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的论战

（载1902年8月1日《火星报》第23期）

　　第20期《火星报》社论引起了所谓“社会革命党人战斗组织”的不满。这个组织责备我们，说我们指出4月2日事件和政府对待青年学生的反动政策之间的联系，是对这一事件作了不正确的阐述。这个“组织”纠正我们说：“C·B·巴尔马绍夫首先是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他不是作为大学生，而是作为社会革命党人战斗组织的成员，根据该组织的决议并在其直接协助下杀死内务部长的……C·B·巴尔马绍夫是党的战斗组织决定的执行者，而作出这一决定的种种动机，首先应该求之于该组织的正式声明，而不是求之于随便什么样的不知道有什么根据的猜测和假定。”

　　朱庇特，你生气，就是说你错了。

　　已故C·B·巴尔马绍夫之所以采取这些决定，其动机应该到他自己的言论中去寻找：只有注意到这个根源，我们才不会由于任意的猜测和“不知道根据什么”的声明而有犯错误的危险。

　　C·B·巴尔马绍夫本人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他在法庭上断然肯定说，他“唯一的同谋和助手就是俄国政府”。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组织”，看来连这个组织及其决议的存在他始终都是不知道的。

　　人们对我们说，C·B·巴尔马绍夫首先是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我们愿意相信他是社会主义者，同时我们也没有丝毫嗜好而且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怀疑他是革命者。但我们不知道怎么可以看出他是“社会革命党人”【социалист-революционер，通译“社会革命党人”，直译“社会主义者—革命者”。社会革命党是1901年建立的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以土地社会化和建立联邦政府为主要纲领。该党搞过几百次政治暗杀，从未完全放弃恐怖策略。本书除个别地方为行文方便对此词采用直译外，一般均译作“社会革命党人”。——译者注】。我们担心正是这个论断建立在“不知道有什么根据的猜测与假定”之上。

　　其次，有人申斥我们说，巴尔马绍夫不是作为大学生，而是作为“战斗组织”的成员谋杀内政部长的。然而如果C·B·巴尔马绍夫之属于这个组织不应受到怀疑的话，——但我们已经知道，这是非常可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于政府迫害大学生与4月2日枪击事件之间的因果依赖关系的看法就仍然会是完全驳不倒的了。要知道巴尔马绍夫的确是大学生，而且他的确亲身经受了针对我国青年学生的种种迫害的全部苦难。这些迫害使他变成了革命者，而他在成为革命者之后，也就能够接近“战斗组织”了（但这是同他自己的声明根本矛盾的）；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这一切丝毫不表明他的决定的形成跟我国反动派对我国高等学校的“衷心监护”没有关系，这一切也丝毫不表明我们弄错了。

　　战斗组织继续说：“内政部长西皮亚金被杀死了，要对此负责任的是无数触目惊心的暴行，在这些暴行面前，甚至一切专门针对骚乱学生的残酷措施也会黯然失色。”

　　可是我们绝对不会说，C·B·巴尔马绍夫要惩处西皮亚金，只是为了大学生。“战斗组织”根本不理解我们的社论。巴尔马绍夫在给自己那支用来进行惩处的左轮手枪装子弹时想到的乃是整个受压迫的俄国的灾难，然而要知道早已发展得超出“学院式自由”的狭隘要求的俄国全体先进大学生们所想的也就是这些灾难。那时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会感到惊讶：如果我们说我国大学生们（他们中间最先进的分子也不例外）的革命情绪首先是由它自己的作为学生“阶层”的处境的反常状态引起的。不知为什么“战斗组织”没有注意“首先”这两个子。这些字表明我国大学生所遭受的迫害是他们革命思想觉醒的最切近的原因。而一旦革命思想觉醒了，十分自然的是它不会限于纯学院式的要求。它会揭示青年学生特殊的状况和整个国家一般的状况之间的因果依存关系；它会提出政治的或者甚至社会政治的要求。巴尔马绍夫本人的例子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对他的案子的起诉书从他的一份手稿中引用了一段有意思的文字：“大学生们意识到，……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制度得到一小撮有其个人的极端自私的利益的人的支持。大学生们等到了猛烈的镇压，……俄国政府想拿它自己制定的残酷的法律来换更不人道的法律，……学院制度的改变只有随着整个社会制度的改变才是可能的，所以大学生们应当力求消灭现时的君主制度。”

　　这段话异常清楚地表明，正是俄国大学生反常的处境成了C·B·巴尔马绍夫革命思想的出发点 [1] 。“战斗组织”引证说，巴尔马绍夫在给自己双亲的信中写道，他将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改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命运的伟大事业”。这是神圣的语言；但是这些神圣的语言丝毫驳不倒我们。德国大学生卡尔·桑德1819年3月击毙科采布后用当时革命歌曲的一句歌词对自己说：Ein Christus Sollst Du Sein，意思是说，你应该成为基督；你应该为穷困的和受苦难的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正是C·B·巴尔马绍夫所写的话。

　　而且同一个桑德在坚决击毙科采布以后退出了学生组织，退出的理由是他想成为替全体人民复仇的人。

　　卡尔·桑德的心理同C·B·巴尔马绍夫的心理一模一样，其实很久以前所有中学生（理解力最低的中学生也不例外）都知道，要对科采布之死负责的首先是把当时德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以警察的迫害来对付当时德国大学生最自然又最必然的要求的那个反动集团的顽固不化。

　　所谓的“战斗组织”对它着手要正确加以说明的那个事件的历史意义理解得很差。我们斗胆地认为，我们多少已经向它说明了这个意义。然而如果它现在还有什么不明白，我们准备继续为它效劳。

[1] 也许有人要对我们说，起诉书的作者可能不正确地引用了C·B·巴尔马绍夫的手稿。但这位巴尔马绍夫并不认为有任何必要对引用的段落提出抗议（如果这段话是起诉者杜撰的，他一定会抗议的），用某种解释对它进行补充。因此我们有权假定，这段话正确地表达了他的思想。