现的“规律”。不过此后他不是白白地生活了整整十一年。他本应，虽然不是公开地，认识到根本无法实现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在发展。结果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成了最无可争议的“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于是瓦·沃先生急急忙忙地彻底颠倒了自己的“历史哲学”：寻找“规律”的他开始说类似的寻找完全是浪费时间。俄国空想主义者倒是愿意依靠“规律”；不过只要“规律”跟不仅因为恐惧而且因为良心他应予支持的那个“理想”背道而驰，他立刻就会摒弃“规律”，就像彼得摒弃耶穌一样。不过瓦·沃先生就是现在也并非永远同“规律”闹翻了。“使观点系统化的天然的企图应该使俄国知识分子去建立适合我国发展的需要和条件的经济关系的进化的独立方案；而且这项工作无疑将在最近的将来完成。”（《我们的方向》，第114页）俄国知识分子，在“建立”自己的“独立方案”时，显然将醉心于瓦·沃先生在《资本主义之命运》中所热衷的那项工作，即寻找“规律”。当方案找到时，——而瓦·沃先生对天起誓，在最近的将来会找到方案，——我们的作者就会像福音书上的父亲跟自己的浪子和解同样郑重激昂地跟规律性和解。好逗趣的人！不用说，甚至当瓦·沃先生还在寻找“规律”的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弄清楚这个词应用于社会现象时能够具有什么意义。他像【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空想主义者看待“规律”一样看待“规律”。只有这才能解释他之希望发现一个国家即俄国的发展规律。然而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思想方式栽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头上呢？如果他以为他们在自己关于社会现象规律性的概念上没有超过空想主义者，他就错了。而他所有反对他们的那些意见都表明他就是这样想的。而且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历史教授”卡列也夫先生也这么想；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这么想。他们起初把对社会现象合规律性的空想观点栽在马克思主义者头上，然后用多少可疑的胜利来打倒这个观点。真是同风车搏斗！

　　顺便谈谈这位有学问的“历史教授”。请看他用怎样的话来介绍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观观点：“如果在历史哲学中我们感兴趣的是进步问题，那么这就可以成功地选择科学的极重要的内容、科学的种种事实以及这些事实的分类。不过事实不可能臆造，也不可能放在凭空虚构的关系中（这么说来，无论选择时，无论分类中都不该有任何任意的行为啰？这么说来，分类应该完全符合客观现实啰？对的！听吧！——普列汉诺夫），而且从一定的观点来描述历史的进程，在描述的忠实性意义上仍然是客观的。这里出现在舞台上的是另一类的主观主义：创造性的综合，可以造成完整的理想的标准世界、应有事物的世界、真理和正义事物的世界，与之相比较的将是现实的历史，即历史进程的客观描述，这种描述是从人类生活中重大变动的观点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归纳的。根据这种比较产生对历史过程的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同样不应该是任意的。必须证明，被归纳的种种事实，像它们给予我们的那样，真正具有我们根据某种观点提出来，采取某种标准对它们进行评价的赋予它们的那种意义。”

　　在谢德林那里，“资望高的莫斯科的历史学家”夸耀自己的客观性时说：雅罗斯拉夫打了伊兹雅斯拉夫，还是伊兹雅斯拉夫打了雅罗斯拉夫，对我说来全都一样。给自己创造了“完整的理想的标准世界、应有事物的世界、真理和正义事物的世界”的卡列也夫先生同这类客观性是格格不入的。假定他同情雅罗斯拉夫，但毕竟不会允许自己把他的失败说成他的胜利（“事实不可能臆造”，不过他仍然有珍贵的权利，对雅罗斯拉夫的悲惨命运一洒同情之泪，不能不诅咒他的胜利者伊兹雅斯拉夫）。对这种 “主观主义”作出任何反驳都是困难的。不过卡列也夫先生徒然用这种平淡无味因而没有危害的形态来描绘这种主观主义。这样描绘它，意味着不理解它的真正本性，将这种本性淹没在一大片多愁善感的空泛辞藻中，实际上“主观”思想家们的特点是，在他们那里，“应有事物的世界、真理和正义事物的世界”，同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没有任何联系：在这里是“应有事物”，在那里是“现实的东西”，而且这两个领域是以整个一条鸿沟互相隔绝着。这条鸿沟在二元论者那里，把物质世界同精神世界分隔开了^[24]。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的任务，其中之一就在于建立一座桥以通过这道表面上无底的鸿沟，当我们没有建好这座桥时，直到现在我们都必然对现实的东西闭上眼睛，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应有的东西”上（例如像圣西门主义者这样做的那样),因此自然只会延缓这个“应有事物”的实现，因为要获得对这个“应有事物”的正确观点变得更加困难了。

　　我们已经知道，和十八世纪启蒙派相反，复辟时代历史学家把任何特定国家的政治设施都看成该国公民日常生活的结果。这一新观点当时传播和强大到如此程度，以致应用于实际问题时达到了奇怪的、我们现在已经几乎无法理解的极端。例如让·巴·萨伊断言，政治问题不应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因为甚至在完全相反的政治制度下国民经济同样可以很好地发展。圣西门以赞扬的口吻提到萨伊的这个思想，同时的确给它注进了一些比较深刻的内容。除了极少数例外，十九世纪所有空想主义者都同意对“政治”的这种观点。

　　在理论上这个观点有两方面的错误。第一，抱这种观点的人忘记了，社会生活中正如我们同过程而不是同个别现象打交道的一切地方那样，结果反过来会成为原因，而原因却原来是结果；简言之，他们在这里很不合时宜地抛弃了在另一些场合他们的分析同样不合时宜地为之所局限的那同一个相互作用观点；第二，如果政治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结果，那么无法理解的是极其不同的结果（性质完全相反的政治设施）怎么可能由同一个原因即相同的“财富”状况所引起。显然，关于国家的政治设施同它的经济状况的因果联系的概念本身，在这里还仍然是极端模糊的。而且实际上，要指出在所有空想主义者那里这个概念是多么模糊，并不困难。

　　在实际上，这种模糊性本身导致了两类后果。一方面如此大谈劳动组织的空想主义者喜欢时而重复“自由，放任”这个十八世纪的古老格言。例如认为实业组织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任务的圣西门说：“实业需要尽可能少地对它进行控制”。^[25]另一方面空想主义者——同样有某些属于较后时期的例外——对待当前的政治，对待今天的政治问题，是完全漠不关心的。

　　政治制度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结果始终是结果，不会反过来变成原因。由此得出几乎直接的结论：“政治”不能成为实现社会经济“理想”的手段。因此空想主义者厌恶政治的心理就容易明白了。然而他们究竟指靠什么来实现其社会改造计划的事业呢？他们实际期望的基础是什么呢？是一切与虚无。说一切是指这样的意思，即他们不加区别地期待来自各个最对立方面的援助。虚无的意思是他们的全部希望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空想主义者自以为是异常实际的人物。他们痛恨“教条主义者”^[26]，而且他们把自己所有最轰动一时的原则都毫不犹豫地当作祭品贡献给自己的“固执的观念”。他们既非自由派，也非保守派，既非君主派，也非共和派；自由派也好，保守派也好，君主派也好，共和派也好，只要能实现自己“实际的”、而且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异常实际的计划，他们都不加区别地准备与之一道行进。老一代空想主义者中间，这方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傅立叶。他像果戈里的康斯坦如格罗^[27]那样，企图把一切废物都利用起来。他时而拿高利贷者们的资本在未来社会中会给他们带来巨额利息的前景诱惑他们；时而向甜瓜和菜蓟的爱好者呼吁，用未来有极好的甜瓜和菜蓟来博取他们的好感；时而使路易·菲力浦相信，现在受到世袭亲王轻视的奥尔良王室的公主，在新社会制度下求婚者会多得应付不过来。他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呜呼！然而无论高利贷者，还是甜瓜和菜蓟的爱好者，或者“皇帝—公民”，对傅立叶那个似乎最令人信服的好处，都是正所谓充耳不闻，丝毫不加理睬。他的实际性原来是预先就注定要失败的、对幸运的偶然性的毫无乐趣的追逐。

　　十八世纪启蒙派早已卖力地从事幸运的偶然性的追逐了。正是由于指望这种偶然性，他们才不择手段地企图跟当时或多或少受过教育的“立法者”和贵族拉关系。通常认为，一个人既然对自己说，意见支配世界，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对未来感到沮丧：理性终归会胜利。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理性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取得胜利呢？启蒙派说，社会生活中一切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立法者”：因此他们就去笼络立法者。不过同一些启蒙派清楚地懂得，人的性格和观点依赖于教育，而且一般说来，教育没有使立法者预先就具备接受启蒙学说的倾向。因此他们不能不意识到，对立法者的指望不大。剩下来只有靠幸运的偶然性了。试设想，您这里有一个大箱子，箱子里有许多黑色球和两三只白球。您一个一个地把球拿出来。在每一个单个的场合，您取出白球的机会比取黑球要少得多。不过如果重复操作足够次数，最后您也就会取出白球。对“立法者”也是如此。在每一个单个的场合，极其可能的是立法者要反对“哲学家”，不过最终还是会出现同哲学家们意见一致的立法者。这个立法者会实现理性所指示的一切。比方爱尔维修就一字不差地这样议论过^[28]。表面上给人的自由划出如此广阔地盘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意见支配世界”），实际上把它看成偶然性的玩物。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观点本质上很不乐观的道理。

　　例如，我们不知道比十九世纪末空想主义者即俄国民粹派和主观社会学家的观点更不乐观的任何观点。他们中间每个人都有拯救村社以及和村社一起一般地拯救农民的现成方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进步公式”。然而，唉！生活依自己的进程进行，并不理会他们的公式，这些公式没有留下任何别的路，也只有在抽象、幻想和逻辑结论领域中为自己开辟自己的不依赖于生活的道路。这里我们听一听例如主观学派的阿喀琉斯^[29]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

　　“工人问题在欧洲是革命的问题，因为在那里它要求把劳动条件（？）转交到工作者的手中，剥夺现在的私有者。工人问题在俄国是保守的问题，因为在这里只要求把劳动条件保存在工作者的手中，保障现在的私有者他们的财产。在我们这里，在彼得堡近郊……在布满工厂、制造厂、修理厂、别墅的地区，存在着乡村，乡村的居民靠自己的土地生活，烧自己的林木，吃自己的面包，穿着用自己的绵羊的毛自己做成的厚呢上衣和皮袄。结实地为他们保障自己的这个东西吧，俄国的工人问题也就解决了。而为了这个目的可以付出一切，如果好好地理解结实保障的意义的话。人们说：不能永远停留在木犁和三区轮作制经济状态上，停留在缝制厚呢上衣和皮袄的古老方式上。不能。摆脱这一困境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实践观点所赞同的，很简单，而且方便：提高税率，解散村社，对，也许这足够使工业像英国工业一样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不过工业侵蚀工人，剥削他。还有另一条路，这条路自然更困难得多，然而问题容易解决还不等于正确解决。另一条路就是发展现实已经存在于不过是极其粗陋的、原始的形态中的那些劳动和所有制的关系。显然，没有广泛的国家干预，这个目的是不能达到的，国家干预的第一个行动应该是从立法上巩固村社。”^[30]

　　在尘世上
　　给自由的心灵
　　准备了两条道路
　　衡量一下自豪的力量
　　衡量一下坚定的意志
　　再选择你想走的道路吧！^[31]

　　我们觉得，我们这位著者的一切议论强烈地散发出甜瓜和菜蓟的气味。而且嗅觉大概不会欺骗我们。在涉及甜瓜和菜蓟的事情上傅立叶犯了什么过错呢？过错是醉心于“主观社会学”。客观社会学者会问自己：我描绘的图景有没有任何可能吸引甜瓜和菜蓟的爱好者？然后他会问自己：瓜蓟的爱好者能否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发展的特定进程？毫无疑义，他会对自己否定地回答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因此他不会浪费时间去同那些“爱好者”谈话。不过这样做的乃是客观社会学者，即根据社会发展特定规律性进程建立自己全部计划的人。而主观社会学者则以“合乎愿望的东西”的名义赶走“规律性”，因而对他说来没有留下别的出路，只有指望偶然性了。于是就用棍棒去射击罪恶，——这就是善良的主观社会学者能够依靠的唯一可以慰藉的意图了。

　　用棍棒来射击罪恶。然而要知道棍棒有两头，不明白的是用棍棒的哪一头来射击。我们的民粹派和（如果可以这么说）主观主义者已经试用过大量的棍棒（甚至在村社土地占有制下便于征收欠缴税款的想法有时就以有魔法的棍棒角色出现过）。在绝大多数场合，棍棒是完全不能用作火枪的，而当偶然发射出去时，那么子弹就落到了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先生们自己的头上。我们回忆一下农民银行。为了巩固“基础”，不是曾对它寄予了何等的希望么！在农民银行开业时，民粹派先生们是何等地兴高采烈，结果又怎样呢？棍棒恰恰射中了兴高采烈的人们；现在他们自己承认，农民银行^[32]——在任何场合都是很有益的设施只是使“基础”瓦解；而这种承认等于认识到兴高采烈的他们——至少在某个时间流程内——曾经也是说空话的人。^[33]

　　——不过要知道银行之瓦解基础只是因为银行的章程和实践不完全符合我们的观念。如果我们的观念完整地得到实行，那么结果就完全是另一样了……

　　第一，绝非另一样：银行在任何场合都会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而货币经济一定会破坏“基础”，而第二，当我们听到这无数的“如果”时，我们全都不知为什么感觉到我们窗下叫卖小贩喊道：“看哪，顶呱呱的甜瓜、菜蓟！”

　　本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空想主义者们已经不断地指出了他们所构想的改革的“保守”性质。圣西门直截了当地用人民起义来恐吓政府以及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指资产阶级】，这种起义当时在“保守派”的想象中必定表现为可怕的、人人都记忆犹新的无套裤党人 ^[34]运动的形态。然而这一恐吓自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而且如果历史真的会给我们任何教训的话，那么最有教益的教训之一原来是：证明所有似乎讲求实际的空想主义者的全部计划都完完全全是不实际的。

　　当空想主义者说明自己计划的保守性质，从而力求劝说政府去实现这些计划时，他们为了证实自己的思想，通常是把自己国家或多或少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作一番概述，通过概述可以看出某时某时犯过“错误”，这些错误使得整个社会关系具有全新的和极其不合人意的状态。政府只要认识和改正这些“错误”，天国几乎就会立即在地上建立起来。

　　例如，圣西门曾要波旁王朝相信，革命前法国内部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君主制同实业家的联盟。这个联盟对双方都是同样有利的。革命时期，政府由于误会出面反对实业家的合法要求，而实业家出于同样可悲的误会起来反对君主制。由此产生后来的一切灾难。然而现在，当灾难的根源已经发现，事情是很容易纠正的，因为只需要实业家在一定条件下跟政府妥协。这也会是使双方摆脱许多困难的最明智的保守的出路。现在不用多说，无论波旁王朝还是实业家，都没有听从圣西门美好的劝告。

　　“不再坚持我们古老的传统；不再发展我们继承下来的、生产资料与直接生产者紧密联系的原则；不再利用西欧科学的种种发明和使用它们来发展以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实业形式；不再通过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农民手中的方法来增加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再利用的并非生产的形式，而是生产组织本身，就像它出现在西欧的那样……不再做这一切，我们开始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尽管资本主义的诸生产形式建立在剥削农民之上，我们不仅不阻碍它们的发展，而是相反，企图全力从根本上破坏我们的全部经济生活，——这种破坏一直进行到1891年。”^[35]尼古拉-逊先生这样地忧伤，他建议“社会”改正这个错误，解决极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的”任务：“在这样的形式中发展居民的生产力，即生产力能够不为数目不多的少数人所利用，而为全体人民所利用。”^[36]全部问题在于改正“错误”。

　　有趣的是尼古拉-逊先生自以为同任何空想都绝无瓜葛。他时时刻刻都引证我们应该把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批判归功于他们的那些人。^[37]全部问题在于国家的经济，他不管是否合乎时宜都跟着这些人后面重复地说，一切罪恶都从这里发生：“因此消除罪恶的手段，一旦发现了，应该同样恰恰在于改变生产条件本身。”在说明中又有对空想社会主义批评家之一的引证：“这些手段不应该是头脑发明的，而应当是借思想之助在现成的生产的物质条件中发现的。”

　　然而推动社会去解决或者哪怕是只是去理解尼古拉-逊先生给社会提出的任务的那些“生产的物质条件”到底是什么呢？这不仅对读者们，而且自然也对著者本人仍然是秘密，著者以自己的“任务”很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在自己的历史观点上他依然是纯血统的空想主义者，尽管从完全不是空想主义著作家们的作品中作了引证。^[38]

　　能否说傅立叶的计划同他当时的生产的“物质条件”相矛盾呢？不能，不仅不矛盾，而且整个地，甚至包括计划的缺点，都是建立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傅立叶之为空想主义者，因为既然他是“借思想之助”才根据他当时生产的物质条件来论证自己的计划的，他就没有能把计划的实现也归之于同一些条件，从而完全无益地将“伟大的任务”加在这样一些社会阶层和阶级身上，它们由于同一些物质条件既不可能有承担解决任务的志趣，也没有解决任务的可能性。尼古拉-逊先生所犯的这个错误，跟傅立叶或他不喜欢的洛贝尔图斯所犯的是同等程度的错误：最可能，他使人想起的正是洛贝尔图斯，因为尼古拉-逊先生之引证古老的基础恰恰是根据这位保守的著作家的精神。

　　为了开导“社会”，尼古拉-逊先生举出西欧这个吓人的例子。很久以来我们的空想主义者就企图通过这类举例显示自己是讲求实际的人，并不醉心于幻想，而只是会利用历史的“教训”罢了。不过这种手法也完全不是新的。法国空想主义者已经企图拿英国的例子吓唬和开导自己的同时代人，在英国，“极大的差距把企业主跟劳动者分离开来”，在英国，劳动者身上重重地压着特殊的专制主义枷锁。《生产者》（Producteur）^[39]说：“在实业发展道路上步英国后尘的其他国家应当明白，必须力图阻止这种制度在它们自己国土上产生。”^[40]能够成为阻止其他国家产生英国制度的唯一有效障碍就是圣西门主义的“劳动组织和劳动者组织”。^[41]随着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德国成了幻想绕过资本主义的主要舞台，以自己的空想主义者为代表的德国，长期固执地把自己同“西欧”对立起来。德国空想主义者说，在西方国家，新社会组织理念的代表是工人阶级，在我国则是有教养的阶级（即俄国称之为知识分子者）。正是德国“知识分子”被认为赋有使德国躲过资本主义灾难的使命。^[42]对于德国空想主义者们说来，资本主义是如此可怕，以致为了避开它，他们宁愿在万不得已时容忍全面的停滞状态。他们议论说，立宪制度的胜利会导致财阀的统治。因此最好是不要有立宪制度。^[43]德国不曾绕过资本主义。现在谈论同样要绕过资本主义的是俄国的空想主义者。空想主义的理念就这样从西方旅行到东方，虽然到处都出现了这些理念加以反对并与之进行斗争的同一个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前兆。然而这些理念越是走向东方，就越是改变它们的历史意义。法国的空想主义者在当时是果敢的、天才的革新家，德国人则比他们差得多；至于俄国的空想主义者，现在所能做的只是拿自己古老的面孔来吓唬西方人士。

　　有趣的是还在法国启蒙派那里就已经有避免资本主义的思想。比方霍尔巴赫对立宪制度在英国的胜利导致卑污的商人利益的全面统治就十分伤心。很使他担忧的是英国人孜孜不倦地寻找新的市场这个情况。这种对市场的追逐使英国人脱离哲学。霍尔巴赫也谴责存在于英国的财富不平等。他，正如爱尔维修一样，想促成理性和平等的胜利，而不是商人利益的胜利。然而无论霍尔巴赫，还是爱尔维修，或者启蒙派中间任何一个人，除了对理性的颂词以及对“英格兰人民”^[44]劝谕性的教诲，拿不出任何东西来对抗当时事物的进程。在这方面，他们就像我们现代的俄国空想主义者一样如此束手无策。

　　还讲一点意见，我们就结束空想主义者了。“人性”观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招致了生物学比喻的滥用，这种现象至今在西方社会学著作，特别是在俄国准社会学著作中还有很强烈的影响。

　　如果整个历史的社会运动的谜底应当在人的本性中去寻找，以及如果像圣西门早就正确指出过的，社会由个体组成，那么个体的本性也应当提供说明历史的钥匙。个体的本性是由广义的生理学即同时也包括心理现象的科学来研究的。这就是为什么生理学在圣西门及其学生们心目中成了他们称之为社会物理学的社会学的基础的原因。圣西门生前并在其最积极的参与下早已出版的《论哲学、文学和实业》（Opinions philosophiques, littéraires et industrielles）中刊登了一篇非常有意思、可惜没有完成的一位匿名医学博士的论文，题目是：“论生理学之应用于改善社会设施”(Dela physiologie appliquée à l’maélioration des institutions sociales)。作者把关于社会的科学当作“一般生理学”的组织部分进行研究，这种生理学为“特殊生理学”对个体的观察和试验所充实，于是“醉心于思考高级的秩序”。对于一般生理学说来，个体“只是社会躯体的器官”，它研究社会躯体的功能，正如特殊生理学研究个体的功能一样。一般生理学研究（这位作者说的是——表述）社会存在的法则，而成文法则应当与这些法则相适应。后来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例如斯宾塞，利用关于社会有机体的学说作出了最保守的结论。然而我们所引述的这位医学博士却首先是改革家。他在社会改造的种种形态中研究“社会躯体”，因为只有“社会生理学”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卫生学”才会提供“能够据以建立文明世界现代状况所需要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实际基础”。不过看起来社会生理学和卫生学给这位作者的改革幻想提供的精神食粮并不多，因为他终于认识到不得不求助于医生，即求助于同个体有机体打交道的人们，请他们给社会提供“社会制度的体系”“作为卫生处方”。

　　这种对“社会物理学”的观点，后来为奥·孔德在其各种著作中反反复复地一再重述，或者如果您愿意说的话，为他所发展。这就是他还在年轻时代（当时在为圣西门主义者的《生产者》撰稿）关于社会科学所说的话：“作为人类现象的社会现象无疑地应当属于生理学的现象。不过虽然社会物理学应当因此在个体生理学中有自己的出发点，并且同它有经常的联系，但仍应把它当作完全独立的科学进行考察和分析研究，其原因就在于各个不同时代的人们互相间发生累进的影响。如果坚持纯粹生理学的观点，就不可能好好地研究这种影响，而在社会物理学中应当把理解这种影响的作用放在主要地位”。^[45]

　　请看，从这种观点来观察社会的人们会陷入怎样的没有出路的矛盾中。

　　第一，既然“社会物理学”有个体生理学“作为其出发点”，它就建立在纯粹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在生理学中是没有唯心主义对象观的地位的。然而同一个社会物理学应当主要从事于弄清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累进影响的意义。这一代影响着下一代，他把自己从前一代那里继承下来的那些知识以及他本人所获得的知识都传授给下一代。所以，“社会物理学”从知识发展的观点以及一般说来从“教育”发展的观点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这已经是纯粹的十八世纪唯心主义观点：意见支配世界。当我们按照孔德的建议把这个唯心主义观点同对个体生理学的纯粹唯物主义观点“紧密联系”以后，我们原来是地地道道的二元论者，而且没有任何东西比仔细研究这种二元论对例如同一个孔德的社会学观点的有害影响更为容易的了。然而这不是一切。要知道，十八世纪思想家们早已指出，知识发展中有某种规律性。孔德牢牢地坚持这种规律性，他把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这个赫赫有名的三阶段规律提到首位。

　　然而究竟为什么知识的发展正是通过这三个阶段呢？人类智慧的本性就是如此，孔德回答说：“人类的智慧按其本性在其活动的一切地方都通过三个不同的理论状态”。^[46]很好；可是为了研究“本性”，我们必得求助于个体生理学，然而个体生理学却不会给我们提供充分的解释，于是我们重新援引“诸代人”，而“诸代人”则要我们去找“本性”：这自命为科学，可这里并没有科学的踪迹：这里有的只是在没有出路的圈子中永无休止的运动。

　　我国似乎独创的“主观社会学家们”整个站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空想主义者的观点上。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自己的叙述说：“还在诺任的影响下和部分地在他的领导下，我对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界限以及它们接近的可能性的问题感到了兴趣……与诺任的一类思想的交往带给我的益处我无法足够高度地评价，不过这些思想中毕竟有许多偶然的东西，部分地因为它们在诺任本人那里还只在发展，部分因为他对自然科学领域不大在行。其实，我从诺任那里得到的只是向一定方向的推动，不过这种推动是强健的、坚定的和有益的。我并不想专门搞生物学，但是我按照诺任的指点以及似乎是按照他的遗嘱读了许多东西。这种新的读书气象对我以前搜罗的那大量不过是杂乱的、部分简直是无用的实际材料和思想材料产生了特殊的、使我异常着迷的影响。”^[47]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其论文集《交替》中假托布哈尔采夫之名描述了诺任。布哈尔采夫“幻想过借助自然科学来改革社会科学，并且已经制订了改革的广泛计划”。这一改革活动的方式如何，从下文可以看出。布哈尔采夫把广博的动物学论文从拉丁文译成俄文，并给译文加上自己的注释，在注释中他决定“放进自己全部独立工作的成果”，还对注释作出“社会学”性质的新注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热心地向读者介绍第二层的这些注释之一：“我一般地不能在自己对范-德尔-海文的补充中过分地醉心于对应用所有这些纯解剖学问题去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论见解和理论结论。因此我只是再次请读者注意，我全部解剖学和胚胎学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找社会生理学的种种规律，因之我以后的全部著作自然都将建立在我这本书中所叙述的科学材料之上。”^[48]

　　解剖学和胚胎学的“主要目的是寻找社会生理学的种种规律！”这个说法很笨拙，不过对于空想主义的社会学家仍然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他建立起解剖学理论，他准备依靠这个理论，为他周围的社会写出一系列“卫生处方”。在他那里，社会“生理学”也归结为这些处方。布哈尔采夫的社会“生理学”其实不是“生理学”，而是我们已经熟知的“卫生学”，不是关于现有事物的科学，而是根据同一位布哈尔采夫的“解剖学和胚胎学”理论本应所是的科学。

　　虽然布哈尔采夫是从诺任那里抄袭来的，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艺术创作的产物（如果应用于所引证的论文集时只能说是艺术创作的话）。因此就是他的笨拙的注释，也许实际上任何时候都不曾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注释就更可以说明用十分尊重的口吻说到它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特征。

　　“我有时还是在著作中遇到对这位难以忘怀的朋友兼师长的思想的直接反映”，用其名义进行叙述的特姆金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过去和现在都反映了布哈尔采夫和诺任的思想。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有自己的“进步公式”。这个公式说：“进步是朝不可分的整体、朝各器官之间可能充分的和全面的分工和人们之间可能更少的分工逐渐接近。一切阻碍这一运动的东西都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有害的、非理性的。只有减少社会的不同种类性，从而加强社会各成员的不同种类的东西，才是道德的、正义的、理性的和有益的。”^[49]

　　这个公式能有怎样的科学意义呢？它是否说明社会的历史运动呢？它是否说明社会的历史运动是这样而非另样进行以及为什么这样而非另样进行呢？丝毫没有，而且它的“主要目的”并不在此。它说的不是历史曾是怎样进行的，而是它理应如何进行，以便值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赞许。这就是空想主义者根据“对器官发展规律的确切研究”臆想出来的“卫生处方”。这正是医生圣西门主义者发现了的东西。

　　……“我们说过，在社会学中唯一地使用客观方法，如果这是可能的话，等于把尺寸同斤两相加，由此得出的也并不是客观方法应当完全从这个研究领域离得远远的，而只是这里最高的监督应该属于主观的方法。”^[50]

　　“这个研究领域”正是合乎愿望的社会的“生理学”，即空想的领域。不用说，在这个领域使用“主观的方法”会使“研究者”的工作变得很容易。然而这种使用完全不是建立在任何“规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红色虚构的魔力”的基础上；谁一旦陷入这种魔力，他就甚至不会起来反对在同一‘领域’使用（诚然，根据不同的权利）两种方法，主观和客观方法，虽然类似的方法论上的混乱乃是真正的“尺寸和斤两相加”。^[51]

^[1] 在爱尔维修《论人》（De l’Homme）一书中就这种“完美立法”的详细方案。拿这个乌托邦跟十九世纪前半期的乌托邦对比一下，会是极为有意思和极为有教益的。然而遗憾的是，社会主义史学家和哲学史家迄今为止都根本没有想到去作类似的对比。只拿哲学史家来说，顺便讲一句，他们以最不能容忍的方式轻视爱尔维修。甚至安详而温和的朗格，除了“肤浅的爱尔维修”之外没有为他找到别的特征．绝对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比所有的人都更公允地对待了绝对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作者原注

^[2] “是的，人是由万能的社会或万能的教育造成的，教育这个词取其最广泛的意义，即不仅指学校的或书本的教育，还包括人们和事物、事变和环境给予我们的教育，教育对我们的影响从襁褓时就不会停止任何一分钟。”参见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中译本可参阅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二、三卷，第129页】。——作者原注

^[3] 参看《生产者》（Le Producteur），第1卷，巴黎，1825年版，序言。——作者原注

^[4] “我的目的，是要对傅立叶从人类天性的规律推导出来的社会组织作一个简明易懂的扼要陈述。”参见维·孔西得朗（V. Considérant)：《社会命运》（Destinée Sociale，第1卷，第3版，宣言“最后，该是对以下一点取得一致的时候了：在创立法律之前．是否应该探问一下人的真正本性，以便使本身能够变化的法律同不变的和独立自主的本性协调起来呢？”参见《关于傅立叶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亨利·高尔塞著，巴黎，1844年版，第35页），作者写这本书是捍卫傅立叶主义。——作者原注

^[5] 《生产者》，第1卷，第139页。——作者原注

^[6] 我们讲复辟时代历史学家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要在经济学家身上也指出这一点，那是很轻而易举的。当经济学家捍卫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反对反动派和社会主义者时，他们正是把这个制度当作最符合人性的制度来捍卫的。寻找抽象“人口规律”的努力，不管这些努力是来自社会主义者阵营还是来自资产阶级阵营，都是同把“人的本性”看作社会科学基本概念的观点紧密联系着的。为了相信这一点，只要把与此相关的马尔萨斯学说同葛德文或注释约·斯·穆勒著作的作者*的学说这两方面加以对比就足够了。无论是马尔萨斯还是反对他的人，都同样在寻求统一的所谓绝对的人口规律。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看法则不同：它知道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人口规律。不过这是后话了。——作者原注【* 约·穆勒著作注释的作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写了一系列的文字批判马尔萨斯主义。参看《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国家文学出版社1949年俄文版，第251—334页。——俄文版编者注】

^[7] 在这方面，爱尔维修对孟德斯鸠提出的责备是极有特征意义的：“孟德斯鸠在其关于《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中没有充分估计种种幸运的偶然事件在这个国家历史中的作用。他陷入了想对一切都作出解释的思想家最常犯的错误，陷入了忘记人的本性而给人民代表以不变的政治形态和划一的原则的书斋学者的错误。而事实上常常是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裁定领导着这些称为元老院的重要会议“。（参见《思想与沉思》，载《爱尔维修全集》，第3卷，巴黎，1818年版）读者，这是否使您想起现今在俄国时兴的“英雄与群氓”的理论呢？*请等一等，往后的叙述还会不止一次地指出，俄国“社会学”中原创的东西多么稀少。——作者原注【“英雄与群氓”一词是米海洛夫斯基在他写于1882年的同一标题的文章中首次使用的。〔此文的中译全文刊登在《俄国民悴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3—906页。〕——俄文版编者注】

^[8] 《文学的、哲学的和经济的观点》（Opinions littératres， philosophiques et industrielles），巴黎，1825年版，第144、145页；又比较《实业家的政治问答》（Catéchisme politique des industriels）。——作者原注【参阅《圣西门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版，第304页】

^[9] 有益的东西——这就是生产。——作者原注

^[10] 政治……这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作者原注

^[11] 圣西门把唯心主义历史观推到极端。在他那里，不仅观念（“原则”）是社会关系的最后基础，而在诸观念中则让“科学的观念”即“世界的科学体系”起主要的作用，从科学的观念中产生宗教的观念，而宗教观念反过来又制约着人们的道德观念。这是同一时期也在德国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唯理智论，不过它在德国哲学家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形态。——作者原注

^[12] 李特列强烈地反对雨巴，当后者提到这个抄袭时，他认为圣西门只有“两阶段规律”，即神学阶段和科学阶段，弗林特引用李特列的这一意见时指出：“当他谈到圣西门著作的任何一篇都没有提到三阶段规律时．他是对的”。（《法国和德国的历史哲学》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nce and Germany，爱丁堡和伦敦，1874年版，第158页）我们且从圣西门那里摘引以下的话来同这个见解作一对照：“哪个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或生物学家不知道长期以来当人类理性尚未从纯粹神学观念过渡到实证观念以前，就在每一个科学部门使用了形而上学？凡是研究过科学史的人，谁不确信这种中间状态对于过渡是有用的和绝对必不可免的呢？”【Du systeme industriel，即《论实业体系》，可参看《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3页。】三阶段规律在圣西门心目中曾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致他准备用它来说明纯粹政治现象，比如法国革命时期“法律家【指西欧中世纪那些主张实行罗马法，反对教会法，支持王权的一批人】和形而上学家”的統治。弗林特如果仔细读读圣西门的著作，是不难“发现”这一点的。然而遗憾的是，写出人类思想的学术史比研究人类思想发展的真实进程要更容易得多。——作者原注

^[13] 后来蒲鲁东从他那里借用并歪曲了这个思想，根据这个思想创立了自己的无政府理论。——作者原注

^[14] 《组织者》（L’organisateur），第119页，构成《圣西门与安凡丹全集》20卷中《圣西门著作集》第4卷。——作者原注

^[15] 参见《论动产和不动产的租金之逐步降低》（Considérations sur la baisse progressive du loyer des objets mobiiliers et immobiliers），载《生产者》，第1卷，第564页。——作者原注

^[16] 特别参阅论文《论进步与政治经济学》（considerations sur les progres de l’ economie politique），载《生产者》，第4卷。——作者原注

^[17] 诽谤者、告密者，指古代雅典职业的爱打官司的人和告密者。——俄文版编者注

^[18] 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俄文版编者注

^[19]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圣彼得堡，1888年俄文第2版，第239-240页。——作者原注

^[20]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这里指罗伯特·欧文以及他的学生汤普逊、托马斯·霍吉斯金、约翰·格雷等人。——俄文版编者注

^[21] 《我们的方向》，圣彼得堡，1893年俄文版，第138页。——作者原注

^[22] 同上书，第9、13、140页和其他各页。——作者原注

^[23] 同上书，第143页以下。——作者原注

^[24] 用米海洛夫斯基的方法，二元论的表现是肯定存在着两个真实者，即“真理——真实者”（现实的东西）和“正义——真实者”（应有的东西）。——俄文版编者注

^[25] 十八世纪启蒙派完全是同样自相矛盾的，不过他们的矛盾表现在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国家不进行干涉，然而有时又要求立法者制订微不足道的规章条例。启蒙派也不清楚“政治”（他们认为是原因）和经济（他们认为是结果）的联系。——作者原注

^[26] “教条主义者”，指在复辟时代法国政治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团体。这些“教条主义者”是民主制和共和制的凶恶敌人。他们否定革命原则本身以及革命的正当性，但是承认新的公民秩序，即新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俄文版编者注

^[27] 康斯坦如格罗，果戈里小说《死魂灵》第二部中的人物。——俄文版编者注

^[28] “在或多或少遥远的未来，圣贤们说，一切可能性都必定实现：凭什么要对人类未来的幸福感到绝望呢？”【参阅《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33-534页。】——作者原注

^[29] 阿喀琉斯（Achilleus），荷马《伊利昂记》中围攻特洛伊人最勇敢的英雄之一。他的母亲忒提斯女神希望他长生不老，把他倒浸在冥河的圣水中，只有忒提斯抓着的脚踵没有碰到水，因而该处最易受伤。后来阿喀琉斯因脚踵被帕里斯的箭射中而死，因而产生“阿喀琉斯的脚踵”一说，意为“致命的弱点”。——译者注

^[30]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俄文第2版，第102-103页。——作者原注

^[31] 引自涅克拉索夫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第4部第4章，【该书中译本参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437页。】——俄文版编者注

^[32] 自由思想的民粹派分子曾寄予希望的农民土地银行，是沙皇政府1882年似乎为了帮助农民购买土地而设立的．事实上这个银行迎合贵族意旨，抬高地主土地价恪，成了在农村中培植和加强富农分子的工具。——俄文版编者注

^[33] “兴高采烈的人”和“说空话的人”两词出自涅克拉索夫的诗篇《称雄一时的人物》：“让我离开兴高采烈的人、说空话的人和双手沾满鲜血的人，进入那些为爱的伟大事业而牺牲的人的营垒！”——俄文版编者注

^[34] 无裤党人，一译长裤党人，或译无套裤汉、长裤汉。十八世纪法国，贵族穿丝绒短套裤，平民穿粗布长裤。起初贵族讥称平民为“无套裤汉”。后来革命时期就成了所有革命者、爱国者、共和主义者的代称。——译者注

^[35] 尼古拉-逊：《我国改革后社会经济概论》，圣彼得堡，1893年俄文版，第322-323页。——作者原注

^[36] 同上书，第343页。——作者原注

^[37]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尼古拉逊（即丹尼尔逊），饿国民粹派分子，是第一个把马克思《资本论》翻译成俄文的人，并因此获得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虚名。《资本论》第1卷（他和格尔曼·洛帕廷合译）出版于1872年，第2卷出版于1885年，第3卷出版于1896年。因此尼古拉·逊与马克思、恩格斯就有了热闹的相互通信。——俄文版编者注

^[38] 与此相适应，尼古拉-逊的实践计划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着例如以普鲁加文为代表的我国空想主义民粹派分子早已自然是毫无结果地提出的那些要求。“社会—国家活动（正如您现在看到的那样，这里既没有忘记社会，也没有忘记国家）在工厂经济领域中的最终目的和任务应该是：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利益赎买一切劳动工具，并把它们提供给人民以作临时租用；另一方面，建立这样的生产条件组织〈普鲁加文先生想简单地说：生产，可是按照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首的所有俄国著作家的习惯，他用了‘生产条件’一词，但并不理解该词的意义是什么），该组织的基础是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不是在国家经济力量的商品资本主义组织的条件下发生的市场、销售和竞争的利益。”（维·斯·普鲁加文：《展览会上的手工业者》，莫斯科，1882年俄文版，第15页）让读者把这个地方同上面从尼古拉-逊先生的书中所作的引文比较一下。——作者原注

^[39] 《生产者》，圣西门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25-1826年在巴黎出版。该杂志是圣西门去世前亲自创立的，由他的学生巴扎尔、安凡丹、罗德里格等人编辑。该杂志的题词是：“盲目的传统一直求之于过去的黄金时代就在我们眼前。”——俄文版编者注

^[40] 《生产者》，第1卷，第140页。——作者原注

^[41] 关于这个组织，请看1831-1832年《地球》（Globe），在那里甚至从预备的、过渡的种种改革方面对该组织作了详细的叙述，（《地球》，1824年由比埃尔·列卢所创立，1831年起是圣西门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作者原注

^[42] “我们的经济学家们用全部力量企图把德国提高到英国现在还借以对其他一些国家进行统治的那种工业发展水平。英国是他们的理想。自然，英国乐于自我欣赏；英国在世界的各个部分都有自己的领地，它能够到处加强自己的影响·它有最丰富的商舰和军舰，它知道在缔结商约时如何哄骗立契约的人，它拥有最善于趁机谋利的商人、最大的资本家，最会发明的头脑、最好的铁路、最完善的工程设备．自然，如果从这个观点看英国，——它是幸福的国家，不过还有另一种观点，从这种观点看这个国家的幸福大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它的不幸所掩盖。英国同时也是这样的国家，那里贫困达到了很高的程度，那里大家知道，每年都有千百万人死于饥饿，那里成万的工人拒绝工作，因为尽管他们全力劳动和备受折磨，却得不到足以保障自己过最穷困生活的工资。英国是这样的国家，那里以捐税形式来救济穷人的慈善事业不得不变成徒具形式的法律。经济学家，看看摇晃的、弯曲的、佝偻的身影吧，看看苍白的、忧郁的、有痨病的面容吧，看看他们全部的精神贫乏和身体穷困吧，在这以后难道您还想要使德国成为第二个英国吗？也只有通过灾难和不幸英国才能达到这样的工业繁荣．也只有通过同样的牺牲德国才会达到类似的结果，换言之，达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状态。”（《特里尔报》，1846年5月4日）——作者原注

^[43] “如果立宪主义者成功地推翻了德国政府，并且建立起一般的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那么我们就会像在法国一样有金钱贵族，最好还是让它像至今以前的那样吧：”参看乔治·毕希纳（Georg Buchners）：《全集》（sammtliche Werke)．由弗兰佐夫编辑出版，第122页。——作者原注

^[44] Albion（阿尔比昂），古希腊人对不列颠群岛的称呼【即英格兰的古名】。——俄文版编者注

^[45] 《论科学与学者》（Considérations sur les stiences et les savants），载《生产者》，第1卷，第355-356页。——作者原注

^[46] 《论科学与学者》，载《生产者》，第1卷，第304页。——作者原注

^[47] “文学与生活”，载《俄罗斯思想》，第4册，1891年版，第195页。——作者原注

^[48]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4卷，俄文版第2版，第265-266页。——作者原注

^[49]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4卷，俄文版第2版，第186-187页。——作者原注

^[50]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4卷，俄文版第2版，第185页。——作者原注

^[51] 其实词语“客观方法”、“主观方法”本身已经至少是很大的术语混乱。——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