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威

（载1902年1月1日《火星报》第14期）

　　一天一天的过去，然而一天比一天不同。自认为是有经验的“实践家”的人们也许早就力图使“理论家”相信，“向俄国工人群众谈论消灭资本主义、谈论社会主义，最后谈论消灭专制制度——一般说来是荒唐的事”，他们尖锐地指责“劳动解放社”，说它似乎想“在乌拉声中攻下专制制度”。现在这些“批评家”的声音已经彻底消沉了，现在甚至不可救药的“经济派分子”也力求使自己的言论带上政治色彩，而且看来现在实际上出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专制制度可以靠一次坚韧的努力“在乌拉声中”攻下来。谁提醒这些人，说我们对沙皇制度的胜利尚未临近，他们就指责谁给革命者“泼冷水”。这当然是轻率的指责：关于他们面临长期斗争的任何提醒都不是给严肃的革命者泼冷水，而这样的提醒能够使谁感觉受到压抑，谁的热情就只是表面的。战胜敌人的不是那些天天强调我们正处在“革命前夜”的人，而是那些准备孜孜不倦地完成一切为革命前夜最迅速的到来所必需的——无论是愉快的还是枯燥的——工作的人。那些刚刚离开自己农村的十字军骑士没有到过巴勒斯坦，每看到一座钟楼就问：“这是不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那些有经验的战士攻下的，他们知道自己面前的路程，并采取措施来克服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在我们的事业中，欺骗自己对于我们来说比我们阴险的敌人的所有军事诡计都要危险。

　　作为1901年开始的标志的示威在年底再次发生了。一切都使人想到，在新的1902年里将有和前一次同样激烈的示威，如果不是更大规模的话。工人阶级将最积极地参加示威；它的大部分是示威的主力。但它不会用空话欺骗自己：工人阶级参加示威的其实只是自己的某些阶层。就自己的整体来说它还没有动起来。作为这一原则的例外，也许只有著名的莫斯科动乱。正是并非全体工人群众都参加示威这种情况说明警察暂时还很容易对付“秩序的破坏者”。它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遇到反击。而反击在心理上是必要的，因为如果长期还不进行反击，那么示威就会失去自己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并且在他们的心目中就会获得将证明根本不可能公开反抗政权这样一种经验的意义。那时自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一些斗争形式：它们使革命者同工人群众疏远并极大地妨碍他们解决他们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的最重要的任务：有条不紊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无产阶级阶级觉悟全面发展的任务。谁善于珍视示威的教育意义，谁愿意保持示威的这种意义，他就应该竭尽全力使示威越来越具有群众性。在群众性示威还不可能的地方，最好暂时不要上街。然而在那里应以更大的精力立刻着手为群众性示威做准备。

　　到目前为止对事情的这个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我们面前放着一封信，它是《火星报》编辑部几个星期前从一个有大学的俄国城市收到的，它绝妙地证明了我们言论的正确。信的作者说：“这里现在又开始了有可能发展成为新的‘群众性骚乱’的学潮。看来早就应该向工人散发叙述大学生中间发生的事件的过程、解释骚乱的原因等等的传单，但是任何类似的事情都没有做。我不知道用什么来解释这种情况……为什么不把大学生们怎样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告诉工人，为什么不阐明他们同国民教育部的斗争在所有反对派分子同政府的总斗争中的意义，为什么不指出各个城市的学生们的坚忍不拔和相互支援？……知识分子似乎对聚集在他们的小圈子内的两三百名工人都了解他们这个圈子所创造的一切感到满足……消失在这些特选者后面的那些群众，跟他们是不相干的……”。

　　我们不想保证这段描述没有任何夸大。绝对不想！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密切和认真地观察他所珍重的事业的进程从而对他发现的种种过失和缺点特别感到惊讶的那种人的口头和笔头上，夸大是完全可能的。然而相信作者所指出的那些缺点和过失确实存在，这对我们说来是不容置疑的。群众中的政治鼓动还不够周密、广泛和系统。工人群众就整体而言还不大知道在已经充满“群众性骚乱”精神的那些居民阶层——工人和知识分子中正在做什么。因此他们并未给这些阶层以他们能够给予和本来应当给予的那一切支持。如果示威之前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了像在大学生中间进行的那种周密的、系统的和广泛的鼓动，——在大学生中间每次大的示威之前都要举行许多有准备的协商和会议，——那么响应我们号召的就不会是几千工人，而是几万工人，那时我们就会同我们的“镇压者”进行完全不同的谈判。

　　为准备合乎目的的示威而在群众中进行周密、积极和广泛的鼓动，其前提是革命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严密坚固的组织的存在，这当然是对的。而没有这种组织，现在对我们说来一般是应付不了的。

　　再说一遍：现在示威应该具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性。但这是不够的。在每次示威中应该善于用有组织的反抗抵御警察的暴行。怎样组织反抗呢？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自然将由经验提供。然而为获得经验不得不付出异常昂贵的代价。因此我们应该事先细心听取来自我国现时政治制度的反对者营垒的一切实际的启示。

　　不那么久以前在国外出版的小册子《关于街头群众性骚乱（一个军人的想法）》就怎样抵抗沙皇政府有组织的和武装的力量问题向我们提出某些建议。诚然，这位小册子的作者正赶在这样的时刻尚未到来并且暂时还不知道何时到来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建议在人民同军队斗争一开始的时候尽可能迅速地“取缔”民政、警察和军事当局。这个建议本身很不坏。当革命社会民主党牢固地组织起自己的力量，取得对人民群众、从而也对社会事件整个过程的决定性的影响，有力量发动武装起义，以便给予奄奄一息的沙皇制度以最后的致命打击的时候，它大概也会采取这位作者所推荐的这一勇敢的步骤。这将是幸福的时刻。然而现在我们不得不给自己提出一些比较谨慎的实际任务，不预先解决这些任务，上述幸福的时刻对我们说来任何时候都不会成为现实。在这些任务中占据最首要地位的一个任务，我们认为是组织对当权者的这样一种反抗：它将不是——暂时还为时尚早的——公开的起义，却会保证示威参加者有可能好好地还击警察和哥萨克匪帮。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上述小册子作者的建议远不是没有益处的。例如他写道：“在现今普通百姓中有一种从能够对抗军队势力的实力观点看来很珍贵的成分……在工人中有不少各兵种的预备军官。有步兵，有骑兵，有炮兵……来自预备军官的工人们按各兵种集合起来，分成十人一组，以选出的长官为首，他们在骚乱时将是分散的乌合之众自动聚合的中心。

　　“和平时期组织起来的‘十人小组’在骚乱时期就是人民军队的骨干。

　　“‘十人小组’的成员们彼此间一定会很了解，一定能够互相信任，并且充分地互相依靠……在战斗时，十人小组的成员们无论如何都会团结在一起……”

　　在小册子的另一个地方，作者提请自己的读者注意把铁丝网横拉在街上（离地一俄尺【1俄尺＝0.71米。——译者注】）可能带来的好处。按照他的意见，这种铁丝网会妨碍骑兵和炮兵的行动，会引起对革命者非常有益的混乱。

　　最后还要指出我们这位作者这样一些建议：“应当从四面八方包围步兵，紧紧地合拢，切断士兵彼此间以及和他们的军官之间的联系”。

　　“也应当事先开导士兵们说，人民打击的对象不是他们……”

　　这一切很像是十足的和极其有益的真理，我们衷心为这位“军人”先生的“想法”而感谢他。

　　当然，问题不在于细节。预备兵可以不按“十人一组”而按任何别的方式组织起来。除了十人小组还可能产生、而且大概产生了由工人和大学生组成的其他一些战斗单位。很可能这后一类战斗队甚至更加适合我国革命环境的性质。但确实无误的是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在示威时着手组织反抗了。当我们组织起反抗时，警察的拳头和哥萨克的马鞭便不再不受惩罚地在大学生、工人和“旁观者”的头上和背上挥舞。

　　关于建立机动战斗队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益处的这些见解，再次使我们得出必须把革命社会民主主义力量普遍地集中地组织起来的思想。提出这个思想等于重弹老调。但是老调重弹在这种场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怕重弹老调。我们将怀着不由自主地每天向自己的主人重复说“陛下，记住雅典人”的那个波斯人的耐心，自愿地对我们的同志们反复说：记住，我们应该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